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从名字来看，没有人会去设想这是一部复仇片，但是随着剧情的深入，复仇这一元素也不单单是它的重点。

影片开头就铺设了伏笔。德国某酒店发生一起残酷的杀人案件，科林尼枪杀了某企业家梅耶后主动投案自首。

各项证据都指向科林尼，但是作案动机却没人知晓。他自从入狱后就一言不发，对犯罪行为也是毫无辩解，很明显，杀人者就是科林尼。

可是，犯罪动机是什么？没有证据表明死者与科林尼相识，可从尸检报告来看，这绝对是一场带有私人恩怨的犯罪。

三枪全部打在死者的头部，鼻梁断裂，面部严重毁容，这表明嫌疑人曾猛烈地击打过死者的面部，而这些举动都彰显了一个事实，他对死者有着很深的仇恨。

影片开始没有给出科林尼枪杀梅耶的镜头，就是在暗喻这起案件并不是表面上所呈现的样子，接着另一位主角的出现引领了接下来的事件。

卡斯帕授命担任科林尼的辩护律师，他的出现，不仅是一个律师的身份，更是能揭开故事谜底的人。

以一把十分罕见的手枪作为整个故事的转折点，由此撕开了尘封多年的秘密。原来，梅耶曾是一名纳粹军官，他在战争期间无情地杀害了包括科林尼父亲在内的20名平民。

但他却逃脱了法律的制裁，皆因为德国在1968年颁布的《德雷尔法案》，对梅耶的追诉期超过了时效。

所以，科林尼选择了自己动手。

显然，这是一部复仇类型的电影，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从科林尼自首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得到了一次正义，只是这个正义只属于他自己，他不在乎自己的生死，只想赶快了解此事。

但是卡斯帕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他执着于找出背后的真相，正是他这份决心，给科林尼带来了第二次正义（真正的正义）。

结尾，科林尼自杀了，没有审判，也没有正义，只有摆在眼前的真相。

对科林尼来说，看到迟到的正义终于来临，就是让他放下多年遗憾的根源。

对梅耶来说，在面对科林尼时，他便知道搁在心里的大石块终于可以落地，所以跪在科林尼面前的他，没有反抗也没有逃避。

他用自己剩下的大半辈子来弥补自己曾犯下的过错，这也是为什么在卡斯帕眼里，梅耶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人，就像是他父亲一样。

设定他们三人间的复杂关系也让该片有了更多的冲突，谁袒护谁？这不仅是卡斯帕要面对的问题，更是那些经历过战争时期的人和政府要面对的问题。

一个人究竟是不是战犯？法律应该对他做出最好的裁决，不仅是为了给那些经受摧残的家属们一个交代，更是为了维护法律存在的意义。

其实这是一部反思历史题材的电影，铭记和弥补是它的主题，因为没有人做这些的话，死去的人便没有了意义。

电影前部分的铺设和叙述很丰富，但是后面发力不足，有些仓促，导致头重脚轻。卡斯帕带来的反转与之前的铺垫不够搭配，就是前部分的悬疑色彩过于浓厚与背后的真相没搭上的原因。

不过，它依旧是一个好故事。

不是很明白国内片商为什么加“无罪谋杀”四个字，多半是为了卖座，但查了下票房似乎也没啥帮助。不得不说，对了解案情的人画蛇添足，对其他观众则有部分泄底之嫌。毕竟又不是看古畑任三郎，早早定了有无罪只等动机和手法。当然，这不妨碍电影本身有料。

如果不是改编自真实事件，我会说这讲的是最荒诞的那种寓言。年轻律师阴差阳错接下大案，意图一展身手，却发现要为杀害恩人的凶手辩护。老谋深算的原告律师，原本游刃有余占尽道德和庭审优势，却突然落入为战犯开脱的漩涡。

而被讽刺最为激烈的当然是被杀者迈耶。遵循残忍的规则放过小孩，多年后被小孩仿照丧父的仪式枪杀，近乎视如己出般善待的邻居，甚至赠送豪车鼓励研习法律，最终成为揭露他可怖面目的中坚力量。

庭审内外闪回了很多迈耶的往事，二战时嚣张跋扈屠戮无辜，战后对年少时的律师慈眉善目关爱有加，最后落在他跪地准备迎接枪决的绝望面孔。隔着银幕，命运的大手抽着他的耳光，同时也告诉我们，人很可能不止他们看起来的那一面，他们尽可以去埋葬过去，但犯下的恶行会始终跟随。

小律师一腔正气，打拳和撩妹的部分都很帅，老律师的演法酷似反角，所以被奇袭时恪守道义底线意外地令人尊重。迈耶在沙滩一露面就满脸写着“本人党卫军战犯”，后来一听原名汉斯就更实锤，哎我一定是新纳粹题材的电影看太多。最后，一直觉得科林尼有些面熟，但看完也没认出就是《姜戈》，真惭愧。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从整体上散发出一种久违了的“经典剧情片”的气质。围绕一起凶杀案，以控方和辩方的法庭交锋为故事线，塑造律师、被告、受害者等各有动机和性格特征的系列人物，最后带出颇具历史深度的社会议题，完成主题升华，并留给人广阔的思考空间，余味袅袅。敏锐的观众自然会意识到，以上评价几乎适合所有的法律题材经典电影：《刺杀肯尼迪》、《因父之名》、《控方证人》、《大审判》……等等，是熟悉的套路，但能做到经典，自然各有其特色。而能与这些经典相提并论，本身已经是一份殊荣。

影片一开头，就以“留白”的方式交代了罪案本身——案发过程被略去不表，老人的惊讶直接切入嫌犯浴血，惊世骇俗地出现在酒店大堂。被“反转反转再反转”的“诡叙”惯坏了的我一度猜测案发现场一定另有隐情，留待法庭揭露，营造悬疑气氛。没想到影片的气质如此古典——缺失的罪案现场最后揭晓，只是为了塑造人物，掀起情绪高潮。被酣畅淋漓的一段复仇戏“心灵马杀鸡”之后，我不禁反思，电影的剧情是否需要那么多的“反转”和“包袱”？我们是不是已经在“叙事资本主义”的邪路上走得太远了？

所谓“叙事资本主义”是我发明的一个词儿，就是努力在有限的影片（剧集）长度内塞进尽量多的信息、线索，制造重重“反转”，以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本来，制造“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悬疑是剧情片的看家本领，不然既没有恢宏的场面，也没有激烈的奇观，观众凭什么盯着几个演员从头傻看到尾呢？像《控方证人》、《非常嫌疑人》等影片，都凭戏剧性的反转成就了一代经典。“反转”本身并无原罪。可惜最近几十年，为“反转”而“反转”的倾向愈演愈烈，为了让观众张开惊呆的尊口，编剧们开始抛却人物塑造、剧情合理性这些根本不顾，一味追求“分分钟刺激”“秒秒钟惊呆”，不但是不管人物性格特征，而且有时候连剧情前后都合不上。更有甚者，挖坑不埋，一切敬请期待续集，只要哄你看完全片就行。编导连基本的职业操守都弃若弊屣，实在令人齿冷。

在这波大潮之下，衍生出所谓的“高智商电影”，诸如《看不见的客人》、《海市蜃楼》、《网络迷踪》、《恐怖游轮》等等。其中翘楚，当然是被影迷们奉为新晋大师的克里斯托弗·诺兰的作品。他的每一部片子，无论类型是科幻、战争还是犯罪，密集的信息量和步步惊心的悬疑是必不可少的标配，也是成功的秘诀之一。可就算是这些环环相扣、逻辑缜密的良心之作，在我看来也是得不偿失——将影片的主体“人”让位给了“故事”，将人性深度兑换成了叙事快感，是否也是一种舍本逐末？

相比之下，《科林尼案》的“老派”其实是一种可贵的品质，虽然已经遗落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太久。观众们看完全片，记得的不是迷失在各种算计和迷宫里的焦虑，而是清晰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编剧所要表达的主旨。记得的是一个被战争摧残的家庭，几个被剥夺了正常生活的受害者，他们令人一掬同情之泪的遭遇，以及有良知的人们为讨回公理、维持正义，不惜冒险犯难的浩然正气。当看到小镇暮色中携手走远的父子的背影时，多少感慨，令人无语凝噎。一种崇高的宣泄和升华喷涌而出，这正是好的艺术作品所应该达到的境界。远非各种匠气十足的“高智商电影”可比。

影片几个主要人物的设定很有意思。一个意大利蓝领谋杀了一个德国富翁，隐隐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70年多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担任辩护律师的律师来自土耳其裔移民家庭，对手是金发碧眼的前导师，曾参与制定庇护纳粹余孽的恶法。主角决裂了同样美艳的金发富家恋人，雇佣了一个意大利太妹。所有这些设定，都带着一点同情少数人群和边缘族裔的左派立场，将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当然，倾向无所谓好坏，只要考虑一下整个西方基督教文化就奠定在信仰如羔羊般被献祭的耶稣基督就好了，这坚若磐石的信仰自然会影响到各种艺术作品。

最后致敬一下影片中扮演罪犯的老英雄弗兰科·内罗，年轻影迷恐怕想不到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大叔居然拥有堪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傲人履历。他最著名的银幕形象是“姜戈”。没错，就是那个拖着棺材浪迹西部，迷得昆汀·塔伦蒂诺神魂颠倒，几十年后还专门拍了一部《被解放的姜戈》隆重致敬的那个“姜戈”。虽然在大半时间里他神色木然，可那只是剧情需要，随着真相揭晓，他的冷峻随回忆涣然冰释，将一个童年因无心之失害死了父亲，长大后不婚不育矢志复仇的“罪犯”内心丰富的层次一一诠释出来。他出色的演绎证明了，“姜”确实是越老越辣。

剧情太丰富饱满！

原本以为是一宗密室杀人嫁祸案件，想看这个新律师如何在当事人一言不发的情况下，在铁证确凿的情形下，如何通过蛛丝马迹，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故事，这背后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泯灭？！

没想到在第一个蛛丝马迹出现前，编剧先刻画了个三角人物关系图，律师是嫌疑人的辩护律师，却是受害者的养子，且在缺失父爱母爱的童年，从回闪片段中我们了解到是这个养父给了小律师内心亲情的弥补，这当下陷入了道德困境，一边是职业的道德操守，另一边则是情感的道德观念？！

冲突设定到这里还没完，在身份冲突上，编剧特意设定了主人公律师是一位新鲜出炉的小白律师，而对手律师确是行业内颇有盛名的厉害角色，也是主人公律师敬重的老师和内心崇拜的偶像。我当然不会天真地以为这是一个正义的小白大胜邪恶的权威的故事，果真，在关键时刻节点上，这位前辈律师确实对主人公律师从思想上做了一些工作，比如主人公要放弃辩护时，他让他坚守职业道德；再比如，他说可以替主人公协调法官，判杀害者一个过失杀人罪，这样对双方都好，而且无需在法庭上浪费太多时间；再再比如，主人公律师发现关键证据时，他又说他可以拥有一个如何美好的职业前景。总之，每一次两位律师的接触，都在剧情上起了推动的作用，没有废戏。

正当我以为导演确如我的构想，让律师在了解案情过程中嗅到了一丝反常，从杀害的工具是一把十分不普通的枪，恰巧这把不寻常的枪正是儿时律师在受害者的书房发现过，随着对案件的各种线索的梳理，主人公律师似乎发现了真相，并且终于撬动嫌疑人的口。

原来这是一宗追溯到二战期间，迫害与被迫害的故事。从这里就开始剧情的神展开。受害者在二战中作为德国军官，迫害了杀害人的父亲，此次恶劣性质的杀害是一次时隔多年后的报仇雪恨。凶手真的是凶手，但背后却有着如此前因。其实剧情停在这里也谈不上编剧的优秀。

杀害人在自己动用私刑以暴制暴之前，是曾经做过努力，想要诉诸合法的法律途径来惩治这个残暴地杀害了父亲的军官。没曾想政府曾经出台了一部法律，设置了追溯期，让这些二战期间犯下滔天罪行的人得到了庇护，他们的罪都已随时间而飘散，飘渺如烟。

更精明的设置是作为对手的前辈律师在还是一位实习生的身份时，参与到了这部法案的编订过程中！这算这位权威的职业生涯的一大污点，在证人席上他承认了这部法案的不公平性。有一句台词让我记忆深刻，大意是“你在这里享受你的后来之福，想把我钉在法律的耻辱柱上，而我只是碰巧在这个时间受雇于这个部门而已，你能理解吗？你能想象当时这个国家是如何运转的吗？”

整体案件已经清晰明了，宣判要在明日开庭，我们都在等究竟会如何宣判？结局更体现了编剧的高明。杀害人在这个夜里自杀在狱中，我们谁都永远无法得知这个案件的宣判结果了。

说得清是谁的错？你能理解吗？

题外话：想起了最近沸沸扬扬的现任南开校长曹雪涛论文造假事件。媒体顺势挖出了“曹雪涛与叶天星等人曾于1989年合著“气功外气可阻止肿瘤生长”的论文”这一历史。但随着事情在网络媒体上的发酵，经有心之人或无心之人的以讹传讹，这一经历已经被篡改为，曹校的硕士答辩论文就是这篇“气功外气的抗肿瘤作用及增强免疫功能”，且被评定为“优秀论文”而破格授予博士学位。且不谈论人言可畏，乌合之众。就单说说，曹校是如何写出这一篇关于气功的论文，你能理解吗？你能想象当时这个国家是如何一头扎进了气功热吗？

2001年。菜鸟律师莱恩（30岁），给一起凶杀案的嫌犯担任辩护律师。而死者迈耶（84岁）居然是自己炮友姐姐的爷爷——一位德高望重、荣誉等身的大企业家——当然也是自己的金主爸爸，不，金主爷爷。

在英国的炮友姐姐——丢下丈夫——只身回国，继承家业。为了让凶手得到惩罚，炮友姐姐主动找莱恩打了一炮——嗯，莱恩还是乖乖仔，很听话哈。

而莱恩为了取证，也主动找炮友姐姐打了一炮——如愿以偿，找到了证据。

莱恩找到了杀人动机归来，打算在法庭上放上一大炮。而这一炮，会让死者迈耶（84岁）身败名裂，也会让炮友姐姐的企业声誉受损。于是，炮友姐姐为了阻止莱恩在法庭上放炮，故伎重演，又来约炮——打算一炮泯恩仇。

结果，莱恩不干了——他要在法庭上放大炮，不能跟炮友姐姐放小炮——俩人炮没打成，不欢而散。

最后，莱恩终于在法庭上放炮了——他说出了杀人动机：

爷爷迈耶原来是个纳粹战犯。1944年，迈耶（27岁）残忍地杀死了嫌犯科林尼（时10岁）的粑粑。

1968年，科林尼（时34岁）诉诸法律，但法庭宣判迈耶（时51岁）无罪。2001年，科林尼（67岁）只好自己动手为父报仇了。

科林尼到底有罪没罪？法庭到底怎么判决呢？这个问题很困惑哈！

最后，法庭宣布：案件终止。因为嫌犯科林尼在监狱里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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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个结尾也算完美了哈。不过电影后面又放了一段，我觉得算是多余的了。不再赘述。

总体感觉：

一、复仇故事很多。但以二战纳粹战犯作为报复对象的不多。

二、其实这不能算是一部悬疑片，或者法庭论战篇。其实应该算是一部反战的伦理片。

三、里面的很多人物比较多余。

①莱恩的爸爸，完全没有必要出现——之所以存在，是为了通过父子情，让科林尼开口；但即使没有这个爸爸的角色，也不影响故事展开。

②炮友姐姐的死去的弟弟，也可以删除——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让莱恩跟迈恩和炮友姐姐相见——但为啥不能是迈耶直接带着炮友姐姐相见呢 ？完全可以啊？

③那个外卖妹子，似乎存在就是为了给莱恩当翻译（炮友是不是不晓得，反正影片里没展现）——其实完全可以设定莱恩懂意大利语就可以啦。

④其实，炮友姐姐都可以不需要的，删除其实对影片要反应的主题一点都不影响的啦。

当然，如果把这些人物都去掉，可能就不能称之为一部电影了哈。。

我觉得，电影算是中规中矩吧。我给本来给三星的。结果发现，影评里没有一星的。所以，这里给个一星看看哈。

注意：有剧透

这是一个菜鸟律师求锤得锤的故事。

德高望重的商界大佬遭到枪杀，死后尸体还被进一步毁坏。疑犯带着血迹和凶器大喇喇走出凶案现场，毫不抵抗地接受逮捕。套用热血少年漫画的一句台词，这个名叫科林尼的嫌犯“浑身都是破绽”。

菜鸟律师卡斯帕被指派给科林尼辩护，而被告人一句话都不肯说。更麻烦的是，死者汉斯迈耶还是卡斯帕的恩人。身为土耳其移民后代的卡斯帕从小在迈耶家里长大，他从这位老人身上获得了自己本已失去的父爱。迈耶的孙女乔安娜也是卡斯帕少年时的爱慕对象。

如今乔安娜已嫁作他人妇，她的丈夫是与雷神托尔在赛车场上互相较劲多年的泽莫男爵。不过人妻的身份并不能阻止她与卡斯帕旧情复炽。律师喜欢人妻有什么错！倒不如说，对于他这个律政界的明日之星，正因为是不伦恋，才更有搞头。

迈耶死于非命，乔安娜回到故乡继承家业，并为祖父治丧。其间她多次软硬兼施，试图让卡斯帕放弃为杀害迈耶的凶手科林尼辩护。然而卡斯帕总是觉得案件背后另有隐情。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终于……坐实了科林尼的杀人罪行。但他最重要的发现，是揭开了死者迈耶在半个多世纪前不愿被人提及的经历，以及科林尼不惜搭上自己的性命也要亲手处决迈耶的动机。

本片取材于真实的历史，前半段观众的观影期待主要是好奇一桩铁案如何能在菜鸟律师手上翻盘，而看到后面才明白，故事的重点并不在于给一个杀人嫌犯翻案，而是要翻出战争给国家造成的伤痕以及德国法制史上一段不光彩的过去。

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看一部名叫《黑塔利亚》的动画片，拟人化的意大利和德意志是非常有爱的一对CP。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斗力孱弱的意大利也确实一直在抱德国的大腿。但是真实历史中，大腿可不是随随便便就给抱的，德国与其说是对意大利提供保护，不如说是直接出兵占领。德国兵在意大利成了高高在上的天龙人，明明是盟友，意大利人却要处处看德国人的脸色。于是意大利民间有血性、有尊严的人也就难免会时不时地做出抵抗行动。两个抽象的国家或许可以马马虎虎地进行一番拉郎配，可是具体到一个个活生生的国民，彼此之间的关系就要复杂得多了。

纳粹兵自己不知道自己招人讨厌吗？大约也是知道的，但是元首已经把他们忽悠瘸了，他们也就更进一步自我催眠自己是真的天龙人、高级人种。偶尔让被占领国的抵抗力量打死几个人，不能说是英勇牺牲，只能说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然而抓不住真凶的德国军官，也就是年轻的汉斯迈耶，只好把火气撒到平民头上，说什么十条意大利人的命抵一条命，其实是真正的无能狂怒。冤有头债有主，有本事就查个水落石出、拿凶手的血祭奠战友，虐杀平民只是让这些孬种自以为自己有力量。

汉斯迈耶领导的屠杀平民事件发生在1944年，这时纳粹德国已经是强弩之末。都到了这个份儿上，正常思路应该是跟属下商量着如何分行李，我回我的高老庄，你回你的流沙河。可是偏有人不放弃最后的释放变态杀戮欲的机会。这让我想起了《鬼子来了》临近结尾处，日本鬼子得知战败以后，对挂甲台村民的屠杀。有些人骨子里已经被邪恶浸透了，对他们来说，战争结束之前再进行一番屠杀，就好像男人的婚前单身派对一样，是要让自己最后再彻底发泄一次，以便从今以后“收收心”，伪装成人畜无害的样子。

本片的科林尼就像是挂甲台屠村案幸存者马大三，走上了以暴制暴的道路。不同之处在于，科林尼在踏上这条不归路之前，曾试图走正当的法律途径来伸张正义。遗憾的是，德国的法律并没能还他公道。他的父亲直接在战争中被杀害，而他的其他亲人又在战后因为德国法律对刽子手的包庇而含恨终身、相继郁郁而终。

战争直接戕害人命，这种伤痛虽剧烈，但并非完全无法愈合。真正令人绝望的是一个犯下战争罪行的国家，以立法的方式包庇战犯，阻断受害者寻求正义之路。如果科林尼早年的官司能获得公正的裁决，也许他早就可以将人生中与二战有关的痛苦一页翻过，开始属于自己人生新的篇章。可惜法律辜负了他。他不得不背负仇恨与绝望走完自己的一生，直到临近生命终点、遇上了不为权势、美色、人情关系所惑的菜鸟律师卡斯帕，他才总算有机会获得解脱。

影片中迈耶在临死之前平静地跪在地上接受处决，给人感觉他似乎有心忏悔。一部分观众或许会因此对他抱有些许同情。但是本片的时代背景是21世纪初，以当时的科技水平，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即便躲得过这次血光之灾，也没有多少时日了。所以这就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战犯面对血债债主做了一次顺水人情。一个在商场上叱咤风云几十年的大老板，大概经过了一番计算，认为这波儿不亏，于是才送了人头。

在年轻时的罪行被揭露之前，迈耶大部分时间里，给观众以及故事中其他与之有过接触的角色留下的印象，都是一个慈祥和蔼的亲切长者。这让我想起了《金刚狼2》里面那个老日本鬼子矢志田。他也是战争结束以后摇身一变成了为战后国家经济复苏做出卓越贡献并因此积累了大量财富的社会精英。弥留之际，他请金刚狼来日本一叙。你以为他是念旧情，其实他是馋人家的身子，不惜牺牲自己的儿子、孙女作为诱饵，来窃取金刚狼的自愈能力给自己续命。

假如汉斯迈耶也知道了世界上有某种方法能使自己长生不老，他在面对科林尼的枪口时，又是否还会坦然赴死呢？我想他大概率会换回曾经披着纳粹军官那身皮时的狰狞嘴脸，像对待科林尼之父一样，毫不留情地把这个来报仇的儿子一并解决。而假如他真的实现了长生不老，恐怕会变得像《赛博朋克2077》的荒坂三郎一样，继续拓展自己的商业帝国，若干年后用比希特勒、东条英机们更隐晦的方法摧毁这个世界、残害并奴役着世人。

现今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础之上的。作为那场战争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理应是丧家之犬一般的存在。即便一般国民可以得到赦免，那些手上沾染鲜血的战犯也该付出代价。可是二战结束之后，冷战又接踵而至。那些战犯成了可以利用的人，因为既然他们能在战争期间有着活跃的表现，就表示他们的执行力超强。擅长细菌战的被野心勃勃的世界霸主聘请回自己国家继续发挥所长，秘密研制生化武器。擅长带兵打仗的，暂时没了用武之地，或者一时半刻不想重操旧业，就让他们把掌握生杀大权时的凶狠果决应用到商场上，成为所谓“战后经济复兴的栋梁”。道义上的失败者，因为在经济、军事、科研等方面的利用价值，得以继续寄生在经历二战战火洗礼之后本应洁净纯粹的新世界，继续扩散遗毒。寄生得久了，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有了足够的能力绑架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于是国家还要制定专门的法律来防止他们被清算。

这样的做法看似宽容，实则怯懦。不清算不是因为想通了、放下了、原谅了，而是因为无可奈何，因为清算的对象把持着国家经济命脉。而依赖这群人建设新世界，也不是什么变废为宝、改造罪人成为社会栋梁的有益尝试，其实是饮鸩止渴。任由这些未得到彻底清算的纳粹余孽、法西斯余孽、军国主义余孽寄生，国家的伤痕没有得到治愈，只是被暂时盖住。世界形势一片大好之时，他们会一个个装得儒雅随和、风度翩翩。一旦形势恶化，附在他们身上的旧帝国的恶灵就会在社会上弥散开来，感染更多的人，让没有经历过那个残酷年代的人陷入狂热，去追求和享受党同伐异的快感。

1970年12月7日，时任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区起义纪念碑前惊天一跪，轰动了全世界。这一略显夸张的举动，使得德国国家形象就此大幅度提升。他们对战争罪行的全面反思，得到了举世公认。而在艺术文化领域，除了美国人不遗余力地拍摄反战电影、控诉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外，德国人自揭伤疤的态度也不落下风：无论是经典战争片《从海底出击》的写实和压抑，还是德国版《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血腥和残酷，德国的电影工作者们总是试图最大限度上还原那场战争的真相。他们更是敢于直面曾经的反人类罪行，拍摄了诸如《死亡终点站》这样的大屠杀题材电影。

在2019年这部名叫《无罪谋杀：科林尼案》的电影中，德国人再次重翻旧账，将一段武装党卫军屠杀意大利村民的恐怖故事带了出来。这次导演马可·克罗伊茨派因特纳使用了一种类似悬疑片的拍摄手法。当所有杀人证据都指向一个叫法比奇·科林尼的意大利老工人时，他却故意缄口不言，沉默如海，导致观众们不断猜测他的杀人动机。你知道他一定杀了人，你也知道他一定是蓄意杀人，然而导演好像偏要折磨一下你的耐心，你越是想知道他就越不让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直到将近50分钟，一把二战的德制瓦尔特P38手枪出现……

此时此刻，不管你是否战争片爱好者或军迷，都能猜到这把手枪绝不会平白无故的出现了。电影里的男主律师莱宁正是通过这把手枪找到了突破口，而你也在隐约中猜到了个大概……当莱宁在法庭上告诉众人被谋杀的德国老人汉斯迈尔就是制造蒙地卡蒂尼大屠杀的元凶——一名武装党卫军军官时，观众倒吸一口凉气的同时，心中那块巨石也陡然坠下。果不其然，德国人又要对二战那段黑暗历史进行自我鞭尸了。

身为MMF集团总裁的汉斯迈尔，和蔼可亲，事业有成，曾获德意志十字勋章荣誉。还对莱宁有着养父一般的恩惠，赠送给他一辆老派的奔驰轿车。这样一位受人敬仰的老人，在战争年代却是一位双手沾满鲜血的SS军官，这种反差是否过于不可思议呢？不，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演员”比比皆是。多少像迈尔这样的战犯，只要把军装一脱，转眼就在一个新生国家扮演起中流砥柱的角色，不但远离清算，反而活得有滋有味。你很难说他们是在演戏，还是本性使然，就像迈尔对莱宁的照顾，你很难说出于一种怎样的情感。人性太复杂了，很多时候，它比深渊还要更加靠近地心。

莱宁是一名土耳其移民。在现今德国乃至欧洲，移民和难民越来越多地涌入，我们司空见惯的同时，也很少去换位思考他们的处境。就像德国国家足球队有很多土耳其裔的球星那样，莱宁以土耳其移民的身份考取德国律师，并在德国家庭照顾下长大，这毫无疑问是一种隐喻。这也让他担任科里尼的辩护人时压力巨大，并且难以洗刷一种“白眼狼”的嫌疑。莱宁还面临着无数诱惑，这是一个现代版的浮士德故事：他的老师使用歌德的典故，暗示他放弃良知，做出一个更有利于职业发展的选择。讽刺的是，这位老律师当年就是做出了几乎相同的选择，并成为1968年颁布的德雷尔法案的签署者之一，给德国法律画上了污点。

然而，德国毕竟是一个盛产思想和哲学家的伟大国度。莱宁也没有重蹈老师的覆辙，他坚定选择了程序正义的这一方。不管你信仰真主还是上帝，真正能审判一个人的，唯有法律。莱宁的老师甘愿成为浮士德，所以终将面对丧失灵魂的虚无。意大利人卢凯西站在法庭上揭露迈尔，也为他被指控为通敌的父亲完成了赎罪。“无罪”的法比奇·科林尼，也终于可以如释重负地上路了。

历史是最好的剧作家，电影也正是取材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畅销小说。但无论如何，“科林尼案”都只是冰山一角。就像以色列特工曾经满世界地追寻纳粹战犯那样，又有多少坏人因为德雷尔法案得以庇护呢？这显然已经无法追溯。而现今的世界各地，隐形的歧视仍旧随处可见。电影里的菲利普曾对河里游泳的莱宁说，“不要污染我们德国的湖。”甚至菲利普的姐姐也对莱宁说过“若不是我爷爷，你还在卖沙乌尔马（一种穆斯林手卷食物）”的气话。所以，电影让一位土耳其律师担任主角，自然有其更深层次的用意。也只有像他这样不徇私枉法的“白眼狼”越来越多，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有希望。

先后看了两遍《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每次看到结尾小男孩与父亲手牵手远去的背影都会忍不住泪奔。

这部德国电影又名《罪人的控诉》，是一部悬疑感很强的剧情片。

影片的开场即是一宗谋杀案，85岁的成功商人迈耶被人残忍杀害，头部连中三枪，并在死后被踢碎了颅骨——要知道，人体头颅非常硬，最多能够承受200~500公斤的重量。

在死后仍被如此对待，足以说明杀人者的残暴以及对死者刻骨的仇恨。

令人疑惑的是，这位手法残暴的凶手在行凶后却并没有逃走，而是主动伏案，并始终缄默、不为自己的罪行做任何解释与辩护，一心求死。

承接此案的新手律师莱恩面对重重疑点，拨丝抽茧，最终披露了这个案件的真实背景，引发众人一片唏嘘。

影片中的矛盾冲突非常复杂——谋杀、恩情、二战、复仇、法律的合理性与维护公平的意义……重重悬念下虽然可以令人产生较强的代入感，却也未免觉得戏剧冲突有些过多了——这世上哪有这么多巧合的事？

直到二刷后，我才恍然大悟，之所以主人公莱恩刚刚开始律师生涯、接的第一个庭审案件就遇到了这么多“巧合”，是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是被人挑选好的棋子。

他曾经的法学教授、明星律师马丁格早已在暗中选中了他，这个从各个角度来看都不可能打赢这场官司的律师：既是菜鸟律师，又视自己为恩师、偶像，死者对其恩重如山，和死者一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起初莱恩因私情决定放弃这次辩护，却被马丁格鼓励其坚持下去的原因——这是自己千挑万选后选中的棋子，是必定会输给自己的对手，再没有比他更保险、更可能对自己言听计从的人选了。

正如马丁格向莱恩讲述的那个关于律师和魔鬼的传说，他早已把自己的灵魂与魔鬼做了交换。

但，令马丁哥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位新手律师竟然油盐不进，真的执拗到愿意为探究真相、维护正义推翻一切。

随后，我因为好奇去查找了这部电影原版小说的创作始末及作者的经历背景后，再次意识到为什么这部电影的信息量会如此巨大——这简直就是一部近乎自传体的表达，讲述得几乎就是作者自己的人生经历。

和电影中初出茅庐即敢于揭露司法黑幕的新手律师莱恩相同，电影原著小说的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同样身为律师，同样凭借自己的处女作轰动了德国司法界，并且，他自己的祖父也出身显赫、也曾是一位纳粹高官。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的原著小说《科里尼案件》取材于真实事件，是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45岁时发表的处女作，该作品在德国一经出版即登上畅销榜、反响巨大，至今已有60多个译本。

随后，该作品获得了德国文坛的重要奖项克莱斯特文学奖，并当选了《慕尼黑晚报》“年度文学之星”，该书的中文译制版《谁无罪》在豆瓣上评分高达8.2，非常具有可读性。

这本借由谋杀案指向德国司法丑闻的小说不但具有很高的文学意义，更具有极高的社会关注度，甚至直接促使德国司法部重新成立了一个历史调查委员会。

具体事件需要追溯至1968年10月1日的德国，一条《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在悄无声息的情况下被联邦议会通过，进而在一夕之间将历史改变。

依据德国战后司法裁判，只有纳粹的最高领导才被定性为“凶手”，其他人都属于“帮凶”，而这条新法则进一步规定：帮凶只按普通杀人罪而非谋杀罪处置——也就意味着，除了纳粹最高领导人，其他人的罪行突然之间就过了追诉期限，可以逍遥法外、逃避法律的惩戒。

这即是科林尼和姐姐第一次控告迈耶失败的原因。 用费迪南在小说中的话来说，“在帝国安全总局工作过的那些官员们，他们当年组织了在波兰和苏联的大屠杀，他们对上百万犹太人、牧师、共产党人和吉普赛人的死担负责任”，他们手中沾满鲜血却突然就全被赦免了，甚至继续在联邦德国担任要职，这令曾经的战争受害者们极难接受。

德国有这样两个公共名词：如果说纳粹时期的直接伤害是“第一罪恶”，那么，《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所披露的这桩丑闻则是“第二罪恶”——即，在宽待处理纳粹罪犯时对受害者所导致的二次伤害。

这部小说的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出生于1964年的慕尼黑，除了作家之外，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一名律师。

与此同时，他也是希特勒青年团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孙子。

“席拉赫”家族曾是德国的名门望族，而在二战后，由于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纳粹身份，这个姓氏已被视为丑闻与耻辱。

作者的爷爷巴尔杜·冯·席拉赫（1903-1970）1925年加入纳粹党，是全德青年领导人，同时也是驻维也纳总督。他曾把全德青年组织统一到希特勒青年团内灌输纳粹思想，一手策划了纳粹青年运动，促使青年团成为希特勒的忠实拥护者。

纳粹德国战败后，巴尔杜尔·冯·席拉赫被捕，是纽伦堡审判中的 22 位被指控纳粹主犯之一 。

1946年10月1日在纽伦堡法庭上被判危害人类罪20年徒刑——作为大区领导人，他要为18.5万被驱逐到集中营的犹太人负责。

本书的作者、席拉赫的孙子——费迪南德·冯·席拉赫，由于律师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在德国知名度颇高，他和影片主人公莱恩一样，坚守公平正义，并借由文学创作让纳粹暴行及法律黑幕曝光于阳光下。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表现二战伤痛题材的影片《朗读者》的原著作者施林克正是费迪南德学生时代的法律教授；在费迪南德看来，施林克不仅是自己的老师，也扮演着自己父辈的角色，他说自己的《科里尼案件》代表了更年轻一代对德国历史的反思。

服刑 20 年后，巴尔杜尔于1966年出狱，而当时的费尔南迪仅 2 岁。

费迪南德对祖父的唯一直观印象停留在4、5岁时：半盲、爱收集拐杖、送过他一把银色小刀、在玩游戏时总喜欢用同样的伎俩赢过他。

直到费迪南德12岁时，他才第一次意识到祖父曾经的历史对家族意味着什么。

在读书期间，费迪南德阅读了有关纽伦堡审判的一切，包括祖父的档案，尝试着理解那段历史。

但，正如费迪南德在采访中所说——“如果有关自己的祖父，那么历史学家的解释毫无用处。”

费迪南德说自己无法回答关于祖父的一切，因为“我不认识他，我不能问他什么，我也不理解他。”

这让我想到在电影中，律师莱恩在了解案件的真实始末后，长久地驻足于迈耶的墓前，眼神迷茫、心情复杂。

此时的他，回忆着迈耶曾经对他的种种帮助，却充满迷惑，仿佛从未认识过这个自己曾经无比熟悉、崇敬的老人。

在战争中，迈耶曾是冷血残暴的纳粹狂魔，残忍杀死了科林尼的父亲和数多无辜百姓；

而在莱恩的记忆中，迈耶又是那么慈祥慷慨的一位老人，甚至为了激励他认真向学奖励了他一辆名贵的汽车，帮助贫苦的他改变命运，最终成为了一名律师……

善恶两个极端同处于一个人身上，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迈耶呢？

自此，引发出了这部电影的另一个议题：人性的复杂。

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在一次采访中如此评说：“现实生活当中，在我作为刑事辩护律师的生涯中，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纯粹的恶人，或者纯粹的善人。人都是混合体，只是恶的程度的差别。如果经常和这些犯罪分子打交道的话，就会发现这些罪犯有一个相似之处，他在其所处的环境中，看不到别的出路，像是走在长长的隧道里。”

在此，不禁想到《乌合之众》中的一段话：

“ 一切精神结构都包含着各种性格的可能性，环境的突变就会使这种可能性表现出来。这解释了法国国民公会中最野蛮的成员为何原来都是些谦和的公民。在正常环境下，他们会是一些平和的公证人或善良的官员。风暴过后，他们又恢复了平常的性格，成为安静而守法的公民。”

这段话，用于战争、政治对人性的影响尤为贴切。

战争不但会令人自相残杀，更会让人裹挟在群体中，逐渐失去理性与悲悯之心，激发出人性中最野蛮、最邪恶的一面。

战争结束后，曾经的纳粹军官迈耶可以通过司法黑幕逃脱制裁、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而在战争中因他之手失去父亲的小男孩科林尼却因此坠入一生的痛苦深渊。

家破人亡、身无子嗣，一生只盼望正义的到来……在对法律绝望后，在让自己发誓不再追究过去的姐姐去世3个月后，科林尼选择亲自为父报仇。

在杀死年迈的迈耶时，科林尼也已是一位鬓发苍白的老人，他决定通过这种惨烈的方式终结对方的罪恶与自己的痛苦，并在事发后缄默不语，因为他对法律所应秉持的“公平与正义”早已绝望。

因为他坚定的沉默，曾令他的辩护律师莱恩愤怒，当莱宁质问科林尼：“你知道吗？你的一言不发，会带给亲属多大的痛苦？！”

科林尼听闻后有所触动，依然缄默却表情复杂——他何尝不知道这种痛苦？他早已被这种痛苦纠缠折磨了整整一生。

和姐姐不同，虽然同样承受着失去父亲的痛苦，科林尼还背负着间接害死父亲的愧疚——如果不是年幼的他指认了父亲，或许父亲就不会死。

亲眼目睹父亲在自己面前被枪杀至死，令科林尼在此后的人生中背上了沉重的心灵枷锁。

没有人可以承受这样沉重的自我谴责，他的一生，都在为了复仇而活，致使他一生再未品尝过幸福的滋味。

在他67岁的这一年，他通过一种无比惨烈的方式完成了复仇，了结了一切罪恶与怨恨，当真相大白后，他终于可以心无所愧地终结自己痛苦的一生、坦然去面对自己的父亲。

影片的结尾，从街角中走出的小男孩抱着皮球与父亲嬉笑着牵手远去，仿佛时光倒流，一切苦难都好似从未发生，这美好的一幕让人感慨万千、令我一次次潸然泪下…

“多去探望你的父亲，他不会永远都在。”

最后，推荐这篇关于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的采访实录，文中记录了他对祖父的回忆以及小说的创作背景，或许会让大家对这部电影的理解更为深刻。

《揭露了纳粹“第二罪恶”的费迪南德·冯·席拉赫，拒绝把写作动机归因于他的姓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