“怀念过去要做什么，过去的东西都要淘汰了”，影片里姨婆这样说，但层累的情感的矛盾应该这样化解吗？空洞而沉默地面对过去，是最为粗暴残酷的方式。

·镜头前的不可言说

导演面对与母亲这么长时间的彼此沉默和隔阂，想通过摄像机的媒介让她有了隐身在摄影机背后的机会，在把自我对象化的时候往往会摆脱深陷其中的不自在和对话的焦虑，从而能够讲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不会表达的问题，看似稀松平常但在这个家庭中呈现出来的日常对话是需要鼓气多大的勇气，才能去揭开过去烙下的创伤和屈辱，“什么都不说，反而让我们记得更清晰，一直都被困在这里没有真正离开过”，相比于女儿更为自觉地迫切的有些许安全屏障的袒露，对于母亲来说是更为困难的，习惯性的要选择回避，仿佛不去面对孩子就不会存在那些问题，因此要刻意疏远从不会有情感表达，她在另一个情感空间里可以用另一个异于母亲的身份生活，她说她领养了两个小孩，她说结婚是因为和当时的女朋友赌气，这另一重自我是生活里为数不多的亮色，这也是纪录片中很明亮快乐的一段，她在女朋友面前会变得非常多情温柔，会给女朋友用手洗衣服，会叫她们宝贝，会发自内心地笑。

这种情感诉求和表达真实而令人心酸，人怎么会生活得这么复杂，她不会选择跟女儿们说起自己这些事情，她一次次地要拒绝镜头拒绝交谈，并不是真的不爱女儿，不是她情感能力欠缺，是她缺少一种交流表达的通道，“有些话就是放在心里不想说，不想说有的没的”，她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自己的这样的生活，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是社会塑造的情感结构本身就是一种扭曲的缺失，就像导演在采访母亲家人的时候，面对母亲性向的问题都连忙说“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些要做什么”，然后赶快转移到下个话题，似乎想通过避而不谈彻底抹杀掉令他们无法理解的生活，而母亲在这个环境下肉身遭受着压抑，只能用一种消极性的伤害性的方式在一起生活，当然不仅是有关同性失声这一个单一特定的维度，还涉及到传统的伦理、父权制下女性身体的他者化、中国代际家庭间的沟通理解方式、身心感受的表达方式、对人和个体生活的理解这一系列社会史精神史问题，所以这个电影文本的呈现其实是一种非常具有质感的观察，细读文本的过程能碰触到很多个体之外的面向。

·以日常为通道

但人总是有过上真正幸福的崭新生活的向往，导演用长久影像追踪的方式试图呈现一种化解的方式——日常对话。以纪录片作为媒介展现出人是可以突破这样的结构，这对于导演来说是一种救赎和解脱，对于观看影片者来说也备受鼓舞。

该如何进行关怀的有温度的祛除矫饰的日常对话，如何建立一种顺畅的通道重新打开理解的空间，从而获得新的蓬勃向上的可能性，回到人与人最纯粹真挚的关系上来，这或许是对于层累附加过多符号的当下需要反思的问题。日常对话中包含生生不息的生命的意义，包含着对身心感受的回应，包含着人与人伦理关系的建立，不论是整个社会还是人文领域都需要培力一种坚实饱满的日常生活，而当下肉眼可见的日常感的丧失，日常对话的空洞化符号化，日常语言的尖锐对立，快速的情绪冲撞和语言快感表达，已经让人不再耐心于在日常中理解人心，而事实上多少家庭需要这样的日常对话，这其中折射的问题足以令人深思。

·民主化过程的长久努力

在导演和这一代台湾人的努力下，在纪录片中能看到一个更富含自由度的对人本身尊重的富含伦理关怀的社会，像导演和她妹妹的孩子，小时候会觉得阿婆没穿裙子就是男生，长大后阿琳在脸书上贴文章，“每个人都有谈恋爱的权利，有没有差为什么反对”，这是台湾民主化的历程，累积很多宝贵资产，四十年来民主化的过程使得今天的台湾有新的认识，社会内部的人即使族群归属、政治价值不同，都要承认对方有合法合理存在空间，这是今天台湾社会珍贵的特色，是民主化珍贵的结果，是集体学习的经验。

这种民主化不仅是政治上的，还是伦理上的情感上的，影片最后能够看到一种新的努力。

看这部私密性很强的纪录片时也有着自己的私密感受，交织着痛苦、感动、迷茫，也曾面对最亲密的人之间的沉默和伤害，如果真的想要解决，习惯性的逃避和转身离去是无效的，需要鼓起勇气去彼此坦诚、承受着裸露的风险，放弃已有的根基建立在脆弱之上的成见，面对代际间的人与人之间的难以跨越的隔膜和不同的价值感意义感来源，能勾连彼此的又是什么呢，该怎么去面对这样的错位，在长长久久的含混吞吐中，或许最真切的是那声以感叹号结尾的“我爱你”，那些过去的属于一部分我的印记就像那些老照片一样，该拿出来放在阳光下晾晒了。

《日常对话》聚焦于母亲作为传统家庭中的弱势者（女性）与社会中性少数群体（LGBT）的双重身份。这是一次少数群体的发言，也是一次对少数群体的身份询唤：导演通过对母亲同性恋身份的认同，正视造成母女之间隔阂的原因，以及将在成长过程中所遭受的伤害与痛苦开诚布公，母女二人最终达成了和解。

而在这场私人和解的背后，同样蕴藏着深刻的公共性。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其著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中阐述了生活政治的概念。他认为，生活政治相对于解放政治更具有私人性。不同于解放政治的宏观叙事，生活政治把关注点放至身份认同、自我、性/别等议题上，通过对个人问题的追寻，思考体系、制度、权力等宏观政治中存在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生活政治具有私人意味，而解放政治因批判对象和叙事方式的不同，具有“他者”的属性。

20世纪60年代以来纪录片呈私人化趋势，折射出一种“他者”政治到“我者”政治的转变。以“他者”政治为创作动机的纪录片，主题一般为反思、对抗限制人类自由和公平的社会制度，在这些纪录片中，创作者以一种肩负道义和道德使命的姿态在影片中传递政治诉求，其地位常常处在被摄者之上。而“我者”政治诉求下的纪录片，不需要“他者”施以帮助，它的表达者即是发声群体本身，其创作诉求实质是生活政治。“我者”政治更多地关注个体的生存情况，较之“他者”政治而言更为私人，在主题选择上往往规避宏大叙事，而转向个人的身份认同、如何取得安全感等议题。私纪录片的出现，指向“我者”的政治关照方式，也为我们打开一扇重新审视个体生存方式的窗口。

《日常对话》在私元素方面的呈现真诚且生动，在话语层面便已展现出强烈的私人意味。碎片化的影像、私人化内容、私人化表述，不仅在创作层面满足了作者的倾诉欲与展现欲，同时也极大程度地满足了受众的窥视欲。这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观众对于“同性恋”、“性侵”等主题的心理距离。而它的形式，与立场、姿态、视角、诉求也息息相关。福柯认为，政治宏观层面上的理性原则（自由、民主）的确立，并不意味着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全面的合理化。由此出发，他批评大叙事在实践中的危害，指出在每一种情况下，总体性的思考都对研究构成障碍。

福柯对权力的宏观叙事视角的解构告诉我们，在权力问题上，比起从某种意识形态立场出发对权力合法性的计较，更重要的问题是洞悉权力的多元异质性及其微观结构。多元性决定了人类不平等的非单一根源，人类的不公正另有其不同的权力来源与形式。在反抗权力的斗争中，没有“大拒绝”（Great refusal）的焦点或“一招制胜”的法宝，有的只是抗拒的多元性和针对性。

在影片从未被细致处理、意料之外的转折与沉默中，不时迸发出言语之外的“真实”，也反映出部分来自于父亲，却不仅限于父亲的父权压迫。被采访时，普通人面对镜头时的不安、局促、躲避和紧张，被导演一一记录下来，观众能看见当导演的舅舅、姨妈被问及是否知道母亲是同性恋时的反应：或假装镇定、或顾左右而言他。当母亲最初被问及她的困境，影片中似乎没有一个人能找到一种语言来描述、分析、拆解困境，牵涉其中的个体处于一种异常且不可破的尴尬、失语状态中，这使得母亲与导演的困境失去了被言说的可能。

超出语言学范畴的、更加广泛地指称意识形态的话语，是人们决定自己怎么说、说什么的潜在机制。话语强调法则和规范，这些法则和规范支配着人们的特定实践，也构成了一般文化实践的基础，生产出了有关真理的知识，而这中间体现了权力机制的运行。话语能够对话语中的主体及其陈述活动实施支配，而这种支配包含三个方面：①话语赋予陈述的权利，也就是“谁有权利说话”，②话语限制了言说的内容，也就是“我们应当说什么”，③话语把主体建构成能言说的主体，主体性是由话语所建构的，“我是谁”的问题要由话语回答。简而言之，话语生产了立场，并且邀请人进入这些立场，关于主体的一切，其实都是在话语机制中形成的。

而话语生产出来的客体，就是知识，而现实就是由知识构成的。这并不是说现实就在话语之中，而是说，我们只能通过知识来建构我们关于现实的认识。世界不是产生于话语，但世界观是。话语机制将我们确认为常识的真理生产出来，主体在对知识的学习中，明确了何为真何为假，什么可以被接受，什么则不行，这其实就是在被话语机制所规制。

这因此引出了权力，这种权力是一种泛化的权力，对人主体性的规范被福柯理解为流淌在整个话语机制中的权力，简而言之，个体被整体的文化体制所规制，这就是福柯的权力。而权力是生产性的，是在整个话语机制的运转中体现出来的，也是充分融入我们日常中的。福柯告诉我们知识与规范的真理性起码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们是“被建构”出来，而非具有绝对的确定性，它们不同于康德说的那种道德律令。

在规范化的言说之外，是一些模糊而未被归类的例外，它们或许潜在地占有与明面上的话语同等重要的地位，但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排除在“日常对话”之外。在《日常对话》中，导演通过对母亲的女友们的采访，从侧面得到了未曾在女儿面前展示过的，拥有同性恋身份的母亲的另一个形象：细心、多情、温柔、在女友面前说出不曾生育、女儿是领养来的谎言，以此与过去不幸的婚姻划清界限，获取心理层面的补足和身份认同。这样的母亲形象显然有悖于传统意义上对于“母亲”这一角色的定义。在传统价值体系中，“母亲”这一词应该是慈爱、圣洁的,而正是由于阿女的“不同”，不仅让导演感到意外，同时也冲击了观众的认知。个性化的行为与概念化的定义发生碰撞，才得以使“私”的程度变得更加深刻，人物得以鲜活饱满，而不是作为一个概念、一个符号存在于影片中。

《日常对话》通过导演自述加之采访片段，从侧面拼凑出了母亲阿女的一生。从儿时回忆到第一段婚姻，遭遇家暴、携女出逃，再到一段段丰富的同性情感经历，影像内容总带着一种口述历史的意味。为普通人“写史”，是相当具有私人性质的行为，选用普通人或边缘人士来作为主角，本身带有一种“去中心化”的实践性格。

《日常对话》聚焦于母亲作为传统家庭中的弱势者（女性）与社会中性少数群体（LGBT）的双重身份。这是一次少数群体的发言，也是一次对少数群体的身份询唤：导演通过对母亲同性恋身份的认同，正视造成母女之间隔阂的原因，以及将在成长过程中所遭受的伤害与痛苦开诚布公，母女二人最终达成了和解。

而在这场私人和解的背后，同样蕴藏着深刻的公共性。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其著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中阐述了生活政治的概念。他认为，生活政治相对于解放政治更具有私人性。不同于解放政治的宏观叙事，生活政治把关注点放至身份认同、自我、性/别等议题上，通过对个人问题的追寻，思考体系、制度、权力等宏观政治中存在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生活政治具有私人意味，而解放政治因批判对象和叙事方式的不同，具有“他者”的属性。

20世纪60年代以来纪录片呈私人化趋势，折射出一种“他者”政治到“我者”政治的转变。以“他者”政治为创作动机的纪录片，主题一般为反思、对抗限制人类自由和公平的社会制度，在这些纪录片中，创作者以一种肩负道义和道德使命的姿态在影片中传递政治诉求，其地位常常处在被摄者之上。而“我者”政治诉求下的纪录片，不需要“他者”施以帮助，它的表达者即是发声群体本身，其创作诉求实质是生活政治。“我者”政治更多地关注个体的生存情况，较之“他者”政治而言更为私人，在主题选择上往往规避宏大叙事，而转向个人的身份认同、如何取得安全感等议题。私纪录片的出现，指向“我者”的政治关照方式，也为我们打开一扇重新审视个体生存方式的窗口。

《日常对话》在私元素方面的呈现真诚且生动，在话语层面便已展现出强烈的私人意味。碎片化的影像、私人化内容、私人化表述，不仅在创作层面满足了作者的倾诉欲与展现欲，同时也极大程度地满足了受众的窥视欲。这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观众对于“同性恋”、“性侵”等主题的心理距离。而它的形式，与立场、姿态、视角、诉求也息息相关。福柯认为，政治宏观层面上的理性原则（自由、民主）的确立，并不意味着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全面的合理化。由此出发，他批评大叙事在实践中的危害，指出在每一种情况下，总体性的思考都对研究构成障碍。

福柯对权力的宏观叙事视角的解构告诉我们，在权力问题上，比起从某种意识形态立场出发对权力合法性的计较，更重要的问题是洞悉权力的多元异质性及其微观结构。多元性决定了人类不平等的非单一根源，人类的不公正另有其不同的权力来源与形式。在反抗权力的斗争中，没有“大拒绝”（Great refusal）的焦点或“一招制胜”的法宝，有的只是抗拒的多元性和针对性。

在影片从未被细致处理、意料之外的转折与沉默中，不时迸发出言语之外的“真实”，也反映出部分来自于父亲，却不仅限于父亲的父权压迫。被采访时，普通人面对镜头时的不安、局促、躲避和紧张，被导演一一记录下来，观众能看见当导演的舅舅、姨妈被问及是否知道母亲是同性恋时的反应：或假装镇定、或顾左右而言他。当母亲最初被问及她的困境，影片中似乎没有一个人能找到一种语言来描述、分析、拆解困境，牵涉其中的个体处于一种异常且不可破的尴尬、失语状态中，这使得母亲与导演的困境失去了被言说的可能。

超出语言学范畴的、更加广泛地指称意识形态的话语，是人们决定自己怎么说、说什么的潜在机制。话语强调法则和规范，这些法则和规范支配着人们的特定实践，也构成了一般文化实践的基础，生产出了有关真理的知识，而这中间体现了权力机制的运行。话语能够对话语中的主体及其陈述活动实施支配，而这种支配包含三个方面：①话语赋予陈述的权利，也就是“谁有权利说话”，②话语限制了言说的内容，也就是“我们应当说什么”，③话语把主体建构成能言说的主体，主体性是由话语所建构的，“我是谁”的问题要由话语回答。简而言之，话语生产了立场，并且邀请人进入这些立场，关于主体的一切，其实都是在话语机制中形成的。

而话语生产出来的客体，就是知识，而现实就是由知识构成的。这并不是说现实就在话语之中，而是说，我们只能通过知识来建构我们关于现实的认识。世界不是产生于话语，但世界观是。话语机制将我们确认为常识的真理生产出来，主体在对知识的学习中，明确了何为真何为假，什么可以被接受，什么则不行，这其实就是在被话语机制所规制。

这因此引出了权力，这种权力是一种泛化的权力，对人主体性的规范被福柯理解为流淌在整个话语机制中的权力，简而言之，个体被整体的文化体制所规制，这就是福柯的权力。而权力是生产性的，是在整个话语机制的运转中体现出来的，也是充分融入我们日常中的。福柯告诉我们知识与规范的真理性起码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们是“被建构”出来，而非具有绝对的确定性，它们不同于康德说的那种道德律令。

在规范化的言说之外，是一些模糊而未被归类的例外，它们或许潜在地占有与明面上的话语同等重要的地位，但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排除在“日常对话”之外。在《日常对话》中，导演通过对母亲的女友们的采访，从侧面得到了未曾在女儿面前展示过的，拥有同性恋身份的母亲的另一个形象：细心、多情、温柔、在女友面前说出不曾生育、女儿是领养来的谎言，以此与过去不幸的婚姻划清界限，获取心理层面的补足和身份认同。这样的母亲形象显然有悖于传统意义上对于“母亲”这一角色的定义。在传统价值体系中，“母亲”这一词应该是慈爱、圣洁的,而正是由于阿女的“不同”，不仅让导演感到意外，同时也冲击了观众的认知。个性化的行为与概念化的定义发生碰撞，才得以使“私”的程度变得更加深刻，人物得以鲜活饱满，而不是作为一个概念、一个符号存在于影片中。

《日常对话》通过导演自述加之采访片段，从侧面拼凑出了母亲阿女的一生。从儿时回忆到第一段婚姻，遭遇家暴、携女出逃，再到一段段丰富的同性情感经历，影像内容总带着一种口述历史的意味。为普通人“写史”，是相当具有私人性质的行为，选用普通人或边缘人士来作为主角，本身带有一种“去中心化”的实践性格。

是这位女儿一次非常勇敢的尝试。

这里面有原生的影响、母女、亲密感、同性和个人成长，片名《日常对话》，不能更契合了。

你会在这里看到一个非常男性化的母亲呈现，以及一个女儿对于母亲的依恋。

一个女儿以影像的方式，这样的镜头为理由去接近自己的母亲，想去了解她。

女儿以探索的视野，走进妈妈生命力未曾坦白的过往和自我：不幸福的婚姻，以及对同性的喜爱。

这个女儿也已为人母，看着是单亲妈妈了，带着女儿和自己的母亲生活在一起，女人构成的家庭是不是一个小国度。我会疑惑女儿目前单亲妈妈的状态是否受到了成长因素的影响。

整部影片非常坦诚，有的人拍家庭会觉得很冷漠很冒犯，而这部家庭记录片很坦诚，也尽量做到了客观。其实是一个很直白的叙述方式，采访的角度也非常丰富：首先从自己出发，先叙述小时候印象母亲的形象，抛出自己的疑惑，表达自己想接近了解母亲的心情；然后和母亲去家乡，询问家人过去母亲的模样，是否知道母亲的性取向；再找到母亲的“女朋友们”，问问她们严重的她是什么样的；问家里的小孩，是怎么看待阿婆的，是否知道阿婆是有女朋友的……

整个过程都非常真诚、客观，没有任何价值批判，只是一个女儿想了解自己的母亲。“在意”这件事会让人变得虚弱，女儿很想知道母亲是不是爱自己和妹妹的，她们是不是不该出现，她们的出现不是母亲想要的生活……这样的想法会困扰女儿。可惜女儿全程没有得到母亲爱的认可，而爱的认可又是那么重要，需要和在意，会让人变弱，女儿在与妈妈的对谈中，也会难过哭泣。

但其实我会觉得母亲是爱女儿的，虽然她很无奈过了一个自己不想要的人生：一段痛苦折磨，在社会男权中的婚姻。但她逃跑是带着女儿一起的这件事，可以充分证明她是爱女儿的，或者说她是有良知的。可是母亲不表达，不说，或者她就是内心承认这不是她想要的，婚姻不是她想要的，子嗣不是她想要的。从而变成女儿心中的痛。

而我认为这是女儿的勇敢，因为她直面了自己的需要，她非常爱自己的母亲，无论母亲是怎么样的，而她从小到大唯一的祈愿就是母亲 love back，妈妈可能尽了责任，但女儿不确定是被爱着的。即便女儿很大了，但会在这份缺失的不完满中，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尽量自我成长去弥补。

母亲是一个比较“男性化”的性格，这是通过她女朋友们发现的，她对女朋友的方式，就是很男性化浪漫而照顾的角度，也许忠贞度也有一定“男性化”因素。母亲最“女性化”是说到过去那段如地狱般的婚姻，无论内心再坚硬男子化，她是一个被家暴的女人，从体能上决定了性别的差异，说起这段回忆应该是母亲全片展示出的最脆弱的时刻。想成为男人的女人，终归会心有不甘吧。

有趣的是，女儿问母亲的时候，就像一个得不到爱情的女人。而母亲像一个不会回应爱的男人。可惜母亲是个女人。

同情母亲，也会心疼女儿。世间万物的关系，本质可能就没有任何界定：爱情亲情友情第几类感情，回到本身需要和不需要，爱与不爱，群体的差异，个体的寻求。希望这位女儿在没有得到完满的情况下，还在勇敢地爱，勇敢地成长。希望我们都是。

有些人是天生的“浪子”，不适合进入封闭的一对一婚姻围城，影片里的阿嫲，短发、衬衫、裤子，没挂慈眉善目，大部分时间面无表情，嵌入不了典型的阿嫲形象。她的个人史，子女不了解，兄弟姊妹不往来，只能从辗转的一个个情人那里拼凑，温柔时亲手洗内裤，豪爽时甩一两千打牌，生气时摩托车不让坐，浓情蜜意时许下一起打拼买房子的承诺，仿佛与她们厮混的那个人，才是被画家赏一丁点白，瞬间眼波流转，从平面画布活过来的人。

社会上对于少数群体的态度，在影片中可窥知一二。大舅的回答是：“不知道，知道这些要做什么”，赶紧转移话题，说起庙会头阵要来了，姨妈连声否认不知道，衣服赶快洗一洗比较重要，不要被晒黑，白白的才能卖个好价钱。二舅先提起与家暴的爸爸通话的事情，肢体语言是两手交握、得意的笑、喝水，问起妈妈喜欢女生，就右手不停磨砂左手。老一辈的同龄人即使隐约了解，都一口咬定不知道，内心觉得这无关紧要。

妹妹的女儿阿琳满口支持，认为这是她人谈恋爱的正当权益，不要妨碍别人，别人自己开心就好，不被承认很可怜。另一个女儿阿玟的态度是不知道要不要支持。其实阿琳的满口祝福也是一种理想化的支持，她的外婆就是少数人群的一员，在她与外婆相处这么多年里，她并没有从细微处去想象她们该如何生活，需要什么，抽象的口头支持帮助甚微。 阿玟的态度代表许多暧昧不明者，中间派，支持一个人天生的权利需要理由么，不需要，难道爱一个人还需要举办一场听证会，才能论述其合理性，异性恋为什么不需要经历此流程，还会被不停催婚。

妈妈潜意识认为告诉两个女儿不好，可以把女人带回家来，但是不要明说。女儿根本都不了解，台北桥下有一群和妈妈相似的人，所以她并不害怕出柜。并不身处这一群体的外人对她们知之甚少，又没有足够爱的动力去了解，说“我支持”这一句话本身，不比“我不清楚”高出多少。

大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说重要的话，母女共同生活三十几年，在心里预设可能的对话禁区，永远在聊买菜、洗衣服、亲戚这些无足轻重的话题，我们的嘴皮不停翻飞，我不停地看到你进进出出，可是我们没有在真正交谈，这就是问题。片头女儿一开口对话，母亲就摆出抗拒的姿态，沉默。片尾女儿问叔伯姨妈，“三十多年过去再进老屋有什么感觉？”他们回答：“哪有什么感觉，东西都坏了，怀念过去要做什么，过去的东西都淘汰了。”经历过剧烈时代动荡的人们，对于苦难习以为常，走出门遇见了，有种熟人间又打照面，挥挥手的感觉，个人细微的情感不值一提，把它们供上圣坛，“那日子还过不过了”，所以一切都没什么好说的，摊开讲它干什么，反正饭照样吃，河水照样流。但是那些创伤，妈妈提起来还存有把他剁成肉酱的愤怒，梦魇里永远害怕被找到的恐惧，女儿被猥亵由此对妈妈爱意的怀疑，不拿出来在阳光下晾晒，放在柜中成为骷髅，我们都还活着，我们可能只是仅仅活着，笑着毫无温度。很多人纠结母亲是否知情，倾向于美好的不知情，抛开这个答案本身，她跟妈妈说了，她一口否认，她讲出来，这就够了，在黑夜中发生的故事链条就此斩断，不会代际遗传，成为下一代子女身体内的遗毒。

阿嫲对于孙女“爱不爱我”的问话，第一遍戏谑地说：“你这么坏我还爱你”，第二遍是无意识的反射，“你爱我我就爱你”，第三遍才是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我爱你”，这才是她最真实的情感，需要女儿把大家都拉到镜头下，一层一层剥开含泪的洋葱，露出最纯粹的内心。

這是一部在2016金馬影展上觀眾票選時時高居第一的電影，而在大陸主流的電影網站上卻只有極少數人標記。

第一次聽到這部電影的名字，是在聞天祥老師的課上，他說這部電影很簡單，就是兩個人在家裡聊天，卻非常「猛」，大家一定要去看。

的確，故事的開頭，就是一個dv拍攝的小取景框，取景框裡拍攝者女兒問媽媽，自己結婚了之後她怎麼辦，媽媽本來冷漠的表情，突然迸發出一個詭異的大笑，她說「我去睡公園唄，反正有很多人都睡公園。」然後嘴角往下一撇，再然後，這哭泣的表情被離開替代。

這是一段破碎而冷漠的母女關係。當母親是一位同性戀者，你會作何反應？

不得不承認，這是令人驚訝又尷尬的問題。也是導演即女兒必須面對和處理的問題。

我記得在前面的一個鏡頭中精準的捕捉到了這一個細節。起初我以為這只是一個單純記錄母女關係的電影，片中說到，媽媽在外面打牌、交友的時間總是顯得比在家時快樂。鏡頭裡是媽媽在公園裡跟一群年齡相仿的老阿姨們吃飯，她夾起一塊涼拌過的黃瓜，吃了一半，另一半放進了旁邊一個化了妝的老阿姨的碗中。

台灣的電影院是可以自帶不散發味道的零食進場的，我當時一邊吃著鳳梨，一邊開玩笑地跟旁邊的同學耳語——「哇，她媽不會是拉拉吧？」

沒想到被我猜中了。對我來說，我只是一個如觀眾般的看客心態，但這件事無論放在誰身上，都是一個略顯沈重的議題。

有趣的是，後面紀錄片採訪了媽媽的三位女朋友，她們長得都算的上有幾分姿色。有人提起，仍展現出害羞的少女神情，有些眼神中卻散發著恨意與被傷害過的悲傷。甚至還有人說，你媽媽的床上功夫很好，所以她才能交到這麼多女朋友。女兒又在拍攝的時候問媽媽，妳交過幾個女朋友？媽媽猶豫再三，還是招了——大概十幾個吧。

看這部紀錄片真是一秒都不覺得無聊，因為分分鐘都被嚇到。在家裡沈默、冷漠、神情凌厲的媽媽，在外面原來是一個如此風流的女人，好看的女人都能被她追到。放映到這裡，全場都在大笑，女兒在對這些阿姨發問的時候也帶著笑意，而她後來卻說，我其實心裡一直很難過。能面對這些事情，大概本身就需要非常大的勇氣了。

之所以會有女兒的出生，說明媽媽也曾結過婚。那是一段太過慘痛的回憶，直到這部紀錄片被拍攝，她們才敢再次正視這個問題。

上一代的「形婚」帶來了無窮無盡的問題，此時，媽媽與女兒端坐在餐桌的兩邊，是座位能形成的最遙遠的距離。對於女兒的一些質問，媽媽答不出來，長久的沈默之後，憋出一句——「我知道妳一直很討厭我！」

女兒哭了。女兒說：「我覺得妳也討厭我。要不然妳怎麼會讓我跟爸爸睡一個房間，你跟妹妹睡一個房間。你知道我為什麼後半夜都會偷偷溜回來嗎？你為什麼從來不問我？爸爸會讓我摸他那裡，有時還讓我用嘴巴，我不肯。」

媽媽面對如斯真相，像之前一樣地沈默，臉卻憋得漲紅。

後來她們從爸爸家裡逃了出來，有人告訴他們，爸爸曾經拿著刀找她們，揚言要把他們殺掉。不久後，他在房間裡自殺了。

女兒後來說：「有些話，不拍紀錄片，我永遠無法跟你說。」


導演說這部紀錄片大概有16t的素材，是從1998年拍攝至今。這是她一直想要拍攝的題材，放映結束後，工作人員說導演會在外面的海報牆進行映後q&a，我當時第一個去到，她孤零零地站在那裡，看著遠方剛從電影院走出來的人群，一瞬間讓我有些心痛。下午在電影系上課，旁邊的同學說他上個星期看完，走出來抱了抱導演。

如果給我一張白紙，然後告訴我一個人經歷了這些事情，請你假象這個人會有的樣子，我肯定會把女兒想像的陰暗又古怪。而此刻站在面前的導演，卻溫柔而堅強。

影片中還捕捉到了許多非常有趣的細節，如，女兒採訪媽媽的兄弟姐妹以及親戚，她問到「妳知道她是同性戀嗎？」這群來自鄉村的老人們都面色大變，卻強裝鎮定的樣子，讓全場哄堂大笑。但對於這樣涉及隱私的問題，能不能問，另作討論。

面對鏡頭時，媽媽已經是無拘無束的狀態，但當這群農村親戚第一次接受採訪，在鏡頭前一次排開，立正站好的樣子，也讓我笑得停不下來。這種記錄到的「不真實」，也非常可愛。

影院裡時而哄堂大笑，時而安靜得窒息。對於節奏的掌控，剪輯做出了極大的貢獻。對於這部電影，它的視聽語言幾乎沒有什麼好討論的，常常都是腳架架著攝像機，鏡頭就這麼靜靜地對著媽媽。而它的內容卻已經足夠飽滿。


這是一部比劇情片還要精彩的紀錄片，目前還無上院線的計畫。但在跟導演聊天時，一位新加坡影展的策展人就直接遞給導演名片，並且邀請她去參展。相信這部電影會被越來越多的人發現和看到。

影片最後，女兒讓她的女兒跑去問阿嬤：「妳愛我嗎？」
第一次，媽媽說「你這麼醜我才不要愛妳。」
小女兒直接被嚇跑。

第二次，小女兒再問：「妳愛我嗎？」
阿嬤說「妳愛我嗎？妳愛我的話，我也愛妳。」
小女兒跑到她的媽媽身邊，說「阿嬤都聽不懂我說的話！」

第三次，導演又讓女兒去問，小女兒問「阿嬤阿嬤，妳愛我嗎？」
媽媽說：「我愛妳。」


原文發表於自媒體公眾號：迷走（doveblablah）

第一次是颠覆了我对同性恋的惯性印象，就是忽然意识到这个群体似乎已经被抽象成一个年轻的、时髦的、不落地的新异类，我身为其中一份子也从未甚至无法想象和接受这个群体中有那些大龄的、普通的、非中产也不文艺的存在。哪怕之前关注过类似《隐秘的爱》的影片，似乎也存在着一种隔着种族、文化的认知壁垒，这是第一部真正让“性少数群体自古有之，且无处不在”这个意识从概念在我这变得具象化的电影。

第二次是导演问“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你被家暴，却不怕别人知道你喜欢女生”这里。从自身经验出发，太多人关注「子女如何向父母出柜」，这个问题说是性少数群体面临的最大难题也不为过，但到了这部电影里，一些权利身份的倒置下，这种难以启齿就崩塌了。仿佛体认到了一点受迫的症结。

第三次是两个小女孩问阿嫲是男的女的。小孩子的世界真的好单纯，如果能只用穿不穿裙子来分别男女好像也不错。

其实还有第四次，就是关于母亲女朋友对她的描述（我听不懂但大受震撼.jpg），怪不得人能有十几个女朋友而我还是单身狗！！

HC=黄惠侦

JY＝黄静远

JY：你怎么理解“为难”这个状态的？我感觉，这个状态在片子里常常被显现（激发和定格）出来。对我而言，这种“无言”与“身体语言”的混合与片子清晰的初衷正好形成对应。

HC：“為難”也許算是我與母親某種共通的生命基調吧，對我媽來說，這個社會的許多規範與價值都令他為難，成為母親這件事也是。對我，“為難”就是一種雖然我做得到，但做了是違背我心意的狀態，是一種比較不容易被閱讀到，但又非常需要被理解的情緒。

JY：为什么，在语言上，会围绕“是不是爱我”这个句型？我觉得，“爱”这个词不见得是片子想探索的主题，至少它不是这个片子要围绕的东西。

HC：這是個很有趣的問題，應該是第一次有人認為這部片子所要探討的並不是愛。

為什麼片中會一直出現「你是不是愛我」這樣的問句，我想那反映的是我們太缺乏可以用來把“愛”這件事說清楚的語言與詞彙了。拍完片子之後我覺得“愛”這件事實在太抽象了，我仍然沒有辦法去形容它。那些問句，或是片中所有的對話與問題，在問的或許都是同一件事，就是我所在乎的那個人是不是也在乎我？我們都期待得到一個肯定的答案，因為那樣，自己的存在才是被肯定、有意義的。 也許那個問題是個必經的關卡，對當時的我來說是，對很多人來說都是。可能我不是一個擁有足夠智慧的人，我就是得透過追問這個問題，才能往前跨過那一步前往理解。

在片子仍在拍攝的當下，那個疑惑是真實存在的，只是當時我還未能真正明白我帶著的那個疑惑後面，之所以需要得到一個答案的原因是什麼，就是人為何需要明白自己是被愛的。愛到底是不是這部片子所要探索的主題？端看觀者如何理解及定義“愛”。

你覺得對你而言，母親與孩子之間的情感，最困難與最動人的部分分別是什麼？

JY：具体的说，对我而言，最困难的是这个：我妈的爱在她看来是发自内心的，在我看来是非常缺乏理解他人和世界的意愿的。最动人的是：她的出生和所处时代并没有给她多少爱；但是她对我依然倾其所有。所以这个最困难加上最动人，结果就是一个悲剧性的情感习惯。

我现在很多工作就是在深入和质疑这种情感习惯，以多少逃脱它的控制。我这种痴心妄想也可能是很不理性的。我同意你说的“太缺乏可以用来把‘爱’这件事说清楚的语言与词汇了”。但是我和你的不同之处也许在于，虽然同样的感受到“缺乏”，我会远离已有的表达，也希望不需要用“爱”的框架来谈这个事情，您也说“爱”这件事实在太抽象了。

HC：我覺得談論家庭以及母親與我的關係，不太可能脫離愛這個框架，因為催生這部電影的，正是始於對於愛的種種疑問。而且我也不知道這個框架的邊界在哪裡？什麼才能算是與愛無關？如果我已經知道也設定我要對話的對象是我母親、是普羅大眾，當然就會是以最容易理解的語言去說。溝通單靠語言本來就已經不易了，用更遠離常規的詞彙去描述，很可能只會增加我想對話的對象（我母親）的理解困难。

JY：关于“沟通单靠语言本来就已经不易了”这点，我深有同感。但是，你妈妈语言的常用方式是什么？是谈爱么？在观影中我得到印象是：直接说爱，承认爱，恰好不是你妈妈的语言；它是你想要你妈妈说的语言。而且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这就是爱的强制性嘛。当然我知道我没有什么资格说什么不是你妈妈的语言，我谈的只是一个观感。可能是因为文化和语境不同，我觉得“你爱不爱我”不是一个普通大众的语言，而是一个媒体的语言（比如流行歌曲或者家庭电视剧等等）。不过需要承认的是，很多时候媒体语言就是大众语言。 HC：我倒覺得說愛是我媽的語言，只是他過去沒對孩子說過，但他一直在對他的伴侶說，甚至可能每天說。他平常愛看的歌仔戲、連續劇，把愛都說爛了，但我覺得人們很難在那些戲劇情境裡頭進一步思考愛到底是什麼。說愛的後面其實帶來了強制、規範、不自由，那些才不是我媽會使用、能理解的語言。

舉個例子，我媽現在會告訴我女兒，我當然愛妳媽媽，因為她是我的小孩啊。愛這個字眼有點像是一個最大公約數，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家跟一個六歲的小孩對這個字的詮釋肯定不盡相同，但卻又大抵都能理解，所以我說那是我媽可以理解的語言是這個意思。

至於愛的強制性我也不會否認這點，因為它是真的存在，人們對於愛的給予跟索求其實都有其自私的部分，幾乎像是一種本能，在我們對給予愛、索求愛的對象，以及愛這件事情本身產生理性的認識與理解之前，多數人可能都是被那種本能給驅動著，去與他人互動。 JY：谢谢你的解释。我看片中采访你妈妈的女朋友的片段，还有很多他和女友在一起的片段，感觉他确实是一个很多情和柔情的伴侣。说到语言，说这点我父母辈和你妈妈是很相似的。一方面他们也总在看那些带不来思考的电视剧，另一方面他们也无法理解“爱的后面其实带来了强制和规范”：其实这是互为因果的循环。

对“爱”这个字在公共领域的出现和运用，我的理解确实包含了很多我的投射吧。比如，在写母亲项目中涉及到的以爱为名义进行的各种事情（包括拒绝接受孩子同性恋，逼婚逼生孩子），一些以塑造母爱为方式的革命教育爱国教育，等等。这些都让我倾向不用母爱来谈母亲。我和你一样，有对于爱的种种疑问。

HC：所以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都很需要有機會去搞清楚那些關於愛的疑問，這根本應該放到國民義務教育裡頭去。我們現在的現實是人們對愛有許多理所當然的想像或期待，所以我們從來不好好去思考它、談論它。這大概也是為什麼藝術可以成為那個促進我們思考這事的媒介。在你發起和組織寫母親的項目之後，你對於母親這個角色的定義是否有什麼新的看法？

JY：对的，这些缺失下，艺术可以是那个促进思考的媒介。我不希望我们只有用媒体语言作为对父母用的“大众语言”，好像现在就只有用“艺术”来促进了——这个和您拿起相机来发问和纪录可能是一种类似的动机。说到母亲这个角色，一开始我觉得我无法定义它，所以一帮朋友来一起唠叨一下这个事情。随着“写母亲”项目的深入，越是觉得她是无法定义的。现在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起经历每个人都在试图去描述的过程；一起让这些描述和我们自己面面相觑。

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被范式语言不断代言我们情感的世界。我们想要在一个临时的共同体里通过“邀请描述”，“回馈描述”，“遇见描述”来接近甚至创造一种语言。可能和台湾不大一样，“集体”对我们（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下的人）而言是一个很纠结的词。它在过去的形式很有限，我们被各种好的坏的历史印记控制，我们难以找到一个“培养共同感知”的操练场所。这个其实不是一个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二元对立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和私人生活无法正常相处的问题。 HC：如果你有機會選擇，你會選擇成為或不成為一個母親？為什麼？

JY：我尽量选择不成为母亲。有不少原因。其中，第一，我觉得很多人都做母亲了，不缺我一个；第二，现在做的很多事情都是我挚爱的事情，我经常苦恼于没有足够时间投入，所以不想分心。第三，我确信我可以用我的精力帮助更多做了母亲的人。第四，我对繁衍这个人类行为有很多困惑。那您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决定要孩子的？

HC：我在幾個不同的情況之下都考慮過要有小孩，但真正下定決心是在有了孩子之後。有些時候我還蠻相信「有命」，生死有命、貧富有命，我女兒的到來對我來說可能也是某種有命的安排，但我同時也覺得不該認命，不希望自己重複多數女性在有了母親這個身份之後的不得不。有孩子是我生命中的一項新功課，我還在過程中，而且我得很認真的去看懂題目然後解題作答。因為那不只是關係到我，也關係到我女兒之後可能會如何理解養育孩子以及成為母親這件事，我希望我們都能在這個過程中，學習發展出一種對她對我都好的母女關係。

[1]“清创手术”－黄导演曾经在一次对谈里提到“曾经有观众问过，你不觉得这是在逼你妈摊牌吗？可我觉得，这就像我们身上有一个伤口，过去我们只是在找各式各样的方法来盖住伤口；但实际上伤口没有好，它反而腐烂了。而我拍片的过程就是清创手术。挖得深一点，把腐坏的部分挖掉了，我才能够真正帮她重新上药，我们才有痊愈的可能。所以我会说，残忍当然残忍，但是你会觉得医生做清创手术很残忍？不会。这是必须的，这样你才会好。”

关于对谈者

黄惠侦

《日常对话》导演。黄惠侦是一名自由影像工作者，曾任台北市纪录片工会秘书长。2017年，由于其纪录片《日常对话》获得小泰迪熊奖而被人们所熟知和关注。这名成长于“社会大学”的纪录片作者一直关注移工、原住民、土地等议题。

黄静远

1979年生于广西，2006年毕业于康考迪亚大学艺术系获学士学位，2008年毕业于芝加哥艺术学院获艺术硕士学位，现工作和生活于北京。她于2017年7月发起“写母亲”的共同写作计划。

1 人与人的交往，男生和女生，父亲和儿女，母亲和儿女，朋友和朋友，是相遇而非寻找，这是我们决定不了的，而感情的建立，却是可以操控的。从来就没有一段感情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人一出生就要爱你的，可以这样讲，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感情，都是要靠自己双手去争取的。 而我想说的，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很多误会，你不去挑破，谁都得救不了；很多争吵，只因懒得去解释，演化为裂谷，终日缝合不了；明明想关心，却硬憋着，想要靠近，却只学会了转身。这样的关系多像情侣啊，想要体贴到位，偏偏做的，却都是反方向的努力。 2 看完《日常对话》后，心情是很down的。这部纪录片非常不容易，百分百的独立制作，跨越了十多年，断断续续才拍了出来，前脚送去国外展映，后脚就拿下了柏林影展的泰迪熊奖。 值得一提的是，此片的监制是侯孝贤，再次惊叹于侯导的眼光。 这是导演黄慧侦的故事，也像在说别人的故事。看到黄慧侦，我想象不到，这样一位气质高雅的电影人却有着那么命苦的年少时代。就如她自己说的，好运气的加持，譬如在社务大学遇到的那一群善良学者，还有成为杨力洲导演的电影镜头，这些让她在20多岁时看到生活的另外一种可能。 黄慧侦的命苦不单单是家境贫穷，更多的在于家庭的原生缺陷。家暴，猥亵，老爸自杀，老妈是个同志，单是一条，就够呛了，她却一下中了全部。为了躲避那个丧失人伦的老公，黄慧侦的妈妈（后文以“阿女”代替）带着姐妹俩开始逃亡，躲在狭小的空间，冬天没暖气，衣服不够穿，阿女就跑去赌博，想说看会不会转运，搏到钱来给女儿们买衣服。 黄慧侦和妹妹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没有户口的他们只能跟着妈妈牵亡阵。 回到开头那段说的东西。全片围绕着黄慧侦的这个T妈妈，看起来是在说同性，但实则有着更大的格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以阿女为出发点，延伸出了四条线：阿女和女儿（即导演），阿女和自己的兄弟姐妹，阿女和女朋友们，阿女和外孙女。我们分别来说。 第一条线，是全片的主线。阿女和黄慧侦同住一屋，几十年来，却像陌生人。两个人唯一的交叉点，是阿女为她准备的餐食。说不出口的真心话，隐忍在心中的嘘寒问暖，成了他们的相处法则。相比家中的沉默气息，外面才是阿女的欢乐谷，在街头巷尾，她会和女朋友们打牌泡茶聊天。 面对女儿的追问，阿女很多时候都是沉默的，她紧闭着双唇，目光投射在桌面上，似乎在寻找一种诉说的方式，但大多无果。在开头，阿女对摄像机说“别录了”，我看到，眼泪穿过她眼角的皱纹，慢慢掉了下来。 有些事情说出来只会更痛苦吧，但不说，伤痕永远愈合不了，她的女儿会永远以为：妈妈讨厌我，她也会永远抱着这样的想法：女儿很讨厌我，根本就不想看到我。 一个是花了半辈子去确认这个错误的答案，一个则是花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在痛苦中翻身不得，血缘关系产生的那种爱，在万物的逻辑中，是天经地义的，天经地义到难以去反驳。但怎么去经营，又是另外一回事。我理解阿女，她从不表达爱自有她的苦衷，因为那样的爱，是要牵涉到很多过往的。 所以被父亲猥亵这件不光彩的事，加之母亲的同志身份，成了两个人的痛点，不敢放开说，是怕理解不成反倒造成二次伤害。黄慧侦说，小时候的她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这么倒霉，生在这么不正常的家庭。曾经，她是怪母亲的。而阿女，她或许早就知道女儿被自己的老公欺负，但却不知道要怎么去解决，尤其在农村这样的坏境。 所以阿女的伤痕是多元的，有对老公的憎恨，还有对女儿的愧疚，甚至是对自己人生的无望。 而黄慧侦的伤痕同样如此，不但是对父亲的恶心，还有对母亲的怨念（为什么不多问问她小时候为什么睡一半会从房间跑出来？为什么从来就不跟她说心里话？为什么都不爱跟她讲话？） 善良的人，好像都不是处理人类关系的高手，因为他们不晓得怎么去婉转一个故事，不晓得怎么通过天花乱坠的方式去成全一段人造情感，他们总是用最笨的方法去保护别人，尽量减少伤害。阿女和黄慧侦之间的相处模式就是这样，无止境的试探，抱着一颗想亲近的心，无奈过往的力量太强大，只好在黑暗中一直沉沦。 3 第二条线，始于阿女带着黄慧侦回老家看望兄妹。阿女很久没回去了，一进门，老家的那些亲戚很热情地就哈拉开了。 但最重要的一个片段，出现在导演黄慧侦问了大家这样一个问题：你们知不知道，我妈妈喜欢女生？ 每个人的反应相似到不行，先是一阵沉默，然后淡定地抛出这一句：“不知道啊。”没有半点的慌张，就像是他们早就接受了同性恋这一事实。然而，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清一色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婚恋观才是真相。 阿女的哥哥说：祖宗桌上没有人会供奉未出嫁的女儿。 他们不是不知道，反倒清楚得很，让一个女人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可怜吗？他们反问一句：“这有什么可怜？” 所以阿女只好违背自己的性向，嫁给一个爱赌博还会打女人的渣老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4 阿女看起来像一个未解的参数，难以捉摸，但其实简单的很。在女朋友们面前，她好像才可以做自己。丈夫自杀后，阿女开始追求起自己的爱情。你根本想象不到画风会如此反转：阿女泡女无数，堪称情场高手。 阿姨A说：她太败家了，因为钱都花在女人身上。 阿姨B说：我爱看歌仔戏，她就用这点来攻击。她一通电话打过来，我们两个就骑着摩托去看戏了。 阿姨C说：生日送我手镯。还会亲手洗我的衣服，有一次说，洗我的内裤很爽。 不下十段的恋爱，别人说她好厉害，阿女却说：“不是我厉害，是彼此喜欢。”这样的勇敢，让人想哭。前半生过的太苦了，后半生索性把所有的温柔通通给自己爱的女人，这也算是种解救吧。虽然每段恋爱都不长久，但这样的生活，总算拥有了一些意义。 黄慧侦导演后来这样形容自己的妈妈：“我妈是一个完全活在体制外的人，骑机车没有驾照，罚单从来不交，也从来没有投过票。” 即使她曾经拥有了一段体制内的婚姻。想要重构自己的人生，任何时候都不算太晚。 5 电影以阿女与外孙女的一段对话收尾。 外孙女问阿嬷：“阿嬷，你爱不爱我？” 阿嬷说：“你那么丑我才不爱你。” 外孙女跑出去跟妈妈黄慧侦抱怨：“阿嬷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于是又有了第二段对话。 外孙女问：“阿嬷，你爱不爱我啊。” 阿嬷说：“我爱你啊。” 外孙女回了一句“我也爱你耶”，然后开心地向全世界宣告：“阿嬷说她爱我耶。” 简简单单的一句“我爱你”，成了全片最温暖的部分。喜欢看阿女和外孙女的互动，他们两人之间没有那么多过往，也让那一句“我爱你”轻轻一撬，就蹦出口了。 阿嬷对晚辈来说，似乎就像一个谜，是他们没有能力去掺透的。懵懂的外甥女会好奇阿嬷的性别，小时候的他们竟然一度以为阿嬷是男的，因为她从来不穿裙子。长大后的他们，对同性恋反倒接受度很高。 在他们的心里，和谁恋爱是别人的权利，干我们屁事啊。在一个支离破碎，残缺不齐的家庭里，原来是能够诞生一种健全的价值观的。 《日常对话》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无疑，黄慧侦的家族是幸运的，大多数小朋友，都会被这样糟糕的家庭所释放的负能量反噬，而黄慧侦，外甥女们，都打赢了这场战争。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的是一种可以媲美“原力”的能量，可怕的东西在它面前，瞬间失去了话语权。 6 四条线，讲透了一个家族，也探讨了人类的情感，这样的家族絮语，就如侯孝贤说的那样：“看得懂的人能看的很深，很深。”这就是柏林影展的评委把奖颁给《日常对话》的原因，不是站在同志的层面，而是站在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情感层面。 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是探索生命法则的关键。交往，不是只有爱，还有恨，很多时候，我们喜欢把爱当作万精油，去解决我们无能为力的问题，但却忽视了恨的力量。 那些糟糕的家庭关系，很有可能靠爱是感化不了的，也不可能被理解。片中的T妈妈是爱女儿的，黄慧侦也是爱妈妈的，但母女的正常相处模式到了她们这，操作性就变零了。 因为彼此对各自来说，就如同一个沉重的故事，悠长而痛苦，以至于变成一种“厌烦感”。所以T妈妈选择了一种颇为分裂的人生，在家冷若冰霜，去到了女朋友身边，就变成温柔天使。就像一种变相的报复，以逃离自己的过往。 我理解这样的感受。有一刻，你会懒得去改变，放任天崩地裂好了。接受了，理解了，有可能加剧疼痛，也可能可以治愈好不了的偏头痛。我知道沟通的重要性，《日常对话》何尝不是在做这样的努力？好在，它赌赢了。导演黄慧侦说母亲在看到电影之后，开心了整整一个月。 脑海里总是浮现着这个镜头：阿女和兄弟姐妹们重返儿时故居，灰尘覆盖在上面，抽屉里，柜子隔层，还残留着学生时代的旧照片。我总是会被这种富有时间感的东西惹哭。年少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将会找到一个怎样的伴侣，会拥有怎样的家庭，过的是颠沛流离的生活，还是无忧无虑的好日子，如果能够预知那些糟糕的羁绊，我们会后悔降生到这个世界吗？ 这个问题貌似没有意义，因为后悔从不拥有改变的力量。 这大概是最让人心疼的画面了吧：阿女穿着男式的衬衣，背着大大的挎包，看着穿着校服、还在上国小的她，走入过往的她心里一定掠过了这样的念头。 ps：导演的妈妈说过：如果可以重来，她只想过一个人的生活。 泪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