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删节版首发幕味儿微信公众号）

《同义词》不好懂，场景独立，情节荒谬，形成观影的巨大障碍。它显而易见的一层内涵指向身份认同，甚至欧洲现在的难民问题：要挤进那个高大上的文化，你还要放弃多少？

但本文不在宏观层面讨论这些，而想提供另一个观影视角：关注镜头语言的多义性，不将《同义词》看成一个第三视角的叙事，而看作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主观文本。它绝不是对一个先行主题（移民问题也好，文化冲突也好）的反复絮叨。当观众将约亚夫的故事简单地视为一场四处碰壁的逃离和对“文明社会的虚伪”的批判时，事实上也只是将约亚夫视为一个提线木偶。而影片最中心的设定是，约亚夫是一个对文字极有天赋，极为敏锐的人。他能用陌生的词语组织出有画面感、感情和力量的故事，而小说家埃米尔却淹没在文字里，写着陈词滥调，词语在他手里恹恹没有生气。

影片使用大量第三人称主观视角，摄像机跌跌撞撞地跟着约亚夫，一会儿紧跟着他的长腿，一会越过肩头胡乱张望街景。这固然有传达初到巴黎初用法语阶段内心好奇和冲动之意。但更多细节似乎允许了更具主观性的解读。影片开篇，约亚夫进入一个空荡荡的大房子。大房子为何空荡荡的？当他走出浴室，以滑稽夸张的姿势摔倒时，是真的如此摔倒，还是这一幕已经过文学夸张？让我们设想约瑟夫在写作中，或在回忆中，像个埋藏在大房子里的幽灵，不动声色地观察那具名为“自己”的身体的慌张丑态。

几次在塞纳河旁的会面，都是双方呆板地走进画面，镜头呆板地停留在侧面，人来车往，塞纳河化身为前影像时代的机械舞台，人物的呆板对话犹如背台词。强烈的舞台感暗示了窥视的视角。

埃米尔和卡洛琳是否存在？还是约亚夫的想象？想象他们年轻、美丽、有同情心、格调高雅，想象他们一个因为没经过社会毒打而缺少创造力，一个则欲望爆棚，随时随地都能激情发作。埃米尔和卡洛琳——法国——不是别的，正是约亚夫欲望的投射。片头，约亚夫赤裸地摊在浴缸里，宛如《马拉之死》。埃米尔和卡洛琳出现了，解救了他。这是一次新生，还是想象的起点？此后，穿制服的以色列大使馆工作人员，妖娆的夜店女郎，都是脸谱化的形象。约亚夫在纸醉金迷的夜店人群中爬向我们时，仿佛在舞台上爬向观众，同我们互动。

镜头在主观视角和客观视角间的摇摆不再指向对观众之凝视的挑衅。它招呼我们走进一个真假难辨的文学世界。约亚夫一直在讲故事，主动讲故事。讲给谁不重要，只是讲述这件事本身要有一个听众，假想一个也可以。影片正是这样从西红柿肉酱面的鸡毛蒜皮渐渐进入一个又一个仪式：拍摄色情录像，窥私的仪式；上移民必修课：建立共同体的仪式；音乐会：涤荡的仪式……淫秽和高雅是同义词。仇恨和热爱是同义词。以色列和法国是同义词。

接近尾声时，约亚夫再次经过圣母院，周围依然空荡荡。他抬头，镜头狡猾地绕着他摇了一圈，构图中圣母院高耸不见顶，仿佛下一秒就会笔直地砸下来。随后猛然切到大全景，约亚夫渺小如蚂蚁。此类断裂充斥全片。客观视角和找不到主体的主观视角间的错位使意义漂浮了起来，观者在这一漂浮中不得不开启思考，因为他无法代入约亚夫，也无法单纯代入路人甲。他无法代入一个确定的主体，只好随着每一个镜头、每一个情境一起漂来漂去。

赛义德在《东方学》的开篇引用马克思的话“他们无法表达自己，他们必须被表述”来概括东方主义：“东方”被视为一个不具有时空流动的静止体，僵死地在西方对其的表述中成为“东方”。《同义词》构筑的情境则是，外来者主动用一种异国语言表达自己，试图建立新的自我。影片给人的观感似乎是，随着异国语词不断蚕食母语语词，约亚夫的自我认同逐渐消解，直至崩溃。但是，如若主体本就为空，自然也无从消解。

当约亚夫用用连珠炮般的各种贬义词形容以色列时，我们无法分辨约亚夫是通过构成的句子来学习词语，还是以学会的词语表达他的以色列的体验。但我们无须分辨。学习语言即是将自身构建于一个符号体系之中。连珠炮式的同义词构成了一个处于漂移中的能指链。每个同义词构成了一个能指，他们的关系并不是由一个主体“以色列”，或“法国”来决定的。相反，能指间任意的秩序才构成“以色列”或“法国”。并没有一个作为不变主体的法国或以色列去承纳这些同义词。约亚夫仅仅是用法语的能指链取代了希伯来语的能指链，他欲望的法国并不存在，他无所适从。他必须不断行走在巴黎的街道（或者任何地方），嘴里吐出一串串同义词，不断消解，不断建构，周而复始，无从逃离。

拍摄色情录像一节，拍摄人要求用母语描述感受。坚决讲法语的约亚夫只好向资本低头，用希伯来语嘶嚎。此类录像的观众期待真实的反应而非表演，将欲望投射到异域男子的肉体之上。约亚夫看似成了欲望的客体，其实也只是能指链上的一环。

表面上看，以色列是一个“给文明以岁月”的文明，而法国则是一个“给岁月以文明”的文明。实则，两个文明并无本质差别。倒不是因为法国社会拒绝约亚夫所以法国是“坏”的。现实地讲，即使约亚夫只会说两句“你好”、“再见”，也有可能当个kebab小哥什么的，进入路人见面互相致意的和谐中。约亚夫漂泊的内核在于，他不能接受的不仅是强制兵役，而是作为一个符号体系中一环的生命。他追求的超出时髦的概念“自由”，“浪漫”或“左岸”，而触及溢出其外的可能性。他用身（强力冲撞）和心（文学创作）对抗之，一路拼杀。

我们当然可以将约亚夫结尾处的撞门视为他的失语，因失语被迫回归身体之力，我们也可以解读为约亚夫从未失语，他文学化了一切，来了一出撕破法兰西伪善面纱的脑内小剧场。这种颠覆和不确定性正是《同义词》影像的魅力。赫克托尔可能本来只是在阿基琉斯阴影下的名字，但当荷马写他绕城九圈、不再逃避、迎接死亡时，他成为约亚夫的英雄，文字构建的丰富意义漂浮了千年。相似地，当投射出约亚夫这个形象的拉皮德导演，用文学语言探讨语言的诡计，用影像冲撞影像的权威，进而将观众也抛进这场漂移时，电影便为哲学思考提供了可能性。

无一属于你。

-约押

男主角的名字叫Yoav（约押）。这个在以色列十分常见的男名不可避免地成为他出生之地的标签。另外，Yoav本意为"耶和华是父亲 (Jehovah-fathered)"，在圣经中是大卫姐姐洗鲁雅的儿子，也是大卫军队勇猛善战的元帅，在战场外却是反复无常、功于心计的小人，最终由所罗门受大卫的吩咐杀死。当然这位约押的品性与影片主人公并无相关，硬要讲也是分占杠杆的两端。

影片在Yoav身上没有寄放任何鲜明的性格，他像一个盛装故事、语言、思维方式的粗玻璃罐子，努力想倒空自己去理解和接受周遭的一切。我们看到的只是耿直乃至固执、决绝和莽撞，就像影片"粗粝"的镜头语言，伴随着喘息跑跳，或是充当主人公的目光，或是围绕他的美好躯体近身冲撞。

-完全

Yoav渴望改换身份成为一个完全的法国人，因此他从抵达巴黎的一刻起就主动放弃了自己的语言。而在新生活尚未开始之时，他又被迫放弃了自己个人生活的物质构成。行李和衣物的失窃丝毫不逊于家中偷盗的丧失强度，且伤害值一定是成倍的，毕竟如果决心永远离开生长多年的地方，挑选出来随身携带的东西大概是最习惯或最珍重的，对生活有着不可小视的意义。当然也可能是廉价自如轻便可丢的实用商品，不过珍贵也好便宜也罢，这些物品的失去终究切断了主人公与过去生活的实在联结。剩下的只有他自己。

事实上主人公可以连自己的名字也顺口改掉，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浴缸内洁净冻僵的躯体如重新降生一般，被抬出的镜头甚至让人想到一系列哀悼基督主题的画作。

这个过程无疑是仪式性的。男主不仅得到实在的救助，还似乎收获了法国精英阶层的慷慨接纳和真诚倾听的友情，更重要是得到了Emile那件黄色大衣。不管随后的交往加深是出于迷恋美好胴体的后效还是对于身份故事和心理素材的需要，Yoav与目标国家的关系无疑升温过快了。

穿上黄色大衣的Yoav与行走在巴黎街头的本地人无异，脑海中是念珠一般重复堆叠的法语词汇，而脱掉大衣的他却又退回了自己的名字所代表的身份，去面对底层外来者生活的无序、危机，以及经济和精神上的极度贫乏。每天重复的番茄意面晚餐加薯片甜点，全部食材是来自城市最廉价超市的最廉价货品，总价不超过1.5欧。

不过“贫乏”是个很主观的词。我们不能说走在街上却不愿看向四周城市风光的Yoav是在浪费巴黎的美丽，是感受的缺乏，因为他认为只有不受这些外在样态的干扰才能看到一个城市真正的样子。或许他和语言更容易亲近，连续背诵的同义词也因为伴随着意愿的强烈而让人觉得充实。

整个世界是文本，词语是无法摆脱的必然。要甩掉一种，只得一意孤行拿另一种来换。

而词语又不知不觉定义着你。让你着迷的词、好记的词、唤醒联想的词，都是空白的，映射出的是你脑海中破碎的局部。还记得Yoav和Emile聊天时用了一长串贬义词来形容以色列，后者只轻声说，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具备所有这些特点吧。事实上它们可以用来形容任何国家，多生动多具体完全取决于获得这些感受的个人。

-语言课

如果在影片前半程，语言对于Yoav来说是伴随理想身份的玄妙符号和讲述遥远故事的新工具，后半程开始出现的入籍语言培训课则在一间窗明几净的教室之中，把语言简化为毫无思辨的宣传口号。

这种简化在荒诞的同时又有种不可避免的真实。众所周知，对语言的掌握程度直接决定了可表达观点的复杂程度，甚至影响到思维的方式。多甫拉托夫曾说，我们使用外语时会丢掉百分之八十的自我，还会失去玩笑和讽刺的能力。之前也常在聊天时说我们有若干种不同的人格，中文人格俄语人格等等，哪怕前者拥有了一切理性辩证所需的经验和潜力，当后者被唤醒时，我们就被迅速拉回幼年，是是非非大笔一挥，语气坚定像三岁的孩子。我要，我不要，我爱，我不爱，我是，我不是；或者像影片中那样去做判断题；去描述一只公鸡为什么是法国公鸡，就好像其它国家的公鸡都不能名正言顺当一只公鸡。

-巴黎圣母院

由此，所谓“真正的样子”是否存在呢？过于复杂的感受和过于简化的定论，都不是我们想要的理解。

镜头的局促感代表主人公对周遭空间的感受方式，而讲述以色列故事时的画面反而显得相对平和，氛围也偏向暖色。这种现实场景的局促最终结束于一种“迷思”的破碎，或者说结束于男主角向Emile要回自己故事的时刻。无论多努力屏蔽抗拒，出身是无法摆脱的冰冷标签，但记忆却因为个体化的细节而趋近于温暖的真实，让他重新回到“我”。这时的他终于不同于此前的仓促，郑重而缓慢地抬头看向巴黎圣母院，从容之余甚至显得肆意。那时周遭寂静无人，灯火已息，眼前的教堂是一面沉默高墙。

于是当Yoav拒绝充当扁平标签，作为一个活生生会思考的人去参与生活，质问生活，这座城市宽厚人道的一面却忽然对他关上了大门。有趣的是，他在情绪爆发之时也暴露出自己在标签之外真正没办法摆脱的东西——在与交响乐团的粗暴沟通得到冷漠回绝后，他愤怒地大喊：“你们看看，一个妻子就是这样和她的丈夫说话的。”如果影片到此结束了也罢，偏偏Caroline上场之后转又回到后台，深情而怜惜地托起他的脸。

影片在结尾这一部分的叙述呈现出一种僵持状态的中立，推动陡然激化的冲突到达最后的撞门戏，把无可奈何的钝感延展到作品外广阔的跨文化空间。

当一部电影中植入了人物口述故事这样的情节，我们很难不把这个嵌入的故事与电影整体的故事联系起来，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会形成文本上的照应。在Yoav激昂地高唱《马赛曲》时，他就像召唤着在座的其他非法国人加入他的队伍的士兵，随后他在工作时穿了一身士兵的衣服，如果他对应的是赫克托尔故事的主人公，接下来的发展轨迹大概可能是这样:他被本土人伤害，颜面尽失，他的父亲把他带回了家乡。然而不是，他不仅是法国的局外人，也是自己故事的局外人。

Yoav和Emile形成了little hunger和great hunger的对照，后者给前者钱、衣服，索取的则是创作的想法。Yoav需要的是在异国生存，Emile不愁吃穿，需要的是生存的意义。Yoav说想要收回自己的想法，但他口述的故事此后再也没有出现，因为这些故事他无处可用——阶层难以逾越，没有解决生存问题的人不会有心思去感受双簧管的旋律；存在先于一切，看到小提琴和琴弦的前提是没有扣下枪的扳机。

可见Yoav脱光自慰一场，拍摄他的人以暧昧的角度步步紧逼，Yoav却没有像《放大》开头的女主人公一般获得快感，不仅因为他不得不说出自己讨厌的希伯来语和“从不自慰”，也因为他在异乡确实很难获得性的快感。影片并不避讳身体的展示，却在男女主角之间的性行为上几乎缺失，想来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每当Yoav边念叨着法语边在街上快步行走时，摄影机总是自由又飘忽地上下左右游走，如果说这是跟随Yoav观察巴黎的视角，那么镜头的结尾常常又转到他的脸上，这该如何解释呢？拉皮德已经给了我们解释——Yoav与父亲视频通话时，父亲先给他看了一下身处的环境，然后回到自己脸上，这是一种游客视角、置身事外的视角。

影片中的对话则都还比较讲究，没有什么古怪的机位，除了这一个:

通常人物看向哪里，哪里给较多空白，这个镜头却相反，这种镜头可以称为“空白是留给鬼的”，因为它很适合放在恐怖片中，人物的背后突然有个吓人的东西冒出来，为什么这里要有一个这样的镜头，我是没想明白，如果大家有好的解读方式欢迎提出来。

从开头的敲门无人回应到结尾这一现象的再现，局外人是一种身份，亦意味着在法国他没有身份，也许正是作为旁观者他才能意识到法国和以色列也不过是同义词，因而在这样的时刻，所有的一切逃离和被短暂地接纳才会显得更为讽刺。

在朋友的推荐下去观看的《同义词》，带有一些预先好评来看，不过对于评分这件事来说，我还是很苛刻… 引入巴别塔的概念，上帝让我们说不同的语言，是为了防止我们能畅通无阻地沟通，以防人类团结一体建造通往天堂的高楼。可想而知语言的力量是多么强大，上帝造就的沟壑岂能让轻易填成平路。 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可以用很多非常接近的词语来形容同样的一件事情，用不同的语系形容相同的物件，学习对方的语言与对方交流，但这样的尝试犹如两条无限接近但不相交的线，当两条线越靠近时，越能感受到两条线的疏离，“语言”或许充当了这种距离的介质，至少是之一。影片中男主用法语和用母语的以色列亲人在异国视频聊天时，两种语言迅速将有着血缘关系的亲人疏离；还有拉夫遇到的这一对情侣，他从全身赤裸到接受他们的物质帮助之后，看似穿着相同来源的服装，但也无法跨过自己身份的边界；甚至他不断摒弃自己的语言，将自己的故事断断续续“移植”到别人身上，充满荣耀感地唱法国国歌，与法国人结为夫妻，也无法脱离自己的原本的身份，甚至让他更认清自己的所属… 如此刻意分离和接近的也印证了“相似”和“相同”的绝对距离。但其实无论他作为本国和异国身份，都是不自信的，甚至说这是我所认为的不可逾越的距离的根本来源… 我认为作者将这样的民族概念引出，作为出发点是成功的，选题也是值得让人深思的。但倘若影片以这样的事件和设定来定义种族间的分离和不可融合性似乎有点太挑明了，有种过于清晰的单薄，力没有用到更合适的地方，同样的物体失去了空间的厚度，哪怕中间只是空气。在阐述不同东西的相似性之前，相信人们会先研究不同东西各自的属性和属于本身解释，而当明白各自的含义之后，相错的那一小段距离也许不可言说，但已然区分，或许这是我认为更理想的一种叙述方式。

沉睡在浴缸里的约阿夫，赤身裸体犹如初生婴儿，失去了所有行李、睡袋和衣物，弃绝了祖国、母语和家人，跌跌撞撞降临到这个城市。

电影的开头是伴随约阿夫疾走的主观视角，街道被近景解剖只剩下潮湿的地面、匆忙闪过咖啡馆和面无表情的人脸，时而切换到主角行走中急促摇晃的手臂和头颅，在空气中冲撞前行。躁动不安的镜头在主角闯入一栋公寓时，开始变得平稳而清晰起来。

这显然是个过于宽敞的高档公寓，发现约阿夫的公寓主人都被这具不可思议的身体所吸引，将他从冰冷的浴缸中救出来。像巴黎大多数的中产者一样，这对年轻情侣衣食富足更追求生活的深度，一个在写作哲学中操演晦涩语句，一个排练双簧管和性自由，这些特质让他们更感兴趣约阿夫强壮身体和家国背景，并乐于帮助添置衣物。

巴黎意味着什么，自由精神的高地，历史悠久的古都，文学传统的圣城，艺术的殿堂还是浪漫的街道、新桥、塞纳河和圣母院？当约阿夫穿戴起巴黎富家子给他准备好的衣物，匆匆遁入街头时，却像清教徒一般拒斥这座城市一切浪漫的诱惑，他拒绝抬头去欣赏美景，也无心眷恋文化遗产，而是痴迷于学习法语词典和大声重复单词。他住在简陋漏风的公寓中，用最便宜单调的食物果腹，专心致志地将自己从以色列人的标签中脱节出来。

他以自己的方式游走巴黎，开头狂乱的主角视点反复出现，场景从客观的平静切换到了主观的躁动，巴黎令人称道的风光被刻意模糊和切割，那是约阿夫沉浸在自我中的时刻。他将自己吞没在法语单词大量的描述性词汇和同义词中，迫切甚至病态地驱使自己成为法国人。他用繁复且粗俗不堪的词来描述以色列，剥离身份的过程犹如自杀。就如约阿夫的父亲所言：“一个人拒绝自己的语言，就是在杀死一部分的自己。”

在第二部长片《教师》中，拉皮德就从诗歌的角度关注到言语和语言的关系，以及现代希伯来语继承古希伯来语之外的人为色彩。二十世纪后的人为重建，使语言所共轭的是更有目的性也更固化的宗教民族意识形态。而现代希伯来语缺乏形容词，因此在描写的过程中就用比喻的方式，诗歌中充满灵光的隐喻来源于此，但对生活的感性认知也会受到阻塞。

索绪尔所提出的语言结构主义，最早指出社会与语言系统的关系。语言是言语活动中的社会部分，不受个人意志的支配，是社会成员共有的。约阿夫大量地背诵形容词，在把自己赤条条地抛掷进法语世界的深海中，也是在扼杀犹太文化孕育下的约阿夫，一个以色列国籍、使用希伯来语、服从国家法律参军的自己。

而国家和母语从未远离，如影随形。以色列领事馆的同僚表达出对穆斯林的敌视和鄙夷，拒绝任何中东面孔和伊斯兰名字入内。在他用法语讲述的故事中，在以色列从军的生活片段时不时冒出来，而他从军队本身的严肃性上抽离出了荒诞感，温柔缱绻的法语香颂激励士兵练习练习枪击，性感火辣的《哈里路亚》撩拨退伍军人好斗的男子气概。身在法国的同胞也从不忘记犹太民族的骄傲烙印，在巴黎用希伯来语与路人对峙，明晃晃地带上犹太帽、咄咄逼人地哼唱国歌，压迫性地与巴黎人直视。

在民族遭受到毁灭性伤害的多次战争后，军国主义和民族荣耀，虔诚信仰和文化自豪成为以色列人武装自己的一道铠甲，在保护犹太人身份的同时，也形成了极端强硬和蛮横的意识形态。就如约阿夫所钟爱的赫克托尔的故事，在父母亲讲述的版本中，特洛伊第一勇士的悲剧结局被阉割，而永远停留在他保家卫国、奋起献身的英勇气概的回响中。

并不是每个人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盲从附和，年轻生命难免在个性自由与家国命运间困惑摇摆。毛茨在《狐步舞》中曾刻画过驻守边陲的士兵百无聊赖又诙谐可爱的一面，也揭示过集体命运共同体的磅礴压倒与个体命运的荒唐脆弱。我们的主角约阿夫是同样充满幻想的天真少年，在战场上把机关枪和弹夹想象成小提琴和琴弦，将愤怒的公牛一角看作是独角兽，并深深迷恋赫克托尔的传奇。但无论他多么努力地用优雅的法语连珠炮似地蹦出一个又一个深奥词汇，却从不能真正地融入巴黎。

这个城市贪恋约阿夫的美色，消费他的身体和异域风情。他成为了埃米尔和卡罗琳开放关系中对双方都有诱惑第三者，埃米尔更是试图从他的故事中来挖掘自己平乏可笑的深刻；摄影师在镜头中逼迫他用羞耻的姿态呐喊出肮脏的希伯来语字句；他在夜店派对中寻觅食物，身体本能的狂欢取悦了追求享乐的巴黎人；当他加入法国国籍时，大声念出了《马赛曲》中的暴力字句，而与以色列国歌的嗜血程度相比毫不逊色。

约阿夫搬到法国是为了逃离以色列，而这个新的国度所展示出并不仅仅是文学艺术和自由包容的繁华，更是阶级分裂和虚伪浮夸，他终究不是懵懂无知的新生儿，也厌倦了穿插在情侣之间的困惑，那些对于他身体和身份的双重盘剥更是让他愤怒。他竭尽全力的挣脱却是徒劳，抗拒被巴黎的黑暗吞噬，更加无处可逃。他无法摆脱自己的身份，也无法割裂犹太传统，甚至对卡罗琳喊出了“一个妻子能这样对丈夫说话吗？”的大男子主义式怒吼。

再次离去时，埃米尔没再给他打开门给予一个告别的拥抱。约阿夫用自己的身体狠狠冲撞向这扇门，却不能冲破巴黎的伪善面具，也撞不出自己内心的犹太壁垒。

1、猶太人有住棚節，紀念逃離埃及人暴虐之手，在荒野中飄蕩的四十年。帳棚的生活有近似「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的寓意，因為帳棚和建築物（不動產）相對，住帳棚的人不過暫時寄居，沒有永久停留的意圖。電影故事中的青年，最終保持了移動，放棄定居入籍，說明了他對自由真摯的嚮往與追尋。台灣譯名「出走巴黎」在這一觀念上可以說是充分點題。有些人提到最後一幕的懸念——一扇撞不開的門，可是螢幕淡出後，我們聽到這樣的撞擊聲響仍在持續，這是樂觀的一面，至少，他不像卡夫卡筆下的K坐以待斃；回扣片頭主人翁的求救，不是沒有人應門，只是遲了一些。

2、故事中的青年逃離與生俱來被賦予的身分，包括與之連帶的親友聯繫、習俗、信仰、語言、文化與價值觀、國籍，遁入另一種人際圈、裝扮、無神論與共和體制、語系、既頹喪又高傲作態的文化氣息及新國籍中，其實，就現象而言，生命發展似乎有了巨變，可在本質上，他仍附屬，或者說屈就於另一種權威與教條中，從這個角度，青年所說小男孩手上是槍（以色列）或小提琴（法國），並無二致。這也就是為什麼字典中的同義詞，引發故事中對於森然羅列諸現象及其背後本質爭論的環節——超乎象外，得環其中。

3、當民主、自由、開放社會中的人用解構主義、懷疑論及虛無主義等前衛主張倡議道德廢退，舉此旗幟以行羞辱之實——逼這名淳樸的孩子自瀆的時候，他以希伯來語吼出了作為一個人最深沉、痛苦、迷失的自問：我在幹什麼？試想，許多脫北者逃到南韓後，反說自己墮入資本主義的地獄而痛苦不堪，尤其當他們為賺取生活費用成為紅燈區的女郎，甚至上綜藝節目談論他們所逃離的記憶時，會有這樣的來賓以期待猴子雜耍的心情向他們要求：給我們表演一下你們那邊的舞蹈，唱首你們那邊的歌，講一點你們那邊的生活狀況，說一下你們那邊的方言吧！非關命運（Sorstalanság，2005）裡從集中營倖存的孩子回家後，不理解為什麼人們總是問他集中營中悲慘的遭遇。為愛朗讀（The Reader，2008）中集中營的倖存女性反問：人們總問我學到了什麼，可是集中營難道是學校嗎？於是，面對新社會外界慘酷的剝削、消費，出走巴黎（Synonymes，2019）的故事尾端，這名以色列青年收回他所兜售的故事，保存了尊嚴、私密和自我完整性。

4、佛洛姆人類新希望（The Revolution of Hope: Toward a Humanized Technology）2、希望，五、復活：

這一個關於個人的或社會的變形概念，允許我們，甚至強迫我們把復活的意義作重新的界定——設定的時候並無需涉及任何神學意含。在此新意義之下的復活——就此而言，宗教上的意義可以成為它象徵性的說法之一——並不是在這一個生命的實有之後，創造另一個生命的實有，而是把這一個實有沿著更有生命力的方向加以變形。人與社會，在此時此刻，在他們的希望與信念中每一刻都在復活，每一個愛的行為、認知的行為、惻隱的行為都是一種復活；每一個懶惰、貪婪與自私的行為都是死亡。每一刻時間都將復活與死亡置於我們面前，而我們每一刻都給了答案。這個答案並不存於我們說的是什麼、想的是什麼，而在我們怎麼生活、怎麼行為、怎麼移動。

出走巴黎一片，故事主人翁不僅從死裡復活，還傾盡所有。對於艾米勒這個富家公子來說，一些物資與金錢的施捨是牛之一毛，珍視這分情義的主角，卻傾盡所有以報——回贈一個唇環。故事從這裡開始，這名青年的生命情狀朝著更富生命力的方向發展，不像寄生上流（기생충，2019）中的青年起了獵心，以奇思妙想掠奪（囤積）更多的資源。從艾米勒的角度來思考情節，由於以色列青年的出現，打破了他坐擁一切卻百無聊賴的困局，這是一個較難以被理解的困局，而後逐步從空想中走出，終能腳踏實地生活。

5、自由的追尋同復活一樣，指的是生命 「沿著更有生命力的方向加以變形」，所以自由並不是和過去一筆勾銷，或者人能離開土地飛行，懸浮於虛空之中，也因而在關鍵時刻，希伯來語及軍事訓練的背景會從青年的身上顯露出來。其實這些對於自由的追尋並無妨礙，局限本身跟自由就是無法切割、互為消長的體，真正妨礙的是空妄的假想，這也是青年在巴黎的生活中逐漸破除的盲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