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ryone who loses somebody wants revenge on someone, on God if they can't find anyone else. But in Africa, in Matobo, the Ku believe that the only way to end grief is to save a life. If someone is murdered, a year of mourning ends with a ritual that we call the Drowning Man Trial. There's an all-night party beside a river. At dawn, the killer is put in a boat. He's taken out on the water and he's dropped. He's bound so that he can't swim. The family of the dead then has to make a choice. They can let him drown or they can swim out and save him. The Ku believe that if the family lets the killer drown, they'll have justice but spend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in mourning. But if they save him, if they admit that life isn't always just... that very act can take away their sorrow.」


「Vengeance is a lazy form of grief.」


「THE GUNFIRE AROUND us makes it hard to hear. But the human voice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sounds. It can be heard over noises that bury everything else. Even when it's not shouting. Even when it's just a whisper. Even the lowest whisper can be heard - -over armies... when it's telling the truth.」

历来，种族、宗教及政治矛盾引发的暴力问题都是十分敏感的，作为影视作品将其表现出来更是要非常的谨慎，因为有些宿怨是很难分辨的，没有一个是非标准可以衡量，因此这类作品越是真实就越难免遭受非议。《翻译风波》在这方面做的比较聪明，以一个在非洲某个存在政治斗争国家长大的美国人为主角，从她的角度去分析和参与这个事情，这样既可以回避尖锐且是非难辨的斗争本质，有可以宣传美国文化中经常宣扬的以德报怨的善意。暂且不管这种善意是否别有用心，仅就事论事来看，我认为用以德报怨的态度来处理一些种族问题和政治问题未免有些太理想话。先来介绍一下电影内容。

一名在非洲出生的联合国口译员希尔薇亚·布伦(妮可·基德曼饰)，有一天在无意间听到有人用只有包括希薇亚在内的少数人听得懂的非洲土语，讨论一项暗杀阴谋，暗杀对象是即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的一位非洲国家元首。当她听到这项惊人秘密之后，很快就发现自己也成为凶手的追杀对象，于是她就向相关单位报案，密勤局(U.S. Secret Service)则指派托宾·凯勒探员(西恩·潘饰)负责保护希尔薇亚·布伦的安全。但是他在调查过程中却发现他所保护的证人希薇亚拥有神秘复杂的背景，而他也开始怀疑她并没有完全说出实情，而且她很可能也涉及这项暗杀阴谋。因此他对她产生的不信任感愈来愈强烈。希薇亚到底是受害人还是嫌犯？或者她另有所谋？而托宾在处理私人生活上的问题之余，是否能够保护她的安全？虽然他们必须互相合作，但是这两个人的个性与背景却完全相反。希薇亚是一位联合国口译员，她相信语言和理念的力量；托宾则是务实的密勤局探员，他完全根据一个人的行为来评断对方，不管他们说得多么天花乱坠，他都相信他能以敏锐的直觉揭穿对方的谎言。当这场诡谲多变的政治暗杀行动日益逼近，而希薇亚的人身安全也遭到威胁，他们在互相猜疑同时又互相吸引之余，必须携手合作查出真相，及时阻止一场可怕的国际政治危机发生。

影片中妮可扮演的联合国口译员希尔薇亚·布伦，其实是一种理想化的代表，一种善意解决暴力问题的模式，尤其是当希尔薇亚用枪对着那位杀害自己家人的非洲国家元首时，她没有开枪而是说出了一段以德报怨的话，最终使这个杀人魔王幡然自悔接受了应有的审判，这样的方式当然是我们大家最愿意看到的，也是愿意普天之下仇视的人都能采用的，可这也未免有些过于理想化了。

首先，以德报怨是一种建立在道德层面上精神境界，我们很难奢求所有人特别人是遭受暴力伤害的人都能理解和认可。以德报怨的库族精神引出了影片的核心问题。面对仇恨，希尔薇娅用遗忘来掩盖伤口，不提死者的名字，以加速遗忘，希冀通过宽恕走出悲伤。可以看出希尔薇娅这个人物是符合典型西方审美观念的造型，受过良好的教育、思考问题的能力很强，她对仇恨的态度绝大多数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本思想。所以，这样的人有以德报怨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是一个生在巴勒斯坦或非洲某动乱国家的人，没有接受过教育，终日面对仇杀、暴力，他会产生这种高尚的思想吗？那样的条件下有高尚思想产生的土壤吗？

其次，以德报怨的结果也并不都是美好的，与虎谋皮的结果很可能是成为东郭先生。在电影最为紧张激烈的高潮戏结束之后，旁白交待了本片中阴谋制造者最终的下场。"某年某月某日，他在国际法庭上由于反人道罪终于受到了应有的制裁"，我甚至觉得是否应该把本片归到干瘪的主旋律一类：看吧，残杀人民者最终逃不过制裁。是的这样的结果我们非常希望，但是不是都能够做到呢？还有，是不是这些人被处置了之后那些国家的人民就能够幸福的生活呢？显然，现实不是我们幻想的，虽然对对萨达姆的宣判还没有最终的结果，但基本已成定局，然而在伊拉克的各种战争、暴力、仇杀依然阴云密布，这样的现实难道不够引起我们的思考吗？

再次，把以德报怨过分夸大，更显示出影片明显的政治表现上的贫乏和"白人视角"的局限，这也正是影片最大的缺陷。尽管选择了联合国这样的世界"政治中心"作为拍摄地。从一个在非洲国家长大的白人女性失去亲人的遭遇，来鞭笞反人性的屠杀和阴谋，并且反映以和平制止暴力的主题，一切听起来如此象给美国中学生进行的国际关系教育课。这样简单的处理是不是淡化了黑人们真正受苦的情况、混乱的现实背后所隐藏的丑陋的历史和人性。这种“白人视角”能引起身处在非洲这个被遗忘的角落或动乱中国家人民的共鸣吗？还是仅仅能够得到同样具有“白人视角”的观众的认可就功德圆满了？如果是这样，那这种对待种族、宗教和政治暴力的以德报怨又有多大的代表性呢？

也许作为一部商业惊悚类型片，挑剔主题没有太大的必要，但轰轰烈烈的奥斯卡金像阵容不能不让我对于主题的偏差发表一点微词，而且标明政治题材的影片由于政治上的难以深入也造成了情节可信度上的偏差。

的确，暴力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愿看到的，和平是我们共同希望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奢望所有的人都这样想，每天电视、报纸上报道的暴力事件比比皆是，还是那句话，有些矛盾积怨已久，已经不能判断其中的是非，比如中东问题、非洲一些国家的仇杀。我们应该呼唤和期望和平，应该善良的对待有分歧的同类，但在这个过程中单单靠善意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种秩序，或者说是不仅要有以德报怨这种道德上的要求，更要有西恩·潘饰演的托宾那种以暴制暴，用枪来维护和平的手段。毕竟，仅凭美好的理想而无有力的保障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容易成功的。毫无防备的与狼共舞是很危险的，最大的可能是被狼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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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出非洲》获得奥斯卡的巨大成功后，西德尼. 波拉克再次重回“非洲”，交出了这部同样涉及非洲内容的《翻译风波》。

但是，这一次的舞台从非洲本土，来到了美国、以及联合国。从成片质量来看，这一个舞台的切换、语境的升级，显然让波拉克有些思考力难以追上。作为导演，于技术环节，奥斯卡得主的他显然毫无问题，拍出了极高的工整度。但是，于思想环节，对于他自己抛出的主题，他却难以给出一个过硬的说服力答案，而让影片的落脚点变成了一个虚无缥缈而软弱无力的空中楼阁，毫无说服力可言。

工整性体现在哪里呢？首先，波拉克采用了以点带面、以小喻大的表达方式。他借用了男女主角的互动交流状态，来影射他的真正主题：当今时代下各国、民族、肤色、人种之间的相处关系。男女主角互相猜疑的时候，对应着各国间勾心斗角的政治斗争——这在美国与马托博代表的私下交易谈判、马托博总统逃避投票审判的计划中，都得到了更加正面的表现。而随着男女主角最后的打开心扉，二人发现了彼此经历与人生的共性，而波拉克也就借此抒发了自己的美好愿望：愿天下和而不同，彼此坦诚相待——电影里人种肤色各异、甚至用亚洲面孔饰演安全人员来凑齐主要肤色的选角设置，就已经做了点明。

作为一名奥斯卡得主，波拉克于技术环节是无可置疑的。在电影里，他巧妙地找到了这样一个故事最佳的舞台背景：联合国。影片一开场，官员被疏散，安保人员一句“他们已经进入美国领土”，就已经充分强调了联合国的独特性：各国的共有区域。而这样一个存在，无疑是最符合波拉克天下和谐愿景的象征物——电影里的那句“在联合国，大家用语言而不是暴力解决争端”，正是最佳指示。

而波拉克对于联合国的使用，也并非只有一个象征和概念那么简单。他抓住了联合国中最大的特征：不同语言的并立，并将之发展成了影片主题的重要比喻。电影的一开场，即是发表着演说的嘴的特写，而后，镜头逐次推到了各国语言口译官的席位上。而在电影的发展部，波拉克也多次用“美马会谈需要翻译”、“非英语系民族的清洁工接受美国警察问话需要翻译”、大量的人物借助单词活用和一词双关来斗嘴的文字游戏等片段，强化了一个信息：在联合国这个“世界”的象征物场所中，人与人的交流，往往会被语言的不同所阻隔。而这种阻隔也就象征了文化历史、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的不同。

因为这种不同，各国间无法形成合一，而联合国的愿景和目标也就仅仅是一种美好的希望，而无法变为现实。在开场的疏散官员段落中，一个片段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黑人引导员对游客介绍着联合国的理念，却被匆忙而过的持枪安保人员打断。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波拉克也就带出了各国间的真实状态：完全的对立。语言所象征的障碍导致无法合一，就在行为上具象成了对抗和战争——阴处的谋划，或明面的武斗。在表现这一部分的时候，波拉克再次给出了一种工整。首先，贯穿全篇，波拉克频繁地使用大量的平行剪辑——如公交车上表达着自由目标的马托博政客与持枪杀入恐怖分子住宅的美国警探的交叉，以及高潮部分中，叙述着和平理念的马托博总统演讲与二楼中打斗的交叉——来强化联合国初衷与四海和平的名存实亡。并且，波拉克借用了枪这一象征物，让它指代对抗——女主角从拿着枪，到家人死亡放下枪，再到复仇火焰燃烧而重新拿起枪指向马托博总统，最后和男主角一起放下枪，对应了她成为武装组织成员，到加入联合国投身和平理想，再到理想破灭与重燃的心理过程。

甚至，波拉克对工整性的追求，到了一种刻意过度的地步。在电影里，西恩潘饰演的男主角，其与主题的联系并没有妮可基德曼的女主角来得紧密。在大部分时间里，他更多地只是一个表层剧情的推进着，维持帮衬着电影在类型化上“探案”“悬疑”的标签，从而确保着影片的商业性和娱乐性。而就对这样一个角色，波拉克也要从开始部分就投下笔墨，刻画男主角妻子外遇离世、他悲痛之下想要杀掉男方的心境，为的就是让他能够形成与丧失亲人、想要对马托博总统复仇的女主角构成人生经历与心理状态的百分百一致，从而用这种严丝合缝的统一去解释最后高潮中二人的心灵共通、交流无碍。甚至，波拉克为了表现男主角对妻子的心伤，还要安排一个瞬间来让他拒绝暗示爱意的女上司，颇有点无厘头的意味。显然，波拉克对于工整的要求，已经到了有点让作品臃肿累赘的地步。

而更大的问题，还产生在影片的主题落脚点上。男女主角靠着彼此在人生和心境上的完全一致，方形成了交流达心的程度。但是，这只属于一种天作之合一般的奇迹，并不具备任何的普世意义。正常状态下的各国与各民族，如何能够形成这种状态？波拉克也给出了自己的解法：靠信念。高潮部分中，马托博总统朗读着年轻时代自己的著作，并对失去了的年轻理想表露出怀念：即使是最细微的耳语，也能超越战争。波拉克将一切又回到了“语言”上，对交流寄托以和平的希望。但是，此前的语种问题显然并不能得到解决。我们靠什么才能让语言的力量超越“语种”的局限？看男女主角那含情脉脉的劲头，波拉克似乎也只是给了我们一个老俗的答案：靠情感的交互，靠信念，靠爱。

显然，这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障碍。波拉克给出的答案，正像是他在电影里反对的那些政客的语言——虚假的、掩藏的、各自牟利的演讲——一样，不具备任何说服力与现实价值。他倒是在无意间又缔造了一对比喻象征组合：靠信念与爱不可超越的语种限制，就像无法靠理想实现乌托邦的现实障碍。

本片与《走出非洲》在质量上的巨大差异，就像是电影开头展现的民风质朴非洲大陆一样——对波拉克来说，比起简单直接的非洲，西方世界，显然是太过于复杂了。

嗯，不怎么好看，亦不难看。情节其实蛮复杂，政治阴谋。坏也就坏在这里吧。美国人其实并不擅长表达复杂的思想内容。结果弄得情节既不惊悚又不紧张刺激，反而是麻烦，一大堆背景信息，不仔细看就搞不清到底怎么回事。有故弄玄虚之嫌。所谓联合国大楼首次开放不过是噱头，看不出对于影片的任何帮助。

演员倒是好的，说两个演员撑起了整部戏也不为过。怪了，近来看几部片，情节平平，演员却都不错。看着西恩潘领略到抬头纹的魅力：）那样深邃情真的眼神令人动容，妮可，很漂亮呵，那一头金发，那一张小脸孔，那一副好身形，可惜五官总也凶相。侧面比正面好看许多。

我想，若nicole不是金发碧眼，可否这样轻易地赚得全世界的认同。
我不擅长看严肃题材的片子，只是这个片子的情节实在紧凑，一直带了某种宿命的紧迫感，惹人追着看下去。屠戮，暗杀，爆炸，密谋，种族，信仰。
最具张力的瞬间便是nicole拿了手枪指着由拯救者者走向刽子手的博士，让他自己念出自己曾经写下的话，关于和平和人性与战争的对峙。是的，最残忍不是掠夺，而是给予之后再拿回。对于那片深爱着的土地，爱之深，因此也责之痛。世界在大，依旧也魂牵在那里。
总有一天，是要回家的，即使亲人已逝，那也依旧是他们魂魄安歇的地方。如中国人说，落叶归根。

The gunfire around us made it hard to hear, but the human voice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sounds. It can be heard over the noises that bury everything else even when it's not shouting, even if it's just a whisper. Even the lowest whisper can be heard over armies when it's telling the truth.

Everyone who loses somebody wants to revenge on God if they can't find anyone else. But in Africa, the Ku believe that the only way to end the grief is to save a life. If someone is murdered, a year of mourning ends with a ritual that we call the Drowning Man Trial. The Ku believe that if the family lets the killer drown, they'll have justice but spend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in mourning. But if they save him and admit that life isn't always just. That very way will take away sorrow. Vengeance is a lazy form of grief.

After the rallies, after my parents and sister were killed, then the rifles came out. It was the only way to get anyone to listen just to listen.

I walked away from Africa wth nothing, no brother, no family, no lover, nothing. Just belive that words and compassion are the better way even if it's slower than the gun.

Hove Vambi killed by landmines.

Alexander Mungoshi, Charles Kufomo, Ruth Kufomo, shot to death defending their home.

Robert Chenjari, Benita Matkudzi, burn to death during a protest rally.

Edgar Sakuro, Masumi Bamcha, John Enkumo, Yvon Enkumo, Steve Gawanda, Solo Gawanda, Steven Shamere, Stambuli Watiku, Esther Tikebmu, Simon Broome, shot to death in a soccer stadium.

一切欢喜都不可能长久，只有不堪回首的记忆，才被人屡屡提起，难以忘怀。

谨以此，纪念，即将到来的，日本投降纪念日。

1945年8月15日

2010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