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两集都在讲7名宇航员背后的故事，最深刻的是，经过层层选拔出来的平民宇航员、来自新罕布尔什的老师Christa，她总是带着充满亲和力的微笑, 刻苦训练之余还抽出时间为她的学生写推荐信，准备在太空讲授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两堂课”……经历各异的七人，在家人、同事、普通人眼中，都是最杰出、美丽和最爱的人。 后两集围绕发射过程及事故后的反应与调查。 各方在此角力、协商，最终，挑战者号延期后发射、升空、60秒后在全国观众面前爆炸……(此处有感动) 最后的事故调查部分也很精彩，内部人士的爆料、纽约时报爆炸新闻、委员会里的将军与大师费曼联手献言……最终让事故调查委员会主席也没法完全按“总统指示”给NASA面子。当然，最后结尾是光明的，改进后的燃料推进器又让航天飞机安全升空，大家又携手推动了美国航天事业的继续发展。

美国人的进取精神在探索太空上展现。

别跟我洗这位领导意思本来是什么什么不要曲解他blah blah，人家都说了进步就是伴随风险，过雪山还有人牺牲呢。潜台词，这些宇航员在风险中是可以牺牲。

试问如果航天飞机上坐的是里根，他还敢不敢拍板执行飞行计划。

我不敢想象那位平静地说出“我无法原谅”的家属，看到这些作出错误决策、为七位善良才华横溢的宇航员遇难负责的领导，最后说出“我不内疚”“我没错”云云的话，该作何感想？不敢想象在爆炸中幸存的至少三名宇航员，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结局时有多恐惧，而把他们推向这样境地的人，居然p事没有全身而退？

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人带入割韭菜的？就没人替韭菜说句话吗？有没有❤️？？？

看到最后，失事宇航员的家属对着发现号发射的电视直播说：Godspeed，真的泪目了。。。是的，这是导演在煽情，在宣扬基督教主旋律：提倡原谅，容忍犯错。

同样是发生在1980年代的“国殇”，切尔诺贝利事故和挑战者号事故，很有类比性。虽然今天依然有人为前者辩护，但作为教训，没有看到教训，不久苏联就解体了。作为一次核事故，它不遗余力的扑救也许算成功，但这不妨碍史学界依然将切尔诺贝利视为苏联倒掉前的丧钟。如果历史能够假设，苏联没有马上解体，它是否会吸取什么教训呢？也许会，尤其是针对性的技术问题。但指望从一次错误就举一反三，今后再不犯同类错误，这是不可能的。

对比来看挑战者号的失事，事后调查发现根本不是突发事故，而是漫长的人为拖延，把小病拖成了大病，大病成了暴病而亡。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知识了，一次灾难背后，早已潜藏了上百个隐患。甚至调查阶段，还有政府层面的阻碍，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这个阶段来看，人类面对错误的主观态度，都差不多，都想捂盖子，不想把自己犯的错公之于众，这种心理不会因为社会制度不同，而有天然的不同。但随着调查的推进，发现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管理问题的时候，拿着总统“口谕”的调查组长，也决定不能包庇了。包庇不了，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调查报告会现场是有媒体监督的。从这个阶段开始，你可以看出两种制度的不同。为了预防人的犯错，以及犯错之后的互相包庇，民主制度的设计基础之一就是“三权分立”，这个“三权”其实是一种概述，在具体实施中，很重要的一级权力，其实是新闻自由。如果媒体可以被政府完全控制与操纵，可能挑战者号的调查会不了了之，水门事件也不会发酵。由于媒体监督（以及各方力量的博弈），NASA想要大事化小的愿望没有实现，结结实实的认错和改进，停飞，更新安全设计和管理流程，几年之后重上太空，美国国运也没有因此事件而衰退。

2003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再次失事，这次事故的调查，结论是机翼的隔热瓦部分脱落导致再入大气层时焚毁解体。2013年，事故发生十年之后，前NASA飞行主管爆料，当年哥伦比亚号升空阶段，通过高速摄影机，NASA就已经发现了航天飞机机翼隔热瓦被火箭碎屑撞击脱落了一小块，但是经过评估，现有技术（或财务）条件下，很难对这架已经受损的航天飞机进行在轨维修。任务时间只有17天，之后航天飞机就要返航，所带的氧气食物等补给品，都只够这十几天。整个任务阶段，NASA没有通知7名宇航员，它们乘坐的航天飞机已经不能安全返航，也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补救方案，而是做出了一个残忍的“善意沉默谎言”：让宇航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正常返航，能不能安全着陆全靠命数。结果，他们命不好。。。之后，美国几乎就放弃航天飞机方案了。

这一事故在十年后的爆料，击碎了很多美国人的信念。1970年，同样是飞船升空后的事故，阿波罗13号历经千难万苦，最终通过天地合作，成功返航。30年后，NASA在面对即将发生的事故时，居然选择“安乐死”方案。如果通知宇航员实情，他们就会如预料的那般，在沮丧和绝望中死去吗？也许他们会微笑着进入，一个“切尔诺贝利之后苏联没有倒掉”的历史时空吧。

所以想从一次错误，就汲取所有经验教训再不犯错，也是不可能的。是人就会犯错，甚至任何具有“主观意识”的东西都会犯错。如何看待出错，如何纠错，是集权制和民主制的最大分歧表征。但从里子说，两者最大的区别也许是：一种是宣扬仇恨，绝不犯错，抹煞出错；一种是鼓励原谅，容忍出错，认真纠错。同仇敌忾也许能集气力于一时，但能这样过一世吗？至于完人的追求，和永生的追求一样，信者或者假装信者，终将陷入疯狂。不能接受自己错误的人，也难以接受自己的死亡。但凡人皆有一死啊。

为什么最后突然会提到永生呢？也许是因为 immortal 这个词的跨语种通感吧。。。至于人类不会吸取教训，那为什么还要总结教训？大概因为只有装出努力学习历史的样子，才能积淀出所谓的文明吧。脑子已放空，言之无物了，就此打住。

对于很多70后80后甚至90后早期来说，航天飞机这个黑科技并不陌生，在改革开放至本世纪初期，几乎隔一阵子的新闻联播里就会出现又有哪架哪架航天飞机出故障了要延迟发射或者成功返回的报道，看着航天飞机发射和返回的画面，电视机前的中国吃瓜群众无比的羡慕。遗憾的是，直到美国所有航天飞机都退役停飞了，我国也没有自己的航天飞机升空，关于我国航天飞机进展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我国一直在研制中，但后来项目被叫停了；也有的说压根就没有航天飞机项目，放个烟雾弹忽悠美苏而已。无论如何，我们都很难在博物馆意外的地方再看到航天飞机了，也很难再回到美苏争霸时期航天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了。

大多数人分不清楚美国一共有几架航天飞机或者这次谁飞下次谁飞，但很多人都知道挑战者号，都知道女教师麦考利夫。

先给大家科普一下航天飞机的发展历程：

美国东部时间2011年7月21日晨5时57分(北京时间21日17时57分) ，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在佛罗里达肯尼迪航天中心着陆，标志着美国30年航天飞机时代宣告结束。

美国的航天飞机

1969年4月，在耗资巨大的“阿波罗登月计划”行将结束之际，沉溺在太空探索激情中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认为需要建设一种可重复使用的航天运载工具。开始设想是非常美好的，便宜还可以重复利用，本着科技换保又节约的精神，NASA开始了设计竞赛。

1972年1月，经过N轮的对比论证，NASA正式把研制航天飞机空间运输系统（STS）列入计划，确定了航天飞机的设计方案，即由可回收重复使用的固体火箭助推器，不回收的两个外挂燃料贮箱和可多次使用的轨道器三个部分组成。

修修改改又经过5年的时间，1977年2月终于研制出一架企业号航天飞机轨道器，由波音747飞机驮着进行了机载试验。1977年6月18日实施首次载人试飞，4个月就开始了载人试飞，放在现在是无法想象的，现在新的航天器能在完工一年内载个猴子上天就已经是提前完成任务了，可见当时美国多么着急。

但企业号航天飞机基本只用于各种测试飞行，实际上开始真正投入正式运载发射，是依靠美国后来又研制的五架航天飞机，分别是：

哥伦比亚号(STS Columbia OV-102)。1981年4月12日首次发射，2003年2月1日返回地面飞临德州上空时发生爆炸，7名宇航员全部遇难。

挑战者号(STS Challenger OV-099)。1983年4月4日进行首次发射，1986年1月28日挑战者号在执行第10次太空发射时，升空后73秒爆炸解体坠毁，7名宇航员全部遇难。

发现号(STS Discovery OV-103)。1984年8月30日进行首此发射，发现号从前任航天飞机中吸取了许多经验，1990年，“发现”号把哈勃望远镜送上了太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科学项目之一。

亚特兰蒂斯号(STS Atlantis OV-104)。1985年10月3日进行首此发射，1995年6月29日，执行STS-71次使命的“亚特兰蒂斯”号与俄罗斯“和平”号空间站成功对接，这是美国航天飞机首次与该空间站对接， 2011年7月8日完成最后一次飞行。

奋进号(STS Endeavour OV-105)。1992年5月7日进行首此发射，2012年9月21日完成最后一次飞行。

另外科普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小知识：苏联也有航天飞机 暴风雪号

苏联很早就知道美国航天飞机计划，但苏联高层最初认为这是天方夜谭，中看不中用的，所以就没跟进发展。但眼瞅着美国人一架接一架的航天飞机上线运行，原本再空间竞赛中领先的苏联有点着急了，于是就匆匆忙忙开始了自己的航天飞机计划，到后来苏联解体前甚至提出了5架航天飞机的计划。

这就是暴风雪系列的由来。1988年11月。苏联第一架“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航天飞机“暴风雪号“进行了首飞。（这个外形，苏联说是完全自己凭空想的就是算是吧。。。）

但是1989年以后，由于前苏联内部动荡、经济每况愈下，航天飞机载人计划一推再推。耗子庞大的暴风雪计划在某种意义上加速了苏联的瓦解。而苏联解体后，昔日的计划更是彻底失去了经济支持。1991年，苏联军方停止了对该计划的拨款支持，暴风雪计划中共有五架航天飞机实际上已开始建造，但是只有第一架的暴风雪号（Buran 1.01）真正被完成并且顺利发射升空与回收，而包括二号机小鸟号（Ptichka，也就是Buran 1.02）在内的其他几架苏联航天飞机全都是以未完成的姿态停止建造。

想想多浪费啊，咱国家要是全买回来自己玩就好了：）

具体说说挑战者号的爆炸经过

影片种介绍的非常详细了。官方的调查结论是：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于美国东部时间1986年1月28日上午11时39分（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6时39分）发射升空，因其右侧固体火箭助推器（SRB）的O型环密封圈失效，毗邻的外部燃料舱在泄漏出的火焰的高温烧灼下结构失效，使高速飞行中的航天飞机在空气阻力的作用下于发射后的第73秒解体，致使机上7名宇航员全部罹难。

后来更详细的调查报告中，说是在飞行器解体的过程中，更坚固的船员舱保留了整体，并处于慢速翻转状态。NASA粗略估计,如果要撕裂船员舱的话，作用力要达到重力g的12到20倍。但是，在两秒内，作用在舱体上的力已经减少到4g以下，而在10秒后船员舱已进入自由落体状态。这些力看起来不足以对舱体造成主要的损害。至少在解体后，有迹象表明，部分宇航员依然还活着并暂时具有意识：事后发现飞行甲板上的4个个人外出空气袋（PEAP）中的3个已激活。

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在爆炸时刻，并非所有7名宇航员立即遇难。但又一点比较疑惑：就是无法确定爆炸后的宇航员是否还有清醒意识。

在解体较长一段时间后，宇航员是否还具有意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离的船员舱内是否维持了安全的压力。如果没有，在当时的高度上能维持意识的时间只有几秒钟；PEAP只供给非加压的空气，因此很难让帮助宇航员们维持意识。

但是无论宇航员在爆炸后是否有意识，坠海时刻就一切都结束了。

船员舱以大约334千米/时的速度溅落海面，导致了超过200的瞬间减速，远远超过了船员舱的结构承受极限与人员存活极限。根据死亡解剖证据，宇航员死因已经被判明为坠落时舱体与海面的重击而造成死亡。

1986年7月28日，NASA太空飞行副主管及前宇航员理查德·特鲁利海军少将，发表了一份由休斯敦约翰逊航天中心的生物医学专家约瑟夫·克尔温提交的报告，提到了事故中宇航员的死亡。克尔温博士曾参与天空实验室2号任务，在事故发生不久后便被委派负责调查事故的原因。克尔温的报告中提到：“结果是不确定的。船员舱与海洋表面的碰撞非常猛烈，导致了在爆炸后几秒内造成的破坏迹象被抹除。最终结论是：

1. 不能确定导致挑战者号宇航员死亡的原因；

2. 轨道舱解体时的作用力对宇航员也许不能造成致命或严重的伤害；

3. 而宇航员很有可能，在轨道舱解体后的几秒内由于飞行中的船员模块失去压力而失去意识。

在本次发射任务时刻，在发射场远处的观看台上，聚集了很多原本兴高采烈来观看自己亲朋好友的太空之旅的人们。由于发射当天能见度极好，爆炸又发生在距离地面肉眼可见的高度内，那一刻大家先是目瞪口呆，然后反应过来以后大多掩面痛哭。

很多照片和影像资料记录了当时人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朋好友遇难而无能为了的时刻，直到若干年后我们再看到，依然有如感同身受。

挑战者号的爆炸，并没有完全阻止美国剩余的航天飞机的太空任务，美国又研制了奋进号来接替挑战者号的任务。直到哥伦比亚号在返回途中解体，又有7名宇航员遇难，才让美国认真思考论证继续使用航天飞机执行太空任务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航天飞机时代的终结

在航天飞机发展的30年间，挑战者与哥伦比亚号先后坠毁，14名航天员殉职，航天飞机的安全系数始终是一个巨大的隐忧，而且航天飞机的老化程度比预期的要快，其执行任务的次数比预期减少了近1/4，但破损、老化加剧，每次的维修费用也非常昂贵。居高不下的发射成本终于令美国意识到航天飞机这种原来旨在通过重复使用来节约成本的概念，不过是一厢情愿。

综合各种原因，2010年初，NASA正式决定将日渐老化的航天飞机全部退役。

2011年随着亚特兰蒂斯号最后一次飞行任务的结束，伟大的航天飞机时代宣告结束。几万家公司参与前后耗资上千亿美元的航天飞机项目至此终结。

航天飞机时代结束了，但也是一个全新的太空探索时代的开始。

但人类探索宇宙的步伐不会因此停滞，新一代的各种航天飞行器，比如SpaceX系列，长征系列，阿丽亚娜系列，联盟号系列，等依然承载着人类飞向太空的梦想，各种新技术的应用正在拉开一个全新的太空探索时代。

当我们依靠更加先进的科技走的越来越远时候，请不要忘记这些曾经代表了人类探索茫茫宇宙的巨大勇气的宇航员们：

请记住这些名字：Christa McAuliffe(克里斯塔·麦考利芙(女)，37岁), Gregory Jarvis (格里高利·杰维斯，41岁), Judith Resnik (朱蒂丝·雷斯尼克(女)，36岁), Francis Scobee(弗朗西斯·斯科比, 46岁), Ronald McNair (罗纳德·麦克奈尔，35岁), Michael Smith (迈克·史密斯，40岁), Ellison Onizuka (埃里森·奥尼佐卡，39岁)。

We will never forget them, nor the last time we saw them, this morning, as they prepared for their journey and waved goodbye and 'slipped the surly bonds of Earth' to 'touch the face of God. ”

一个伟大文明社会的前进是需要代价的。而代价，不全是正能量。不是哪个领导扮演救世主，也不是廉价地贩卖煽情，更不是忽略模糊个体的具体贡献，去成就那个没有参与其中的“集体”。我认为纪录片该有的样子大概是，记录下发生过的事情。 Netflix的最新纪录片《挑战者号：最后的飞行 Challenger: The Final Flight》，讲述了1986年NASA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后爆炸解体，造成7位宇航员丧生的灾难。一口气看完4集后最大的感触是，犯错没那么可怕，但不承认错误且一意孤行是可怕的，甚至是致命的。NASA的锅 VS 制度的错，部分领导的膨胀傲慢 VS 内部员工的良心受谴，但最终都回归到——人。是人就避免不了犯错，直面错误的胆怯和逃避，全人类是那么地相似，因为人性使然。可承认错误的勇气，却不是所有人都具备。从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身上具体发生的事，以小见大地捏出了整件事情的棱角。 在此特别佩服Netflix这样的团队，以及所有这些涉事的人员，从宇航员家属到NASA内部工作人员，到参与航天飞机建设的工程师，再到当年参加听证会的部分委员，愿意直面这样国家级别的伤痛，尽量地去还原当年的这场“人祸”。 虽然难免有点“事后诸葛亮”的嫌疑，虽然最后结尾还升华了下“美国精神”，（现在年纪大了，真的很不喜欢被所谓精神绑架），虽然形式我不一定认可，但我很认同背后所体现的价值。我们应该从悲剧中感受疼痛，谦卑地学习去面对和接受错误，尽力去改正，然后认真地活在阳光下，继续努力着。

挑战者号：事故的责任与角色 | 半瓶 (orangeclk.com)

Netflix去年出品了一部纪录片《挑战者号：最后的飞行》。总共四集，前半部分讲述了故事背景和逝世宇航员的生前故事。从第三集后半部分开始，尤其是第四集，讲述了挑战者号这场责任事故。

从这个故事里，我看到很多人类责任事故的共有元素：

• 欺上瞒下
• 专家
• 不可避免的事故
• 无法达到的“应然”条件
• 披露真实情况的内部人
• 媒体

故事

挑战者号发动机上有一组橡胶圈，所使用的材料在低温环境下会脆裂，可能会导致燃料泄露、航空器爆炸。橡胶供应商当时已经在发动机上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且把问题汇报给NASA。但NASA内部经过评估之后决定不管这个问题，还是继续发射。出事故的那天，外界环境温度很低，所以橡胶圈的故障出现了。事后，美国政府和NASA希望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冷战环境下尽量以不要损害NASA名誉的方式来处理。这个时候橡胶公司、NASA内部都有对官僚不满的人想向调查组披露信息，给牺牲的宇航员一个交代。但是在体制内部，他们的反馈都石沉大海。

这时媒体与专家这两个角色就相继登场了。虽然NASA的工作人员受官僚要求，不得对外透露任何有关橡胶圈的问题，但是在内部渠道不畅的情况下，工作人员只能求助媒体。有工作人员找到纽约时报，提供了NASA内部的文件资料。纽约时报确定了爆料人的身份，确认了资料的真实性，然后发表报道，第一次公开披露了这一信息。在纽约时报发表报道之后，调查组决定将公开听证会转为闭门，内容不再公开。参会者说，在这场听证会一开始，调查组成员萨莉·赖德开门见山，直说他接到好几个记者电话，其中有一则传闻是说有承包商建议不要发射。萨莉·赖德问：“这事是真的吗？你们是不是接到很担心低温发射的文件？”NASA官员表示：“我没有听说过。”而橡胶公司老板举起了手，说：“主席先生，我们建议过不要发射。”

但即便揭露到这个程度，美国政府还是打算继续隐瞒。当时，调查组在第二天已经安排了公开听证会。调查组主席说：“我们明天在公开听证会上不要讨论任何有关天气的问题，我们要给NASA一个解释的机会。”

听证会结束后，在国务院地下室，萨莉·赖德递给调查组另一位成员一张纸，一句话也没说，快步走了。纸上是橡胶圈弹性和气温对照表，纯手写。萨莉·赖德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宇航员，类似于中国的刘洋。在事故调查中，他的责任心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收到纸条的成员是一名将军，据他所言，当时美国政府和军队关系不好。而他和调查组的大物理学家费曼是朋友。因为他们是调查组仅有的两位不坐豪华公车而自己乘地铁的成员，他们就是这么认识的。将军非常想把事情告诉费曼，但他想保护萨利·赖德，不愿直说。

当天，费曼到将军家吃晚饭，将军带费曼看他车库里一辆藏车，和费曼说：车引擎里也有橡胶圈，温度低的时候引擎就会漏气……无需再多言，费曼已经明白了。

第二天，公开听证会。

将军建议费曼在会议准备小憩时说话。费曼说了，他拿着一只橡胶环，泡在冰水里，然后向大家演示这样的橡胶有多么缺乏弹性。在公开的听证会场合，出乎官僚的意料，他把这件事情抖出来了。

毫无疑问，接下来所有电视台都在重放这个冰水橡胶实验，所有媒体都在问这是怎么回事。

而纽约时报已经查清了前一天闭门讨论会的内容，并发表在第二天的报纸上。

挑战者事故，得以追责。

当然，直接责任人就是面对故障批准放行的人。而在美苏冷战环境下，航天飞机的发射频次远不如预期，NASA受到里根政府的很大压力，不得不在寒冷的天气也要赶着发射。我认为，这种政治压力的施与者当然是更大的责任人。

接下来影片进入一段“主旋律”剧情，领导讲话、给人希望云云。但在片尾，字幕仍然提到，多年以后，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返回大气层解体，遇到的同样是一个早已被发现、并且在NASA文档中早有记录但被忽略的故障。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人类组织的局限性

但我想说的不是人类不吸取教训的故事。

以上全部，只是表面意义上的一场责任事故。

如果你真的坐在NASA办公桌前，身为NASA高管，要对发射任务负责，你面对的会是什么呢？

首先，上级的进度压力，下级的推锅报告。可以想见，每一个子部门为了撇清自己的责任，会倾向在安全报告中事无巨细地给出自己业务的风险点，并且尽量保守了说。各级决策者要面对的，就是辨别这些安全警报的质量，给他们排优先级。在上级压力之下，总有一些细节被舍弃。类似橡胶圈这样的问题，NASA忽略了多少呢？又有多少忽略是“正确”的呢？如果有公开数据就能对NASA的决策做出更公允的评判。

其次，无法避免机构内部总有人因为种种原因想要欺上瞒下，或是想赶进度与绩效、或是发现的问题根本无法在预算内根除、或是态度轻忽，一些信息在到达决策中枢前已被阻断，提交给决策者的细节不准确。

再次，没有任何机构和组织能够把“应然”完全做到位。失误总是存在，流程规范中所言的“应该做到”通常是达不到的。流程会对失误有一定宽容度，可以纠错一部分，但总会有系统未覆盖到的漏洞存在。

这是人类决策的真相，也是人类组织的软肋。

片中，纽约时报的记者表示，这不是航天事故，更像是过失杀人。

与此同时，NASA官员表示，没有办法，科技发展过程中就会有“代价”，这无法避免，三十三年过去了，他的想法仍然没有改变。

我觉得他们都是对的。他们只是出于各自的职业背景重点关注了不同的方面。

这样的责任事故，肯定可以找到具体负责的责任人，其过失在事后看可能还很大，所以说是“过失杀人”。但是，当事人在事先未必可以预见到过失的严重程度，他个人的失职也未必是事故的根本原因。就航天飞机事故而言，航天飞机项目整体的超前、不成熟可能是更大的原因；那么，也许冷战背景下美国社会强行上马这样的项目才是更根本的原因？也许根本原因是NASA的安全验证流程有问题？不知道，人类目前还没有能力找到复杂系统的根本原因，只能尽量尝试去优化系统。如果系统得不到优化，换一个人到同样的位置，他迟早还是要犯同样的错误。

从系统看，航天飞机这个脆弱项目很难避免牺牲，如果要做航天飞机，那就会有牺牲。就像人类使用汽车作为交通系统就也一定有意外事故一样，很残忍。同样，几乎每一场汽车交通事故，我们都能找到责任人，找出责任人并让他承担责任非常重要。但是仅仅找出责任人，并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系统问题。此时此刻，每天，马路上都还有许多事故在发生，事故率并不会因为又抓到多少多少责任人而改变。说句题外话，我很期待，自动驾驶普及以后，汽车交通系统的事故率是不是有可能下降一个量级。

面对复杂系统，我们人类的组织水平就是这样，能怎么办呢？我觉得，如果有人可以在人类组织方式上取得突破，他值得拿10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专家作为

费曼在调查中的表现精彩而又重要，让我想起了钟南山和张文宏疫情中的作为。

专家是否需要直接和公众沟通？该怎么沟通？

我此前以为，和公众沟通是一门专业技术，术业有专攻，应该让专家把信息告诉新闻机构、科普工作者，然后由他们转译成大众传播的语言。专家的描述很难命中公众所需，而大众传播机构专业知识不足，需要科学家的知识监督与指导，才能传递准确信息。所以他们需要分工合作完成公共专业信息传播。

但是上述假设忽略了专业知识的复杂性。专业知识的复杂性非常高，如果要转化成给大众传播的表达，那必须要用不精准的方式省略掉一些内容才行。哪怕是专家本人来说，他也只能近似着说，不能完全传达出准确的信息。

当大众传播机构简化信息的时候，在社交网络时代，业内专家会条件反射地指出大众媒体传递信息的不足、错误之处，导致大众对这些信息的信任不足。这也是专职科普工作者的普遍困境之一。而顶级专家简化信息并公开发表的时候，首先业内人士出于对同行的尊敬，会考虑代入专家视角，思考他为什么会这么说，于是明白专家的用意和意思指向；而另一方面，大众也很信服权威专家的说法。专家与公众这种直接沟通的宝贵，是无法被间接沟通所取代的。

比如费曼在听证会上做的那个橡胶圈。如果那个试验是名不见经传的调查员做的，NASA官员很可能会笑呵呵地取笑一番，说这个试验根本不科学，有这里那里浑身多少个漏洞，跟真正发射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从而把调查员的指控捣成浆糊。但是由于那是费曼，NASA官员就只能闭嘴了，他们知道费曼的意思指向是什么，他们也知道费曼的话在公众心中的分量，NASA想胡搅蛮缠混淆视听是不会蒙混过关的。

钟南山在新闻1+1对白岩松说：“肯定的有人传人”，简洁明了，一锤定音。他是有证据才说的，但万一证据有错呢？万一传递给他的信息有误呢？他在向全国人民表达的时候，并没有在这句断言之前加上很多语言铺垫、科学术语，而是直接表达他的判断。这有风险，这样的表达可能不准确，但是是社会需要的、真正有效的。

而福奇的表现则可作为对比。他对口罩的佩戴建议反复，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统计术语，说p值、说统计意义上的显著（significant）。这样大众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吗？不反向理解就不错了。他说的话在科学上可能都没错，但起不到正面的社会效果。就如同武汉卫健委在疫情早期披露的信息，“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科学上讲可能都没错，但这样表达无法将有效信息传达给大众，看起来就像是文字游戏，是一种爱惜羽毛、不担责任的做法。

专家是有知识权威的人，他们是唯一能够简化信息并向大众传递的角色。只有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不会受到业内同行的本能性怀疑，而同时又让公众信服。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专家本人具备沟通技巧，更重要的是，甘愿为了社会责任牺牲表达的准确性，说出针对具体实务而简化的、对普通公众意思明确的专业信息。这不仅是对技巧的要求，更是对人格的要求。

能拥有这样的专家，是我们的幸事。

引用

• //how.complexsystems.fail/
• //zh.wikipedia.org/wiki/%E6%9F%AF%E6%B0%8F%E5%A4%8D%E6%9D%82%E6%80%A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