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寻枪》里的陆川还是一个仰仗姜文的力量才得以实现电影抱负并时时受到掣肘的新晋导演，那么在《可可西里》中，作为编剧兼导演的他已经完全获得了对电影创作的控制权，并使之印上了强烈的个人色彩。
李泽厚评价《可可西里》“是中国电影美学的革命”，美国“元哲学”名家罗蒂(Rorty)称其为“十年来看过的最好的电影”，为其充满力量感的真实所震动。中国哲学家赵汀阳在《可可西里的最后一枪》里也将《可可西里》的品质归结为“真实，且有力量”。
《可可西里》受到当代中外哲学家的热捧与其营造的独特美学意境相关。陆川将目前中国大陆电影少见的纯自然主义的“冷酷美学”贯穿《可可西里》全片始终，“表达了一种可以分析的美学观点”。（赵汀阳，2005）

1 .镜头语言：
如果将电影分为分析性的电影和描述性的电影两种（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那么《可可西里》无疑是属于后者。它的反心理分析的立场如此鲜明，以致于导演将人物本身作为坚实封闭的固体，大量镜头所关注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场域，而不是人的自省或自审。
在片头和片尾两个表现死亡的镜头里，陆川都选择让摄像机在较远的位置拍摄全景（甚至大全景）。观众看到的是，枪响，有个身影倒下，抽搐，开枪的人离开，仅此而已。在影片的几个主要叙事段落，镜头下的人始终处于弱势（或者故意被漠视）地位，相反雪山、草地、高原、甚至大面积的藏羚羊尸体占据了画面主要位置。在大面积的冷色调映衬下，人的力量被压缩、挤迫。无论是日泰带领的巡山队员淌过冰河追捕非法剥皮者，还是这些剥皮者被日泰放逐，在风雪中独自走出山地，人的活动本身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人的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因此就算是表现单个的人物刘栋陷入流沙直至被吞没这一场景，即便有全片最密集的一段特写，镜头也始终不强调面部表情，在陆川的镜头里，人物的脸并不比其他活动部位具有更高的表现价值。
这种冷酷甚至残酷的旁观视角为《可可西里》营造出纪录片似的质感，以致于部分观众直接将《可可西里》当成了纪录片。幸运的是此种误会在《南京！南京！》中没有再上演。与《可可西里》较为单一的镜头语言和场景调度相比，《南京！南京！》中陆川对镜头语言的运用更加积极且多元。大量对人物面部尤其是眼睛的长时间特写，呈现出了导演细致入微的心理描绘。
不幸的是，对于部分镜头“过于真实，无法接受”的类似言论却组成了对《南京！南京》最受观众认同的批评。此时观众们可能忽视了，“真实”及其带来的粗砺、雄浑、冷峻正是《可可西里》广受好评的重要原因。

2.人物：
《可可西里》中，陆川对演员的要求是既非布莱希特式的表演，也非“方法派”的体验，而是要“成为”。因此即算《可可西里》中队员们或有口齿不清、动作不灵、神情木讷等，也丝毫不会为其演出招致“不像”的批评，事实上这正是影片所要达到的效果，一旦演员“成为”角色，所追求的就不再是“形似与神似”，而是“形是与神是”。没有人会考虑现实生活中可可西里的巡山队长是否如同多不杰饰演的日泰队长一般沉默且冷酷，在电影所营造的叙事氛围里，多不杰就是日泰，就是巡山队长，他的唯一性不容置疑，以致于直接造成了角色先在于电影的错觉。
在《南京！南京！》拍摄过程中，陆川也经历了“角色领着电影跑“的尴尬。刘烨饰演的陆健雄起初设定为穿针引线的一个人物，导演企图将陆健雄的个人遭遇撑满全场，使之成为一条清晰且完整的叙事线。在陆健雄的戏份拍摄完几个月后，陆川逐渐感到此种安排的不合情理。“刘烨长得高，在人堆里很显眼，怎么日本兵就把他漏了？怎么相信他不是军人？之前故事还编得比较美好，真正拍摄的时候才发现太残酷了，面对历史，不敢瞎编。”（胡斐，《难以走出的南京：<南京！南京！>五主演自述》，新周刊，2009.4.15)。在陆川的心里，“灵魂附体”的神话再一次应验，作为陆健雄的刘烨必须一死。
有趣的是，在筹拍《可可西里》时陆川就打算让刘烨出演日泰队长一角，后来因为刘烨档期原因而没能实现。现在来看，刘烨过于闪耀的银幕形象和视觉风格强烈的肢体动作是有可能危及到《可可西里》的冷静压抑，成为一道“过犹不及”的瑕疵。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无心或有意，《可可西里》与《南京！南京！》在人物设置上出现了多处暗合。如作为事件旁观者\叙述者的第三人（前者是张磊饰演的记者尕玉，后者则是日本兵角川），普罗米修斯式的男性悲剧英雄（前者是多泰饰演的队长日泰，后者则是刘烨饰演的军官陆健雄），具有不正当职业身份却选择自我牺牲的女性（前者是赵雪莹饰演的陪酒女冷雪，后者则是江一燕饰演的妓女江香君），正邪难分为保全自身而跨越人伦道德的灰色小人物（前者是被逼无奈的剥羊皮贩子，后者则是范伟饰演的唐先生）。
当然，最明显的是两部影片以群像代替个体的选择上出现了惊人的一致性与延续性。唯一不同的是，前者的群像塑造遵循极简的美学原则，以凝炼的雕塑质感追求“物质现实的复原”（高力，《纪录本性与影像生态——关于电影<可可西里>的话题，《电影文学》2005年02期），而后者的群像则犹如油画一般厚重，以浓墨重彩追求精神风格的复原。有评论说《可可西里》的群像塑造颇受《一个和八个》的影响（林嘉维，《生命力的震撼传达——<可可西里>的主题内涵和人物造型分析》，西华大学学报，2005.12),不如说《南京！南京！》更接近“第五代”前辈们的美学风格。

3.纪实与戏剧的错位：
具有哲学价值的主题与风格化的视听语言也无法掩盖《可可西里》在叙事动力上的不足与叙事逻辑的暧昧。陆川擅长于选择一个特殊封闭的环境营造影片特有的叙事空间（不管是之前的《寻枪》还是之后的《南京！南京！》都将人物置于无路可走的困境中），但在这个空间内部却缺乏使人物前后活动取得逻辑化连贯性的力量。全片不乏震撼人心的场景，它们或者会一幕幕犹如雕塑矗立在观众心中，却难以以某种有机的顺序流动于胶片上。 《可可西里》中的叙事动力与其说是“巡山队追捕狩猎者”这一故事的核心结构，不如说是高山上瞬息万变的气象。在原本起伏不大的情节中，几个重要的转折，如巡山队员放走抓获的剥羊皮者，队员在抓捕途中分成两路，都是由天气变化推动并完成的。正如队长日泰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愿不要下雪”向观众暗示了“一定会下雪”，否则观众无法想象如果真的不下雪，这部电影要如何在散落的片段中继续下去。 应该看到的是，刻意引入的“第三人”（北京来的记者尕玉）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原有叙事空间内矛盾的平衡，为影片加入了某种动感，同时也减少了观众与人物的疏离。但很难看到，“第三人”除了在使事件“被看到”之外更多叙事上的合法性。从尕玉进入藏区，到成为巡山队一员，直至亲眼目睹日泰死于非命，其人物性格是否有所转变、有什么样的转变都缺乏交代。对环境的过分强调架空了人的感受，使得影片“无情可循”。
在《南京！南京！》中，陆川对角川这一人物的塑造很好的弥补了《可可西里》叙事逻辑的模糊。但是在以陆健雄、姜淑云（高圆圆）、唐先生为代表的中国人物的命运叙述上，却更显零乱与碎裂，几个主要人物各有其代表意义，但相互之间却各成篇章缺乏关联，使得影片被批评为“历史景观片”。
当《可可西里》收获国内外好评如潮时，有人将青年导演彭辉花费三年时间拍摄的同一题材纪录片《平衡》作为参照对象（该片在拍摄期间亲历了“野牦牛队”队长扎巴多杰的意外身亡），称《平衡》因其对现实的在场性而更具有真实的力量。而在《南京！南京！》上映引起观看热潮时，又有人重提姜文的《鬼子来了》，认为同是借战争表现人性，姜文以荒诞表现生命的无力胜于《南京！南京！》“主体被客体压倒从而激发起来的崇高感受”（康德）。
从《可可西里》到《南京！南京！》，陆川一直在拍纪录片一般的故事片，或者故事片一般的纪录片，这种纪实与戏剧的错位既为陆川关照生命内部打开了大门，也变成了一处左右为难的尴尬缺口。

若你不被這些照片刺痛，不對這些照片畏懼，若你不因而設法中止造成這些殺戮災劫的遠因近由──凡是欠缺這類反應的人，吳爾芙視之為無道德良心的禽獸。而她認為，我們並非禽獸，我們這些有教養的一群。我們的不足之處是想像力或情感上的無法投入，我們無法在心智上掌握這現實。(Susan Sontag 蘇珊．桑塔格 《旁觀他人之痛苦》)

活

電影以赤棵的捕殺鏡頭為始──藏羚羊被活生生打死，然後盜賊直接把藏羚羊的皮剝下來。一片荒涼的可可西里(中國西邊的一個大高原)上，鋪滿了藏羚羊的皮，為的是滿足外國人的需求，說到底，中國大地上的人民是為了生活。電影的開首清晰地表現在可可西里中矛盾的兩幫人，一幫是盜賊，他們為了做外國人的生意，而大量捕殺藏羚羊；另一幫人是由當地居民自發組織的巡山隊，日泰為巡山隊的首領。他們以捉拿盜賊為己任，保護藏羚羊。而電影則以一個北京來的記者朵玉(張磊飾)的視覺展開。

但電影開展了大約五分鐘，已經告訴觀眾，導演要說的不是一個善惡分明的故事，更加不是一個兵捉賊的故事──當來自北京的朵玉問當地小孩日泰在哪兒的時候，他們紛紛逃跑；當朵玉走到日泰的住處的時候，他看到閣樓上都是藏羚羊的皮。可可西里不是一個找尋道德的地方，在貧瘠的高原上，生活與大自然，才是他們的挑戰，也是他們的生命。

可可西里是一個美麗的名字，是指美麗的青山、美麗的姑娘。導演陸川用了大量廣闊的鏡頭表現可可西里裡壯闊的山川、雲海、江河和星空。可是與此同時，導演亦捕捉了可可西里的恐佈：大風沙、大風雪、結冰的河流、高原缺乏氧氣、流沙等。因此，巡山隊每次上山，離別的時候，也可能是死別的時候。因此他們有了一種及時行樂的人生態度，每一次分別也痛哭擁抱。導演也著力刻劃巡山隊成員之間深厚的情誼，並以舞蹈、擁抱等原始自然的身體語言去表現巡山隊之間情感的純樸。而北京來的朵玉表面上並沒有格格不入的感覺，好像瞬間便走到他們的生活當中，直接感受他們的苦與樂。生活在可可西里的人都愛這個地方，他們保護藏羚羊，實際上是保護可可西里純樸的靈魂。即使，這可能需要以生命作為代價。收入呢？簡單的衣著、短缺的糧食，華夏大地的悲情，都是在一個「活」字上上演。禱文在如此嚴峻的生活環境當中，成為了最佳的潔淨心靈的工具。

凝視

活，是中國電影的恒久主題，然而如何提升「活」的深度？《可可西里》的精彩之處在於電影中充滿凝視。也因為電影中充滿著超我的凝視，令《可可西里》的高度大大提升。

一、旁觀者

電影的敘述角度是從北京記者朵玉展開，他以一個他者的姿態進入可可西里當中。即使他對可可西里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他搜集大量剪報資料)，但他對於可可西里的內心，還是陌生的。也正是因為如此，他需要以採訪去尋求可可西里的真象。所以電影的切入點是以一個旁觀者的眼光，去看/觀察他人的痛苦。生活在可可西里的人，生於斯長於斯，他們生於可可西里，也註定要死在這裡，他們逃不了，也不會逃。而朵玉的家在北京，即使他跟隨著巡山隊走進可可西里的內心，也只能拍到一些照片。相機的凝視是平面的，沒有聲音的，遺下來只有影像，於是表現了同情的局限、情感的格格不入。遠方的災難能敲擊出怎樣的迴響？朵玉無法完全感受盜賊與巡山隊──首先他同情被捉住的盜賊馬占林，朵玉給他一個包子；他忍受不了巡山隊對俘虜的屈打招供，最後俘虜原來真的是隱瞞真相，於是，他與可可西里之間的距離再一次被證實。

二、旁觀旁觀者

電影以他者的目光──朵玉，凝視可可西里的苦痛，而身在電影院的我們則以旁觀旁觀者的姿態去看遙遠異地的人們的苦痛。影像本身──別人的創傷，激起了我們的同情之心，可是經過多重的媒體翻譯，別人的苦痛變成了什麼呢？成為了吸引觀眾的元素，成為了珍惜美好富裕生活的勵志格言。然而，顯然易見地，我們在旁觀他人苦痛的時候，就只是有純粹的「旁觀」，不論是我們的身體，還是心，也是無力的。

三、禿鷲的凝視

人是站在地上的兩足動物，可是天地是一個三維空間。漫天禿鷲，成為了《可可西里》整部電影的最重要的鏡頭。電影直接捕捉禿鷲啄食藏羚羊的一刻，以多個特寫鏡頭表現禿鷲凝視的眼光。巡山隊的隊員死了，需要以天葬的形式回歸自然，電影其中一幕把屍體斬開，以供禿鷲進食；也有一大片血紅色的藏羚羊屍骨，滿佈高原。充滿生命力量的禿鷲的凝視便是死神的凝視，當牠們大批湧至的時候，也是死神降臨的時候，而這個充滿「生死有時」味道的宿命凝視是在一個最高點俯瞰可可西里這片大地，生活在這裡的人，誰都不能逃過禿鷲的目光。

2005-4-29

四个月前我来到这座西班牙小城读书。
四天前得知市立图书馆在办免费影展，2月13日，《可可西里》。
我想到了自己少得可怜、又被拖欠了近半个月的奖学金。想起这四个月来我窘迫的生活，我一次电影院都没有进过。
于是我决定去看看这部一直想看却一直错过的《可可西里》。

放映室很大，跟平常的影院没什么分别。
周末的晚上，爱去酒吧的西班牙人去了酒吧，罕有的一些怪人坐得疏疏落落，等开场的时候，十分安静。

我跟我的墨西哥朋友Jimena在一起。
她就快要回国了。我很舍不得她。虽然起初她常常偷吃我的食物，但四个月的时间足以让我们相互谅解，让我们彼此之间生出一份不算微薄的情谊。

六点钟，不爱准时的西班牙人准时开始放电影。
第一眼看到屏幕上出现中文字幕，我有些激动。
看到那个独个儿在无人区守了三年，又坏了收音机的人跟他的朋友们挥手道别，我觉得他真是条汉子。
而仍可上网的我四个月来却常常觉得自己是孤独的。

接下来我就开始哭了。
一把火烧掉的几百具藏羚羊的尸骨。
顷刻间淹没在滚滚沙尘中的活生生的人。
为了生计不得不把自己用生命保护的羊皮亲手卖掉。队长说，我管不了犯不犯法，我只能管我自己的兄弟。
Jimena一直在重复一个词，fuerte，是，这一切太强烈，太浓重了。

每一次分别前弟兄们的拥抱都充满了感情，因为每一次都有可能是最后的一次。
他们这一伙人很穷，很落魄，但当你看到他们开着摇摇欲坠的吉普车、不眠不休地追赶捕猎者，你很容易就想到一个词儿叫意气风发。
灿烂的星河下，他们曾经一起唱过那首关于把洁白的花朵献给阿妈的歌。
他们一个个死去，最后，孤独的队长面对一大群捕猎者的枪口，语调依然平静着说：我想你们跟我回去认罪。

最后的最后，我们两个都泪流满面。
Jimena抱住我说，不哭了不哭了。
我说对不起我忍不住，那是我的祖国，我的祖国还有人过着那样的生活，而我拿着祖国给我的奖学金却每天为了自己的一点点烦恼不停发愁。
我很惭愧。

想起初中时看的《十七岁不哭》，里头青春期的孩子们都很有理想。
彼时我也有。
我想现在我仍是有的，我们人人都有，只是大部分时候，他睡着了。
我感觉到一种力量。
热血青年，只要愿意，我们其实都可以的。

如果可以，我希望世界上不会有这么一群人，那么就不会有这样一个滴血的故事。
----题记
地平线的尽头，一个你看不到的地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互相告别的时候紧紧相拥，总是凝重的对对方说，“你要活着回来！”然后每个留守的人与每个出发的人一一拥抱，一次又一次重复呢喃着这句话。
自1985年后,国际市场把目光投向了藏羚羊的身上，在市场经济刺激下，可可西里的藏羚羊被大量猎杀。仅在短短数年内，藏羚羊总数从原来的100万只，锐减到不足1万只。1993年,当地政府组织了一支武装巡山队。影片《可可西里》讲述的就是这支巡山队的故事。
也许你是一名资深的电影老饕，也许你品尝过各式各样的电影的味道和情动，但你却很难见过一部像它一样真正惨痛的男性电影，阳刚、粗犷和惨烈，血腥，只剩下生存和死亡在天地苍茫的大自然中无限止的放大再放大，给你无限的伤痛。
可可西里在藏语的意思是美丽的青山，美丽的少女。碧蓝无垠的天空和仰峰而止的雪山为背景幕布前面，一群有这英雄主义情结的人守护着这里的灵魂。影片开头直接使用血腥的大范围用冲锋枪扫射，然后盗猎者熟练的用羊刀剥下羊皮并且杀人离开，这无疑是很多年里面巡山者捍卫藏羚羊，盗猎者捕杀藏羚羊，二者之间在冻土高原上面不断追逐逃离，杀戮和反杀戮的缩影，也是整部电影的缩影。
我们不敢想象也不能想象这么一群人，他们缺少政府的经费来源，没有编制，没有足够正当的名义，甚至他们有大学生，有老师，有牧民，成分参差不齐，他们仅仅是为了一个守护可可西里的简单信念，就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用生命守护了很多年。实在不得不说他们个个是铁骨铮铮的男子汉，可是面对残酷的现实，也有心无力只能孤独的站在雪上上面用力的挥手，抒发内心问天的寂寞悲凉。
当然，这一切需要一个大背景作为支撑，导演以一种极其相似记录片的纪实手法描绘着可可西里严酷的自然环境，风雪和流沙对生命的吞噬、大量的藏羚羊骸骨和毛皮给我们带来的视觉震颤、偷猎者道德缺失的原因，巡山队员的真实的生活，这些全景式的记录让观众自己寻找答案和内在。其实影片的大多数演员都是非职业的，他们生活化的演出更是为影片的写实主义定下了基调。
显而易见，导演陆川也有刻意要突出大背景的想法，刻意的突出环境，雪山、草地、高原、甚至大面积的藏羚羊尸体永远占据了电影画面主要位置，而人类的轮廓被无限的缩小，力量被压缩、挤迫。仔细观察画面，无论是日泰带领的巡山队员淌过冰河追捕非法剥皮者，还是这些剥皮者被日泰放逐在风雪中独自走出山地的时候，人的活动本身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人的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所以人在画面的比例往往十不足一，整个场景显得空旷荒凉，突出了可可西里与人类尖锐的环境矛盾点。因此就算是导演极度想表现刘栋这个缺点满身，但是大义上毫不含糊的角色，他为救肺气肿的同伴毅然返身却陷入流沙直至被吞没这一场景里面，镜头除了前期有面部特写以外，并没有刻意去强调这个极其震撼的场景，而是将人放置于自然场景中，平静的记录了整段过程，没有使用任何音效，画面浑然天成更显大气，将死亡的平静挥霍到极致。
其实故事的开头便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善恶观，当主角刚到西藏问起巡山队队长日泰的时候，小孩便吓得一哄而散，巡山队的存在是为了缉捕猎杀藏羚羊的盗猎者，而自己本身也为了生存在贩卖收缴来的羊皮，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相对性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姑且不论这种以小违法换大违法的观念正确与否，至少在可可西里，他们能用最坚定的毅力奋斗在生命的禁区，与信仰为伴，用我们无法想像的意志生存。面对着枪口，日泰还可以挥出他最后那一拳，然后被盗猎头目一枪两枪三枪的打死。强巴死了，刘栋死了，洛桑也绝望的在雪地里哭着说：“我们走不出去了”，最后的最后，日泰队长也躺在那片土地上。虽然日泰是整个电影中刻画最多的英雄，但是与传统高大全的英雄不同的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典型的英雄，是一个在自然压迫下面枯萎、坍塌的伪英雄，他会愤怒，他会倔强，一身傲气但是一样会死，一个子弹让他倒下去就真的爬不起来了。
整个电影以天葬的仪式开场，最后以天葬的仪式结束，无可辩驳的表明，这是一部和死亡拥抱的作品，也是一曲对死者长生的悼歌。天葬在西藏文化里面占据着极大意义，不论是谕示生命的不断转世，还是象征着生死的无尽轮回，它已然把一种精神推上时代的浪尖，塑造出一个肉体英雄。没有歌颂，没有讽刺，没有批判，没有鞭笞，充斥全片的只有绝境中的挣扎，与自然抗争，与盗猎者抗争，与自己抗争，不得不说这是一部关于信仰的史诗，一群戈壁滩上铁骨铮铮的男子汉用灵魂和血液的千古绝唱。 不用去论及影片里面冻土到底能不能产生流沙，我更愿意相信这部作品绝不是导演对于苦难的贩卖，而是它就是一个大气成功的灵魂作品，一部震慑内心世界的啼血长鸣。
我们无权指责剥皮人马占林在故事最后恩将仇报导致日泰的死亡。世界上永远没有绝对的善恶，马占林也是凡夫俗子，仅仅也只靠这个谋生，同样是自然之下的一颗方子，超脱不了自身的条件拘束，同样在渴望生存。但至少陆川作为导演结尾的几行字让人看见了希望，不得不说他们都是先驱者、牺牲者，他们用生命的惨痛换来真善美换来可可西里的一身白雪皑皑，能够将一个简单故事用形而上学悲壮的展示出来，就是真正的对电影独到成熟的掌控能力。
日泰说：“你看过磕长头的人吗？他们的脸和手特别脏，但他们的心特别干净。”
是的，他们的心特别干净，就象可可西里永远清澈蔚蓝的天空。
于是转经筒转动，秃鹫飞扬，苍茫中灵魂舞动，只剩下可可西里一直安静的伫立了很多年。

生命到底是怎样的？灯光黯淡，人来人往，模糊了太多关于生命脆弱的思考。人类用白衣与铿锵作响的医疗器械为生命筑起坚强的防盗门，大段大段的话剧的华丽台词粉饰了生命的本质，让世人以为生命坚强到无坚不摧。于是，那么多无知者轻易放弃，为死奔命的他们前仆后继，一个又一个。懒于给他们同情，以为我的同情早已灰飞烟灭。直到看完《可可西里》，我才发现我的同情泛滥，足以淹没荒漠上这成百上千的藏羚羊尸骸，足以抚慰这些为藏羚羊劳碌奔波的牺牲者。或许，只是因为我累了，厌倦城市浮华的音响，厌倦万紫千红的夜空，厌倦韩剧的拖沓冗长，直到《可可西里》给予我太多生命的苍白画面，唤起了我隐逸的思索。 影片是从巡山队员强巴的死亡开始的。在偷猎者的营地，被缚住的强巴亲眼目睹一只藏羚羊被杀过程，没有任何奋力的挣扎，镇定地注视。他的眼神，不是愤怒，不是恐惧，不是悲伤，是空洞，那是人类在生命的边缘却无能为力的无力感，是一种精神上虚脱般的疲劳。 “来，你把他放了。”话语中没有任何愤怒，只是平淡地交代。手下听话地拿出小刀开始解绳。 “砰！”干脆有力，一滩血溅了那个解绳的人一脸茫然。来不及思考，来不及镇定，一场死亡就这样猝不及防的结束了。 然而当我还沉浸在强巴的眼神中的时候，更大的震撼又毫不客气地闯入我的视野。一堆藏羚羊的尸骸，鲜血淋漓，毫无预兆地躺在萧条的旷野上。此时此刻，我所拥有的，不仅仅是同情，更多的是愤怒与绝望了。可怜的人们，为了金钱利益，尽已冷漠到此，无视其它生命的生存，却不知已将自己逼上危险的境地。 老实木讷的人低着头，也许不是老实，是害怕是懦弱是屈服吧，只是在他们脸上竟没有丝毫的愤懑，丝毫的同情。

一个人的死，几百具藏羚羊的尸体，堆积起来的悲沉还能让你如同看爱情剧一样沉着吗？如果你还能安静地面无表情，那么与雪地上奔跑的他们一同呼吸的你，是否会有一丝窒息感？与刘栋一起挣扎的内心是否会感到细沙在指尖流走的无奈？一切挣扎归于平静之后，只有汽车孤单地留守，却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在自然面前，在可可西里这个美丽的地方，生命的逝去却可以如此平静，如此脆弱，如此凄凉。 接近尾声，日泰与记者好不容易逃离自然的威胁，却陷入了另一种苍凉。追逐了好几年的盗猎者终于与自己近在咫尺了，可是一拳愤怒与一声枪响，两个人都倒下了。终于，日泰队长静静地躺下了，带走了他几年的愁眉紧锁，带走了他的愤怒与执着，也带走了他的责任与艰辛。影片毫不遮掩地将好人送走，留这些无知的被金钱诱惑得没了自我的人们一走了之。 干涩的冷风吹起的细沙抚慰着不甘的心灵，只是日泰队长的脸已经永远的安静了。黑暗中白布下面的灵魂刺激着屏幕前我的心，如此孤独，如此绝望。 可可西里，中国境内最后的原始荒原，平均海拔4700米，这里是藏羚羊最后的栖息地，有着璀璨星光的安静地方。这里的人朴实善良却迫于生计，这里的人老实木讷却趋于诱惑。“在可可西里你踩下的每一个脚印，有可能是地球诞生以来人类留下的第一个脚印。”可是，就是在这样一个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杀戮与死亡如此真实，生命如此苍白。

电影过后，有种压抑让人窒息，有种绝望逼迫人心。我们到底能否记得影片的制作者们为电影付出了什么？电影能否唤起沉睡的心灵一如敲击我一样容易？我不得而知。

《可可西里》诞生于2004年10月1日，一个特殊的日子。话说，美丽寂寥的可可西里安睡在宁静中。突然，枪声打破宁静，保护站上的巡山队员被盗猎者残杀，鲜血染红戈壁，又一批藏羚羊群惨遭屠戮。一定要抓到盗猎者！巡山队长日泰（多布杰）下了死命令，巡山队连夜紧急出发，闯进了正在流血的可可西里。但是盗猎者如同鬼影般忽然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留下的只是成百上千具剥去皮毛的藏羚羊尸骨。 巡山队员在遍布危险的茫茫大戈壁上奋力追踪，终于，盗猎者出现在冰河对岸，队员们不顾一切地冲入湍急的冰河之中。一场生死搏斗之后，只捕获了一些盗猎分子，狡猾的盗猎头子再次漏网。风雪中，继续追赶盗猎分子的巡山队员已濒临绝境：车辆抛锚、汽油耗尽、食品短缺、大雪封山，巡山队员不断倒在冷枪之下…连最顽强的藏族汉子也哭喊道：我们走不出去了！ 打击盗猎，是巡山队义不容辞的责任；守护家园，是巡山队不可动摇的信仰。巡山队员顽强地在风雪戈壁中追捕盗猎者，枪声在可可西里的群山中长久地回响——这不只是一次巡山，这是一次撼人心魄的生命历险。 影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创作，是陆川执导的第二部作品。整部影片以新闻记实报道的形式，从一个随队采访记者的角度，讲述了荒凉的无人区，可可西里巡山队员们与疯狂凶残的藏羚羊盗猎分子展开殊死斗争，最终全部牺牲的惨烈故事。导演陆川为完成此片，率领100多人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苦战120天，将屠杀和保护藏羚羊的情节以纪录片的形式真实且不加修饰地记录下来，通过猎杀藏羚羊和阻止猎杀藏羚羊这个载体，讲述了人在绝境中的生存挣扎和人与自然的相互抗争。 可可西里见证了荒原的转变，代价却是生命的消亡，不论是人还是藏羚羊，都在戈壁的掩映下渐渐淡去，留下的只有缅怀的赞歌与珍惜保护动物的灭绝。作为一部电影，它走的是纪录片的形式，可它不是真正意义的纪录片，一反常规的戏剧式叙事方法，空前加强了不确定因素的使用，甚至强化到不确定叙事已经成为主导全片的叙事策略。但看起来又是那么真实，真实地似乎就发生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