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最后一组镜头，才感到这部影片是在反讽，连影片的题目也是如此。后半段打破正常叙事期待的转折，意外地否定了三位主角先前建立的良好形象，从而揭露出人性中自私的本质。同时，导演想必在摄影机后偷着乐，把讽刺的矛头顺便转向了被牵着鼻子走的观众：你们在画面上看到的并非事实啊！这样的实验手法相比起前作《魔力，魔力》有过之而无不及。影片前半段自然平实的叙述方式把握得相当到位，手提摄影的风格功不可没。不过，依然拿种族问题作为转折的导火线，则有点落入俗套的意味。

塞巴斯蒂安·席尔瓦编导的《坏宝贝》（又译《丑恶宝贝》2015），能荣获柏林电影节泰迪奖，决非浪得虚名。把两件完全不搭界的事，生硬活剥地搅和在一起，看似混乱不按常理出牌，却显现了导演的良苦用心。

想怀孕的单身女人宝丽，告诉弗雷迪，说他的精子数量不够，胚胎做不成，能否请小莫帮忙。黑人小莫，乃弗雷迪的“妻子”。这对“同志”，为了宝丽也算是拼了。但小莫就是不给力，找不到打“飞机”的状态。出演这个弗雷迪的演员，酷似阿根廷驰骋NBA的“妖刀”吉诺比利，或是同样来自南美的缘故。

弗雷迪这段时间专心于排演戏剧《丑恶宝贝》，跟小莫和女摄影师温迪一起，倒地扮演各种婴儿“丑态”。都与婴儿有关，弗雷迪却不敢提婴儿宝贝这事，5次捐献都没卵用，心情真是糟糕透顶。可宝丽求子迫切，说等下一个排卵期一到，小莫就准备好一盘新鲜猛“料”。

弗雷迪来自于智利，生活在纽约，并没有拿到居留权。小莫倒是正经美国公民。说到这，这似乎就是一个单身女人，独自想生养个孩子，一对男“同志”热心帮忙的事。顶多也就是附加点弗雷迪的戏剧艺术。

实际上，远非如此，影片却绑定了弗雷迪这对男“同志”的邻居。这些邻居的其中一个，被称为“主教”的黑人糟老头，脾气暴躁，爱多管闲事。见他们一次骂一次。一看到弗雷迪他们就冒火，动辄用“基友”、“舔菊”等恶语相向。

弗雷迪他们则是能避就避，免得与他发生正面的冲突。问题是，越躲，他越猖狂。无奈，弗雷迪也偷偷向他生活的地下室扔过“臭气弹”。此事一出，正如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教主”就是紧盯着弗雷迪不放。

这夜，“教主”拿着铁钩要对弗雷迪行凶。反击之时，“教主”受伤。弗雷迪返到家想拿东西出来给他包扎，没想到这家伙闯入他家，要致他于死地，最终酿成悲剧。弗雷迪忍无可忍，狠狠地用毛巾捂死了他。

宝丽、小莫他们返回来后，大惊失色，不知如何时处理。在和善的老邻居帮助下，草草运到野外火葬了这位“教主”。也正是这一天，宝丽告诉小莫，他所供的“精子”，终让她怀上了“坏宝贝”。好事多磨，这次终于大功告成，却被另一件惨剧生生地搅拌。正应了老子说的“祸福相倚”。

我所思考的是，为何这部反常态的电影，要把两件完全拎不清的事死拉硬拽在一起。其实，这正说明现实生活的无常与一反常态。往往不相关的两件事，在某种习惯作用力下，会在一个偶合的时间相交。如同法国电影《天使爱美丽》（2）中，一连串不相连的事，偏偏会“打断骨头连着筋”。

颠覆传统叙事之余，其实，这反应了电影直面现实的态度。现实中，一个偶发事件，打乱了另一个按部就班的事，可谓比比皆是。如同苏联时期，勃列日涅夫在位18年，根本就不重视培养接班人，以为自己能长命百岁。结果他一死，“苏共”就乱了套，不足五年，上来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这两个老病号，先后去世，直到戈尔巴乔夫接替后才算稳定了一段时期。当然，也只是昙花一现，结果给苏联敲响了最后的丧钟。一陈不变的旧制，没有自我更新，如同老牛拉破车，到最后就注定轱辘架子一齐散。

同理，《坏宝贝》中，弗雷迪是“同志”，“教主”的习惯定式，加上个性躁狂，让他对“同志”恨之入骨。加之弗雷迪是一个外来者，没拿到居留权，他欺负一下，知道弗雷迪也不敢报警，于是他心性的鄙陋，一点点地爆发，终而引发不可挽回的恶果。

看似偶发，又不相关，其实隐含着某种必然相连的因子。自然让弗雷迪、小莫和宝丽一头雾水，不知如何应对。如果他们对这位“教主”，一开始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意识到了严重性，赶紧搬离，命途或会改观，也不至于落下这个心理病根。

噩梦醒来是早晨。影片最后，三人一起出来，看人的眼光都是怪异的。只有看到一个黑人女性推着婴儿车，他们由下楼时的不安，立马才变得轻松下来。可看到小孩手中拿着的铁勺，立马又让弗雷迪想起“教主”昨晚的铁钩。

乌云浮现。注定这一生总有阴影相随，即便他们不向警方报案，也无法祛除心中的痛。无可奈何花落去。好在宝丽肚里有了“坏宝贝”，总会给他们带来抚慰的佳期。

2015、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