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各奖项于今天凌晨揭晓（柏林时间2月29日晚），其中，伊朗电影《无邪》斩获金熊奖最佳影片，韩国导演洪尚秀凭借《逃走的女人》摘得银熊奖最佳导演奖，一度爆出好评的《从不，很少，有时，总是》获评审团大奖，而备受争议的《列夫·朗道：娜塔莎》则拿下杰出艺术贡献奖。

此外，最佳纪录片最终颁给了柬埔寨著名导演潘礼德所执导的《辐射》，这也是他以纪录片导演的身份在欧洲三大获得的又一次殊荣。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潘礼德是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的一名幸存者。他出生于1964年，在11岁时他就和家人一起被红色高棉政府投入了劳改营。在劳改营中他度过了四年之久的囚徒生活，后来他又亡命于泰国，在泰国的一个难民营呆了一年后他才逃跑至法国巴黎，并考取了巴黎高等电影学院。

而正是由于他这段颠沛流离的亲身经历，所以一直以来，潘礼德都对柬埔寨的历史和现状非常关心，也致力于用影像表现过去与现实。

潘礼德的纪录片以表现种族灭绝、人民流离失所和极权政府而闻名。1989年，他的第一部纪录片《战地2》就记录了在柬泰边境地区难民营中的生活。此后，他又以《稻田里的人们》《战后的一夜》《游魂之地》《吴哥人民》等影片展示了柬埔寨在经历红色高棉政权后在社会经济发展领域的持续思考。

2003年，导演潘礼德走访了位于金边的TuolSleng监狱，在长达三年的拍摄时间里，他通过对当年狱卒和受刑者的大量采访，制作出了《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这部纪录片，影片以记忆重演的方式向世人再现了那段令人不忍卒睹的残酷历史，并在当年荣获欧洲多项电影大奖。

2013年，他的另一部作品《残缺影像》又以手工泥偶+口述史+历史档案的方式讲述了70年代发生于柬埔寨国内的种族屠杀经过。多种艺术形式的融合也体现了他在纪录片美学上所做出的新的探索。该片不仅使其拿到了戛纳一种关注单元大奖，还让他成为了柬埔寨第一个被奥斯卡奖提名的导演。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潘礼德用纪实影像和实验美学重新唤起了人们对电影与记忆、视觉表现与伦理、媒体见证与正义审判之间复杂关系的关注。

而在此次的柏林电影节中，潘礼德的新作《辐射》不仅延续了他一贯的创作主题，他还将关切投向整个人类灾难史，犹太大屠杀、南京大屠杀、越南战争、南斯拉夫战争、广岛核爆炸、福岛核泄漏等事件都成为了构成影片内容的素材之一。

除此之外，他还用影像装置艺术、融媒体艺术将影片的风格进行重构与升级，使得自己的创作超越了单一纪实的局限，并更具抽象色彩。

这部《辐射》究竟为观众呈现了什么样的内容？或许下面这篇文章能为你解答这个问题。

原文刊发于《VARIETY》，原标题：‘Irradiated’: Film Review ，作者：JESSICA KIANG

柬埔寨导演潘礼德执导的纪录片《辐射》描述了一种让很多人都曾感到震撼的历史记忆。在被分成三个面板的屏幕上，黑白战争档案影像一分为三地移动着，讲述者说，“我在士兵的眼睛里搜寻……但什么也没找到。”

任何一个曾长时间盯着已故亲人的照片(影片中出现了许多这样的照片，在潘礼德的创作中，他一直是这样做的)，或盯着一张描写冲突性场景的照片的人，都可能会相信他们从图像中必然地会寻找到一些关于悲剧的线索，但令人失望的是，此片并没有给予我们这样的觉悟。

这种矛盾让《辐射》变得更有信息，也让它变得更为复杂。影片所涉及的范围很广，野心很大，甚至超过了潘礼德此前最著名的奥斯卡提名作品《残缺影像》。在那部影片中，潘礼德对恐怖事件的挖掘主要集中在柬埔寨的种族灭绝史。而在此片中，虽然也涉及到红色高棉杀戮场景，但它们与广岛核爆炸、纳粹死亡集中营、越南战争以及无数其他全球暴行是并列的。

此外，潘礼德还在影片中加入了大量的装置性艺术，包括玩偶、照片、纽扣等，当这些东西叠加在档案影像中时，简直就像幽灵一样。同时，Andre Wilms和Rebecca Marder带有哲学意味的双重画外音也让人联想到阿伦·雷乃的《广岛之恋》，他们为影片注入了一种柔和的诗意。

不过，影片中也有一首不幸被过度使用、持续不断的Marc Marder配乐，这首曲子的意象实在太过残忍、残酷，它无时不给人以一种忧郁的感觉。

在影片前半段，两名跪在土坑里的男子被随意击中头部。目睹一个真实的人及其真实的死亡时刻一直是我们在电影中最后的禁忌之一，但它在这部影片中是被随意打破的。后来，有一大段镜头是表现尸体被扔进万人坑的画面，有些人会忍不住说“他们就像布娃娃一样”，但我们明显知道，布娃娃始终是不会移动的，它们不会倒在冰冷的死人堆里。只有在这个片段中，潘礼德才把音乐完全剪掉，也没有画外音去解释画面。它完全是无声地在播放，这似乎是这个特定序列的正确选择。

《辐射》在表现人类的灾难史方面确实是成功的，但影片在表现这一系列主题是引用了如此多的骇人景象，也让人不得不发问：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盯着这些图片(我们常常想躲开)确实会害怕，但我们实际上从死者的眼睛中意识到了什么呢?

潘礼德做出最引人注目的选择是把银幕分割成三个相等的方框，通常这三个方框会展示相似的画面，这给人一种对称的、万花筒般的效果，例如，希特勒会在一个集会上大步走在一条几何形状的笔直大道上，向围观者敬礼。另一些时候，它的呈现效果又是非常立体的，我们的视觉似乎沉浸在了可怕的大屠杀中，以至于无法逃离。

这部影片的关键就在于重复，在之后的讲述中，有一句旁白就说到：“你需要重复你自己，因为邪恶是根深蒂固的。” 当没有重复性图像出现的时候，或当不同的画框显示同一整体的不同部分时，影片就像是Hieronymus Bosch设计的三联画一样。

因为潘礼德想呈现给我们的就是地狱般惨无人道的悲惨景象，在影片的最后，我们只能勉强看到一丝乐观的曙光，这让人非常沮丧。当影片的画面从广岛废墟转向纳粹集中营时，一组可怕的镜头展示了一篮子被斩首的头颅，从这些尸首的惨烈景象看，甚至很难去确定受害者的民族，因此也很难确定这幅画面所指的到底是哪种野蛮行为。

因此，尽管影片在表面上看来是在遏制一种遗忘历史、否认暴行的错误政治化浪潮，但影片的大部分效果却又是将所有的种族屠杀和大屠杀行为压制成一种痛苦而凄凉的绝望性表达。在最后，影片将画面停留在了战争公墓上，白色十字架的田野在阳光下看起来如此美丽，以至于你可以忘记它们代表了什么。

虽然这部影片不够宁静或阳光，但它却以一种风格化的方式，将图像与意义分离开来：在一场场毁灭中，人类个体经历着异常惨烈的死亡，但他们似乎与这些惨像又脱离不了关系，任何人都好像是构成这种灭亡的一份子。战争好似地狱，但这个地狱却是人类造成的。

潘礼德的三十年多创作生涯基本围绕柬埔寨“红色高棉”独裁政权对个体的伤害这一母题展开，他用各种创造性方法，拓宽了独裁与极权主义对个体带来的影响与创伤记忆这一题材的表征形式。例如他最有名的两部作品：《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S-21:The Khmer Rouge Killing Machine，2003）与《残缺影像》（L'image manquante，2013）。前者用事件亲历者（分别是幸存者和施刑者）的口述，试图还原70年代的集权主义屠杀史。这是比较经典的影像口述史记录。后者更具影像本体上的创造性：用黏土动画、口述与历史影像的组合，试图建构一个导演版本的大众集体记忆。两部作品实际上都在透过记忆打捞历史，试图建立一种有别于官方历史叙述的“另类档案”（alternative archive）。而诸如近几年的《无名冢》（Graves Without A Name，2018）、《放逐》（Exil，2016）这样的作品，则更加私密与个人化，形式上也更具实验色彩。

这部新作《辐射》基本上延续了他一直以来的创作母题，但不再是聚焦“红色高棉”这一导演幼时曾亲历过的具体事件，而将对象扩展到纳粹大屠杀、广岛核爆等类似性质的种族灭绝行为中。潘礼德小心翼翼地找寻合适的表达方式，使得这种残酷影像不具有桑塔格所说的通过苦难影像攫取一种快感。他最后选择用三联画（triptych）、叠印结合画外音的形式来表述，似乎是散文电影与影像装置艺术的一种融合，因此整体来说更具抽象色彩。

潘礼德讨论了种族灭绝行为为何会成为二十世纪的一种普遍现象，他发现这种灭绝犹如“辐射”一般，对后代产生了不可逆转的伤害。这正是电影之所以取这一片名的原因。正如潘礼德所说：“邪恶在辐射。它伤害着人们——甚至是未来数代人。但在这伤痛的深处，是一种纯真。”这部纪录片入围了今年柏林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是该单元今年唯一一部纪录片。电影将在28号放映，这里再编译一篇Hollywood Report记者对潘礼德的简单访谈，以了解潘礼德这部电影的创作过程。

文章来源：Hollywood Report

中译：“非虚构NFCine”微信公众号（//mp.weixin.qq.com/s/dezxiu4SrVU8xVZVMetVqw）

柬埔寨电影作者潘礼德从不逃避过往经历给他带来的恐惧。20世纪70年代，他从血腥残酷的红色高棉政权下逃离出来，随后，在他导演生涯30余年时间里，一直深耕于这个夺走至少两百万人生命的政权的题材。

在如同奥斯卡提名作品《残缺影像》这样的作品中，现年55岁的潘里德试图将四散开来的记忆拼凑在一起，而有些记忆，则在对人性的摧残之下，早已残缺不全。这位导演坚定地表示会将这种拍摄过程作为一种持续性的研究的一部分，一直进行下去。

这种拍摄过程的最新产物，是他的新纪录片《辐射》。电影入围今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将在2月28日进行全球首映。电影重返广岛、奥斯维辛等死亡与绝望之所，以与种族灭绝有关的悲惨影像，探讨了人类邪恶的天性。电影的拍摄灵感来自于导演与法国作家、电影人、女演员与奥斯维辛幸存者马赛琳·洛里丹·伊文思（Marceline Loridan-Ivens）之间的交谈。伊文思女士去年于90岁高龄去世，她鼓励潘礼德“无所畏惧”地挑战这个议题。潘礼德说四年多来，伊文思女士的这些话语时常萦绕在他心头，驱使他将这个项目一点点地完成，而他也是花了大量时间，让自己沉浸在人性之恶的深渊之中。

你可以谈谈这个聚焦于恶行所带来的影响的构思是如何成型的吗？

潘礼德：这个项目在我脑海中酝酿了有四年多的时间了。它始于我与马赛琳之间的见面，我跟她谈了我的感受。她是一位精力旺盛的女士，强健、积极。但是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我们都意识到有一些我们体内的东西破碎了。我们如同携死者同行。我跟她说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要拍一部该主题的电影。我不知道过去一个世纪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大屠杀，越来越多的杀戮，越来越多的种族灭绝行径？人类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谈论了如何拍摄这种电影。你应该怎么做，才能使得电影显得不那么耸人听闻？她鼓励着我，给了我希望与自信。

那么关于你所选择的风格呢？这部电影大部分的画面，都以三联画的形式呈现，电影几乎既像是一件装置作品。

潘礼德：有那么多的影像素材要看，因此最后我决定选择那些能够引起我内心共鸣的画面。画面需要能同我、我的故事以及我身上发生的一切，产生共鸣。但是拍摄一部种族灭绝电影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我们需要寻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去表达它。我发现三联画是十分适合的。三个画面使我能够表达出我想要表达出的东西。那就好像是一种沉浸，就像你沉浸到单个画面之中。我们需要寻找到一种形式，以使人们可以驻足观看。

而且考虑到我们所观看的对象的性质，这部电影的观看过程一定极具挑战性。

潘礼德：你需要一遍又一遍地看它。而且我们在旁白中也说了这句话。这就好像是一种艺术作品，可能这有助于你去观看它。这里有艺术，这里有电影，二者结合在一起，可以帮助你观看那些你拒绝观看、拒绝思考的事物……那些时过境迁、沧海桑田的事物。我们现在有太多的信息、图像与谎言。真相被遗忘，谎言永远流传下来，这是危险的。人们依然说他们不觉得纳粹集中营的危害有多大。所以重要的向人们呈现发生过的事件。

这部电影是否也反映了你对你所目睹的今日之世界的恐惧？

潘礼德：我并非悲观主义者，但是这个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糟糕。我们有了更多的武器，人们变得越来越不宽容，种族主义与仇外情绪变得越来越严重。从欧洲到亚洲，从北半球到南半球，皆是如此。无论大国小国，均不例外。你看到纳粹上街游行，你会问：发生了什么？

你所看到的人性之恶，比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要多得多。这对你个人有何影响？

潘礼德：天哪。有时候实在看得太多了。与我共同参与完成这部档案电影的人会说，实在是受够了，有些人还会大病一场。有些画面非常残酷，非常悲伤。我的这些同事非常坚强、非常愤怒。但是在这四年多时间以来，我们学到了不少历史。我也做笔记，但是我试图不做太多记录。你如何拍摄这类对象，并将它们呈现出来？这是我给自己布置的一个任务。你会被恐怖迷得神魂颠倒，因此我必须小心翼翼。我需要“艺术”在场。我需要“电影”在场。

电影在迫使我们面对我们不想面对的事物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潘礼德：对我而言，电影是一种言说的方式，是一种哭喊出来的方式。对我来说，它还提醒我们：要照顾好自己。

它的确是这样的电影，在电影院中，你觉得呼吸与眼泪都像是一种罪恶，旁边的女士一直在强忍着啜泣，前方一位年长的老者时不时因为过于触目可怖的画面低头，亦或是祈祷，从头至尾影院死亡般的安静，结束后一些人仍久坐在位置上，沉默…… 只有这样的影像，你可以前所未有得强烈地感受到Abstraction leads to death这句话或是“人就是世界上的最低点”这样的话的力量，无数的影像时时刻刻诠释着它，最要命的是，你不能让你的视线离开屏幕，你必须屏息凝视，必须直面，因为那就是那被唤作“人类”的你们所谓的“同胞”做的事情。 虽然我知道，当这种哺乳动物，把他们自己唤作“人类”，叫做“人”时，他们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发疯与堕落，任何“人”言说的“希望”与“喜剧”都不过是自我麻痹或者自我欺骗的伎俩，在这个他们叫做“人间”的地方，永远只有荒诞剧和悲剧，对，的确如此，所以，“我”，“我们”愿用忍受着疼痛与不适的包容与爱去为这污浊的人间，为被叫做“人类”这一点，偿还起一点罪恶，不求救赎，不求希望…… 虚弱的人才会把这样的影像拆分成雷乃加马利克这样没有强度的语词，真是傲慢而愚蠢。

我们应该感激每一段这样的影像与时间而停止那些愚蠢自以为是的分析，沉浸在你不管愿不愿意接受都必须接受的“人类”的命运里，去感受，去不断训练用爱偿还罪恶。

第七十届柏林电影节的最后一场电影，也是个人第一次电影节，文字纪录于Berliner Festspiele门前，紧接于观影后。

对于电影节上的一切，我都无比感激，对于这一周尤其今天刚刚发生的这一切，我都将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