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部电影，我几度颤抖，为乱世中恶劣的生存环境，为弱势群体不能自主的命运，为小民族的屈辱，为Conlon父母的不放弃，为Joe在狱中的生命不止斗争不止，为Peirce的伸张正义。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却比纪录片更直击心灵，因为它立足于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因为它于个人感情中抽象出了高尚的价值观。
然而，仅仅揭露黑幕，或谴责权力滥用，呼唤公正，则看轻了该片的价值。正如Mrs.Peirce最后的控诉所说，这场司法黑幕是“by a nation that was baying for blood”，那是一个时代的错，既包括做假者警察，也包括仲裁者法庭，更包括声援者陪审团及他们所代表的激愤的怀有民族芥蒂的大众。这冲突其实不是小百姓和权力机关之间的，而是北爱尔兰人和英国人之间的，无业游民和正当职业者之间的，是大众的声浪造就了这场冤案。多数面前，少数永远是弱势的。十几年后，动乱过去，人心安定，正义成为主旋律时，大众又成了追求真相的斗士，而当年仅仅作为执行者的警察则要背负一个时代的错，此刻的Mr.Dixon同样是少数的弱势，让人心酸。
这个社会上几千年来，从来都是多数人随波逐流，像Gerry一样恨着放弃，像狱中的英国佬一样自以为合理地欺负爱尔兰人，像剧中大众一样先声援制裁后声援翻案，掩盖真相的警察不过是时代的刽子手，我们要批判的不只是司法黑幕！为什么片名叫作《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因为任何一个时代都不缺少人云亦云者，而更需要能够坚持信念的勇士，剧中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仅仅是Conlon老爹一人，他始终没有放弃，也正因为如此，得到了Mrs.Peirce的帮助，赢得了平反。
看到一些人总是借一切机会批判时局，我真的从心底纳闷，如果当真这么多人都能昂起头挺直膝盖骄傲地鄙视那些无良的蛀虫，社会何能到这步田地。其实都用不着斗争，只要每个人都把自己简单的工作做得问心无愧，办事不取旁门左道，大环境就能清明一大截。写历史的也许不是人民，但创造历史的一定是人民。躲在人群中的你，只不过是虚伪地跟着大家呼唤正义，只不过是胆小地发泄自己的不满，只不过是有失公允地把错误栽给几个出风头者，却在行动中迎合不正当规则，认同扭曲的价值观，是典型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可笑的是，还能为自己的虚伪找到借口，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弱势群体，改变不了什么。可是，和多数人一样苟且着，算哪门子弱势？你只有站出来坚持自己的正义，才是弱势，才有资格斥责多数！
我真心地希望，所有嘴上是非分明的人，能时刻检视自己是否言行一致，能在选择时遵从正确的价值观，而非万般无奈地屈服于大势。不行动者永远保留对行动者的评论权，但只是说说说，甚至不如行动者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有勇气。不要再嘲笑理想主义者幼稚，不实际，杯水车薪了吧，真正可耻的恰恰是“愿世界在我死后垮掉”的想法。不要再事后诸葛地指责别人的过错了吧，想想你是否追逐过拜金的时尚，是否羡慕过他人生来就有富贵，是否轻视过追求真理不在乎穷酸的学者，是否对残障人士少数民族有过一丝关爱。

20岁，他被作为致使五人死亡、多人受伤的爆炸案主犯，被判终生监禁；35岁，此案重新审理，他当庭无罪释放；60岁，他因癌症去世，匆匆走完一生。

盖瑞·康伦（Gerry Conlon）人生的四分之一在冤狱中度过，此后近半生则反复被这段经历折磨：两次精神崩溃，多次自杀未遂，长期沉湎于酒精与毒品。

他的案子是英国法律史上最著名的冤案之一。所谓“吉尔福德四人组”（Guildford Four），即他与另三位嬉皮士伙伴（最年轻者当年17岁），被当作爱尔兰共和军（IRA）的危险分子，被控1974年10月5日在伦敦吉尔福德地区的酒吧放置两枚炸弹，实施无预警恐怖袭击。事实上，四人从未加入IRA，与爆炸案毫无关联，甚至，爆炸当晚都有不在场证明。

如此荒唐的冤案是如何发生的？大的背景看，当时伦敦地区恐怖事件连连，均是IRA所为，人们对该组织早就痛恨不已。自上世纪60年代末起，随着北爱尔兰民权运动的发展，一度沉寂的IRA重新兴起，要求南北爱尔兰统一并独立。共和军内部分裂为两派，其中临时派坚决主张暴力，不断制造恐怖事件，以此给英政府施加压力。“吉尔福德爆炸案”后一个月，乌尔威奇爆炸案发生，2人死亡；11月21日，伯明翰爆炸案发生，21人死亡，180多人受伤。英伦三岛显然是IRA的主要袭击目标，民众恐慌不已，要求英国警方尽快破案。

从小的环境看，正是由于当时的局势，英国法律更改了有关条例，规定如涉恐怖事件，警察可无理由关押嫌疑人七天，而不是此前的48小时。这为警察刑讯逼供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吉尔福德四人”后来都在法庭审讯时声称，自己受到了警方的恐吓与毒打，被迫在假口供上画押。他们甚至抱着嬉皮士的精神，供认自己的亲密朋友为同案，好在法庭上让陪审团看看这多么荒谬，却没想到在庞大的、无限制的国家机器面前，一切荒谬都可以成真。

法庭上，警方刻意隐藏了他们的不在场证明，陪审团毫不犹豫判他们有罪，主审法官则义愤填膺地称：“可惜你们的罪名不是叛国罪，不然我马上判你们死刑。”（1964年英国基本废除死刑，除了叛国罪于1998年废除。）

更不可思议的是，盖瑞·康伦的父亲朱塞佩·康伦（Giuseppe Conlon），次年来伦敦为儿子奔走，与盖瑞的姨妈安妮·马奎尔在家中商议时，被警方一举抓获。当时在场的七人全被定罪，罪名是“负责制造和运输炸药”。他们被称作“马奎尔七人案”（Maguire seven），分别被判4年到15年徒刑，其中包括马奎尔的两个孩子，较小的只有14岁。

1980年，在服刑五年后，朱塞佩·康伦于狱中病逝，也是60岁。这成为盖瑞·康伦终生的痛，他认为是自己害了父亲，尽管他根本什么都没做。

盖瑞·康伦1954年出生于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父亲是当地的画家。上世纪60年代起，北爱尔兰问题发端，街头暴力活动不断，英国政府派军直接镇压，社会秩序日趋混乱。1974年8月，康伦决定逃离那种暴力环境，到伦敦寻找工作，不料12月即遭抓捕。在2009年发表于《卫报》的一篇文章中，康伦写道：“到现在我依然很难描述那种感觉：你什么也没做却被判终生监禁。”

1989年出狱后他曾写过一本自传，《证实无罪》（Proved Innocent），1993年被爱尔兰导演吉姆·谢尔丹拍成电影《因父之名》，由丹尼尔·戴·刘易斯饰演康伦。此片获得当年奥斯卡电影节七项大奖提名，也令此案被全球所知。

康伦因此获得12万英镑版权费，但一个半月就都挥霍光了。当年奥斯卡典礼期间，他飞去好莱坞，却在酒店里闭门不出，与朋友抽了三天可卡因。他也曾从英国政府处获得20万英镑补偿，结果仍是一样。“我还没准备好过一个名人的生活，事实上，我根本没有准备好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他饱受牢狱生活回忆的折磨，常常从噩梦中惊醒。他谴责英国政府，没有为冤假错案的受害人提供必要的心理创伤咨询与治疗。

他的余生致力于为无辜蒙冤者奔走呼号，为“马奎尔七人案”和“伯明翰六青年案”鸣不平，为被囚于关塔那摩的英国人说话。前者在1991年，即康伦出狱两年后，得以昭雪，此时七人都已服刑完毕。“吉尔福德爆炸案”的真凶始终未被起诉。尽管在康伦四人服刑期间，凶手便已被捕，警方为了维护面子，压下了这一信息。

因国家安全之名，多少人生被牺牲、断送。此前有人问康伦，类似他们这样的遭遇在今天是否还会发生，他毫不犹豫回答：“当然会。”他期待自己的经历可以给人们一个提醒：不管案件性质如何，永远不要着急下结论；不要忽略那些努力想传达自己声音的人。

【for 财新新世纪】

去年底某夜看完《因父之名》（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在《You made me the thief of your heart》钢琴声响起时眼泪如约而至。别的感人的地方我就不重复了，查了些资料，觉得补充一些其他方面的东西对于理解剧情有好处。

IRA，爱尔兰共和军，虽然这一名称早在19世纪就已经出现，但片中的IRA主要指1972年成立的Provisional Irish Republican Army（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和宣布信仰马克思主义、放弃武装斗争的正统派相区别）。这一准军事组织的成立最初是为了保护北爱尔兰地区的罗马天主教少数派的起居安全，因为1969年到1972年该地区因政治宗教等各种因素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另外，爱尔兰岛南北分裂是20世纪20年代的事情，在此之前都由英国（不列颠）占领（可溯源至16世纪英王亨利八世），寻求独立的运动从未停止（克伦威尔的一大“政绩”就是平定爱尔兰叛乱）。
早在1939年，爱尔兰共和军就开始从事主要是针对军事目标的无警告爆炸活动，同时也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直至90年代中期。1997年IRA宣布停火，并于2005年9月完成缴械，并承诺不再使用武力作为谋求爱尔兰独立的手段。
爱尔兰（北爱尔兰）问题的深层原因是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对立，和当今伊斯兰教徒的恐怖活动一样，出于信仰的斗争是全民的。片首贝尔法斯特街区上的冲突就清楚地表明，平民和军事人员是一体的，甚至相互熟识。之所以Conlon一家从老到小都受到不公正的宣判，也不完全是司法腐败，片中穿插了Guildford爆炸案真正的实施过程，特意露脸的做炸弹的人实际上的确年龄不大，而且很可能是一家人。

Internment without trial，对恐怖分子可实行七天无需审讯的拘留。这是北爱尔兰自治政府和英国政府共同签署的法令，实际上片中Gerry的灾难和这一法令的实施有很大关系，如果不是刑讯逼供，Gerry也不会被迫认罪。影片既反对爱尔兰共和军使用武力（年轻的Gerard并不忌讳使用暴力，但最终被他爸转变了），也反对因“惩治恐怖分子需要”而侵犯人权。这与911之后西方媒体的主流声音是一致的，虽然，两方面的“业内人士”可能都会觉得这样不现实。

片中真正的IRA Joe McAndrew让我无法不联想到小学课文中学过的那些中共地下工作者，特别是他用狱中“牢头”Smalls的家人生命安全威胁Smalls的办法。之所以他在狱中能如此自由，虽然也可解释为司法进步，但恐怕影片也在传达另一种信息。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多次强调中共的优势在于“干部”和“组织”，我们所在的环境已经让我对此难以理解。片中对Joe的描写不含褒贬。

片末出现的示威者打出的“Free The Four”的旗号以及提到的专有名词Guildford Four，正如片尾交代各人结局时所说，真有其事，在微软百科中能查到。

片中检察官Gareth Peirce的扮演者Emma Thompson在93年的这部片子中戏份不多，1992年她主演的Howards End（《霍华德庄园》）为她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95年的李安导演的Sense and Sensibility《情感与理智》中，她作为编剧获得了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也是奥斯卡史上唯一一人同时获得表演和创作奖项的人。在04年的Harry Potter and the Prisoner of Azkaban中她出演了一名教授。

片中男主角的扮演者Daniel Day-Lewis也是1988年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生命不可承受之轻》）的男一号。本片他的杰出表演使他得到了当年奥斯卡奖的提名，那年的获奖者是《费城故事》中的Tom Hanks。

片中浓重的口音（不知道是不是爱尔兰口音）让我想起Liverpool队长Gerrard在访谈中的口音，那是完全听不懂。

看《因父之名》是冲着北爱尔兰题材而来，看后才知道，北爱问题只是个背景，影片的复杂意蕴和丰富的主题层次都与北爱关系不大。有的人会为影片里的父子深情感动，有的人会对司法的黑暗深有感触：未经审判就可以将嫌犯羁押7天（想想严打）、刑讯逼供、真凶落网后公安机关仍试图掩盖冤案（想想佘祥林、聂树斌）…… 此外，影片还探讨了一个有深度的话题：当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是否可以以暴制暴？故事的主人公——丹尼尔•戴•刘易斯扮演的盖瑞被无辜卷入了伦敦基尔福酒吧爆炸案，此次爆炸死了7个人，伤了几十人。爆炸系爱尔兰共和军（IRA）所为，在当时（上世纪70年代），共和军经常搞无预警爆炸行动，主要针对军事目标，但也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今天看来，这无疑是恐怖活动。 盖瑞不是共和军成员，但他却在狱中遇到了真正的共和军——乔，他也是基尔福酒吧爆炸案的真凶，而且基尔福酒吧爆炸案只是乔一长串“成绩单”中的一项。乔个头不高，目光深邃，外表沉静，气场强大，一看就是“魅力男”。执拗和强势往往是构成魅力的重要元素。执拗和强势不属于平庸、平常的人，却可以属于邪恶的人，这大概是为什么许多邪恶的人会拥有众多粉丝，因为他们的确具有魅惑力。 “魅力男”魅力举动A：牢头狱霸和他的拥戴者们在聚餐，监狱菜鸟和弱势的爱尔兰人（比如盖瑞和他的父亲）只能绕道而行。乔从容自若地走到聚餐的餐桌前坐下吃饭。一个人挑衅地将面包扔到乔身上，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对方打得鼻血长流。 “魅力男”魅力举动B：乔带着盖瑞来到监狱的洗衣房，那里也聚集着牢头狱霸和他的拥戴者，大概洗衣房的工作很不错，被牢头狱霸霸占了。乔：“如果我再听说盖瑞，或者其他爱尔兰人被你们欺负，我就不客气了。”牢头狱霸：“怎么不客气？”乔：“我会炸毁××街52号，包括你的家小。”牢头狱霸：“你想威胁我？”乔：“我不威胁人，我只执行命令。”强盗遇到贼爷爷，牢头狱霸只好屈服了。 以上两举动确实有魅力，很有点锄强扶弱的意思，让痞子青年盖瑞佩服得五体投地。盖瑞对父亲说：“至少乔比你勇敢，他敢于挺身而出。你还记得你有次骑自行车带我爬山坡，你怎么也爬不上去，只好叫我下来吗？知道你为什么爬不上去吗？因为你在油漆厂工作，那里的工作环境把你的身体给毁了。你为什么要在油漆厂工作？因为天主教徒（爱尔兰人多为天主教徒）他妈的只能找这种工作。你一辈子都在受着不公正的待遇，但你从不敢挺身而出！”乔的“挺身而出”就是以暴制暴。用更强的暴力制服暴力者固然很有快感，成就感，甚至正义感，但一旦习惯使用暴力，自己也就很容易演变为暴力者，用暴力对付无辜者，和不那么死有余辜的人。说到底，死有余辜的标准由谁定？如果是自己，那是可怕的，因为本恶的人性会被暴力和无约束诱发，所以应该尊重法律，哪怕它有缺陷，但它是许多人理性的结晶。 相比于盖瑞对乔的崇拜，盖瑞的父亲却从一开始就不认同乔。第一次见面时，乔礼貌地说：“很抱歉连累了你们。”盖瑞的父亲说：“你用不着对我们抱歉，你应该对那些被你炸死的人道歉。”“那是一个军人酒吧。”“那又有什么区别？他们是无辜者，是上帝的儿女。”不能伤害无辜者，这就是盖瑞父亲的原则，这也是检验暴力是否得当的原则（不过即使行使暴力的人心怀这个原则，也难免在暴力行动中“擦枪走火”，因此有人绝对反对使用暴力）。这一刻，我觉得这个平凡的、拘谨的父亲，形象高大了，比“魅力男”高大。不能伤害无辜者，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却会被有些人遗忘，乔正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魅力男”邪恶举动A：基尔福酒吧爆炸案、××爆炸案、××爆炸案…… “魅力男”邪恶举动B：某狱警和乔鼻子不对眼睛（狱警和时不时闹事的囚犯的关系，只能是鼻子不对眼睛），但这位狱警和盖瑞的父亲，相处还不错，偶尔还能闲聊。这大概说明，该狱警虽然缺乏足够的正义感（对牢头狱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不乏基本的善意。在一次给囚犯放电影的活动时（放的居然是《教父》，太人性化了），那位狱警站在门口守卫。乔安排其他囚犯制造混乱，混乱中，乔用火机点燃了狱警的身体，在众人目睹下，狱警被烧得血肉模糊。盖瑞被这一幕深深刺激了，他对着乔喊：“连我这个被神遗弃的人，也还是头一回看到生命如何被毁灭！”乔依然不动声色，目光深邃。此时的“魅力男”已像魔鬼的化身。 尊重生命，是基本的人伦，越过了这个界，只会越魅力越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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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总是来源于真实，guildford four的故事发生在1974年至1989年间，若以布莱尔道歉的时间为最终结果的话，事件总算在2005年告一段落，尽管当年那些歪曲事实，伪造证据的警察至今仍然吃着英国政府发的面包，享受着英国政府提供的一切福利，有的人，甚至在死时还盖着英国国旗。

70年代的爱尔兰是个混乱的年代，事实上这个几世纪来都寻求独立的地区从未真正有过和平和安宁，然而爱尔兰共和军（IRA）仍然让70年代的英国变得人人自危，那时的英国，或许只有911以后生活在美国人才能完全理解。一系列的恐怖袭击搞得英国军队政府鸡犬不宁，更糟糕的是，数以百计的平民因此而丧生。面对国内越来越大的舆论压力以及怎么防也防不住的恐怖袭击，英国警察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权利：无条件扣留疑犯7天。结果，4个无辜的爱尔兰青年遭受了英国自成立君主立宪国家以来最大的冤案。屈打成招，恐吓诱骗，伪造证据，一个个德高望重的警察一边将手放在圣经上信誓旦旦向上帝保证自己的诚实，一边干着亵渎上帝，亵渎灵魂的丑恶勾当。最终，民愤得以平息，舆论得以平息，可正义女神手中的天平早已倾斜，她将用手中的利剑在英国司法史上刻上最深业最耻辱的一笔。

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毫无约束的权利才是正义、公平的最大敌人。英国警察拥有这种权利，便诬陷了四个无辜的年轻人，让他们在回忆自己最黄金最美好的时光时，只记得英国牢房里的铜墙铁壁。所幸，大众并未将这种权利交给他们太久，这才让追求正义的律师Gareth Pierce有机会以法律的名义为其正名，才能有无数英国平民走上街头高呼Free the four，才能才能让布莱尔道歉，让我们有机会看到这部名为《以父之名》的电影。

在杨 + 被执行的这段时间中看到这部电影似乎更加尴尬。司法公正从建国前便开始高呼，如今21世纪都过去十分之一，公正这个词依然只是太和殿上高高悬挂的宝剑---只是个摆设而已。Gareth Pierce联合英国大众，最终为guildford four正名，而艾未未和那些追求真相的中国大众，什么时候才能为杨+正名，为中国司法正名？

从刑讯逼供开始，情绪就没好过。

学了快两年法，3个学期刑法，1个学期刑诉，精学了大约20多个罪名，200多条刑诉法，听过少说10种变态杀人方法，学过不下10个冤假错案。

我以为刑法会让我熟稔犯罪，让我不再恐惧，碎尸的、分尸的；让我把人间的苦痛罪恶都视为浓缩成几个字的法条——“故意杀人的”，无非5个字。

我以为听多了刑讯逼供我就不会怕它了，我以为我知道那么多冤死狱中，或是出狱时已经垂垂老矣的人，知道了聂树斌、赵奏海、呼格、建斌、佘祥林，我的同理心早就会用尽了。狼来了还事不过三呢。

怪吗？不怪。多吗？多的很。

但是我错了：我对它了解地越细，它越是会无孔不入；我对它越是司空见惯，它越是会无限放大。心中树起的所谓的“法律人的城邦”，越是高耸入云，坠落的过程便越是绝望。

说什么“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放屁，人就是目的，就是手段。

都是政治的牺牲品。

乔，乔他十恶不赦吧。他当然十恶不赦，但在另一个电影里，他完全可以是《勇敢的心》的主角。

什么“爱尔兰人”，什么“意大利人”，什么“叛国罪”，什么“恐怖主义”。

什么祖国是我的意义，什么党是我的生命，什么政治是我的追求。

人首先是人，其次是人，最后是人，表象是人，实质诗人，过程是人，结果是人。

人是主体，不是客体。人是一种不停运动的精神，是一幕自我编排的戏剧。

人不是政治的附庸，不是城邦的附庸，不是党派的附庸；不是为了提高氛围的柴火，不是随意利用的情绪。请把人当人。

体制是规定，守法是美德，程序是纪律。但政府不是免死金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