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过很多导演对谈，我原本想考的是出版学我迷恋过很多小说家，作曲家，画家，和编剧。

那些不仅仅会表演的人才是丰富的真正艺术家

洪常秀，伍迪艾伦，安东尼奥尼，他们算小众

但是这些能吸引住我头脑的大师，像个大图书馆

他们个人就是一本知识，汲取不完的经验养分

他们的作品高产，他们本身也很有光芒和魅力

直到我遇到杨德昌的电影，他的电影需要解读

但他的电影在艺术之外，又不会那么抽象深邃

不像园子温，费里尼，阿伦雷乃，看起来挺累

杨德昌的电影很长，也不够史诗，但剧本很硬

他幕后的那些工作人员一个个也都是匠星怪才

意大利法国日本，他们的电影有先河，有传承

但台湾电影的工业化薄弱反而助推了精耕细作

从伺候杨德昌这个迥异严苛又专治的皇帝陛下

他们一个个，都成了八面玲珑的满朝文武百官

先帝驾崩后，看着他们的吐槽电影的制作过程

从来不是埋怨而是说笑，观众从中也获得治愈

最有意思的就是唐从圣和陈希圣了，这两节全篇背诵，反复看5遍，所以就没有要点可以赘述。

接下来比较有趣的是小野，说到挑剔的杨导对深夜坐在咖啡馆里，也要反复换位置，那么理性，也会想那么多，小飞侠并发症，真的很酷！

余为彦提到要有guts精神，秘籍在脚下在身边！

张震：团队向心力！因为拍了戏性格变得小四

断句不能根据自己习惯改，知道自己要什么？

杜笃之：嗨哎唉衔接叹词很有趣，扎气球，自己做下雨场景，电影成工科男们的手艺展示！

王维明：逻辑混乱，最难看的一个。

陈湘琪的格局和感性，让我有点动容。

魏德圣，声音难听，讲话节奏慢，看他讲话累。

柯一正：他讲故事很长，为啥，一个个画面早就设定在脑子里，跟侯孝贤给你个感觉不一样，他要坚持，要打破禁忌的东西都组合好了。

陈博文：称赞杨德昌的逻辑性和敏锐度，铺开来还能找到一个富有逻辑的结果，而不是草草了事以及陈博文自身的细腻度，对情绪的把握。

姜秀琼：原来你演对了一次，电影的魔力抓到了，它就会一直在那里。杨导对电影的孤绝，他的悲喜都诞生在创作里，遗憾没有很好享受生活。

最后依然记得二刷多刷，唐从圣和陈希圣！

看了桃园电影节十年再见杨德昌访谈录，说不出的五味杂陈，杨导电影看过几部，牯岭街，一一，都已封神，不用我再赞叹，麻将确实也如他所言又小又猛，沉醉于电影，感慨导演是个太牛逼的艺术家，但是看了访谈，真的最大的感受是心疼！就是姜秀琼所说，太心疼导演了，全部的喜怒哀乐都来源于电影创作，没有自己的生活，朋友的不理解，合作者的跟不上，让他极度焦虑急躁，几乎每个人访谈中都会提到被他痛骂跟他冲撞然后离开他的经历，看着又痛心又好笑，这该是一个多么真实生动有趣的人，也许有大才之人注定孤寂于世，其实只要做他的观众，就是最幸福最持久的关系，看到他描述的那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画面一一呈现在大荧幕上时，才知道他生来就是拍电影的，就是要用画面来把观众的心戳中戳痛的，只是再也看不到杨导的下一部作品了……愿您在天堂依然纵情沉醉于电影创作带来的极致喜乐！

1945年，美军与苏军会师柏林。

宴会上，巴顿将军举起酒杯，对朱可夫元帅说：“你这个混蛋！”

朱可夫大怒，回骂道：“你才是混蛋！”巴顿大笑，“好！让我们为混蛋干杯！”

在某些领域里，混蛋从来不是贬义词，他们往往比英雄更受欢迎，他们真实不羁，规则于他们都是用来嘲讽的。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混蛋是，你我心中永远的，杨德昌。

杨德昌（中）与侯孝贤（左二）

陆川说，《牯岭街杀人事件》是照亮我们黑暗青春的一盏明灯。

马丁斯科赛斯在看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后说，诚实的说，你的电影，在所有层面上开拓了我的眼界，让我感动。

杨德昌是杉姐的电影启蒙老师，学习电影十年，至今仍无法忘记那4个小时颠覆世界的昏暗观影时间，《牯岭街 》像一扇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大门一样让我见识了什么是电影。

他在一个有限的时间里传达出了一个“社会百科全书”式的无限空间。

2017年是杨德昌的十年之祭，桃园电影节播出了一部纪念杨德昌的最新纪录片。

《十年，再见杨德昌》

豆瓣评分9.4。

《十年，再见杨德昌》采访了当年与他共事的兄弟和受他影响的后辈，这些人的名字至今在台湾电影届甚至世界影坛都十分重要。

他们是：柯一正、小野、余为彦、杜笃之、张震、陈湘琪、魏德圣、陈希圣、陈博文、陈骏霖、虞戡平、唐从圣、鸿鸿、姜秀琼、王维明。

整部纪录片没有杨德昌电影影像的回忆，杨德昌的自画像印在窗子的玻璃上，给人一种平静之感。

也拉开了他与我们的距离，是的，他始终如一个观望着。

杨德昌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时代的张震

本应是伤感和严肃的采访氛围却因为大家讲到杨德昌导演在片场的往事而变成了“杨德昌吐槽大会”。

杨德昌在片场常说的一句话是：“那个人，不要再出现了！”

杨德昌的御用录音师杜笃之印象最深刻的一张照片，是他在安慰发脾气的杨德昌。

张震说，年少时在现场常常被他吓到，杨德昌总是先摔帽子、再摔对讲机。

《牯岭街》中扮演小四二姐的姜秀琼说，杨德昌经常是三字经、五字经的骂。

《独立时代》中的女主陈湘琪说杨德昌是片场暴君。

中影企划组长小野说起还是新人时期的杨德昌，面对前辈依然天天摔东西、大骂中影体制。

以致于当记者问到魏德圣当时在杨德昌剧组的工作是什么时，他不假思索的回答：“被骂”。

记者：你有没有给他骂过？ 魏德圣：没有一天是不被骂的。

第一次见杨德昌时，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很好。

高大、帅气、笑眯眯的温和长辈。

张震说杨德昌的穿着打扮很特别，阿玛尼的经典款眼睛、49ers的帽子、eagles football 的夹克。

一句话：“哇，帅哥”。

杜笃之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05年的冬天》这部电视剧中，他的第一反应是：“哇，一个很高大的男生”。

但是，这些所有的好印象全部都在这些人看到片场的杨德昌后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进入到拍摄期的杨德昌是这个样子：

吹毛求疵 一点点不如他的意就生气 摔对讲机 然后骂三字经 然后连路人都要骂

所以，和杨德昌拍过戏后的魏德圣惊喜的发现传说中的那个杨德昌导演终于回来了。

2000年，《一一》被法国媒体形容为“把生命的诗篇透过电影传颂吟唱”，他也因此摘得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奖杯。

2007年，杨德昌获得台湾金马奖终身成就奖。

其作品深刻、理性，有强烈的社会意识，被称作“台湾社会的手术刀”。

台湾著名影评人焦雄屏评价他：杨德昌是当之无愧的电影大师，这早已被公认。他是世界级的人物，他的艺术成就让所有人都骄傲。

《光阴的故事》拉开台湾新电影的序幕

杨德昌是台湾新电影运动标杆式的人物。

台湾新电影出现之前，台湾新闻局重新规范了电影尺度，制定电影分级制，文学和电影都有了松动的土壤，渐渐走出逃避主义的庇荫。

电影一改往日的假大空，开始记忆历史、抒发真实情感。

再加上80年代初期台湾电影类型不振、制作粗糙、格调低下，许多电影工作者都感到了台湾电影正处于危机时刻。

当时的中影十分缺人，十几年没有新人。中影这样的官办机构也在努力寻求变革。

电机工程专业出身的杨德昌在美国工作了7年后回到台湾开始了自己的电影生涯。

中影大胆启用新人杨德昌、陶德辰、张毅、柯一正来担任导演，拍摄了四段式故事片《光阴的故事》，就此拉开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序幕。

小野第一次见到杨德昌，就是因为拍摄《光阴的故事》。

《光阴的故事》本来是陶德臣写好了故事报到文公会的，讲台湾50、60、70、80年代各一个故事，但选中后小野选择尊重导演，故事可以不要，重新来过。

杨德昌当场就表示自己当然不要，他说我只要一个第一次来月经的女孩带着一个比她还小的弟弟就能把故事讲清楚。

小男孩带一个圆圆的眼镜，后来我们发现这个小男孩和杨德昌小时候一模一样。

《一一》中喜欢拍人背影的小孩也是这个模样，所以在他的电影里永远有一个小杨德昌，一个对世界充满了好奇的小孩的样子。

拍完《光阴的故事》之后，影评人焦雄屏、黄建业张昌彦立刻在报纸上毫不留情的给四位新人导演打分数，结果杨德昌的短片《指望》各项指标全部拿了第一名。

那种“少女怀春”以及孩子对成长的渴望在他的镜头下格外细腻。

杨德昌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所有人的肯定。

挑战权威

从《海滩的一天》开始，杨德昌第一次挑战中影，所有制度他都不要，例如他提出不用中影的摄影师。

中影高层当时为此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的大致内容就是“开玩笑！大导演来我们中影都要用我们的摄影师，你一个年轻小伙子拍个四分之一电影，就这么屌”。

大家把杨德昌从开始骂到结束。

但最后的结论是，小野接到当时中影经理明骥的电话：“小野，如果他（杨德昌）再坚持，换人。”

他们得到的结论是，杨德昌太有才华了，不管多难搞都要搞定他。

和他工作后，我们成了彼此的恐怖分子

拍摄《恐怖分子》时，小野担任编剧，他在《十年，在见杨德昌》的采访中回忆，杨德昌经常是半夜去按他家的电铃，以致于《恐怖分子》把他们拍成了彼此的恐怖分子。

而杨德昌半夜去按别人家的门铃居然不是因为工作，换完了咖啡厅的每一个位子居然不是因为气氛不对，仅仅只是想找人发泄下不好的心情。

小野写了很厚的一摞信痛骂他，大致内容是：

杨德昌，你有一种病叫小飞侠并发症，想得很多，要出手的时候开始犹豫，找各种借口退缩，谁跟你合作谁倒霉，你害死我了，你害死我在中影的信任度了，你等于害死我们全部的制度......你都怪别人不怪自己吗？

寄信之前小野先把信给吴念真看，吴念真说：“不要寄啦，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是谁，他不会有错，都是你错，你寄给他他只有更恨你”。

结果，收到信的杨德昌打电话给小野时只说了一句话，“你的信我看了”，之后电话那头传来的就全是杨德昌气到发抖的声音。

这封信后，杨德昌再也不找借口了，他说：“拍啦，《恐怖分子》啦”。

拍完《恐怖分子》之后，他非常不满意，一直骂人，说自己就是妥协后拍的，就是没有准备好，虽然《恐怖分子》拿下了当年的金马奖最佳影片。

虽然小野一直说杨德昌有小飞侠并发症，但在五年后看到《牯岭街》后，他原谅了杨德昌，他才发现不是杨德昌的错，而是整个台湾的大环境跟他合不来。

《牯岭街》用了2000多万的资金，在当时是大制作了，因为当时的电影能拍到800万的已属罕见。

杨德昌为了拍戏效果，常常不择手段。

张震说，当年拍摄《牯岭街》，有一次刚到片场他就被导演大骂，然后要求面壁思过一小时，14岁的他吓得浑身发抖，结果不到一个小时就被导演叫出来拍戏，那场戏刚好就是要张震当时的那个状态。

在杨德昌公司工作的人，每个都必需是全能选手，你是副导演也是木工，导演组身上挂的枪、抹布、铁锤、刨刀、电钻，DIY的高手。

拍《一一》的时候，开场的戏是气球忽然破掉，杨德昌的剧组里，导演组、道具组每个人都在玩气球，因为大家都在想怎样控制气球。

以上这些干货，全部来自于《十年，再见杨德昌》中的被访者。

这些被访者中，最懂杨德昌的恐怕要数杜笃之。

杜笃之参与了杨德昌的每一部电影作品。

从《光阴的故事开始》第一次见面。

杜笃之因为对陈旧的录音技术不满，尝试新技术被老师傅修理，却得到了杨德昌等人的赞赏。

他们如所有知音一般很快找到了默契。

两人经历了电影事后配音到同期录音的变革。

而《牯岭街》是杜笃之第一次使用同步录音的作品，很难想象之前的观众连林青霞、甄珍的声音都没有听到过。

当杜笃之还籍籍无名的小辈时，杨德昌点名每部作品都要由他来录音。

杜笃之回忆说，杨德昌格外重视电影的技术细节，这在之前的导演是没有过的。

这些细节也正是杜笃之想做的东西，所以他们很快就很合。

两人半夜开车上山，只为录一条车子开过的声音。

《海滩的一天》在日式的房间里，杜笃之当时为了录音想要搭一块很大的地板，以杜笃之当时的身份和地位，别的导演不可能答应他的要求的，但杨德昌答应了。

《牯岭街》中，冰店堵人那场戏，杨德昌和杜笃之自己制造降雨车，让整个小公园下雨。

杨德昌和杜笃之在一起，知音相遇，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来。

有人说他在片场经常骂人、经常发脾气，很多人跟他合不来。

但杜笃之认为，和一个不平凡的人用不平凡的方式拍电影，才能拍出好作品。

讲到两个人最后一次通电话约见面，杜笃之眼含热泪非常遗憾没有去见杨德昌。

《十年，再见杨德昌》中的最后一集的被访者是魏德圣，他曾怀着对杨德昌的无限崇敬在学生时代就去到了杨德昌的公司。

在这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做杨德昌的司机，第一次载杨德昌，魏德圣满身是汗。

后来，魏德圣因为剧本获奖受到杨德昌的关注，开始在杨德昌的剧组做助理导演。

结果很多人因为时间问题离开，他莫名其妙的变副导演了。

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哇，完蛋了！

因为当时的技术组全部都是杜笃之一样的国际级大牌，但是制片组、场务组、导演组、道具组全部是一群新人。

魏德圣就带着这一群毫无电影拍摄经验的人和这群国际组的人对接，杨导在现场飚成什么样子，可想而知。

情况最糟糕的一次，杨德昌搬起椅子差点要打魏德圣。

但第二天，杨德昌还是来给他道歉，魏德圣瞬间感动。

虽然每天的工作就是被骂，连靠墙站一下都是奢望，但魏德圣也坦言，在这里他学到了这辈子最多的东西。

直到现在，每次自己在拍戏过程中想要松懈的时候，魏德圣就会想到如果是杨导在拍这部电影，这个镜头能过吗？

谈到《赛德克.巴莱》因资金缺乏一度难以维持拍摄，但他依然在跟自己的老师比赛，想到《牯岭街》当时也因资金问题拍摄困难，坚持拍摄8个月时，魏德圣坚持拍了10个月拍完整部电影。

虽然和杨德昌有过多次不愉快的经历，但他讲到自己因工作原因去美国时，特意抽出时间翻墙去看望杨德昌的墓碑时，我们知道，在他的心里杨德昌是一位对他影响至深的老师。

张震承认自己做演员和拍《牯岭街》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牯岭街》让张震感受到了大家为了同一件事情在努力、在工作的感觉。

十、五六岁打工时，张震选择去杨德昌的公司，希望再次回到那个大家庭。

《牯岭街》中的扮演小四二姐的姜秀琼说当她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到《牯岭街》时，那个震撼的感觉，让她选择了“做电影”。

此外，杨德昌一手带出来的子弟兵还有《牯岭街》的编剧鸿鸿、杨顺清、《独立时代》的副导演陈以文、王维明还有女主角陈湘琪，《一一》的制片人陈希圣等。

很多人提到过杨德昌的语言能力不如他的绘画能力。

有一次，柯一正问他《青梅竹马》要拍什么，他说拍侯孝贤在路上走，进电梯，电梯门打开，侯孝贤没出来，电梯门关，再开再关再开，他出来。

当时没人明白他在讲什么，后来片子出来大家才知道，他说的是一种状态，是镜头语言。

鸿鸿说，这个时代慢慢追上了杨德昌，和他最开心的距离是做他的电影观众，因为和他工作太痛苦了，吹毛求疵，山崩地裂。

吴念真说，杨的现场他真的不是很喜欢去，因为太严肃了。

陈圣希找朋友来做助理导演，结果这个朋友看完就说你们这边好恐怖，我还是不要来了。陈希圣问为什么，他说你们这么大的现场，一百多张办公桌，全剧组没一个人敢坐着……

《牯岭街》后期配音时，张震刚好是青春期变声，有一次效果出不来，杨德昌就在录音室门口大喊：“张震，出来，我们两个到外面单挑！”制片人马上回了一句：“他才14岁啊，你有神经病啊！”

2000年，《一一》在戛纳拿了最佳导演奖，杨德昌回到母校交通大学办台湾首映。电影开演，有个记者跑到银幕前举起摄像机要拍前排观众。杨德昌大喊一声，“我操你妈的B！”，随即冲过去踹那个人，一路把他赶出去。

在他看来，谁都不能打扰电影。

他曾把陈湘琪扣下来练台词一百遍直到第二天清晨，但自己也在办公室一旁坚守着，虽然这场戏最后完全被剪掉。

杨德昌是漫画家，每个镜头翻出来他的分镜脚本，跟画面都一模一样，甚至连演员的表情都一样。

正因为他是这样的严谨、绝对不妥协，所以他和每个人都显得格格不入。

因为他身边的人都是一群“差不多先生”，只有他一人在追求绝对中的绝对。

《十年，再见杨德昌》通过对这15位杨德昌子弟兵、战友的采访，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多面的杨德昌。

学习到了许多电影拍摄现场的处理方式，如杜笃之讲到《牯岭街》中，杨德昌是如何学习塔可夫斯基的。

《十年，再见杨德昌》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蓬勃向上、人才辈出的台湾新电影黄金时代。

每一位电影人都让我们感动，杜笃之讲到全台湾的第一套录音设备，是侯孝贤自己借了一百七八十万送给他的。

从这个层面来看，《十年，再见杨德昌》记录的不仅仅是杨德昌，而是和他有关的一批人，是一个时代。

姜秀琼或许是最了解他的人，她说自己一直不愿意接受采访是因为她知道，杨导肯定不喜欢。

她说，我没有看到他，真的好好享受过生活。

杨德昌去世时，心爱的儿子才7岁。

他这一生所有极度的愤怒和极度的喜悦都来自于电影。

有人说冲动是魔鬼，但对于杨德昌来说，冲动是它所有创作的源泉。

杜笃之说，你要理解他，一个人脾气那么大，惹那么多人讨厌以后，他还是那么倔那么野蛮，那可不是简单的情商低。当然是自私，谁不自私，那你看他的电影，被震撼之后呢。

《牯岭街》剧本的准备耗时3年。

构思《一一》的故事，杨德昌花了15年。

吴念真不止一次说过，“”这个王八蛋，拍片速度太慢了，不然怎么会只有那几部电影呢”。

杨德昌在短暂的生命中仅仅留下了七部半作品。

他点燃了电影，电影也燃烧了他。

十年之前忽然传来的噩耗令多少人唏嘘不已，至今仍无法相信。

但与杨德昌最好的距离不就是做他的观众吗？

他走了，但“爱与希望不死”。

他走了，但杨德昌电影不死。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作者：杉姐 合作转载请豆邮，或联系微信公众平台《1895电影评论》（id：aizai1895）

众人回（吐）忆（槽）杨德昌（陈希圣黑得最欢），一点记录：

1.杨德昌本来想拍一部智慧犯罪的电影，后来去美国看了[体热]回台湾之后，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2.小野讲往事超激情。中影：“开玩笑，大导演来我们中影拍戏，都要用我们中影的摄影师，我们哪点不行啊？那小伙子拍了四分之一电影，就这么屌，不要我们的摄影，他会什么？！”“我们先弄牯岭街好了，牯岭街比较简单，你相信我，30天拍给你看”

3.王维明：“你好厉害，你怎么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活着？”

4.生煎包+红豆汤+柳橙汁——让杨导消气

5.“操你妈X，操你妈X，变不出魔术了”

6.姜秀琼：“他太孤绝了，不是大家不愿意，而是他没有给机会让大家亲近他，了解他，这是我很心疼他的部分”

7.鸿鸿：“跟他最好的距离，就是当他的观众”

8.唐从圣：“那时候，杨导脾气确实是真不好，以为都是传说。各位，都是真的。”

9.杜笃之满满的干货！以及最后十分动容的那句（用闽南话讲的）：“如果我知道我一定会去的”

10.杨德昌对陈湘琪说：“湘琪，你在成长过程中，你大概没有看过花是会凋的”

11.张震平均三句话眯一次眼睛。“每次拍合照他都会笑出声音来，‘呵呵呵呵呵呵’，一直到现在每次我去拍合照的时候我都会模仿他发出这个声音，然后我就会很乐，因为那是我对他的一个记忆”

12.魏德圣那一集，落泪。

蔡琴写给杨德昌：

2007年7月1日，星期天，电视播了一整天，我也看了一整天： 杨德昌就这么走了。电话录音里数不清的媒体留言，都希望我回电；这个时候叫我说什么？说什么也说不清楚我的五味杂陈。就算说清楚，又为什么呢？而所有人却急着要一篇“前妻的反应”。

从一天最初的简短快讯，然后经过中间不断的增加数据、周边访问、调画面，到一天的结束，我的名字一直连着他的逝世消息。

回想当初，从我确知彭铠立和他的恋情，到决定当机立断成全他们，再到办完离婚手续，甚至到今天他去世，我的每一阶段似乎都得摊在镜头下。而今天，我怎么告诉外头，我都还来不及感受呢？

直到一天将尽，从电视上，我已看过他那被重复了又重复的身影后，一阵强烈而尖锐的刺痛，才刺醒了我的感觉。那些深埋在我心底、长久不愿再去回想的曾经的对他的记忆，突然袭上来。我脱口轻喊出一句：杨德昌，你怎么可以这样就走了呢？

跪在圣经前，我为他的灵魂急求，求主以神自己的名，领导他走义路，让他行过死神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我感谢主在他生命结束前，是与他的最爱在一起。我抬起不停涌上泪水的眼睛，坚定地告诉上帝：我可以站起来！

我深深地感谢上帝，让我与他轰轰烈烈地爱过。我安静地、肯定地用手抚摸着夹在圣经中的小十字架。闭上眼，再感受一次这曾经的爱情。一次比一次平静、勇敢。

细数他一生共完成了八部电影，在我们生命联集的十年中，我竟见证了一半。作为一个曾经的伴侣，我们一起年轻过、奋斗过。作为一个女人，他给我的寂寞多过甜蜜。

作为一个观众，我们痛失一个锐利的纪录者。时间会给他所有的作品一个公道，他的付出不会寂寞。至于我们所有过往的点滴，我自己品尝。就当作我活着时永远的秘密，随着他的逝去与世长辞。

非常感动，接受采访的每个人都深深的懂得他，并成就他。尤其是杜笃之说我们都是平凡人，和他这样不凡的人合作就是会有冲突，还有从从讲到在片场余为彦会摸杨导的头安抚他说放心啦我会搞定的。小孩子心性、单纯、执着，在懂他的人看来，爱发脾气的缺点都变得可爱。虽然他的生命短暂，却也精彩，并以永远不褪色的电影艺术被别人记住。以及纪录片的配乐很棒，不抢戏也很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