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这是家喻户晓的鲁迅名句，却是萧红的况味，难怪他们相遇的时候，一个像父亲，给予最大的庇护和依傍，一个像女儿，给予最大的温柔和亲昵。她像个看不够世界的儿童，把遇到的一草一木一个回眸一声鸟鸣都写进文字，一直写到病得再也写不动字了，仍要让那后生骆宾基，把口述记下来，讲“王大妈是榆树屯子里最愉快的老婆子”，却如何因了小孙儿手中把玩的红玻璃花筒，一瞬“窥破了命运的奥秘，感觉到穷苦，孤独，而且生活可怕”，继而灰心死去……（《红玻璃的故事》）这故事真是被窗外日本人的炮火轰进房间结束的吗？坟头生了艾草和狼尾草，“榆树屯子的人们已经忘记了王大妈这份人家”，这难道不是萧红在异乡香港的炮弹声中猜想的自身结局吗？ 但她万万想不到，死后的自己竟是个永远活着的传奇，一个了不得的人物；而带她上路写作的昔日爱侣萧军，却已是史学价值大于文学价值的平庸之辈，丈夫端木蕻良是早已看出他的不敌萧红。充其量，这来来去去的，都是些“萧红的男人”，为了她的缘故，我们才记得他们。她也想不到，华语影坛最有才情的女导演许鞍华，会拍她的《黄金时代》，以她为线索，串起与她打过交道的人们，折射整个民国30年代到40年代初，一个兵荒马乱、物质匮乏却诞生了很多文艺作品和作家的文化黄金时代。 这位原名张乃莹的东北呼兰女子，与看不起女性的封建父亲搏斗着要读书权利、要婚姻自由权利时，想不到自己一生最美的代表作品《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均出自她对这个永远不想回去的家乡的深情回忆。梁文道曾用一个“饿”字，形容萧红一生的状态。为求知，她在表哥的帮助下，跑去北平入女师附中求知是饿；在祖父的爱护下对爱与温暖产生永恒憧憬，也是饿；逃出家庭，在哈尔滨街头被定亲又废亲的前未婚夫汪恩甲捡到时，她更是饥寒交迫；汪恩甲将怀孕的她丢弃在交不出房费的东兴顺旅馆、与他的整个家族突然消失的时候，被旅馆老板囚禁起来不得解脱的时候，她更是饿到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这时候，萧军出现了，她以为从此不会饿了。她是怎样的被萧军从哈尔滨大水中救出、恋爱、产子、把它送人、出院、与他结伴新生，在她最早的小说《弃儿》中记得清清楚楚。而《黄金时代》也是顺着她自己的小说、日记、书信，并对照身边他人的描述拍成的一部戏。但历史是无法还原的，编剧李樯和许导演，出于谨慎、尊重、或者创新的缘故，用离间效果拍戏：角色随时冲着观众独语，说出人物的现在和未来，他们这一刻的想法，甚至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描述，让观众也明白，这是一场悲情的cosplay狂欢，他们要和观众一起探讨那些可能发生过的历史。 我们顺着这位总在写自传体、半自传体小说的少女的视线漂泊着，“欧罗巴旅馆”，“商市街”……她待过的地方，总成为散文和小说的题目和内容，而她交往的友人，罗峰白朗夫妇、金剑啸、舒群等等，未来与她和萧军，以及日后出现的端木和骆宾基，在文学史上留下“东北作家群”的名号。一生四处漂泊，萧红却没忘记过给予她温暖和爱的人们。直到香港时期，萧红依然在给她思念的“推心置腹的朋友”白朗写信，而后来牺牲的金剑啸，则在她那首《一粒泥土》的诗里开花。 从哈尔滨到青岛，再到上海生活，面见鲁迅先生，她的生活照进了一道光，她把这道光记了下来。当一个天才去记录另一个天才时，其他人只剩下阅读了。无论哪本鲁迅传记，都逃不过她这篇《回忆鲁迅先生》，它大致可以体现萧红的散文和小说的共通特质：语言平实活泼，思维跳跃、飘忽不定又很用力，非完全线性叙事，但大体脉络完整。回忆间，她进入一个纯真少女的状态，住四川北路时，“每夜饭后必到”，某天上午突然到鲁家，她的理由是“天晴啦，太阳出来啦。”她形容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令谁都能记住先生这一个笑。她善用例，先生用一句话概括公园的样貌，意思是不去也罢，那犀利的“理性派”思维令人哭笑不得；借先生随手拿起厅堂雨伞上楼的细节，说明先生的记忆力惊人，从不随意置物；借先生把原稿和校样当废纸用，暗示先生淡泊；看电影后携全家等车的先生，“坐在那和一个乡下的安静老人一样”……后人惊诧于萧红还原的人间鲁迅，可这于她却是再自然不过的本能书写，她甚至不怎样评论他。她用眼睛把周遭环境吃下去的劲头，也福利了《黄金时代》剧组，使他们能在鲁迅故居附近完全还原当时先生住处的样貌。 鲁迅第一次请二萧吃饭时，说了文坛的诸多凶险争斗，其间内容，除了萧军的回忆文字有所记录，后人很难想象，于是剧组把鲁迅给他们写的书信里提及自身衰老和外界谣言的语句，拍入了先生的台词，信中所提及的养孩子的苦与乐，也直接化成先生在家接待他们时的对话。最初的通信里，先生说起青年，“我所遇见的倒十之七八是少年老成的，城府也深，我大抵不和这种人来往。”由此，先生喜欢鲁莽狂野如动物的萧军和风霜冷眼也灭不掉纯真之心的萧红，也不奇怪了。 但这样的男人做伴侣，不仅没有让她摆脱饿，反倒令她陷入从前没有过的情感折磨，以至于要离开温暖的先生和许广平，离开胡风梅志夫妇、聂绀弩等先生介绍的挚友，漂泊去日本……从她在孤寂和焦虑中写的书信，一点看不出她的出走，是因为萧军的移情别恋和出轨，正如从信件看不出，她从日本回来，又远走北平，“心情还不比过去日本的心情”，是为着萧军与友人黄源之妻、二萧的共同朋友许粤华陷入尴尬的婚外恋，并让许女士堕胎这样残酷的事。维持苦恋的她，委屈多半只能写进诗歌。于作家而言，小说能卸下记忆，诗歌能摆脱情绪，真挚的心写不出妄言的诗，萧军越来越出格的背叛带给她的痛苦、不甘甚至自卑，全在《苦杯》这些诗里面了。 萧红留恋地写道：“在人生的路上，总算有一个时期在我的脚迹旁边，也踏着他的脚迹。”但这个人未必是懂她的。萧军受教育不多，几乎算是野路子出生的作家，在文学上的造诣及发展有限，鉴赏力更是不够，除了出轨和家暴，他长期对萧红文字的贬低，也撕裂了他们的关系，而更加懂得她文学价值的端木，这个日后成为曹雪芹研究专家的贾宝玉式的柔弱温公子，自然会成为让她逃离粗暴荷尔蒙时的选择。但这是从一个问题，逃入另一个问题。男人的懦弱胆小，于女人而言，亦是一种苦痛之源，但她未曾在婚后的作品中描述，我们所知的，只是把她这个孕妇遗落在兵荒马乱之地的史实。 因着视点不同，萧红的爱情以及生平成为众说纷纭的谜团，她与朋友们的关系亦然。《黄金时代》也正是展露文人群像的时代大戏。丁玲与萧红在1938年春相会于山西，萧红未提过一字，丁玲却在政治氤氲笼罩的延安，在“闷在窑洞的日子”写下《风雨中忆萧红》，那个苍白的、特别的、发出“神经质的笑声”的萧红死了，她因为失去一个同在创造美的“真实的同伴”而寂寞。丁玲的文字，有种知识女性身处任何环境、状态都无法感到满足的愁闷，内外力在冲撞，心灵无法安宁，《莎菲女士的日记》在那个年代罕见地大胆道出一个女人对情欲诱惑纠结挣扎，又对将就之爱难以割舍，无比真实。不满足于文学创作的丁玲更适合去延安，过戎马生涯，应是萧红倾慕却不敢过分亲近的那种人，从萧红给友人华岗的信中提到的写作计划里，看得出她对革命理想是旁观态度，她更关注对具体一个个人的描摹，不相信宏大理想可以凌驾于个人幸福之上。 另一个朋友胡风也是跌宕起伏的人物。在电影里，胡风在众人齐坐的饭桌上直接对大男人萧军说，你的文学造诣不如萧红，真是不通世故的直言者，而萧红后来也在给华岗的信里感叹，胡风“这种自由自在的随便，是损人不利己的”，好在胡风还有梅志这位相伴一生风云的儿童文学家爱侣。只是历史证明萧红并非不懂人世。 萧红一生悲苦，却用诗意的少女般的语言，写着艰辛的生活，仿佛事物一写得具体，就显得不那么艰苦了。我们这代文艺青年，也结伴去影院，感受似曾相识的心碎，企图在她三十一年炙热燃烧的生命光芒里，摘取一枚红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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