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金基德一定是一个内向闷骚的人，他的电影都是某一瞬间的脑洞大开，然后根据剧作法扩展成一部电影。

2、导演应该因势利导，扬长避短，金基德好像在探讨自己并不擅长的陌生命题，远离了自己最拿手的现实奇幻题材。

3、这个女人让我想起她，贤妻良母型，长得不算很漂亮，但是充满那种踏实的模样。想跟她一起去广州夜市。

4、我很懂那些垃圾，你妥协越多，他们越得寸进尺。并不是只有国家才会遇到独裁者，家人、情人、朋友之间也有独裁者。你要放弃从他身上获得的甜蜜感。

越忍就越被奴役，只能接受别人施舍，慢慢被豢养，这真的很恐怖。

突然说起英语真得很搞笑。

没来由的愤怒是最可怕的。

里面这个永恒的角色，让人产生困惑的角色，代表着每个队员的心魔。恶毒的客人，金主Z，修车厂老板，哥哥，老赖，收债打手，心有愧疚的战友。

金基德所有的电影里的救赎都有宗教的影子。

空灵低声的配乐，现实光的调色，金基德今年电影靠这些来看起来充满禅意的环境。

读书笔记：

金永敏在片中一人分饰八角，金基德称除了出于制作条件上的考虑，也是想利用这个做法可能导致的角色混淆，深化“我是谁”的疑问，并通过这部电影提出“我正在以哪个角色活着”的自白。

该片用一场荒唐的杀人，一段荒诞的拷问，

将社会底层的人们，无法逃离的泥淖描绘出来。大量的粗口、暴力镜头，让影片显得极其愤怒。但这种愤怒中，却不是熊熊燃烧的抗争之火，而是“冷火”，它随时都会消亡。影片探讨了权力与暴力之间的关系，但最终的结果是让人失望的。该片是金基德的一次“懦夫”的坦白，在权力和暴力之间，根本不存在用暴力翻盘的可能性。影片最后都没有解释高中女生为何而死，这代表了来自权力和暴力的折磨，是无解的，无止境的。

面对是否有罪时，当抓来的人越高层，认为自己无罪，只是服从命令的说法也就越频繁越坦然。

金基德在极端拷问人性的路上越走越远了，挺无聊的。

导演精心设计的“八个吴贤”的存在。一个叫吴贤的人分饰八角，他是最开始被复仇组织施暴的凶手，也是和复仇组织里每个成员息息相关的人。是虚荣爱面子的哥哥、是傲慢无礼的客人、是暴虐的男友、是凶狠好色的老板、是无良的好友...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吴贤，而吴贤又是每个人。就像每个人是施暴者，而每个人其实也都是受害者。

金基德的社会学模型以及社会角色倒置实验，少许的暴力奇观杂夹着存在主义哲学视角倾泻而下，较为简约写实的影像风格依旧保持着本身的影像水准，只是却少了些许新意与惊喜。

各种Cos服装的变化本身就是战后韩国历史进程的隐喻。

一个人分式多个角色，表达出，无论职位高低，阶层高低，其实都一样，所谓的更好的生活，是建立在牺牲某人的基础上，组织头目以为能救赎世界，拷问到最后一名时，猛然醒来，自己也跟他们一样，用罪恶惩罚罪恶，而这个组织却由受压迫的底层组成，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女成员回家被男友家暴，收到生活费和买包的钱，一下子变得温顺，留美弟弟回国，高不成低不就，自己认识到自己犹如蛀虫，哥哥很铁不成钢，对他打骂，弟弟再愤怒，也还是不敢独自出去生活，演技最差的修理工，老板因工作不满对其打骂，猥亵他的女友，他出了背着老板用汽车零件交换假货和骂老板，就默默忍受，还有被诈骗而被迫和母亲住在废墟上的，还有被伤自尊的服务生，还有因支付老婆医疗费还不起债的，这些人仅仅对上层人用暴力发泄不满，脱下戏服，依然觉得多点忍耐，一定会等到正义，总比北朝鲜的日子好过吧！多么熟悉的话语，懦弱之人的心声啊！

这部片子让人绝望，中层，底层都还有良知，都希望有更美好的生活，哪怕牺牲些良知，只管服从，而走到上层的人，再晋升中做了太多伪善的事情，已经觉得只要他自己觉得对的，都可以做一定的牺牲。懦弱的中层和底层，在心里学中，就是典型的共依存比较严重的人，往往上套，悲剧就在封闭的环境里重复。

这种悲剧造成的原因，因该拷问国家，社会，家庭，哪里出了问题。前段时间在头条上，看到一位父亲，抱着儿子跳楼，跳楼前，无辜的儿子还在玩手机，将跳之时，儿子紧紧搂住父亲......太痛心了，这样的悲剧却还在不断上演，希望我们能多去看这位父亲，从小到大，怎么塑造成这样的性格，多些人文关怀，少些指责，我们都有错。

个人英雄主义的复仇行为，强加到底层弱势群体中以此达成苦难共情并合谋维护广泛的空间正义。在绝对权利面前，从属的每个执行者，都不过是政治体系的建构材料，国家机器阴影的一部分，无原则地靠依附政治意志而生存，供随时调取，或随意割弃，而这其中衍生的道德谴责和痛苦只由个体自行承担。

影片在乌托邦式的暴力中，责问生存，试探受难者在苦难的挣扎与不断施压中，所能激活的最大有效的反抗行为和精神能动性。即便这行为仍然苍白无力，让参与者都陷入质疑，发生内讧，开始本能地顺服苦难，不公，听天由命。就像片中为自己殉道的主角，他从一开始就拒绝了怜悯和妥协，否认了宽恕，就像那段令人胆寒又不得不直面生存本身的那段话：人的软弱也是种罪，就像是罪有应得，因为从一开始就不想摆脱这种生活，他们只想等一个机会，如果他们爬到高层的位置，他们也会充当施压者。

人活着，无疑是一种悲哀，在一潭死水般的泥鳅里，放进一条蛇头鱼，泥鳅们就会挣扎起来，为了生存，它们反而变得强壮，更适应于环境。尽管他被另一个疯狂的施暴者打死在石头上时，他依然还是没有摆脱受难者的形象。

但是，我仍记得那个个人英雄主义的暴力者，执行者，他只做了属于他能做的那部分，尽管微弱，但那才是他的角色。

《一对一》是金基德自我剖析和反省，对这个世界跟自我的探索的反馈，对《阿里郎》《春夏秋冬又一春》不同方面的再次表达。

一个叫吴贤的一人分饰八角，是高利贷者、是暴虐的男友、是领命的杀手、是跋扈的顾客、是入定的僧人……每个人都是吴贤，吴贤又是每个人，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的施害者，也是受害者。凶杀案的原因至此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电影里面七位组织成员，跟七位复仇的对象构成了一对一，这个组织由受压迫的底层组成，女成员回家被男友家暴，收到生活费和买包的钱，一下子变得温顺；留美弟弟回国高不成低不就，自己认识到自己犹如蛀虫，哥哥恨铁不成钢对他打骂，弟弟再愤怒也还是不敢独自出去生活；修理工老板因工作不满对其打骂，猥亵他的女友，他除了用老板汽车零件交换假货和骂老板，只能默默忍受，还有被诈骗而被迫和母亲住在废墟上的，还有被伤自尊的服务生，还有因支付老婆医疗费还不起债的，这些人仅仅对上层人用暴力发泄不满，脱下戏服，依然觉得多点忍耐，一定会等到正义，总比北朝鲜的日子好过吧！多么熟悉的话语。里面的一句台词印象很深：“我们之所以忍耐就是不想变成他们那样的人”。 上位的路注定不是干净的。而里面的施暴者有圆滑懦弱设法逃脱的，有因为良心不安而愧疚自杀的，有坚定不屈认为自己正确的……人是多面性的，纷繁的世界又怎么定义对还是错。

复仇头目在最后可以复仇的情况下又放弃了，他理解即便是革命成功无非也是现实的重复。世界就像莫比乌斯那样不停的循环。由于人的属性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上永远是少数人占据更大的资源，永远是少部分人奴役大部分人，群众也永远都是愚蠢和容易被煽动的。任何对美好的幻想最后只能是乌托邦。即便认识到人类的局限性金基德骨子里却一直不想放弃对正义的追求，即便无果。这也是组织头目试图放下一切寻求出世，最后的嘶吼是对世界深深的绝望的原因。革命吞噬革命，在山上一动不动的被开始的服装和工具打死，死不瞑目的注视着地狱般的世界。

金基德比较特殊的经历也造成了如此全面深刻的理解，他把这个世界看的很透彻却和主流格格不入，用电影来表达和对抗。

里面泥鳅跟黑鱼的寓言很有意思。

复仇组织的每套服装反映了韩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各个阶段。

1、即使是暴力的過程，馬東錫還是演繹了一個從理想性走向現實性人物的過程，他最終創造了一個理論來安撫自己的絕望，以遮蓋自己精神的喪失。

2、故事一開始女孩遇害，觀眾都想問為什麼？這也是故事人物所尋求的，但是，導演從頭至尾隱蔽了行凶的理由和動機，這是精心的設計。回頭問，為什麼這個烏合之眾聚集的組織要對人施暴？即使有成千上萬個理由，也無損於施暴的事實。電影開頭揭示了一個窮凶極惡的邪惡軸心，然後用對照組讓我們觀看其形成的過程。

3、電影分化了三種人：受暴者、施暴者、旁觀者。故事終端，這三者混成一體，成為一個沒有臉孔的恐怖分子。

4、把自己當做非人的機器，以「我只是做好工作」為理由殺人，在西方社會更被熟知，是從漢娜鄂蘭提出平庸的邪惡開始：

審判中艾希曼說：「我無罪。我不是那個被打造出來的禽獸，我是謬誤的犧牲品。」是的，艾希曼只是服從啊，服從難道不是美德？他，不屬於統治階層，受罰的應該是領導階層。

5、創造啟示永遠比給予教訓還要好，這是劇本在臺詞撰寫上過於直白而失誤的地方。更大的失誤，在於電影給了我們警告，但沒有給我們願景，因為，他們當中沒有人具備對生命的愛。

6、昨天，臺灣新聞一如往常的播報社會凶殺事件，播報者以正義魔人的姿態登高一呼，用「輕判」、「凶手冷眼旁觀」、「悠哉的抽著菸」……等情緒高漲的詞彙來渲染情節，企圖挑動起輿論，控訴刑罰過輕。我想到2012年留學生在東京殺人，最後卻在名古屋參加AKE48偶像活動中被捕，媒體24小時反覆宣傳殺人後不可思議的鎮定行徑與娛樂的心理，多數民眾對此激憤不已，恨不得手刃這個魔鬼，或文明的說，判惡徒以極刑。金基德的電影並非「杜撰」恐怖情節，故事最後的提問「我是誰」，把你屏除於旁觀者之席。

7、佛洛姆，人類新希望，2希望，三信念：

信念不是脆弱形式的相信或知識；不是對這個或者對那個事物的相信，信念乃是對尚未證明事物之信心，是對於真實的可能性之認識，是對於孕育中事物之察覺。當信念指的是真實而尚未誕生的事物，那麼這個信念就是合於理性的，它是置基於知識與了解的能力上，這種能力穿越了表層而看入核心。信念，和希望一樣，並不是對未來之預斷，而是看到「現在是依種孕育狀態」。 「信念是確定的」，這句話需加以解說。就真真實實有可能性而言，它是確定的，但若以毫無疑問的確斷而言，它則是不確定的。……這乃是信念的困思之處：它是對於不確定者之確定。就人的所見與了解而言，它是確定的；就事實最後的結果而言，它是不確定的。在科學上可以預斷的事物，我們無須信念，對於不可能的事物，我們也無須信念。信念乃是基於我們的生活經驗，基於我們改造自己的經驗。對於他人的改變之能夠具有信念，乃是由於「我能夠改變」這種經驗的結果。 在理性的與非理性的信念之間有著重要的不同。理性的信念是一個人內在的思想或情感之積極主動的行為結果，而非理性的信念則是對外在所給予的某種事物之曲從——不論外在所給予的事物真或不真，一律當作真來接受。一切非理性的信念，不論信仰的對象是一個偶像，一個領袖，一個空洞觀念，其本質的因素都相同：它是消極性的。……在人類的關係中，對另一個人「有信念」，乃是意味對他的生命核心可以確定，也就是說，對於他基本態度的可靠信與不變性有信心。同樣，我們可以對我們自己有信念，並不是我們的意見不會改變，而是我們的生命基本指向、我們性格結構的母體不會變更。構成這種信念的條件，乃是我們自我的經驗，是我們是否有能力正確的說「我」，是我們自己對自己的認同。

8、佛洛姆，人類新希望，4人性是什麼意義，3方向座標與奉獻座標之需求：

人，只要在他還沒有達到他的進化中的較高形式，就需要領導者。並且實際上十分渴切去相信那些虛幻故事，以證明他們的國王、神、父親、君主、教士等等的合法性。這一種對領導者的需要，即使在我們今日最為啟明的社會依然存在。即使向美國或蘇聯這樣的國家，關於每個人的生死的決定，還是放在少數的領導者手裡，或某一個人的手裡，他以政體所給予的正式委任而行動——不論政體為「民主的」或「社會主義的」。人為了求得他們的安全，而愛著他們的依賴狀態，特別是，如果在物質生活上讓他們相當舒適，並且能夠讓他們相信洗腦是「教育」，而屈服是「自由」。 ……人在對於一個優越的權威關係中，找到情感的締結，而對於那優越的權威，它是盲目服從的。由於仍舊同自然、同母親（如大地）或父親（如宗教）締結在一起，人確實感覺到在世界中如在家室，為了這個安全感，他卻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包括屈服、依賴，並阻斷理性與愛的能力充分的發展。當他應當變為成人之際，他卻停留在兒童階段。

“在只有泥鳅的鱼缸里，泥鳅不会活很久，如果放进一条蛇头鱼，泥鳅会为了生存而拼命逃，反而变得更健康，活得更久”

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泥鳅们，当他们真的主宰了命运，却什么也不敢做，相互攻击起来。 这是人性中的奴性。

其实，这不也就是我们？一会儿扮演拼命生存的泥鳅，一会儿又扮演追逐泥鳅的蛇头鱼。而在争夺生存权利的舞台上，善良，只会让你很可悲。

金基德导演，马东锡出演了带头大哥的角色！虽然把这世界看得很明白，却因为太明白，不被这个世界所接受。

剧尾，面对着这个没法理解的每个人都没有错的世界，面对着这些没勇气抗争的可悲的伙伴，佛祖般悲悯人生，失声痛哭！ 第一次看到马东锡如此精湛的演技，精彩！

最后，惨死在山顶，死不瞑目地俯视着地狱般的世界。这是太过另类的电影，这是太过真实的电影，心理承受能力差或年轻人就不要看了。

世界上有那么些导演一直坚持用同一种风格来执导电影，十数年或者数十年如一日，随便掰指头数数，西方有埃里克·侯麦、佩德罗·阿尔莫多瓦、科恩兄弟，东方则有山田洋次、王家卫、金基德等等。「风格如一」有时候像把双刃剑，处理得好，那叫开宗立派、建立风格，比如侯麦、布列松。若是处理得不好，那叫江郎才尽、令人生厌，比如蒂姆·波顿。

「好」与「不好」不在于他们的执著和倔强，而是在追求同一样东西的时候是否能呈现出不同的变化，或者说有没有在不断地认识自我中取得进步。按照这样的标准，金基德算不算伟大的导演或许尚不能盖棺论定，但至少是个「好」导演、是个有追求的导演。

2011年的那部自导自演的纪录片《阿里郎》可以看作是其导演生涯的分水岭。在此之前，金基德在欧洲三大电影节频频获奖，但在韩国国内却遭受冷遇，作品也被冠以「粗糙晦涩」之名，颇有点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意思。然而随着创作灵感的逐渐枯竭、弟子的离去、以及片场的一次意外（忘了喊卡而差点让一名女演员丧命），终于使他选择去江原道过起了离群索居的「原始生活」，用三年时间反思自己的人生和创作，并拍下这段心灵旅程，剪辑成了《阿里郎》。

在此之后，金基德仿佛换了一个人，从原来的孤傲怪异转变为平易近人，甚至还参加了韩国的综艺节目。而其接下来的作品《圣殇》和《莫比乌斯》虽然表现着禁忌关系、充斥着血腥镜头，但却不再那么晦涩难懂，展现出某种蜕变。不过尽管如此，金基德电影的内核依然未变——始终关注着社会边缘人物和复杂的人性，用残酷和写实风格直指人们的精神困境与罪恶欲念。

2014年的《一对一》亦不外如是。很多观众评价此片莫名其妙、不知所云，事实上它的基本情节还是十分清晰的，一位女高中生被害，女孩的家人马海兵召集了六个社会底层人物组成了七人暴力团体，对参与杀害女孩的七个凶手依次进行惩罚。之所以某些观众会觉得看不明白，个人认为可能主要在于以下两点：

其一，背景交代不清、故事性不强。影片对于女孩如何被害、为什么被害、为什么会涉及国家高层人物完全没有提及，而且通篇几乎就是挨个抓捕和拷问的过程；其二，内容无序、人物混乱。导演在抓捕凶手之余不断穿插暴力团体成员的个人状况，同时让演员金永敏一人分饰八个角色，也难怪会令人一头雾水。

然而金基德仅仅是要讲述一个关于「复仇」的故事吗？非也！如果将「女孩」、「凶手」、「马海兵」、「暴力团体」等角色都符号化之后，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真实、残酷、绝望的社会图景。诚如他总结自己风格时所言：「不要太专注于叙事，而是抛出事件，让观众拼接、思考，像解密一样将细枝末节联系起来，从而得出一个惊人结论，而非拘泥于情节。」在《一对一》里，金基德着实在用凄怆悲悯的情怀来慨叹对自己国家的憎恶与爱恋。《诗经》中的《王风·黍离》有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句话恰能代表老金的心情，只有用心去看，真正理解他和这部电影，才能懂得他的惆怅。

金基德擅长描摹社会边缘人物，解剖他们的精神困境和自我挣扎。本片中七人暴力团体的成员便是社会边缘人物的典型代表，其中有受尽顾客傲慢态度的餐厅服务员、被占有欲极强的男人折磨的女人、归国后无所事事又被亲人奚落的留学生、被好友骗得倾家荡产而只能住在废墟上的流浪汉、为给老婆看病而欠下巨额高利贷的可怜丈夫、整天被老板呼来喝去的汽车维修工，而暴力团体的首领马海兵虽然曾是海军的军官，但现在却只是个亲人被害、无处伸冤的普通人。

这帮人生活得毫无尊严，犹如行尸走肉。在马海兵的召集下，他们得知能够抓恶人打贪官，于是欣然参与。可是由于毕竟没有切身利害冲突，在他们的心里恐怕是发泄不满、报复社会的情绪更多一些，这与马海兵从骨子里痛恨权贵、下手毫不留情、做事做到根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因此，当马海兵用酷刑折磨凶手，甚至枪杀了其中一个将军后，其余六人大多表示要退出团体，除了那个把马海兵当神般崇拜的餐厅服务员。

我们可以看到，这六个人退出团体的决心是和他们内心的绝望程度成正比的，不到万不得已或者说只要还能生存下去，谁原意与国家机器为敌？杀人可是要偿命的！如果说这六个人的妥协是不自觉的，是受制于社会制度与法律威慑的，那么马海兵的妥协则是自觉的。

作为被害者的亲人，为什么反而放过了最后那个高官呢？是因为马海兵在对七个凶手的拷问过程中陷入了越来越绝望的境地。这七个人的身份地位从低到高，从实施者到策划者，当马海兵询问他们是否后悔时，得到的却是几乎同样的回答，不是「根据上头的吩咐做事」就是「为了活着而这么做」，没有一个表现出悔意。直到面对高官，马海兵终于意识到若是自己也处于那个位置和立场，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人哪有好坏之分，每个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动物，为了生存、为了活着，都会去做违背灵魂的事情，而他自己用暴力手段对付凶手，和他们用暴力手段对付女孩也没有什么差别。面对这样的社会运行机理、面对这样的人性本质，马海兵彻底绝望了。

让我们再来看看一人分饰八个角色的金永敏。这八个角色分别是：职位最低的凶手（吴贤）、对服务员态度傲慢的顾客、占有欲极强的男人、留学生的哥哥、让好友倾家荡产的骗子、上门讨高利贷的打手、汽车维修店的老板、以及马海兵做军官时的下属。金基德为什么要如此安排？是演员人手不够？还是想让脸盲症的观众痛苦不堪？我觉得他这么设定的目的只有一个，用一种荒诞的手法来告诉观众，这个人不是特定的角色，这样的一个恶人，可以是你、可以是我、可以是芸芸众生中的任何一个人。

影片的末尾，马海兵看破一切、遁入空门。而吴贤作为第一个被抓捕逼供的凶手，释放后始终暗中观察着七人暴力团体的所作所为，最终带着悔恨和憎恶杀死了被马海兵放过的高官，随后又化身为手持狼牙棒的蒙面人打死了已成僧人的马海兵，完成了憎恨与复仇的循环交替。便如四季更迭，仇恨也是如此，旧恨未了，新仇已至，周而复始，永无止尽。

可以说《一对一》是金基德最为黑暗的一部电影，弥漫着刻骨的无奈和绝望，是以梦呓般的笔画勾勒出的一幅虽粗砺却精彩的现实素描，甚至没用其最偏爱的宗教情结去提供一丁点儿怜悯和救赎，无论你看懂还是没看懂，就那么摆在那儿，任观众自己去审视反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