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琼，48岁，纪录片导演，她的第一部作品《出·路》，即将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进行展映。作为新人导演，她的年龄似乎大了一些。就连她的朋友，在十年前就曾翻着白眼打趣道：那么老了，才开始拍片。

但在纪录片界，郑琼并不是个新面孔。她是光线传媒的创始人之一，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专门发行纪录片的发行公司“零频道”，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获得官方合法许可的独立纪录片论坛iDOCS……

可以贴在郑琼这段传奇经历上的标签有很多，三次高考失败，只身闯荡北京，为了观鸟从光线辞职……但她自己却只想摘掉这些毫无价值的噱头。与她所热爱的那些纪录片一样，她更加偏爱真实的踏实感。

1.首先声明，我并没有执着于纪录片

采访郑琼，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面临的第一个困境就是，需要将准备好的采访大纲洗牌重来。

郑琼是个准备极其充分的被采访者，在采访开始之前，她先扔给了我很多资料，说：“这些应该会解决你大多数问题。”而于我来说，那些材料最大的价值，是避免我问出“蠢问题”，比如：你为什么执着于纪录片？

“什么执着于纪录片？”这是个让郑琼反感的问题，因为在她的眼中，这个问题存在严重的逻辑漏洞。纪录片，说白了只是一种形式而已，执着于某种形式，听上去就很本末倒置。但要说郑琼，不可能将“纪录片”三个字摆开不谈。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这句话总是与郑琼创办的iDOCS影展搭配出现。2006年，郑琼第一次参加了北美最大的纪录片节HotDocs。8天的电影节，她在看片室里整整呆了7天。结束那天，看片室只剩她一个人，最后一部影片放映结束，房间里漆黑一片，她就坐在黑暗里落泪。落泪是因为绝望：“你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但是这个世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样的绝望，让郑琼本能地萌发了把更多好的纪录片带进国门和更多人分享的愿望，也因此才有了后来一系列与纪录片有关的故事。

2.我一直都在当端茶妹，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能坐下喝上一口

从成立纪录片发行公司，办iDOCS影展，到自己拍片，这看上去这是个顺理成章的过程，但真实情况却没那么顺利。

郑琼的发行公司叫“零频道”，郑琼自嘲到：“又是‘正穷’，又是‘零’的，一听就赚不了钱。”

事实也的确如此。她常常自己带着片源、设备、人手甚至翻译，到处给人免费放映。很多人都无法理解她在做的事情，明知道不赚钱为什么还要做？而她觉得自己不过是选择了做真正喜欢的事情罢了。

但单凭理想是撑不起一个公司的，“零频道”从一开始的6人小团队，后来只剩下3个人，到2012年彻底解散，只留郑琼一个光杆司令和十来个志愿者。即便是这样的情况，郑琼还将iDOCS影展办了起来，到今年已经是第6届了。

不过，iDOCS的最初创立实属偶然。

2009年，郑琼正计划拍摄自己的第一部影片，没有启动资金，只能满世界寻求资助，刚好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IDFA）在为纪录片制作和推广发放专项基金。那时候，她也正好在为免费放映纪录片的事情东奔西走，所以她同时申请了两项基金。用她自己话说，是想试试看能不能“捞草打兔子”。

结果兔子打着了，更急需的草却没能捞上一捆。推广活动的基金申请下来了，制作基金却没了着落。更吊诡是，接下来几年依旧如此。iDOCS就这样“被”创立了，但巨大工作量几乎耗尽了郑琼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她自己的拍片计划只能被搁置在一旁。

郑琼把iDOCS形容成一个饥肠辘辘、永不满足的“狮子”，而自己就是孤独的驯兽师“用性命来抚慰它的撕咬”。办影展这件事情，逐渐成为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压在郑琼胸口。每一届的成功，就意味着对下一届更高的要求，她还需要面对来自观众的满满期待，她感觉自己就像是站在马戏舞台中央，夹在猛兽与观众之间，不断取悦他人，压抑了自己真正的需求。

每一届，她都在死撑，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绝对是最后一次了！”但她总在食言。

2011年连办了三年影展的郑琼终于受不了，她大哭一场：“我太累了，连一厘米都爬不动了！再也不办了！”于是，她停了两年，回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上——制作自己的纪录片。

郑琼的处女作《出·路》就是这样断断续续地拍了6年，期间BBC的一档记录节目（My Country My County）联系过她，问她手头有没有好的片源和素材。她在整理材料的时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的影片不就可以用吗？“我一直都在当端茶妹，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能坐下喝上一口。”于是她把《出·路》的片段附在最后交了上去，这也成了BBC唯一选中的一部片子。

2014年，iDOCS回归了，在闭幕式上，北京电影学院的展厅里777个座位上的观众，都在等待郑琼的发言。郑琼拖着近一米的长辫子，裹着旧棉袄，上台鞠了一躬，说了三个“谢谢”，就在观众诧异的表情里下台了。如果不是仪式必要，她连台都不想上，免得画蛇添足。“因为一场影展，片子足够好，就够了。”

在纪录片的面前，她把自己的姿态摆得很低，她把自己比作是一只搬运纪录片的小蚂蚁。“如果你收到了一个好东西，何必非在乎那个快递员呢？”

她不愿意被戴上高帽，贴上标签，被当成什么纪录片的“圣母”或是“拯救者”。在她看来，别人想要给她戴上的这些看似灿烂的光环，其实都是“虚幻的手榴弹”。她不会被这些所谓的美名绑架。

到今天，离第6届iDOCS开幕还有半年，郑琼仍然斩钉截铁地声明：“今年绝对是最后一届了！”

3.做这么一个破片子，还没有出路

郑琼的第一部影片《出·路》，一拍就是6年，其间经历了无数次难产。

零预算，是影片面临的第一个现实问题。没钱就只能精打细算，设备全靠借。听起来挺寒酸的，就连拍摄用的摄影机，还得从四个地方分别借裸机、云台、电池、三脚架。

6年的拍摄，郑琼跟6个摄影师合作过，中间没少让她操心，其中一位拍摄对象，是一个生活在甘肃山区的小女孩。前期的调研已经做好了，拍摄计划也定下了，但到了要买机票的当口，摄影师突然跳票，死活打不通电话。

而到了拍摄后期，这位甘肃小女孩的父亲又突然变卦不给拍了，非要郑琼拿10万。这样的变故，让郑琼措手不及，跟拍那么多年的素材难道就这样废了吗？

正常沟通不行，郑琼只能想点“歪”招。首先是想来个自上而下的施压，她找到女孩哥哥的工作单位，请工厂的领导吃饭，拜托他们帮忙，可动用“权力”并没起到什么作用。后来她又找到这家人的亲戚朋友，想通过“舆论”的压力让女孩的父亲松口。亲戚们开着拖拉机进村就开骂，但老头依旧没有动摇。

郑琼被逼急了，因为知道不可能有钱再跑一趟，她甚至想到，要不然找一个朋友，假装黑道大哥打电话威胁一下吧。结果反倒被“大哥”打电话教训一顿：“你不提前花时间跟人慢慢建立情感，怎么能搞这种歪门邪道。”郑琼摸着兜里数得过来的几块硬币，心里委屈得要死，当时就想：老子不拍了!

历经磕磕绊绊，片子好不容易制作完成，但发行又是个问题。

一开始签了一个法国发行方，用郑琼的话说，那就是个“大忽悠”。一年基本没什么动静，到最后结算的，杂七杂八的费用加起来郑琼还倒欠2400欧。回到国内，遇到一个好心的制片人来帮着发行，可是片子交出去了，进展一直不顺利。更令人头疼的是，她自己做了2年调研的新纪录片，所有的申请都被拒绝。

走投无路的感觉让郑琼压抑到极点，当时就想：真他妈的倒霉，做这么一个破片子，还没有出路。那段时间，她说自己的心理变得很阴暗，凡是在朋友圈里晒幸福的，她全屏蔽了。

电影要能公映，还必须得拿到龙标，但和政府打交道，总让郑琼有点发怵。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影片是个反映社会现实的纪实题材：另一方面如果拿不下龙标，就相当于给影片判了死刑。但出人意料的是，反倒是这个阶段走得最顺。

摄影师、甘肃小姑娘马百娟和郑琼

《出·路》的名字里有个点，这个点也是有说头的。

一开始去申请公映许可证时，“出路”这个名字就没给通过，办事员让郑琼改一个。郑琼联合朋友一起开洞脑筋，想出了“出の路”、“出 a way out 路”等一大堆片名，办事员问她：“那么多名字，你究竟选哪一个？”郑琼很无奈：“我不知道，哪一个能过就选哪一个。”

这样打太极也没打出结果，郑琼只能两眼一抹黑选了个中英夹生“出 a way out 路”。到底合不合格，办事员也没直接说，只是反问了一句：“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一问把郑琼给问蒙了，后来问他们领导才知道，名字里不能夹英文。郑琼追问，可不可以中间加一个点？对方让她先交上去看看。

“其实当时是以一个死人的心情申请，没想到过了。”接下来就是初审，除了交DVD之外，还需要刻录一份磁带。郑琼清晰地记得刻一盘磁带要400块钱。她当时就拿着钱就开始纠结：“要是最终没结果，这钱就花得太冤了！”

后来，《出·路》顺利地拿到龙标，将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进行展映，也顺利被大象点映签下即将和更多观众见面。现在的郑琼，就像一个功成身退又疲惫不堪的老母亲一样常对我们说：片子就交给你们了。

“选择走这条路，我就是弱者，我就是没力量保护自己，我也在我这个行业的底层。干这一行真是这样，经常觉得想死的心都有了，不过庆幸当时没死。哈哈。”

在这部处女作里遭的罪，还没来得及消化干净，去年，郑琼又马不停蹄地在准备自己的第二个纪录片了，这一次是关于一位盲人的。

4.他们就像压在闷罐子里的鱼

我问郑琼，你怎么评价《出·路》这部作品？她没有打分，也没有给出具体评价，只用了两个形容词“孤独”、“寂寞”。

《出·路》记录了三个来自不同城市，不同阶层的年轻人，6年的成长经历和重要的人生选择。

马百娟，生活在甘肃山区，12岁的她才读二年级，村里就只有一个破败的小学。她在日记本里写到，她理想中的生活就是去北京上大学，打工赚钱，一个月挣1000元，给家里买够吃的面，够吃的水。但事实上，最后她连小学也没能念完。

徐佳，生活在湖北，是一名高三复读生，他已经复读了三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实现父亲的遗愿，考上好大学，分担家庭的压力，安安稳稳地成家立业。他将录取通知书带到了父亲的墓前，他今后一生也将按照规划毫无例外地走下去。

袁晗寒，生活在北京的艺术生，辍学在家。她有天马行空的想法，总是想一出是一出。她每天要对抗的最大的敌人就是“无聊”。优渥的家境、丰富的资源、出众的绘画天赋却始终没能让她找到可以坚持的事情，她依旧在彷徨。

三个人，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三种大相径庭的人生态度。郑琼将他们公平地放在镜头面前。这样的并列，很容易让大家想到“阶级固化”，但这却不是郑琼想要着力呈现的。让她感到寒冷的，不是可以推给体制的社会矛盾，而是人与人从精神层面上的无法沟通。

山区的马百娟，无法想象另外两种人的生活，因为1000元就已经是她最具体的梦想了。徐佳也无法像袁晗寒一样追求自由自在，他把家庭的压力抗在肩上，“以自我为中心”是他不敢想象的事情。同样，可以轻易放弃学业，有能力出国的袁晗寒，也无法想象这世上还有前两种单调生活的存在，他们生活中的困境，对于袁晗寒来说都是小事一桩。

无论是马百娟、徐佳还是袁晗寒，他们都不是这个世界的特例，在这三个人的背后，有一大群同类人。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地区，我们生活在彼此周围，但却如同活在平行时空一样无法沟通和交流，安静地凝固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不知道还有其他的生命，还有其他活法。生活的考题变成了按阶级分类的AB卷，我们对他人手中的试卷一无所知，拿着自己手中的填空题焦头烂额。

郑琼说，这是一部“孤独”、“寂寞”的影片。其实因为她所拍摄的，就是一个个兀自漂泊的孤岛。

郑琼不喜欢宣泄式的电影，她认为电影不应该只是发泄消极情绪，而是应该提倡什么或者张扬什么。当然这个体制也确实是不如人意，但是更可怕的是我们那些根深蒂固的习惯性思维。

“就像《盲山》的导演李扬讲的那样，把你捆起来放在缸子里，放久了，后来把缸子打碎了，把捆绑的绳子给铰断了，你还是不会动弹。我们比较习惯于给自己一个假想敌，而外部环境是最容易被装扮成我们的假想敌，有时候真正敌人其实是自己。所有的外在自由都可以被剥夺，但是你对一个短期无法改变的现实的态度，是任何人都无法左右的，你内心的自由谁都没法剥夺。”

郑琼不喜欢“拯救世界”这样的大主题，在她眼中拯救世界根本就不是人能完成的工作。我们能做的就是对身边的快递小哥好一点。

郑琼提到和她打过交道的快递小哥，她形容他们“就像压在闷罐子里的鱼”，他们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不懂得怎么表达，也没有太强的理解力。他们觉得自己就是做着螺丝钉一般的工作，完全没有价值感。但事实上，他们却是构成城市正常运作的重要一环，这不仅不渺小，还能称得上伟大。但这些没有人告诉他们，也没有人因此感谢他们，他们以为自己就是一粒没有重量的尘埃。

郑琼说：“在这个被单一成功学统治的社会里，人人都是受害者。”在这拜物风行的时代，一支口红、一双鞋都能刷爆网络，价格翻上几倍。而最真真实实的活着的人，却反而显得廉价而普通，无人关注。

聊到最后，话题渐渐沉重，郑琼和我也沉默了许久。一开始说好了，只是一次轻松的闲聊，但谁都没能把握住话题最终的方向。就像她的纪录片一样，看似平静地展现一种真实，但这样真实的刺痛，最终是希望引起一份反思。

访问结束后，她发给我了一段最近参加一个豪华小学的感受。她看着眼前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称得上顶级配置的学校，很难不联想到去年大批外地人被迫离京的事情。她看到干净的楼道，想到了这里的清洁工阿姨。她不知道在这里读书的孩子，看到阿姨会不会想，这个阿姨的孩子在哪里读书？他为什么不能和我读同一所学校？又或者，在这里读书的孩子，根本看不见清洁工阿姨，更看不见她们的孩子。

“每个生命都需要被看见被听见，每个生命也值得被看见被听见。”这是郑琼写在最后的话。

三个主人公

有三种不同的人生

他们的人生在中国这个社会也代表三个阶层

有人出生就在极度贫困的山村，连生存都困难，更不必说奢求生活中的其他，在这样的环境下，连自己奋斗都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有人出生在一个需要自己努力才能改变命运的环境，努力学习，三次复读，终于考上大学，改变了命运，而终其一生都在努力

有人出生就在繁花的帝都，家住四合院，吃喝不愁，读书出国工作，眼界思想都是大不一样，她可以真正选择自己的人生

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有的人出生就是牛马

没有人能选择自己的出生，很多路都是自己必须要走的路

我呢，出生在农村，小时候过着马丽娟那样的生活，一家人在土地里辛苦劳作，从小就会各种农活

幸运的是，我能拥有第二个主人公那样靠奋斗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我靠着自己的努力，考上好高中好大学，考研考博，一路走来，虽然艰辛，但是我终究还是走出来了

第三个主人公的生活是我期待的，可是可能是我一辈子也达不到的，毕竟我这辈子肯定是买不起北京四合院，也不能想出国就出国，自己的工作想干啥就干啥

如果可以，我想努力，至少让我的下一代能有那样的生活，至少他们要比现在的我有更高的眼界和更多的见识

偷闲去看了在人大图书馆展影的纪录片《出路》，看之前有抱有极大期待。首先出路这个片名就一下子就勾起自己的兴趣，再进一步了解到，导演跟拍了六年，聚焦了三个背景迥异的青年的成长，这些都是我特别喜欢的主题。只不过，对出路的探讨，对岁月的观察，对成长的理解，从来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要么太过于写实，容易失了的精气神儿，要么太过抽象，显得空洞。
整个片子看下来感觉特别压抑，好像成长是一件挺无奈，挺混沌，挺没意思的事。导演给我们展现了一种现实，一种可以刺痛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沉重。这种沉重表现在马百娟，一个甘肃农村山里的小女孩，从10岁的天真活泼，带着梦想，到最后16岁就嫁给了其表哥；表现在徐佳，一个小县城的孩子，复读两年才考上大学，在毕业时却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表现在袁晗涵，虽然出生在一个优渥的家庭，却找不到的一个明确人生方向，以致陷入孤独与迷茫。如果要横向比较，他们的处境，首先想到的可能是阶层固化。毕竟马百娟和袁晗涵对比太过强烈，后者即使找不到出路，那也有家庭实力为其兜底，而不至于使她的生活跌入谷底。在现场和导演交流的过程中，很多人人表达了对马百娟的同情，以及对阶层固化的追问。我理解这种担忧，尤其是在北京这个地方，竞争太过于激烈，谁都不能保证自己总是赢家。一次失败，就有可能把原有的奋斗化为灰烬。特别是对于北漂来说，自己的原来的家庭，远不足以给自己的生活有一个保障。但令我惊讶的是，导演倒是站在一个很超然的视角，她或许对于马百娟这类人物命运已经见怪不怪了。有人会说，你当不了救世主，你的关切显得很无力，你改变不了任何人命运，你没有责任和权力去承担他人的命运。咋一听很有道理，但却让我感到很压抑。在你看来我的同情我的不忍，很廉价很矫情，但我却很珍视它。因为它是一颗种子，只不过在等机会成长而已。
徐佳在片中占了很大的一个部分，甚至是导演相当重视的一个部分，毕竟这也是她年少的一个记忆-母校、复读。但是现场提问的人，居然没有一个人谈到徐佳，这让我感到很诧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徐佳的经历，和在座的学生太过接近的缘故，以至于太熟悉了。高考的复习的场景依旧那么熟悉，只不过不愿再回忆，至于未来的就业，作为人大学生，似乎也没有太多理由过于担心。但是我感触的不是徐佳毕业就失业的困境，而是突然冒出的一种深深悲哀。这种悲哀来源于，在当下的教育体系里，留给个人发展的空间是那么的小，一旦错过了窗口期，人的选择是那么的局限。更加悲哀的是，人一旦被环境束缚住了，又没有探求的欲望，竟不知人生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
最后说一说，看似自由的袁晗涵，高中辍学，开酒吧，出国，学艺术有着和大部分同龄人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她尝试了许多的可能性，但很可惜的是，少了对人生的深沉的反思。以至于她这种探索更像是在大型的游乐区，肆意的漫步游玩，看似丰富，实质却显得空洞。
人生的出路在哪里？不知道。甚至有没有一条出路，我都不敢肯定。自己可能会困在一个迷宫里，可能会走进某一条岔路，甚至走进一条死路，前面有着重重的高山....但那又怎么样呢？本是一场游戏，何必太执着。

我可以对等为那个徐，我的身边也有马，也有袁。

我在金钱和现实面前一直摇摆，我自负自傲，也悲观漠视。我的家庭不需要我挣钱养老，但是也做不到供我到老。我也在迷茫着未来该去哪里生活，不过我没有袁那么多可选择的权利，但我好像依然是相对“幸运”的那一部分，因为我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做到自私只顾自己。

但是我好像又被束缚了。随着兔年的到来，一些我从未想过的事开始被迫要成为我人生的未来目标，我也需要找一个“好女婿”，虽然我也不会因为依靠而嫁给他。有时候想想，这貌似也不全是因为男女平权，也包含了一种逃避，不愿面对在父母辈的想法中，我已经不能够随心所欲了。

所以徐似乎就是现在的我，和我一般大的年纪，大学毕业1 2年的迷茫时期，可能我会迷茫更久。很难不说即使我极力排斥谈婚论嫁成为目前人生主调，这件事仍然不可避免发生，我需要完成这个别人的愿望。因为我没有太多实力达到袁的经济能力等等。可能我在25 26岁也会谈恋爱结婚吧，我不愿相信但我真的没法改变。

出路是什么？全篇还是有一点点宿命论的感觉，可是幻想也不一定都泡沫吧。其实我也不知道。

前阵子，《后浪》很火。

这部片，看后对后浪有感而发。

导演郑琼说，从2008年动念准备、2009年开始拍摄、到2015年底完成后期、到2018年6月上映，花了整整十年时间。因为是独立制作，前期拍摄经费全部用的是她的个人积蓄，过程非常波折。

整部片子，基本是哭着拍完的。片子记录了6年里（2009-2015年），三个不同阶层的孩子逐渐长大成人的过程。

片中的三个小孩，来自于不同地区、不同的家庭背景、社会背景、经济背景。每个人都要去找自己的出路。

一、2009年，三个不同的孩子

马百娟，12岁，山沟沟里的小姑娘（甘肃会宁）

马百娟是个山沟里的小姑娘，她的小学全称叫“甘肃省会宁县头寨子镇野鹊沟小学”。

她的小学，全校一共只有2个老师、5个学生。马百娟是里面最大的孩子，已经12岁了，才上二

他们家一直住着窑洞，全家的开销一年（2008年）不超过50元。

每天早上起来，就用水壶倒一碗水，然后把馍馍（一种当地的饼）在水里一泡，就这样吃了。

放学回家，马百娟要从井里打水、喂猪、做饭、干很多农活，还要收糜谷。路途中他们要下一个非常大的陡坡然后再爬上公路。

全家吃的也很简单，就是顿白面鱼鱼（类似疙瘩汤但是没有菜）配着一小碟咸菜。

农村的孩子，都有一个憧憬——读书是改变命运的最佳方式

校外，就是光秃秃的那片山。马百娟和同学的绘画课就是在山头上进行的。她把大山画在纸上，里面有她对世界的憧憬，也有对北京的向往。

马百娟很爱学习，也很喜欢上学。她每天都要大声朗读课文。

她朗读的声音很像一种独特的歌声。

她有很多憧憬，也很想去尝试。她一直说自己上完小学后，要上初中。

在山头上，她带着浓重的口音读着自己写的作文：“我以后要去北京上大学，上了大学后要去打工挣钱。我要一个月挣1000块钱。因为我家面不够吃，我还要盖房子、挖水井、因为我们没水吃…”

徐佳，19岁，城镇小青年、高考复读生（湖北咸宁）

徐佳属于农民工的一代，爸爸觉得他们没有文化，在城里打工受了很多屈辱。就算爬在地上也要让孩子上学。

在经历了两次高考后，徐佳的成绩依然是497分，又一次的失败，让徐佳觉得老天爷是不是在耍他。

他甚至有过想要轻生的念头。

但是这一次，徐佳又一次选择了回家复读，他要上更好的大学。

8月25日回到咸宁，27日就开始了他的第三个高三学习生涯。

徐佳说，复读本身让人觉得有羞耻感、有压力、有恐惧。而自己有段时间，整个人都会冒汗、手发抖，完全做不了题。

徐佳的母亲在一家纺机厂做工，她觉得儿子以后找工作，外面都要有文凭、会做事的。而且城里的孩子有选择，但自己没有选择。反正徐佳已经这样了，也不差那一年了，就再赌一年。

能上大学，在他们村子里很少很少。徐佳说：“像我们这样的小地方，村里要是能出一个大学生，是很了不起的事。”

徐佳的压力很大，他很在意考试结果。但是，他还是会调整心态安慰自己。他的父亲去世了，但他心里一直在想，也父亲的坟头前发过誓：“自己一定要考上大学，把录取通知书拿给爸爸看。”然后找一份好工作，给妈妈一个好的生活。

但命运还算是善待徐佳的，他最终考上了湖北工业大学，还算是不错的学校。

对于小地方的孩子，高考可能是唯一一个能够体现公平竞争的方式。

徐佳说，他现在考上大学，妈妈心里真的很高兴，每天也在尽最后一点力，帮自己完成学业。

袁晗寒，17岁，美院附中辍学生（北京）

袁晗寒是一个17岁就退学的美院附中的北京女孩。

和前两个孩子不同的是，她的父母是北京人。从小就上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初中、高中在美院附中。与他们属于完全不同的世界和空间。

袁晗寒抱怨自己的老师，说她总是以跟自己较劲为乐趣。还模仿老师的口气：“袁晗寒，你告诉我，你今天留级了，你有几个16岁？告诉我，说！你有几个16岁？”

有一天她接到妈妈电话：“袁晗寒，咱们卷铺盖回家吧。”她很诧异，特别不愿意回去。因为自己新买的小被褥睡的不到两天就要放弃了。但是妈妈已经办好了休学。

她退学后最大的问题，是怎样去处理大把无聊的时间。

袁晗寒的家住在一个胡同的大四合院里，她觉得自己在家呆的很烦，每天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每天在家幻想，自己要做各种东西，然后就开始看书，不然就是看电影。每天，她几乎一半的时间都在看电影。

身在福中的袁晗寒也很恐慌。但她恐慌的并不是没事干，而是担心自己会不会一直这样没事干。她认为如果这个状态只是一两个月或者半年还好，但如果这个状态持续几年，足以把自己逼疯了。

她说，自己的妈妈说总想开一家咖啡馆。她觉得有戏，价格也能承受。但后来咖啡馆没有开。

她还想做一些装置、想排话剧。后来开了一个酒吧，甚至还去过性用品商店卖东西。

袁晗寒说：自己没有想过以后的生活要做在哪一个阶层的人，不会饿死就行了，而没有人会被饿死。她认为，如果一个人不想被饿死，就不会死的。如果真的想死，即使再富有，最终还是会被饿死。

二、三年后（2012年），三个孩子的变化

马百娟：

当导演再次见到马百娟的时候，她家里已经从窑洞里搬了出来，住进了有玻璃窗的砖房。但是，马百娟已经准备退学了，准备和她的表哥结婚。那时候她15岁。

马百娟的父亲说：国家给了低保，他自己省吃俭用，把钱存下来，再加上让孩子打工填补，自己就买了个新地方。新家生活条件好多了，起码烧水不愁，自己种的加上别人送的，现在也能吃饱。不像在老家，老家真是把自己苦怕了，自己一点也不想念那个地方。

马百娟退学，连正式手续都没有办。表哥去学校找老师咨询，她就在大门外等着。

办公室里，表哥跟老师交流马的学习情况。表哥觉得她脑筋反应太慢了，但老师一直说马百娟作业都能写的聊，学习还是有动力的。只是不念书连个招呼都没有打，如果可以，还是希望她能继续念书。能不能考上大学不说，但起码小学初中要念完。

在马百娟表哥今年21岁，16岁就出去打工了。现在一家宁夏的陶瓷厂干活。他父母年纪很大，整个家基本就靠他一人。

他搬到宁夏的前一年，得了牛皮癣，一直没有钱治疗。在他打工的厂子里，工人最高的工资是3000元，但有的也很低，那样的话就养不了家。不发工资或者拖欠工资的事也很常见。

马百娟搬到宁夏后，想去酒店打工，做服务员，但是年龄不够，也没有工作经验。人事经理问她年龄这么小，为什么不上学了？她只腼腆一笑，没有说话。

她还想再争取些机会，哪怕在酒店帮忙扫地，但大堂经理告诉她：“一个是你年龄不够，再一个现在都是铺地毯，都没有地可以扫；就算在前台，也需要会操作电脑。”

马百娟带着遗憾辗转在街头小巷，那个背影看着很失落。

回去后，她坐在田间，她走在空地。看着有点迷茫。

村里，马百娟和邻居街坊几个和她同龄的年轻妈妈聊着天，看着她们比谁的孕肚更大。

再后来，导演再想拍的时候，马的父亲已经不同意继续拍她了。如果不拿出2万元的费用，就不让再拍。

15年剪片的时候，马百娟已经不再接导演电话了。

徐佳：

2012年，邻近毕业，徐佳求职四处碰壁。但最终，他还是成功和一家江苏的电力公司签了合同。

徐佳说：“一直以来，我都很清楚的是，我的家庭状况不允许我在学业上继续深造，我必须尽快找到工作，维持自己的生计。但现实是残酷的，工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找。在网上海投的简历，很少能有接到面试通知的。”

这和他理想中的差别很大。

虽然签约了新的公司，徐佳还是心理不踏实，有点忐忑，很落空的感觉。有种把自己卖出去的感觉，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前途是否光明。

徐佳说：每个人的命运都不一样。很多东西都是不公平的。但我现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但是，我会努力去改变这种现状。

几年后，徐佳结婚了。他从大学开始谈的恋爱，到现在也觉得应该要给对方一个归宿。

徐佳说：“通常说成家立业，先成家，再去谈事业。家里这个环境，尽量早一点成家，让妈妈也少一点辛苦少一点分担。

对妈妈来说，儿子结婚了，对她来说是个很重要的事。结婚后，她就不用再那么操心了。现在就由我来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袁晗寒：

袁晗寒最后还是去了德国，养了一只兔子陪伴自己，并准备报考自己心仪的学校。

她觉得自己情绪不稳定，过去上学一会儿非常失落，一会儿又特别高兴。

在德国的时候，她丢过一次钱包。但钱包里没有钱，只有卡和学生证。卡要是挂失，她连房租都交不了。

袁晗寒说，自己有时候受不了呆在画室，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自己不舒服，非常不舒服，会胃疼。

她看上去总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每天就是和远在北京的母亲聊生活、聊日常；或者找朋友玩。朋友开玩笑，说她是个“失足少女”。

袁晗寒假期回国也会到国内（上海）来实习，觉得找点事情也比傻玩要好一些。但是，她觉得最好的状态是能满世界瞎转悠，一会到这里一会到那里，不要固定在一个地方最好。因为她不想呆在德国，德国对她来说太“无聊”。

当朋友问她以后什么打算时,她说：“其实我对未来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打算，就是看看。先看看别人都是怎么玩的，然后再看看这个环境缺少什么…

再后来，她自己开了一家艺术投资公司。

三、后记

导演郑琼说：

对于马百娟，他爸爸觉得女娃娃是别人家的人，书少念一点，够用就行了。只要生了娃，也拖累大，反正大了以后要靠老公。因为周围的人都在给她灌输那些读书没用，女娃要生孩子靠老公的思想，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好像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出路；

对于徐佳，她对徐佳的生活环境批判比较多一点。觉得他们现在才二十多岁，可能要等到三十多岁的时候，才可能把很多在这个社会里、在这个教育当中，植下去的一坨一坨的屎都要挖出来，然后你才能变成一个真的人。

对于袁晗寒，她不像徐佳那样，在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目标和任务，她一直在对付“无聊”这个敌人。

所以，这个片子，她没有一点赞美，但也没有任何愤怒。

整部片，我是带着孩子一起看的。虽然我敢肯定片子里的大部分内容他都看不明白。但我依旧这样做了。

看完后，我问孩子，你觉得马百娟有出路吗？他摇摇脑袋。我不确定他是否真的懂为什么和他年龄相差10岁的女孩会辍学。他也问过我为什么这个女孩不想办法继续上学。我没有回答。

但我也有问他，你觉得这三个孩子哪个最有出路？他说最后一个。

整部片我没有办法过度解读。因为片源问题，只有马百娟那集我找到了中文字幕，所以后面的没有放太多动图。

我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知道能说什么。因为它记录的实在太现实了。

我在片中看到了曾经的自己，也看到了曾经的小伙伴，还看到了一群曾和我一样迷茫过奋斗过的年轻人，我甚至，还看到了一丝丝父亲的影子。

同为后浪，出路却很不一样。

最后，我想借助导演的话：

“在中国，不同人群彼此之间是不了解的，也没有交流和交集。但是，当你了解了另外一群人的生活背景，他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你就能理解他们的想法和行为。

出路不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心灵的；出路不只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出路不只是社会的，更是自我的。”

这几日闹得沸沸扬扬的“明星考编”事件最终随着四字弟弟宣布放弃入职国家话剧而逐渐撤下热搜，而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依旧不绝于耳。

“知识改变命运”、“高考是最公平的竞争”是多少出身小镇的学子们曾经笃定的信条，他们不顾一切地苦读、刷题，以为迈过高考这个门槛，便可鲤鱼跃龙门，实现阶层跨越和人生理想。

而现实却给了他们狠狠一记耳光，无需毕业进入社会，仅在大学校园里，那些来自大城市同学的学习方法、以及自身的谈吐、认知和眼界就已经足够把他们按在地上狠狠摩擦了。而这些分数以外的东西，短期内是无法通过学习和努力弥补的，因为这是大城市孩子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家庭给予的天然优势。

有句话说，“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看似“小镇做题家”终于达成心愿步入了“小资”生活，然而两者喝咖啡的姿态、心态和对咖啡的品评却截然不同。

归根结底，这是贫富差异、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思想认知局限等社会宏观因素与家庭个体原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严重后遗症。而“明星考编”事件正是触动了“小镇做题家”的这根敏感神经。他们一直在努力寻找出路，却发现仅凭一己之力怎么也跑不赢那些“带资进组”的“优越者”。

郑琼导演的纪录片《出·路》记录了三个来自不同城市，不同阶层的年轻人，6年的成长经历和重要的人生选择。

其中来自湖北城镇的徐佳就是典型的“小镇做题家”，他两次复读、三次高考，终于考上了理想大学，可却迷失在对未来的规划当中。而来自甘肃山沟赤贫家庭的马百娟和中产家庭出身的袁晗寒两人虽处境千差万别，但面临的问题却都决定着各自的未来与前途，同等紧要。

三人的背景条件到底是如何影响他们的求学成长以及一步步将他们推向各自的选择的？正是这部纪录片要和我们探讨的问题。

出·路 (2017)

导演: 郑琼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

导演将三个年轻人的学习、成长经历交叉剪辑，没有刻意对比，但很多网友在看完片子以后纷纷发出了“人与人的差距比人与狗的差距还大”的感叹。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出生在甘肃大山里的孩子马百娟，全家住在窑洞里，一家四口全年开销（2008年）不超过50元，吃饭是糊糊或者白水泡馍馍。除了上学，马百娟每天还要从井里打水、喂猪、做饭以及农忙时帮家里收糜谷。

12岁了，马百娟才上小学二年纪，这个年龄在城市里至少也应该是个初中生了。尽管如此，她依然很感激这个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

在崎岖漫长的上学路上，我们可以看到马百娟穿着艳丽的衣服孤零零地奔走。她不协调地摆动双手，兴高采烈的样子像极了终于吃到蜜糖的孩子。

马百娟的梦想也很质朴“我以后要去北京上大学，上了大学后要去打工挣钱。我要一个月挣1000块钱...”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嘲笑她的梦想，就像当年我们嘲笑“井底之蛙”和“燕雀”一样。但其实井底之蛙和燕雀又有什么错呢？他们站在自己的位置，穷极想象才制定了当日的梦想。

就像马百娟这样一个买4本作业本都需要摩挲着手里的纸币一毛一毛去数的孩子，成长在一个全家一年开销才不过50元的家庭，对月薪过万又能有什么认知和概念呢？大概相当于我们对元宇宙未来的发展还处于一片茫然的想象吧~

很多时候我们嘲笑别人的狭隘或者高傲，只不过是一厢情愿把别人带入了自己的位置和视角。这种评判是不公平也不合理的。

就好像影片中的袁晗寒，出生在北京中产家庭，家境殷实，生活无忧。母亲会主动帮她从美院附中办理休学，待在家里无所事事的她最大的“敌人”就是无聊，只有通过胡同口写生、看电影甚至开酒吧来打发无聊的时间。

袁晗寒说，“我没有想过我以后的生活，想要做在哪一个阶层的人，反正不会饿死就行了，而没有人会被饿死的，如果你不想饿死，你是不会被饿死的，如果你想饿死，就算你再富有，你还是会饿死的。”

有人说这番言论是一种“何不食肉糜”的无知优越感。

实则不然，袁晗寒只是代表她自己。

她只是站在自己所拥有的物质和认知之上去感叹生活。因为家族的积累，他们早已远离“挨饿”的生活，经济基础也早已不是困扰他们生活的要素，而如何有品质有价值地活着才是。

对比之下，马百娟和袁晗寒似乎生活在两个极端，她们无法想象对方的存在。

而处在中间状态的城镇青年徐佳似乎更能代表我们普通的大多数。

他没有丰富的物质生活，背负着家庭负担，但起码不必为吃穿发愁，还可以得到父母的支持通过读书这条路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和追求。

有压力也有动力，这是每个普通人的生存状态。

马百娟、徐佳、袁晗寒或许就是社会的三个分层。

每个阶层都希望通过自身努力而晋升到更高的层次。但我们必须承认赤贫以及阶层壁垒的存在，凭一己之力突围实属不易。

但，依然没有人愿意轻易放弃生活。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这不是我预料的贫穷，也不是我精心选择的人生。

来自父辈的羁绊

在一个家庭中，父母的观念和认知往往决定了孩子的未来和发展。

在这三组家庭中，家长对读书有着不同的观念和看法。

马百娟爸爸的想法应该是大多数相对落后的偏远农村父母的普遍观点，认为“女娃就是找个对象，靠女婿就是出路”。但也并非完全否认读书的用处，多少还是会让孩子读点书，够用就好了。

影片开头，我们可以看出马百娟对于读书从内心所散发出的渴望。

她在上学路上颂诗，认真听老师讲课、做作业，在山头画画，她无时无刻不在憧憬着未来，她有多渴望走出大山就有多渴望读书。

就像影片开头她朗诵的那首儿童诗《云儿哪里去了》：

“我想知道，云儿去了哪里；我想知道，风儿在说什么；我想知道，天上为什么下雨；我想知道，什么藏在海底；我想知道，鸟儿怎样飞翔；我想知道，鱼儿怎样呼吸；我想知道，花儿怎样开放；我想知道，世界为什么这样神奇。”

带着浓重口音的朗读听起来没有那么美好和诗意，但是这首诗却为马百娟添上了想象的翅膀。

她急切地想要搞清楚这个世界是怎样运作的？大山之外除了云雨、鸟儿、大海，还有什么新奇玩意儿？

尽管在学习上一直不得窍门，

但她依旧在坚持，即使是用最笨的方法。

她的努力和渴望还是抵不过父亲的“一声令下”。

全家后来搬迁至宁夏，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善，马百娟的父亲不愿让女儿再费事去读书上学，16岁便安排她嫁给了表哥。

哥哥带着马百娟办理退学手续时，马百娟不愿进去，老师亦百般挽留，但结局没有改变。

在这样的偏远山区，父亲的话犹如圣旨，温顺的马百娟终究过上了父亲为她预设的生活。

徐佳接连两次没能考上理想的大学，他不甘心，顶着压力又一次选择了复读。

对此，收入拮据的母亲没有敦促他尽快打一份工补贴家用，而是选择了支持，“已经成这样子了，那也不在乎这一年了，那就再赌一年了。”

在城镇打工的母亲，应该是见过不少高考改变命运的成功案例。

另外，在母亲眼里，也许也认为女孩的出路是嫁人，但男孩的出路一定是“考学”，因为他将来是家庭的顶梁柱。

母亲的支持让徐佳更加笃定自己的选择。

第三次高考，他成功了！

接下来是顺理成章地读大学、找工作、成家立业。

徐佳的成长与蜕变可以说是每一个普通家庭孩子的范本。

袁晗寒的母亲很酷，直接一个电话告知闺女她被办理了休学，卷铺盖卷回家吧。

经济自由，便有足够的选择，就会发现教育并不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高考也并非所有人的必经之路。袁晗寒的母亲给了女儿选择的空间，袁晗寒也不负所望，解放天性，任由自己满世界“瞎逛”，看看环境缺少什么，再为未来做打算。

在影片尾声时，23岁的袁晗寒终于找到了自己心目中的那片“空缺”，创建了“艺术投资公司”，成为一名年轻的企业家。

“选择”是一种特权

我们在新闻上经常看到某山村小学又走了几个老师，某市学区房被炒到了几十万一平米。

说到底，教育资源本质上也是一种商品，有购买力的家庭才有权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

马百娟的小学，全校一共只有2名老师、5个学生。

老师的教学方式传统而刻板，没有任何趣味性和拓展性，教学质量和竞争力不言而喻。

这里并非指责老师不好，而是偏远山区贫乏的教育资源便是如此。

在城镇中成长起来的徐佳在读书的过程中清楚地认识到“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不一样的，很多东西都是不公平的，但这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我现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但是我会努力去改变这个现状。”

这种不公平在于个人的出身，在于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在于未来发展将受到的种种限制。

为了对抗这种不公平，小镇青年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成本，才能达到资源优渥的城市孩子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的东西。比如稳定的工作、在城市落脚的资格。

影片中有一组镜头切换令人唏嘘，一边是徐佳找工作时屡屡碰壁、落寞孤单的背影，一边是袁晗寒在德国留学时无忧无虑的笑脸。年龄相差无几的俩人，因为家庭环境、教育背景、社会资源的差异，对待生活和世界的方式和态度正在逐渐走向两端。

选择从来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

而是财富、声望、能力...累计到一定程度的特权。

优质教育资源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对家庭购买力的的检验。

影片结尾耐人寻味，在袁晗寒关于“机会和选择”的解读中，是三个主人公生活现状的交叉剪辑：袁晗寒在快速行驶的地铁上、飞机上，继续寻找自己人生的方向；徐佳成家立业，过上了还算满意的城市生活；而马百娟终于还是滑出了自己12岁时规划的人生轨迹，不自觉中迈进了祖祖辈辈命运的沟壕。

袁晗寒说，“我没有办法选择要出生在我现在的家庭里，所以这都是一个我不能选择的事情。这个事情它不是机会...”或许有人觉得这个出生在中产家庭的小妮子在无痛呻吟，其实并没有。

人的出生的确不是按照个人意愿来分配的。

但它却是你人生最大的底牌，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你接受教育的程度、结识的圈子、从事的职业，以至你人生所能达到的高度。而这种高度，或许是已经走出城镇的徐佳子孙再奋斗三五代也无法企及的，而马百娟之流甚至都不具备这个想象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