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节连着看了好多场电影，晚上坐在空旷的大礼堂里，忽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电影就是一种文学形式，好的电影应该是细腻的，体贴的。就好像“爱”这个字，很精准了，再添加任何形容词都是多余的。

    曾经觉得，“人都比自己表现的要敏感，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看多了戏，发现前后顺序并非如此，人本来就是敏感的，但是人在观察和实践中接受了很多行为范式，我们努力按这种行为范式做出反应，去淡化自己的敏感。“明明都是神经病，却显得自己是正常人。”其实所有人都不“正常”，成熟大抵是对所有人的“不正常”的体察——也就是所谓的“共情”的能力。

    印象很深的是一部瑞典电影——《My Skinny Sister》（我的瘦姐姐），很细腻。故事本身并不是完全的日常化，但却在一种极其真实的叙事氛围中展开。并不是每一个女孩都会向电影中的姐姐一样因为保持身材而患上厌食症，但女性对身材与美的追求，成长过程中的倔强与拒绝沟通，敏感状态下剧烈的情绪失控，这些状态被刻画得很丰满。

    电影里的姐姐（Katja）是一个优秀的花样滑冰运动员，每天都忙于训练和学习，享受着舞台上的光彩，也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压力。妹妹（Stella）长得矮矮胖胖，很平凡，喜欢吃薯片，她也渴望成为一名花样滑冰运动员。这表现在，妹妹会模仿花样滑冰的姿势，那种高傲地仰起头，手臂伸长目视远方的样子，会因为没有被允许参加花样滑冰测试而伤心。

   美丽的Katja是苛求的。她为了保持身材而绝食训练，训练之余还要崩溃地准备法语考试。苛求的人不免走上两条路，要么因为苛求自己而开始过分苛求别人，要么沉浸在高度自恋的价值优越感里。当Stella表示要跟姐姐一起跑步训练的时候，Katja说，“你跟不上的。” Stella跑不动的时候，Katja说，“我还没跑够，你就留在这里等我吧。”即便妹妹刻意挽留。她希望如此高标准的自己是骄傲的，是看起来毫不费力的。所以Stella准备了一大盘薯片决定与姐姐共享的时候，她故意看都不看一眼，说，“等你到了我这样的训练强度的时候，就不会喜欢吃了。”可半夜饥饿的时候，Katja却在掏早就被倒进垃圾桶的薯片，还被妹妹撞上了。后来，她开始在进食后催吐，患上严重的厌食症。

    肥胖的Stella没有资本去做一个骄傲的姑娘，但是青春期让她开始对自己的身体更加敏感，而姐姐成了一个无时不在的参照系。于是有了这样的场景，姐姐开玩笑说她长胡子了，教室里的同学在吐槽书本上长胡子的女人真丑，明明没有胡子的Stella偷偷用了父亲的剃须刀，结果刮出了血。Stella还喜欢上了Katja的花样滑冰教练，于是第二天，她遮着自己的伤口去见教练，并说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话，让教练讨厌Katja。当她梦想着像姐姐一样成为优秀的花样滑冰运动员时，她会懊恼地把盘子里的高热量食物挑出去，会奋力骑脚踏车，可是她永远都不会成为高挑骄傲的姐姐。有时她讨厌Katja，讨厌她的优秀，也讨厌她的神经质和自虐，她让朋友打电话给Katja，恐吓她“再节食就会死的”，嘲笑她因为呕吐而散发着臭味。

    昨晚坐在学生节热闹的大礼堂，回想起电影节空旷漆黑的大礼堂，大抵我们活在一个忽视“过程”的时代。网络剧密集的包袱、混搭的风格、脑洞大开的叙事风格，已经成功地从最初的快节奏视频剪辑方式，变成了舞台表演的形式。如同写字楼枯燥的文书工作耗尽了一天的时光，却在放大着某一瞬间的美好，去完成一种自我的慰藉。如同舟车劳顿的旅途，都被一张微笑的自拍掩盖。

    人活在一种怎样的戏剧性里呢？不过是用无数的行为范式和规则，去瓦解原本与自己最贴近的真实。最大的清醒，最贴切的温柔，大抵就是对过程本身的关照，即便在这样不舍昼夜的过程里，我们经常是悲观的神经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