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李一凡开始拍摄杀马特。他从深圳开始,在深圳、广州、中山、惠州、重庆、贵阳、黔东南州、黔西南州、毕节、安顺、昆明、大理、玉溪、曲靖,以及红河州,共计完成杀马特采访67个,网络采访11个。在拍摄期间,李一凡又从杀马特和其他工人手中,通过直接购买手机视频等方式,收 集了工厂流水线及工人生活录像915段。
这是一次详实且残酷的调查梳理行动。五颜六色的头发下面,李一凡重新检讨了城乡关系里,关于社会底层工人的生存代价和权利困境的根源。当越来越多的杀马特消失在人们视线里,而曾经或依旧是流水线工人的他们,和今天仍然不断涌入城市的打工者一样,依然面临着实质上的权利不平等,依旧笼罩在制度性排斥的阴影里。
杀马特音译自英语“smart”一词,泛指一种中国城市年轻工人中曾经风靡一时的亚文化潮流,以夸张而廉价的服饰、发型著称。艺术家、纪录片导演李一凡花费数年时间实地接触和研究“杀马特”群体,最终用访谈和工厂场景创作出一部长片,并在展览现场用数百部二手手机播放购买自工人自拍的生产场景。
李一凡将展览视为一次让美术馆观众看到另外一个社群的机会,在长片中他借用年轻工人的陈述,描绘出杀马特形成的条件、变化,及如何在舆论暴力下走向式微。在项目中,他始终是以无知者的角色进入,随后逐渐发现杀马特的遭遇,来自于年轻工人的孤立处境和与城市主流生活之间的疏离,并把项目看作是对杀马特一词祛魅化的过程。这与他一贯的立场保持一致,即认为在中国的现状下,艺术创作应当基于对社会生活的直接体感,才能因现实本身的超越性,获得足够的创造力。
4星半。
当前的主流社会对杀马特充斥着不理解,很难容得下此种“异类”的声音。
影片让我对这个亚文化少数群体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之前我确实是对其有一定的误解,也再次提醒我尊重与理解他人的不同与喜好。算是一个不错的的纪录片视角,毕竟在某种程度上,所谓的非主流杀马特也是一种相当独特且重要的文化,尽管有别于美国的朋克文化,但二者同样都象征着反抗与独立的精神。这些杀马特如同孤独又敏感的刺猬一般,渴望被关注又害怕被欺凌,用毛发武装起自己。各类杀马特家族,给我一种组成了“工会”与“教会”的感觉,充当着精神支柱的作用,在精神家园里互相帮助。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杀马特兴起与衰退的历程,值得我们去探究滋生该文化的社会土壤,就像之前看的三和大神那般,也可以直接反映出社会底层工人的社会现状。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这些年,离不开影片里所展示的这些“血汗工厂”,大批年轻人血淋淋的青春在其中一览无余。社会被分层,如今国内的贫富与城乡差距确实也是越来越大了,在城市化进程中,教育与留守儿童的问题也依旧很难得到解决。许多人被抹杀了自由与个性,被异化成工具进行着剥削,在工厂里不间断麻木工作的场景,甚至连上厕所都被监督着,这亦如上世纪卓别林《摩登时代》影片里的画面。虽然我童年一直都过得比较愉快,但是我爸妈也是比较早就没有读书出来打工了,也听过他们当年打工的一些事,确实是蛮辛苦的。
发型就像一种名片与标志,十分自然地将这些有相同特性的“同类”吸引聚集在一起,进而产生出群体归属感。
世间最廉价与最珍贵的事物莫过于自由,保留这份身份的象征,这也是杀马特最后的尊严与倔强了。
除杀马特外,最近几年亚文化中的消费主义也越来越多地被人所谈及,也是一股特别的社会思潮。
最后好喜欢罗福兴的这句话:“审美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起点”。对于各类事物所谓的美丑好坏,我向来也是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来。
ps:他们的发量好惊人啊,我个人是属于比较容易掉发的那类。
作为2020年最热门网络名词之一,“小镇做题家”以个人化的方式曲折地将城乡结构问题带回了公共讨论空间。在此背景下,《杀马特我爱你》因其极富关怀性和反思性的左派眼光收获了大众的广泛赞誉并不令人觉得惊讶。它使得许多出身小镇、侥幸走出小镇的青年人自然地反思起了自己依赖着哪些 privilege 才得以逃离原有的阶级身份,并在对成长的追忆中发出“此身虽在堪惊”式的感叹。就如同杜鲁门·卡波特在撰写其名作《冷血》的过程中,随着对一桩灭门惨案的深入调查,渐渐感受到自己和凶手之一佩里冥冥中共享着同样的命运,他评论说:“佩里就像是我同屋长大的兄弟,我从前门出去了,而他从后门出去了。”
由于在编排和剪辑过程中始终尽量让创作者隐形,将话语权交还给杀马特群体本身,同时也像李一凡自己在采访中谈及的那样,筹备期间逐渐放弃了对所谓“第一现场”的执着,采用了大量从杀马特青年手里购买收集来的照片和视频,《杀马特我爱你》的成片和一些精心算计以迎合社会热点的伪现实主义爆款电影有着泾渭之别。电影以一种几乎是不留痕迹的方式跨越了亚文化研究的局限性,将矛头指向更深处的权力与经济结构。同时,杀马特群体生于特定的城乡结构,遭遇到消费文化的风潮而被赋形,作为现代性重要表征的自我认同问题潜藏于城乡二元制的主题之下,让杀马特群体体现出了更加广阔的意涵与价值。
在电影里众多被采访者赤诚的自白中,除了中西部乡镇的贫瘠,流水线工厂对工人残酷的异化外,让人尤为注意的,是频频被提及的“同类相认”的瞬间。比如回忆自己如何初识杀马特,感到心有灵犀(虽然我和她不是很熟,但那种性格的气氛我能够感觉得到);如何进入到溜冰场这一杀马特活动场所(不管认不认识,只要发型是这样……虽然我不会溜冰,但也会跟着他们跑),成为杀马特后的交友理念(我搞杀马特,他也搞杀马特,我觉得我们两个的性格,追求的东西是一样的,聊天可以聊出个人的一段历史,叫我们玩杀马特的和一个平头的人来聊,是无法沟通的),以及对杀马特的总结性概括(杀马特是因为我们的发型是一样的,我们相当于同类一样)等等。
生于农村家庭,无法获得良好的教育资源——抑或说教育本就是一种对他们进行筛选、将其淘汰的社会机制;在家庭负累和工厂剥削之下被迫放弃自我实现的梦想;爱情在现实面前也频频触礁……杀马特群体大多都有着类似的生命经验和成长创伤,很容易理解彼此在缄默之下的生存困境(玩杀马特的话,我感觉就是每个人都有一点伤感)。如北大中文系教授邵燕君在《中国当代青春文化中的犬儒主义》一文中提及的,在一个拼爹的时代,80、90后大多数人其实无爹可拼。“80后的父母大多数是50后——青年下乡、中年下岗的一代。他们承担着社会主义最沉重的债务,子女又赶上了资本主义最残酷的原始积累期。所以有人说,80后是‘穷逼’的一代生下的‘苦逼’的一代。”
原本注定埋没,即使被视为异类也要活出自我,正是这种来自生命深处的不甘才使得杀马特们活的那么有力(我的人生要我来做主才行,哪怕是错的;玩杀马特的时候,感觉我全身都不一样了,自己会颤抖),这样的描述可以原封不动地拿来形容性少数群体。利用消费符号对身体的夸张改造,杀马特个体反抗着工人灰色调的沉闷生活,同时也得以快速确认和识别自己的同类,这几乎与酷儿群体中的变装文化异曲同工。LGBT人群受制于传统的二元制性别文化,一如杀马特群体在城乡夹缝中经历着自我的压抑和迷失。
美国变装文化的领军人物鲁保罗·安德尔·查尔斯曾说:“我们生来赤裸,余下的皆为变装(we’re born naked and the rest is drag)。”社会要求LGBT群体穿得“像个男人/像个女人”,同样也无时无刻不在要求工人群体穿得“像个工人”,把身体作为唯一的反抗舞台,只因被边缘化、被排斥的人群除身体外一无所有,也因为身体是社会规训最直接的作用场所。
在此不必赘述大家耳熟能详的凝视理论,但必须提到的是,通过艳丽的造型和穿着,杀马特群体以极端的姿态将自己主动放置在了被凝视者的位置上,这一在通常境遇中被操控、被贬斥的身份对他们而言却有着独特的积极意义(就算别人骂自己两句,也有人跟自己说话;别人的关注是那种异类的关注,但还是看得到你),因为主流文化出于各种目的不遗余力地抹消着杀马特们作为农村新生代的形象,对他们的挣扎视而不见。这和上世纪的酷儿运动通过显眼的装扮在公共场所中凸显自己的存在,捍卫自己的可见度一样,说到底并没有什么幽微复杂的东西,所谓物不平则鸣,都来自人心中最基本的想要被爱和被关注的欲望。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酷儿运动与第二波女权运动,黑人民权运动汇流成声势浩大的身份政治运动,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不同于传统党派政治的去中心化和去等级化。杀马特群体是这样(只要是玩杀马特,都是我们的家人;在家里人身上找不到的东西,能在他们身上找到),同时也正是去中心化的拍摄理念成就了《杀马特我爱你》的独特性,这或许不能简单地归置为一种巧合。
注:括号内的话均引用自《杀马特我爱你》片中被采访者的叙述
本文为第五届深焦华语影评大赛初选参赛作品
几年前第一次听说“杀马特”(洗剪吹),的确是在污名化的语境下。
“洋气”的城市中产精英们把他们当作一个笑话。
李一凡这部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无论本身如何,探讨的现象及还原的这些青年的状态,很有意义。
涉及了太多所谓“人口红利”背后农村几代人付出的巨大代价。
进城打工者或许局部改变了家庭的经济状况?然而身后是多少破碎的家庭、没有父母照料、小学没读完就辍学去城里闯荡的“留守儿童”……有个年轻人说:童年跟弟弟一起乞讨时自己饿昏的记忆像一根钉子钉在心里,盖过一切其他童年回忆。
他们在城市被欺骗、被压榨,用五彩发型、奇装异服给自己壮胆、发泄压抑、找到彼此(“杀马特”各种家族)。想起Malcolm X说少年混社会时喜欢穿特别夸张的zoot suit,也是非裔和拉美裔边缘身份的体现,也常遭受主流社会的嘲笑奚落,甚至暴力攻击(1943年洛杉矶的zoot riot,白人士兵认为这种奇装异服浪费布料,剥衣、殴打拉美裔少年)……
每次听到傲慢的欧美人嘲讽“made in China”的东西质量差,我很想让他们了解一下他们买的廉价物品后是多少打工者流在流水线上的血汗泪,无望的青春与被摧残的身体与精神…
教育是重要的。上午听一个留过学的年轻人说那些外卖骑手水平就那样了,教育也没有用,只能是温饱后刷刷手机过生活。这是居高临下的精英态度。教育对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用,Malcolm X由一个滥掷光阴、吸毒抢劫的年轻人成为见识非凡的非裔领袖,因为他在监狱里疯狂地读书思考。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或者都需要成为Malcolm X,但足够的教育起码让打工者了解如何更好地了解合同、了解劳动法、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本来应该赚七千多工资,被老板算来算去,算成了29元,只能自己痛哭。当然,这野蛮残暴的系统性剥削,仅靠个人教育不够,要有各方力量给政府施压,迫使其不要一味偏向企业,而是制定更完善的保护劳工权益的法律法规。工人要团结,也应有社会各方的支持。
“杀马特”的生存空间被极度压抑,如片尾旋转拍摄的迫人的工人宿舍楼。他们的工作对身体、精神极具磨损性与毒性,常有人觉得生命无意义。教育可否提供其他可能性?从民国左翼知识分子办“平民夜校”到社会主义时期各种夜校、成人学校,都帮助一大批工人以各种方式争取权益、改变境况。可惜如今各种教育机构都极度商业化市场化,以公共服务、职业培训为目的的愈发稀少(或者我并不够了解情况)。
如此说并非要要回到过去(不可能也无必要),而是要借鉴过去有益的、却被抛弃的经验。无法指望资本家讲良心和社会责任感,他们宁可拿大笔金钱假充“善人”也不会主动提高劳工待遇。政府的监管职能与社会的舆论导向至关重要。
“杀马特”几乎曾经成为非正规非暴力的帮会组织,他们彼此取暖。然而,没有阶级意识的亚文化“反抗”只能被招安进商业浪潮,即使这样,都构成对“主流”的威胁而遭到破坏……“三和大神”们,可能是更原子化、更无望的存在……
喜欢导演的态度,他一定是个很温柔的人。念过一些书的人,面对这个群体,会去扯「资本主义」、「城乡差距」、「剥削」、「异化」之类的东西,再以此来建构素材,甚至引导受访者。这其实是一种不自知的无情,更像是在研究解剖青蛙、按照课本上所写去一刀一刀割它一样。理论也许会让你更聪明一点,但更多时候你会变得冷血,失去自己的敏感。身体是最准确的,头脑反而会骗人。
导演的策略很简单,就是尽可能地使他们放松,然后让他们尽情说出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本身就很精彩,当然也很伤感。你会发现,他们说到激动处时,眼睛里是有光的,而那个光和你我的光是没分别的。那个光让我想到了很多,譬如《上阿甲》里面,那个甚至没有身份证的小男生,得知tfboys还在上学,于是羡慕地说了一句「哇,还在上学就可以当明星」,然后用手机外放了「青春修炼手册」,对着眼前的山谷,逆着光,开始自顾自地跳舞。他说那句话的时候,全然没有城市社会里常见的那种嫉妒和刻薄,就只是真正的开心,为远方的他根本不认识的tfboys感到神奇和开心。
讲回杀马特。我的小学同学们也有很多是这样的人,他们中考时还在打架,然后直接被抓进了派出所。美国电影里,屁孩们处理青春期问题,要么搞破坏,要么就是到处喝酒打炮。杀马特们不可能做这些,因为他们没钱,所以只能改造自己的身体,让自己回归到动物的状态,如同孔雀的开屏一样,靠艳丽来夺取目光。我觉得这是很浪漫的事,同时也很伤感,因为他们的头发和装备,都是一眼就能看出有多劣质的那种,这意味着,他们处于这个商品建构起来的社会的最底端。但如他们所说,「我们开心就好」。他们是很有勇气的,比我们这些做题家都更有勇气。考试又考试,是沿着一条既定的路往前走而已,他们从工厂出来,什么钱也没有,就顶着一个头发,到处去流浪,甚至饿晕在路上。这是没有被改造的人们,一无所有时所做的奋力一击。我很羡慕这种潇洒。
里面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她13岁就出来打工。她说,她知道自己的杀马特的头发特别奇怪,但她只是想要有人关心她而已,因为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她感到太孤单了。她说,顶着奇怪的头发走在街上,如果有个大哥哥过来跟她说,你搞这个头发好丑噢,她都会觉得温暖,因为她感到自己被关心了。最后,她说最近杀马特直播不太挣钱了,所以她想要白天去打工,晚上再直播,两份钱,「挺好的」。「挺好的」之前她顿了一下,然后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我确认了三遍,那个笑容跟《四月物语》里松隆子的笑容没有两样。然后导演拍了她直播的画面,随着那首著名的《凤舞九天》像拖拉机的声音一样响起,她开始对着一台巴掌大的屏幕跳起舞。她使劲扭动自己的身体,似乎真的很想把快乐传递出去。在那个瞬间,我只能承认,她就像天使一样。
昨晚在青书馆和大家一起看期待了好久的《杀马特我爱你》,看完听大家的评论以及看豆瓣短评,想简要说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一、共情?平视?
想看这部片子源自友邻的评论“工人是天生的哲学家”,之后李一凡在一席的演讲深深触动了我,他提到在和杀马特们接触之后才发现自己原来从来不懂杀马特,“不待在工厂区你是绝对体会不到工人的那种疲劳和贫乏的”,在片中导演也把这种平视与理解完成得非常好,比如从“杀马特”的打工经历入手,谈到他们的整个生命体验,杀马特自己关于杀马特亚文化和资本血腥残酷剥削的想法,没有外人说话,让杀马特自己讲自己的故事,因为杀马特是天生的哲学家。
事后我看豆瓣短评区,第二条评论“都是亚逼谁瞧不起谁呢,存在主义的苦都一样。”这条把本来还蛮感动的我直接搞萎了,导演试图建立的平视的态度在这种表面上的“平视”下直接烂掉了,居然还有两百多赞,可见这么想的人不在少数。
我们与杀马特当然是能够共情的,他们进入一个陌生城市的惶惑不安总让我们想起自己的一些生命体验,如果不能共情的话,我们也很难会想到努力改变这些假的丑的恶的东西。但我们又可以说完全不能共情,我们必须意识到杀马特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她们在说“她们”的故事,不是我们这些坐在青书馆里玩着手机,享受着高等教育的小知识分子的故事,这里面是有杀马特的主体性的,只有意识到杀马特作为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的人的存在,导演“平视”的目的才能达到。
而这条短评实际上粗暴地将杀马特视作亚逼,并且说认为她们和我们一样,我想还真不一样,这种想法实际上剪裁了杀马特生命中那些她们真正想说出来的部分,那些血淋淋的工厂,吃人的流水线,留守家庭的孤独,以及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凶而做的头发,这些独特的东西是不能够和我们的生命体验贴合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要让“杀马特”讲自己的故事,把这一切归结为“存在主义的苦”,你将心比心问问杀马特们,她们会同意吗,她们会说:你们被黑社会用铁锁砸过头吗,你们在工厂里被牛马一样训斥过吗,你凭什么那么傲慢地说你的故事。杀马特不需要我们的施舍,我们只需要听她们讲自己的故事,这种异质性并没有预设“高贵”与“低贱”,而是让杀马特们作为真正的哲学家,此刻我们是学生,听他们讲述教授我们不知道的,真正存在于我们身边的故事。我不知道类比古代的怨妇诗合不合适,在这里面“怨妇”们有这样的生命体验吗?或许很难说没有,但是更多存在的,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被裁剪,男诗人实际上在将怨妇作为抒发自己生命体验的工具罢了。
二、多元文化
还有短评将“杀马特”作为一种“多元文化”,主张社会应该对这种多元文化进行保留的。之前友邻的一条想法引用了齐泽克的评论,我觉得很有意思,可以引用过来:“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带着距离的种族主义(占有普遍性优越地位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对“无害化”他性的凝视),其实放在这里也很合适,我们没法忽视这种杀马特亚文化产生的土壤,这是带着鲜血与眼泪,带着沉重的枷锁的,我们将其作为让我们的社会(或者说既有秩序)更多姿多彩的多元文化的一分子,就是说,“你们弄杀马特吧,我们不妨碍你”。但是这些工人们呢,依然在流水线上遭受非人的待遇,依然孤独,依然惶惑不安,依然为了活下去而弄杀马特。更别说这种“不妨碍你”在结构中根本不可能实现。
再有,这种杀马特亚文化是否是真正的反抗,每每提到这个问题我总会想到刘昕亭那篇对丧文化的解读,即丧文化是资本主义新神经剥削下青年主体的调适与忍耐。当然杀马特不只是这样,有意思的地方并不在于这种五颜六色的夸张头发打破了工厂的秩序,打破了流水线上千篇一律的生活,因为我们看到在工厂的压迫下,杀马特被迫剪掉了自己的头发“仿佛失去了自尊”,真正面对结构时头发并没有力量,在工厂的指令下只能收敛了自己的锋芒。但可贵的有一点是杀马特们在这种环境中达到了联合,“只要你玩杀马特,我们就是家人”,开始有了共同话题,在城市中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她们有了归属,有了自己的组织,在这个乌托邦中可以上升为“贵族”,这种联合也许是实现变革的萌芽。
这部片能挖的地方实在太多了,简要挑了两点
作者: 杀马特·面
在中文互联网世界中,“杀马特”绝对算不上是褒义词。不会有人认为“你也太杀马特了吧”是夸赞的话语。
在2013年前后那次清理三俗信息的行动中,杀马特被定义为“低俗”,从而被主流禁止、打压。
同时,他们也面临着来自城市、精英阶层、知识分子的嘲讽——“杀马特强子”等微博账号兴起的本质就是掌握了话语权的精英对于失语底层的一次猎奇与嘲讽。
当“杀马特们”被嘲讽、被表达时,那些嘲讽他们的精英也许并没有认真思考过,“杀马特”这个概念下的个体到底是谁,以及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与主流的嘲讽不同,独立纪录片导演李一凡对杀马特有不同的看法。当他2013年第一次知道杀马特时,很兴奋,认为这是一种“审美自觉”,是底层通过自我糟践的方式去抵抗社会的主流审美。
然而在采访了78位杀马特(采访67位,网络采访11位)、收集了915段杀马特们和其他工人提供的工厂流水线及工人生活录像之后,李一凡发现他之前对于杀马特的认知是错误且可笑的。
在这次长达两年多的走访中,李一凡重新认识了杀马特。
在他看来,夸张的发型之下,杀马特是一群疏离的留守儿童,是每天在流水线上日夜不休的底层工人,是生活体验极其贫乏的年轻人,是不被城市和主流社会接纳的农民工。
李一凡导演将拍摄和收集的素材剪辑成了一部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他说:“我拍的不是杀马特史,而是90后农民工历史的一部分。”
杀马特一直被误解、被表达、被戏谑、被嘲讽。而戏谑之后被忽视的,往往是边缘人群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李一凡导演1991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是四川美术学院的油画系教师,也是一位纪录片导演。
他拍摄的第一部独立记录片《淹没》纪录了三峡水电站第一次蓄水成功之后,长江沿岸的奉节县从搬迁到毁灭的全过程。
《淹没》参加了2005年的法国真实电影节,这一年贾樟柯获邀担任电影节评委。后来贾樟柯拿到威尼斯金狮奖的那部《三峡好人》也是受到了《淹没》的启发。
李一凡的第二部纪录片《乡村档案》(《乡村档案:龙王村2006影像文件》),记录了中国西部一个农村质朴的生活,是“一个普通西部乡村最本质的现实”。
无论是《淹没》《乡村档案》,还是他由于各种原因未曾拍出来的《猪肉》《劳动法》,李一凡的纪录片里一直都是那些被忽视的底层,以及他对于城市化的思考。
随着对杀马特的了解不断深入,李一凡发现这正好和他一直关注的课题不谋而合。
李一凡曾经是一个很信奉“第一现场”的人,他的前两部纪录片都是跟拍,都采用了特别严格的直接电影的拍法。
在《杀马特我爱你》拍摄初期,李一凡依旧抱着拍摄直接电影的想法。他曾经鼓动自称为杀马特教父的罗福兴举办一个杀马特的线下聚会,并且认为这个聚会将会成为整部电影的重头戏——
“想想那个现场,好多曾经的红人,各种冲突啊,故事啊,理想啊,现实啊,各种恩怨情仇啊,多有意思。”
但最后成片的呈现却与导演最初的设想完全不同,没有核心事件,没有主要人物,没有跟拍,也没有戏剧冲突,只有杀马特在讲述自己的过去与当下。
李一凡放弃了实时素材,放弃了第一现场。本片的素材基本上都来自李一凡对于杀马特的后期采访,以及他采购的那些工厂小视频,再配上一些他从杀马特QQ空间里收集来的历史照片。
李一凡尽可能地削弱了导演的存在感,把话语权还给了杀马特。
电影中,我们看到杀马特回忆自己第一次进工厂的年纪——最小的只有十二岁,最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回忆没有父母的童年,回忆在工厂流水线上辛苦的生活,回忆拿到手的微薄薪水,回忆在唯一能够消费得起的溜冰场玩乐,回忆被黑工头欺骗威胁的往事,回忆由于夸张发型不再被工厂接纳的日子......
韩亚杰,一位曾经玩过杀马特的工人,谈到了自己被黑工头欺骗的事。
当时他已经在工厂工作了几个月,除了他提前借支的一千来块,他还应该领取近七千元的工资。而到了结工资的时候,包工头只给了他29块钱。
“那天真的好失望啊。我朋友结了最多四百。那老板真的是黑啊,才给我结29块钱。那时候我回去我女朋友那里,我都哭了。现在那个女的应该都结婚了。”
罗福兴,这位自称杀马特教父的年轻人,曾经也是一位留守儿童。他唯一能够记住的数字就是父亲的电话。在他看来,那串数字是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每次当他遇到问题时,父亲的电话永远都打不通。
“把杀马特当正常人,用人性判断就是我的判断……我只想告诉观众,他们就是最普通的少年农民工、青年农民工。”李一凡导演在采访中说到。
尽管结构看似松散,但导演通过严谨的素材编排强调了自己的观点——杀马特不同寻常的时尚选择反映了底层工人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这是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以及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所产生的问题,也是底层在一个阶级固化社会中的无奈选择。
中国的城市化一直在进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51.27%。当前国家正处于城市化进程的最快时期,城市化率以每年2%的速度递增。
每年都有无数的乡村人口来到城市,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他们找不到高收入的工作,往往居住在城中村里,其中很多人都没办法融入到城市生活,与周围奢华的高楼大厦格格不入。
他们没办法在城市扎根,也不想回到公共资源匮乏的农村。
在这种强烈的疏离感下,有一部分人选择了用外表伪装自己——做夸张到极致的发型,至少可以被人看到了,哪怕是异样的注视。
后来这群用发型来保护自己的边缘人群成为了网络上很多人口诛笔伐的杀马特。
纪录片的最后,罗福兴说:
”因为这群来到城市的孩子没有别的选择,他们没办法选择房、车,没办法选择高薪的工作,只能选择成为杀马特,玩不了车、玩不了房,只能玩头发。这个时代永远都有被抛弃的人,永远都有不被尊重的人。“
后来我在微博上发现了罗福兴在某条微博下评论杀马特的话:“这是反叛的方式,目前底层的上升通道几乎是存在关闭,因为没有文化没有背景他们没有什么上升机会,同时因为小时候缺乏关爱教育,才会产生的群体,就算没有杀马特也会有其他貌似杀马特的群体。”
罗福兴小学六年级毕业后去了工厂打工,在某次采访中,当被问到“你想做什么”时,罗福兴笑着回答:“做一名社会学教授。”
后来他又说:“我是有很多理想想去做,而我又没办法去做。打个比方你想当教授,搞个艺术之类的,但很难啊,你凭什么,六年级毕业。”
在记者的追问下,罗福兴再次补充道:“也不是无法实现,现在慢慢积累吧。”
2020年9月,罗福兴计划国庆节在他所居住的东莞石排镇举办一次杀马特小聚,为此他还特在他个人公众号上发布了一篇推文,欢迎杀马特来参加聚会。
三天后,罗福兴再次发布推文,却是宣布今年的杀马特聚会已经取消,因为“石排国庆不允许出现杀马特”。
《杀马特我爱你》中记录了一场黑粉对于杀马特的抹黑行动,很多黑粉潜伏在杀马特的QQ群、贴吧里,并伪装成杀马特做出各种出格的举动。
“自黑不是杀马特!”导演多次在纪录片中强调这句话。
李一凡没有探究这些黑粉的来历以及目的,只是经过那次大型黑粉行动之后,杀马特成为了主流话语的清理对象,他们越来越边缘化,也越来越少了。
他们必须改变自己来迎合主流,因为只有在剪掉夸张的发型之后,他们才能得到一份在工厂的工作。
在李一凡第一次知道杀马特的2013年,《Foreign Policy》就关注到了杀马特这一群体,在一篇名为《vanity fail》的文章中,作者写到:“杀马特不同寻常的时尚选择反映了更深层次的原因:集体疏离感,这是中国移民大潮和这个国家阶层区分扩大的副产品。”
随后国内媒体也有跟进报道,南风窗发表了文章《“杀马特”:一个需要被了解的存在》,一家门户网站也发表了评论《无需苦大仇深地看待杀马特》,都提出了对于杀马特的不同理解与认识。
但这种讨论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当时国内的主流声音依旧充满了对杀马特的讽刺与谩骂。那家门户网站评论的最后有一个投票:“你觉得杀马特文化是庸俗的吗?”
73%的人选择了“是”。
7年后环境有变得更加宽容吗?反正今年国庆杀马特没有聚会。
社会经济一直在向前发展,但环境好像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宽容,现在主流很多声音依旧认为杀马特审美庸俗,需要提升审美水平。
而罗福兴在他的微信公众号简介里写到:审美自由是一切自由的起点。
某次采访中,李一凡谈到:“我们经常被很多人诘问,你是不是消费乡村,你是不是消费杀马特。我觉得很可恶。那些漠视的人,总觉得别人好像在消费,他啥都不管、从来不参与。”
在那个被转发了2.1万的一席演讲中,李一凡导演在最后说:
“每个人都是活在社会里面的,每个人的处境都是社会的处境,每个人的历史都是社会史。关注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关注社会,只有在你对社会的观看没有盲点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自己不是活在《西部世界》那种岁月静好之中。”
参考资料: 1、《李一凡访谈:杀马特我爱你》——非访谈公众号 2、《杀马特我爱你》导演李一凡:让被遮蔽的东西被看见|三明治创作者访谈 3、《他拍了杀马特的纪录片:他们没有被看见,却总是被表述》——端传媒 4、[时代议题]我们都是杀马特——时代周报
口述史加收集的照片和视频,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形式,因为从历史和现实的因素看,都没有进入第一现场的渠道。结构是平滑的,循序渐进,涌出的鲜活细节汇聚,最后漫过认知的傲慢堤坝。对面的他,已经把头发剪短,染黑,也许还留一点没褪尽的颜色。也许你用鄙夷的眼光看过他,但如果你可以坐下来,花两个小时听他谈谈,会发现,他也孤独,渴望被关心,渴望有朋友,渴望有一个安静的角落。那些年的战斗,是拒绝理解的人们佯装正义,铲除异己。而非主流,他们早早地和我们站在河岸的同一侧。
女孩说,想要拍一套杀马特的婚纱照。“我的人生由我做主才行,哪怕是错的。”改造身体的权利和自由。快手清理社会摇,和2013年清理杀马特,感觉理由如出一辙,一是主流的、正统的、极权的文化对异端文化的排斥,二是害怕由杀马特或社会摇所集结的“家族”组织发展壮大。说到底,流水线这么多年了,工人的生存状况还是没有得以改变,工会的缺席是首当其冲的理由。
涉及的层面实在太丰富了。我最感兴趣的地方是,最早形成杀马特的目的是,取悦自己威慑他人,在经过大众绞杀和直播兴起之后,变成了取悦他人获得经济收入,人再次工具化,就连之前的社群感也完全被网络打散了。
所谓“我们”对“他们”的剿杀
在大众媒体的话语体系中,杀马特等同于低俗、哗众取宠、博人眼球。而本世纪初,在广东一带兴起的杀马特一族,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十几岁进厂打工的留守儿童,他们在流水线上出卖体力、感觉不到存在的意义,得不到周围人的认可,日常被孤独、压抑、苦闷填满。于是他们只能通过廉价而又扎眼的发型获得心理上安慰(即:有人关注我、关心我,哪怕是异样的眼光)。这种发型进而发展成一种身份上的认同,工厂流水线上一个个孤独的个体终于有了归属。他们宁肯被辞退、找不到工打、忍饥挨饿、遭人唾弃,也要保留自己的发型。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感觉自己是完整的、自由的、有归属的。至于后来网络直播平台上戴着假发套、装疯卖傻的“杀马特”,早已不是当年这群孤独的人了。这群人最后终被无力穿透的阶层困住,重新坠入千篇一律的生活。
留守儿童们长大进城,他们没有童年,没有文凭,没有被法律保护的劳动者权益,他们能掌控的只有自己的头发。杀马特发型是乌托邦爱情和兄弟伙的入场券,这跟什么日本视觉系的源流/时尚风潮都没什么关系了。工厂招工禁令切断了他们的生存来源,拥有更多资源的网民殴打了他们的情感,快手的审查捣毁了最后的聚集地,警察让仅有的聚会也变成非法集会,被剥夺的人最后还逃不过被侮辱的命运。
局限性强,太多梳理,太少思考。借由杀马特去强化阶级矛盾,非常立场先行,完全无视了社会流行审美趋势(00年左右日本视觉系和韩国艺人“杀马特”造型开始盛行并渗透普通人),思想觉悟可能还不如罗福兴:“就算都读了大学,杀马特精神也不会消失,只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每个阶级都存在“杀马特”。如今社会审美包容性越来越大,随意改变发色不会再被人侧目,是杀马特精神的阶段性胜利,也是杀马特文化没落的因素之一。有趣的是,影片明明把杀马特归类为底层和边缘人的文化,字幕却只有英文,莫非是觉得杀马特人都不配自我审视?
时代美术馆循环播放。我与杀马特应该是同时代人,却对这个群体了解甚少。看了片子才恍然大悟,这是数百万底层年轻人希望冲破固有观念,拥抱自由的一次革命啊!!向他们致敬!
之前看到好多文章都停留在审美(某种意义上是审丑)的层面上讲杀马特,但杀马特的前史被抹去了。杀马特作为一种风格的流行和残酷、枯燥、掠夺性的工厂生活互为线索,“好想我的头发像风吹扬带我飞翔飞过工厂的高墙”,高高梳起的头发代表始终想要确认和寻找的主体性、价值认同和群体间的互助、联结。915段工厂流水线和工人生活录像的记录是残酷的,我们意识到我们可能作为掠夺者,作为生产链条上剥削的参与者,也在某个瞬间意识到「他们」就是「我们」。导演为杀马特作为主体的叙述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也提供了从兴起到式微的发展脉络,但仍然没想明白2012年对杀马特的围剿是如何发生的,这种追问和当下许多现实问题相关联;而再到2018年,杀马特再次走入主流视野,意涵发生了变化,内部有了割裂,但管控的那个主体更加蛮横,也更加难以抵抗。
杀马特教主罗福兴:审美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起点
可以跟三和大神的那个纪录片放在一起看,背后凸显的城乡关系、留守儿童、工业异化等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对其中一位被访说的话印象深刻,杀马特其实是一种伤感,我们的不正常是你的正常。看似夸张浮华的发型,背后却是一种受损的主体性。通过对身体某一部分的把玩,主体在自身内部寻找了一种解脱,而向外则是各种阻碍。结尾的歌好听又很伤感, “好想我的头发像孔雀一样 带我飞翔 飞过工厂的高墙”。
富士康的宿舍楼绕着镜头旋转,他们的刺猬头绕着铁丝旋转。井底太深,楼房太高,那是他们直立的头发怎么也填补不了的距离
几十几百的杀马特造型和几万十几万的医美整形网红没有本质差别,都是时代的弄潮儿,都终会是时代的弃子。用现在的话说,坐标浦东喝着咖啡吃着简餐的996和身在三和喝着大水吃着挂壁面的大神都是资本的打工人。
不知道为啥拍出来感觉杀马特之父挺诚恳的虽然少年不幸,但是自己努力长成了普通人也有娱乐的权利
身体从来都是权力的场域。Proletarians唯一拥有的是他们的身体,但也从来没有真正地拥有他们的身体。
题材好,切入扎实,素材充足,很多人只看到了杀马特的猎奇外形,没看到杀马特的卑微人生,看似坚固的外壳下面是脆弱的心,让他们讲讲自己的故事多好。其实,无论是杀马特还是三和大神,他们都是大时代的有伤青年,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中的弃子或浪子。罗福兴的快手签名档:审美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起点。
时代美术馆看的。杀马特们也是艺术家,但是留给他们的空间不多了。关键词:反人性的流水线,长大成人的留守儿童,安放在杀马特文化里的青春。印象中有个杀马特说,这样看起来凶一点,没人欺负他。假发,装扮等等,是把他们与流水线机器人区分开来的标志,“家族”的“势力”,则是他们为数不多的慰藉。几个外国观众都哭了,也许他们无法想象那段中国的制造业的亚文化小切片是这样的——从残酷中绽放的花。
讓這群人端坐在鏡頭前,卸下他們的防備,讓他們自如地、甚至帶著笑容地講述自己的故事,光是做到這一點,就已經功德無量了,因為他做的是「保存時代的面孔」,以及讓這個群體「登堂入室」。
这是百万底层青年人想要冲破固有概念,拥抱自由的一次革命。当我们客观去看待杀马特,更多的是感动与叹息。
和三和大神的困境是一样的,但他们有头发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