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告诉大家事实，然后再给大家做选择.这是一个zf、企业、科学家要做的事情。

科学带来便利、快捷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带来的副作用也是数不胜数，至今还有6万多种的化学成分是还没有对人体是否有危害的检测报告。

一个物种最终走向自我灭亡，都是从内部的溃烂，而消失。

所以请人类慢一点，科技慢一点，发布慢一点，赚钱慢一点，再慢一点。

也许生命延续也会慢一点。

识时务的人适应社会。不识时务的人坚持试着让世界适应自己。因此，所有的进步，都有赖于那不识时务的人 -- 萧伯纳

有人说一个人在其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的选择，足以刻画他的个性全部。从1998案件肇始到如今，已是二十一年。二十一年，对大多数人来说，意味着职业生涯的2/3。影片中每个人物都面临许许多多艰难的抉择，而这一个一个抉择，组成了一整条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线。

1. 非主流的律师

你可以说Bilott是个非主流律师，也可以说他是个离经叛道者。细心的观众会发现，Bilott在大多数精英荟萃的社交场合，都多少有些显得格格不入。他略微有些佝偻着背，言语相对迟缓，神态略显木讷，怎么看都不像是个为大企业辩护的慷慨陈词的律师。在不同场合的晚宴上，他总是显得略微拘束，仿佛总与这个白人主导的资本世界带有隔阂。

这固然和他的经历有关。他的父亲是个空军上校，因此他从小就被迫跟随父亲四处辗转，直到碰到TAFT律所的Terp和他的妻子Sarah。他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法学院。大家如果了解美国的法学体系，或许知道，要找到最好的工作，往往需要进入所谓的T14（前十四位）。事实上如果想要拿到法学领域最好的工作岗位，即企业律师(Coroprate Lawyer)，可能需要前六位的学校才有可能。这就是精英社会的阶层观念，而俄亥俄州立大学显然不在其中。因此Bilott从OSU毕业以后只找到一个环境法的律师职位。值得一提的是，Bilott在最初加入TAFT律所时并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我的家庭告诉我，大律所机会多，所以我想利用这个我能找到的最好的职业机会。”

2. 自杀式的选择

Bilott加入TAFT的时候，合伙人/老板 Terp 对他的评价是，“Bilott是个特别出众的律师：非常聪明，充满活力，顽强，研究做得非常非常彻底”。这点在影片中无疑得到验证。当杜邦为了刁难他，将半个世纪的相关资料都送到了TAFT的地下室，他不是被巨量信息所征服，而是开始有条不紊地对信息进行整理和归档。这正是一个优秀律师的素养体现。然而职业能力与是否能够跻身顶级精英阶层觥筹交错，似不必然。

黑水非常打动我的一点，在于他所塑造的诸多冲突，不仅是人物关系层面的冲突，更是人物内心的冲突。当西弗吉尼亚的农场主Tennant找到Bilott时，Bilott的职业生涯其实已经被写好了。Tennant的农场在短短几年内死了190头牛。在这之前，Tennant因为身体不适而又缺钱，所以卖了自己的66公顷土地给化工巨头杜邦公司。杜邦公司随后把这些土地当作很好的垃圾堆放地，主要处理一种叫做PFOA的有害化工原料。这类原料从上游流入Tennant家中，牛因此死亡，且器官和牙齿呈现异状，Tennant本人也被诊断患有癌症。他知道整个小镇都被杜邦买通了，无法寻找当地律师，又熟悉Bilott的祖母，知道她的孙子是个不错的律师，所以找到了Bilott。

于是，刚升任合伙人的Bilott，必须面临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他内心知道，当初自己学环境法，是因为他觉得“环境法看起来会对社会有真是可见的影响力，是你可以通过践行来改变些什么的”，他拿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听到Tennant浓重的阿帕拉契亚口音（他的祖母也有类似口音），就知道“我应该帮他，因为我感觉这是正确的事”。他要做出的决定非常艰难，因为如果他选择放弃Tennant，他的良心将会受一辈子的谴责；如果他选择帮助Tennant，那么他将不可能再获得任何其他化工公司给他的单子。这点非常严峻。所以当他一开始起诉杜邦的时候，杜邦内部的律师Ripley在电话里特地说了一句，“我原谅你”，原因是假如Ripley选择与Bilott公然开撕，Bilott这辈子作为企业环境领域辩护律师的职业生涯就算是结束了。尽管这个选择在电影中看起来水到渠成，但主人公内心的煎熬以及Bilott脸上忧虑的神色，是需要观众去细细品味的。

这件事对于农场主Tennant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小镇上的人因为杜邦而有了好的工作，他们憎恨Tennant曝光雇主可疑的行径，甚至连餐馆的服务员都不愿意搭理Tennant。Tennant走投无路，成了小镇上的孤家寡人，连续换了四个教堂，每到一个教堂都要被人白眼。后来事实证明，对杜邦的调查展开后，杜邦不得不裁撤了部分员工，“失业厅”门口排起了队伍。Tennant为了伸张自己的权力和正义，无疑对某些和他社会阶层相仿的无辜的既得利益者造成了伤害。社会领域的问题千丝万缕，正是因为有太多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而这些利益相关者很多时候诉求又是相违背的。有时你坚持的原则，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一种不公和伤害。社会领域的研究者们用了很多经历和笔墨去刻画如何思考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然而最终能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世事难是非黑即白，往往要在灰色地带寻找一种平衡”。

从某种程度上说，Bilott和Tennant是同病相怜的，他们都与身边的社会多少有些脱节，有些格格不入，也有些特立独行。他们的选择在一定意义上都是“自杀性”的，一个杀死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开始案件之后，Bilott再也没有能为律所带来化工行业的客户，对杜邦的诉讼成功成了他二十年来唯一的追求），一个杀死了自己的社交生活。Tennant在教堂的最后一排参加礼拜，唱不出圣歌；Bilott在教堂的第一排参加礼拜，同样唱不出圣歌。一个是高中毕业文凭，一个是法学博士，然而在生活的某一个节点，他们都发现，正义靠不住，联邦政府靠不住，看似公平的司法体系靠不住，耶稣基督大概更靠不住 -- 为了他们自己的声音，能靠得住的，只有他们自己。

3. 勇敢与正义很柔软

影片中另一个让我感到敬慕的人是Terp。Terp是Bilott的老板，一直暗中支持Bilott对杜邦的控诉。在一次内部合伙人会议中，最年轻的黑人合伙人滔滔不绝，陈述自己为什么认为律所不应该招惹自己的潜在客户，Terp拍案而起，说道，正是律师们放弃了自己的节操与尊严，才导致美国民众对律师这个行业如此没有信心，并宣布对杜邦开战。

笔者自己本科的时候曾经很想做律师，因此加入了北美最大的法学兄弟会，PAD(Phi Alpha Delta)。作为唯一的亚洲人（事实上是唯一的非英语母语者），我常能体会到Bilott的那种“局外人”的感受。有一次吃饭，大家聊到为什么想做律师，满桌的人都说是为了钱，R也如此说。我和R关系很好，颇为诧异，因为我一直觉得他有些不同的理想。R反问我，那你是为什么要读法学博士呢？我说，我是为了正义（Justice）。满桌的人都笑了。R后来去了耶鲁法学院，毕业之后在名所Cleary Gottlieb Steen & Hamilton工作，他无疑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但从这个小事例中，我们也可以窥见美国法律精英阶层中的主流思想。

Terp身处这样一个阶层之中，他面临的选择困境，不比Bilott的小。一方面他是公司的大合伙人，不可能不管公司的盈利和Bilott的行为对公司客户造成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他骨子里有正义感，觉得Bilott做得是对的，因此想要支持他。所以当大规模抽血实验之后，化验结果迟迟下不来时，他不得不通过克扣Bilott的工资的形式，一方面对他施压，一方面平衡公司支出。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管理者可以对现金流表说 NO，勇敢和正义，真的很柔软。

4. 不是输家

比起前面三个男人的选择，或许Sarah的选择才是最困难的。她当初选择放弃自己的事业做家庭主妇，是因为Bilott升职，工资很高，她觉得自己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照顾孩子上面。但当案子迟迟未决，Bilott工资四次被扣，三个孩子上学的经费都不一定有了的时候，她终于对丈夫爆发了。她理解这个案子对丈夫的重要性，可是作为母亲，她也不能对孩子们的未来坐视不管。

当她和Terp一同对丈夫施压导致Bilott因为轻度中风被送进医院后，她突然觉醒了，明白了丈夫所追求一切的重要性。当她一字一句地与Terp针锋相对时，她对丈夫的爱和她对丈夫事业的支持超过了她生命中其余的一切，“请不要让他觉得他失败了。他绝不是一个失败者！” 那一幕，安妮海瑟薇如此入戏，让我心中荡漾着感动，一波一波，向外扩去。她或许意识到，她和Terp对Bilott精神上的支持，是Bilott活下去继续奋战的最终能量源泉。

5. 寡头势力与无尽战争

Bilott成功搜集了69,000个血液样本，实现了现代流行病学最大样本的组建，并通过一个科学家小组确定无误地建立了PFOA与 肾癌，睾丸癌，溃疡性结肠炎，甲状腺疾病，高胆固醇血症，以及妊娠高血压 六种重疾的关系后，观众们大多都会觉得可以松一口气了。然而由于PFOA是环境保护署（EPA）下非受管制的化学品(Non-regulated chemicals)，杜邦得以利用法律的空子，全部翻盘，否认一切科学实验证明，并拒绝科学小组研究的合理性。这就是寡头格局带来的后果。“政府被捕获了(Captive Government)”，Bilott在一家中国餐馆外绝望地与妻子Sarah对望着，无情的世界冷眼旁观。

充满韧性的Bilott决定与杜邦抗争到底，而杜邦一开始也采取了80年代美国烟草行业的应对措施，即一个一个案件审，拖延时间。因为有3500个案件，如果按照一年4-5个案子的速度来赔偿，需要700-900年才能把案件审理完毕。法官开庭问了一句，“你还在呀"，Bilott转转脖子，精神抖擞地说，“法官大人，是的，我还在”。这令人感动的一幕，无疑是影片的点睛之笔。

这里补充一下：后续的故事是，杜邦用6亿多美金平息了这个案子，作为3500多个受害人的赔偿。这个结局或许比烟草行业的拖延战术好一些。随后杜邦和道合并，将化工产业部门作为子公司分拆了出去，变成了现在的科慕公司（Chemour）。在影片中，Terp对杜邦宣战时提到，“我们把公司看作法人，当这个人越界了，我们就要惩罚他”，通过这句话，影片将杜邦人格化了。当这个被人格化了的厚颜无耻的杜邦，通过资本市场惯用的手法，将“有毒资产”打包到一个新的公司，以新的名号改头换面出现，并在分拆协议中将所有未来可能需要清偿相应赔付的责任都归于这个公司后，每当与PFOA相关的新闻再次出现，科慕的股价都会应声下跌。今年5月，科慕终于忍不住了，开始和自己曾经的“母体”打官司。看来杜邦这个“法人”还真是不招人喜欢啊。

结语：

在《论职责》（On Duties）一书中，西塞罗（Cicero）提到了一个海格力斯的比喻（Fable of Hercules)。海格力斯在两条分叉的道路前必须做一个选择。他可以选择Virtue，也可以选择Pleasure。拉丁文中这两个词的现实翻译为延迟享受(Delayed Gratification)和即时享受(Instant Gratification)，海格力斯选择了延迟享受（Virtue），作为他必将经历的十二大磨难之一。

对于很多人（比如本剧中的Tennant）来说，享受本就是个太过奢侈的词汇，无论是即时的，还是延迟的。剧中的主人公Bilott则选择了Virtue，放弃了升任合伙人能给他带来的巨大当下财富和名誉，而将人们生命和正义的重要性高置头顶。他与化工企业中的哥利赛(Goliath)巨人的较量，一开始，便好似没有终结一般令人绝望。Bilott还在谱写历史，化工企业们还在通过联袂抵制的方式负隅顽抗，而我们的身体里，或许会因为Bilott的努力，少积累一些永不降解的化学物质 -- 又或许不会。

但我想说：Bilott，我敬佩你。Bilott，我为你喝彩，为你加油。

作为一个一直致力于研究全氟化合物毒性的课题组的研究生，对此电影所述深表感谢。全氟化合物，作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典型代表，至今依然是学术界（环境科学）深入研究的课题，其致癌性，致畸性几乎是学术界的共识。其生物累积性和难降解性，使其在生物圈广泛存在，并对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体造成持久性的损害。在科学界确凿的事实，在广罗大众中却如此遥远和无力反驳~

杜邦公司在被起诉的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支付了1650万美元的赔偿费，支付给诉讼群体7000万美元（仅仅是特氟龙生产线上3天的利润），后续支付了2.35亿美元作为受害群体的健康监护，多年后当初的血液检测统计结果出来，经历了层层阻挠，杜邦公司又支付了6.707亿美元了结了全部3535起案件。前后一共不到十亿美元的开销，可是早在1999年，杜邦公司一年关于PFOA生产的利润就高达10亿美元。

看完电影之后，我又去查了一下杜邦公司。直到如今，杜邦公司依旧活跃在国际市场，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关于电影所描述的化工污染事件的信息更是少之又少。

此前对于环境污染问题一直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着新闻里列出的各项数据和庞大的数字，顶多感叹几句唏嘘几句便离开。当看到Wilbur Tennant拿出自己曾经饲养的牛发黑的牙齿、内翻的蹄子、小母牛身上割下的肿瘤，看到死去的牛凹陷的眼睛和农场旁如乱葬岗一样的牲畜的坟墓，Tennant看到牛望向自己时便习惯性的掏出了枪了结其性命，随后又跪在地上哭泣，熟练地让人心痛。

Tennant只是一个小学学历的农场主，没有钱没有身份没有地位，自己的牛死了只能埋起来或者堆起来烧掉，他连看环保署对于自己农场环境调查报告的权力都没有，多次去杜邦公司反应人家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自己去找律师，回来后自己的家还被闯入销毁证据，抱着枪睡在屋外只为杜邦公司的直升机再来时能够反抗……就是一个这样的不起眼的小人物，他连最终的结果都没有等到。从一开始他就对Robert Bilott（以下简称Rob）说，国家、政府乃至这个体制，都不可信，能够保护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如电影里所说，一个农民掀起不了多大的风浪

他要么身无分文的死去，要么让杜邦公司继续掠夺他的家园。

自从二十多年前Tennant走进律师事务所的大门，Rob花费了近二十年，只为让杜邦公司付出应有的代价。他在档案库里埋头寻找，为自己的病落下了病根；他在审讯室里盘问杜邦公司董事长七个钟头，却在临走时为自己的车打火时担惊受怕，他怕自己被伤害；他埋头于此二十年，疏离了自己的家庭，他不知道妻子的弟弟进了戒毒所，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学校模仿母亲的签字；他收集了69000份血液样本，却因为进程缓慢受了七年的辱骂；工作上没人愿意找他以至于薪酬一降再降至原来的三分之一，他依旧坚持到底。

整部电影大多数时间都是偏冷的蓝色调，Rob的家中仅有的两次阳光和温馨的感觉也异常短暂。第一次是刚刚开始查找档案，第一次发现了PFOA,事情出现了转机，但是随后在化学晚宴上北公然辱骂和嘲讽。第二次是等来了迟到了七年的电话，可是这又在之后得知杜邦反悔政府倒戈变得凄清阴冷。

为了这次起诉，Rob花费了二十年的光阴，搭进去了自己的健康，缺席了自己的家庭，疏离了妻子、孩子、母亲，曾经的人们责骂他起诉杜邦公司，后来人们开始责怪他自己没有等到任何结果，即使当初为了血液样本每个人都获得了400美元。

整个体制都被操控了，任何人不可信，国家不可信，政府不可信，体制不可信。

科学小组对于污染物安全标准信口雌黄，自己为了研究人民血液样本只能通过金钱“交易”；政府不断索取各种费用想让自己知难而退，杜邦公司明目张胆撕毁协议却无人指责。

其实最后的赢家依旧是杜邦公司，它从头到尾的赔偿甚至都不及自己一年的利润，如今它依旧活跃在国际市场，曾经的化工污染也逐渐被多数人淡忘；

但是对于那些普通人呢？Tennant与妻子双双患癌，临终前数年身上就已经长满烂疮，至死也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赔偿；Bucky Bailey作为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从出生就带有的缺陷已经跟随了他一生；Rob穷尽半生也只争取到了当初少数受害者的利益，现在可能依旧为此奔波，但是能够起到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

可是这对于杜邦公司来说无关痛痒，甚至可以权当没有发生过，我们最应该怪罪的，其实是这个唯金钱与权力是从的体制。

If the big companies inflict damage on the public for their own interests, will there be an administrative institute entitled to regulate and punish them？

If the authority fails their duties and biases in favor of the companies instead of protecting the citizens, will there be a way to protest it?

If the local government cracks down the report media and the protestors, will there be the access to a higher level？

If you read the paragraph above in English, you should have figured out why I had to put it in English and what I have tried. That gives me another reason why we should learn English well. When you can’t speak out in your mother language, you have another language option.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Taft律所高级合伙人Tom在会上遭遇其他合伙人反对做这门起诉杜邦的官司时怒吼道：“We should want to nail DuPont. All of us should. American business is better than this, gentleman. Andwhen it’s out, we should hold them to it. That’s how you build faith in the system.We’re always arguing that companies are people. Well, these people have crossed the line. To hell with them！”

Law、News、Media、Whistleblower，就是监督这些可能会为追求利益而损害公众社会的武器。如果武器一个个失效，那保护人民群众的就真的只剩下了Rob Bilott在得知杜邦经过7年的监测后食言的时候的充满愤怒的呐喊“They are a titan of industry. They can do everything they want. Nothing else matters.”… “The system is rigged. They want us to think it’ll protect us. But that’s a lie. We protect ourselves. We do. Nobody else. Not the company, not the science, us. ”

中国不是没有这样的英雄，我记得《新京报》（好像是这家报纸）曾有一位退伍军人专业的记者揭露了一家污染环境的地方企业，揭露偏远贫穷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孩子要上学的艰难等等，他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很大压力，但这些报道的影响并不能制止还有企业在污染环境的事实。他们还在污染，因为他们受到的惩罚太轻太轻，不足以痛改前非。我们中国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马克·鲁弗洛 Mark Ruffalo扮演的律师，出于真正的良心，顶着巨大的职业、生活、经济压力坚持了十几年打这场官司，做出这样牺牲的英雄值得敬佩！

Mark Ruffalo就是那种忍辱负重、百折不悔、沉默寡言、爱家爱国的好男人形象。他不能演也不会演花花公子、富家子弟、上流人士，他就是全心全意为家、为人民、为社会而宁愿牺牲自我的忠诚男人。他本人是坚定的长期环保人士，抵制大公司开采自然资源，也是本片的制片人。他那总是有些忧心忡忡又选择承担所有责任和后果的脸就给人特别踏实的感觉，你知道他说的都是实话，不会骗你，这就是他的气质。安妮·海瑟薇 Anne Hathaway的表演比较一般，有着之前表演的说话和表情模式，没有任何意外的惊喜。倒是好久不见的蒂姆·罗宾斯 Tim Robbins一头白发的形象，让人有些感慨他已经这么老了吗？今年他已经62岁了，自从豆瓣和IMdB排名第一的《肖申克的救赎》之后，再没有看过他主演的影片。在这部戏里，他演得还是不错。

好了，回到题目的问题——看完这部电影，你还会用不粘锅炒菜吗？对我来说，答案就是能不用就不要用了，我还有铸铁锅。

整个体制都被操控了，他们想让我们认为体制会保护我们，但那是个谎言，是我们自己保护自己。——《黑水》

01

《黑水》是由Participant Media公司出品，改编自罗伯特·比洛特律师揭露美国杜邦公司长达几十年的化学污染骗局的真实事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工厂》、《聚焦》等社会事件改编的电影均是出自这一公司之手。

影片极高程度地还原了事件，使得其现实意义远大于电影艺术本身。

1938年，世界500强的杜邦公司意外发明了聚四氟乙烯（PTFE），中文名称特氟龙。因其超级稳定的化学性质，被冠以“塑料之王”的称号，广泛应用于原子能、国防、航天、电子建筑等领域。

1954年，杜邦集团开始用特氟龙制造不粘锅，一时间成为其最赚钱的项目。

真正有毒的物质并不是特氟龙而是PFOA（全氟辛酸铵），它一种制作特氟龙聚合反应过程中添加的助剂，而并非合成特氟龙的原料。

02

全片大部分的画面使用冷峻的蓝色调，采用大量的主观镜头停留于报纸、书页、照片、去体现罗伯特调查取证收集线索的复杂和艰难。

影片跨度十余年，气氛沉重，压迫感极强，大量的调查数字令人触目惊心。

抛开电影类型的固有分类，那这就是一部社会恐怖片。

罗伯特为了这次漫长的起诉浪费了自己20年的光阴，损害了健康，远离了家人，甚至遭到民众的攻击。

科学调查组对污染物标准模糊不定，政府通过各方面压力试图让罗伯特放弃起诉，杜邦公司更是公然撕毁条约竟无人问责。

最终杜邦公司交出的罚款和赔偿甚至远不及其一年的利润。如今它仍是世界五百强企业，似乎这件事对它没有任何影响。

影片最后观众甚至不会感到正义获得胜利喜悦，更多的是和罗伯特一样五味杂陈的无奈与酸楚。

政府需要大公司的经济效益，民众需要政府保护权益。该怎么选？亦或有了答案。

03

电影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记录者和见证者，看到《黑水》《聚焦》后，不禁为这些依旧重视电影记录意义的人喝彩。

个人对抗体制的现实电影，在韩国和美国很常见，然而这样的影片在国内却少之又少。

本以为《我不是药神》会是一个开端，但现在看来大概也是结尾。

当然过分苛责中国电影人并不会对中国电影有推动作用。审查机制如何改革，电影分级何时推行，这也许才能真正改变现状。

即使带着镣铐跳舞，也希望中国电影人能舞得漂亮。

04

近年来，我国兴建了多个大型氟化工基地，世界各大氟化工巨头也纷纷在华兴建含氟聚合物生产设施。氟化工产业快速发展导致了中国前几年PFOA/PFO的大量应用和排放。 研究表明，中国每年PFOA/PFO的环境排放量从2004年的近20吨/年增至2012年的逾50吨/年，超过欧美等氟化工发达国家排放量的总和。按照当前世界各国氟化工生产状况和污染治理措施推算，预计全世界2005年～2050年间PFOA/PFO的总排放可能在475吨～950吨水平，其中大部分将来自中国。 中国暂无专门针对PFOA/PFO环境风险的管控政策。

过去十年，欧洲和美洲逐步淘汰PFOA，国际公约《斯德哥尔摩公约》也逐步将C8类污染物（包括PFOA和PFOS）拉入黑名单。中国虽然也是公约缔约国之一，不过作为一个化工大国，早就已经接棒成为生产的第一大国了。

在中国，多个地方的河流土壤、食品及人体内，都检测出明显超标的C8含量。

不过公众知之甚少，国家层面也没有环境质量标准、排放标准及检测技术规范，甚至还没有进行环境监测。

既然生活在国家的体制内，我们没有理由攻击或歧视它，但亡羊补牢为时不晚。第一步也许是应该揭开问题的盖子。

这些事实，望周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