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承认这是部让我泪湿衣襟的电影，从没有考虑过在如此“真实”的“极限”环境里，人的生存状况，以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被现实压抑了的人性，或者那就是人的动物性吧。即使在看第二遍时，那些曾让我咧嘴呜咽的镜头已不再有让我抽泣的力量，但终归还是不能平静的，终归还是在看过很久后还久久不能忘怀。随便说些，聊以自慰。



《楢山节考》是深泽七郎取材于民间传说的风俗小说，早在1958年，大导演木下惠介就曾将《楢山节考》搬上银幕，可惜的是我并未看过木下惠介的版本，仅在岩崎昶1960年写毕的《日本电影史》里见过一张黑白的图片。浸淫日本电影多年的达人不一定驴驴在自己的文章里曾经提到，“今村版《楢山节考》与木下版的区别之一，是素有‘实证魔’之称的今村以自然实景拍摄异于木下版的舞台背景；第二个也是最大的区别在于：今村对待这个残酷的故事，采取了同样残酷的‘自然’视角，而木下则加入了善恶批判的人道立场，显得更富有人情味。” 至于两个版本的高低，入选《电影旬报》百年百佳的是木下版；而今村版获得了1983年的戛纳金棕榈奖。



1、吃。



影片讲述了，一百多年前，在日本长野县的一个偏僻的山村里，面对当地的弃老风俗（即，因食物匮乏，年龄到70岁的老人都被儿子背到楢山上等死），即将70岁的阿铃婆生理及心里上的种种活动。其中让人印象深刻是阿铃婆的坦然，甚至让人觉得是积极、渴望的要去山上，她对于上山似乎觉得是一切理所当然的自然而然。当孙子朝吉编儿歌说阿铃婆是有33颗牙齿的鬼婆婆，并被人传唱时，阿铃婆竟有像是做了错事般的愧疚。更甚至偷偷的去井沿上磕掉自己的牙齿，而那时她说的竟然是，“呸，才两颗”，再接着面对刚为儿子辰平张罗来的续弦阿玉，满嘴是血的阿铃婆似是炫耀般的说，“我老了牙齿不行了，要到山上去了。”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棒，吃嘛嘛香，可这在她是罪恶的，没用的老人了，不能浪费儿孙们的粮食。



与阿铃婆的坦然、坚决相对的是儿子辰平的犹豫、不彻底，尽管心里上不愿将母亲丢弃山上，但食物的匮乏在现实上决定了多一个人也许大家都要被饿死，况且是多一个没用的老人。并且弃老，这是这个村子几百年来的传统了，现实是传统的基础，而传统更进一步维护了现实。微不足道的个体辰平没有反抗现实以及传统的勇气，只能违背自己的意愿去服从于这个传统。马思洛的需求层次认为，人有5种需求：1、生理需求，包括衣、食、住、行、性；2、安全需求：养老、疾病治疗、保险；3、社会交往需求：人是群体生存的，需要结交朋友圈子等；4、精神需求：人需要尊重，尊重别人和被别人尊重；5、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最高层次的需求，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匮乏的食物将人类社会所有美好的上层建筑打击的无地自容。



影片中还有一段，雨屋一家因家长偷村里的粮食而被活埋，其中还包括朝吉怀孕的妻子阿松。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雨屋说自己家里孩子多，不够吃才偷，村民答，孩子多是谁生的。这其实是有潜台词的，意思是生了孩子，你应该把大部分都弄死。影片一开始就有村民将刚生下的男婴扔弃到田里，而辰平的弟弟利助和别人吵架说的也是，“你还不是差点就做了肥料”。这表明残酷的现实使得生育只能服务于必要的繁衍，在避孕条件极其落后的情况下，多余的孩子甚至在生下来就遭到人为的毁灭，孩子彻底沦为求爱的副产品。而还不能彻底习惯于传统有着舐子本能不肯扔弃孩子的人，终于只能在饥饿的现实面前去偷，并最终被全家活埋，斩草除根。适者生存在这里竟显露的淋漓尽致。



2、性。



在今村的《楢山节考》里人类的主要活动除了吃就是性，这也是人类得以繁衍的基本活动。而很多时候性也是为了吃服务的，就如阿松跟了朝吉无非是根子家吃的还不错，以后朝吉再找的女人似乎也是这个原因，而阿玉来根子家不也说，他们跟我说这里吃的不错。在影片中，性并不像大多时候那样美好，它是赤裸的，直接的，甚至是丑陋的，之前拍了很久记录片的今村昌平更在很多性爱镜头同时穿插一些动物交媾的镜头，如青蛙，蛇等，无不是在暗示人的动物性。



影片更由利助这个角色突出表现了由于贫困，即食物的匮乏所带来的对性的压抑。在这里，大多的家庭只有长子出于繁衍生息的需要才拥有婚配权，其他的孩子即使生下来不被“人道毁灭”，也很难拥有婚配的权力。利助就是这样的角色，又加之先天奇臭无比，更无人问津，寂寞难耐只能找村子里的白狗来发泄。而当即将上山的母亲恳求邻居大约是年逾花甲的小茜婆去满足一次利助时，今村那毫不避讳的镜头伴随利助一次又一次的在杂乱的草垛里爬上小茜婆赤裸的衰老的女体上，那一刻，被如此丑陋的交媾震惊到啼笑皆非的恐怕不止是我一个吧。



3、上山。



如果说之前是影片的铺垫，那么辰平背着阿铃婆上山就是影片理所当然的高潮。在备完了仪式后，不能说话的阿铃婆被同样沉默的辰平在凌晨偷偷的背着上路了。静默却蕴含着更多的情感，不忍但很无奈。辰平擦伤脚后，阿铃婆急忙的从衣角撕了布给裹着，母爱，多么伟大而又普通的母爱，阿铃婆上山不就是为了儿孙们更好的活着吗。现实的残酷啊，辰平终于更为残酷的坦然了，“几百年来，我们的祖先是这样，现在我背着您上山，再过25年朝吉就要背着我上山，再过25年就是朝吉要被背着上山。”于是只能继续上路，而目的地遍地的白骨无不印证着这几百年来的伟大传统，不需要再震惊了，我们都习惯了坦然。但当辰平要将便当留给阿铃婆，阿铃婆沉默的推开，又递给，又推开时；当辰平终于流泪地抱住阿铃婆低声呜咽时，长久的压抑更为汹涌的喷薄而出，其实我们都不想这样。而之后阿铃婆在大雪里安然而坐，静静等待死亡时，我早已呜咽不止。



辰平下山时看到一个邻居背着父亲也来了，只到山腰父亲哭叫着不肯上山，推搡间，儿子将父亲推下了山崖，老人急速滚落的镜头甚至再一次挑战了观众业已麻木的神经。但辰平只是在一旁静静的看着，没有阻拦，没有指责，他也用稍显体面的形式做着并无多大差别的事。而这会不会也是导演在向观众们说，你们也不要指责辰平了，你们又能好多少呢？



4、结语。



今村昌平《楢山节考》凄惨的真实不禁让人生疑--这究竟是日本的历史还是民间传说？日本导演寺山修司曾这样解释：“无人能确切知晓何谓真实何谓幻想。对于日本影评人而言，今村的罪过在于他将两者融汇得天衣无缝,无可分辨。”看过今村一些记录片的我，对今村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求实精神是领教过的。但不管这是传说，还是历史，今村拍这部影片的目的是什么呢？单单为了讲述一个凄惨的故事吗？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让保罗萨特在《什么是文学》里谈到，文学是为了揭露，揭露是为了改变。事实上电影也常常如此，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今村的《楢山节考》显然已不具备现实的揭露意义，那么它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或者平常普通的人际生存状态让我们无法更多去注意那些被缓和了的人类本性及其上层的伦理关系，就如衣食无忧的西晋惠帝不明白饥至易子而食的灾民们“何不食肉糜？”。于是今村将人类的生存状态直接推到极限的边缘，只有一口饭，你会给谁吃呢？所有的道德说教在这里都显得苍白无力。或者那些不时插入的动物捕食、交配的镜头就说明了导演本来就是将人同动物等同起来看的，而影片开始，一群人如猎狗般狂吠着追逐野兔，但在辰平开枪打死野兔后，一只鹰突然出现将野兔抢走的画面直接就将人放在了大自然的食物链上。



或者，在这个终究都是由于食物而引发的故事里，今村要说的是贫穷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生而为人，吃的饱饭，才有之后社会伦理可谈。



2007年1月8日 星期一 百色 晴

8.0 楢山是个地方的名字，节是习俗，考是考证。《楢山节考》的意思是到楢山这个地方去考察当地的习俗。 开场和结尾呼应，一场大雪覆盖山野。大雪是好运的象征，但这样的好运却相当的讽刺。70岁的老人需要被家里的长子背上山祭山神，为的是节约家里的口粮。 电影聚焦在村民的吃喝拉撒睡，展现了恶劣饥荒的生存境遇和原始粗陋的社会学图景。 电影从开始发生到结尾，每一段的串场都会闪现动物行为与村民行为对比的蒙太奇段落，以及对自然环境描写的空镜头，貌似是为了这场人性丑恶而开脱。 不利于种群生活繁衍的一切行为都会被组群排斥和消灭，把老人抛弃在山上自生自灭是生存法则下的必须之选，以同类的牺牲来换取后代的生存，就像雄螳螂交配后会被吃掉一样。 生存和生命不过是进化轮回中的一环。

因为贫穷，人们失去了羞耻心，所有的荒诞顺理成章的发生。当恪守道德不能解决生活的矛盾，人们只能寄希望于鬼神。

这个电影的故事不是日本才有，大概25年前爸爸给我讲过，那时候没有网，爸爸不会看过这个电影的，我相信这是祖辈口口相传的真事（日本人也是中国人过去的，所以这个事应该发生在日本国诞生之前）。好了说说我听过的另一个版本:前面一样，那时候人都吃不上饭，为了让年轻人吃上饭，老人到了一定年岁就要背到山上节省粮食，没人敢违背这个规矩，儿子把母亲背到山上，母亲沿途折断树枝，儿子问妈妈在干嘛，妈妈说"怕你下山的时候迷路"儿子哭了，因为他是送妈妈去死，可是妈妈不怪他，反而还处处为儿子考虑，儿子良心发现，偷偷把母亲背回了家。我更愿意相信这个版本，感谢爸爸给我讲了这个版本，他告诉我人和别的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感情的，人的情感世界要高于其它动物，高于生死。

今村昌平（1926年9月15日 - 2006年5月30日），日本著名电影导演，曾担任小津安二郎的副导演。
今村昌平出生于东京，他从小就对电影感兴趣。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被黑泽明的早期电影深深打动，他想成为黑泽明的学生，但没有成功，却成为了小津安二郎的学生。今村昌平跟小津安二郎学导演并受到小津安二郎的美学观的深刻影响。但今村昌平的电影哲学却与小津安二郎截然不同。今村昌平指责小津安二郎只拍日本 “官方”电影，小津安二郎电影中的人物随日本传统道德生活。而今村昌平则想表现“实际上”的日本。一开始他不得不接受制片厂的合同工作，并以此获得了一个好名声。成名后他的作品主要表现人的贪婪和从中产生的暴力，今村昌平的电影擅于描写性爱，女主角无论是大牌、小牌，大多数要裸露上演。 2006年5月30日15时49分因转移性肝肿瘤在东京医院内病逝，享年79岁。
简介
1926年，今村昌平出生在东京，当时他的父亲已经42岁，母亲32岁。他的父亲是个医生，开耳鼻喉科诊所，收入颇丰——很多妓女都来找他治病。
小时候今村不爱读书、不爱说话，既没有显示出什么责任心，也没人发觉他有什么远大志向。
“他各科科目都不优秀，”今村中学汉文老师曾这样评价，“一看就知道是大器晚成的钝牛。”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今村只有11岁，不用参军，但他的两个哥哥都被召入了军队，没多久传来噩耗，大哥乘坐的军舰在天津塘沽港外被炸沉。
大哥战死、二哥下落不明、父亲的诊所因经济萧条而倒闭，1944年，刚刚高中毕业的今村不得不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职责。
他找了一份家教的工作，一个月干下来，今村才知道这户人家也没有钱。最后他们拿出家里珍藏的6瓶朝鲜烧酒，希望今村能收下抵作工钱。
今村拎着烧酒不知所措，怯生生地拿到当地黑市上去卖，没想到一瓶就卖出了300日元，比他该得的工钱还高。这笔买卖令今村家成为附近的“富人”，也让他找到了新的职业——黑市贩子。
他的黑市生活一直持续到“二战”之后很多年，成为全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还令他攒足了上私立大学早稻田大学的学费。日本战后满目疮痍，黑市交易非常活跃，今村要兼顾生意、学习和家教，大学成绩一塌糊涂。但学校的法语老师还是很喜爱学习西洋文学的今村，因为他能从这个学生那里买到很紧俏的黑市香烟。
后来，今村辞掉了利润微薄的家教工作，一下子多出一块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来，他去电影院看了黑泽明的《酩酊天使》。
《酩酊天使》是黑泽明“战后混沌三部曲”的第一部，也是第一部真正体现“人本主义”风格的黑泽明电影。今村一下子被这部电影迷住了，“谁能让三船敏郎这么烂的演员演起帮派分子时，竟然如此真实？那副嘴脸，简直跟我厮混的那些黑道分子一模一样。黑泽明一定是最伟大的导演，才能将他调教得这么杰出。”电影中不断出现小诊所、妓院这些今村昌平十分熟悉的场景——这部影片拍的简直就是他的生活。
几天后，今村昌平又掏钱买票，重看了一次《酩酊天使》，这是他一生中惟一看过两次的电影。
这两张电影票改变了今村昌平的一生——他立志要拍电影。
1951年，今村从早稻田大学的文学系毕业之后，找到了黑泽明所属的东宝影厂，希望能给黑泽明做副导演。不巧的是，东宝因为左翼运动引发的工潮而焦头烂额，连黑泽明也无法开拍新片，所以不招收新人。
今村只得转报松竹大船影厂。
他不喜欢松竹，在自传中，曾这样评价：“松竹是日本成立最早、思想最守旧的影厂，员工平均年龄44岁。”
松竹却不是想去就能去的，超过2000人与今村同时报名，而影厂只收7人。今村究竟是怎么从2000人中脱颖而出的，已无从考证，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从此进入了电影圈——第一份工作是担任小津安二郎的副导演。
“只有丧失情感的人种，才能成为导演？”
“我是猜拳猜输了，才到小津组拍片的。”今村昌平从来都把进小津组当成一件很沮丧的事情。
今村昌平常被冠以“小津传人”的头衔，今村与小津两位电影大师“分道扬镳”的故事也成为电影界的传奇。事实上，这两位电影大师根本不存在“分道扬镳”，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走上过同一条道路。
“小津希望描写人性美的一面，今村想要丑的一面、真实的一面。不管在选择题材上，还是在美学的爱好和情趣上，小津和今村在一切方面都正好相反。”佐藤忠男说。
今村进入松竹时，松竹采用的是学徒制：将新人分配进各个导演组，在影片上署名为“副导演”，实际上与导演是学徒与导师的关系。当时，松竹刚好有7位导演，其中6位在片场拍戏，小津在奈良拍《麦秋》。
在当时日本年轻人的眼中，木下才是这 7名导演中的真正电影大师——几乎所有进松竹的人都投报了木下组。电影厂为了平衡，让年轻人猜拳决定——今村就是“受害者”，其他人哪怕没能抽中木下组，也都马上加入各自的剧组开始干活了，而今村只能呆着苦等小津回来：“他们去拍麦子了，迟迟都不回来，让我苦等了两个星期。”
今村被任命为小津的第五副导演，收入真正“仅够糊口”——月工资3000日元，刚好能买60碗阳春面。
今村不得不重操旧业，到黑市上倒买倒卖。
更令今村痛苦的是，他完全不认同小津所走的道路。
“战败让富裕的家庭和贫民家庭差别没有那么大了。战败之后日本很多人都下乡劳作去了，今村也是这样，这之后他才觉得只有底层的才是真实的生活。”佐藤忠男说，今村昌平探求的始终是活生生的人物，而小津对于这活生生的东西一概不感兴趣，他追求的是完美而洗练的样式。
在松竹的“学徒制”中，副导演由杂务干起，培训期长达10年以上，其间如果显示出天分，可以为导演写剧本。今村曾为小津写过多个剧本，都没获得通过。
“对于我们这些在黑市长大的一群来说，根本没有见过小津电影里那样的家庭。”今村昌平在自己的自传中说，“要说榻榻米，我们也只是看过黑市中那些又小又脏的而已。我的作品里，怎么都拍不出像小津那些白白的干净的高雅的日本客厅。”
在这段日子里，今村白天在影厂工作，晚上去黑市倒买倒卖，回到家里躺在床上看哥哥遗留下来的左派书籍，用他的话是：“读着红色的书籍，卖着黑色的东西，看着白色的电影。”
这种生活，令今村对电影产生了怀疑，“是否只有丧失情感的人种，才能成为导演？”他这样问自己。
随着今村在小津组日渐显示出才华，学生与老师的分歧越来越大。
1954年，今村写出一个名为《猪肉与军舰》的故事，交给小津审查。小津看过剧本后，厌恶地问：“你为什么总想拍这些蛆虫一样的人？”
“我将书写蛆虫，至死方止。”今村回答。
同年，今村昌平从松竹影厂辞职，跳槽到重组的日活影厂。
“像猪一样吃食、不知羞耻的男人们”
日活曾是日本惟一能与松竹抗衡的老牌影厂，其创作部门在战争中被近卫内阁成员小林一三拥有的东宝影厂吞并。1953年9月，日活发表“再开自主制作声明”，重建创作部门——方法就是到处挖角，从松竹挖导演、副导演和演员，从新东宝和大映挖摄影和美术人员。
今村昌平就是在这股挖角风潮中被挖到日活的。
在日活影厂，今村继续当副导演，这次加入的是川岛雄三组。川岛雄三没有小津那么大牌，为人也更加随和，在他的班子里，今村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他开始兑现自己终身“书写蛆虫”的誓言。
1958年，今村根据自己的经历，为川岛创作了《幕末太阳传》的剧本：主人公是个骗子，长期混迹于妓院，故事的高潮是他搭救被卖进妓院的少女，以及密谋去烧英国领事馆。这部影片是川岛导演生涯的巅峰，在《电影旬报》评选的20世纪日本百部最佳影片中排行第五，介于小津的《［东京物语［》和黑泽明的《罗生门》之间。
“1950年代有很多人看电影，也有很多人投资，而且当时可以描写的东西很多，可以描写战争、建立民主社会……非常多的题材。”佐藤说。
1958年，日本电影年观影人数达到历史最高点，有11.27亿人次去看了电影，人均看了11.7部。“大映”社长曾宣称：“即使只挂上一块白银幕都会有观众来。”而当时日本影院仍坚持“买一张票，看两部戏”，所以对影片的需求非常巨大，一批年轻的副导演获得机会晋升为导演，拍出了大量反思战争和反映战后生活苦闷的影片，掀起了“日本电影新浪潮”运动。今村昌平、大岛渚、筱田正浩和铃木清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被称为“日本新浪潮四大导演”。
1958年，今村导演了处女作《被盗的情欲》，而且在这一年里一口气导了3部电影。
1961年是今村生命中重要的一年。这年，他导演了《猪肉与军舰》——就是当初被小津唾弃的那个剧本。
今村迷恋在电影中使用动物做隐喻，比如《楢山节考》里的蛇；《鳗鱼》里的鳗鱼。《猪肉与军舰》的宣传语就是“一群像猪一样吃食、不知羞耻的男人们”。
影片的背景是驻日美军基地，讲述了一个在美国海军基地外经营黑市猪肉买卖的黑道人物的经历——有美军就有卖春业，就有麻木的妓女和寄生的皮条客。皮条客最后转行去喂猪，站在一堆猪里说：“只有猪才能了解我。”影片在横须贺市拍摄，为追求写实的效果，今村搜刮集合了当时市内所有的猪——足足有1000头。
这种追求的后果是，影片超支400万日元，相当于当时一部主流电影的制作费。此后两年，没有影厂找过他拍电影。
“1950年代人们的理想就是富裕一点，大家充满了理想，但是到了1960年代，理想实现之后，人们发现富裕也没有什么可以高兴的。人们失去了目标，反战题材和反战思考也渐渐消失。”佐藤说，从战争中走出来的黑泽明、今村、大岛渚等导演，都无法停止自己的战后反思，“有没有名和能不能为公司赚钱，是两回事，今村并不是影厂喜欢的导演。”
今村的伙伴们也都是不被影厂喜欢的导演，1961年，大岛渚拍完《饲育》，变成了一个“不拍电影的电影导演”；铃木清顺在1967年被赶出日活电影厂，整整10年完全没有电影可拍……196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新浪潮”偃旗息鼓。
“愿为电影终身挨穷！”
拍不成电影，就意味着没有收入。今村不得不举家从城里迁往郊区，住在一座小山背后。
在那段日子里，今村最企盼下大雨—— 大雨之后，屋后山坡上的树林里会长出很多蘑菇。今村把蘑菇采回来，细细剁碎，包在饺子里。儿子放学回到家，咬开饺子，看到里面有棕色的碎末，会欢天喜地地大叫：“有肉吃了！有肉吃了！”“父亲一般不在家里谈电影的事情，他并不是一个豪杰，有时也会好面子，有时也会小气，但他的电影非常有趣。”天愿回忆说。
这些“有趣”的电影包括：追踪战后一名到城市为娼，像昆虫一样顽强依靠本能生存下来的村姑一生的《日本昆虫记》(1963年《电影旬报》年度10佳第一名)；讲述专拍黄色小电影的男人经历的《人类学入门》(1966)；描写远离现代社会的日本南方小岛上，一个弱肉强食的性混乱村落的《诸神的欲望》(1968)等。
进入1970年代，今村10年里只拍出了一部《复仇是我》。
当时，电视的普及大量挤压了电影的生存空间，使得拍电影更加成为一门微利的买卖。今村对电影的反感集中在表演方面，“电视剧这种东西，所谓演员的表演令人腻烦不已，怎么演都不是那么回事。”他曾这样说。
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但只有今村采取了行动——他创办了日本电影学校，“我创办这个学校，就是为了办自己的表演系，要打倒那些无趣、令人不快的演员。”
“个人创建学校，你必须有钱，今村却没钱。”日本电影学校教务长五十岚满已经在学校工作29年了，他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他不顾一切地大笔借贷，另一方面四处向朋友求援，大概筹集了1亿日元，都是借来的。”
今村在日本电影圈中，以性格孤傲著称，当时很多人都很难相信他也会有求人的一天。松竹影厂前会长奥山融回忆：“今村君经常热情地跑来找我们所有电影业界的人，大家都说，‘今村君现在频频低下高贵的头颅’。”
北京电影学院从事日本影视文化研究的支菲娜曾访问过日本电影学校，对比起北京电影学院，“那里的条件真的很差，但学生们真的可以实际操作拍摄电影。”
电影学校令原本经济就不宽裕的今村更加捉襟见肘。
到了1983年，今村改编了深泽七郎的小说《楢山节考》拍成电影。今村的前辈木下惠介1958年时也曾将这部电影搬上银幕。“木下君表现得非常唯美，母子间非常温情。而今村君拍了动物性交的场面，拍了扔老太太的场面，拍了男人需要解决生理问题的场面，很残酷，不温情。”与今村合作22年的剪辑师冈安肇接受本报记者访问时总结。
这个“不温情”的版本，却为今村赢得了一座戛纳金棕榈奖座。当时今村根本没想到自己能够获奖，所以没去戛纳。影片获奖的消息传回日本，在庆功宴上，正陷于经济危机的今村很激动，挥舞着拳头发誓：“我愿为电影终身挨穷！”
今村一生获过5次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提名，但他却不喜欢出国，甚至连1997年《鳗鱼》为他赢得另一座金棕榈奖座，他也没去现场。只有一次例外——1983年，他的《贩卖妇女的人》获得提名，他得知消息后，决定动身前往法国。他要让更多人知道这部影片，因为这是集他13年艰苦的纪录片调查拍摄之大成的作品。
“他拍的纪录片不会再有人拍”
“1970年到1979年今村没拍片，是因为他在拍电视纪录片。没有人出资让他拍片，特别是拍他的战后严肃题材。黑泽明也等了5年才有电影可拍。”佐藤忠男回忆的时候语气中带着淡淡的哀伤。
1969年，“日映新社”请今村用旧新闻片剪辑一部日本文献集锦片，还起好了片名——《日本战后史》。
这本来是剪刀加浆糊的工作，今村却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与其只是对过去的资料进行编辑，不如将资料放给亲历者看，并请观看者当场回忆自己的生活和具体感受，用摄影机和话筒把当事人的讲述纪录下来。这样，影片才能真正呈现我们的战后历史。”
今村找到的是从小辍学做黑市生意的赤座惠美子，一个混迹于警察、黑道、军官、士兵中的女人。在影片即将结束时，她当着不懂日语的美国丈夫，用日语在镜头前说：“我和他年龄相差太大，早晚是要分开的。不过，在这之前只要能够取得美国国籍，可以继续在那里做生意也就足够了。”——《日本战后史》被今村变成了《日本战后史——女酒吧侍应的生活》。
“我最喜欢女人的下半身。”日本NHK电视台一直犹豫是否该把今村的这段发言删去——其实今村已经十分注意修辞了，否则他会把“女人”换成“妓女”。
由于小时候父亲经常给妓女看病，今村在父亲诊所里见过很多妓女。
今村成年后，一大爱好就是流连于酒吧。战争时期，日本政府不准年轻人去玩乐；战后束缚没了，大家就开始尽情玩乐。“当时的年轻人都喜欢去酒吧，今村也不例外。”佐藤忠男说。
1956年，日本政府颁布了《防止卖春法案》。实际上，妓女只是由“官娼”转成了“私窑”——娼业为近代日本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不少贡献，比如明治维新后到南洋的妓女。
拍完《日本战后史》，今村看到了大场升写的关于“Karayuki－San”的书——《季子》。季子出生于1899年的广岛，3岁丧父，10岁丧母，17岁从神户被卖到马来西亚，价格是500日元，其后被转卖不下5次，直到74岁才回到日本。
“Karayuki－San”兴起于日本江户时代，明治维新时期人数增加。这个词原意是“远赴海外的人们”，但由于在世纪初，日本人到海外当劳工的少，从事娼楼买卖的多，“Karayuki －San”便特指在海外工作的妓女，有人翻译成“南洋姐”——《望乡》里的阿岐婆就是“南洋姐”。
《季子》给了今村很大的触动，他将工作重心转到寻找和拍摄“那些被国家抛弃的人”上。
当时东京12电视台要做一组电视纪录片，找到今村。虽然今村对电视充满恶感，但拍不成电影的他依旧接受了拍电视纪录片的任务。
给电视台拍片的好处是：拍什么他们不管，只要按时交回给他们播出，并保证不卖给别的电视台；电视台给的费用也还算不少，而且拍电视的资金远远少于拍电影，。
今村找到制片武重邦夫、剪辑冈安肇等7个好朋友，组成8人的今村组，开始赴南洋的调查采访之旅。
“今村特别喜欢战后题材，他说过，战后，日本人有太多东西被国家所抛弃。”冈安肇对本报记者说。冈安肇已年过七旬，跟着今村做纪录片22年，纪录片不能养活自己，他另有一份赚钱的工作——拍色情电影。
1973年，今村组推出了让日本政府颇为恼火的电视纪录片——讲述“南洋姐”的《妓女的诞生》。这部纪录片将“南洋姐”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国家行为：国家输出女性来加强周边国家对日本的接受，哪怕输出的是从事娼楼买卖的女性；国家也“输入”她们带来的大量财富。
这部纪录片播出时，东宝影厂正在筹备将山崎朋子的小说《望乡》改编成电影。《望乡》是战后题材，又是讲述今村最喜欢的“妓女”，简直就是为今村量身打造的剧本。东宝希望由今村来导演这部电影。
今村仔细拜读了山崎朋子的《望乡》，合上小说，他告诉东宝：《望乡》，他不能拍。
不拍《望乡》的原因是——小说过于温情。他认为真正的“南洋姐”比阿岐婆悲惨得多，她们绝大部分到死也没有遇到像山崎朋子那样的同情者。他认为《望乡》没有揭示“南洋姐”现象下面丑陋的政治原因——是国家促使她们远走南洋卖淫，输出日本文化、获得经济收入，最后国家为了掩盖不光彩的政治，抛弃了这些妓女。
山崎朋子没有修改自己的小说，今村昌平也不肯让步，东宝只好找到熊井启来拍摄此片。
今村组的纪录片分为马来西亚篇和泰国篇，其中包括《追寻未归家的老兵》、《海贼》、《藤田上等兵三十三年未归家》等，“我个人觉得《藤田上等兵三十三年未归家》最能表现这种来自国家的遗弃感。”冈安肇说。
“今村在日本后无来者，”冈安肇在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他拍的纪录片在日本不会再有人拍。”
今村并非后继无人。1986年，在今村的支持下，他的学生原一男拍出了纪录片《前进，神军》———影片内容涉及对天皇制的批评及在二战期间日军吃人肉事件等敏感问题，尽管国内外对这部影片好评如潮，但各大电影公司慑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不愿正式发行本片。经过知识界的重重努力，影片终于在日本公映，连映26周，刷新了影片单院连映的纪录。

　　——这不是我的观点，这是日本电影《楢山节考》用130分钟讲的故事。

　　楢山之下的这个小村庄，人们世代为一口饭挣扎奔忙，每年冬天都会有人因为吃不到这口饭而扛不到第二年的春天，每多一个人就意味着多一张嘴吃饭，也就意味着过不了冬的危险加剧了一分。在这里，只能吃饭不能干活的人不仅是没用的人，而且是多余的人。

　　在这样的境遇中，伦理有了适合现实的变化。生下来的孩子被随便地弄死、丢弃，人们像谈论扔垃圾一样谈论它，为扔在了谁家地里而争执。夫妇间谈到“如果生的是个女儿就不用掐死了，可以卖钱”反应那么淡然，好像谈的不是一条生命而是一个猎物。嫁娶的理由是“听说这边吃的比较好”，唯一的仪式是“今天起她到咱们家吃饭”，男女之间没有大防没有羞耻，因为人们没有多余的精力去讲究那些。

　　最为残酷的一个规矩是当人老到70岁的时候，就要由儿子背上楢山抛弃，以减少一个不能干活的吃饭者。由于70岁老人不同于婴儿，不是随便扔掉就可以的，他们有能力反对和反抗，于是人们将这种规矩发展成了伦理，给它加以各种解释和仪式，使之成为一项关乎荣誉、关乎道德的戒条，这样，老人们就不再有反对的借口，乖乖被弃成为他必须遵从的社会准则。

　　于是，因为不愿弃母而选择逃跑的利平成了被人唾弃的对象，他的这种“不道德”行为让他的儿子辰平倍感羞耻以至于杀死了他；也让他的老婆阿玲婆在临近70的时候决意上山，为此用石头砸掉自己尚完好的牙齿好确信自己老迈。

　　阿玲婆全心全意地遵守这个艰难社会的所有伦理。她的亲家因为孩子太多不好养而偷窃食物，村里人经过讨论决定“斩草除根”，行动那天她欺骗蒙在鼓里的孙媳阿松，把阿松骗回其娘家一同被杀，死时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她劝解死命挣扎不肯上山的邻居家老头，让他“不要这么不知羞耻”。她轻易地原谅了儿子杀父的行为，并为他隐瞒。这些行为在现在这种正常社会看来都是极其残忍的，而在她所处的社会中，她却是怀着极深沉的爱去做了这些选择——遵守这一切，只为了给儿子、孙子留下更多活下去的机会。在这样的绝境之下，让族群传下去，让年轻的人活下去是唯一的人生目的，是最大的道德。在这样的“大慈大悲”面前，普通的慈悲是不负责任的。

　　生活在富足社会中的人是没资格评判这样的伦理的，我们有选择，他们没有。当有一天我们陷入绝境，进入如此艰难的人生，我们是否有能力比他们做得更好呢？对此我深表怀疑。

　　不过我宁愿不接受这样的考验，如果人生注定有一天遭遇末日，我情愿在末日来临之前死掉，因为我不足够坚强到撑起如此的大慈大悲。当村子里的人们用绳网罩住阿松一家，将其一个一个地扔进深坑，迅速填土活埋的时候，我受到了极大的惊吓。经过前面的铺垫我已经充分理解他们的选择，但这种选择我做不出。让我也做利平吧，放弃这种残酷的责任去逃跑，就算被自己的儿子杀死，那也是一种解脱。

神作。简直像是看到了我老家那边。贵州的农村就是这种样子。家里面有蛇，大家都说是老主人，老人死后埋到山上，叫做上山，叫法和电影里完全一样。我刚好有个长辈也是光棍，那个时候大家都瞧不起他。每年如果庄稼不太好，就会担心吃饭问题，有一家人就是吃不饱饭，所以还去找人借粮食。我叔叔家生了十多个女儿，就是为了要一个男孩子。女儿大家都不怎么喜欢。 小时候父母经常跟我们说别人家是多么多么坏心眼，爷爷奶奶是多么多么偏心，爷爷奶奶死了以后，我完全不会伤心，就像是旁人一样。记得当时在灵堂上，我的难过都是装出来的。不过我爸倒是真的特别伤心，我可能不正常，一点感觉都没有。 可能是没有被爷爷奶奶带过，没有感情吧。从小到大我好像只被爷爷抱过几次，看到奶奶就怕，她总是板着脸，从来没有被她抱过，和他们说话都很少。 家里穷得跟电影里一样，屋子是木屋，泥土地，下雨天经常漏雨，有的人家偶尔还会有蛇跑进去，然后大家就会说是老主人回来了。 我吃饭最开心的是有白米饭吃的时候，一年往往只有有客人和过年过节才会吃米饭，我喜欢抬着一碗米饭干吃，越嚼越甜。 看到这个电影，就像是看到了我那个小村子，一样的与世隔绝，一样的残酷中带着温情。 那些无法接受，看着感觉难受的，你们的生活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