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不说电影。
全场两百来号人，进场比较晚，扫一眼就发现几乎要人手一只幼童了。电影开场前，后排齐刷刷来了两家人，老中青三代，青的那一代幼齿到不用买票占位子的地步，坐在老的腿上。放预告片的时候，小朋友们就开始各种喷爆米花，各种扭动加无理取闹，中的那几个BLABLA不知道说些什么，老的那几个——慈眉善目地望着小朋友的喷和扭动。有人大哭，有人大笑。
旁边的兄弟伙很紧张，忧国忧民地说，他们不晓得有强奸戏啊？！不晓得有肠子肚子啊？！我说，那你回头跟他们说嘛。
结果一定是，你管求得到我们？我们就是带小孩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

整个观影过程中，我至少有800次跳戏了，佟大为丢手榴弹的时候我巴望他能对准人手一只的位置也丢几颗；说句过分的，最惨不忍睹的场景之一，豆蔻那一场，唧唧歪歪的人手一只小分队所有成员都沉默了，我一边眼泪横流，一边想回头对老中两代人说，你们倒是去讲戏啊，这两个姐姐是怎么了？

小朋友们显然都不是我想象的玻璃心，老子10岁前看一部悬疑电影，火车顶上掉下一颗人头都能颤抖几年，晚上睡觉的速度跟与恶魔比赛一样。 而如今，街边光着屁股的尸体只能迎来全场脆生生银铃般的笑声。

除此之外，大人们的表现就更加卓越了。有打电话开免提的，有聊天聊到压过枪炮声的，吃吃喝喝的就不说了，据说还有人看到在电影院吃烧烤喝啤酒的，我是没这个荣幸。但是当姑娘们躺成一排以死人的隐喻和鲜活的身体等着被剪发化妆时，当小伙子咬着牙说出“我去”时，真他妈的欢乐无限啊，我不知道此时有多少人是因为想到“爆菊”这两个字才乐得前仰后合的。

这是国难。我知道，张艺谋拍此片又是一贯的用力过猛，一副对着学院奖大呼“我好想要”的姿态，可我也相信，张艺谋拍此片不是为了换来幼齿们对悲剧的爱懂不懂或老中们对惨烈的喜笑颜开。

快分级吧，小孩子们去看史莱克，去看喜羊羊也好，当他们真的在这些东西里面多少懂得一点所谓的真善美，至少了解到人和人性大概是个怎么回事，再去看龙门飞甲或者鸿门宴开开心。再大一点的时候，了解一下岛国的爱情动作文化，明白性这个东西可美好亦可丑陋，但大多是美好的，被它弄得伤过心快过乐，自己隐约晓得性的背后还有爱这个玩意儿，而一旦发现这个玩意儿，看十三钗的时候，所反馈的就不会是天真无邪的笑声了。

看完电影
各种心潮澎湃
结果回来上豆瓣一看就傻眼了
竟然这么多打一星的
不至于啊
您是觉着《金陵十三钗》跟《画壁》是一个级别么
亲？
最后，我还是那句话
当年的豆瓣洋溢着各种文艺气息
而现在
好多普通青年
想装文艺青年
最终变成了二逼青年

P.S：打一星的亲们，您觉着我这散文体有文艺气息么？您对这股气味熟悉吗？

零点的北京没有预想的冷。我第一个冲出《金陵十三钗》散场的人流，身上留着影院的余热，围脖拿在手上，双手伸在风里舒展一下身体，并不感觉冷。
所以我想那年的南京也没有冷到在逃命时还要带着围脖。

张艺谋一定在试图告诉我们，有些东西比命还重要。比如逃命时带着的围脖、花衣服、箱子，比如冒险去取的琴弦、耳坠和猫。
我想象中的张艺谋，眼中含着热泪和暧昧，对着他的摄影机说：
“亲，我不会丢下你一个，永远不会。
这是我们的约定，一生、一世、一辈子的约定。
我会守护你，机机。”

这部反逻辑大作从第一秒就开始挑战你的智商，我不是指第一个镜头那群逃跑的孩子居然都戴着围巾，我是指第一行字幕，当Christian Bale的名字出现在大屏幕上，后面居然赤果果地加了一个括号“美国”。
如果你见过任何一部外国电影的演员表要在演员后面标出国籍的话，少抽大麻，您产生幻觉了。
所以说，这电影的土鳖的气质从电影第一秒就生根了。

红高粱发家的张艺谋从英雄开始花了十年逃避身上的土鳖气质，可是人生就是这样，环境和岁月烙下的土气张艺谋你个生长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的中国导演摆脱不了。
从《英雄》开始到《三枪》，张艺谋的叙述能力逐渐跌到谷底，然后从去年的《山楂树》开始到今年的《金陵》，丫总算是反弹了一下。
现在他很努力地要讲好一个故事，很多人也认为这次他终于讲圆了一个故事。我只能说这些人对故事的要求太低了。

因为这部电影体现出张艺谋的根基不深，或者说深深地歪了。把几个故事通篇串联起来、逻辑没太多硬伤、叙事基本完整，这些他很努力在做在学，但可惜还未达标。和大多数近年受到好评的国产电影一样，《金陵》有几处零散的亮点体现出导演的才气或学习能力，但支撑起整部电影的逻辑和细节经不起推敲。不，不用推敲，显眼如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像。
比如拿兄弟冲锋炸坦克……我真不理解这个显示我国军人之壮烈的慢镜头还有什么逻辑可言。你们不是跟楼上呆着吗？反正都是要死，您能从楼上跳下去“空袭”坦克吗？非迎着炮火从正面冲，张指导是在侮辱国军智商吧，黑国军也不带这样儿的。
于是炮声响了，枪声响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冲过去炸坦克的兄弟们牺牲了……哎？我记着佟大为那副手开打前说队伍只剩十几人了吧？这打到炸完坦克好像已经倒了十几个弟兄了吧？这怎么两边楼上还十多个弟兄眼含热泪呢？果然土鳖吧，小学都没毕业。当然，张艺谋也可能曾师从于我们学校那位37=2*18教授。
再次见到佟大为的时候，他的兄弟们都不见了，尽管上次我们见到他时还剩好几个活着的。然后他居然背着一个小孩，再然后他居然说这个小孩是“我们”从路上救的。最简单的解释是佟大为有多重人格，否则就他一个活下来的人自称“我们”，只能再次说明张艺谋“语死早”（语文老师死得早）。
之后天亮了，女人叽叽喳喳打起来了，玻璃被斜向下的射入的子弹打穿了，小女孩被穿脖秒杀了，然后Bale同学开窗一望，正好看见日本人打开院门冲进来。这个细节说明，日本人发明了一冲可以打穿厚厚院墙的武器，而且从一楼的高度让子弹从正常人的身高开始发射，斜向下打入不知是一楼还是二楼的玻璃，射到正常人的身高的位置。或者张艺谋要说了，日本人只是在墙外斜向上鸣枪示威，子弹呈抛物线下落时恰巧击碎玻璃并打进女孩脖子……也难怪，小学没毕业是学不到物理的。这样吧，罚玩《愤怒的小鸟》300遍！
然后鬼子来了，女人逃了，女孩险些被凌辱了，一个臭流氓突然从此变成了巨靠谱的人宛如穿上Batman suit的Bruce Wayne。然后女人们在地窖里无奈、焦急而愧疚，一只猫也不知什么时候冒了出来并让人一眼看出老子以后一定要闹出点麻烦来。然后枪又响了，亮点来了，狙击手兼救世主佟大为出马了。如同之前那张战役里打倒电线杆来砸坦克的场景出现了，狙击手打爆地上的手雷来杀伤对方士兵。这里体现出张艺谋的学习能力，因为这些镜头最常见于那些动作电脑游戏里：打爆敌人路过的油气罐炸敌人、打掉敌人正在过的铁索桥让敌人摔下去，当然，还有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主角一人单挑一群荷枪实弹的敌人。
最后濒死的佟大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布下了那个逻辑上根本讲不通的陷阱——不知道他一个人怎么能跟身上带那么多甚至能炸垮楼的手雷，也不知道他跟敌人交战的时候怎么可能有时间布置那个陷阱，更不知道他的陷阱为什么只有他被从楼上打掉到楼下才能抻到引信……万一他没被从楼上打下去呢？这一切张艺谋都解释不清楚，于是丫只能用慢镜拍爆炸开的楼、给炸飞的物品中加一些没意义的花花绿绿的东西只为增加镜头的美感、用分镜拍小女孩遥望着战场的脸。
啊，脏兮兮的小女孩的脸，短头发，睁着大眼睛。这是张艺谋的经典镜头，这部电影里也出现了好几次。这是张艺谋比较擅长拍出感觉的一个镜头。小女孩暗示着脆弱、脏兮兮的脸暗示着战乱、短头发代表年轻、大眼睛充斥迷茫与无助。《英雄》以前的张艺谋电影里有很多类似镜头，当然别的电影里也有类似镜头。

类似镜头，这是除了脆弱的逻辑之外另一点体现出土鳖气质的地方。这部电影有太多的镜头让人似曾相识。旗袍女子扭屁股走远、妓女脱衣时解扣、裹胸的分镜（这部分我身后的男观众居然赞叹“嘿，这细节！”请您去看AV吧，这种细节更多更细。）、临死时“打雷了下雨了赶紧收庄稼”这种被重复过一万遍的台词……哦，当然还有永远属于“南京片”或者更进一步“抗战片”的派系划分：一个爱国的壮烈牺牲的中国男人、一个友好的靠国籍救人的外国男人、一个坚强的中国女人、一群如狼似虎的日本兵、一小撮“有良知”却改变不了什么的日本兵以及一个戴眼镜有苦衷投靠日本当汉奸的中年胖子……一看电影里莫名其妙蹦出只猫我就知道它肯定要暴露某个妓女；一看冒出个戴日本袖标的白胖子我就知道丫是个有苦衷的汉奸；一看John给玉墨化妆我就知道这俩要上床。传说张艺谋那帮导演大学期间一天三部电影狂看，现在看来，那种做法的结果是张艺谋（包括绝大多数中国导演）对很多拍摄套路很熟悉，真正拍起电影来能迅速从脑海里摘取一大堆镜头和剧情设定，也有迅速吸收、学习新电影手法的能力，但属于自己的原创性东西太少。这样拍出来的作品也太套路化、太predictable。
这和为了高考写好作文背三十篇样文是一个道理。这样永远出不了有灵魂的作品。
当然，张艺谋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或多或少还有一点半点的原创性。稍后再表。
过于直白的对白也让张艺谋流露出高考作文般的功底。在豆瓣看《Le fabuleux destin d'Amélie Poulain》简评的时候，有人引用到：“本质上是在探讨自身的隐私和嗜好能在多大程度融入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之中…………如何在含蓄与直白之间找到平衡，这是一个问题。”文学作品反映的是作者内心的认知，即“自身的隐私和嗜好”，然而作品的受众是大家。能让大家理解和欣赏的程度便是“能在多大程度融入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之中”的问题。也就是说，作品的表现力“如何在含蓄与直白之间找到平衡，这是一个问题。”
《金陵》的对白大多流于直白，然而某些剧情又过于模糊。
比如张艺谋试图说明女孩和妓女两派是如何接纳对方的。在日本兵打死女孩之后，有几个妓女对女孩说了些抱歉的话，但当时的气氛真的是不言而喻的，即便她们口头不道歉观众也知道她们心里是愧疚的。把那些道歉都删掉只留下最后玉墨的“谢谢”，感觉更好。
后来妓女们帮了女孩们什么事，类似的场景，女孩们表情很到位，很感激地看着妓女们。这时候台词来了一句：“看来这些妓女们也没那么坏。”……多余了，看她们表情就已经知道她们怎么想了。
可以说张艺谋在努力地把故事讲通顺，所以有些台词有些话宁可说透也不愿模糊了。
可是我怎么就没看懂玉墨和John是怎么好上的呢？中间唯一有些转折两人关系的感情戏是玉墨跟John讲了一点小时候的故事。
这就能让玉墨是喜欢上John？感情叙述得不够充分。
还有让妓女们替女孩参加表演，女孩们逃跑这个计划，貌似直到第二天给男孩打扮时才说。我以为妓女们还有回来的可能，因为我不知道卡车居然修好了，这也没交代清楚。
不可否认《金陵》还是有不少亮点。首先它体现了张艺谋时不时能出彩一下的取材角度，避开了《南京，南京》那般过于宏大的背景，集中在特殊的女性群体：学生和鸡。南京大屠杀的特殊历史背景、老外帅哥、妓女、小女孩，这背景设定想不擦出火花都难。张艺谋拼凑元素方面是高手，从奥运开幕式就能看出来。至于故事本身嘛，他套用一些套路简单串联一下就能看。类似的比如说《山楂树》，美丽的乡下、绝症高帅富、漂亮大姑娘，想不出催泪故事都难。
我们知道张艺谋这个年龄的成功中国人大多在受教育阶段没受太多西方影响，整体比较乡土化，比知识比见识是比不过他们的后辈的，可是经历过那个斗争的年代，人很皮实、很灵活、很有小聪明。张艺谋、冯小刚之流的小聪明就在于善于学习。从早些时候开始引入床戏，到这部电影的一些似曾相识的分镜和情节，比如剪刀从画面左侧剪到右侧之类、美女挑逗帅哥、上述的仿电脑游戏的情节，还有如印度电影一般插入一段完整的歌舞《秦淮景》。
至于专属张艺谋的风格，也就是我之前说的张艺谋或多或少的原创性，就是他的摄影。不愧是摄影出身的导演，就算烂如《三枪》的片子，丫也能拍到几张很美的风景。这部也不例外。有一秒的画面是绿水边的破戏楼，还有之前提到的脏兮兮小女孩的眼神，都是张艺谋摄影的美。但这种总共不超过20秒的“风格”……没有也罢。
最后的大亮点是整部电影的气场。不是气质，气质很土鳖，有种《爱情买卖》的风骚。也不是节奏，节奏感很一般。气场，整部影片弥散的那种压抑、绝望与无奈的气场。有人说看完憋的慌，感情很压抑却缺乏高潮来宣泄。确实没高潮，老谋子不知道怎么高潮，只懂前戏。因为这种压抑感不是他的剧情带来的，剧情根本烂得一塌糊涂经不起推敲，压抑感如前所述，来自题材、来自背景设定。讲南京大屠杀中的女人就不可能拍不出情感压抑的电影来。可是剧情漏洞百出，你怎么要求他高潮？举个俗例子形容这电影。好比一高帅富来跟你做爱，你乍一看巨有性欲，可是丫连前戏都搞不好，你看着丫长那么帅，可满腔性欲就是得不到发泄。这片子实在拍得阳痿，没加“太”字是因为不如《山楂树》阳痿。所以很多人看完这片子觉得不错，但总归缺点什么。对，阳痿的男人就算再性感，能满足你么？
啊，说到sex，John和玉墨最后干得那一炮实在是又一个神逻辑之处。当时大家都排队等你化妆呢，你倒好，跟人家搞上了。更逗的是，他俩搞完之后大家都没问：“哎，怎么那么慢？我们等这么半天。”我觉得只有可能John是个快枪手，张艺谋在这里再次腹黑了。
总之，然而，终究，张指导是尽力了，尽力排出了一部算是自《英雄》以来他个人最能看的一部电影。
如果有人说这是这几年来最好看的国产电影的话，《十月围城》、《武侠》、《那些年》，无数好电影，包括同题材的《南京，南京》，
都瞎了。

PS：
豆瓣的影评看来没有回复键，无法回复一些那几位非水军的宝贵评论。
观影归来半夜涂抹的一篇影评被一大片水军顶了，是件有趣的经历。
或许那天半夜写作说得不是很清楚。《金陵》是部不错的电影，但仅此而已，远远谈不上那篇被顶的最多的影评说的“要是《十三钗》都拿不了奥斯卡，我觉得中国人从此再没必要凑热闹了。”
那篇影评的作者之所以那么喜欢张艺谋，是因为她和张艺谋一样，或许心里有很多想法，或许想努力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许作品整体的情感把握还是可以的，但稍微摘出一两个片段，平庸，或者没法看。
“要是《十三钗》都拿不了奥斯卡，我觉得中国人从此再没必要凑热闹了。”“这绝对是张艺谋最好的作品”等等，不像是正常思维的人会说的话。
同样，士兵迎着坦克炮火送死、妓女逃命还涂脂抹粉带一堆行李等明显硬伤让这部电影常常让人感到为艺术而做作、感到情节推动有些怪异。
何况这部电影即便在情感方面也毫无创新之处。南京、妇女、强奸、死亡、乱世爱情，张依旧在用这些夺人眼球的元素来当卖点。看到军人战死、看到女人被强奸，我们自然心中有一股仇日情绪。看到一批人替孩子们赴死我们自然会感动。
可是看完之后，义愤填膺与揪心一遍以后，还留下什么？
对日本的仇恨？对妓女的新认识？
有个朋友看完之后跟我说：“看完发现妓女也可以是好人。”
这是废话。妓女当然可以是好人。如果看完这电影您最大的感受是这个的话，那么我容忍您夸张地赞赏这部电影，因为您是会根据职业歧视别人人格的人那。
南京大屠杀、心地善良的妓女这些题材也不少人拍过了，张并没有给出强于那些人的表现，甚至如我文中所述连人物设置都雷同。
划分经典电影和不错的电影很难，但区别不错的电影和平庸的电影很简单。一部不错的电影总有那么一两句台词让你想截屏留下来，或者那么一个表情那么一个场景萦绕在你脑海里。
张艺谋努力地去创造那么一两个场景，但我想正如很多人感觉这部电影没有高潮，其实正是没有那么出彩的场景罢了。
更别提和《辛德勒名单》这种经典作品比了。
至于这篇文章下面有人意思说《十月围城》、《那些年》没法跟《金陵》比。《十月围城》时间久了印象浅，但单从故事的严密性和节奏感来说，要明显强于《金陵》。看过《那些年》则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些对青春和爱情的思考，确确实实会想到一些东西。那总要比发现妓女也可以是好人要更高层次一点吧。

最后记录一下本文下面目前最有意思的一句评论：“楼主SB，不想骂你” 当然后面的省略了。
没逻辑的人喜欢没逻辑的电影，原来事情就这么简单，这篇文章也算是白费口舌了呐。

这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悲剧故事，其附着的特殊历史背景对电影人具有天然吸引，但故事的演绎成分太大，如果不能做到令人信服，会是最大的麻烦。在编剧刘恒手里，纯熟的编剧技巧努力抹去了墙上的褶皱，导演张艺谋也难得地尽量克制着自己以往过度装修的陋习，实力派演员克里斯汀•贝尔的加盟，更让表演上了一个明显台阶，这一切，令整部电影看上去圆熟、精巧、颇具冲击力，但最终，故事的核心，妓女们牺牲自己拯救女学生的这个抉择，其可信度仍值得商榷——它仍然像是被作者赋予的、强加的——这是这部不可谓不成功的影片，最大的遗憾。


1、命题

1937年12月13，是南京沦陷之日。
次日，五万日军入城，废墟中的六朝古都，就此沦为这支野兽军团的肉食餐厅。从这天起，日本军人开始了连续八个多月的针对三十多万战俘、平民的震惊世界的大屠杀。旅美作家严歌苓的小说《金陵十三钗》，讲述的就是日军入城后三天三夜发生在地狱般的南京城里，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
这如果不是迄今为止中国作家创作的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最悲怆、最高贵的故事，那就一定是最离奇、最具传奇色彩的故事。严歌苓以往的小说，喜欢以大历史为背景书写极端困境下的女性传奇，而向以故事短板为国人所诟病的导演张艺谋，则在这本薄薄的小说里嗅到了金灿灿的道德价值和商业前景。然而，任何人要想选择将这个故事搬上银幕，在今日之中国，无疑都要冒不难想象的高额风险（事实上，克里斯汀•贝尔先生的一次小小的乡间旅行带来的严重后果让我们意识到，各种潜在的风险还是远远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力）。首先，你无法回避关于贩卖苦难的质疑，当然，即便是严谨如《辛德勒的名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这种质疑有时是比较廉价的；其次，在这民族深重的苦难背景里，消费妓女、消费情色的嫌疑也不是完全缺乏根据，朱大可先生那篇《十三钗的情色爱国主义》，即便投放时机欠妥，也不能完全看做只是空穴来风——追溯民族浩劫的恳切愿望和渲染妓女抗日的娱乐演绎，一个要求严肃、严谨，另一个却很难避免煽情，两厢之力，本身可能相互消解。张艺谋不会全无权衡，围绕在他身边的谋士们，必然也曾反复陈述当中利害，但他最后还是不肯放弃这个难得的“好故事”。那接下来，令故事可信，就成了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张艺谋找来国内最好的编剧之一刘恒，来为影片勾勒叙事蓝图。
一个成熟的编剧，很快会找到这个故事的支点，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其实是个类似《苏菲的选择》那样的“魔鬼交易”。　
《苏菲的选择》，是美国当代小说家威廉•斯泰伦的自传体小说，曾被誉为“西方小说史上的里程碑作品，二十世纪百部最佳英语小说之一”，这也许过誉了，但故事本身的确相当动人。故事主角苏菲，是二次大战期间遭纳粹迫害的波兰女人，她的一生，完全毁于集中营里的一次痛苦的抉择：在被关押集中营期间，纳粹强迫她在两个子女中作出选择，一个留下来，另一个将被送入焚尸炉，苏菲心如刀绞，在魔鬼的无理命题面前，她选择留下儿子。这个选择，没有拯救任何人，反而毁了她的一生。值得一提的是，冯小刚备受肯定的《唐山大地震》的戏剧核心，也来自对这个典故的重组。是的，好故事，总是讲过的。
小说《金陵十三钗》面临一个相似的困局：妓女和女学生，该牺牲谁？
这个故事里没有苏菲（假神父米勒实在没有资格作这样的抉择），所以在《金陵十三钗》里，纳粹和苏菲，也许是同一个人。那就是作者本人。但通俗小说作者一般不会让这种无解的道德焦虑困扰自己的写作，所以，她巧妙地引入了一个“英雄情节”——让“十三钗”自己作出这一选择，令人物获得升华，成为拯救者、牺牲者，成为英雄。这也许是通俗作品和严肃作品的最大区别——通俗作品的作者乐意充当上帝之手，随意拨弄人物的行为、定夺其命运，她可能根本不爱玉墨，甚至骨子里乐于剥削她们的特殊身份，而在真正严肃深刻的作品里，作者就是苏菲，就是朗读者、就是钢琴家本人。
剧本沿用了这个手法（它别无选择）。所以，这个抉择既是故事的华彩，也是故事的最大陷阱和软肋。软肋在于，影片中这个高潮并非叙事的终点，而是所有叙事的起点，因为所有努力、所有功课、所有剧作技巧，都将为促成这个结果，令这个选择显得可信而做。
《金陵十三钗》最终做到了可信吗？


2、人物的转变是否做到了可信？

小说家出身的编剧刘恒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力，他的剧本最让人叹服的是对白质感，他能写出一流的台词，而一流台词最大的功效，是带入感强。然而遗憾的是，在面对这个敏感题材的时候，剧本在人物深层性格的挖掘上，却没有能够倾其全力，许多地方仍留有遗憾。有时候，这可能不是编剧能力问题，而是命题使然。刘恒的另一个剧本《铁人》也有这个问题，因为某种原因，那部主题先行的电影不需要、也不允许他对人物（王进喜）进行更深层挖掘，他于是只把力气花在情节、台词上，观众最终看到一个打了鸡血的王进喜，情绪饱满地过了头。《金陵十三钗》面对的问题异曲同工，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命题不可更改，深层挖掘人物也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故事在叙事上的终极目标，是让故事高潮、华彩乐章，妓女们做出“交换”这一选择显得动人（因为可信是做不到的），所以，之前所有叙事，统统都是精心的铺垫。
在影片上映之前，美国影评人多德•麦卡锡曾在《好莱坞报道》发表了一篇评论，明确表达了他的质疑，质疑主要是针对核心人物的这种转变，“不可否认，在和平时期品行不端的人身上，当他们被号召从事伟大无私之举时，会显露出之前所隐藏着的高尚情感和道德。但不管从现实世界或电影本身来说，关于这一巨大转变的环境和方式都是不真实和不可思议的，其中的谋算和衡量被略去了，让最终结果的可信度，或者说，它所应该具有的力度大打折扣。”
多德•麦卡锡对片中两个主要人物（美国人米勒和妓女玉墨）的转变，都表示难以认同，我个人倒认为，米勒的转变恐怕更仓促一些，而玉墨的转变倒是有迹可循、基本成立。剧本为玉墨的最后转变，埋下了不少于五层的铺垫：
第一层铺垫，是日本士兵第一次冲进教堂，面对妓女们可能暴露，书娟选择了离开地窖口，让玉墨及其姐妹们得以保全，而女学生们却因此而险遭强奸（当中一个更坠楼身亡），对玉墨来说，这是救命之恩。这是恩。
第二层铺垫，是李教官和玉墨的一次对话，原本可以撤出南京城的教导队，正是为了掩护这群女学生而全体阵亡，他们不能白死，对玉墨来说，这是同龄人的一个临终嘱托。这是义。
第三层铺垫，是米勒的转变，米勒这个垂涎美色的“二流子”，这个局外人，为了这群孩子，都能有此义举，让玉墨觉得孩子们真的很有机会幸存，这让她们的牺牲有了意义。这是价值。
第四层铺垫，是米勒向玉墨坦白寻琴弦女子的惨死，这让玉墨心悸，她由此想到自己的身世，她上过教会学校，第一次接客也在这个年纪，所以她认为不能让孩子们受此凌辱、虐杀。这是情感基础。
第五层铺垫，就是书娟带孩子们爬上钟楼，欲跳楼自杀，这直接导致玉墨做出了她的抉择。这是迫切性。
所以，玉墨的转变和选择，是说得通的。她的选择，乃是一个有过教会教育背景的女子的人道主义，任何一个成人在那样一个现场，为了孩子，都有可能这样做。说不通的，是其他女人在她的感召下，迅速、决绝地做出同样的选择，而这些人中的多数是面目不清的，我们看不到她们身上有这种层层递进的铺垫，所以剧本巧妙地安排了次日临上车前小蚊子的恐惧、反悔情节，这是个极有必要的补丁。但补丁只是补丁。也有女性观众敏锐地觉察到，妓女们的选择（不是玉墨的选择）有着天真的一面，作者或许正是利用了她们对职业、身份的卑贱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一诗句的引用，是令人当时感动，而事后叫人感到不快的一笔。妓女们作为牺牲行为的主体，并没有得到足够笔墨来具体剖析，她们仍然是一个个被简单赋予了行动的卑贱群体。所以，玉墨选择做“英雄”，有完整的自觉过程，而其他妓女，则是在她的感召下，幻想出了一种精神升华的价值。如果连做英雄都仍然是集体无意识，这个故事的先进性在哪里？它的确有一个巧妙包裹下的主旋律叙事的嫌疑。
这是整个剧作，最令人遗憾的地方。它并没有做到可信。
此外，米勒的转变，显然就更缺乏说服力了。日本兵第一次冲进教堂企图强奸女学生，米勒的挺身而出是可信的，这是一种普通的人道主义、英雄主义，而当他外出寻找两个妓女遇到同乡，有机会逃离南京却选择放弃的时候，情节处理就有些草率。当然，我们都记得，米勒后来在玉墨面前吐露心声，他告诉玉墨，自己的女儿如果活着，是12岁，正是和女学生们一样大的年纪。但这样就足够吗？这也是个补丁。在叙事中，补丁的特点是，不补，就露个破绽，补，则说明这里曾经有个破绽。
相比米勒由“坏”到“好”的转变，他的痛苦与纠结尤显更轻，特别是他还刚刚目睹了两个女人被虐杀的血腥场景（相信这个场景所营造的真实感会令所有观众不寒而栗），我很难接受他会简单默许“自己所爱的女人”作出这样“伟大的决定”并付诸行动却无崩溃迹象——这种崩溃，想象一下如果玉墨是你的女儿，你的女友，应该都是不难体会的。
多德•麦卡锡有个词用地十分恰当：不可思议。
但由于剧本整体完成地实在很顺畅，至少在电影院里呆坐的这145分钟里，我们来不及考虑这些，你只能跟着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跑动，在恐惧和压抑中，对一切信以为真。


3、真正好的电影，不会只停留在故事层面

真正好的电影，当然要有一个很好的故事，但绝不会只停留在故事的第一层面。
十三个妓女为了救十三个女学生，慨然赴死，这是典型东方古典价值观的故事，而这命题本身是不可信的，尤其放置在背景过于厚重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画面之上。如果不能做到深沉，就绝不要露出轻佻的马脚。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张艺谋已经在咬牙克制，但零星之处，毫无必要地渲染扭动的屁股、灿烂的旗袍……特别是《秦淮景》段落对于幻觉场景的处理，恶趣味一次又一次地在局部地区爆发。
总体上，《金陵十三钗》是一部相当不错的通俗作品，面对这个异常严肃的题材，张艺谋很认真，却不够克制，剧本很精彩，但在许多层面远没有达到完美，而视觉呈现上，更有些不周之处。在这样一个故事里仍然无法遏制自己的某些趣味，让我对张艺谋……真的很挠头。
我记得在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结尾有这样一个细节，年老的詹姆斯•瑞恩带着全家老小来到二战阵亡将士墓地，在米勒上尉的白色墓碑前，他满含热泪，恳求妻子回答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告诉我，我这辈子没有白活？”这个一稿剧本里根本没有的情节和台词，是斯皮尔伯格在剧本改动中最动人的一笔。而《金陵十三钗》，缺少这种醇厚的东西。书娟对“妓女姐姐们”的牺牲缺少一个明朗的态度，最后窗口的定格画面，只传达了一种遗憾的感情。对十三岁的女学生书娟来说，这也许足够，但对电影、对这部电影的亿万观众，这并不足够。
如果《金陵十三钗》不能算是一部一流电影，盖因为创作者对牺牲者、受难者的态度，缺少必要怜悯，即便这个问题也许是原著所带来。在《苏菲的选择》里，你清楚地看到、感受到母亲的灵魂之痛，而《金陵十三钗》你看不到作者的这种痛苦，更看不到这种痛苦达到了更深层次，所以，它无法和《钢琴家》、《辛德勒的名单》相提并论，就很正常了。但是，也许对于一部“张艺谋电影”来说，它必须得到某种肯定，因为这显然是张艺谋十年来最好的作品，如果这是一个新起点，张艺谋就值得我们期待。



《电影世界》2012年1月号

《金陵十三钗》用情色满足西方对中国女性想象？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徐钢
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同为20世纪最伤痛的人类浩劫，但是受到的关注程度不同。犹太人的灾难广为人所知，鞭挞、反思种族灭绝的书籍和影视作品数量巨大，而南京大屠杀在国际主流媒体和学术界基本上很少被关注，直到张纯如这样一个勇敢但是业余且没有经验的华裔记者写出《南京大屠杀》这本畅销书。在数量、质量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研究、认真反思、文学和影视再现都远远比不上奥斯维辛，这是有多种原因的，包括犹太人在西方经济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二战历史研究的重欧轻亚的倾向，中国在欧美语系中的缺乏话语权，西方对于日本的相对好感等。在深层的原因中，我们也不免要问：这是不是与中国的民族性里缺乏集体反思的精神有关？
犹太人对奥斯维辛的反思是如此的严肃和警醒，以至于 The Holocaust （种族灭绝或大屠杀）、 Shoah（浩劫）、 Trauma （创伤记忆）都变成了跟这段历史有关的专属词，而且上升到了神学和《圣经》的高度。Holocaust 本意“焚献全牲”，是希腊“异教徒”的习俗，犹太人使用这个词，有焚尸炉、毒气室集体屠杀的惨痛记忆，也有指称对犹太人的杀戮在神学上犯忌的意思。而Shoah 则来源于圣经，是大劫难的意思。令人吃惊的是，中文对这几个词的通常翻译并没有考虑到对犹太人的特殊意义，而是与普遍的意思等同起来，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 Holocaust 和南非的种族歧视似乎没有差别，或者Shoah 和大洪水、海啸等灾难似乎是一样的。而实际上，这几个词只应该音译，保留原来的对奥斯维辛历史深究的意思。
至于“创伤记忆”，犹太人的研究甚至比对大屠杀本身的研究还要深刻认真。毕竟，前事之鉴后事之师，除了惩罚罪魁祸首以外，重要的是防止类似的大屠杀再一次发生。犹太学者争来争去，最后的公论是“创伤记忆”不可以完全复原，如果我们可以回到灾难原址，复原屠杀的场景，那么原先的屠杀就变成很多事件中的一个事件，允许各种角度的解释、甚至允许对于有没有发生过的抵赖。记住创伤的最好方式，犹太人认为，就是不要碰原先的伤疤，而是从伤疤周围着手，记住大屠杀的前因后果。正是这样的一种想法，构成了所有关于奥斯维辛的影视作品的底线和基础。这类作品有很多，最早的是1946年奥森•威尔斯导演的《陌生人》，里面穿插了集中营的纪录片片段；最有名的是1993年的《辛德勒名单》；最近比较有名的有1997年的《美丽人生》，2002年的《钢琴师》，2008年的《阅读者》等。
列举的这几部作品都是卖座又叫好的杰作，特别是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辛德勒名单》，用黑白和彩色的交替来表现创伤记忆的严肃和残酷屠杀中人性的温暖。但是，哪怕斯皮尔伯格再小心翼翼地对待创伤的问题，关于这些电影的争议还是不断。犹太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批评斯皮尔伯格“发浩劫财”，把大屠杀变成了赚钱的一桩生意（ “Shoah Business”），把集中营的影像“好莱坞化”。批评者特别拿《辛德勒名单》和1959年的电影《安娜日记》、1978年的电视剧集《Holocaust》相比，指出以前的影视作品里只有一个生存者，而《辛德勒名单》中几乎每一个观众在乎的角色都活了下来，是好莱坞式的皆大欢喜（提姆•科尔，《从奥斯维辛到辛德勒：历史是如何被购买、包装和贩卖的》。
如果说好莱坞做了“犹太人浩劫生意”，那么中国和美国近年来兴起的南京大屠杀影视热做的就是“大屠杀生意”，而且做得不如好莱坞的精致、认真和对历史的负责任。当然，这里面的质量有好有坏，不是所有的都是以营利为目的，也有纪录片和剧情片的分别，比如2007年的纪录片《南京》，就是美国在线公司副总裁Ted Lionsis 在看了张纯如的悼文后决定无偿资助拍摄的。无论质量是多么的参差不齐，这些电影都还是严肃地试图记录下中国最创伤的历史之一，让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为世界所知晓。所有的这些尝试，在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中都被狠狠地嘲笑了一通，因为这部摆明了要做中国票房冠军的2012年贺岁片做的就是彻头彻尾的“大屠杀生意”。

在做这桩生意的过程中，这部电影犯了至少三宗罪。
第一宗，用过于戏剧化的情节虚化历史。不是我们不可以拍由战争作背景的电影，而是我们不可以用太多的不可信的虚构来将历史煽情化、戏剧化，从而虚化南京大屠杀的惨痛历史。《金陵十三钗》里面的虚构令人震惊的虚假、不可信，而违背了电影制作（哪怕是好莱坞化的制作）的最基本的一项原则：不管大情节是多么地虚假，细节要真实可信。贝尔扮演的约翰，在原著小说中根本没有，在电影中取代原先的英格曼神父变成了主角。前一分钟他还是一个贪生怕死的醉鬼、色鬼，一心想付钱跟玉墨上床，在日本兵冲进教堂的时候准备偷了钱财躲进柜子里，突然没有任何铺垫地就大义凛然起来，保护女学生、拒绝跟他的朋友逃命、和玉墨含情脉脉地谈恋爱、大哥哥似的抚慰书娟，说着非常不恰当、虚假、不符合那个年代的、文艺腔十足的台词。另外还有不可思议的巧合：约翰正好就是个葬仪化妆师，使得他能够帮妓女们化装成女学生；玉墨以前也是教堂女学生，而且英文在班上是第一名，所以她可以用除了有点口音以外最完美的英文跟约翰流畅交流；教堂门口千不停万不停正好停了一辆大卡车……
影片开始的战争场面似乎是为了证实南京大屠杀的残酷，也是张艺谋对大场面控制自如的看家戏的展示，但是中国军人的过分英勇的牺牲、以一当百的豪壮并不符合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也不符合任何战争中的真实场景。所谓“八壮士”，排成一竖排，一一被击中，以慢动作优雅地倒下，配上书娟强作解释的画外音；戴涛少校，一个人智勇双全，不仅从容击毙无数日本兵，最后还拉动手榴弹，和所有敌人同归于尽。这都是过于浪漫、戏剧化的情节。情节的不可信予人口实，让别人可以争辩：如果这些虚假的情节都是跟南京大屠杀有关的话，那我也可以从我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从而宣告南京大屠杀只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情节而已。同样指责这部电影可笑的虚假的情节，是由Todd McCarthy 所写的一篇文章，在12月13日发表在好莱坞的重要的独立批评刊物《好莱坞记者》上，题为“张艺谋和贝尔对南京大屠杀的再现崩溃于不可信的情节之下”。
第二宗罪，用过于情色化的视觉来满足西方人对中国的女性想象。在中美两国基本同时上映，又有贝尔这样的国际大牌影星，张艺谋和他的投资者当然希望在美国的票房分到一杯羹，也借此冲击可以名利双收的奥斯卡奖，所以美国观众对这部电影至关重要。为了满足想象中美国观众的需求，电影的英文名为《战争之花》，明摆着是要靠中国的美女来吸引眼球。在这种自我“东方主义化”的思路下，一系列不可信的、侮辱女性、侮辱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的镜头被堂而皇之地摆上来。逃难的时候，女人最基本的常识应该是掩盖自己的美丽，穿破旧衣服、脸上涂上污泥，都是我们经常读到的办法。这部电影的“十三钗”，穿着最美丽的旗袍，化着妆，嬉笑着来到教堂，在教堂里抓住一切机会搔首弄姿、半露酥胸，完全不合时宜、不符真实。最为荒唐的一幕，是在她们换上朴素的学生装以后，决定“让妹妹们看看秦淮河名妓的风光”，排成一横排唱起跟嫖客调情的小曲，而镜头又很快幻化为她们穿旗袍调情唱歌的样子。这是典型的为了视觉的光鲜对细节真实的牺牲，而且以女性的情色化为代价。乔治自告奋勇男扮女装成第十三钗也是电影自我女性化、自我东方主义化的一个例子。
原著中玉墨是和戴涛在地下室中恋爱，为了跨国观众的需要，张艺谋顺理成章地让她和约翰调情以至于最后做爱，让这个情节成为整部电影无可置疑的中心。约翰每次惋惜地看着她扭着屁股走开，似乎是为了跟她上床才做了如此多的大义凛然的牺牲。到了最后，他跟她煽情地说，“我想要你的一切，我爱你的一切一切！”而玉墨则在“现在就带我回家！”这个充满色情意味的英文句子(“take me home now” 是“带我到高潮”的意思)中到达高潮。恶俗至此！
第三宗罪，是整个电影过度的营销策略。在美国彭博社12月16日关于《金陵十三钗》的一篇题为《情色化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中，专门提到三个例子：1.影片的广告招贴，展示贝尔穿着神父服，斜眼偷瞄酥胸半露的倪妮；2.在一些与观众的互动中，允许观众和半裸的“十三钗”合影；3.倪妮的花絮文章，《我和贝尔演床戏》。这些营销策略，明摆着是要靠着情色赚钱，做大屠杀的生意。这种营销策略也是对于中国“软实力”的一种错误理解，以为只要是大成本、大制作、以好莱坞的风格来竞争，就是软实力的体现。殊不知真正的软实力，是对自己的历史的尊重、不轻易为资本所折腰、尊重理解女性和其他弱势群体，是有自己独特的创新能力。
在我的英文专著《中国景：当代中国电影研究》中，我专门讨论了张艺谋的《英雄》和《十面埋伏》，强调这些模仿好莱坞的所谓“大片”是中国当代文化症候的一个表现。《十三钗》中的情色化、虚构历史及过度营销，不是孤立的现象，是很多文化、政治症候的发作，包括文化上的不自信、经济上的焦虑感、缺少自主的知识产权、以及缺乏民族的自省心。只不过张艺谋这一次的症候发作触到了民族创伤的底线。
作者系上海交大特聘访问教授、美国伊利诺大学终身教授

看得出来，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真的是使尽了浑身解数想感动我们，但遗憾的是，在看片的145分钟里，我却几乎始终没有入戏。

也许问题就在于，整个片子的设计感太重了：恰好一群妓女和一群学生同时躲进了一个教堂（妓女、处女、教堂，多么神奇的组合，重口味和小清新荟萃一堂，而且还是教堂）；又恰好有一个会化妆的洋“入殓师”可以为她们乔装改扮；恰好到最后关头妓女和学生的人数只差一个；又恰好有个在教堂打杂的小男孩愿意挺身而出男扮女装；甚至恰好日本人莫名其妙给了约翰一个“招财猫”作为“慰问品”，所以当那个爱猫的妓女“小蚊子”，最后在上车的时候哭喊退缩时，约翰恰好就能把“招财猫”递到她手里……而且，很多情感的转变也显得太突兀：一个唯利是图的“入殓师”在日军要强暴女学生的时候，突然就大义凛然起来；本来被女学生瞧不起甚至跟女学生打成一团的妓女，居然集体愿意为女学生赴死。当然，我并不是歧视妓女，历史上爱国、重情义的妓女也颇有几个，但一个妓女挺身而出或许还能让我感到有些可信，一群妓女“组团”慷慨赴死就显得有些滑稽了。也许，张艺谋是想说，战争能洗涤一个人的灵魂，但他把战争的“洗涤剂”作用未免有些夸大了，照此逻辑，多来几场战争，所有的人都成圣人了。张艺谋显然是想打“人性牌”，所以在这部片里，“二流子”有人性、妓女有人性、汉奸有人性，甚至连日本军官都似乎有几分人性，但“人性泛滥”的结果却是真情贬值。

片中不可信的地方还有很多，豆蔻看到小伤兵浦生像自己的弟弟而心生怜爱是可能的，但浦生死后她为了给他弹奏一曲，竟然冒死跟香兰跑回翠禧楼取琴弦，而香兰跟着跑出去的理由更是荒唐，竟只是为了取一副耳环，看到她对镜自赏的镜头，我听到身后的观众说：“她心可真大啊！”张艺谋是想表现她们对爱对美的追求，但显得太刻意了，成了骟割了真情的煽情。更让人存疑的是，她们是怎么在戒备森严的日军看守中逃出去的？如果她们能逃出，别人就不能？而且我也不相信，就算约翰是“入殓师”，也不可能只会给躺着的人化妆，这不过是床戏的需要罢了。而且，让妓女们躺成一排等着化妆，也不过是张艺谋为了营造一种视觉效果和自己独特的审美趣味，而刻意制造的噱头罢了。

看得出，张艺谋太急功近利了，他恨不得这一部片子里，情色、暴力、人性、爱国主义……一个都不能少，但遗憾的是，他就是忘了真诚，忘了对艺术的真诚，也忘了对历史的真诚。

《笑林广记》中有则笑话：有一女择配，适两家并求，东家郎丑而富，西家郎美而贫。父母问其欲适谁家。女曰：“两坦（两家都行）。”问其故，答曰：“我爱在东家吃饭，西家去眠。”张艺谋犯的就是这毛病，又想要艺术，又想要票房，又想用战争中的人性去打动灵魂，又想用情色和清纯去色诱眼球。当然，这些并不是不可兼得，但问题是，张艺谋的处理显然有些太生涩了，颇有些霸王硬上弓的意思，让我们看得既没有快感，也没有高潮，只能看出张艺谋的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看《金陵十三钗》这日，恰逢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之前，胡适先生曾经说过：“……总而言之，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这句话后来被演绎成：“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张艺谋更是有本事，干脆把历史打扮成了像小姑娘一样的妓女，而且，还是由一个“入殓师”给化妆的。

但问题是，有些历史是不能意淫的，特别是这么重口味的意淫。你可以为婊子立牌坊，但不能把历史当婊子。

做个勇敢的中国人 这是一部让人无比沉痛的电影，散场出来时，有人说：终于看到了一部好电影。有人说：早知道就去看龙门飞甲了，这电影太压抑了。 类似的故事，法国有羊脂球，不过那个故事主要是讽刺那些同车法国男人尤其是达官贵人们的虚伪怯弱。而《金》的故事，主要是为了赞美，才选取了那场战争最“美丽”也最残忍的一个故事。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真实的故事，在《南京南京》里也提到这么一件事，或许是真实的吧。如果是这样，那么人们该对国耻这两个字有更深的认识。 这部电影的主题决不该是“女性的伟大”，而该是“男人的耻辱”，那些女人们所受的屈辱与损害，是烙在所有国人身上的。拍这部电影，如果是为了正视国家的耻辱，那么是值得鼓掌的，但如果只是为了讲一个特定环境下的“崇高”与献身的故事，那么，还是不足以使其成为一部伟大的电影。 鉴于这电影是根据严歌苓的小说改编，所以我认为它虽然可能有历史原型，但所有细节都已经是后人改造和重新编撰过去。这样的电影，该说它是历史呢？还是故事呢？既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却又是虚构的人物和剧情，不如把它叫做历史故事片吧。 事实上，所有的历史题材影视，都是历史故事片，对历史真实的表现了多少，全凭制作者的良心。我对历史题材影视的评价标准，就是它究竟有多少忠实于史料和回忆，有多少是创作者为了要预设和表达的主题而自己编造出来的。 很遗憾，我们的大部分影视都是后者，清宫戏唐宫戏编一编我们也无所谓了，但对于近代现代的历史，却总是“根据小说改编”，这其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关于真实的标准并不是针对张艺谋的，在以往对《南京南京》《拉贝日记》《唐山大地震》的评价中，我也一直认为对历史的诚意是衡量这类题材的最重要标准。因为他们都说自己在讲述历史，没有谁承认自己只是找了个编剧或作家关在宾馆里头脑头暴了一下，每个人物都是为了“表现什么”而特别设计出来。 《南京南京》，南京城里真的有因为心灵受折磨而自杀的日本军官吗？ 《拉贝日记》，拉贝日记里真实记述的暴行，电影中为何反而略去呢？ 《唐山大地震》，把那三分钟特技剪掉这片还和历史有什么关系呢？ 当我们享受着“历史大片”带来的震撼时，当制片方发现国难加大制作是票房保证时，我们可能忽视了一种危险。 为了票房，为了市场，为了奖项，历史在越来越精良的制作，越来越优秀的“剧本”下，很可能偷偷的被替换为一个个只为了最大程度上追求表现效果的故事了。 金钗十三钗的故事纵然是真的，我也太不相信那些女人们能像关云长似的在就要去魔窟的前夜还谈笑风生视死如归，为了美化，为了歌颂，为了主题，牺牲一些真实是可以接受的吗？ 也或许历史是另一种样子，或者既然是故事，也有另一种讲法：在拥挤的安全区里，日军前来要女人，于是，一群妓女被选中了，她们并不想去，但人们希望她们出去以换取暂时的安全。 如果是这样，那么这故事就变成了《羊脂球》，虽然在当时的南京，这种情景可能更贴近真实的人性，也可能的确上演过。但那样一来，中国人的形象就截然不同了，这样一部电影，纵使是真实记录，又有可能上映吗？还可能被允许送去申奥吗？ 正如片中英勇抗战的军队，武器精良，训练有素，兰博一样以一当百的教导队长，那当然也只是剧情需要的特例，否则这战争就该发生在东京在对。 虽然英勇抗战的军人需要表现，但也没有必要直接跳到另一个极端美化成超级英雄，十几人叠成一线冲向敌坦克的感人画面，真的是战场上会出现的场景？真打仗时怎么可能排成那样的队形冲锋，那绝对影响速度而且前面倒下的人会绊倒后面的人，掩护是分散队形把敌人的火力引开，而不是挤成一堆只因为编剧认为这才能表现勇敢。 你也许会说不要追究这些细节，但历史没有了细节还有什么？就只剩下新闻报导中的数字了。一部真正伟大的电影不会放过一个细节，而不把“这样才能感动观众”作为虚构的理由。 真实历史中有更多比女学生们跑得还快的士兵和官员，有更多人脱了军服混入平民，不是一要表现国军无能，就把他们演的像白痴，一到了要体现中国人的英勇抗战，又把他们拎出来打扮成钢铁侠。 用几个镜头甚至只是字幕台词就能交待历史更多的全貌，但很多时候我们的影视里只有刻意的选择性粉饰和选择性无视。 所以，纵然是国耻，纵然是充斥着其实没有必要详写特写的暴行和祼尸场面，还是要用美丽的电影语言包装一下，配上华丽的旗袍和优美的小调。这样一来，国耻就能变成国美吗？ 这就像片中的贝尔“只会给死人化妆”一样，张艺谋不知是否在无意中自嘲了自己。 我不针对张艺谋，别的导演来拍，可能还不如他。我想说的是中国人记录历史的态度。 我们为什么写历史？为什么编故事？为什么在死者的白骨上抹粉？为了票房？为了宣传？为了奥斯卡奖？ 就算是找到的史料，又哪些可能信哪些不能呢？史学家都在争议的事，该相信谁呢？更不用说太多事已经找不到真相。 有人忙着寻找历史，有人忙着修改历史，有人忙着删除历史。 看了这篇评论，有许多人会说：你太苟求了，这只是一部电影。 这正是让我感到害怕的。 我们似乎其实对历史本身并不感兴趣。我们甚至希望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们把历史都变成好看的故事。 就像人们疯买学者们讲的评书式历史搞笑类历史，却不知道历史已经在讲述中被替换成充满个人想象与好恶的故事了。 久而久之，让所有亲历者都死去和沉默，我们就没有历史了。我们再也不可能知道历史上真正发生过什么，只好任后人编造。 我们不会希望再过几代人，没有人知道南京大屠杀是怎么回事，但事实上，同样的事情在历史上早就上演过，大屠杀一次次的发生，在元朝，在清初，但现在，成吉思汗仍然是大英雄，而提起扬州十日，大家或许会联想起还珠格格，那应该是个美丽的爱情故事。 民族融合是一种必然，但是化解仇恨是靠民众学会宽容，而不是靠忘记。就算以后世界大同，全世界都成一国，希特勒和东条英机就突然变成大英雄了？ 但按照中国人“历史要为现实服务”的态度，这种事很可能发生。 真实不重要，如果撰改和隐瞒可以“让世界看起来更美好”，那么就忘记真实吧。 因为我们不喜欢忠实的记录历史，因为我们太爱“古建筑翻新”为了它看起来更漂亮。所以我们永远在猜历史，永远在编故事。而我们的电影人，作家，也很享受于这种“编得好有奖”的环境。 在1937年的南京，美国人贝尔问中国孩子：我们应该这样做吗？那孩子回答：我们还能怎么做？ 去年有一部电影，叫《喋血孤城》，同样是抗战题材，和《金》相比票房惨淡的可怜，甚至我去影院都看不到排期。 《金钗十三钗》，应该拍。不过，有一部电影更应该拍。 《淞沪战役》。 那是一场惨痛的失败，绝不光彩的战斗，七倍于敌的兵力，巨大的伤亡，几年前还在内战的乌合之众，群氓般的士兵，抽大烟的将军，勾心斗角的派系，最先逃命的官员，直到最后的大溃退。那个故事里却一样有真正的人性，一样有在大败逃中死战到最后的人。 忘记奥斯奖，做个勇敢的中国人，先从直面历史开始。

张艺谋拍了《金陵十三钗》、《归来》（《陆犯焉识》），陈凯歌拍了《梅兰芳》，冯小刚拍了《芳华》，毫无疑问，严歌苓是目前中国大陆最主流、最受欢迎的电影文学剧本创作者。再往前，张艾嘉的《少女小渔》出色，陈冲的《天浴》更冲天。难得有一位作家、编剧，能够以女性视角，同时受到男女导演的青睐，况且，实现了艺术和商业上的双重丰收。中国人爱严歌苓，爱看她笔下的故事。必须承认，严歌苓擅长制造戏剧冲突，她的故事总能拿住中国人的情感命门。

悖论的是，从张艺谋到冯小刚，这一代男性导演，在女性主义、女权意识方面，口碑并不佳。张艺谋在《满城尽带黄金甲》里端出大馒头似的胸脯，冯小刚垂涎文工团的美腿，女性的美在他们眼中是被物化、符号化的，减缩成一个性符号。这显然谈不上一种文明的女性意识。但他们都爱以女性主义著称的严歌苓。这里面一定有误会，要么，我们错估了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现状，要么，我们误解了严歌苓。

本文倾向于后者。

我对严歌苓的负面观感，是从《金陵十三钗》开始的。一部写国人创痛的电影，加上旗袍美女的风情，不打动人是很难的，观众奉献了足够的感动和眼泪。但《金陵十三钗》让我从生理上感觉不适，我看不下去。这种不适太微妙，和中国人一贯的正剧表情相违背。

《金陵十三钗》是很好的社会学题材，关于人们的道德感，是怎样一步步被塑造、被影响。假如直观地向大众询问：战争中，如果你有投票权，你是否赞同妓女应该代替良家妇女去当慰安妇？我还是乐观地相信很多人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不应该，妓女也是人，都是受害者，不该歧视和欺辱她们”。那么，就不断地添加道德筹码。如果这群妓女非常风骚且毫无爱国意识呢？（推她们去当慰安妇是一种惩罚。）如果这些良家妇女还是清白的处女呢？（妓女至少经验丰富将伤害降低至最小。）如果这些良家女都是学生、都是孩子呢？（妓女也许是自愿拯救她们……）总有一环让你彻底同意，从感情上、从伦理上双重同意，“是的，妓女当然应该站出来”。

这是严歌苓的叙事陷阱，《金陵十三钗》的泪点所在。玉墨们历尽风尘，最后自愿代未成年女孩去慰安（实际是送死）。导演把她们赴死的过程拍得光芒四射，玉墨们脱下象征性诱惑的旗袍，穿上清纯的学生装，洗尽铅华，一脸阳光灿烂，表示自己终于又回到了纯洁年代。死亡对她们不但是一种道德升华，还是道德洗白。因为妓女是“脏”的，所以在临死前穿上学生装，是死得“干净”。故事诱导了观众，使人感觉这是“感动中国”。观众抹着眼泪送她们走向魔窟，纷纷在影评里写下“妓女也有义勇的爱国情”。而这一本来就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群体，在电影里被架上了道德高地，这有助于观众真正地平视她们吗？只要想想，假如玉墨们拒绝，表示虽然我们是妓女，但也不能理所当然去慰安。最后清清白白的小女学生狼入虎口——你会对谁愤怒？实际上，电影也留下了缺口，最后关头，一个妓女反悔了，哭叫着自己不想送死，但没有用，她被集体意志杀死了，被强迫拖走了。观者在看到这段的时候，有多少人会认为，应该让她活下来呢？又有多少人反感她的“自私”呢？

这不是纪录片，这是故事。当中所有的戏剧冲突，都是作者刻意的营造，也就呈现作者本人的价值取向。有人表示他看电影只看到了成年人救孩子，只有心灵肮脏的人才会看见妓女处女。这实在是选择性的目盲。妓女救风尘、从商女不知亡国恨到大义赴死，本就是故事最大的卖点。假如主角换成一群同样“清白”的女老师，则这种牺牲顿时失去了令观者啧啧玩味的戏剧性，反而变得残酷沉重起来。实际上，张艺谋把镜头对准玉墨们鲜艳的旗袍、曲线玲珑的屁股、走路一摇一摆的妩媚身姿，其逻辑和冯小刚拍文工团女孩的玉腿一样，是在消费女人的性特征。

玉墨们是伟大的、令人感动的，但这种道德伟岸建立在作者本人的不平等视角下。妓女为什么需要牺牲才能获得洗白、实现赎罪？严歌苓没法回答的问题，莫泊桑来回答。《羊脂球》也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故事。妓女羊脂球甚至不需要送死，她只要轻装上阵，满足敌方军官的性需求，她就能拯救这一车人。但是她试图拒绝，因为她有基本的人格尊严，并不认为自己的身体因为妓女身份而变得轻贱。最后，她不情愿地屈就了，她救人了，但获得的仍然是众人的蔑视。莫泊桑的故事之所以动人，在于他的平等性，以及对人类头脑中非平等意识的鞭挞。妓女就应该献身吗？献身才能说明她们道德高尚吗？显然，严歌苓走向了另一条路。

而这条路，恰恰是中国人喜爱的，一种“感动中国”模式。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刀客家族的女人》，我以为是严歌苓的故事，谁知不是。一个古老的家族恪守族规，清白的女人能进祠堂。女二号的丈夫赌钱，把她当筹码输给了仇人。家族派人去救她，发现她已经被仇人强暴过了，“不清白了”，于是转身就走。而女一号则是被抢来给女二丈夫填房的。这本该是一段惨痛的、封建时代的女性迫害史，但故事的走向却响亮地拐弯了——女一用爱发电，感动了丈夫。女二则参加抗日，成了英雄，临终欣慰地表示，自己又能进祠堂了，自己还是“刀客家族的女人”。剧终，儿女们在家族墓地吊唁先贤，表示要继承传统。这是2014年中国人热爱的故事，比《金陵十三钗》还晚了三年。

张艺谋还拍了《陆犯焉识》。凭心而论，电影很好。陈道明和巩俐演绎了荒诞岁月里坚固的爱情，令人动容，也令人惜叹那段吃人岁月。但是回看原著，又不免感慨，严歌苓还是严歌苓。电影巧妙地截取了原著的后半段，只拍了巩俐的守望，没有拍这段婚姻的背景——包办婚姻，文化程度很低的封建女子嫁给要留洋的大少爷，没有爱情，受尽冷落。浩劫后的守望也真的是用爱发电了，让少爷终于感悟到旧式女人的忠贞可贵。反思呢？批判呢？顺应这种逻辑，女人的一切苦难，最终都能以自己超人般的道德化解。

电视剧《小姨多鹤》讲了一个抗日战争版的《使女的故事》。一户东北农人救了战败后未及回国的日本少女，要求她留下当代孕子宫。少女被中国好人的温情感动，自愿无名无份地生了几个孩子，以“小姨”的假身份生活在这个家庭里，最后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回到她魂梦的故国。仔细想想，这个故事里有多少不堪言说的残忍，但在严歌苓笔下，这是个温柔的故事，是多鹤这个伟大女人用爱对待命运，谱写的诗歌。

严歌苓的女性主义似乎逃不脱感动中国套路，表面看是在歌颂女性的坚韧、伟大、崇高道德，底色是迎合男权视角的百忍成夫。她歌颂一类女性，不管受了怎样的凌辱，承受了怎样的不幸和不公，最终用圣母般的情怀完成了白莲花式的救赎。她主动创造出一批这样的女性，歌颂其美好，而对其悲剧的根源，严歌苓是鲜有反省意识的。

有一段采访，严歌苓自述她的女性意识——

记者：感觉你对笔下的女主人公，她们在丈夫面前这样伏低做小，对她们充满了怜爱和同情，但同时并没有反过来对男主人公刻薄，对他们也抱有很大的理解和同情。

严歌苓：这才是真正的女性主义，因为你相信你比他更坚韧，生命力要更强。不要看男人的爆发力很强大，但是女人总是持续到最后的，而且寿命也比男人长。从生理上来讲，现在看看活下来的老太太，特别特别多，东京也是，很多老太太，平均寿命最高的，日本现在88岁。所以从生命力上来看，（女性）确实是很强的，那么给一点又怎么样？对吧，就根本不跟你一般见识，不跟你计较的嘛，这是我的女性主义。过去人家说我是女性主义我不承认，现在我发现我很女性主义，因为我把女性主义藏在这样的一个企图心里边，本来我就比你高了一截。所以我在《扶桑》里面说的：扶桑跪着，却宽容了站着的人们。

跪着的人，宽容站着的人，严歌苓说这是女性主义。言下之意，她不认为她们应该先站起来反抗。而在另一段采访里——

澎湃新闻：我看扶桑，觉得她特别憋屈，有那么种逆来顺受。

严歌苓：你觉得甘地逆来顺受吗？他的不合作和扶桑的不反抗是一样的。你永远打不倒一个不反抗的人。古往今来，其实“强奸”这个词语背负了许多人们强加给它的沉重的意义，其中包含着歧视。相比而言，这个词语带来的伤害可能更甚。扶桑她是对事不对人的。包括那次被强奸，扶桑其实是没有概念的。扶桑接受的是事而不是人，对她而言也只是一次不太寻常的邂逅罢了，她把强奸她的人的扣子咬下来，也并没有觉得怎样。

这段话看了毛骨悚然。把女性遭遇强奸时的不反抗（现实中，大部分是无力反抗），通过艺术创作，美化成甘地式的道德标杆。“一次不太寻常的邂逅罢了”。这是我读过的对强奸最诗意的描述。这究竟是女性主义，还是女奴主义呢？

对于严歌苓价值观的辨析是困难的，我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道德大国，崇尚牺牲、崇尚伟岸。严歌苓也写女性的思考、女性的胜利、女性的美，但在宏大道德叙事的包裹下，她表达的美，也许不是天然的美，而是把被拐卖的女人评为“最美乡村女教师”的那种美。那正是我们应当痛苦辨析、从集体意识里剥除出去的恶毒。

最后，用严歌苓自述的一段话来结尾，或许有助于理解为什么那一代中国男导演都青睐于她。精神内核的相通，使得严歌苓成为中国人共有的一座精神牌坊。

“我一直说要审丑，有力量的审美有时是痛楚的，但这才能达到最大的审美快感。譬如缠小脚，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丑陋的东西，我不觉得，它是一个文化中有特征的东西。像流行歌曲那样甜美的、一般意义上的美我也能给你，但那不是我喜欢和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