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决战之后》上映。电影根据黄济人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改编，致力于表现人物灵魂的碰撞。创作人员曾去公安部查阅档案：“（战犯）材料写的那个小字儿小楷，特别漂亮，特别规整。所以像这些人，他都是有自己的思想的，有选择的。”

1992年1月，《艺术研究》发表了李前宽、肖桂云的《导演<决战之后>的思考》。其中有真实事件反映，也有大量的艺术加工。比如战犯们在功德林内对徐蚌会战的失败进行复盘：“像那大沙盘，生活当中绝不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但是为什么出现了以后，公安部还非常认可，观众也特别认可？因为这场戏，表现了他们所有人的心理。他们在讲到这场战争怎么会输的话，因为他们一直闹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输。其实他们输的是人心。 ”

电影后半段，战犯们外出参观，周总理特别交待，不穿囚服，全部换上蓝色的中山装。“作为那样一个战争过来的老将军，看到孩子，看到这样一种生命旺盛的景象，心里都感觉到很愉悦。眼里看到的一切，似乎描画出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将要过上的美好生活。那是他们年轻时，曾经想象过的未来。”

后来，两位导演李前宽、肖桂云和主演李法曾多次受邀介绍创作思路。

《决战之后》筹拍与央视《三国演义》同时。李法曾是原定的诸葛亮演员。李前宽认为杜聿明是个儒将，要他演才合适，硬是从三国剧组抢人。李法曾也说，《决战之后》是他从影这么多年来，最喜欢的一部。为此推掉了三国的片约，退居演员遴选一职。

电影拍好后，适逢杨振宁回国开会，导演和主演请他观看。起初杨振宁对李法曾淡淡的，越看越入神，看到杜聿明在功德林说“我对蒋介石是尽到了责任，可是对我女儿……”那段，嚎啕大哭，一把攥住李法曾的手就不放。导演那天衣兜里刚巧有个手绢，赶紧递过去。这部电影是得到了主角亲属高度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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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之后，国家内部也开始进行反思。
这种电影的出现，就代表着一种进步的体现。
唯一遗憾的是，红色电影原本是中国最擅长的题材。这改革大潮，过于片面的否认了全部。导致中国电影直到现在，也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普世主旋律。可惜，可叹。

看过小说《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这个片名后来还被孙红雷用在《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剧中，用来劝自己的黄埔同学。小说挺有意思，沈醉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也很生动地描绘过不少生活场面。前两年出的一个电视剧《特赦1959》也是说这段历史。当时看电影的时候，觉得有点可惜，拍早了。如果在《大决战》之后，用同一套班子，那就是一个解放战争元宇宙啊。

剧中有个中日战俘打架斗殴的片段，被网友戏称为国军抗日的“小煤山大捷”。书中说这个日俘跟国军不打不相识，后来聊天时说自己最近跟老婆可劲儿造娃，因为多一个人，共军多给一份补助。可见这薅公家羊毛的行为，无论中外，都是一个德行。后来这名日俘就和老婆孩子回国了。国军战俘也在学习、生活中，度过了自己的岁月。效果如何呢？应该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了吧。当然，我想着午夜梦回，他们应该会时不时想到，如果当初没有失败，如果顺利转进，会如何如何吧。

后来看电影《血战台儿庄》的影评，有个细节说，某国军将军释放后，听到导演说要拍这部电影，找他了解情况。他很吃惊，很感动，但又觉得国军的大捷，国军不拍，反而是共军主动来拍，有点不可思议，有些五味杂陈。

对了，剧中有葛优，他是有头发的！

在大家记忆里大多是“成王败寇”，武断地把他们扔进了历史的大海，可从一个信仰到另一个信仰，从一个高高在上的将军到一个战俘，然后成为一个普通的公民，这无疑是一次新的生命。

一将功成万骨枯，每一个将军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手上沾满了鲜血，敌人和同胞。他们曾信仰“三民主义”或是效忠蒋某人，从万人之上掉下神坛成为俘虏，信仰的破灭，现实的落差给人的打击是巨大的，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讲都是深渊。

真理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我党没有特殊的手段，只是公平、公正的对待每一个人，用宽容的态度、务实的行动，积极争取思想的转变，抓了真理就不怕辩论，也不怕误会，时间都会给出答案，恰当的方法和适合的环境加速了我们的改变。

以前我常用的词是“迭代”。但最近，越来越觉得这个词太赛博也太美国了，于是用“改造”一词替代。主体性的改造与重建——我常常在论文里这么写。 改造并不是被动的。我一点也不怕这个词。 每一个灵魂都在寻找自己的“理想形象”，有时候，灵魂知道自己在寻求什么，而有时候，灵魂不知道。灵魂在深处闹革命，却不一定清楚方向是什么，路径是什么。灵魂时常感觉衰弱无力，动弹不得。 改造，是灵魂的行动。它需要的，可能只是一次动力——一个信仰。一次就够了，一个就够了——从此以后，它打开了灵魂的执行力。 我常常在想，信仰为何引领男性？ 是暴力吗？不。 暴力无法真正地驯服男性。正因暴力的作用实际上是有限的，因此当年的清帝必须在诠释“正统观”的第三义上做出有说服力的自我辨正。一方面奉行任何政治行动都必须依靠“道德”指引的理学命题，一方面又对宋明理学进行了修正和改造，以适应建立多民族共同体的需要。大一统之信仰得以慢慢地释放其魅力，完成所有阵列的主体性改造。 信仰是身列其中者以其自身的修炼与改造，完成对其他男性的信仰辐射。 真正能引领男性的，是——感情，也只能是感情。 是对灵魂中“我之理想形象”由一人到多人的集体追寻，这种不断追寻着的、对命运绝不必然如此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狂狼感情，完成了男性的改造。

对国民党战犯的“功德林改造”一直很感兴趣，这部似乎是唯一描述那段独特历史的影片。 该片以国民党上将杜聿明为主角，辅之以其他国军被俘将领的塑造，可谓相当有趣。影片着重表现了“蓄须事件”、“国军内部派系打斗”、“关心朝鲜战争”、“痛打日本战犯”、“正确评价抗日功绩”、“参观新中国建设成就”等故事。 作为中共成立70周年的献礼影片，该片毫无疑问是一部主旋律国产电影。影片开头的旁白“自从有了阶级，就有战争”是全片的中心。在影片中塑造了这样子一群国军战犯：他们曾经为资产阶级政权奋战，既不了解也更不喜欢共产党，而且个人身上可能还带有很多不良习气。但他们本质不坏，多数是爱国者，痛恨日军，而对志愿军出兵朝鲜也由看衰、旁观到支持。一切造成两大营垒的原因在于：阶级。不禁感叹当年主旋律绝不扭扭捏捏，要的就是纲举目张。你可以认为它太“左”，但你不能说它过时。 其实，该片所反应的历史评价已经悄然在发生改变。除了正面表现杜聿明和国军将士的昆仑关大战，特别有深意的是国民党战犯和日本战犯打架这一情节，以及整个片中对日本人形象的处理，表现了创作人员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显然对国军将领的作为是认同的。相对地，当年对日俘的宽大政策是否适当，则有些意味深长地留给观众思考。 艺术作品里常有的所谓反派的魅力在哪里？就在于他们可以为了派系恩怨而在食堂打架，可以为了民族感情而主动挑衅日本战犯，可以在监狱里继续为淮海（徐蚌）战役的责任画兵棋推演争执不下……正面人物的限制较多，往往得不到发挥。而近几年来为了人性化正面人物而将其痞化、歪曲化则又走向另一个极端。 可能是想要表现的人物和内容过多，影片下半段逐渐成为幻灯片式的走过场，很多重要人物比如文强、沈醉、黄维、宋希濂的故事都没很好展开。杜聿明得知自己的功绩将被客观评价，走过长长的走廊那一段，如果加入杜从入黄埔军校到这一生的闪回，也许效果会更好一些；瞿秋白就义应该详细拍一拍，作为宋希濂的心路历程；黄维的故事也有些虎头蛇尾。 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历史影视的道具细节开始崩坏，一些问题也遗憾地出现在该片中。比如昆仑关大战国军群众演员笑着冲锋、弯弹夹的zb26轻机枪、日军军服制作粗劣（军帽后的垂帘做成了与帽子一体的，这之前一直到现在，往往是草台班子的鉴定器）...在史实方面也有硬伤，比如孙殿英早已于1947年病死于河北武安战犯管理所，根本不可能到北京功德林和其他战犯会面；徐远举1973年病死，片中改成了50年代……虽然看起来都是无关宏旨的细节问题，但失去了基本真实的历史片，本身也将失去说服力。拍历史题材的导演，不可不重视。 总体来说，这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