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做的是把这部电影送到人们的手中，也不需要在意别人对于这部影片的评价。我们应该注重的是这部电影本身拥有的使命，我们想要和那些正在承受家庭暴力的人对话，以及那些有足够的同情心的人，或许他们看完影片会决定帮助身边某个正在面临类似遭遇的人。 ——菲利达·劳埃德

一位女性，要怎么样才能摆脱家暴带来的阴影？

影片《她自己》就是围绕这样一个问题而展开的。这部作品由知名导演菲利达·劳埃德执导，讲述了承受丈夫家庭暴力的女性桑德拉如何在一个群体的帮助下，建造起一幢全新的房子，并渐渐走出阴影，拥抱新的生活。

影片从一开始就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女人是如何战战兢兢地生活在一个喜怒无常的暴力丈夫的身边，而这样的家庭，也无疑给两个小女儿都留下了巨大的心理创伤。而在观影的过程中，观众们也能够深刻感受到这位好不容易逃离丈夫却面临着无家可归的窘境的女性内心的绝望与痛苦，而随着女主人公桑德拉感受到了来自他人的善意，观众们也开始逐渐理解到了“群体”的力量。

知名舞台剧《妈妈咪呀！》（Mamma Mia!，2008）导演菲利达·劳埃德与编剧兼女主演克莱尔·邓恩这一次选择了以低成本制作的方式进行了本片的创作。在直面家暴这一敏感话题的同时，他们将社会福利、住房问题、单亲家庭等等问题糅合到一起，描绘出了一个脆弱却又坚强的女性形象，更是为那些处于相似环境下的女性画出了一道亮丽的“彩虹”。

而当导演菲利达·劳埃德接受专访时，她表示，这是一部向承受家暴的女性传递自己心声的作品，她希望这些女性们可以意识到，或许新的希望就在前方。

作者 | 凯伦·M·皮特森

译者 | 菜菜

本文原载于We Live Entertainment。

世界闻名的戏剧导演菲利达·劳埃德（Phyllida Lloyd）凭借着她第一、第二部长片作品给影迷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2008年她创作了她的大银幕的首秀，这部根据她自己的世界知名的舞台剧《妈妈咪呀！》（Mamma Mia!）改编的同名电影，由奥斯卡影后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和好莱坞知名花旦阿曼达·塞弗里德（Amanda Seyfried）主演。当提到这部长盛不衰的，欢乐却又透着些古怪的电影，菲利达·劳埃德自己表示：“我很骄傲这部电影为大家带来了欢乐”，她补充道“并且一直持续地为大家带来欢乐。”

三年后，她与梅丽尔·斯特里普再一次合作，创作了《铁娘子：坚固柔情》（The Iron Lady，2011），这部并未真实展现撒切尔夫人生平的部作品却将梅丽尔·斯特里普这位身经百战的老练演员第三次送上了奥斯卡影后的宝座。她的第三部作品《她自己》（Herself，2020），在2020年圣丹斯电影节上首映，并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热烈的反响。

作为编剧之一的克莱尔·邓恩（Clare Dunne）亲自饰演女主人公桑德拉，一个为了摆脱家暴丈夫和过往生活阴影而决定自己为自己和两个女儿建造一个新家的女人。随着她在法院和救助机构中不断彷徨，她开始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建造一幢房子，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女人也逐渐开始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了内心的平静与新的归属。

笔者最近对导演菲利达·劳埃德进行了一次关于这部作品的专访，我们聊到了这部作品中有着出色表现的演员们，以及她所看到的电影行业中女性电影人的渐渐崛起所带来的变化。

Q：《她自己》真的是一部非常出色的电影。你能和我们聊聊你和克莱尔·邓恩，也就是这部作品的编剧兼女主演的合作过程吗？

A：克莱尔和我其实从2012年就开始合作了，包括哈丽特·瓦尔特（Harriet Walter），也就是影片中饰演佩姬的演员。我执导了一个全部由女性出演的莎士比亚舞台剧系列，而且将剧场装修成一座女子监狱。我们在伦敦，纽约都有过长达5年的演出。克莱尔和哈丽特那个时候就在这个系列中出演主要角色。事实上那个时候克莱尔和哈丽特一起饰演了夫妻，敌对的战士，甚至还有父子。所以她们合作起来亲密无间，非常融洽。

我从那时候起就知道克莱尔是一位令人惊艳的舞台演员，但是同时我也知道她不会想要去演电影。有一天她带着一部剧本来找我，那是她第一个自己创作的剧本。其实最开始她并不想自己来扮演女主人公桑德拉，她只是想让这个故事被拍出来。我们那时都一心一意这么想的。我们还去监狱进行采风，我们见了很多因为童年受到家庭暴力的影响导致最终走上犯罪道路的女人。然后克莱尔的一个朋友突然之间变成了流浪者，她的房东突然决定要卖房子，并且将她赶了出去，她当时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身边还带着三个孩子。

克莱尔也因此对她的家乡都柏林非常愤怒——那里根本没有社会福利房，对处于那样窘境下的女性也没有任何的援助——随后她坐下来开始写剧本，她甚至想象她的朋友因此走上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她后来将这个剧本给我看了，我看完后感叹，“天哪，我以前看过太多因为家暴而饱受摧残的女性的故事了，但是没有一个故事是像这个故事一样如此专注于女性本身的。”这个故事就好像是克莱尔为了让那些女性重新获得希望和可能性而写的。我想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觉得这部电影可以拯救生命或者改变世界，但是我觉得这部电影至少可以传达一种声音，尤其是给那些处于相似情况下的女性们，我们想告诉她们，“我们听得到你们的呼喊，我们看得到你们的处境，我们想告诉你们，你们会有办法逃离目前的处境，在世界上也的确有这样一个能够帮助到你们的群体存在，或许这个世界上有着比你们所想象的更多的可能性在等着你们。”

当然，这部影片也同样献给那些有着温馨和谐的家庭的幸运的女性们。但是克莱尔明白那些身处于困境的女性们，她通过自己写的故事直接向她们传递着自己的声音。

Q：这部作品同样展现一个人的善意可以为他人带去极强的冲击与积极的转变。你能就这方面和我们聊聊吗？

A：是的，当然这部电影并不是什么童话故事。桑德拉绝对是她自己命运的代言人，她为她自己和她的孩子们制定了计划。她要为自己和孩子们建造一个新家，为此她会付出一切。她会寻求帮助，她也的确获得了帮助，但是并不是从她去寻求帮助的对象那里得到的，而是从一个她自己都没有想到的身边的人身上得到的。这就反驳了影片中那个愤世嫉俗的建筑工人说得那句话，“没有人会无偿奉献些什么。”事实上，佩姬就是这么做得。

过去的这10个月把人们带入了一种极端的境地，但是在同时人们对彼此也做出了很多充满善意的无私奉献。这个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佩姬无私地将土地给桑德拉建造房屋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真实可信，就好像我们也开始不再对女性承受痛苦和暴力侵犯的情况视而不见了那样。

确实，这是一种出于善意的举动，但是人们为什么要帮助桑德拉？他们在其中又能得到什么？其实影片的核心是一个爱尔兰词，“Meitheal”，这个词的意思是当一群居民走到一起来帮助彼此，完成一项任务，比如帮助其中一人整修谷仓或者别的什么的时候，这一整个村子的人都会聚起来帮助他们。这可以说就是本片的核心，人的凝聚力。

Q：从各种方面来说，影片中每个角色我都很喜欢，你能和我们聊聊你是怎么找到饰演女儿的两位小演员的？当然还有其他演员们。

A：和克莱尔合作了这么多年后，我知道克莱尔的实力，我也知道在拍摄现场我要让那些在现场十分投入，演得停不下来的演员们围绕着她，和她一起合作。当然这是我的工作之一，同时，我还要在拍摄现场将太夸张或者不真实的表现剔除掉。其实这并不是很容易，有一些现场的演员其实并不是专业演员，更不用说现场还有孩子们。

我先是从哈丽特·瓦尔特和康勒斯·希尔（Conleth Hill）开始入手的，我很熟悉他们两人的作品，我知道在拍摄现场他们两个人仅仅是站在那里就已经可以和克莱尔旗鼓相当，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可以现场发挥的演员，他们会根据孩子的情况现场发挥。

寻找饰演女儿的两个小演员耗费了我很长的时间。最终我和克莱尔一起去了一个有很多孩子的活动，并看到了那两个孩子，我们几乎立刻就喜欢上了这两个孩子。年纪大一点的孩子，露比·罗斯·奥哈拉（Ruby Rose [O’Hara]），她从来没有在电影中演出过，她可能再也不会出演了，因为当她听到这个故事后，现在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律师。她想要去帮助那些女性摆脱困境。他们真的都是很棒的孩子。她们也都非常成熟，知道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中。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都非常善于倾听。

以及那群形形色色的人，来帮助桑德拉一同建造房子的那群人，他们有的是俄罗斯人，有的是巴西人，还有的从喀麦隆来，我们在拍摄的那段时间一直在一起，在那段短暂的时光里，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很像电影里呈现出来的那种感觉。其实拍摄这部电影真的就和帮助桑德拉建房子的感觉很像。大家都共同努力去完成同一件事情。

Q：特别是今年，今年出现了很多由女性导演执导，由女性电影人参与的电影。你对这几年电影行业的变化有些什么样的看法？你觉得对于女性来说电影行业还有更多的机会吗？

A：我必须要说，看到今年圣诞节期间发布的由女性电影人主导完成的电影的数量统计，我是非常吃惊和高兴的。我很高兴看到有这么女性导演出现。而且这样的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独立电影市场，或者低成本电影市场。在我看来，女性电影人终于有机会去做更多类型的电影了。我是有意想要拍摄低成本电影的，但是对于一些想要尝试其他方向的女性导演来说，她们如今也获得了更多的机会，这是很棒的一件事。

当然，电影行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些人说只有3%的电影是由女性作曲的，这简直是个丑闻。我想改变确实是在发生，但是电影行业如果想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除非整个世界都发生了改变。在德国，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德国总理）已经立法规定，要求企业董事会必须至少有30%或40%的女性成员。其实这个听起来还远远不够，在挪威之类的国家，其实应该要立法规定接近50%的比例才对。但是在那发生之前，世界依旧是不公正的。

当然，对于其他电影部门，尤其是那些处于幕后的部门来说，依旧也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摄影部门和声音部门。但是我对整体的情况还是和乐观和兴奋的，而且现在已经有女性出现在这些部门中。过去每年我们可能会听说有一部女性执导的电影成为人们热议的对象或成为有力的竞争者，但是今年，天啦，有很多女性执导的佳作出现！这太棒了！

Q：作为一位给女性电影人和观众带来很多启示的人，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A：前阵子有人问我，“成功看起来是什么样的？”我的回答差不多是：“我觉得成功是当一些你曾经合作过的年轻人，或者是你曾经指导过的年轻人们真的做成了某件事情的时候。”

我今天早上和我的朋友库什·珍宝（Cush Jumbo）见了面——当然不是面对面啦，我们在zoom上见面。我和她的友情是从剧团开始的。我们在纽约做了一个关于约瑟芬·贝克（Josephine Baker，爵士名伶）的剧，再之后库什就成为了影视剧明星。

要是克莱尔的成功，如果她能通过这部作品获得成功，那这将是世界上最棒的事情了。我就像是她的家长。我真的非常高兴能够看到这一代的女性，就是在过去十年中一直与我合作的这些30岁左右的女性，他们看起来比我那代人活得更轻松。她们都觉得自己的地位更高了，她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并不仅仅只是成为演员，她们还可以选择成为编剧、制片人。她们已经到了能个抵御来自社交网络的压力的年纪，这是令人十分欣慰的。但是在同时我又有些担心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太过依赖社交媒体了。

Q：当你要准备拍摄一部电影时，你会因为观众的期待而感受到压力吗？

A：当然会，因为你希望你的电影可以为你发声。这次疫情以来的种种以及这部电影的制作对我来说真的是挺有意思的经历，因为我们是从一月开拍的。当时我的想法是，“天啦，我们把这个片子卖给亚马逊了，而且他们还愿意让我们的电影上映90天。”这是最棒的事情了，我们有三个月的上映期，这是每个电影导演都渴望获得的，他们的作品可以在大银幕上被呈现。我的作品是关于集体的，所以人们需要以一个群体聚集的方式来观看这部电影。

但是突然之间疫情来了，全世界都进入了封锁的状态。我就不禁开始想到那些封锁期间还在承受家暴的人们，我觉得我应该放下我的虚荣，放下大银幕的梦想。我们应该做的是把这部电影送到人们的手中，也不需要在意别人对于这部影片的评价。我们应该注重的是这部电影本身拥有的使命，我们想要和那些正在承受家庭暴力的人对话，以及那些有足够的同情心的人，或许他们看完影片会决定帮助身边某个正在面临类似遭遇的人。你知道的，你或许在自己公寓的楼梯上见过自己楼上的邻居，他们可能看起来承受了暴力的袭击。如果你看完这部电影，你会认真思考然后上楼去敲开她家的门吗？

最终我们选择让这部电影在圣丹斯电影节上进行展映，我们希望在展映结束的时候或许会有女性观众站起来说“这就是我的故事，我就是茉莉和爱玛（译者注：影片中的两位小女儿）；我就是桑德拉。”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们必须要将这个信息传递出去，这就是我们的使命。这已经超出了我的职业范畴，这并不仅仅关乎我的职业，这关乎社会变革。我总是在工作，而且我也尝试过将女性的故事和女性的声音放大，这是从《妈妈咪呀！》就开始的。我总是想要创作出扣人心弦的娱乐作品，我不想让人们感到厌倦，我希望他们被我的作品所吸引。这不是一次说教，我们希望让观众沉浸到故事中，产生共情。

Q：对于没有这种经历但是看过《她自己》这部影片的哪些观众们，你希望他们能在这之中获得些什么？

A：我希望他们能够开始思索，自己是否可以像影片中那些伸出援手的人们那样想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我希望他们可以扪心自问，自己是否可以做一个更好邻居？自己能不能享受这种关心他人，为他人伸出援手的状态？因为这种状态是很棒的，就像这部影片展现的那样，并不仅仅是出于仁慈你才这么做，而是成为一个集体的一部分这件事本身就是很棒的。

就在2021年1月20日，《家庭教育法草案》也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草案提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实施家庭教育的过程中，不得对未成年人有性别、身体状况等歧视，不得有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不得胁迫、引诱、教唆、纵容、利用未成年人从事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活动。

我们要向任何形式的、对于任何人实施的家庭暴力行为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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