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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耙姐

首先声明，这是一部严肃的电影，所以我写一篇严肃的推文评论。

乍一看这电影的标题和海报，还以为是某个导演系学生毕业作品。

但是了解到它背后的履历，才暗自抹一把冷汗感慨：真他娘的厉害！

导演肯·洛奇，1936年生于二战前夜（算一算，84岁的老爷子还在一线拍电影），牛津大学法学系毕业。

童年经历和高学历注定了他思想的不平凡。

肯·洛奇终其一生关注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作品大多为反映社会最尖锐矛盾的现实主义电影。

世界顶级电影节奖项自然不在话下，更引人注目的是各大媒体对他由衷的赞赏。

卫报称：“这个时代，我们前所未有地需要这样富有激情、痛下针砭的声音（More than ever, we need compassionate, angry voices like his）。”

BBC称他为“弱者们的拥护者(Champion of the underdog)”。

豆瓣更有评论戏称他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斗士”。

在关注了贫穷、无家可归等社会议题后，肯·洛奇这一次将目光投在“英国社畜”身上，直白朴素的镜头语言，大胆揭露了无止无休的工作时间对一个原本温馨的四口之家的无情摧残。

这一次的电影肯·洛奇仍然采用全素人阵容，整部电影看完除了真实还是真实。

>>>人物介绍

（以下内容轻微剧透，但不影响电影观感）

影片中的父亲瑞克（克里斯·希钦饰演）像万千家庭中的父亲形象一样，不善表达、敦厚勤劳。

他为了早日买上自己的房子，卖了家中唯一的车，贷款买了一辆小货车，开始为一家物流公司跑订单。

美其名曰“自营”，实际则是逃避了劳动合同的保障。

每个快递员都配备了扫描仪，不仅能监视他们的实时行踪，还在驾驶员休息2分钟后发出哔哔的警告声。

自此，瑞克开始了没有假期，每天工作14小时的送货生活。

母亲艾比（黛比·哈尼伍德饰演）是一个温婉善良的女人。

她的工作是孤寡人群的护工。从早上七点半到晚上九点，她要往返于各色各样的人们家里，打理稀奇古怪的麻烦事。

她像很多人的母亲一样，是个心软爱哭的女人。

因为自己分身无能，没法照顾独居老人流泪；因为丈夫和儿子争吵流泪。

儿子塞巴（瑞斯·斯通饰演）是个调皮的高中生。

他和几个家境相同的同龄人因为在学校受到排挤，成日游荡在街头涂鸦。

他们把涂鸦当作“事业”，把自己留在街头巷尾的各种痕迹当作“广告”，并一味地沉溺在这种虚拟飘渺的幻想世界中，逃避现实中父亲的责问、母亲的关切。

女儿丽莎（凯蒂·普洛克特饰演）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是父母贴心的小棉袄。

她陪着父亲去送包裹。父亲被快递主人家的狗咬破裤子时，她留下一张纸条。

她在父母吵架时冲进两人中间，哭着喊着劝架。

影片中瑞克曾说：想给塞巴最好的，想给丽莎最好的。

然后塞巴尖锐地回击：也许你做得还不够尽力。

是真的他还不够尽力吗？并不见得。

那为何如此卖力的一家人，为什么生活愈发窘迫？不仅没买房子，连唯一的车都卖了呢？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battle

物流公司老板对瑞克称，加盟公司是拥有了自己的生意。

长久不得志的瑞克听信了这番说辞，以为自己人到中年抓住了发家致富的机会。

说服了妻子艾比，卖掉家中唯一的固定资产——艾比上班用的汽车，付了一辆新货车的首付。家中的贷款又多了一个车贷。

瑞克以为自己得到了日入155磅的好事，谁知是无轮休无假期一天14小时凭损耗生命赚来的血汗钱。

你以为资产阶级真的好心让你加盟分一杯羹，谁知道他们只是避开劳工法的约束，让你没日没夜地为他们卖命。

瑞克这份“自营”的工作不仅请不到假，而且被人打劫，躺在地上无法动弹时，不能算工伤还要赔一大笔钱。

就算如此，资本家们也不在意你的死活，只是一个电话打来医院，轻飘飘一句话问你：明天你来上班还是找谁代你的班？

德国政治家蒙森说过：雇佣劳动者被踩在资产阶级的脚下。

他们蔑视劳工权益法律，通过不断地变相增加你的工作时间，榨取你的剩余价值，从而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

当你以为自己是个光鲜艳丽的都市丽人时，未曾想过你也是资产阶级脚下的垫脚石。

这样真实的例子在耙姐身边唾手可得。

某厂下午六点免费晚餐，八点免费宵夜，晚上十点免费班车。

当你以为自己占了便宜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工作了“八小时工作制”的一半。

然而万恶的资本主义却又是历史上的大功臣。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写道：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我们都不可抗拒地参与进这样的制度。有人劳劳碌碌、却愈发贫困，就像片中的一家人。也有人勤勤恳恳，戴着资本家的镣铐杀出重围。

耙姐只求能处在这中间，安稳祥和地过完一生。

值得关注的是，教育作为阶级流动的主要渠道之一，也愈发地显得爱莫能助。

>>>穷人的教育赌博

和中国廉价的大学费用不同，英联邦国家和美国的高等教育商业化程度高，学费连年增长。据卫报统计，英国大学收入将近一半来自于学费收入。

完善的学费贷款体系需要学生支付绝大部分学费。在学生毕业后，将自动从工资中扣款，有效还款期限长达30年。

于是，塞巴在和父亲争吵的时候，便清醒地指出，自己没有能力上大学。

然而最可怕的事实是，尽管你负债累累读完了大学，低迷的就业市场也并不待见你。

英国官方给出的2019年失业率达到3.8%，然而经合组织表明预计英国仍有三百万之多的隐藏失业人口。

其中大学毕业生面对就业确实要从容些，但情况也并不乐观。

据BBC报道，英国有将近1/3的大学毕业生“大材小用”。

也就是说，读完三年本科，通过了概率论和线性代数，拿到了经济学学士的学位之后，你很有可能从事一个高中毕业就可以应对的工作。

然而，人才过剩、教育过剩的现象正在从西方发达国家迅速蔓延到发展中国家。剩下的就不讲了。

当然好消息是，罗素大学集团的大学毕业生收入满意度普遍较高，可惜在英国164所高等院校中只有24所。

由此看来，教育仍然能够起到一点促进阶级流动的作用（此条规则只适用于顶级教育机构）。

>>>Ending

影片的结尾令人震撼。

被劫匪打的鼻青脸肿的瑞克第二天找不到人代班，只得清晨跑去送货。

启动时，一家人都跑出来挡在车头，然而他们挡不住铁了心要上班的父亲。

货车远去，塞巴退回家门口，双手掩面，若有所思，等待他的仍是休学生活。

瑞克开上大路，突然情绪崩溃，第一次流下眼泪。他给自己小声鼓劲。

影片蓦然结束。

我真他妈难受啊。

关于《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的批评里，有一点是“刻意和过于悲情”，我想这可以比照40、50年代的新现实主义电影来加以反驳。

我揣测，喜欢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作家马尔克斯用行动和实践证明显然也不会同意这类批评。对于像《罗马，不设防》《偷自行车的人》这类写实类作品来说，真实和细节是它们的必需品，没有巧合就不成戏，只展现人们的普通生活是非虚构创作该做的事。背负着苦难，在社会裂缝里安于现命从出生到死亡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有了巧合，有了和社会规则发生的冲突，社会的弊端才显露出来。

因此，我们会发现，《罗马不设防》处处存在意外，《德意志元年》小男孩结尾无疑是过度卖惨了，而《偷自行车的人》更是把整个故事构建在了巧合上，我们不会对此感到意外，这个悲苦的男主角怎么就雪上横霜被偷车贼瞧上了呢。

在这些强调真实和细节的现实题材作品里，没有巧合就无法展现底层人们悲苦的状态，这些巧合本身就是真实。我想，批评这类电影卖惨的朋友一定是生活太顺遂了，并没真的见识过人间惨剧。在有些国家，因为贫穷，饮食上无法保证绿色、无污染和健康，癌症大概率会找上那里的人们，且是集中发病，而照看病人的家属更容易遭遇车祸。在有些管理体制崩溃的国家，鸡瘟猪瘟往往控制不住，天上真的会掉空调，地上真的会塌陷。在废墟柏林，人们的生活实则比电影还要惨很多倍。

基于这些电影的内容，在描绘新现实主义作品风格时，维斯康蒂认为，“新现实主义首先是一个内容问题。”它们反战、描写底层、反贫困、反失业，充满悲悯色彩。它们的巧合背后，仍是对当下社会弊病的反思和针砭。

我们知道，有些新现实主义电影在技巧上甚至没有那么突出，不会在视听上给观众造成某种冲击力，但它们依然是靠视听讲述的，最大限度捕捉细节和始终保持理智是摄影机首要保证的事情。

新现实主义不是技巧意义上的某个流派，伟大的电影风格流派应该且一直是以内容界定的。就像印象派画家们早于“印象派”这个名字出现，印象派当时带有讽刺意味，并不是一个好词。他们最早被法国名流诟病的一点是，这些画家把画笔对准了肮脏的农民和乡下，这在当时的法国上层人士那里是无法容忍的，他们的墙壁上挂的是枫丹白露画派的宗教、名流、宫殿和贵族生活。

在英国自由电影运动里吸取营养，肯·洛奇从70年代初开始，把镜头对准了底层人民，显然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他的作品里，真实是第一位的。真实不等于煽情，如果我们不去注意情节，而细缕肯洛奇的镜头时会发现，保持理智是他始终最为注意的一点，男主角一大段吵闹的戏剧冲突后，他会非常干净快速地切换到另一安静的场面继续展现女主角的状态。

像这样以真实为基础的电影，我们往往很容易从中看到自己生活里的场面，因此很多人都会对现实题材的故事充满偏见，“真实”也成了批评的点。

当代人的写实故事，当代观众并不是其最好的观众。最好的观众是，在未来，社会进入另一个阶段但依旧与此时此刻尚有联系的时间里生活的观众，因为对于真实而言，距离是最好的滤镜，就像我们现在回看二战后的“大闷片”一般，对身处后二战阴影下的我们而言，无疑是震撼的、感动的、直击心脏的。

好的现实主义电影在中国几乎绝迹了。

数一数吧，这几年有几部国产片真的明白现实主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当然，你可以说，《我不是药神》、《红海行动》、《中国机长》等几部相当卖座的国产片不都是现实主义电影吗？

《中国机长》质量比较一般，就不多说了，说多了都是槽点。《药神》和《红海》倒的确是非常出色非常成熟的类型片，但要说它们有多么“现实主义”，并不见得。

我挺喜欢《药神》的，但我也必须得说，它确实存在不小的问题。

为了给影片制造更强烈的戏剧冲突，《药神》将警察拉到了主角的对立面，把外国药商设计成了隐藏着的大反派，用了许多叙事技巧将主角的形象拔高，从而用情绪代替了思考。

看完电影，我们很容易会被感动，但我们也会生出许多疑问：影片里讲的这件事，真是如此吗？现实中的药神，是这样吗？在这件事背后，还有哪些隐藏着的问题呢？

影片的问题，不在于它只拍出了现实的冰山一角，而在于它的艺术创作，有些偏离现实了。

偏离现实的好处，是故事更好看，情绪更饱满，坏处则是，仔细想过之后，就觉得影片没那么“真”了。

《红海行动》也不错，影片中的动作戏，确实够硬，要多真有多真，但对比文戏和武戏，我们就会发现林超贤导演有些偏科，打当然是打嗨了，但“为什么要打”这件事，交代得有些语焉不详，或者说对于现阶段的国产片来说，有些话也不能说得太明白。不能太明白，当然就不“真”了。

总之，不管是拍不出“真”，还是不能拍得“真”，中国电影渐渐地就缺少了这份“真”。

说起来，很多年前的中国电影，倒是有这份“真”的。第四代第五代导演，都有现实主义电影佳作，比如杨延晋的《T省的84·85年》，黄建新的《黑炮事件》、《背靠背，脸对脸》等作品，都很值得一看。第六代里，贾樟柯早期的电影，如《小武》、《站台》，都是极好的，李杨导演也拍出过《盲井》、《盲山》这样的电影。

但后来，黄建新心系大业，作者性全都丢掉了；贾科长离宇宙越来越近，离现实越来越远；李杨倒是初心未改，还拍了部《盲·道》，但影片的质量实在是不敢恭维，谁看谁盲，说是现实主义电影，倒尴尬得像是部无厘头喜剧片。

罢了罢了，想看出色的现实主义电影，还是得往外面看看。

有人可能会说了，我们的生活够苦了，就像看点儿甜的，不想看现实主义电影找罪受，这话似乎有道理，所以有一部电影我早都想推荐给大家了，但一直压着没说，就是怕这样的言论出现。

但其实，如果你看一部电影，只能看到“苦”或者“甜”这些最表面的东西，那是太可惜了。一部好电影的价值，绝不在于它给你传递了怎样的情绪，而在于它在情绪之外，还给你带来了什么，也许是一种思考，也许是一份力量。

绕了这么多弯子，我要聊的这部电影叫做《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是一部真真正正的现实主义电影。

一句话评价这部片子，就是它拍出了一种赤裸的真实。

影片所讲的故事围绕着英国的一户普通人家。丈夫瑞奇送快递，妻子艾比做保姆打零工，儿子塞巴不好好学习，整天瞎混，是个问题少年，女儿丽萨年纪还小，倒是乖巧懂事。

整部电影讲的，就是这个家庭遭遇了一个又一个或大或小的问题，将这个家庭逼入了困境，并且让影片中的一家之主瑞奇一步步走向崩溃。

瑞奇遭遇的最核心的困境，是他无法在工作和生活中找到平衡。

换句话说，他的工作压榨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

说到底，这是一部关于“996”的电影。

影片中有场戏我印象挺深的。瑞奇的儿子塞巴盗窃，被抓到了警察局，警察给瑞奇打电话让他接人，但他正在工作，马上就要出车，如果他离开，就必须得承担公司的损失，自己不赚钱，还得赔很多钱。

把儿子接回家之后，就是大吵大闹，父子争执，丈夫和妻子也吵了起来。

妻子抱怨丈夫对儿子疏于管教，丈夫则说自己太忙了，连饭都吃不上。

妻子更生气了，因为为了给丈夫买送快递的车，她卖掉了自己的车，打零工的她只能去挤公交，为了准时，她也经常不吃晚饭。

矛盾，都是一连串的小事积攒而引发的。

而根源，就是所谓的“996”。

这部电影好就好在，它没有态度明确地告诉观众，员工的工作时间被压榨是不对的，它反而告诉我们，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必须得接受这件事情。

瑞奇面临的问题就是，他知道自己已经承受不了如此高负荷的工作了，但他不能停下来，他如果停下来，整个家庭将面临更多问题，他的压力会变得更大。

换句话说，累是小问题，穷才是大问题。

真正被“996”荼毒的人，其实并不是会经常去抱怨“996”的那群人。

影片中，瑞奇在和儿子大吵一架之后，心力交瘁，想要去请一个礼拜的假，老板则告诉他，你想请假当然可以，但得赔很多钱，而且，你不要觉得这个工作很累，想干这个工作的人多的是。

这就是现实，这才是现实。

最苦涩的现实里没有那么多主动的选择，有的只是无奈的被动。

影片的最后，瑞奇遭到抢劫，被殴打，受了伤，但第二天，他还是开着车离开了家去送快递，全家人拦着他，也拦不住。

儿子说你一只眼睛都看不见了，他说，我必须得去工作，没有选择。

那一刻，这部电影该有的劲儿就足了。

看《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有的人会吐槽，这片里儿子女儿都用的是苹果手机，一家人租住的房子也不算小，有吃有喝还有车，虽然生活是挺苦的，但似乎也不是真正的苦，用我们无产阶级的眼光来看，他们叫苦像是无病呻吟。

我一开始也有这样的感觉。

但仔细想想，其实导演是想拍出一种更普遍的状态。

他要拍的，不是最苦的，不是最惨的，而是很正常的，很普通的，却也面临着许许多多问题的。

瑞奇到警察局领儿子，警察给他儿子说，你不错了，珍惜吧，多少人可没爸爸来领人。这一刻，让人百感交集。

这就是最真实的。

你可以说瑞奇一家的困境并不是绝境，但大多数人的困境，其实都不是绝境。

拍绝境，当然更有感染力更具戏剧冲突，但那往往就需要更多的艺术加工，而《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追求的，就是一种未经雕饰的，赤裸的真实。

看《春天后母心》那样的苦情戏，我们可能会哭得稀里哗啦，但我们不会去想，如果我们自己是刘雪华那个角色，该怎么办？而看《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这样的电影，我们可能哭不出来，但思考，多少是会有一些的。

影片片名中的“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是快递公司致歉卡上的话，快递送晚了，客户就能看到这句话。

快递被错过了，有人说对不起，但社会问题被忽略了，谁来说对不起呢？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看似讲的是一个家庭的小故事，其实说的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探讨的是社会制度的弊端，它所观照的，是我们身处的时代。这样的电影，是越来越少了。

当然，影片也有不小的缺点。

让瑞奇真正走向崩溃的导火索，是他在送快递的时候遭遇了抢劫。这个情节的设计，就有些刻意了，对于编剧来说，这是偷懒的表现。

对比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名作《偷自行车的人》，高下立见。在德西卡的作品里，男主角的自行车被偷了，于是他开始想办法找车抓贼，无果，最终他选择去偷车，这个行为让他走向了崩溃。

一切看似是主动的选择，其实是被社会被命运裹挟的结果，这个是高明的。

强行给角色施加外部的打击来促成内心的崩溃，并不高明。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喜欢《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很佩服导演肯·洛奇。

肯·洛奇是什么级别的导演？八十四岁了，从六十年代就开始拍片，拍了五十多年，佳作无数，拿过两个金棕榈。

我最喜欢他的《小孩与鹰》和《我的名字是乔》，这两部都不是他的金棕榈作品，但都是非常出色的现实主义杰作。

肯·洛奇肯定不是同辈导演里成就最高的，他的作者性甚至不算很强，在影像上也没有做出太多革新，但他可能是最有“战斗精神”的那一位。

他这一辈子，都在努力拍出社会的“真”。

拍《我是布莱克》，他批判英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拍《铁道之歌》，他关注英国铁路私有化之后铁道工人的生活问题；拍《土地与自由》，他分析土地分配制度；拍《家庭生活》，他关注个体的心理问题和家庭的关系。

肯·洛奇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拍底层就是真真切切地去拍他们的生活，没有俯视的姿态，只有平视的关怀。

但他有态度，也有情绪。很多时候，我们看他的电影，会觉得老爷子挺可爱的，批判了一辈子，愤怒了一辈子，到老了，心里的火焰还从未平息。

有时候看看肯·洛奇，看看老东木，还莫名有种励志感。

真的挺了不起的。

我们身边有太多人，才二十多岁，就已经失去了愤怒，失去了对这个世界和这个社会的关心。

有时候我也会想，可能不是中国电影人拍不出现实主义佳作，而是中国观众根本就不愿意看这样的作品。

“假”看得多了，就更喜欢推开“真”了。

可是，这个世界真的不能没有“真”。

电影可以是娱乐，是艺术，是产品，但同时，它也可以是时代的行车记录仪，理应有人把它当成时代的行车记录仪。

（一）

英国疫情最严重的四月，我网购了些夏天的衣物。快递公司照例给我发邮件更新包裹状态，估计是商家为了拉近所谓的亲切感，还附上了快递员的信息，一个快递员本人的头像，是那种手机面部识别视角下的，出现在我们健康码上的那种头像，一位干瘦白人中年男人，尴尬的笑脸。同时还有快递员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叫Richard，我平时喜欢和家人待在一起或者去户外活动。后来我正常拿到包裹，那位叫Richard的快递员把东西放在集中取件点后应该就走了，所以我没有见到他看看真人和照片是不是一样，nice不nice。不知怎么的，我一直记得那封邮件上快递员信息那一栏，头像，以及自我介绍，朴素、简短，我宁愿相信那不是敷衍。

（二）

夏天的时候去Morcambe海滩，初步解封后人逐渐多了起来，天气也不错，沙滩上还有对情侣打排球。坐在石堤上吹风，并成一排。身边走近一个男人，胡子拉碴、头发蓬乱，个子很高却弓着背，穿一套破旧褪色的连帽运动服，拉链随意一拉，内里的T恤圆领早已松垮变形。短短向我伸出右手的同时以近乎哀求的语气重复着：“能给几便士咖啡钱吗”。我当然没有动，迟疑着他已走向身边的游人，眼睛里浑浊没有一点光。我看着他一路这样问过去，沿着长长的海岸线，直到淹没在人群里。资本社会饿不死人，但让人没有一点心气和尊严。

抛开一些过于戏剧化的情节不谈，电影的背景相当真实，完整的展现了英国下层阶级工人的生活。英格兰东北部城市纽卡斯尔，红砖矮房子、蜿蜒街道，父亲和母亲一年没有几套衣服，做着繁重的工作；一个叛逆的儿子，大概率上不了大学，即使上了也改变不了什么；一个女儿，年纪小却很自立。经济不景气，工作难找，日常开销巨大。影片最后，父亲被劫匪打到一只眼睛看不见却还要清早六点去送货，面对家人的阻拦，只是歇斯底里的喊着必须要工作，然后在父亲独自的哭泣中结束。西方从疫情解封中以来，一些中国同学非常不理解民众坐看每日增长人数，还一边强烈要求复工，甚至发出“要钱不要命”的质问，本片结尾是一个很好的互文。

《劳工社会学》通选课，其中作业是写一份书评、影评或课评，一位历史学院的同学在作业的最后，写了这么一段话：

“ 我对这部电影的感触很深，因为我的父母也是劳工，父亲在工厂工作，每天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9点，母亲在卖场做导购员，他们的时间很少，在生活的压力下他们也互相争吵，但是没有时间解决，根源就是穷，社会很少会给穷人喘息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很真实，没有突如其来的危机之类的情节，有的只是平淡的压抑，刻画了一个在金融危机下辛苦生活的英国家庭，这既是一个家庭，又是千千万万个劳工家庭的缩影，这些家庭的主心骨基本上都超额工作，但是仍没什么保障，重压下他们照顾家庭的时间自然会减少，最终导致一系列问题，这是很真实的劳工问题。他们的希望除了自己努力工作就是放在下一代身上，但是他们又没有时间去教育下一代，这似乎陷入了死循环，但这就是许多家庭经历的。虚构的电影带来了如纪录片一样的真实感，我认为这是一部非常不错的电影。”

01

没有宏观视角下的尖锐对立，也没有意识形态上的露骨批判，更没有感性领域中的刻意煽情，但我想没人会否定《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是一部相当真实，且又十分沉重的现实题材电影。

故事的主角是一名失业的工人，而身为四口之家的顶梁柱，他必须为这一摇摇欲坠的家庭撑起一片足以呼吸的天地。正当其为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发愁时，他找到一种新型经济模式下的工作途径，即成为一个快递站点的加盟司机，这似乎意味着他有了主宰自我命运的机会，他愿意用自己的劳动来改变自己以及家庭几乎崩溃的命运。于是，他有了规划，他有了梦想，但现实往往不是平坦的大道，而是凶险的流沙，对于深陷其中的人来说，越是挣扎，越是狼狈，而在这时，人的伟大以及人的悲壮总是同出一辙，因为即便是狼狈的未来，也没人会放弃挣扎。

他会努力工作，但却改变不了未来。

02

这是机会？还是谎言？

瑞奇接受了快递站点负责人的邀请，按照后者话来说，他不是为站点而工作，而是成为了站点的合伙人。总之，他有了一个机会，只要他买或者租一辆用以运输的货车，他便可以成为一个连接网络与用户之间的节点，这是虚拟与现实之间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信息网络留个人工的最后一座堡垒。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互联网的这种众包模式给瑞奇这样失业的人提供了一个稳定但不稳固的就业机会，稳定是因为这种人工需求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不会有颠覆性的改变，而不稳固则是因为这些参与其中的劳动者并没有得到较为完善的劳动保障，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工人，因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公司为其提供一个关系明确的雇佣合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是互联网经济下的自由人，而维持这份自由的前提便是工作，这是一组互为因果的关系，工作的密度决定了自由的广度。然而，一旦这种逻辑关系被广泛认可，那么自由便不再是一种以自我主体之人格为前提的普遍概念，而是一种以某种量化标准为参考的狭义理解。

他们提供了机会，但他们也灌输着谎言。

瑞奇找到了赚取报酬的工作，但相较于传统的劳资关系，一些原本属于企业对工人的责任、义务以及规定，在这样一种新型经济模式的架构之下被巧妙地剥离。在形式上来说，位于社会底层的瑞奇的确是为自己工作的主人，他有选择不工作的权利，但那也意味着他将失去生活的唯一来源，于是，他成为了这一模式的附庸，他不得不接受超越法定工作时长的工作要求，也不得不接受没有法定休假的工作制度。

对于掌控渠道与资源的平台方来说，瑞奇是个体的主人，同时也是这一经济模式下的奴隶，他为生存以及自由而奋斗，但当奋斗的机会完全由他者所垄断时，生存是一种施舍，自由是一种奢侈，而过于美好的未来便不再是一种可供想象愿景，而是一种精心编织的谎言。

03

规划的路线，精确的剥削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是一部聚焦于底层个体的电影，它未曾像《寄生虫》那般露骨地将对立阶级间的矛盾表露出来，抛开宏观视角的叙事只为关注某类群体的悲欢，瑞奇一家是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他们渴望改变，但却没有选择。

瑞奇入职的第一天，与他捆绑在一起不止是严格的站点规定，还有一部用以发送快件的扫描器，它是连接网络与个体的终端，它很体贴，也很智能，它为瑞奇规划配送路线，它不需要配送员有过多的思考。毫无疑问，这是信息技术革命的成果，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源于技术的“侵略”。

你可以说这部电影相当质朴，因为构成其故事的要素相较于现实而言并无太大程度的超越，但你很难否定导演挖掘故事内核背后的野心。

瑞奇是一名失业工人，而掀起这股失业浪潮的不是某种时代的偶发事件，而是技术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下的必然趋势。复杂的社会劳动被程序和机器逐步拆分，从个体作坊到流水线，再到现在的智能化生产，人就在这样技术演变之下一步一步失去了对劳动的依赖，但同时也逐渐失去参与劳动的机会。

瑞奇作为一名快递员，他所能拥有的工作机会是技术尚未解决的程序盲点，但你很难说这到底是莫大的幸运，还是更大的不幸。作为具有个体意识的人，他被置于某种算法和程序之中，对于后台系统来说，他是快递扫描器的附属物，任何背离扫描器要求的行为都会被认定为失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是一个不会出错的监工，它的智能足以让其规划好瑞奇工作的每一项工序，没有缓和的余地，没有博弈的空间。

不得不说，这是一种精确到极致的剥削，而更重要的是，它将剥削者藏在了一个没有生命实体的程序背后，这样一种零工式的新型经济模式也因此成为了对立阶级间的缓冲带，其可能产生的后果便是工人阶级的抗争性由于主体意识遭到了破坏（瑞奇在接受工作之初就被告知他不是雇佣工人）而渐渐消解，而他们应有的权益也随之被规避甚至被舍弃，因为在智能化浪潮的侵袭之下，工作的机会已然成为了一种稀缺的资源。

瑞奇已经尽力，但对于现实来说，尽力远远不够。

04

无处可逃的未来，无法守护的自尊

这部电影有它的平淡，但也有它的柔软。其中最能触动我的地方便是，当他向站点主管提出想要在圣诞节请假，与家人团圆。在这里，我看到的是一位体恤妻子的丈夫，也是一位心疼女儿的父亲。

“我女儿丽莎，她才是11岁，却会失眠。”

瑞奇太失败了，他有他的计划，他想通过劳动来改变这个家庭的未来，但他却不得不在两个孩子的生活与成长中缺席，他拼尽全力想要给自己的家人提供一个温暖的家，但他拼尽全力的样子却在无形之中成为孩子成长历程中的负担。对于丽莎来说，她父亲不是在卑躬屈膝中赚取报酬的奴隶，所以当父亲被客户家的狗所咬伤时，在快递单上执拗地写下了“你欠我爸爸一条新的短裤”。在那一刻你便能感受到，瑞奇不是一个被机器剥离意识的工人，而是一个饱含生命情感的个体，通过其女儿的视角，观众切实感受到了他的痛苦、他的坚韧以及他的无奈。

然而对于智能化的程序来说，情感是一种不被识别的代码，高强度的工作让他无暇顾及个人以及家庭的生活，他想通过自己的行动来为儿子竖立一个奋斗改变未来的榜样，但后者却坚努力只是一种徒劳，你当然可以说这是他的叛逆和沉沦。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这却是一种有着群体认同的观点。

瑞奇的家庭遭遇是这一时代底层群体的一个缩影，他们盘算着未来，又攀附于现状，而由于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改变自身命运的途径也随之收缩，而他们想要获得成功的成本也不可避免的随之加码，可能是更高的资金投入，也可能是更长的时间成本，更可能是更大的健康消耗，而他们能够承受风险的能力并没有因为成本投入的增加而增加，甚至更加脆弱，不断攀升的债务，不断加深的矛盾，不断恶化的身体都可能成为压垮希望的重担。

当瑞奇在工作途中遭遇抢劫并被殴打后，随之而来的不是完善的工伤认定，而是一系列的赔付清单，这些都转化为了新的债务压在了瑞奇肩上，他没有机会休息，只能拖着沉重的身躯返回工作的岗位。个体的尊严在这般残酷的外部环境中被折断、被碾碎。

未来真的会改变吗？这部电影并没有给出答案，但我能够看到的只有一个中年男人的绝望。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抓住的是这个向着更高效率、更加智能不断迈进的社会固有的时代矛盾，瑞奇一家只是这种矛盾的一个切面。

我们当然有理由歌颂技术革命带来的文明之光，但我们也不应忘记，这个社会仍有义务去为每一个拥有人格的主体提供一个保有自我价值与意义的未来。

肯洛奇无疑是当代影坛最伟大的叙说者之一。作为导演，他与他的同志们几十年如一日地通过荧幕讲述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情感、深描TA们的语言和肉身。在近作《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中，他又将镜头聚焦在了时下“崛起”的零工经济，以英国北部纽卡斯尔普通的一家四口为切入口，展现了新兴工作形式影响下的劳动者主体所发生的复杂变化。只不过，这部作品再次延续了肯洛奇过往的悲观情怀，在熄灭了主角一家最后残留的希冀——家庭之后，我们仿佛就无法避免地陷入到了女主角Abbie的梦魇之中：掉进泥沙，沉入无底深渊。

一、弹性专制：“零工”时代的劳动者境遇

主角一家原是英国的一个准中产家庭，丈夫Ricky是一名建筑工人，家庭和睦，并购置了属于自己的房产。然而，始于07年经济萧条重创了这个准中产家庭，TA们一家很快失去了原有的住宅，Ricky也失去了他的工作，只能依靠妻子Abbie从事照护工作来养家糊口。在朋友的介绍下，Ricky进入到了一家快递公司从事派送工作，这似乎让一个本已深陷贫困泥潭的家庭看到了转机。影片以Ricky和管理者的对话作为开头，在双方交流的过程中间主管明确告诉Ricky：“你不是员工，你是自雇。”自雇意味着劳动者没有获得雇佣合同，TA们一方面为企业工作，另一方面却得不到任何相应的保障，与实际的雇佣者处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关系之中。然而我们随后便能在影片中发现，Ricky和其他同事虽然名义上是“合伙人”，但TA们的劳动却受到了平台的严格控制：劳动者无法决定自己的运送路线，更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甚至连Ricky带女儿一起送递也会受到主管的批评。同时，武断、严厉的警告和罚金成为了规训劳动者的重要手段，主管还可以随意对TA们进行驱逐……

随着平台资本主义和按需经济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工作日不再被理解为标准、稳定的每周5天、每天8小时。取而代之的是弹性、按需、全天候的工作时间。影片中Ricky工作时间的长短取决于他何时能够将货物送递完毕，而Abbie的工作日程则更为弹性，她需要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随时改变自己的日程表。当矛盾重重的Abbie一家达成了难得的和解、其乐融融地吃饭聊天时，客户的一通电话便迫使Abbie立刻回到工作之中，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和解”片段是影片所展现的残酷现实里的唯一一片“绿洲”，然而很快就被弹性工作日程的沙漠迅猛淹没。

社会学家Jennifer Chun将这种工作制度命名为弹性专制（flexible despotism），在看似灵活的工作日程下，劳动者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TA们无法平衡生活与工作的关系，并因之产生了极大的焦虑和不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延长工作日”是资本“吮吸”剩余劳动、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本能和手段，而电影关于当下工作日的描述却与马克思所观察到的19世纪历史有着较大的不同。雇主不再运用简单的强迫手段来驱使劳动者延长线性的工作时间，而是用劳动者无法自主掌握的工作日程对TA们实施控制。正如Ricky的同事向主管所抱怨的：“我连做了十四天，你却连两个小时都不给我。”而让他“损失”这两个小时的原因是竟是货车后视镜被撞坏，在这种工作形式下，几乎没有给劳动者留下任何“犯错”的空间。同样，无论是Abbie在公交站与中介商讨工作日程却无功而返的通话，还是Ricky恳求主管给他时间去处理儿子的麻烦，“时间”在这里都变成了一种劳动者可望而不可即的“恩赐”。

二、再生产

在一次访谈中肯洛奇提到：“（Abbie的）雇主是一家中介公司。照护工作被市议会外包给中介或是私人医疗公司。”从中可以明确的是，再生产活动这项本应由社会承担的责任在今天的英国却由中介或外包机构转移到了更为底层的女性劳动者身上。当Abbie的客户老人Mollie打电话向她求助时，Ricky想让她联系老人的家人时，却收到了“找不到TA们”的回复。此时，Mollie的子女或许正在工作，或正在娱乐，无论如何，TA们显然不用为照护工作而心烦——因为有Abbie的存在。但Abbie自己呢？当她在上工路上绝望地和子女、丈夫打着电话时，我们便意识到到不平等的现状是如何通过电影被再见了出来：劳动者难以在工作时间少的情况下养活家庭，但TA们一旦工作便失去了照顾家庭的时间。中上层阶级可以靠雇佣Abbie这样的家政工/护工来解决再生产难题，但劳动者自己却根本无法对工作和照顾做到兼顾。

在Abbie的家庭内部，再生产同样与传统父权制影响下的性别分工缠绕在了一起。当Ricky兴致高昂地和Abbie提出购车想法并让她卖掉代步车以凑足首付款时，Abbie对此表达了异议。Ricky紧接着说道：“你心太软了，早上去准备午饭，下午回来照顾孩子，其他的都由我来。”这正是一个明显的父权症候，即对女性劳动及再生产的贬低。而这种症候有着它长期赖以生存的土壤，保罗·威利斯在《学做工》一书中写道：

男性的工资袋之所以一直起支配作用，并不只是简单地取决于其中容纳金钱的数量，而是因为工资袋标志着男性在与“真实世界交锋的过程中，以一种男性气概的方式取胜，而对于女性而言，这个真实世界则过于残酷”。因此，男性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辛苦劳作者、养家糊口的人，而妻子只是承担一些“额外”的工作。当然，女性工资在物质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可能通常要远远大于“额外”的含义；毫无疑问，女性所从事的家务劳动也是整个家庭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工资袋作为一种男性气概的象征，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既支配着家庭的文化和经济，又构成欺压。

“其他的都由我来”一语便足以反映Ricky“工资袋”的自我认同。他用“不可一世”的男性气质剥夺了妻子的财产并让她步入了更为艰难的工作日程。他将自己看作是家庭唯一的“辛苦劳动者”，是这个家庭走出贫困的唯一希望，继而漠视了Abbie对整个家庭做出的贡献——无论是她的薪水还是对子女的照顾。Silvia Federici认为，统治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是一个系统性的、结构性的贬低社会性的再生产工作的价值逻辑，与此同时，雇主阶层又长期以往地从无薪或低薪的再生产活动中获利。而家庭内部的男性劳动者无疑与雇主们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谋的默契。

劳动者的再生产困境恰好又是权力和等级完成再生产的助力。哥哥Seb是整部影片当中的反叛者。他很早就认清了教育和文凭的骗局，逃学，利用艺术进行反抗。在与父母的争执中他说：“读大学，再像夏潘他哥，欠57000磅，在电话中心工作，到周末就戒酒消愁。”然而，Seb自己虽然已经醒悟，但他无疑也指出了一个社会现实，普通劳动阶层的子女即便通过教育制度的筛选拿到文凭，最终也不会收获一个好的工作，还会欠下一屁股债，除此之外，TA们也只能从事低端的工作，没有任何真正的选择。与此同时，中上阶层家庭的子女却可以依靠家庭的经济条件和文化资本克服自身的再生产障碍。

三、从政治的失败到家庭的失败

正如恰帕斯东风电台在影评中敏锐指出的那样，Abbie照顾的那些老人给我们展示了一些希望的火种。无论是老人照片所呈现的罢工和工人联结的往昔岁月，还是一位老人在给Abbie梳头时哼唱的左翼亲劳工作品《Goodnight, Irene》，这些都似乎在为今天的劳动者召唤某种反抗的幽灵。然而，纵然罢工的过往多么地令人心潮澎湃，联结的历史又多么地振奋人心，现如今，这些老人都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寡老人”，TA们唯一可以依靠并倾诉衷肠也只剩下孤立无援的Abbie。

上一代英国工人确实在罢工中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但随着工会运动在八十年代连吃败仗，工人领袖频繁出卖工人的利益，反工会法的颁布，得以让撒切尔在这一时期大获全胜。工人没有在运动中实现政治上的联结，最终也只能退回到家庭之中，将过去的辉煌埋葬在自己的记忆里。而Abbie和Ricky这一代的劳动者正处于这种联结终结的时刻，TA们没有家庭以外可以与社会相联结的方式。但当家庭都无法完成这一使命的时候，悲剧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当妹妹Lisa企图通过拿走Ricky的车钥匙来阻拦他工作时，整个家庭陷入了崩解的边缘，而在Ricky感受到妻子和子女的温暖之后，他依然不能摆脱工作的束缚，毅然冒着生命风险和家人的阻拦，返回到那个根本无法让他逃离的系统里。同样，Seb的联结也是失败的。他更有朝气，更渴望通过年轻人的聚集和反抗来挣脱枷锁，但当他的女性伙伴因家庭原因离家出走以后，他也失去了最后的抗争希望。

无疑，这部影片的底色是悲观的。无论是历史上的工人政治，还是现如今劳动者的家庭，都没有错过“失败”的命运。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现实，希望的微光仍然在我们周遭闪烁，英国的Uber员工团结了起来，在关于工人身份的斗争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而中国的骑手们也自组织到了一起，与剥削TA们的平台和系统展开了英勇战斗。这一次，TA们无法再向家庭索要帮助，也不存在历史的羁绊，更无需向权力低头祈求。下一次，我们或许不会再错过属于所有劳动者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