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这部剧评分着实惊讶，已经看过两遍《活着》，心想这部剧应该是对原著的高度还原吧！

看完后还是有些失望，剧情和原著出入还是较大。比如福贵和凤霞花鼓灯情节，凤霞和有庆体育老师恋爱情节，用觉得有些多余，失去了原著的味道。阳光太多了些

我读《活着》并没有哭，但经常感到胸闷。原著的故事是十分悲惨的，但却显出坚韧顽强。所谓活着只是为了活着。那段时间总是有些抑郁悲观，读完原著竟觉得自己的事都是小事了。

大概翻拍总是很难满足原著粉吧

余华的这部小说《活着》，该变成了电影和电视剧，通过视觉的表达，对小说的本质凸现的比较鲜明。
开始的时候，是看得电影版本的，由葛优和巩俐主演的，记得那是在大学的时候，看得是一塌糊涂，心里好一阵的翻腾。后来，工作啦，又和同事一起看了电视剧版本的，《福贵》，这里面的人物演得都很真实，很投入。
不去看什么影视的艺术，只对人生有些感慨。
福贵，曾经的少爷，后来娶了家珍，虽然家境中落，变得一贫如洗，但是她却不离不弃，有妻如此，夫复何求！看看现在的爱情，那怎么相比？
他们的一辈子，真正的可以用苦来形容。
家珍有一句话对福贵“下辈子我还要嫁给你，给你生两个孩子”，那种情景之下，怎能不感动！

活着，还要有饭吃——评电视连续剧《福贵》 “你好，吃饭了吗？”“你吃了没有？”这种传统的中国式问候语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财富的不断增长，不经意间已远离了我们的生活。因此，绝大部分国人以为吃饭的话题无须挂在嘴边。然而，看了根据余华小说《活着》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福贵》，你才会觉得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吃饭的问题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翻开中国历史，老百姓吃得上饱饭的日子有几多？老百姓吃不上饱饭的日子又有几多？一般的规律是，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稳定的时期，老百姓安居乐业，吃饭、过日子不成什么问题。社会动荡、老百姓颠沛留离，能够好好“活着”已属不易，谁还指望餐餐顿顿都吃上饱饭。历史的周期性变化，决定了这种清明与稳定不会恒久不变，更不会是一劳永逸。从远处说，秦二世的残酷统治，致使百姓们难以安身立命以至于揭竿而起。秦王朝被推翻之后，旷日持久的楚汉相争将梦想过上安稳日子的中国老百姓再次推到了“烽火连三月”的战乱之中。刘邦夺取政权，朝廷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老百姓才有了饭吃、过上了好日子。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宫廷斗争的愈演愈烈，加上连年征伐，老百姓留离失所，生活日渐艰难。一千三百多年以前的唐朝有如当今之美国，无论政治、经济、文化，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百姓生活安定、福裕，国家繁荣昌盛，四方府首称臣。然而，一个小小的安禄山作怪，大唐江山便分崩离淅，从此一蹶不振。在惯性固有力的作用下，又有谁能够保证从今往后将不再有安禄山第二、史思明第二呢？ 康熙王朝、乾隆盛世，是离我们最近的辉煌，在西方人眼里，这种辉煌只不过是封建帝国的回光返照，世界范围内的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必定要席卷这片被苦难与泪水浸泡的土地。1840年鸦片战争暴发，国土沦陷、国民沉沦，老百姓也就只有“活着”的缘份，挨不挨饿已不再十分重要。正因为如此，电视连续剧《福贵》主题曲便唱出了“好好活着才是百姓的福贵”。 电视连续剧《福贵》保留了小说的悲情色彩，在平实无华的基调中赋予这个悲剧故事以一种不动声色的幽默与诙谐。种田与吃饭是“活着”的基础，也是全剧突出反映的一条主线。《福贵》巧妙地把“地主坯子”福贵一生的经历与当代中国农村的生活画面和时事变迁结合起来，将一部历史长卷微缩于一人、一家、一地，小中见大，较为完整地再现了中国农民真实的生活状态，顽强的生活意志，宽容的胸怀和人性的真善美 剧中主要人物福贵的老婆家珍带着“没有吃过饱饭”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她虽然不是直接死于饥饿，但是由于饥饿落下的病根更是让人惋惜不已。临终前，她的好友，也就是徐家曾经的佣人菊花要为她请医拿药时，她直言不讳地说：“我没病，吃饱了，就好了。”吃不饱，当然就好不了，江湖郎中没有办法，县医院的夏医生对此也是束手无策。饿而不死，饱则难求，这是家珍的悲哀，同时也是社会的悲哀。其实，家珍是吃过饱饭的。别忘了，她曾是陈记米行陈掌柜的千金小姐，由锦衣玉食到脸朝黄土背朝天，腹中饥饿夜难眠，以至靠挖野菜充饥度日，这是家珍所始料不及的。错，在于福贵，因为他赌，输掉了万贯家产；错，不在于富贵，因为中国历史的周期律使然，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欠缺一种有效的力量来扼制这种顽固性的周期律周而复始。 陈记米行是清溪县最大的米行，徐家贡田是徐家川能产上等贡米的粮仓。谁得到了徐家川的贡米，谁就能在清溪县米行同业中占据鳌头。不择手段而得到了徐家贡米的潘记米行，把贡米的生意做到省城去了，很是赚了一把。陈记米行对此耿耿于怀，为了独吞徐家贡米，陈掌柜绞尽了脑汁。陈徐两家结秦晋之好，陈掌柜看重的就是徐家川一百多亩贡田和贡米…… 陈记米行凭着陈掌柜的精明强悍和伙计春生的齐心协力，生意越做越红火。陈掌柜也因此登上了商会会长的宝座，躲过了日本鬼子的掠夺。徐家川徐老爷一百多亩贡田尽管遭遇了蝗灾，但乡亲们同舟共济，在徐家老少爷们的帮助下很快渡过了难关，徐家贡米喜获丰收，又逢米价一路攀升，让许多人垂涎欲滴。正当陈掌柜踌躇满志、坐等徐家贡米送上门来之时，不料想“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了”。前方吃紧，国军催粮如催命，城里的老百姓眼看就要断粮断炊，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委派春生领着伙计、带着现大洋“往南方走一趟”，也算是救命于水火，解了断粮的燃眉之急。可是战事一结束，陈掌柜成了有罪之人，陈记米行鸡飞蛋打，从此烟消云散。 自然灾害可以战胜，日本鬼子也可以战胜，然而，战不胜的是政治，战不胜的是内战。从陈记米行的兴衰到徐家贡田的易主，“谁来保证中国老百姓今后不再挨饿”的话题就绝不是杞人忧天。 应当指出的是，历史总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战争也有推动历史前进、推动社会进步的一面，战争并不排除殷实。然而，杀戮、打斗、人性与法度的缺损这些非生活元素的介入，“活着”就失去了根本性的保障。战争让福贵分得了五亩好田，也让徐家川的老少爷们儿脸上露出了难得有笑容。分得了田地的徐家川的老老少少从此就可以不忍饥挨饿了吗？ 平地一阵狂风起，胡天八月也飞雪。吃饭不花钱、食堂去吃红烧肉、大锅饭，这是福贵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好事情，可是他的哑巴女儿凤霞想到了，这绝不是一个好兆头。果然没出几天，食堂没米了、公社没米了、县里也没米了……尽管当上了县长的陈记米行大伙计春生拍着胸脯说：“绝不允许饿死一个人。”当他驱车赶到粮店，见到他从前的老板陈掌柜饿死在粮店大门口时，不禁抱头痛哭。这一情节发人深省。日本人来了，没有饿死人；战争打了若干年也没见饿死了人，恰恰是在打倒了地主土豪、老百姓翻身得了解放的时候，一个掌管着全县的粮仓、一个与粮食打了一辈子交道、一个惜粮如命的人饿死了。 陈掌柜的死是咎由自取吗？他完全可以不死，因为他手上一直捏着一块窝窝头，临死也没舍得吃一口。这块不寻常的窝窝头提示我们，陈掌柜个人并不缺粮。一个并不缺粮的人尚且要饿死，那千千万万境况要比陈掌柜差得多的普通民众，死于全国性饥荒也就不足为奇了。陈掌柜的死死得其所，因为他把活着的希望留给了别人。食堂分粥的时候，他只要了半瓢，节省下来的半瓢稀粥让给了灾民。在人民公社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多得放不下了。”“粮店仓库里存放的大米都要快发霉了”的情况下，一个久经风霜的老头，一个和蔼可亲的、令人敬佩的老头，预感到厄运即将来临。他不相信亩产上千斤的神话，作为粮食仓库管理员他深知粮食的份量，将散落在地的粮食一粒一粒地拣起来，他盼望着救济粮快点到来，他尽职尽责的守着粮仓，他没有等到救济粮，没有食物维持的生命已经灯干油尽……这个悲剧的耐人寻味之处就在于：这样一个受人尊敬、风格高尚，把死留给自己、将活的希望让给他人的老人，他的这种思想品质是与生俱来的呢，还是劳动改造后的良心发现？前者，剧情没有明确的交待，而表现得多的是作为商人的惟利是图。经历过劳动改造的陈掌柜的确是变了，他对富贵的宽容与关爱，对凤霞的赞偿以及对工作的恪尽职守，无不透露着他对世道沧桑的历练。这种沧桑感正是人生大起大落的真实体现。我们有理由指责陈掌柜在大是大非面前放弃了生意人的准则，但是，面对黑洞洞的枪口，除了交出粮食，他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呢？假定接受他援助的一方获胜，他也未必就是一个大大的功臣。他的行为完全是被动的，是迫不得已。很显然，因拥有粮食而获罪欠缺法律依据。 不罪而罪，罪而不罪，也许就是《福贵》最令人寻思之处。陈掌柜用生命捍卫“孩子要长身体，饿着怎么行”这条朴实的定理，医院黄院长为讨好领导竟然可以将一个十几岁孩子的心血抽干。两副面孔、两种人品形成鲜明的对比。陈掌柜的死没有唤醒对生命的珍视，他的死完全是白死的。饥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性的缺失。徐有庆抽血抽死了，对于他的死并没有太多责任的体育老师胡凯因“无颜见江东父老”而销声匿迹，而下令抽血的人竟心安理得的继续当他的院长。当福贵得知自己心爱的儿子死于非命想要评理时，这位院长大人为了一己可耻的体面竟高呼“快叫公安局的人来……”黑白之颠倒有如暗无天日，压抑得叫人着实领略了一把“活着”的滋味。朴实善良、人缘极好的二喜似乎给福贵的生活带来了一丝光亮，然而，文攻武斗使一个原本腿脚不灵便的残疾人雪上加霜。二喜的失足身亡再一次向观众展示了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的毁灭。 电视连续剧《福贵》忠实于原著，着力表现了中国老百姓在各种艰难环境下顽强“活着”这一中心主题。“活着”，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有饭吃；“吃饭”，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有土地。因此，剧情发展始终围绕土地、围绕徐家川能产贡米的这块土地展开。福贵被划定为贫农以前，土地相对比较集中，即使遇到自然灾害，佃户们尚能团结自助，吃饭的问题并不十分突出。由此可见，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短缺是暂时的，也是可以克服的，只有人为因素造成的饥荒才是空前的、不可逆转的。 土地还是那片土地，没有了地主的盘剥，自己当家做了主人，徐家川的老百姓理应丰衣足食才是，可偏偏为什么填不饱肚子以至于野菜充饥呢？最直接的原因是生产队长良满仓动员大家把粮食交给了食堂，食堂的粮食交给了公社……其根源在于“大跃进”能否一步登天？共产主义能否“跑步进入”？结果，“大跃进”没有跃进，大炼钢铁“炼”了肚皮，共产主义也没能跑到，倒落了个“全国性的大饥荒”。闹出这样一个世界级的大笑话，却怎么也叫人笑不起来，教训实在是太沉重了。 经过战争的洗礼，旧的制度已经消亡，新的制度尚未形成。新旧两种制度能否实现顺利交替，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由于战场上的势如破竹，导致胜利的一方在惯性的作用下，很容易用速战速决的思想方略指挥和领导经济建设。以为经济建设跟打仗一样，一口可以吃成一个胖子，共产主义也可以一蹴而就。“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形成，就是这种揠苗助长的“速成论”产物，它正好是吸收了旧的不合理制度的封建残余与新的制度中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幼稚、肓动的一面，新旧两种制度的全部缺陷集中孕育了这个畸型胎儿。有人把一个国家比作一个小家，这个比喻不够贴切，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更象一个公司。公司的决策人应当是董事会而不是总经理。董事会作出的决择每每与股东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此慎而又慎，一般不会出现明显的差错。比如美国，人们往往认为总统的权力至高无上，实际上美国的总统就象是一个大公司的总经理，权力再大也只能执行董事会的决定。总经理做得好与坏，全看他执行董事会决定是否坚决果断、不折不扣。春生他们如果能明白并身体力行地做到这一点，即使是“跟自己人打起来了”也值。战争的影响并不完全都是负面的。美国的独立战争赢得了主权，南北战争同样是打内战，它的进步意义显而易见。美国的内战废除了奴隶制，赢得了全国统一；中国的内战废除了封建制，赢得了权力集中。问题是，权力过分集中就如同公司没有了董事会，总经理可以为所欲为。在这样的体制下，一个又一个的群众运动也就有了发生、发展的土壤条件，老百姓受穷挨饿也就难以避免。 我们重视《福贵》，就是重视老百姓好好“活着”。重温这段辛酸的历史，珍惜眼前的来之不易。要想让中国老百姓永远生活福裕，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要建成一种长效机制以确保不因个人的偏见和主观而重蹈历史复辙

读初中的时候断断续续地看过几集，因为当时的初中还要上晚自习，所以就没看完。前段时间收到了手机上的新闻推送，后来又收到刘敏涛翻红，迎来事业的第二春的资讯，就重温了这部剧，后来又重温了它的原著小说。发现不同之处还是比较多，主要是剧集增加了很多原著都没有的角色，可能是因为原著小说只是一个很简短的篇幅，所以编剧才节外生枝的原创了很多新的角色出来。简单说说几点:

1.原著中并没有一个姓潘的高富帅和福贵做情敌；

2.春生的老婆也并非家珍出嫁前的闺蜜，虽然有庆的确是为这个人生产而死；

3.春生只是一个福贵去了国军的战场后才初次认识的一个来自江苏的才十五六岁的娃娃兵，这个人物设定和剧集里那个成熟稳重的米行管家完全背道而驰，虽然此人后来的确做了县长；

4.有庆献血的事的确是他体育老师组织的，但原著中只说了这个体育老师是一个大胖子，显然并非剧集里那个风度翩翩，玉树临风，风流倜傥，文质彬彬的俊后生，而且此人也并没有差一点成为福贵的女婿和凤霞的老公，而凤霞当时从领养的家里出逃其实是福贵自己去救出来的；

5.生产队长并非剧集里那个一身正气的前仆人和福贵家的死忠粉，只是一个只提到过几次，连名字都没说的人；

6.二楞这个反派角色原著里也没有，编剧原创出这个角色，我个人猜测一方面编剧是想作为一个恶作剧来恶心一下观众，另一方面是在暗示观众，福贵和二楞殊途同归，将走向同一个结局，那就是成为没有亲人也没有财产的老光棍，区别只是福贵曾经拥有过家庭，而二楞只是短暂有过权力。

个人的另一些感悟:

1.这样的故事虽然在民国时期和毛时代到处都是类似的案例，但个人觉得福贵的亲人相继死去的原因，貌似和他早年的败家行为和他晚年的政治运动并没多大关系，如果要说有，也就是他父母和他岳父之死有，而这几个人走在福贵前面又是顺理成章的事，倒应该是有庆之死引发了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才导致福贵的老婆和女儿一家也死了，说白了还是运气不好；

2.陈创这个演员可能戏路比较窄，就擅长演这种卑微而又可悲，同时又有些喜感的角色。

我认为这部电视剧的名字，更应该叫《家珍》。过去看《活着》，我总是倾向于批判和控诉，更多的是愤懑与悲哀。现在看《活着》，我却看出了一些坚韧、勇气和坦然。 毕竟，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活着。活着不是等死，不是逆来顺受，不是犬儒保身。活着，就是人生的全部。

最近，“二舅”爆红于网络又逐渐烟消云散，让我重新想起这部《活着》。活着当然不是歌颂苦难、赋予苦难一种“崇高美”的意义。可余华老师序言自述中，《活着》也不是为了批判和宣泄：“……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我想这可能是我们看待“二舅”、试图评价他人人生时一种可能的态度，超然与同情。超然使我们不局限于是非判断、不急于惩恶扬善，同情使我们不忘记鲜活生命的遭遇并可以试着理解这种境遇。

多年来，我始终忘不了周国平老师所说过的一句话：“ 死是最令人同情的，因为物伤其类：自己也会死。死又是最不令人同情的，因为殊途同归：自己也得死。 ”后来，我把这句话改为：人会同情别人，因为物伤其类。人终究不会同情任何人，因为殊途同归。人有同情心，同情心是道德的根基；但同情心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永远理解他人。在这种有限同情心的基础上，我们对他人人生意义作出的所有评价，对那个被评价的人大概都是误读甚或曲解。无论我们如何深刻地尝试去“挖掘”、“理解”、“分析”、“研究”他人，收获的大概还是不同位面的“自我”。这是研究他者的意义：他山之石，镜中世界，照亮自我。这也印证了同情心的有限性：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等价交换。所以，“评价”他人，如果不是信口开河或哗众取宠，在我看来，真是一件难以负责的价值判断。

超然同样是件难以做到的事情，因为人总是会不自觉的代入自我：虽然是旁观者，虽然是不同的人生，却可能代入到他者的人生中，由此产生出是非善恶的判断与批判。而一旦代入进某种特定的角色、情感、心境，我们的同情增加了，对事物的判断基础却模糊了。一旦我们用强烈的态度急于为“二舅”作出更多的解读、质疑、辩解，我们离真实的“二舅”就越远，而离我们自己塑造的那个“二舅”越近。我们所作出的价值判断，也就对“二舅”本人愈发无意义。我们所爱所恨的，是自己营造的虚像，只不过取名为“二舅”罢了——那么我们对“二舅”的同情，还是真实的吗？是同情“二舅”，还是同情我们想象中的“二舅”，抑或，同情我们自己呢？

过于超然，就会漠然旁观；过于同情，就会模糊虚实。超然与同情的心态，当然不是评价他人的唯一坦途，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一种“最佳路径”。可比起极化的两极对立、迫不及待的凶狠撕咬，是不是不失为“第三条道路”呢？

很平实的剧，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但把朴素的生活还原到极致，平凡中见人生，朴素中见真理，影片讲述一个《平凡的世界》。但也是个《悲惨世界》，老百姓的生活真真切切的充满苦难，尤其是在这段风雨飘零的乱世之中，老百姓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只能在夹缝中求生。老百姓的生活，是当时中国生态一面最直接的镜子，照出了整个中国的形态，照出了真实的人性，也照出了扭曲的政治，从中可见老百姓对生活最卑微的宿愿，让人心中隐隐生疼。但这正是那个时代赤裸裸的影像，让人看见过去，也审视现在，预见未来！

剧虽朴实，却很贴切，每一个演员都恰到好处，群众演员也极力出彩，福贵的角色更是演得生动又可爱，堪称经典。相比现在的影视市场，本剧提现了很高的演员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