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格林格拉斯在《谍影重重5》后回归真实事件改编电影，反映2011年7月22日挪威枪击事件的《7月22日》在事件发生七年之后威尼斯电影节上映，让观众透过电影缅怀事件的同时，更为电影节奉献了观感极佳的一场放映。

英国导演保罗·格林格拉斯最为人熟知的无疑是缔造了《谍影重重》这一经典系列，纪录片的精神、剧情片的推进，《谍影重重》成为了谍战动作经典。当这种风格遇上真实事件会有怎样的火花？导演之前的《血色星期天》、《93航班》、《菲利普船长》都体现了特色的镜头语言与故事性，到了《7月22日》，依然是手持摄影机带来的纪实风格，依然是凌厉的剪辑，不同的是，影片聚焦的不再是事件本身。事件发生过程快速呈现，干净利落，大量篇幅在于事件余波，受害者、施暴者、审判参与者还有无处不在的普通群众都在影片文本上有所表现。

《谍影重重》，保罗·格林格拉斯，2002

影片侧重的应该是受害者角度，并且着重构建了受害人之一Viljar的康复过程，手臂残疾、腿部受伤、右眼失明这些伤痛让他的身体犹如废墟，从办不到到坚持来法庭指正，撑起这份信念从影像表现的内容来看，更多的是年轻人的愤怒与热血。Viljar说，应该感谢一只眼睛看不见，这样作证的时候就看不到凶手的样子。Viljar充满愤怒也表现得相对克制得体。细数受害人重获信心的路径，家人的支持、同是受害人的温暖还有来自社会的关怀，集体感染个人，最终开启人类固有的内在驱动，事件与人物真正绑定在一起。

将镜头对准灾难后人物生理心理重建过程是最近流行的表现方式，但着重个人比较容易陷入个人戏剧化泥沼，影响个人与事件的内在张力，去年的《坚强》就是典型例子。《7月22日》的人物重建在多方面的关怀下并没有与事件分裂，使之呈现出非个人救赎、而是悲剧笼罩下人文关怀的胜利。

与胜利相对的是施暴者的终将失败，而这种失败是人性自由与爱的反面，以暴制暴没有胜利者，很庆幸保罗格林格拉斯没有像法提赫·阿金在《凭空而来》处理的那样，将移民的怒火利用人类纯洁的情感越烧越旺，《7月22日》最后Viljar的远望，留白效应的字幕都表达了渐媳的怒火和灾难后的平静，生活还要继续，just move on。

Viljar（右）

最后字幕交代，罪犯Breivik被判处监禁还未出狱，但实际上Breivik的狱中时间在挪威法律语境下并不是终身制，挪威现行的刑法典是1902年5月22日第10号令《一般公民刑法典》以及随后的一些补充，法典第二章中即规定：普通刑罚的种类仅包括“监禁、拘留、社区服务和罚金”，第17条还规定“特别规定的情形下，不得超过21年”。所以Breivik真正的服刑时间只有21年，只有21年刑满后仍旧对社会构成威胁，刑期才会延长，习惯了犯罪受到惩罚的我们对如此轻描淡写的惩戒感到十分不解，但实际上这是挪威乃至欧洲对罪犯的态度的具体表现。

改造已经被定为重罪的罪犯，是挪威乃至整个欧洲刑法的核心所在，BBC就曾经称这一观念为欧洲最先进的理念之一，他们坚信，即便是罪犯也应保障其基本人权，刑罚的意义在于让罪犯学会理智控制自己的犯罪意图，成为“好”人，最终与社会接轨。

所以感情上远离欧洲的我们并不能接受以改造为导向的结果，就像那个施暴者，自始自终都保持着冷静，直到审判，脸上时不时挂着微笑，让人怀疑究竟是谁最终获得了慰藉。

Breivik（右）与辩护律师

Breivik的角色从一开始就是从容的，装枪、做准备的过程沉稳老练；警察出现时立刻认罪，指定律师辩护，讨论辩护逻辑，向政府提要求，导演塑造了一个行为有素、兼具谋略的犯罪形象，力求客观，避免人物扁平化。这样正反人物情绪丰富，既避免沦为主旋律说教也增加了戏剧张力。

事实上，真正的Breivik确实是这样一个有思维模式的罪犯，就在牢狱生活3年后，他收到了来自奥斯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收到通知书之前，他坚持尝试了3次。尽管在奥斯陆大学获得学士学位需要选择导师指导，Breivik正在服刑，很难获得学士学位，但在挪威以理智改造为核心的法律背景下，这样的救赎可以说取得了法律维度下所希望的效果。

正如枪击案结束后，挪威首相延斯·斯托尔滕贝格所说：“我们的回答是更加民主，更加开放，更加富有人性，但再也不会那么天真。”

时任挪威首相斯托尔滕贝格

《7月22日》对比其他同类型影片出色的地方不仅仅在于一个人物增加的戏剧张力，前面提到的手持摄影机的晃动和精准的剪辑营造的真实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而且，在当下电影文本、调度形式多数服从事件的创作困局中，导演真正做到了用形式突破模式的束缚，在观者思维里，导演力求的真实感更像是一种诉求，镜头在控诉、剪辑在控诉、少而精的配乐也在控诉，影片的每个细胞似乎都调动着人们的感情，我们可以很轻易地深陷其中。

《7月22日》剧照

影片将最后的疯狂设置在法庭上，这也是多条人物线汇集的地方，法庭戏导演如果没有很深的功力，趋于平庸是司空见惯的，更何况影片将这段戏码放在了压轴处。但就在影片最后近三分之一的地方，之前紧张、纪实感与情绪的释放得到了有效统一，Viljar一段话结束，我们时而可以得到Breivik的反应，可以看到同为受害者女孩的表情，也可以在视线内发现玻璃墙外普通群众的关心。剪辑精准快速，恰到好处。

这段剪辑的本质思维其实和《敦刻尔克》剪辑思维有点类似，压缩人物表现时间，形成不断转换的画面感，形式上并不复杂的话语对峙利用有节奏的时间间隔形成压迫感。所以，成熟的调度和原本文本上的高潮让这段法庭戏没有像《凭空而来》里表现的那样简单乏力，影片的紧张纪实从开始保持到了结尾。

《凭空而来》，法提赫·阿金，2017

保罗·格林格拉斯曾经表示，促使他拍摄本片的原因是如今欧洲右翼势力依然极度活跃，人们需要被警示，选择挪威的恐怖袭击一方面是真实事件的轰动力量，更重要的，在已经废除死刑的地方，高度文明化的世界面对恐怖主义，政府人民如何应对，导演选择用他特有的方式和欧洲传承的人文精神，呈现着他的影像，供人们思考。

❤个人公众号，关于一个纯影迷的自白❤

这部电影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遇到类似的枪击事件应该怎样求生？

特别是最近维也纳的街头也有这样的事情。

首先要了解疑犯使用的武器。

根据网络新闻：疑犯使用的似乎是美国鲁格公司的Mini14步枪，和格洛克手枪。

1，Mini-14式轻型步枪起初是作为民用步枪而研制的。于1974年投入市场。使用北约5.56mm制式枪弹；有效射程300M（有效射程之外也是有杀伤力的）；既可单发也可连发；弹匣有5发、20发、30发三种。

鲁格Mini14型步枪

2，格洛克17式9mm手枪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手枪，最早由奥地利格洛克公司于1983年研制。现在已经发展出多种型号，并且装备全球40多个国家的军队和警察部队。容弹17发，射程50米（射程之外也是有杀伤力的。）

最新型格洛克17手枪

第二，对运动目标射击的技术：

由于目标的位置、运转方向、距离和速度经常变化，为命中目标，必须取提前量。运动目标会大大增加射击难度。由下图可以看出：

• 对横向运动的目标，要把瞄准线移向目标的前方。
• 对纵向运动的目标，要把瞄准线移向目标的下方和上方。

第三，应对策略

强烈推荐你看纪录片《浩劫求生》。

人类在极度恐惧的时候会僵硬地呆在那里，这是人的本能。

这一次维也纳街头，那名男性就是因为恐惧而躲藏在角落里。等到枪手出现时已经来不及了。遇到类似的枪击事件，一定要克服自己的本能，不要呆在那里——找掩护迅速行动起来。

等待换弹匣的间隙能够跑出很远的距离。

影片真实还原了在2011年7月22日那天，挪威极端分子布雷维克在政府办公大楼前引爆一颗巨大威力的汽车炸弹，然后赶往奥斯陆以西40公里的于特岛，冷静而又疯狂的枪杀了69名夏令营的学生，造成77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的可怕灾难。只是政见不同，于是罪犯制造了“挪威 7·22 爆炸枪击案”，罪犯的意思就是说，“我代表圣殿骑士团反对国家目前的移民政策，采取暴力手段达到我需要的效果，我从事的事业非常崇高”。面对这种情况，相信任何国家都非常棘手，所以挪威这种国家发生的这种事情，我个人认为，无解。也许只有关塔那摩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吧。

电影一开始就是罪犯布雷维克有条不紊的在家中制造了一颗威力巨大的汽车炸弹 ，同时仔细、冷静的准备了枪支弹药，不慌不忙的把炸弹车停在了政府办公楼的楼下，在警卫人员还没来得及反应的时候，一声巨响，造成8人死亡，办公楼大面积损毁，爆炸后又伪装成警察有条不紊的赶往奥斯陆西北40多公里的于特岛，骗取岛上老师的信任，冲入岛上正在夏令营活动的青年人群，冷酷的追杀参加活动的人群。 现场一片惨叫和哀鸣，死亡的大多数是14岁到18岁的青少年，学生威亚带着弟弟躲入海滩岸边及时的通过家人报警，躲过一劫，而凶手布雷维克一看到警方赶到立即极为配合的放下武器投降了，这种人也只能对孩子下手了，怂包。

惨案发生后，布雷维克竟然可以为自己指定律师，而且盖尔律师还不能推卸责任必须为他辩护，那些幸存的身心受到重创孩子们只能默默疗伤在家舔伤口，全程面带微笑没有一点内疚之心的凶手布雷维克，却可以以行凶时别人的骨头渣子蹦伤了手要求伤口的治疗，甚至在法庭上行纳粹礼，宣讲自己的政治态度。这时律师盖尔的律师团竟然打算为凶手申请精神鉴定，让布雷维克逃脱法律的惩罚，不然无法解释凶手的疯狂举动，无法给受到伤害国民交代，看到这里发现只有凶手的权利得到最彻底的保障。

这时受到重伤的青年威亚和他的家庭却陷入了无尽的悲伤之中，虽然在医院的全力抢救下挣脱了死亡的魔爪，在家人和朋友的关心帮助下，慢慢学会了重新控制自己的身体，装上了义眼，学会了走路，生活似乎又缓慢地回到了自己的轨道，但是自己知道心灵的创伤很长时间都不可能恢复，还没有走出痛苦的泥潭。

在法庭上布雷维克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竟然放弃了精神鉴定，强烈要求在法庭上慷概激昂的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他自认为自己是右翼的领导者，是精神上的胜利，但事实上并不被政见党派的带头人认同，也不为律师和他自己的母亲认同，原因就是右翼党派也是想通过正常的手段获得政权，不会选择这种极端的暴力表达政治态度，更不会通过夺走别人的生命而实现。

受害者的亲属和凶手的律师团无法相互妥协，布雷维克又与政府谈判较劲，审判进入漫长的拉锯战，这时受伤青年威亚终于走出创伤阴影，身体在自己的努力下也慢慢的康复了，同意出庭作证，通过法庭的陈述让大家看到恐袭对年轻人的影响，说出所有受害者无法表达的内容，那就是：这样的事件不会打败我们，不会改变我们，你的目的无法得逞。我有家人朋友的支持和鼓励，而你却是孤立无援的，什么都没有。杀人诛心，也使影片表达的思想得到升华。

影片结束时布雷维克表示如果有机会他会再来一次，而律师盖尔说你永远没有机会了，并且没有选择与他握手告别，转身扬长而去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些极端分子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排外，说着保护自己国家和人民，而做的事却和恐怖分子一样。最终只能在监狱里孤独死去。

看完这部影片。一个感悟是：公权力，必用开化的手段对付畜生，而不是义愤填膺的用畜生手段对付畜生，如果那样，那么公权力，也就变为了畜生。

影片中，无辜青少年受害者在痛苦心理挣扎中、或在痛苦接受手术时，画面一转，一个看起来较为舒适的审讯室，凶手却坐在那里大吃披萨、喝着可乐，主张自己的手指因被受害者头骨碎片迸溅划破，应该接受处理。律师也只好“职业而体面”又很尴尬的提示景茶“我的客户应该休息下”、“我的客户应该处理下伤口”之类，景茶也就上来为其将伤处贴上创口贴。凶手还很变态的“优雅的“，”礼貌的（教养的）“说了声谢谢。是的，这种反差的给观众的心理冲击，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气的牙根发痒，恨不能扑上去将这个畜生撕碎。但是抱歉，私权利，你怎样做都OK。but公权力，我们无法像也门一样，用石头活活砸死墙间幼女者，只能枪必or注射。虽然我绝对赞同石头活活砸死（but，如果这人是被冤枉的呢？是的，在这里，依然讨论冤枉和不冤枉这个奇怪的论点，因为它对看客心理的影响力的不一样）but这里不讨论那些开化国家的先进。只讨论事情本身。个人非常崇尚重刑主义，but看完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先进地区北欧五国之一的案件后，我的思索是：各有利弊。或许，我们能做的，只有描述事实

比较客观冷静地反映了凶手筹备、爆炸枪击、被抓，以及漫长的庭审过程。从始至终都是那个变态的极端分子在把控局面，他主动投降，甚至为了在庭审过程中表述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放弃了精神疾病辩护（如果不放弃的话，法庭可能无法让他服刑，只能让他去治疗），整个过程都是洋洋得意、自信满满、毫无悔意。

挪威的法律量刑为什么这么轻？七十七条人命啊，法律对打击暴力犯罪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不能保护受害者的权益，那么保护再多施暴者的权利都是本末倒置。

最后受到惩罚的只有被迫接受工作的辩护律师，他一直被骚扰和威胁，女儿也被迫转学。真正的凶手却被高墙保护者，愤怒的民众拿他没办法。

影片最后字幕说凶手被判终身监禁，其实，在既没有死刑也没有无期徒刑的挪威，他只被判了21年，关7年就可外出度周末不受监控，关14年便可假释。

他在狱中住着小套房，可以看报纸，有跑步机，还可以玩线上游戏，甚至在狱中读了大学。但他却绝食抗议，要求改善“虐待般”的监狱生活条件。

貌似挪威监狱也没有太多的办法治他，好像只能尽量满足。没有办法处罚这样的魔鬼，真的是太软弱了。

明年8月，凶手关满7年，当他外出度周末的新闻出现在挪威媒体时，那些还在与伤病作斗争的幸存者不知道有多痛苦和愤怒。

受害者男主维亚的重建过程其实呈现的很清楚：如果和林奕含笔下的房思琪相比，那么在病床上的状态可以看做一种混乱，如同林奕含生前问的那三个问题，实质上因为陷入了自己的逻辑怪圈而问出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所以可以视为男主在问“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而在女孩慰问男主那场戏中女孩的一句“俺也一样”点醒了他，让他逐渐重拾起受害前的“领导”型人格，从对自己身心极差状态的绝望感(这时问题成了“我要恢复但我暂时看不到路”，至少不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模式)，到试图走上身心恢复的“路”(学走路其次、关心弟弟和母亲的处境才是重点)，这时才到真正开始面对恶魔的时候，即使一开始不免恐惧，但这样健康的心理状态和已经完全恢复的领导型人格才有能力与曾侵入自己身体震慑自己灵魂的恶魔抗衡。

不管怎样，受害者选择自杀一定不是一条对的路，本片中把男主拯救出害死林奕含的不健康心理模式的直接导火索，就是对女孩的男性保护欲，当然这也源于极度健康的家庭环境就是了。我们有义务为受害者和其周遭指出一条救赎之路，尽管可能对所谓的女权意识形态有冒犯，那也比纯粹只是基于“正确”立场的同情要强太多。“林奕含与阿廖沙”话题中有一篇用哲学回答林奕含三问题的文章，写的非常棒，最后在他的结语中提到林奕含的一句“我无力也无意改变社会”，而作者对此的回答是：“人也许需要一点社会责任才能活下去”。有些女权或许就会开始认为这是避重就轻，“不去惩罚恶人倒在这对受害者指指点点”，我觉得这种言论只是占了正确的理，但不见得起得了正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