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雨潇潇 人情娇娇
——影片《春雨潇潇》琐谈

/范达明/

关于影片的主题思想

《春雨潇潇》很好，是一部充满诗意的很优美的影片。它从一个侧面讲述了“四人帮”垮台前夕一手制造所谓“T事件”、追捕所谓“反革命”，构成他们最猖獗、造成社会最黑暗的时期，发生于人民群众中间的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影片女主人公顾秀明本是一个美丽、纯洁而善良的护士，按其职责本分护送一个伤病员陈阳离京南下。当她发现自己所护送的伤病员正是个被在全国通缉的“反革命”时，她凭借自己对伤员的接触与初步了解，按着她的觉悟与善良的天性，尊重自己护士救死扶伤的职责，本能而坚决地起来保护他不受逮捕。为了这一目的，她千方百计，甚至不惜牺牲同自己恩爱丈夫（一个差点成了执行“四人帮”法令镇压人民的凶手的公安干部）之间原本幸福的爱情。她在老年女诗人、青年女演员、一个出租汽车司机、一个叫张伯伯的老工人，乃至一个厌弃政治旋涡、有点胆小怕事、有点自甘麻木的剧场主任的帮助下，以她以及所有这些与她具有同一政治信念的阶级姐妹的勇敢的实际行动，感动与教育了自己的丈夫——这里，是妻子战胜了丈夫，一种责任战胜了另一种“责任”，护士良心的柔情怜意战胜了警察铁蹄的冷酷与专权——柔何以克刚？就因为这个柔中有群众，这个柔中有真理。归根到底，是正义战胜了邪恶，良知战胜了暴虐，真理战胜了谬误，是人民战胜了“四人帮”。执帮法的丈夫毅然故犯帮法，不惜承担一切政治风险，加入到自己爱妻代表的正义、良知、真理的人民的行列中来。他放弃了一种虚假的卑微的职责，承担起了另一种真正崇高的职责（还利用了旧有职责关系中可以利用的部分——为陈阳发放通行证脱离险区），最终协助完成了以他妻子顾秀明为代表并引发的营救“逃犯”陈阳脱险的计划。
影片是作家苏叔阳编的剧本。全片主题思想特别鲜明尖刻。两种已成为根本对立的政治力量的冲突集中在一对恩爱夫妻之间展开。影片指出：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政治终究是高于一切、决定一切的；在它面前人们无法不做出选择，它可以重新组合人们之间的远近亲疏。这句话的客观真理性不仅作为语言对白在影片女主人公与其丈夫先破镜后又重圆的基本故事线索中获得了反复印证，也在片中信手安排的一些小细节中来随时加以佐证。

关于影片的艺术特色

影片《春雨潇潇》的一个重要艺术特色，是在于它的浓烈的抒情性与人情味。这当然取决于编剧把剧中人物性格或人物命运的基本冲突安排在一对深深恩爱的新婚夫妻之间的缘故：丈夫刚毅稳重，是个受启重的公安干警；妻子美丽贤慧，是个职守本份而温柔的护士。但更重要的还是在社会政治冲突的严酷剧烈，把同一信念而素不相识的人们一下子联系起来的那种感动人心的政治感情力量。无论是火车列车长、旅店工人、假小子的女演员、出租汽车司机，还是通风报信的邻家小姑娘，他们所作的每一个微小但却至关重要的努力，都体现了在那黑暗的年月，民心一致、不畏强暴，以自身的行动起来对“四人帮”进行反抗的可歌可泣的力量与美德。而人民群众默默哀悼周总理的整个时代背景的烘托，使全片的悲剧性的人情味更加壮美浓烈。影片自始至终渗透着一种忧伤凄楚的抒情风格，使影片带有很大的时代真实感与很高的审美格调，加上影片人物少，对话少，镜头洗练，男女主人公的性格与外型都很刚毅柔美——丈夫外刚内柔，妻子外柔内刚，使影片诗意很浓。诗意愈浓，人情味则愈足。
影片的戏剧结构十分成功而令人赞叹；在基本的抒情性的悲剧格调中，还有传奇性、乃至有喜剧性的成分糅合在内。这里值得着重一提的是那个剧场主任。他无疑是个滑稽的带喜剧丑角式的好心肠人物，不过经久不息的政治动乱麻木了他的神经：发发样板戏戏票吧，他可不想再过问政治了，可是，政治偏偏要来问他。善良的天性驱使他答应并去参与实行救人落难的善举，但他绝不想公开承认自己所已做过的这种可怕的善举——正当他从地道送走陈阳、顾秀明等人，暗下庆幸自己的这一可怕的所作所为无人知晓的时候，影片用一个洞察了他的一切、在他不远的舞台乐池对口出现的政治人物——公安局的冯春海的形象来一举粉碎了他力图逃避政治的天真的幻想。在严酷的斗争面前，政治终究是高于一切、决定一切的；在它面前人们无法不作出选择，它可以重新组合人们之间的远近亲疏。影片描写剧场主任的这一小小滑稽的一笔，倒是加助揭示影片主题的点睛之笔。除了剧场主任，影片中假小子的女演员也有使人松一口气的喜剧色彩的成分（女扮男装似乎也是对那一年月人们不敢暴露自己真实身份的政治揶揄）。
不过从影片总体上看，影片中所糅合的传奇性与喜剧性，则是具体表现在情节结构中的所谓“悬念”上；而这一“悬念”就在男主人公冯春海的身上。冯春海这个人物非常有个性，没有帮气，可算得在当前我们同类题材文艺作品中很少出现的一类典型。看得出，编剧苏叔阳同志本身也是喜爱这个人物的。他即使在影片开始卖力为“四人帮”充当警犬时，也不使人觉得非常厌恶；编剧也未着力公式化地去贬低他——这就从一开始为他后来的“转弯子”铺下了伏笔。首先是他忠于职守，工作认真负责，当然在他没有站到人民一边来时，他在影片戏剧冲突中是起着反动作的力量的。作为一个公安侦察干部，他是老练的、刚毅的、称职的——他一定要找回顾秀明以期破案时，影片出现他在路上行走所下决心的内心独白，就表现了影片作者对他这种刚毅性格的承认。而影片表现他善于开车甩掉“尾巴”，找到老诗人的家，会到妻子顾秀明，从墙上假小子的照片提示他跟踪追到剧场，乃至洞察秋毫，预计到剧场主任带领他的追捕对象所走过的地下路线，先就在地道出口的渡口静候“逃犯”陈阳，甚至使其妻子到最后自感一切努力全部白费，绝望前准备让她护送的陈阳束手就擒而怒打丈夫一记耳光止，都表明：在具体行动上，即作为冯春海这一单个人的肉体的行动，他的追捕跟踪，都始终是成功不败的。但是这个单个人物的肉体行动所载着的他的精神思想，在最后以前，却是在其妻子为一方的积极与消极的进攻面前，已无形地全线溃败而自动交械投降了的。冯春海最后面对“逃犯”陈阳，不是从口袋里摸出“四人帮”的手铐而是拿出代表人民的意愿的通行介绍信，这一具体的转变行动，使得本将面临的一场前功尽弃的绝望的悲剧，在瞬息间转换成了一幕喜剧。当我们看到银幕中顾秀明重新伸出手去轻轻抚摸刚才被她用同一只手怒打耳光的她丈夫的面颊时，观众的心情同这一场面中所有剧中人的心情，是同样一种难以言传的悲喜交加的滋味。这就是影片的抒情悲喜剧结构，它的浓烈的艺术人情味的审美价值的胜利。
实际上，早在冯春海跟踪到剧场前，他就已经改变了原来的追捕者的身份而成了一个追护者了。但是影片编导没有即去说穿，悬念人物冯春海是在影片结尾时才让观众落实他转变后的真相，洞察他转变后的内心真谛的。这就造成了影片的一种突兀的大起大落——由观众心灵上对“逃犯”陈阳从地道假道出来的脱险感，即时转到又狭路相逢冯春海而产生对陈阳行将就擒的大悲剧的预感的恐惧，进而又即时转换成了得助于冯春海的通行介绍信，而最终面临安全脱险的现实前景的喜剧性结局。依靠了冯春海这个人物身上的“悬念”，充分发挥出了影片戏剧结构中的传奇性与喜剧性的因素。
影片表现的火车列车长、出租汽车司机，也使人产生过他到底是属于哪一边的人的“悬念”，使观众的心始终同女主人公顾秀明与“逃犯”陈阳的命运的安危联系在一起。影片中的各种大小“悬念”，固然是结构戏剧性格冲突与情节发展的重要一环，而其所以产生的客观现实基础，就在于那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于无声处”的年月；正义与真理不得不一时处于地下活动，在反“四人帮”的英雄们，这些我们当今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们遭受公开镇压的年月，人民群众的一切同情、声援与支持都不能不具有一种内在潜隐的性质：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人们在没有真正弄清对方的政治身份与态度之前，都要提防一手，因为与转变前的冯春海为伍，至死效忠“四人帮”的大小走卒警犬也是大有人在。可惜影片在这一点上没有稍带一提。总之，影片中的“悬念”，从某种角度上说，也正好是一种当时整个时代背景的浓缩的反映形态。有人认为影片男主人公冯春海的“悬念”及其最后转变显得突然，其实这正是影片编导构思含蓄不露的高明之处。冯春海的转变是有发展阶段的：主观的觉悟，客观的事实，妻子的劝说，人民群众的态度，而其中“四人帮”体系的株连政策，把像冯春海这样的一个一贯忠于职守的老练的公安侦察员置于“防备”与“监察”的地位，则是使冯春海最终“起义”归回人民一边，去反对“四人帮”的暴虐的外部条件与契机；另外他爱她的妻子，有时爱得那么自私的性格，不但说明了这个人物的很真实的个性色彩，也是导致他最后的转变的因素之一。
顺便说一下影片女主人公的扮演者张力维。她扮演的这个角色非常令人喜爱。首先要推导演选择演员选得好，演员的外型与内在气质本来就吻合角色性格的规定要求。张力维过去扮演农村姑娘的一些角色，都不适合，不理想，无法发挥出她的戏路子。她演《春雨潇潇》非常成功，真可谓是“人情娇娇”；我甚至愿意在《大众电影》的“百花奖”中为她投上一票。

1980年2月23-24日写于YC
2009年1月5日录入电脑于杭州梅苑阁

本文第二部分“关于影片的艺术特色”，原载《工人文化宫汇报》1981年2月号第4版（副标题为《〈春雨潇潇〉艺术风格浅谈》）

影片信息
编剧：苏叔阳
导演：丁荫楠、胡炳榴
摄影：魏 铎
美术：黎 淦
作曲：王燕樵
主演：张力维（顾秀明）、章杰（冯春海）、黄文奎（陈阳）、林默予（许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