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所有人的脸都太白皙水嫩了。不如实反映事实而肆意让人“变美”会遮饰纪录片的氛围,这是记录片的大忌。
2.故事拍得太浅、太快了。这个错误各集犯的程度不一样,有几集实在是不堪看。停留在不看此片就知道的普通的看病就医,没有深入进去,没有很好地表现出涉及生与死等等问题的人生哲学。
3.故事展现得不全,也是拍记录片的大忌,跟《舌尖上的中国3》犯一个错误。观众不是要看如何做饭,而是要看食物背后的中国人的生活;观众不是要看就医流程,而是要看每个家庭背后的苦辣酸甜的故事。这一部分草草带过实在是很遗憾的。
4.刻意煽情,制造情节。注意!注意!注意!这是记录片,不是情景剧。纪录片拍的是最真的东西,最真的东西是纪录片的魅力所在。拍得真不真,观众很容易判断。有一集中,医生祭扫老同学的坟墓。这个镜头像是情景剧里的画面。拍摄团队加以过多干涉实在不妥。
今天是在家自行封闭的第N天。 不能上学,不能上班,更不允许外出聚会…… 而就当我们断绝了一切与外界接触的机会时,有一群人,却不顾自己的安危,为了我们的生命安全而时刻奔波着。 他们,有着共同的名字——
中国医生
导演: 张建珍 首播: 2019-05-27(中国大陆) 集数: 9 单集片长: 45分钟
这是国内首部以医护群体为主角的大型医疗纪录片。豆瓣9.3,超过70%的观众给出了五星好评。
纪录片将镜头对准了不同医院、不同科室、不同年龄阶层的医生们,聚焦在医院这样一个充满悲欢离合的场景中。医生的天职,无非是治病救人。他们的工作很复杂,极具专业特质,要通过长期的学习、研究、考核,才有资格走上这样一个特殊的岗位。
但他们的工作也极其单一、枯燥。 他们的日子,便是一场手术,接着又一场手术。
刚做完一台人工耳蜗移植手术的孙敬武医生,与家属简介扼要地说明手术情况后,甚至连一口水都没有喝,就紧急投入到了下一台手术中。
南京鼓楼医院心胸外科主任王东进,每天都要轮着上好几台手术,经常上十几个小时的班。 早上8点上班,三台手术下来,已经凌晨一点。
为了保证手术顺利进行,身体已经极度透支的王东进医生向医院申请了按摩椅放在休息室里。 他曾经因为严重的颈椎病,戴着颈托上台做手术。
由于长久站立,王医生还要时刻穿着弹力袜,缓解小腿静脉曲张带来的疼痛。
“腿不行了,腰不行了,颈椎不行了,所以要残疾了。”躺在按摩椅上的他,笑着说道。
河南省人民医院脑卒中中心副主任朱良付,每天都奔波在急诊与手术室之间。 脑卒中,俗称脑中风,一旦错过了最佳救治时间,病人将危在旦夕。 朱良付医生的工作,便是不断与时间赛跑。
为此,他专门开通并组建了省人民医院的绿色通道,一天24小时待命。 他的手术时常做到凌晨十二点,还有16台造影,通宵工作对他而言早已是家常便饭。
疲劳过度的朱医生时常产生担忧,“我就担心有时候我会突然死掉”。“但是我不能死。”
朱良付知道,自己对于家庭的亏欠,早已多到无法弥补。 稍有休憩,他便会骑着电动车回家,和家人短暂地见一面。 饭没吃完,接到医院的紧急电话,他又会第一时间和家人告别,急匆匆地跑回医院。
“就我家庭的责任,都没有尽到,我自己的医疗责任也没有尽到。”支撑着朱良付的,是他身为医者的信念与坚持。
而对于南京鼓楼医院烧伤科的年轻医生徐晔来说,他所坚守的信念,却偶有被打破的迹象。 烧伤科的医生,大都需要具备极其强大的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 徐晔所负责的一对重度烧伤的夫妇,就面临着是否要继续坚持治疗的选择。
全身95%的烧伤,如果继续治疗的话,或许可以不用进行手术,病人就有机会可自行痊愈。 一旦转到地方医院,没有完善的医疗设施,患者极有可能由于极其微小的感染而死亡。 但若要坚持到痊愈的那一天,家庭所要承担的医药费,是无穷无尽的。 这对于一个普通的家庭而言,无疑是一场极其困难的选择。
天下哪有儿女会愿意放弃自己的父母,但好不容易才奋斗至今的幸福生活,却不断地被无底洞般的医疗费用而吞噬着。 巨额的医疗费用以及治疗持久战对于耐心的损耗,总是那么容易地击垮一个人、一个家庭。
没有一个医生,愿意看着自己的病人痛苦地离去。“我希望他能够活下来,但是什么叫好?”
病人治愈、出院,但是他浑身是瘢痕、生命质量下降,他的家庭也会因此而受到拖累。 这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好”呢?
徐晔也明白,这一切都很难判定。
对于徐晔而言,他比任何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坚持到患者痊愈的那一天。
他想尽办法,为病人申请手术费减免,并尽所能地提供帮助。 然而无法避免的是,不堪重负的儿女最后还是选择了让父母出院。 一个月以前,在同样的病房里,徐晔负责的另外一位病人,家属也选择放弃治疗,最终病人去世了。
徐晔望着空荡荡的病房,冷静地感叹道——
很多时候,当出现特重度烧伤、大于百分之九十的深度创面时,其实治疗到最后的话,已经不是医术的问题了。 甚至医术都还没有碰到瓶颈的时候,就已经遇到人心上的瓶颈了。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修行,何况是医生呢。 医生们不仅肩负着救治病人的使命,往往也承受着来自这份使命感的重压。 中国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学术主任孙自敏,在进入血液科工作以来,很多次都想过辞职不干了。 长达15年的时间里,中国所有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一个治愈的病人也没有。
“你没让一个病人活下来”,这让孙自敏医生又沮丧又难过。 医生再苦,支撑他们的信念是治愈病人的成就感。
作为血液科医生15年的她,却天天在凄惨而又悲伤的环境下坚持着。 也正是这份重压,让孙自敏认定一定要攻克白血病,“如果攻克不下来,我这个医生也做不下去了。”
在紧张的医患关系面前,医生们沉着冷静的背后,更多的是对自身医心的不断拷问与怀疑。 在每一台手术进行之前,朱良付医生都要不厌其烦地家属强调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意外。
不仅要录音确认家属对于手术进行的意愿,还会反复多次地确认家属对于手术内容的理解。 即便是如此,也依然有家属会在手术发生意外之后投诉医生。 曾经有一位病人不幸去世之后,家属哭着闹着投诉朱医生,“我想把你撕成碎片,说我把她家老爷子给害死了”。
“他们知道你是个好大夫,但是不耽误她投诉你,照告状”,朱医生很是无奈。
总是有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医生就是神,能起死回生、药到病除。 “但医生讲给患者的那些话,只有他自己知道是不是对患者有利。”
没有患者能够真正的理解医生,“医心也只有医生自己知道”。
由于职业特征,医生们总给人一种过于沉着冷静,甚至于冰冷、残酷的印象。
医生看起来很冷酷,不是冷酷,他是冷静。 因为你现在的这种情况,他早就见过无数个了,所以他才会显得如此的冷静。 这个过程,是每个医生,都要去经历的。
他们心中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我们永远都无法感知。
在如今的特殊时期,数以百计的中国医生们,抗下重担,奔赴一线。“若必战,召必回,战必胜!”
“请战书”上振聋发聩地呼喊,是他们身为医者的勇气与信念。 他们没日没夜地在医院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与病魔抗争。 由于长时间戴着口罩,脸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勒痕,甚至被勒出了血。
还有的医护人员,没能抗住病魔的侵袭,受感染后离开了人世。
他们牺牲了太多,也从不求回报。 他们不过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平凡人,也未曾想要当什么英雄伟人。 北京眼科医生陶勇在自己所作的诗中写道——“我把光明捧在手中,照亮每一个人的脸庞。”他们所期盼的,不过是病愈之后,全世界的光亮与欢笑。 这一切,只因为他们是医生。
*本文作者:阿呆
新型肺炎疫情发生期间,纪录片《中国医生》不动声色地火了起来,
播出仅20天,豆瓣评分就高达9.3分。
摄制组用长达一年的时间,
跟拍了中国6家大型的公立三甲医院里
20多位医护人员的生存现状,
不摆拍、不渲染,
做到了百分百的真实记录。
在被拍摄到的医生中,
有三位目前正在武汉的一线战斗:
浙江省人民医院的何强副院长、
四川华西医院ICU的尹万红医生、
西交大第一附属医院的施秉银院长。
很多人忽然意识到,医生们在疫情一线的奔波忙碌,
才有了大家的健康平安。
有网友给《中国医生》留言:
很幸运,中国总被一些勇敢的普通人保护着。
我们对总导演张建珍做了专访,
她说:
“在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之下,
他们真的是在徒手抢救,
我更希望在疫情结束之后,
所有医生都可以被善待。”
撰文张翔宇
2020年初,刚上线没多久,《中国医生》在豆瓣就有2800多条短评和77条剧评:
“在这样的特殊时期,《中国医生》来得正好。” —— Sellynn
“中国医生:苦不怕累不怕,就怕被忘记我们也是普通人。” ——弓长小初
“看一集就哭了,中国医生太难了……”—— 表姐电影
《中国医生》,是国内第一部以医护群体作为主角的大型医疗题材纪录片。据统计,中国医院每天会有2000万人就医,但医生却只有400万左右。
张建珍导演说:“中国医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生能承受这样的压力。”
摄制组将镜头对准了中国6家大型的公立三甲医院,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纪实拍摄。每家医院见过的医生基本在30位左右,每位都要从头到尾地采访一遍,最终选出3到5位进行拍摄。
最终拍摄了20多位,有世界顶级的医学专家、有仅28岁的年轻住院医生,还有普通的护士……绝大多数是三、四十岁的医生,因为他们是中坚力量。
很幸运,
中国总被一些勇敢的普通人保护着
孙自敏,是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医生,她建立了全球最大的脐带血移植中心,单中心脐带血移植数量目前全球领先。
在1990年之前,整整15年孙自敏没有救活一个白血病患者,她觉得医生没办法干下去了,因为支撑一个医生最重要的是成就感。就连她的大学同窗同学,也死在了她的科室。最终,她却凭借惊人的信念和毅力,攻克了白血病。
邱勇,在法国学习、工作了8年后,毅然放弃法方提供的高薪职位,回到了南京鼓楼医院。“作为中国的医生,我更想为中国的病人看病”。
为了能给更多的患者问诊,他在医院同时开设了5个诊室,巡视式地看病。最夸张的一次,是他在一个400人的礼堂里问诊,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很多病人光挂号就排了2个月,最终发现医生只给看了30秒。张导说:“像邱勇这样的医生,其实是依靠卓越的专业性,非常高效地对病人做出诊断。”
王东进,南京鼓楼医院心胸外科主任号称“心脏上的拆弹专家”每天无数次往返于四楼和七楼之间王东进,也是南京鼓楼医院的医生,他所做的主动脉夹层手术,是危险系数极高的一种手术。如果抢救不及时,主动脉夹层的致死率高达50%以上。
因为常年进行手术,他的身体并不好。王东进很担心:“心脏外科的医生必须得身体好,身体不好,站台站不住是会被淘汰的。”
另外,纪录片拍摄到的医生中,浙江省人民医院的何强副院长、四川华西医院ICU的尹万红医生、西交大第一附属医院的施秉银院长,此刻全部在武汉疫情的一线“战斗”,施院长是国家卫建委组织的第三批奔赴一线的专家之一。
有网友给《中国医生》留言:很幸运,中国总被一些勇敢的普通人保护着。
不摆拍、不制造矛盾,
跟拍20多位中国医生的生存现状
《中国医生》从2017年10月份开始拍摄,每家医院历时1个月。进入到后期剪辑以后,又补拍了好几次,最终的素材量竟达到了3000多个小时。
这是张建珍导演拍摄的第一部纪录片,此前,她一直是一位影视研究学者。做了多年研究之后,她决定自己干。
2008年,她的双亲曾先后被查出癌症晚期,这让她有了在北大医院整整一年的陪护经历。和每个病患家属一样,张建珍亲自查阅资料、论文,一知半解的地方就主动求助医生。每天早晨8点,主任医师查房在病床前停留的那1、2分钟,是她一天中最期盼的时刻。
父母去世后,她提交了一份医护题材的影视拍摄方案,最终从浙江卫视向社会征集的500个方案中脱颖而出。
镜头全部是跟拍的,张建珍的原则只有两个:第一就是真实,第二是不渲染、不夸大。“这是我想追求的一种叙述方式,不会为了制造冲突和矛盾,而去渲染一些情感。可能大家会觉得平淡,但事实上它是波澜起伏的。”
纪录片最初的名字是《医心》,但张建珍并不想强调这一点,播出之前她主动提出了修改。
拍摄难度最高的区域:急诊室
这部纪录片一共有九集。拍摄到了肿瘤科、妇产科、血液科、麻醉科、ICU……几乎涵盖了医院的大部分科室。而急诊科,是所有拍摄中难度最高的。
说服病人及家属接受拍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九集纪录片,沟通的病人不下上百位。而到公立三甲医院看的一般都是重病。病患及家属本来就低落,还要接受媒体拍摄。张导说:“在医院,被拒绝才是常态。”
急诊室的特点是突发性,很多病人送来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机。“光是如何把这种情况告诉家属,急诊医生每天会进行许多次的判断和抉择。”
南京鼓楼医院急诊科的主任医生王军,就碰到过这样的难题。一位97岁的老人从两米高的地方摔落,在急诊科抢救的过程中,心脏骤停了数次。王军觉得抢救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他仍不断地要求医护人员进行胸部按压,直到老人的家属全部到场,自己更是不停地给家属解释病情的变化。
即便医生已经知道不可能了,但在目前这种医患关系下,还是要做出最大的努力,家属心里也会得到稍许的安慰。
还有一名因为肺癌导致呼吸衰竭的老人被送到了急诊室,几乎无法救治。当时王军建议不要采用创伤性治疗再增加病人痛苦,但家属仍坚持给老人插肺管。王军说:“我没办法替家属做任何选择,但如果换做我,我希望他可以有尊严地活着。”
急诊室的拍摄需要蹲守,病人突然来了,只能赶紧跟拍。每次拍完之后,张导都要求现场的拍摄导演询问医生病患的详细情况。“即便拍完整个过程,摄影师也不明白医生究竟做了什么。因为除了医生,所有人都是外行。如果只是拍了一个流程,就毫无意义。”
急诊满意度最低,只有不到50%
最初设定的拍摄,以危重病例优先,为了显示医生起死回生的高超技艺和治疗手段。但随着拍摄不断深入,张建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令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凌晨送到南京鼓楼医院急诊科的肠梗阻病人,他已经89岁高龄。肠梗阻这种病症,做手术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但进行身体检查之后,医生发现他还患有心脏病。
如果不做手术,就意味着等死,如果做手术,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更糟糕的情况是,即便手术成功,术后患者仍需要在ICU里维持生命,平均一天的基础费用是2万,最后的结果也可能是昏迷不醒或因为并发症去世,人财两空。
王军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告诉了家属。但家人商量了5个小时,仍然无法作出选择。
张建珍说:“生或死、是与非、进和退,每时每刻都在这里交织。医生显得更加冷酷无情,所以在对医生的满意度调查中,急诊最低,满意度不到50%。”
后期拍摄的重点发生了转变,张建珍不再追求危重病例,而是把镜头对准了普通人:“病症本身可能很普通,但落到每一个人头上又都不是小事,而每位医生对待病人的态度,才是最关键的。”
最极端的是尿毒症。病人一旦得了尿毒症,每周需要到医院3、4次,每次就医4个小时,跟上班时间差不多。
从生病开始,病人似乎就和医院签署了终身的契约。“人到了这种境地,就需要学会和病症和平相处。医生不仅仅是给患者进行身体的治疗,更多的是心理建设,只有心理健康了,病人才算得到了真正的救治。”这是张建珍在拍摄中明白的道理。
徐晔,是南京鼓楼医院烧伤科的住院医生,他今年28岁,刚刚博士毕业,也是纪录片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医生。他所工作的烧伤科,是一个非常“惨烈”的科室。
拍摄中,一对老夫妻因煤气爆燃而导致全身烧伤,男患者老刘烧伤程度高达95%,因为家境困难,老刘的妻子被送回乡镇的医院,而他也从ICU送到了烧伤科。没过多久,因支付不起医疗费用,最终家人在没有告知徐晔的情况下,悄悄为老人办理了出院。
病人走后,对他的打击非常大。但学会理解并接受病人及家属的选择,是年轻医生必须学会面对的事情。
最可爱的医生:
如果我死了,就是在浪费国家资源
脑卒中,俗称中风,是目前中国已知的疾病中,死亡率最高的一种。因为发病突然,短时间内得不到救治就会致残乃至致死,很多大型医院都为此专门设置了绿色通道。河南省人民医院、国家高级脑卒中中心主任朱良付就是绿色通道的发起者。
他也是所有医护人员中,令张建珍觉得最可爱的一位。病人做手术之前,他会将可能出现的风险用手机录音;查房的时候,见到做了3、4次手术的小男孩,朱良付会鼓励他好好学习,将来成为一名医生……
张建珍说,“他常常默认不到一岁的小女儿,将来一定会做医生。每天骑着电动车往返于家与医院之间,即便随时被叫到医院,他也乐在其中。”
拍摄医护人员背后的家庭,是原本就计划好的,这是不同于已有医疗题材纪录片的一点。张建珍说:“我不想把医生变成神一样的存在。既然是普通人,除了工作环境,他也有悲喜,有默默为他付出的家人,呈现这些很有必要。”
朱良付的家庭很普通,作为医生的家属,他的太太、女儿和母亲似乎早已习惯了他在家中的角色。“大多时候,必须把这个人理解为他是不属于这个家的。如果没有这个境界,最好不要嫁给医生。”
国家培养出一位主任医师,大约需要历经25年。朱良付说:“现在我44岁,很怕自己突然猝死,但我不能死,如果我死了就是在浪费国家资源。”
84%的中国医学毕业生不想当医生:
请善待医生
有调查显示,24.6%的中国医生一周的工作时间会超过80小时。医生也是猝死率最高的职业之一。
英国曾设想改变国家的医疗体系,因为医生每天接诊的数量太少了。患者如果到公立医院看病,经常需要等3、4个月之久。他们想模仿中国医生的工作频率,却导致了全英医生的大罢工。
有人评价说,中国医生看惯了生死却依然对生命充满着敬畏和热枕。在张建珍看来,他们是一群既感动又让人心酸的人:“这一切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医生也是普通人,为人妻、为人儿女。在疫情面前,他们冲在最前面,为什么?因为必须有人去做。”
张建珍也拍摄到了一些伤医事件,但在她看来,激烈的冲突、悲惨的处境,在整个医患关系中占比不足5%。“将疾病作为医患共同的敌人,一起克服困难的过程,更符合真实的状况。
”张建珍认为,几年前很多媒体在医患事件的报道中是不负责任的:“医学本身是有专业性的,旁人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连基本事实都搞不清楚,一度把医生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使得整个社会缺乏对这一职业的基本信任。”
遗憾的是,医疗界最权威的学术刊物之一《柳叶刀》发表的《10年间中国医学毕业生的培养与损耗趋势:全国性分析》的报告中说到,超过84%的中国医学毕业生最终不会当医生。
张导说:“像我高考的那个年代,北京医科大学的分数比北大还要高。”但近些年,医学院招生的数量是逐年下降的。既不能降低招生标准,又不能解决医生的困境,是当下非常现实的问题。
近期,因为疫情的发生,朋友圈、微博……随处可见关于一线的报道,大众开始关注医护群体。但疫情结束,一切生活又会归于常态。张建珍说:“《中国医生》在这样的关口播出,也许是一种幸运。但我更希望在疫情结束之后,医生可以被善待。”
部分影像资料由《中国医生》纪录片团队提供
-“曾经有一个老太太,是一个老爷子的家属,那个阿姨说:我想把你撕成碎片。说我把她家老爷子给害死了。我跟那个老爷子在病区里关系很好的呀,他也很慈眉善目,我们交流很好的,我也不希望高灌注发生。但他们也知道你是个好大夫,那个老太太一边这么说一边还说:我近来血压高了,你再给我看看。但是不耽误她投诉你。理解吗?照告状。”(朱良付)
-“医生们给患者讲的那些话,只有他自己知道是不是对患者有利。所以说好医生只有自己知道,医心也只有医生自己知道。”(朱良付)
-“天天就这样作息不规律,工作量大,我就担心有时候我会突然死掉,但是我不能死,就我家庭的责任都没有尽到,我自己的医疗责任也没有尽到。我现在是主任医师,我们差不多得要用二十五年的时间才有可能培养出来一个这样的。我现在四十四,如果我要是死了,那就是浪费国家资源。”(朱良付)
-“我从早晨八点到晚上八点,十二个小时,这又到一点,又加五个小时,十七个小时。心脏外科就是得身体最好的,身体不好的,站台站不住的就被淘汰掉了。因为我有很严重的颈椎病,所有我偶尔会到这来,做一个按摩,这是我特别申请的(按摩椅),要不这个颈椎特别疼。我曾经有过颈椎疼得动不了,上不了台,带着颈托才能上台,然后晚上睡不好觉。你看我这个腿静脉曲张,所以要穿弹力袜,要不腿也不行了,腰也不行了,颈椎也不行了,所以要残疾了……我这还算挺幸福的,因为大多数外科医生没这个待遇。”(王东进)
-“中国老百姓认为,当我找到了这个医生,我们家就获益了,实则不然,病人获益最主要是科技。我们要培养的是一个庞大的医生队伍。如果我们不自负,不骄傲,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踏踏实实学习,把自己的业务、科技做得更好,你就不容易和患者发生矛盾。”(朱良付)
河南省人民医院的走廊上的标语: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抚慰。——特鲁多
-博学而后成医,厚德而后为医,谨慎而后行医!
-行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病人把最宝贵的生命交给了医院,医务人员在工作中稍一粗心大意,就有可能致人伤残,甚至危及生命,所以医疗工作不能有半点马虎和轻率。——内科专家张孝骞
-“你看我们有些并发症的病人,死掉之后,它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但是那个他家属不理解,家属觉得好像我们医生把这个病人整死了。实际上,医生肯定百分之两百是想救他的,低概率事件发生之后,医生并不比家属就难过得少。”(朱良付)
-“(重度烧伤患者换药)基本上临近不可忍受,跟酷刑也差不多其实,你的皮肤,就你磕伤之后,你上面撒一点点盐那种感觉,就伤口上撒盐他是全部都得撒,就是这种,没有办法,加了镇痛剂他也能感觉到,疼痛只是减轻,所有我们尽量哄病人,一边哄一边换。”(徐晔)
-“所以有句话,就是烧伤科的前辈讲:烧伤这种,尤其是特重度烧伤,大于百分之九十,深度的创面占比重比较大的这种病人,其实治疗到最后的话,治疗的不仅仅是医术了,有可能医术都还没有碰到瓶颈的时候,就已经遇到人心的瓶颈了。”(徐晔)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修行,那么何况是医生呢。就是你的极限每一次被抬高了一点,每一次被抬高一点。为什么有的人说医生看起来很冷酷,不是冷酷,他是冷静。因为你现在的这种情况,他早就见过无数个了,所以他才会显得如此冷静,这个过程是每个医生都会去经历的。”(徐晔)
-“一个老师以前说,特别是对于肿瘤科医生来说,不要跟病人做朋友,因为你跟他投入的私人的感情越多,有可能你后面会自责啊,还有失落,伤心,会更难过,就很长时间可能会走不出来。”(魏嘉)
-“其实肿瘤的很多病人到后面就是没有方法可以治了,到好多医院去看,他就说没有办法了。但是如果这个病人又很信赖你,她又,比如说很年轻,然后家里面人期望又很大,又想尽全力,你说什么他们都愿意,哪怕没有效,完全百分之百信任你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得逼迫自己去找一些方法。所有如果是说一个病人到其他医院,人家说没有办法,但到你这边来,你说我还有一点办法,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肿瘤科医生最大的成就感。”(魏嘉)
-“医院不是永远都是那种紧张啊,抢救啊,全是那种电击除颤那种节目。除非这个手术对他来说,挑战非常大,或者这个病人完全是生死两条线这种,或者说抢救的环节你肯定见不到互相开玩笑的时候,但是像这样常规的手术,大家就其实会表现得很轻松的。”(舒茂国)
-“在1990年,做过我们科十五年的白血病的回顾性分析。做了以后让人家很凄惨。所有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就剩一个病人,最后那个病人还是不在了。就整个的全军覆灭。也就是我们这么多医生工作了十五年,等于白干了。你没让一个病人活下来。所以我当时不想当血液科医生了,为什么呢?苍白的脸,无力的面容,都是凄惨的,到病房里没有一点欢笑,所以这个医生没有办法做下去。医生再苦,支持我们的是什么呢?支撑我们的信念是什么呢?就是成就感。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成就感,我们经过治疗几年以后,病人都死了,你讲我们天天在做什么。所以当时就真是不想干血液科医生了,特别是这些人拉着我那晚上睡不着觉,再加上我的同学,我当时就是立志,就是要攻克白血病。不攻克白血病,我这个医生也做不下去了。”(孙自敏)
“我这个同学呢,实际上是我们同一个大班的同学,而且我们住在一栋楼里,当时大家都认为她有点像林黛玉,长得漂漂亮亮的,脸甜甜白白的……最后还是回到安徽,住在我的床上,实际上我当时从事血液病,也就才五年的时间,她还是非常相信我的,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治好她的病,而且让她非常遗憾地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她去世以后,我从来没有去过她的墓地……但是我不敢去,不敢面对她。从我的内心来讲,一直觉得对不起她。”(孙自敏)
-“我觉得特别心疼他,但是我无能为力,我也不可能把我所有工资全部拿出来给他们,说真心话。我也有家,有孩子,我要养家的。”(田素革)
-“……我去看了,(患者)自己蒙着被子跟那儿哭呢。我一看见我都觉得我也崩溃了,你不知道,我也在那儿哭,最后我就是抓着他的手,俺俩在那儿哭了一阵。”(田素革)
-“我自己平时下班就一个人,我找到我的这个‘真爱’以后我就变成一个人了。我女儿她爸,他就说你一个女人啊,说是医院这么大的,连一个教授,一个医生,想去做一件事情都不容易,像你一个小护士,你还想做什么?你想做出来什么?我说我也没想过做出来什么,我就觉得我能做这个事情。他也说过我,你就安安生生地你就把孩子带好就行了,我自己在外面闯荡就行了。他当时就提出来要离婚。那离婚我当时也挺痛苦的,我说刚到一个新地方,我才适应一个新环境,我工作还要起步,你能不能再拖一拖?但他当时也挺坚决的,我说,那就算了吧,那我还是我最后觉得我肯定还愿意做我的事情,我的这个事情是对的,我是不能放弃的。”(阮瑞霞)
-“我现在的第二本书基本上就是以图片为主,就跟看图说话一样,每一个伤口,处理的每一个步骤,都用照片呈现出来……(患者足部溃烂伤口的图片)这样是不是好看很多?经过调整以后我就觉得,虽然同样是脚,但有一种特别好在里面,感觉挺美的(笑)。”(阮瑞霞)
-“我们会评估一下子,即使他已经没有(心跳呼吸)了,我们基本不敢放弃,一定去做。做了以后这样有什么好处,就是说对家属是一个交代,家属接受不了医院不作为的。有时候我们明知道不可能,你还是要做一些努力的,尽管努力很可能是不成功的,但好像是家属心理的安慰。他大老远送到医院来,医院都不管,把他放在那儿,家属接受不了。”(王军)
-“晚一点点不要紧,这个已经习惯了。”
-护士:“我觉得你可以走了,你说你八点钟上到四点钟,再上到十一点钟,你是超人吗?”
-“所以我腰好酸。”(邵翔)
-“你如果让医生选,医生永远只能选择积极的那一个,就是消极的有时候不太好做,比如医生劝你跟你说不要抢救了,反正抢救也是死,但是这话就……作为医生不太好,不太去帮家属做这个决定,但我们会把它告诉他……第二条路就是,说的很难听叫人财两空。”(邵翔)
-护士:“突然觉得当医生好难啊。”
-“必须的,只是正常不把它说出来而已。”(邵翔)
-“……我就要直接跟你讲,你到鼓楼医院不是来救的吗,你又不做手术到鼓楼医院干吗来?这句话一讲大部分人就做了。因为有时候我什么都等好了,就等他上来说一句话的事……这句话可能会让人觉得,一个觉得心里有点压力,第二个就觉得能帮他做决定。”(王军)
-“我觉得任何的职业都需要有一个职业反馈,你医学尤其是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做的事情,首先自己要觉得有意义,要不然的话我有时候其实很难坚持下去的,这个东西就靠这个来,其实是自己在输氧。”(董长宪)
-“一个病人,他总要对自己的这些情况要非常了解,他心里就踏实了。所有我们第一步就是,跟病人沟通,在手术前要建立病人对你的信任。这种信任怎么建立呢?就通过这些沟通。你对疾病的认识越深刻,解释得越到位,他就对你越信任。”(邱勇)
-“我们一直在讲,对年轻医生也都是这么说的。对每一个病人来讲,你手术再熟练,你的技术再高超,都要把这个病人的手术视作为你的第一次手术。因为你每天都好像做着类似的手术,但对病人来讲就一次。只要你把这个病人的手术作为都是你第一次做手术那么去重视,那么通常来讲,我们发生意外的可能性会降到最低的状态。”(邱勇)
-“遗憾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胡娅莉)
-“你看我们钢琴厅有一架钢琴,有很多志愿者,有老的,有少的,每天上午到医院来,去弹这个琴,那为什么?就是他们想通过琴声给人一些抚慰。他也不一定非要到你这个地方来弹钢琴,但他认为这样一个弹钢琴的场所,比任何其他的场所都更重要,或者说更有人需要。比如说从病房到门诊来,我也常常走过那个钢琴大厅,其实我走路很快,但我有的时候也会驻足,我去听一会儿。你有那种好像它在轻轻地抚摸你心的那种感觉,这可能是心灵的那种沟通,或者一种爱的传递吧。所以人人如果都想去给别人做点什么,那还是真的是很好的事情。”(胡娅莉)
《中国医生》就像百度百科里说的那样制作谈不上精致和华丽,甚至会员都不能用1080p40的清晰度来看。
医生是最不想患者出事的一方,这句话基本上是完全成立的。有时候,还没到医学瓶颈的时候就遇到了人性的瓶颈。朱高佳的长相有点熟悉。
透析室里的儿童作家,他说他只写美好的东西,梳头发的老爷爷说仪表整洁是对医护的尊重。老爷爷说,他跟医护像朋友一样,这句话给我很大反思。长久以来,我把病人看成流水线的产品。病人对医护跟多的是依赖,我能不能将心比心呢?
我以为病人的乐观是疾病所迫,其实是家庭。病人说,如果我难受,全家都难受,所以我每天都要高高兴兴的,笑脸背后的心酸让人心疼。一位心脏可能随时出问题的货车司机,是不是潜在的隐患呢?
医护对患者的治愈不仅是技术上,更是心理。有时候,明知道不可能,还要去做,这是给家属的一个交代,家属接受不了医生不作为。怎么有点喜欢邵翔呢? 小精浩的眼睛真好看。遗憾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虽然有我喜欢的医生,但我还是更期待《人间世》第三季。
1 也许是工作中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人情冷暖,医护工作者可以触碰到、识别出人性最真实的部分。见得多了,他们包容理解,更有人情味,活得也更加透彻。感谢导演无渲染的平淡记录,给了观众最深的感动。
2 我们常常说,好的管理要触碰人性,但这并非常态,而且对情绪能量的损耗相当之大。但对医生来说,仅是日常与病患沟通这项工作,就极具挑战。对病人不利的消息,要如何去铺垫,去开口,去引导,如何在情感可控的情况下传达理性选项。这对于熟识的人际之间都非常困难,何况要面对相识尚浅的病人和家属。
3 与剧中人相比,有时感觉自己特别幸福。人生就像一颗棋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棋局态势之下,会被置于什么样的坐标之中。而在那样的坐标之中,无论再窘迫再艰难再怨天尤人也要努力前行。没有什么最优解,走一步看一步,也是一种勇气和人生进境。
医生其实是所有职业中最应该尊重的一项职业:他们每天都要经历各种生离死别,双休国庆五一这些假期他们都没空休息,又累又危险。在面临患者家属的情绪崩溃医闹和一次次努力救治却无法挽回的生命,他们承受了最多却总是被人遗忘,甚至憎恶……这纪录片拍的很好,希望以后能够有更多的纪录片拍摄真正的医生,让更多人尊敬医生,爱护医生。
徐晔!!!
偶尔治愈,时常帮助,总是抚慰~
拍摄视角非常容易让人有共鸣,它没有刻意神化医生,只是在真诚地展现这份职业背后,常人难以承担的辛苦,和不得不直面的死亡、人性。自然而然地,它也在某些缝隙处露出了生活本来的样貌。无论医生还是患者,都没能逃脱众生皆苦的命运,但笑着承担的那一刻,反而让我看到了作为人的力量。没有理由不打5星。
父母救孩子的时候,卖肾卖血卖命都要救,孩子救父母的时候,十万块的手术都要医生说服好久。。。
很多人因为徐晔而来,但能够讲述的确实是一个医生的无数个医生的成长,对于人性的揣摩,爱的单向性和对心灵的打击
印象最深还是那个年轻的烧伤科医生看着出院的空床发呆,感慨自己还需要修行更多。医疗纪录片大多内容大于形式,虽然记录都很平实,可看到这些真情实感确实会动容。
天天就这样作息不规律,我就担心有时候我会突然死掉,但是我不能死。我现在是主任医师,我们差不多得要用25年的时间,才有可能培养出来一个这样的。我现在44,如果我要是死了,那就是浪费国家资源。——朱良付
医生的伟大无可言说,拯救的不仅仅是生命,还有生命背后的家庭。
1、第一集的末尾,朱医生在女儿的歌声中离开家回到医院,那时已经是夜里。我问妈妈说,医生突然被要求回到医院的情况,路费给报销吗,我妈说,大概不给。我说,如果是我,不给报销我就不去了。我妈说,所以你当不了医生。2、第二集,拍了徐医生。他主治的病人被出院了,医生却到了病房才发现。他的手一遍一遍抚在那张翻身床上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好辛酸。徐医生的眼睛很好看,完全是白先勇《游园惊梦》里的副官。什么叫“眼皮都泛起了桃花”。这么漂亮的眼睛,里头却是疲惫和无奈。他说,“这也是一种修行吧”“修行”。确实,还能怎么说呢?3、还有那个乐观的病人,让我偶尔再次觉得这个世界生来就是不公平的。衷心希望她能够度过这一劫,然后平安一生。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比起那些讲急救的医疗剧,还是发生在医院里的真实故事更让人动容,每一集那种克制而不煽情的情感表达都给我带来太多的触动。“没有人知道,一家医院,代表了一座城市里多少家庭的希望。”
选看了第二集,人生中就是有那么多无奈,医人难医心。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修行,更何况是医生呢。人心的瓶颈,人性的瓶颈,2020疫情测人心,这个特殊的年份上了这个纪录片,这是一群从小就品学兼优的乖孩子,听话,聪明,能干,希望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医闹。
医生是一个有关人与生命质量的职业,他们也不是神,也是人,致敬!
强烈推荐大家看一下这片子。其中有几集的分集导演是我的同学,所以在后期剪辑过程中,我看过好几版样片——事实上,那些被改掉的版本都已经非常精彩了,如果不是片长有要求,我相信把他拍到的素材平铺上来,就已经是非常好的片子了。我也是通过这个片子真正近距离了解了医生。这真是个值得尊敬的职业。
好几处都看不下去,不忍心看下去。医生真的是个超人才能从事的职业。如果指望国家能在这次疫情中哪怕改变一点点,那么请提高医生待遇。
哎,这个时期,占了题材的便宜吧。
我们对于医生这个职业的尊重,并非在于医生是没有道德缺陷的天使,而在于他们代表了人类可以用知识和科学去对抗自身的无常与脆弱性的希望之光。
滤镜太柔美,镜头感太强,现实的医院更像《生门》里呈现的那种状态,大夫没时间跟你解释耳聋分多少种。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二集,救命无法救穷、医人不能医心。以及徐晔真是太帅了。
人生就是一场修行。
如果把行业剧都拍成这样的纪录片,再广泛推播,也许会少很多无脑的人,多许多人世间的善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