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呀，就是个毛丫头。”这是在爸爸面前，许灵均对妻子李秀芝的形容，这句话被爸爸漂亮的女秘书称之为甜蜜。的确，“毛丫头”这个形容令人羡慕，在谦虚的同时，也表达了灵均对秀芝的容许和爱。谁会对一个毛丫头有过多的要求呢？不过，秀芝又不止是灵均形容的毛丫头，她还有一身的本事。

“勇”秀芝，在四川闹饥荒，走投无路之时，敢于离开家人，自找出路。坐在一辆拉砖的火车上面逃到祁连山，找表姐给介绍的未曾谋面的“未婚夫”。无奈到了祁连山，未婚夫却因意外亡故了。

“智”秀芝，在无可选择之际，碰到路人郭piǎ子问询，她说出自己的情况，说自己能干活，想找一个吃饭的地方。郭piǎ子说要给她找个家，她点头答应。郭piǎ子已来回跑了三十里路将秀芝和灵均的结婚证办好。

“勤”秀芝，结婚后，秀芝主动洗碗、缝衣服，因为妈妈告诉她，到了人家要勤快。她脱土坯、套院墙、种树。她养鸡鸭鹅，还有鸽子、兔子，被邻居笑称“海陆空司令”，说她养什么成什么。她把家折腾成了她想要的样子，邻居来了都说灵均的家简直换了一个样子。

白天劳动，晚上学文化。她和邻居去看电影《列宁1918》，她学字，写日记。秀芝看到上山放马十天才回来的灵均时，她正在脱土坯，回头对灵均哼了一声，说道：“马儿都知道想家，人都不知道想家。”这是她说出来的，也是她写在日记里的。我觉得许灵均说的“经历就是文化”这句话真是没错。她拿出日记本给他看，像是拿出了一件礼物那样，灵均也很为她的进步开心，一字一句念着。甜蜜的情景着实让人羡慕。翻了几页时，秀芝突然抢过来不让看了，说是土坯的坯字不会写，灵均刚要落到纸上，她伸出手，让他写在手心里。

“下次我也要去，一去就是十天。”

“汉人的女人哪有上山的？”

“那我就化妆成男人。”

话音刚落，她大力抽了一下手中的鞭子，发出一声脆响。正在用毛巾擦脸的灵均被吓了一下，眼神又变成一个爱护妹妹的大哥哥的眼神。

灵均的老右身份被平反，被安排到学校当老师，每月还能领导500元的补贴。数着灵均拿回来的那么多钱，她说：“在我眼中，你还是那个你。”

灵均爸爸来北京接灵均回美国做企业的接班人。临去北京的前一个晚上，秀芝为未曾谋面的公公做了很多茶叶蛋，做完已经很晚，秀芝累得几乎直不起腰。灵均问秀芝：“如果我和爸爸去美国呢？”“你开心就好。”这个年代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一个小女人的觉悟，竟是如此深刻，即使现代，也是很多的亲密爱人都无法做到的。“你不怕我丢下你？”“你舍不得祁连山的孩子们。”首先声明自己微不足道，其次强调灵均的教师身份。我觉得这是一种信心，对自己，对爱人。而她在送灵均上车时，又在汽车开走时刮起来的灰尘中背着儿子追出那么远，我很为她心疼，又感觉她不是那么确定。虽说笑称灵均是风筝，自己是风筝线。

灵均和爸爸在北京相处的一周时间里，灵均和爸爸和解了，爸爸也理解并开始羡慕灵均的简单的幸福了。在写给妻子的信中，爸爸读到了灵均的选择：留在国内，留在祁连山。王子和公主继续幸福的生活。

前几天还和大姐姐讨论独立生活的能力，我甚至还对这种能力大为赞赏，大姐姐提醒了我：追求幸福也是一种能力。是啊，如果可以，我们宁愿选择幸福。

感谢收看

这篇文章的主体依然是原来毕业论文的一部分，最终被我删掉，现改写如下。

顾名思义，“谢晋模式”是指我国著名导演谢晋在编导电影时，所无意识遵循的不成文守则，它于1986年由文学评论家朱大可所提出，涉及到了谢晋在文革结束后的几部重要作品[1]。朱大可认为，谢晋电影中存在“好人蒙冤”、“价值发现”、“道德感化”和“善必胜恶”的“四项道德母体”，并且评价其影片是“一次从‘五四’精神轰轰烈烈的大步后撤[2]”。在当时那个年代，这样的论断想当然地引发了喧然大波，据朱大可称，他有几个文艺界的朋友因此仕途受阻，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前任毛泽东润笔秘书的胡乔木同志竟然想与他约一场公开辩论，可见其观点是多么惊世骇俗。

谢晋电影是国产电影爱好者所不能绕过的重要序列，在我参阅过的一些文献中，发现许多影迷与我一样，曾对谢晋遭受重大冲击的事实充满着困惑：这样一位饱含批判性与人道主义精神的导演，为什么要受到如此苛责？即便影片真有什么缺陷，那么从作者论角度将这些“缺陷”当作症候客观指出即可，有必要表达出严重的价值判断倾向吗？但是，随着一点点深入当时的历史语境，我逐渐开始理解这些批评家们的逻辑：总得来说，“谢晋模式”的确从创作思路和内容架构上限制了电影艺术的发展可能性，而且，它做为一种后文革叙事的主要策略，已经逐渐脱离当时的特殊历史语境，增殖演化为中国电影涉及创伤性叙事与批判现实主义时所遵守的新教条。

在朱大可发表“檄文”后，还有着如汪晖、李奕明、戴锦华等学者的冷静理智的声音值得我们参考，他们从文化分析、女性主义与意识形态等角度进行了另一种更犀利的剖解，属于“直接涉及它（谢晋模式）的合法性问题[3]”。以我的能力，很难对谢晋电影进行彻底解构，但是在充分阅读以上文献之后，我还是可以抖胆从中总结出“谢晋模式”的两个创作守则，以便后文论述。这两个守则是指：“用个体失范代替制度失范；用道德和解完成阶级和解”。

为了节省时间，本文稍稍对这两条守则进行一番简述：“用个体失范代替制度失范”，旨在为影片设计反面角色时，严格控制其人物数量及阶级地位，从而将制度问题退化为个人操守问题，转移观众对体制的仇恨。谢晋所承担的历史任务，是要为当时的最广泛观众提供一个对于文革的合理解释，与此同时又要尽量避免反抗的煽动性。于是，“用个体失范代替制度失范”即成为谢晋用来设计矛盾与戏剧冲突的绝妙技巧。

反面角色作为强制性国家机器的代表，他所维系的行政职能愈高，愈贴近权力中心，他身上所蕴含的“精神之父”的隐喻就越锋利，也就愈能激发观众反抗冲动。所以，最稳妥的办法是将反面角色限定为底层官僚，最好是只影响一村一镇的头目，这样在临近结局时进行清算的难度也低一些。与此同时，还要尽量避免提供反面角色在组织内的人事服从关系。即，虽然剧情会提供一个可供批判的基层官僚对象，但这个基层官僚的直接上级要避免出现，最常见的作法是将其科层背景与“命令—服从关系”被一并隐去。当更上一级的官僚有必要出现时，他的形象更倾向属于“拨乱反正”的清醒个体，与“机械降神”模式相通（《高山下的花环》）。很显然，如此操作可以显著阻碍观众将对个体失范的批判上升到对组织关系、运作机制的批判层面，诚如汪晖所言：“权威人物必须与整个权威系统加以区别，这样，个别权威人物以至相当普遍的权力者的过失才能不导致对现实统治秩序的怀疑[4]”。

再来谈谢晋模式的第二条守则：“用道德和解完成阶级和解”。谢晋电影通常将主角置于浓厚友情、亲情等场域之中，通过由本性至善的民众和忠贞不渝的爱人给予未来的希望，利用道德感化抒解主角信仰破碎的焦虑，从而进一步弱化观众的反抗欲望。这条守则同样会制约谢晋电影的情节结构，除了结局的趋同，影片通常将“道德拯救”的重任压在女性角色的肩上。《高山下的花环》全片后三分之一都是在讲述如何抚平“战后创伤”，几乎就相当于唐国强饰演的指导员不断道歉、王玉梅等人饰演的牺牲者家属不断原谅的过程。为了使这种原谅不至于有过分的宣教意味，主创还利用“机械降神”的模式，塑造了因战争而失独的雷军长，另一方面对冲主角的负罪感。

从功利的角度而言，“用道德和解完成阶级和解”属于非常方便有效的实用技巧。从亲情维度上，它可以体现为亲子和解、家庭和解；从爱情维度上，它可以体现为将爱情作为保障人性底线的工具；从友情维度上，它可以体现为“良心发现”与“迷途知返”的友人主导结局的光明走向；从更大的社会形态上，它可以体现为“淳厚朴实的工农群众”与“人间自有真情在”等等广泛的底层乌托邦。谢晋电影非常巧妙的将这几个维度全部实现：亲情：《高山下的花环》中的母子和解；爱情：《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芙蓉镇》中的伉俪情深；友情：《天云山传奇》中周渝贞的热诚与宋薇、吴遥的忏悔；社会形态：上述四部作品中弱小、普遍又坚持道德操守的群众……通过这些多样的手段，谢晋试图拯救被极左思想破坏的中国家庭的亲情连接，以及底层的道德场域，这的确是有很大进步意义的。然而，也正是这样将政治矛盾替换为道德矛盾，用膨胀的道德为影片的社会矛盾进行兜底，才让影片的批判态度“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在补充共同政治信念或信仰体系的同时，实现刚性意识形态的软着陆[5]”。

“用个体失范代替制度失范”与“用道德和解完成阶级和解”的叙事策略，可以看作是谢晋为挽救中国人岌岌可危的共同体信仰所做的一次努力，可谓用心良苦。然而，这种后撤式的安抚只能暂时压制社会的不安情绪，而无益于对问题根源的深刻解构，更无益于真正尊重遭受苦难的广大人民。伴随着这种压制而传承给后辈的不是历史的真相，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些“云淡风轻”、“沧海桑田”、“命运无常”、“天道轮回”之类模糊的虚无历史观。曾因《电影的锣鼓》而饱受迫害的理论家钟惦棐在他的《谢晋电影十思》中开宗明义地写道：“中国如没有一场把神还原为人的政治改革，则历史两千年的‘金缕玉衣’就会再次发出它随同入殓的臭味[6]”。虽然，用电影促发政治改革很强人所难，然而谢晋电影，以及与之同期的其他新时期电影，能够在影片中做到“把神还原为人”吗？恐怕是不能。不仅如此，这些影片还精妙的同构了文革后官方话语重建的过程（诸如将毛泽东与党中央区别开，再将江青与毛泽东区别开，最后让底层民众无底线地包容“历史错误”），如果我们从对一直停滞的政治发展的观察出发，就会很轻易地推导出一个结论：中国电影作为意识形态的表征，从谢晋至今，除视听语言外不可能再有什么大规模的、超前的进步。“谢晋模式”原本只是一个不够完美的开端，却遗憾地成为创作者们传承至今唯一能用的批判性手段，这么看来，钟惦棐曾对谢晋下过的另一个论断，仿佛一句讖语，始终笼罩在我国电影界的头顶：“时代有谢晋，而谢晋无时代”。

[1] 朱大可的文章《论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涉及到《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三部作品。《芙蓉镇》上映后，包括朱大可在内的许多学者也直接将此片纳入“谢晋模式”的讨论序列中。

[2] 朱大可.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N].文汇报,1986-07-18

[3] 刘海波.重审“谢晋模式”的合法性——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4):46-50.

[4] 汪晖.政治与道德及其置换的秘密 谢晋电影分析[J].电影艺术,1990(02):23-45.

[5] 刘海波.重审“谢晋模式”的合法性——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4):46-50.

[6] 谢晋电影十思[N] .中国电影时报,1986-09-13.

可能是突然之间，这部电影又火了。

可能，70,80,90,00年代的每一代人看这部电影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年长者看到的可能是现实；而90,00后们看到的是理想，因为在这个社会，我们太缺少一种东西——纯粹。

牧马人里，爱情是纯粹的，劳动是纯粹的，父老乡亲是纯粹的。这种纯粹直击着北上广深的每一个年轻人的灵魂。

曾几何时，我们再也没了纯粹，是从哪一代人开始的呢？我们不得的而知。我们变得这么功利，变得这么现实，因为我们无奈。只能去电影里找寻感情的寄托。

有网友直呼，想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我又何尝不是呢？

谢晋和第五代导演都经历过”革命年代“（1966－1976），在“革命年代”结束后都拍摄了关于“革命年代”的电影，但两者通过影像呈现出的姿态却截然分明。如果没有谢晋这个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孤例——横跨第三、四、五三代影史分期——为参照，第五代导演身上本质性的问题便可能被遮掩得更加深重，无法一目了然。

革命开始之时，谢晋43岁，已经拍过不少电影作品。这就是说，谢晋是在心智完全成熟后才被卷入这场运动的。但对第五代大多数导演来说，“革命年代”正好是他们成长的黄金时期：张艺谋（16岁－26岁）、陈凯歌（14岁-24岁）、田壮壮（14岁－24岁）……

为何要计算各位导演在“革命年代”的具体年龄？因为在我看来，对一个人成长起到最关键作用的正好是他们的青春到青年初期。若以我自身为例子，大致可以定为15岁到25岁这个时间段。这个阶段完整地形塑起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并对他的一生产生影响。

由此看来，无论第五代导演有没有真正“介入”这场运动，“革命”的力量都对他们的身心造成了深重影响，这种影响在我看来是永远摆脱不掉的。但谢晋是不同的，他同样经受了“革命年代”，但因为他在进入新中国前（26岁）已经完成了作为一位正常之“人”所需要的教育，所以“革命”在他身上的影响并非根深蒂固、无法抹除。

于是我们看到了在谢晋和第五代导演的“革命”叙事中呈现的真正差别，这种差别与他们卷入“革命年代”所处在的不同人生阶段是分不开的。我并不想去分析这些“革命”叙事背后呈现出怎样复杂的心智状态（不妨交给无所不能的文化研究者吧），而是简单地将其限制在通过影像进行的情感表达上。

看过谢晋在“革命年代”结束后拍摄的几部作品——这里指的是最初的几部如《天云山传奇》《牧马人》…我们可能需要暂时排除《芙蓉镇》，因为这是一部在表现手法上真正有突破的杰作，与三部曲中另外两部区别了开来——的观众都知道，如果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电影中的情感表达是非常夸张的。

它们延续了《舞台姐妹》（1964）中更靠近“表现主义”的表达模式：动情化的表演，毫不克制的特写、主观化的镜头运动、美化柔光的色调、饱满过度的音乐……使得角色在情感表现上直接又剧烈，而与谢晋后来在《芙蓉镇》中所使用的极端克制的“自然主义”手法迥然不同。

但这些“夸张”不该成为谢晋电影的缺点。如果我们考虑到拍摄当时所处的历史时期，考虑到“革命年代”造成的影响，这些残留的痕迹便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反而应该看到在这般厚重刻意的表达背后，创造者传达情感的真挚。即便我明显感觉到谢晋电影中情感表达的过度，我还是被感动了，它们都是对人性中最美好部分的刻画。

相反，在第五代导演的作品中，即便我们看到了创作者想要与观众进行情感交流的真诚，但这种交流总会走向无效，我们甚至还会因为它的生硬与干涩感到难受。我不觉得这只是张艺谋个人的问题，这是第五代导演的普遍状况。他们对人的认知有一种明显的偏离，因此从未能拍出刻画人性之深刻的真正杰作。

说这些不是为了证明谢晋的电影便因此高于第五代的作品，也不是为了贬低第五代导演已经取得的集体成就，他们确实对中国电影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些无非说明了“革命年代”在不同代际的人身上产生的不同影响，并表现在了电影这门视听艺术中。作品是最好的发声者，以此为证。

最近看了新电影《两个人的房间》。影片一般般，中年夫妻的感情危机，这样的题材已经被嚼烂了，没有多少新意。只是主演的朱时茂和丛珊让我想起了他俩第一次搭档、也让他俩一举成名的《牧马人》。
上世纪80年代初，乘着拨乱反正的东风，出了好几部很有冲击力的影片，《牧马人》就是我最喜欢的一部。许灵均是个右派，被发配到了大西北，当上了牧马人，孤独、耻辱、悲观、绝望，几乎走上了自绝之路。然而淳朴的牧工不歧视他（牛犇演的，还得了百花奖的“最佳配角奖”），更重要的是他遇到了四川逃荒女李秀芝，一对苦命男女相濡以沫，终于熬到了“新时期”。许摘帽，当了教师。此时他经商的父亲从美国来，为弥补愧疚，执意要把儿子带到美国，继承事业。结果嘛，许灵均当然难舍汗水浸渍的土地、患难与共的牧友和血肉相连的妻子。影片最后一组镜头，相隔二十多年，我还清清楚楚记得：天苍苍，野茫茫，丈夫、妻子和儿子，越走越近，拥抱在一起，身后是一轮红日……。
当时喜欢影片的理由，表面上，是因为主人公出身不好受排挤，受迫害，与我“心有灵犀一点通”；其实，不好意思说的是，丛珊演的李秀芝实在是我心中的“善良女神”，那种从心灵辐射到外貌的美，真是夺我心魄，让我在漆黑中触摸到了温柔之乡。后来知道“单恋”她的，还大有人在；她简直成了中国的“玛丽莲.梦露”——尽管她穿着老棉袄，一点都不“性感”。
二十多年过去了，回头看《牧马人》，觉得实在是理想主义的杰作。先不先，一个阶级敌人哪里有这么好的桃花运哟！英雄美女，才子佳人，落难觅真情，抱得美人归，谢晋导演还是走的老套路。事实是，死了的不少；劫后余生的，不疯则傻，像那些才华横溢的“胡风份子”；大部分是耽误了最佳年华，磨圆了棱角，唯唯诺诺，庸庸碌碌，再也无作为可言。但是谢导的良苦用心，可以理解，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向前看”嘛；我们这些人没有一点“理想主义”，靠什么撑下去呀！
另外，电影里有些观点已经不妥了。比如，“狗不嫌家贫，子不嫌娘丑”；“娘打子，委屈，也该”。愚忠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一般人都能分清，祖国才是“娘”，那些倒行逆施的政权、政党、政府决不能同“祖国”划上等号；一定要警惕有人打着“国家”，甚至是“祖国”的旗号，去谋一己私利。我们爱国家，但这个国家也要真正爱我！
再比如，出不出国，并不是爱不爱国的唯一标志。如果许灵均当年能出去，再“引”一大笔“外资”回国，那他的贡献比当个农场教师不知大到了哪里，他早成政协委员了。再说，现在不少成天对他人进行着爱国主义高调教育的人，包括头头或艺人，不是把财产和孩子争先恐后地往外转移，自己也早就在做“域外寓公”的梦了吗？他们的“爱国之歌”比我们这些爱发个牢骚的老百姓可唱响了许多！
朱时茂胖了，丛珊也发福了许多。不会有谁再把他们看作“梦中情人”了。我想，牧马人这个行当肯定在不断萎缩。但是就因为这部电影曾经温暖过许多命运坎坷、心境苦寒的人，它在电影史里是不会消失的。

主人公许灵均被错划为右派后的生活遭遇来看，本身是悲剧的，但是影片表现出来的并非是悲剧。影片开片从外部的场景来看并非阴郁可怕，而是将更多的描写大自然的风采。主力描写在许灵均在普普通通的劳动群众中所得到的关心和帮助，所感受到的温暖和情意。
作为许灵均的妻子，李秀芝这位纯真善良而又勤劳能干的农家女子，在与主角婚后，秀芝的勤劳能干脱坯建房、种植、饲养、样样行；面包会有的，所有的东西都会有的。她为许灵均带来了妻子的温柔体贴和充实丰富的家庭生活，使他通过她，与那片立足生存的热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淳朴可爱的秀芝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许灵均初见秀芝时，由陌生、惶然、同情，而终至喜出望外的情感变化，都表现得真实而富有层次；俩人之间的夫妻生活和感情交流也很自然、生动。
作为配角的郭扁子，是一个性格鲜明、真实生动而又充满生活气息的牧民形象，从“郭扁子喝口水都是自己拿瓢往锅里舀，还发动乡邻们凑钱，忙不迭地张罗他们的婚礼……集中表现了他的热心和善良无私，“文革”风暴袭来时，郭扁子子煞费苦心地用计，机智保护他免遭造反派的冲击与批斗。他同董大爷商量，咬定山下草情不好，绕着弯子迫使队长留下许灵均使其免遭批斗，他教育孩子不要再喊“老右”的苦心；他将孩子们郑重托付给重新执教的许灵均时的诚恳。人物多方面的性格特征，使郭扁子这一独具光彩的形象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