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其实看了1-2集就想说了）觉得纳闷，这么高的分数怎么来的？

对，你是悬疑推理剧（的外壳），请先把悬疑推理的故事逻辑和基本常识写清楚

对，你想表达各种宏达的社会议题，请抓柱重点深入探讨，不要只聊表面

对，你想设计一个“非常规”的男主，请最起码把男主的基本情况解释清楚

我不想多说警方办案的诸多漏洞（连搜证不戴手套都有），也不想多聊每个案件当事人贴标签式的人设（像没有生活的学生的想象），台词、演技也都不赘述。

我就单说男主方毅任（有剧透）。在这个最最重要的角色身上，编剧有多草率、多莫名其妙！

一、方毅任的病。

他到底患了什么精神疾病？有哪症状？症状的规律和原则是什么？

这对于理解男主行为、推动剧情的发展、以及最后男主的改变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整季看来下，这些问题全都没有交代清楚。

一会是交流障碍，一会是躁郁症随时发狂，一会又像双向情感障碍，感受不到其他人的痛苦。

因为没有人物行为的“原则”，导致观众没办法判断此时是该出于对患者的同情、还是对作出改变的欣慰、还是对特殊才能的惊叹。

男主的同事说过，他得的是：亞斯伯格症

其实只要抓柱这个病的最大特点——“社交障碍”，就能很好的塑造人物形象

一个“社恐”警察，和一个“社牛”记者，一起行动探案，非常有对比、有火花，有爆点有笑料有眼泪。

这样，最后男主需要去劝女儿，向记者求教说话的方法，才能起到升华的作用！

社恐想要学者社交，满嘴跑火车的记者开始学习说实话……

就因为混乱的人设，和没有规则的行为，导致这个结尾变得毫无意义，平淡如水

（男主有惊人的记忆力这点其实也可以大做文章，但是编剧只是像填缝剂一样塞在剧情的角落里，让人一头雾水）

二、方毅任的家庭

男主的家庭情况，可以说是整起案件的导火索，至关重要。但是导演、编剧交代的不清不楚。

首先，一个精神病患者想要结婚生子，本来就不容易。能愿意和他成家的，一定不是普通女人，但是他的妻子，就是一个脸谱化的“好老婆”，和平常妻子没有区别。这怎么可能呢？

结婚前妻子就已经知道男主有这些精神疾病了，但是从家庭装修、家居布置、女儿的养育方式上，一点也没看出来，这个特殊的家为了家庭幸福做出了什么预案和改变？

这些人物背景的bug，让观众对人物个性的把握更加没了头绪，也让我觉得编剧和导演没有认真对待故事，连基本的常识都懒得去琢磨，匆匆忙忙只想表达自己有多热衷于为社会弱势群体大声（然而也表达的像流水账）。

三、父女的感情

让我最不能理解的，是女儿对父亲的感情！

如果父亲一直埋头工作，为什么女儿那么那么爱父亲？不应该敬而远之吗？

男主离开家回忆的时候，全是女儿和母亲的画面。如果这时候全是父亲和女儿的画面，就合理很多。能表达出他爱这个家，爱女儿，只是不知道怎么交流和沟通……可惜，没有。

如果只是因为父母离婚，为什么女儿那么那么恨父亲？

天底下离婚的父母千千万，如果每一个孩子都恨父亲，那还了得？编剧应该不会是想表达这样错误的观念吧？

从剧情看，男主的妻子是一个通情达理温文儒雅的女人，那么离婚以后，妻子是怎样理解丈夫的？妻子是怎么安慰父母离婚以后的女儿的？统统没有交代，上来就是恨之入骨。为什么呢？都怪精神疾病吗？（女儿的精神疾病是遗传还是环境塑造，也没有交代清楚）

不知道为什么爱，也不知道为什么恨，大结局给人的感觉也就索然无味了。

一手好牌，打的稀烂！

亲，你是悬疑推理剧，你的观众可能是一群最聪明的观众，至少是准备好迎接一场头脑风暴的观众，然而……你就给个这？

感觉港台艺人这几年都面临着一个抉择，是北上争取陌生却更大的市场（资金也更多），还是留守本土争取更多高质量的演出机会。选择本身没有对错，但是看着许玮甯在“谁是被害者”里的表现，再看看小天这几年拍得戏，不经有些惋惜。曾几何时，他还是那个艋舺，军中少年里面的少年，现在却成了屏幕上的耍帅油腻男子，而当年许玮甯还贴着小天混血女友标签，新闻的重点都是分分合合，现在混血颜值依然能打，也因为角色的复杂性美得更有质感。这么多年她竟然演了这么多的好戏：她可以是“目击者之追凶”里面的腹黑Maggie, 也可以是“谁是被害者”里面不择手段拼新闻却到头来治愈了自己的女记者。借用她说的一句话“我从不介意被说是“花瓶”，就像是一个容器，我的表演是水，会依照花瓶的不同变成不同的样子，这样不是挺好的” 很期待她各式各样的“花瓶”。找时间再来看看“麻醉风暴”，才看了“我们与恶的距离”，对吴慷仁的戏很期待。

再说回到这部戏本身，这个剧的剧眼应该是许玮甯探视林心如说得那段话。一度我也很认同他们帮助有自杀想法的人完成心愿，但是这真的是他们最后的选择吗？也许让他们看到周围多一些人的爱和鼓励，他们能走出低谷，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我更加理解安乐死的过程从开始到结束需要一年的时间，因为绝不是简简单单一个自杀动作。很珍惜这个主题，以及剧组人员的各种用心设计。可惜内地看不到网飞，看这部戏不方便，特别希望平台可以引入这部剧，用良币冲走一些劣币。

非英语剧集项目的开发毋庸置疑是Netflix至关重要的规划之一。不管是应对亚马逊、苹果公司和迪士尼相继推出的流媒体的竞争，还是对于Netflix自身规模的巩固与海外扩张，非英语剧集项目的成功与否，都直接关系到Netflix这家北美根基最稳的电视流媒体的前景走向。

截至当前，Netflix已经参与了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剧集出品，产出了包括日剧《火花》《全裸监督》、德剧《暗黑》、西班牙剧《纸钞屋》、印度剧《德里罪案》、韩剧《王国》在内的一批数量可观的优秀电视作品，这些非英语剧集的成色毫不逊色于北美的剧集，Netflix对海外项目的投入可见一斑。

但在华语剧的出品上，Netflix却接连碰壁，不到一年的时间里，Netflix的三部台剧《罪梦者》《极道千金》和《彼岸之嫁》交出的均是令人颇为失望的成绩。这种水土不服的窘境直到悬疑刑侦类型剧《谁是被害者》的出现才得以扭转。

新剧《谁是被害者》已于上周四正式登陆Netflix，该剧开播当日便登上了Netflix台湾地区点击量第一的位置，豆瓣截至目前的评分也稳定在8.2分，属于华语类型剧中的优异表现，同时也是Netflix近期上线的质量最好的剧集之一。

《谁是被害者》改编自台湾推理小说家天地无限的原著《第四名被害者》，由张孝全、许玮甯、王识贤领衔主演，林心如特别出演。讲述了证物鉴识官方毅任卷入一宗连环杀人案，并逐渐揭露了案件背后隐藏的一连串令人唏嘘的真相的故事。

自小患有亚斯伯格症（一种交流障碍症）的方毅任是个擅于观察、心思缜密的证物鉴识官，他在一起离奇溶尸案的鉴定证物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与失联女儿有关的线索，于是作为非前线警员的方毅任开始背着警方单独侦察。

参与报道此案的电视台记者徐海茵在得知方毅任女儿牵涉凶杀案后，立即找到并威胁方毅任，要求方毅任向她提供案件的信息，以获得独家的报道。方毅任有警方的资源，徐海茵有电视台的资源，俩人协商后决定一起合作。

溶尸案仅是这桩“连环凶杀案”的开端，随着案情的深入，他们发现了这桩连环案的规律和真相：这些“被害者”都是被社会各种力量驱逐的边缘人，上一个“被害者”为下一个“被害者”完成遗愿后自杀，以这种“接力赛“的方式在生命的最后一程成就彼此对方，燃烧自我来唤起社会的注意。方毅任所能做的便是阻止接下来出现的“被害者”。

《谁是被害者》是个一语双关的片名，剧中的“被害者”有着两层涵义：在剧集开头，我们看到的是凶杀案中的死者，他们是法定角度的被害者。而随着剧情的展开，我们逐渐了解到，这些死者之死与其受到的来自于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歧视、偏见、压力有关，他们被社会边缘化，是死于社会之手的被害者。

和《逃》《Last Dance》等歌曲贯穿了《想见你》的叙事一样，歌曲在本剧中同样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乃至于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剧中所使用的歌曲几乎都是为剧集所创作的原创，几首歌的文本连贯地呈现了这些小人物在希望与绝望两种情绪间挣扎的状态。这些歌是唱给“被害者”的，也是唱给社会上那些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即将成为“被害者”的人们。

片尾曲《谁》所唱到的“谁，能够找到我”“谁，想要找到我”两个问句正是这些被边缘化的死者们的写照。想要做女孩的男孩；遭人嘲弄、事业停摆的歌手；身患绝症仍被公司压榨的职员；天赋异禀却被夺去作品权的木雕艺术家……他们在阴暗的角落里无法被人看见，也没有人想过要看见；他们想要被仰望，却总是被遗忘。

“我要你，听我道尽，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替我证明，圆我的梦想，尽我的遗憾。顺理成章，续我的意念，应我的奉献，像再让我生，赎我犯的罪，还我造的孽。“歌手李友廷所创作的这首《我要你》实际上已经揭露了剧中这桩事先张扬的”连环杀人案“的线索和”被害者“间的连结，唯有以成为彼此的替身的方式，他们才能在生命最后感受到一丝温暖。

“被害者”之一的落魄歌手苏可芸在自己那首《还活着》里充满希望地唱到：“很幸运能有权利唱出悲观的自己，一首首昨日伤口，亲吻别人的心灵。深夜里被人情冷暖过的心，还没有失温，还活着。““被害者”即便是处在社会边缘和生存困境之中，对“活着”也并非未曾抱有一丝希望。

然而又如插曲《不存在遗憾》里所表达的“活得像渺小尘埃再伟大，再悲哀，泛不起一点伤感，根本不配存在，再不受渴望的毒害，埋葬最后期待。”在人际关系越来越疏远冷漠、包容度越来越低的社会里，在弱势者一再遭到排斥、剥削和不理解的处境中，再强大的希望也总有被浇灭的那一天。

生存与毁灭，哪一个抉择都必定经历内心百般的抗衡，即便不谈处于边缘的群体，今日社畜又有几人逃得过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坚持与放弃之间的摇摆，希望与绝望之间的踟蹰不决。正如剧中所辩证的，死亡需要勇气，活着需要的却不单是勇气本身，还要继续经受各种痛苦与不堪。但唯有活着，才能够创造希望和明天。对“活下去“的呼吁贯穿了整个故事。

《谁是被害者》所辐射到的社会问题层次丰富，除了反映边缘人群的生存困境、人际冷漠、底层被剥削和被欺凌等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外，它还着力于批判公私合谋和新闻媒体的职业素质的道德沦丧。

警务高层领导的职业立场本应该是公正地为下属刑事侦查破案提供帮助，促进社会的良性循环；新闻媒体和记者的职业立场本应该是不带情绪和其他不良意图地报道新闻，但在利益的驱使下，在职业懒散的风气下，渎职的事情常有发生。警务高层的渎职会造成冤假错案，记者的渎职会造成对社会和具体个人的伤害，这些情况不仅发生在剧中，现实生活中同样存在不少见。

在各个类型剧的模式早已经被高度开发过之后，构思简单的类型剧很难再留住观众，因而要想获得受众和口碑，类型剧的推陈出新成为了一种必然。去年年底开播的《想见你》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它有效地融合了校园、侦探、奇幻元素，带来了新奇的观感。

《谁是被害者》的推陈出新则是在于它突破了类型剧的思维定势。常规的悬疑刑侦剧焦点通常是放在”找到杀人犯”这个目标上，而《谁是被害者》直接告诉观众：剧中没有“杀人犯”，整部剧中的目标是“找到被害者”。

电视剧集也应当享有艺术审美的发言权。除了概念上令人眼前一亮外，整部剧的摄制条件和视听风格相较于大多数华语类型片也有很大提升，镜头布置的细腻度更高，构图效果更自然，打光更为讲究，是一部质感有别于台湾本土出品的剧集。

导演、编剧、演员及其他部门的相互信任和高效率配合是一部优秀作品诞生的关键。尽管本剧的质感比大多数类型剧好得多，但几位编剧和导演却并非经验老道的影人，他们当中大部分都是近几年才进入电视行业的新人。整部剧之所以能达到当前的效果，与他们付诸心血的、一再考究的态度有关。

剧中的溶尸、焦尸等道具几乎所有细节都是高度仿真的，剧集开头即提示了观众剧中场景和道具的真实度，它们看起来可能会令人感到身理不适，视觉冲击力很强。而刑警侦查程序和证物鉴证的过程也是由专业的刑警、鉴识人员和法医参与监督和指导，力图达到与台湾刑侦的高贴合度。

在对角色的揣摩上，演员和导演也下足了功夫，男主角方毅任患有亚斯伯格症，这是一种症状与自闭症相似的病症，会使患者无法与普通人正常交流，但它不会影响患者的智识。处理这样的角色最大的难度在于如何把握症状的尺度：演得过激会使角色看上去失智，过简又无法呈现患者的痛苦。最终张孝全的角色完成度是令人满意的，他并没有局限在剧本和导演的要求上，自我发挥的部分得到了保留和认可。

早已经从偶像剧成功转型到大银幕的许玮甯在片中扮演的是记者徐海茵，这是一个麻木的、为独家新闻可以不惜一切手段的记者，她在与方毅任合作过程中逐渐打开内心死结，新闻报道有了温度。该角色的变化是潜移默化的，她的冷血比温度更为自然外露，微表情和动作细节是许玮甯合理化角色的重要工具，《目击者之追凶》的拍片经验使得她能够流畅适应悬侦类型剧的节奏。

自台湾偶像剧退出内地观众视线后，台剧的受众逐渐收窄，但台剧的发展并没有因此而停滞，转型正在悄然发生，更多类型、更多题材被搬上了荧幕。过去一年的时间里，沉淀已久的台剧终于爆发，《我们与恶的距离》《俗女养成记》和《想见你》漂亮登场让无数观众再度陷入台剧狂热。而《谁是被害者》的出现，无疑为2020年代的台剧开了一个好头。

诚然，《谁是被害者》并不是一部完美的电视作品，它仍旧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制作上相较于英美类型剧的短板不少。但《谁是被害者》首先完成了它的价值输出，对社会问题的反思，对媒体的控诉……这意味着它已经成功实现了电视剧目标中最重要的部分。

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本剧在摄制条件上的进步，Netflix对台湾剧集项目的支持，势必会对整个华语剧集市场的发展起到积极且持续的影响。未来必定有更多如同《谁是被害者》这样的突破类型剧刻板框架、追求拍摄质感、丰富社会议题的华语剧集出现。

2020年的高分悬疑台剧，冲着大幅宣传的16禁大尺度场面和反转出演的林心如刷完了整部剧，虽迟但到，五星推荐。整个故事根据一群通过自杀完成对方遗愿的普通人作为故事主线，抽丝剥茧，逐步揭开我们所不熟知的、在生命完结线徘徊的一群人的故事。谁是被害者，谁又是加害者，在现在这个纷纷扰扰、一刻得不到喘息的社会里，如何定义存在。

相比林心如一如既往稳定的演技输出，更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方毅任和徐海茵。无论是因亚斯伯格症无法共情人类诸多情感而格格不入的方毅任，还是童年阴影挥之不去、嗜血工作掩饰内心的徐海茵，人物性格立得很稳，从一开始的锋芒毕露逐步因为遗愿清单事件不断丧命的人软化内心，两个角色的心路历程从故事中的细枝末节展现的十分自然。最为惊艳的是徐海茵和李雅均在最后监狱的对话，对于我来说很有效的反转了故事想要传达的宗旨，活着比死去更需要勇气，只有活着才能看到希望从未磨灭，只有活着才能为自己争取到实质的理解，而死去，无疑是让爱你的人更加渴求一份勇气罢了。

整部剧故事十分完整，结局对每一个人物都做了真正的反转，传达出无比深刻的理念。对每个活着的人接下去人生的设定无不在点明，活着才能有更多希望，因为人只有活着才能有所作为。赵承宽是个意外的惊喜，直到最后一刻才能理解他，他所有前期表现出来令人不解、厌恶的行径其实不存在任何的恶意和居心，只是一个普通人会有的情绪和行为，本质的善良是需要通过时间来延展的。

方毅任，亚斯伯格综合征（抄下百度词条——亚斯伯格候群（Asperger's syndrome，Asperger's，简称AS）是神经发展障碍的一种，可归类为孤独谱系障碍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 其中一类。在外界一般被认为是“没有智能障碍的自闭症”。）学生时代孤僻不合群受排挤，但学习优秀。他以为结了婚生了孩子成了家，自己就会和别人一样，就会好起来。

（结婚的理由是想试着治愈自己？所以妻女只具有功能性的意义吗？）

结果发现，还是好不了。好不了那就拜拜喽。在因自己疏忽而导致女儿手臂被化学药品烧伤后的第二天，他向妻子提出了离婚，女儿的抚养权交给母亲。

离婚后对前妻和女儿不闻不问，等到女儿15岁的时候，他才发现，女儿去当了陪酒女，女儿又进了少辅所，前妻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已经死掉了。

（前妻得了肾脏癌，花费很大，女儿去当陪酒女是为了给妈妈赚医药费

即便错过了这么多年，女儿心里遭受了那么多比胳膊上的伤疤更深的伤害，编剧最终还是让他们在两年后共撑一把伞。我知道他这两年是有不间断地去看望女儿，即便女儿不见他，也坚持去看，他有很努力地改变自己，但我想说，有一些来自至亲的伤害和忽视就是后来不管你怎么努力都无法弥补的，那个伤就是会一直在那里，永远都露着新鲜的创口。

刘光勇，17岁的时候在旁人教唆和逼迫下打死了被他们绑架的人质，因为是未成年没有被判死刑。他的妻子是一个“知道他过去但看到过他的善良”所以无怨无悔选择他的女人。

因为当年的案子，刘光勇内心一直备受煎熬，煎熬到他决定为了赎罪去自杀。即便他的妻子苦苦挽留，他还是要自杀。

刘光勇前脚和妻子举案齐眉，还让妻子帮自己多煮碗面，结果支开妻子后，他转头就反锁房门继续自杀

在他死后，他贤惠的妻子找到当年被刘光勇杀害的那家人，代夫向受害者赔罪。

不仅要爱他，原谅他，他犯了错还要替他赎罪（女德老师的教案

徐海茵的父亲，回家跟妻子和女儿说，咱们出去玩吧！年幼的女儿高高兴兴出了门，谁想到，自己的亲爸爸原来是带她们娘儿俩去自杀，先往她们的食物里下药，之后在车内烧炭，要一家三口整整齐齐的去见阎王爷。

结果女儿和妻子命大，被救了回来。过了二十多年，徐海茵成了在工作上独当一面的大人，但在车里小憩的时候仍然会做噩梦，梦到自己又回到了当年那个全是一氧化碳的车厢里。

女儿对父亲怨念极深，在父亲的葬礼上直接扔掉花束转身就走。但徐海茵的母亲仍然选择不抛弃不放弃，哪怕自己手头拮据，也坚决不卖房子，因为这个房子里有关于（那个想拉全家去死的）丈夫的回忆。

“他却是个好男人”（重新定义好男人

“至少到最后他没有选择抛弃我们”（拉着你们一起去死叫不抛弃啊我的天

编剧在这部剧里塑造的丈夫和父亲形象比溶尸，焦尸，腐尸等等等等更让我觉得毛骨悚然。

下方高能预警！！！（得看看尸体才能平息愤怒

我真的很烦很烦很烦这种“只要他肯改正她就会泪眼婆娑地原谅”，“只要他愿意弥补过去他造成的伤害她就都能好起来”的戏码。

因为我知道，事实不是这样的。

谁是受害者？呵，当然是追完剧彻底患上“浪子回头金不换”PTSD的我啊。

01、

“遗愿命案”中的所有死者，基于一个共同点，都有遗愿想要实现。

遗愿命案的引擎者是李雅均。李雅均给江晓孟灌输了自己的死亡价值观，江晓孟拔掉母亲的维生系统，让她永远结束了痛苦。江晓孟加入李雅均的死亡之局。

李雅均与江晓孟进入心理咨询机构，“收集”那些想要寻死的人，他们便是之后的一系列死者：游诚皓、苏可芸、张聪健、庄秉荣、刘光勇。但遗愿命案的死者还应将周洋囊括进来。

周洋的名字出现在所有死者之后，但事实上周洋死于所有人之前。连环案中的死者出现顺序不是按照死亡时间来排列的，而是根据遗愿实现的顺序。它的逻辑链条是：每个人都因前一人的死，实现了自己的遗愿；每个人也都以自己的死，替后一人实现了遗愿。

游诚皓是逻辑链条的起点，她打扮成苏可芸的模样，实现自己成为女人的遗愿，并且同时将自己死亡的现场布置成苏可芸未发行的新专辑的封面，实现了苏可芸的遗愿。由于游诚皓前面没有替她实现遗愿的死者，所以她算是一个小小的特例，她的遗愿实现也借助了后一个死者。

游诚皓的死亡设计或许会引发反诘：她明明可以我行我素地做女人，不用参加遗愿交接计划啊？其实游诚皓并不是无法自主地成为心理甚至生理意义上的女人，她是无法成为一个社会性意义上的女人，也就是说社会不肯承认她是一个女人。通过变身为一个有名的女明星，这算是变相地让自己实现了这种社会性意义上的性别身份。同时，她的自杀也是一声绝望的叫喊，她以死向社会明志：我就是女人。

由于游诚皓实现了苏可芸重获关注的遗愿，于是苏可芸在安邦公司楼顶以张聪健的名义自焚，引发公众对血汗工厂的关注，实现了张聪健的遗愿。

接着张聪健死在庄炳耀的工作室，曝出艺术家庄秉耀的造假新闻，实现庄秉荣让自己的艺术才能被公众得知的遗愿。

再往后，庄秉荣以刘光勇的名义投水而死，实现刘光勇为少年时杀人罪过的忏悔。

最后，刘光勇戴着周洋的手环，从安光护理院十楼坠下，实现了周洋曝光护理院虐待老人内幕的遗愿。

整个遗愿命案的运行机制就源自这样一个高概念设计，它拟定了这场被害者游戏的运行规则。

按照遗愿命案的自杀逻辑，必须是目睹前一人为自己实现了遗愿，自己才会坦然去为下一人实现遗愿。但是这个逻辑并非一直奏效，它在刘光勇和周洋这两个环节上说不通。刘光勇最后在求生的情况下，被李雅均强行注射死亡。

而周洋实际上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这个游戏，他的确失去了活的勇气，也有想要曝光护理院的遗愿，但他并非死于自杀，而是李雅均的药物他杀。如果说这一逻辑缺陷还能基于周洋的确想要自杀却无法自主完成，而李雅均是在帮他解脱痛苦而自圆其说的话，那么另一逻辑缺陷则很难说通了，那就是周洋死之前根本没有目睹自己的遗愿实现，直到遗愿命案发展到最后，刘光勇的尸体戴着他的姓名手环，从安光护理院十楼坠下，引发轰动，他才算是实现了自己的遗愿。可是此时目睹遗愿实现的，已经是他的“在天之灵”了吧。所以周洋的遗愿实现，基于的是李雅均的守信。可是吊诡的是，周洋并没有与她建立契约，这一契约是李雅均单方面书写并签署的。按照遗愿命案的自愿逻辑，李雅均本可以征询周洋的意愿，让他自愿入局，但她没有这么做。无论她基于多么善意的前提，事实依然无法改变，周洋的死是一个阴谋，一场谋杀。

李雅均的扮演者林心如在第八集幕后采访中分析李雅均的心理时，说李雅均生命意志的崩溃是因为她所爱之人周洋生命意志的崩溃。遗愿命案从此开始。而李雅均踏上了帮助他人实现遗愿——抑或说教唆杀人——之旅。可是在剧中，李雅均的这一心理动机建构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实现。

不过，也正是这两处逻辑上的破绽，令散发着“牺牲”、“自由”、“价值”这些美丽光环的一组自杀艺术蒙上有悖伦理的阴影。

02、

李雅均基本上只是一个功能性人物，剧集对她本人的刻画显得仓促、薄弱，基本就是让她自己念了一遍编剧的背景设定。

她真正的作用是抛出那些“大哉问”：

协助他人自杀是可以的吗？

她的行为究竟是在救苦救难，为人超度；还是通过洗脑教唆杀人，狂妄地裁决他人生死？

自杀是可以比活着更有价值的吗？

这些问题还可以有进阶版本：

如果说协助自杀是可以的，那么在什么条件下才可以？

助人解脱痛苦式的协助死亡与基于洗脑和教唆的谋杀界限何在？

如果自杀有可能产生价值，什么样的自杀比活着更有价值，什么样的自杀比活着更没有价值？

李雅均和周海茵在第八集的对话在这些问题上做出了一定程度上的角力，结果以李雅均基于死亡的升华理念失败、周海茵基于生命的希望理念胜利告终。但这样的探讨未免受困于主流，显得野心不足，更像是一针安慰剂，并不能起到太强的启发性。其实生死的意义问题不可能有唯一答案，死和生也不是消极与积极的二元对立。李雅均的死亡观念的确出于她生命价值的崩毁，具有消极性和欺骗性，但她的故事远不能囊括死亡话题的全部面向。其实我们用不着担忧消退生的光环、承认死的意义之后，人类会陷入彷徨。为了价值正确而去崇高生命、矮化死亡的做法，对直面复杂而艰深的问题徒增泡沫，并无裨益。其实剧中对死亡的态度大多数时候都是比较客观和开放的，但是最后这场对话实有纠偏之嫌，仿佛担心先前的客观呈现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03、

相比这些无解的终极命题，故事中投射出来的那些社会议题与边缘群体的处境会显得更为当下与实际。

游诚皓的故事关照到性少数群体的心理与社会对性少数群体的认同度问题。这里我使用的词语本来是“宽容度”，但我意识到“宽容”一词背后也带着威权感，仿佛非异性恋者需要得到主流社会的批准似的。我认为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力，我们应该做的是认同、接纳，而不只是宽容。游诚皓的父母不能理解她，在工作中又被歧视、欺负，她只从青青（江晓孟）那里得到一种相依为命的安慰。

苏可芸的故事折射出明星这种特殊的公众人物身背的压力。潮涨时刻万人呼啸，潮退之后无人问津，反智浪潮下的追星现象就是这样。明星所经历的巨大落差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他们的心态是很有可能失衡的。

张聪健的故事反映出职场奴隶的生活状况与黑心企业、血汗工厂奴役员工的事实。“996”话题之所以引人关注，就因为这类受害者太多，而正义的追诉又如此之难。

庄秉荣的故事是一个艺术家寻求认可的故事，一方面他创造出杰出的作品，另一方面他生活在孤独阴暗的世界，无人知晓。这也是一个表现兄弟之间的爱与剥削并存的故事。表面上看庄秉荣是那个残缺之人，实际上弟弟庄秉耀残缺在内心，他嫉妒哥哥的才华与父母对哥哥的亲情倾斜。他盗取哥哥的艺术荣耀，获得一种变相的代偿，这又令本就残疾的哥哥反过来产生巨大的失落。但揭开这层剥削关系，两人其实又是共生的，就像庄秉荣讲述的两只小狗的故事那样。这个故事令人对亲密关系产生更多思考。

刘光勇的故事是一个曾经犯下大错的少年犯四十年后的自我救赎。在十七岁时，少年刘光勇在青年流氓的威逼恫吓之下，心态崩溃，杀死一个无辜之人。一失足成千古恨，对一个少年来说莫过于此。当时的他只是一个孤立无助而又心智不够成熟的少年，杀人又是在胁迫之下的行为，他并不是一个暴徒，也正因于此，他才会备受良心折磨四十年，仍然觉得自己只能以死谢罪。这个故事令人联想到青少年间的霸凌问题，社会的容错机制，以及对过错犯的心理关注。但这个故事有更高的价值，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说，刘光勇在那时那刻的作为是无可避免的死结，这种具备永恒性的悲剧，人类该如何面对，值得不断地深思。

周洋的故事则牵引出老年人的弱势处境。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给弱势群体提供基本保障，老有所养是对对人的关怀与尊重，一个社会如何对待老年人，体现出对是这个社会对待生命的态度。死生亦大矣，可生死问题不仅在哲学层面上显得重要。如果一个社会是唯利是图的，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无法再创造经济价值，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被这个社会所抛弃。因为这样的社会是人性丧失的丛林，生命是可以被利益践踏在脚下的，每一个普通人基本的生命权利都会变得无从保障。但人人都会变老，每个人肯定都不希望自己在变老之后就被社会所抛弃，因此我们应该追求建立一个老有所养的社会。

死者的故事中，比如张聪健和周洋的故事，还反映了金权交易的内幕。无良企业长期作恶，却始终屹立不倒，这与权力部门的失职或腐化是分不开的。

我们也别忘了几个主角身上投射出来的现实问题。

调查记者周海茵本来用冷漠嗜血的态度处理一切新闻素材，为了第一手报道不择手段。但当她的一篇报道不可避免地催化了命案的发生之后，她这才开始反思，承担起了媒体本应具备的责任。这体现在她重复对方毅任说的一句话：“我们可以阻止这一切。”媒体不能只是商业机构，媒体有其天然的使命应扛起，有其天然的伦理应恪守。媒体应该追寻真相，监督权力，对抗强权，聚焦弱势群体和社会痼疾，塑立公序良俗。而剧中的媒体行业却可说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使命，背离了伦理。徐海茵的上司囿于政府和企业势力，规避尖锐的社会新闻。徐海茵一个男同事在面对张聪健的案子时一语道破媒体的失职：很多记者都收到过他的检举信，但是没人敢报。

方毅任患有亚斯伯格症，这令他在情感与交流方面存在障碍，情绪控制能力不佳。这反映在他与人说话直来直去，不知转圜，容易狂躁、吼叫，而且家庭破裂。演员张孝全给这个角色赋予了痉挛的挑眉动作，和回避他人目光的扶眼镜动作。某种程度上讲，他促成了这个悲剧的发生，若不是他对女儿的忽视，江晓孟也不会推动遗愿命案的发生。但他这样的人难道就不配获得幸福吗？当然不是。作为一个会被歧视为不正常的人，他又其实比一些所谓的正常人做得更好，至少当案件发生后他在努力改变。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个故事可说是一个自闭症父亲有关亲情救赎的故事。

江晓孟这个角色承载着那些家庭破碎了的孩子遍尝的凄苦、辛酸。由于父亲的缺位，她身体上留下了永远的疤痕，但更难抚平的却是刻在心底的伤害。她独自承担起母亲病痛所需的花费，在底层沦落挣扎。她鼓起勇气希望从父亲那里获得亲情的支持，得到的却只是擦身而过的父亲头也不回的背影。在她失去生活的信念之时，她遇到了同样失去信念的李雅均，在李雅均的诱导下，她加入了遗愿计划。她帮助那些想要放手的人在死之前实现遗愿，为他们点起守护的蜡烛。而她自己也准备一走了之，但她也有一个放不下的遗愿，让父亲想起她，找到她。在悬崖边，父女俩终于见面。江晓孟一字一句背出小时候在父亲的卷宗里记下的杀人手法，这与遗愿命案中的被害人死法一一对应。这揭示了站在江晓孟的侧面，遗愿命案只是一个女儿对父亲的一番执念与深情。

藏身遗愿命案之后，最隐秘的主角是李雅均。她是印度尼西亚人，从她嫁过来之后没几年老公就进入护理院这点来看，夫妻俩年龄悬殊，而且她很有可能是被买来的妻子。她说自己被护理院聘为黑工，可见她是非法移民。这样的身份表明她就像黑暗中的老鼠，是与阳光下的社会和人群相隔绝的，这加塑了她的孤立处境。这样的经历表明她没有体会过爱情，因此爱情的一线闪光就会令她感动莫名，因此周洋对她如此重要，周洋的消沉会令她丧失对人生的期盼。如果她没有经历过爱情，她反而能够熬过这漫长无望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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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角色中，很多人都是可能被社会选择性忽视的那种人，也就是所谓的弱势群体。他们生前不被注视，死了之后，警方、媒体、观众却费尽心机搜寻你的身份，你的经历，这是剧名《谁是受害者》折射出来的吊诡与讽刺，这个剧名并不只是一个概念，一种悬疑。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李雅均和江晓孟为他们策划出来的死亡仪式也为他们赢得了一次重获凝视和重拾尊严的机会。而将主题设计为寻找受害者，而不只是罪案剧通常的追凶，概念上反其道而行之，颇有新意。而且剧名所呈现出的矛盾还在于，既然他们是自杀，为什么要称他们为“被害者”呢？这正是要引人思索的地方。当然，答案泛泛说起来也很简单，因为有一些自杀并不是个体性行为，它们可能具有社会背景、家庭背景，与个人的成长过程和生活经历有关。这在上面的分析中，已经体现得很明显。

这一系列角色与故事都有其现实的土壤，可见剧组着实耗费了一番心血。但还是不得不说，这方方面面的反映都只是点到即止，能够引发一定的关注和思考，但并不能起到太强的反哺现实的意义。当然，这主要是一个犯罪推理剧，社会现实是套在其中，为“被害者游戏”这个概念所服务的，它的重点在展现如何突破层层关卡，而不是停在某一层，深挖下去。因此在这方面苛责，会显得文不对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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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谁是被害者》是一部很不完美的作品，它最打动我的地方也的确不在剧中，而在剧外。它最好的地方在于，它是一部群策群力、踏踏实实做出来的作品。它表达出了在基本完备的工业体系之中，一部用心创作的作品能达到的较高水平。犯罪技法向医学与媒体取经；概念设置标新立异；悬疑的构筑与瓦解有趣有理；叙事手法如片头闪回的运用引发观众对人物的深切共情；对十几位重要角色的背景丰盈比较到位，对主人公的性格塑造也做到了鲜明。

但最让我欣喜的是与内容无关却又大为交关的地方，那就是我在台剧中看到了如美剧般标准化、专业化、体系化生产的讯号。这充分表现在每集结束后的滚动字幕中和幕后纪录片中。在当下的华语剧集市场环境中，我期待的根本就不是零星的爆款，而是体系的建立。而台剧市场，有资本注入，有自由的创作环境，正是群雄逐鹿、猛龙过江的好时节！

（公众号：段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