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撰文/法兰西胶片

7月20日晚，郑州洪灾，我刷着微博，在朋友圈本能地转着救灾信息，各种求救电话啊，受灾表格啊，几乎一宿没睡。直到21日凌晨四五点，前方抢险信息不再高频更新，我才缓缓躺下。躺下也没立刻睡着，半迷着眼睛，渐渐意识到屋里有了轮廓。

也就睡了三钟头，在这错愕、难过的时刻，万达影业的朋友发来一个看片邀请，说他们有一部主旋律电影半个月后要上。

我听着胸口就有点憋闷，干嘛要在这个时候看一部“歌颂体”？干嘛是今天？试问谁看得下去？

我说能回头再说吗。对方说，这部主旋律有些内容和你想得不太一样。我就准备带着七分怒目去看了。

第一场戏，有点惊，60年代，主角不惜冒着风险，从猪圈里捞上来一个知识分子右派。

顿时觉得有点意思。

很快，故事转战到河南，刚至此地，主角就经历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绝望景象，三个字：穷苦死。

电影进展到中途，更震惊的情节来了——一场突发的洪灾，主角身为当地书记，挨个敲醒了每一位干部，集体冲到受灾一线救人。

是巧合，但巧合之下更是对现实的批评。

这部电影叫《我的父亲焦裕禄》，导演范元，峨眉电影制片厂的“50后”老将，同时也是90版《焦裕禄》导演王冀邢的老同事，20多年没上大银幕，这次迅雷出手。

虽然范元自叹早已被这个时代淘汰，但是《我的父亲焦裕禄》能点燃他，有一个长久的原因。

他迫不及待地想重新探讨一件事——真正的干部，真正的共产党官员，应该是什么样？

“我们今天见到的官员，那确实是‘官’，一个比一个像‘官’，哪怕职位再小，就一科级，他一出来，你就知道他是个当官的，更别说现在的县委书记，我真的见过太多这样的书记，坐着小轿车，走到底下，站在田埂上指点江山，周围站一大堆人点头哈腰，然后上车拍拍屁股走人，这就是今天官员留给大家的印象——大家已经很反感了！”

一聊起来，就能感到范导是个老派，拍这部《我的父亲焦裕禄》，做了非常缜密的取舍、平衡，在今天想做到主旋律下有所表达，必须拿捏住分寸。

“以往的主旋律电影有一些模式化概念化的东西，观众是厌倦的。一听说是主旋律，大家就想到豪言壮语，标一个口号，主角神一般的存在，观众对此有一些排斥了。”

他很有这个冲动，电影也很有这个受众区间的感染力。

“一位层级很高的官员，看完后，在放映间坐了10多分钟都不起来。最后他们握着我的手说，你这个电影就是一面照妖镜，9000万中国共产党员都应该来看一下这部电影。”

对于一位老制片厂工作的老导演，这样的评价，振聋发聩，也问心无愧。

但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对于我们今天的现实，范元导演依然陷入深度的焦虑中，“我拍完这部电影，没有一天是开心的，我心里一直是很沉重很沮丧。”

本篇深度采访，8000余字，都是抖擞的字。

01.经典之光

第一导演：首先我很好奇，你20多年没拍电影，怎么就进入到这样的创作上来呢，其中的过程是怎样的？

范元：就在去年的这个时候，2020年8月2号，我第一次看到剧本，接着8月4号和制片人见面，6号和监制见面，16号到兰考和焦守云二姐（焦裕禄之女）见面，这个事就定下来了。

第一导演：节奏这么快？可是你怎么预估这个项目呢？

范元：他们之前也找过一些导演，找到我的时候，时间确实比较紧张了，当时明确要在10月中旬开机。

因为以往拍电影，我前期案头工作至少要半年，包括看景，确定演员，写导演工作台本……可是这次特别紧，就一个多月，同时还有一些事务性的事，比方说和其它单位的合作，联合出品方的很多活动我都必须参加。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脑子里一直在琢磨怎么拍这个戏。当我看完大量的资料，和二姐反复交流后，这个片子开始慢慢清晰起来，我还是有一点信心的。

最后留给我写导演工作台本的时间只有11天，写完已经是9月底了，赶到山东博山就开始最后的筹备工作，大量的演员入组，那么多需要加工的场景，很紧张……现在来看，因为大家的心气都比较一致，最终完成度还是比较高的。

第一导演：当时为什么找你来拍，是预感到你对这个项目有兴趣？

范元：他们一开始可能没有怎么考虑我感不感兴趣，只是觉得我是一个人选，交流下来，大家的目标挺一致，沟通比较好，能谈到一起。

第一导演：这个目标是什么？

范元：我会把这个片子拍成什么样子，在我的表述下，他们能接受。

第一导演：焦家的诉求是什么？你的负担又是什么？

范元：以往的主旋律电影有一些模式化概念化的东西，观众是厌倦的。一听说是主旋律，大家就想到豪言壮语，标一个口号，主角神一般的存在，观众对此有一些排斥了。

二姐跟我说得最多的就是，她父亲是一个很温暖的人。我就在想，我有没有能力把焦裕禄还原成一个人，就像他在你的身边呼吸。

其实焦裕禄并不完美，他有很多很多遗憾和欠缺的事，对母亲、妻子、儿女来说，他不是一个能做到天衣无缝、滴水不漏的人，没有，他亏欠得太多了。

当然，之前1990版《焦裕禄》是中国电影史上的高峰了，这是大家公认的，李雪健老师的表演也是登峰造极。特别凑巧，我本身就是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导演，90版《焦裕禄》就是我们峨眉厂拍的，王冀邢导演就是我同事，所以你想我这个压力是非常之大，不是一般的大。

第一导演：拍之前跟王冀邢导演交流过吗？

范元：拍前没交流，拍之后，我们俩做了一个节目，前后30年两个拍焦裕禄的导演坐在一起聊了聊，蛮有意思的。他很喜欢我这一部，这个节目很快就能看到。

02.拍摄之苦

第一导演：做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有没有冒出一些颠覆性的表达？

范元：很多观众看完这部片子，觉得有很大的突破。第一，60年代初，这是建国后非常艰难的一段岁月，我们拍了兰考当地的逃荒、要饭、饿死小孩、吃大雁屎等等，这些情节以前大家都不太好去表现，因为它过于负面。但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我心中的焦裕禄是不成立的。

所以我想了很多办法，这在分寸上对导演来说是一个考验。比如反复强调焦裕禄见不得别人受苦的这种人格，同时片尾在与母亲诀别时把这种人格的成因揭晓出来，实际想强调的是忠孝不能两全。

忠孝不能两全的核心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焦裕禄没有享受到，也没有看到。他在兰考做书记的475天，实际上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很短，他就去世了。475天改天换地？这是不可能的，没有这种可能的，但他留下来的精神一直受用到现在，才有着兰考的今天。

第一导演：刚才说饿死小孩的戏，焦裕禄刚到兰考就救下来一个快断气的孩子，这个戏是怎么衡量的？

范元：这个是这样的，在导演台本里面，救小孩这场戏在后面，大概在三分之二的地方。后来剪的时候，我们把这场戏移到前面来，和其它救民的戏并到一起，也是想让这种冲击力更强烈一点。

这就是当时兰考的现状啊，孩子快饿死，但还没断气，家里人却已经决定把孩子扔了。紧接着我们拍了要饭一家人的戏，他们就连吃大雁屎也藏着不让别人知道。再跟着，拍火车站难民，那种一拥而上扒火车的景象，令焦裕禄非常震惊。

第一导演：很像《一九四二》里的河南难民。

范元：对。扒火车这个戏我们是在山东博山拍的，这是焦裕禄的故乡，也是中国孝文化的发源地，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给了我们非常大的支持。

我就举一个例子，扒火车这场戏，我们用了几百个群众演员，这些群演听说是拍焦裕禄，就来了，一大早就去换戏服、化妆，一直排练到晚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要一分钱。山东政府还专门给我们调了一个车头，按我们的要求把车皮编组，那条路好多年都没有火车走了，必须慢慢地开进来，一会往前，一会往后，一会走了，一会又回来了，折腾了一晚上，也很危险的。

第一导演：我插问一句，我单纯好奇，就是拍焦裕禄带头吃大雁屎，那道具是拿什么做的？

范元：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当时我跟道具师要求，他们往嘴里咽的东西肯定不那么好吃，肯定不顺溜，一定是干涩难嚼，难以下咽，只是这个东西无毒无害可以吃。

第一导演：焦裕禄出门勘察回来洗头时洗出那一脸盆的黑水，道具又是怎么做的呢？

范元：可能是拿茶叶水兑的，现场拍的时候没有那么黑，但后来调色时为了和环境匹配，颜色略微调深了一点。你说的这个是对的，应该淡一点，因为都洗了三次了，水不可能还这么黑。

第一导演：再说说内涝戏的拍摄吧，你知道吗，特别巧合，电影首映当天，正好是郑州洪灾。

范元：是的，确实太巧了，正好那天郑州发大水。我跟你说，我们拍这个戏的时候，内涝这组戏原来剧本是没有的，我跟郭晓东讨论剧本的时候就谈到兰考的三害，这个剧本里风沙、盐碱都提到了，唯独内涝没提，于是我就写了这么一组戏。

第一导演：你随便写几笔，预算又要加。

范元：是，拍这一场戏我们就花了一百多万，我们是在平地修了一个几百平米的池子，在池子里搭了这个村，焦裕禄戏中救了一个老太太，内景外景都要拍，房屋倒塌也要真拍，当然倒塌是我们人工做的，用威亚拉倒的，费了很大的劲。

但我想传递的东西就是，焦裕禄把人民看得高于一切。所以那天首映完了以后，网上有很多人很愤怒，当时看了我都有点肝颤，TMD你们能不能学一学焦裕禄，深夜下暴雨，他把所有当官挨个敲醒，冲到一线去抢险。

如果都有这种精神，哪还有郑州隧道的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拖延，就是不作为！包括现在南京的疫情，也一样。

电影里确实是一个巧合，但它也恰恰说明了一点，我们缺的就是焦裕禄这种干部！

03.为官之道

第一导演：聊到焦裕禄的官员形象，其实电影一开场，他是一名车间主任，还不是书记，外形上不是很典型的官员形象，你是怎么设想这样的开局的？

范元：焦裕禄本身是一个官员这是不争的事实，电影开场，他是洛矿一金工车间的主任，也还是一个官员。

第一导演：那时候他的级别多高？

范元：他在洛矿其实就算高层干部了，因为他离开洛矿的时候是党委委员，是生产调度科的科长，当时叫科长，现在应该叫处长了。在当时中国的干部体系里，你到十三级就叫高干了，他在洛矿是十四级，差一点点就是高干，所以他当时的级别是很高的。

但焦裕禄在洛矿的时候，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而兰考在那时候是“灾区栽干部”，这是一句俗语，官员是打死也不去那的，曾经有干部听说上级要派自己去兰考工作，吓得嚎啕大哭，情绪崩溃，苦不苦先不说，你到了兰考就完蛋了，你干不出什么业绩来，仕途肯定到此为止。

但焦裕禄就说了两个字：我去！

他就去了。

从一开始，我在脑子里酝酿这部作品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真正的干部，真正的官员，他应该是什么样？

我们今天见到的官员，那确实是“官”，一个比一个像“官”，哪怕职位再小，就一科级，他一出来，你就知道他是个当官的，更别说现在的县委书记，我真的见过太多这样的书记，坐着小轿车，走到底下，站在田埂上指点江山，周围站一大堆人点头哈腰，然后上车拍拍屁股走人，这就是今天官员留给大家的印象——大家已经很反感了！

既然有这次幸运的机会，让我来塑造焦裕禄这样一个形象，那他在当年是什么样，能不能和今天的观众产生共鸣，我觉得我要把这条脉络找到。

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有一点在我们电影里没有表现，就是焦裕禄出门是不能带现金的，哪怕有两、三毛钱，他回来肯定一分钱都没了，为什么？因为他见谁日子过得苦，就当场把钱给人家了。冬天他从外面回来经常一身单衣，为什么？他见别人穿得少，冷，他就自觉地脱下来，棉袄给别人了，大衣也给别人了，这些人谁啊，他一个都不认识啊！

共产党的干部就应该这样！只是现在很多官员他做不到。这是焦裕禄本能的共情能力，对他人的遭遇与疾苦感同身受的能力，这是非常卓越的！

我就在想，咱们今天的官员有没有这种共情能力？老百姓的疾苦你真的感同身受，你真的痛心吗？

第一导演：你会现场拍着拍着愤慨起来吗？

范元：有过，但你看这个电影，基本是没有反面人物的，唯一像反面的可能就是调查组。我们没有给焦裕禄身边设置真正的反派，没有，而且也没有在这个方向上做特别强烈的戏剧冲突。

因为这个是有风险的，风险在哪儿呢？一是意识形态上的风险，另外，你让焦裕禄在大量的人际争斗当中去工作，去生存，这样内容会变得复杂，也不利于树立焦裕禄精神，它不像今天，今天是一个官本位占了很大比重的官场形态，当官就是当官。那如果我设置很多的对立面，设置很多的反对方……

第一导演：就感觉好像过于挑衅了？

范元：对。

第一导演：还是得平衡它。

范元：对。我们强调得更多的是自然环境的恶劣，兰考当时三害肆虐，百姓民不聊生，我们更多是跟自然做斗争而不是和人做斗争。

第一导演：所以电影开篇第一个情节，焦裕禄试图从猪圈里捞出来一个被打压的知识分子，我还蛮惊的。

范元：这个情节搁在今天也是有风险，还是我刚才说的，焦裕禄本身有传统文化赋予他的共情能力，所以我们在处理的分寸上做了很多设计，我把捞右派这件事上升了一下，上升到一个民族企业的自信上，所以焦裕禄搭救陈继光这样一个右派，一个刑满释放的人，做这个事的意义就不一样了。

我尽量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理解，因为这场戏不能删，删了，整部电影就不成立了。

第一导演：焦女士怎么看这种处理办法？

范元：二姐是认可的，他们都认可。我做这个戏，我觉得我的初衷一点都没有错。

第一导演：做官员内部试映的时候，大家看后都什么反应？

范元：一部分相当有级别的官员看完后，向我显露的基本都是愧疚。

第一导演：明白。

范元：其中有几位层级很高的官员，年龄也不小了，看完后，在放映间坐了10多分钟都不起来。最后他们握着我的手说，你这个电影就是一面照妖镜，9000万中国共产党员都应该来看一下这部电影！

这句话，他们是流着泪跟我说的。

第一导演：这应该就是这部电影的最健康的效果。

范元：对。

04.命运之响

第一导演：其实现实地说，在咱们当代物质世界的体貌之下，在欲望的催产式生长之下，不可能再有像焦裕禄这样的人。

范元：首先我不否认我们目前生存的环境就是一个物化的世界，说物欲横流也不为过，一切以物质来评判一个人的标准。

可是没有办法，做这部电影，我的能力也有限，我只能说一个人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我尽可能找到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表达这个意思，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

第一导演：说到精神，其实电影也有很浪漫的地方，焦裕禄陪女儿去卖咸菜，我就觉得是很浪漫的一件事。

范元：你这个说得还比较准确，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他看完这个电影给我发微信，说特别喜欢这种现实主义叙事风格下又嵌入了一丝忧伤的浪漫。

第一导演：包括焦裕禄最后看望母亲，他竟然像孩子一样从身后抱住了她。

范元：这场戏如果不这样拍，不累积情绪，后面的忠孝不能两全的那个下跪就没有力量。

第一导演：关于焦裕禄的最后病痛死亡的描写，是不是曾设想过往狠里拍？

范元：二姐和我交流的时曾说过，她听她妈妈讲的，父亲在病到晚期的时候，医生跟他们家属说，焦裕禄的病，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活活饿死，一种就是活活疼死。

这句话很震憾我。当时他已经不能进食了，给他做一碗豆浆往嘴里灌都要流出来的。在最后的时刻问他最想吃什么，他说，想吃黄瓜，马上给他找黄瓜，把黄瓜刨成很细很细的丝，塞到他嘴里，根本嚼不了，更咽不下去。

他最后疼得用烟头烫自己，说是疼痛转移法，这都是真事。本来我们拍了烟头直接烫在胳臂上的特写镜头，有滋滋的声音，也有烟冒出来，后来拿掉了，说太残忍，很多人看了觉得不行，接受不了。

第一导演：他不打止疼针的最深处的动机是什么？

范元：如果你这个针打下去，病能好，我就打，你打下去它也好不了，隔一会我还得疼，那何必打它。兰考这么穷，能省一笔钱是一笔钱。

第一导演：我其实是想问，就是你有没有半夜想过，焦裕禄作为一个肉身凡胎，他怎么会产生这种超人的特质？这个特质的根源就是政治信仰么？

范元：这个问题，我在一部电影里不可能都展现出来。对焦裕禄的生平了解后，我就觉得他能做到这些。我简单跟你讲一讲。焦裕禄很小的时候，因为贫穷，父亲就上吊自杀了，母亲当时把他和他哥哥拉扯大。拉扯大了以后，日本人就来了，以抓劳力就把他给抓走了，送到东北抚顺去挖煤，关在集中营里。那就是生不如死，他在日本人手下待了一段时间，每天在矿洞里挖煤，吃的也很糟糕，受到很多屈辱。后来他居然逃跑了，他很聪明，千里迢迢跑回了山东，但是他没有良民证啊，没有良民证，你无法生存。这会他开始接触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觉得这个孩子不错，开始慢慢地发展他。有了组织以后，他觉得他活得像个人，他有一种很强烈的，来自于传统文化当中的那种报恩的思想。你懂我的意思了吧。要从根上去刨，那就是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太深了。

你刚才问我半夜有没有想过，我不可能不想。我去焦裕禄的家看景，去生他的那个小院，现在是个文物保护单位，确定就在这个小院拍摄后，大家坐在院子里把会议开完，我说你们等我一下，我就到那个小房间里坐了一会，坐了将近10分钟。

那10分钟里，我跟焦书记像隔空对话一样，我当时特别想问：你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人？就像刚才你问我一样。毕竟是一个肉体凡胎，你为什么能做到这个程度？所以我就加了一场戏，精忠报国，岳母刺字。

第一导演：我最后问个艰难的问题，假设，焦裕禄当时没有离世，经历后来的十年动荡，你觉得他的命运会有什么改变？

范元：今年，有一位山东的退役将军出了本书，叫《大河初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他花了很大的精力，把焦裕禄生平里的一切，写成了很厚的一本书，写得很好。

其中，也提到了你所说的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这样发生，也许会是悲剧。

所以我拍完这部电影，没有一天是开心的，我心里一直是很沉重很沮丧。

我最好的朋友都问我，说你看你都过60了，一半的人都歇菜了，都回家抱孙子了，拍出这样一个作品，怎么一点都不兴奋？

我真不兴奋，我TMD都抑郁了！我为什么要把焦裕禄拍成今天这个样子，一想你会特别难受你知道吗？

我这个人，从没拍过个人化很浓重的作品，从来没有过。我也确实很多年没拍戏了，没拍戏的原因，是我觉得我已经被这个时代淘汰了。投资人喜欢的东西，我真的接受不了，三观都不一样，始终还有找我的剧本，但你产生不了共鸣。我后来就直接去大学里教书去了。直到《我的父亲焦裕禄》的剧本来了，我真的眼前一亮。

我一直坚持文以载道，一开始写小说，后来走上导演这条路，我还是想树一个很正的东西，所以这回答了最开始你问我的问题，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我觉得这个东西我真的能产生共鸣，我欣赏焦裕禄、敬佩焦裕禄，因为我在身边看不到像他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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