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就是反抗。死亡就是一种与人交流的努力，因为人们感觉要到达中心是不可能的，这中心神奇地躲着他们；亲近的分离了，狂喜消退了，只剩下孤单的一个人。死亡之中有拥抱。”
——《达洛维太太》

　　宁静降临到这个午后。
　　这可以是任意季节的一个午后，属于任意一个人的午后，可以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也可以是布朗太太的，或者是克拉丽莎的。三个不同的女人，同样都被潮水吞没，穿过明晃晃的阳光，是无尽的黑暗与绝望。
　　花园中。那只鸟蜷缩在草地上，双翅合拢，紧贴身体。它似乎想化成一粒石子，以沉默面对这个破败的世界。它的一只眼睛还微睁着，闪着黑色的光彩，灰色的双脚已蜷起，像是又回到了它生命原始的卵壳中。阳光洒在它的身上……嗯……要再放上一朵玫瑰，我们总是希望美丽的生命能够不断地繁衍，那么美的玫瑰才不会消亡。死亡在这一刻，像山泉一样甘甜，清泠。谁都没有说话。谁都想亲吻死亡的面颊，像亲吻镜子里的自己。
　　每个女人都是一只鸟。
　　当面对心爱的人。她会激动的浑身发抖，每说出一句话就像印在情人唇上的一个吻（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呀），身体轻盈地可以飞翔。此时的微笑是她们幸福的炫耀。当推开厅堂的门时，她会觉得：“如果现在死去，现在就是最幸福。”（《奥赛罗》第二幕第一场）此时的死亡只不过是她可爱的唇边呼出的空气，带着甜蜜的味道。生命的终结者从未像这一刻这样收起它锋利的镰刀，像只渴求温存的小猫，发出“呼噜噜”的讨好声。
　　“时时刻刻”中的女人都拥有自己美好的爱情，有深爱自己的男人，她们也曾欢欣雀跃过。可每样东西都有它的两面性。爱的魔法让人如此幸福的同时，也有它可怕的毁灭性。弗吉尼亚在《达洛维太太》中就写道“爱情也有毁灭性，一切美好的东西，一切真实的东西都会消亡。”
　　在电影中我没有听到克拉丽莎内心的独白，只看到了梅里尔•斯特里普忧伤的眼神和那次崩溃的恸哭。哭的时候，她蜷起了身子，如同那只死去的小鸟，想以一种安全的方式求得安慰。当你越爱一个人，就越怕失去他（她）。那时，注定将要面对的失去使我们对死亡有了深深的恐惧感。
　　在小说中，克拉丽莎感叹道：“这个世界上爱太少了。”这话比在电影中看到她的眼泪更让我动容。爱是那么的容易消逝——在吵闹中，摩擦中，矛盾中。当女人不爱一个人，却不能够忘记他，于是他的影像不断盘旋在她的脑海，她批判着他，她从未如此公正的、客观的评论着谁，甚至连他剔牙齿的样子都让我们厌恶。这是女人遗忘的方式——让自己讨厌他。这时她说的讨厌就是讨厌，没有任何妥协的意味。如果，她无论如何也忘记不掉了，那就一定还爱着他。
　　女人的细腻与敏感是男人永远无法理解的。像布朗太太那样我们看来很幸福的女人却因为一本书而想到自杀，更是许多人无法想象的。我想这是她羽毛上自由的光辉被阳光唤醒的作用吧。家庭是每个女人的牢笼——幸福的牢笼，她只是想冲破这个牢笼，寻找自己的世界，获得属于自己的自由，即使要用死亡来交换。克拉丽莎需要毁灭了的爱情，需要站在黑夜那遭风雨侵蚀的大街，没有人会打探她的下落；布朗太太渴望死亡，这在她看来不过是个可爱的想法，并不让人感到可怕。当她抛下了自己的孩子，进入那个旅馆——一个无所谓生死的空间，死亡就不再奇怪了，仿佛像清晨的冰原或者沙漠般自然。她觉得自己可以在那一刻终于可以抛弃这个破碎的世界了，不管家庭责任什么的。在那一刻，她终于扑闪着翅膀飞上了天空，虽然只是一小会儿，但是那自由的快乐仍是无法形容的。
　　电影中展现的那种悲伤是绝望的，是一种刺骨的痛，让女人可以落下眼泪的那一种。然而在《达洛维太太》里，悲伤被弗吉尼亚赋予了不同的风景。我从未见过如此细腻和非同寻常的描写，似乎每一阵风都诉说着心情，每一次衣襟的摆动就是一次思绪波动。在她的世界里，有一种让人很痛却宣泄不出来的悲伤，那是一种憋闷、压抑的绞痛，那样的悲伤只能被困在风中，撞击、摇曳、呻吟着。只有读者自己才可以体会那种整颗心煎熬在地狱的灼伤。而灵魂的死亡似乎不过是结束这种伤害的唯一的美丽的方式。
　　“可怕！可怕！”在阅读的时候让人真的想大声的喊出这样的话来。我总要小心地提防不要被那片没有边际的深海所吞噬。在这里，瞬间的心情、即逝的情感、短暂的触动、游离的思绪，像人体中绵延不绝的血液，循环往复。
　　书中的达洛维太太像是一只躲在树叶背面的小鸟，受不到任何保护，而四周是冷漠的世界，有无数在黑暗中奔逃的影子，树枝折断的声音都能惊吓到她。我想，她是有些神经质的，她过得并不幸福，我能看到她的恐惧，她对死亡的惧怕。她知道自己很年轻，与此同时又不可言状的衰老。
　　说到衰老，这让我不禁想到了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和电影《一一》。看过《情人》的人，也许会忘记那个女孩的麻花辫，忘记她的旧丝缎裙子，忘记她花朵一样的身体，忘记她绝望的眼神渐渐黯然破败，但一定不会忘记她用凋零的花瓣般嘴唇说她觉得自己已经老了。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女孩说出这样的话。当时，觉得很震撼，但是不明白她为什么有那种感觉，只是隐隐感到那种疼痛。后来，看到《一一》中的那个小男孩，在电影的最后也说他觉得自己已经老了。虽然不是第一次听到了，还是觉得很真实，很苍凉。再有就是这一次达洛维太太说的了。渐渐的，明白了他们为什么都还那么年轻的时候就说自己老了。衰老的人不在乎年龄的大小，而在于心能承受的生命限度。
　　每个人也许是从一出生就在衰老了，如果说花开就是为了凋谢，那么出生就是为了死亡，而衰老就是死亡的前奏。只是当我们年轻时，死亡似乎离我们很远，人们无法顾虑那么久远的事情，只是每天不停地为目标奋斗着，也许是考大学，也许是找工作，太多的烦恼让我们意识不到自己的衰老。但当我们达到一个饱和的限度时，当我们的生命再也不能承受这个世界时，我们会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
　　华滋华斯说过：“当心灵被匆忙的世界占据，感到厌倦，失去乐趣，孤独的感觉，多么浓郁。”当我们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当我们脱离了轨道，当我们饱经了磨难，我们开始排斥这个世界，开始质疑，忽然我们会发现自己已经老了。
　　米兰•昆德拉在他的著作《慢》中写道：“……伏在摩托车龙头上的人，心思只能集中在当前飞驰的那一秒钟；他抓住的是跟过去与未来都断开的瞬间；他置身于时间外；换句话说，他处在出神的状态；人进入这种状态就忘了年纪，忘了老婆，忘了孩子，忘了忧愁，因此什么都不怕；因为未来是害怕的根源，谁不怕未来，谁就天不怕地不怕。
　　速度是出神的形式……跑步的人跟摩托车手相反，身上总有自己的存在，总是不得不想到脚上的水泡与喘气；当他跑步时，他感到自己的体重、年纪，就比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身与岁月。”
　　我觉得，用这段话来解释人的衰老也是很恰当的。那些物质的追求让人们坐上了云霄飞车，刺激与尖叫让我们看不到所处的世界，看不到自己的衰老与孤独。当我们遇到阻碍或是走累了，停下脚步才惊觉自己的衰老。
　　达洛维太太曾在爱人离开的时候哀伤的说，“他已经离开了我，我将永远孤独。”她怕的不是失掉那份爱情，而是要一个人孤独的面对这世界。孤独让人像是处在跑步的状态中，那种人很容易看到未来。当人看到死亡的威胁，他就老了。
　　常常，我们越是感知到死亡的步伐，我们就越热爱自己的生命，于是就更怕失去它。可是，我们这样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总是年复一年地在学习英语；我们的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体重总是限制我们的饮食；我们憎恨背叛，却背叛了自己，努力讨别人喜欢；对我们的谣言永远比对赞美传得要快，就像瘟疫的肆虐无法控制；对于生活，我们永远不能控制；刚过完一小时，另一小时就又来了；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什么时候才能厌倦？要过多久才能质疑？时间撕裂着她的外壳，把生活倾泻到我们身上。她把我们分裂成很多份，取走一些无关痛痒或是珍贵的记忆，留下了残缺的我们在大海的潮汐里盘旋。死亡，总是那么令人难以相信事实，让人难以相信我们终有一天会消亡，消亡在这曾让我们如此热爱的分分秒秒中——尘归尘，土归土。
　　关于自杀。达洛维太太说她有一次把一先令硬币扔进蛇形湖里，以后再没有抛弃过别的东西。但是那些人却抛弃了自己的生命。有时人们抛弃生命，不是因为绝望，更像是一种反抗孤独的拥抱。“死亡就是反抗。死亡就是一种与人交流的努力，因为人们感觉要到达中心是不可能的，这中心神奇地躲着他们；亲近的分离了，狂喜消退了，只剩下孤单的一个人。死亡之中有拥抱。”
　　在电影中，理查德的死亡是安详的，平静的，孤独的，选择放弃的人都是孤独的。
　　理查德只是静静的坐在窗台上，温柔地跟克拉丽莎说：
　　“十九岁时我爱上了路易斯，同时也爱上了你”
　　“我爱你。这话听起来很老套吧？”
　　“世界上没有谁比你和我在一起更幸福的了。”
　　他的神态很镇定、安详，只是朝窗外挪了挪，就轻轻滑离了窗台，摔了下去。像一片树叶从枝头飘落一样。
　　我想谁都不能说理查德不够勇敢地面对生活，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他勇敢地去创作，更重要的是他勇敢地去爱，且违反常理，以特殊的方式去爱。他除了克拉丽莎还爱上了一个人，碰巧那个人是个男人。不论身处哪个年代，这种爱都如此勇敢与执着，令人感动。
　　“无需再怕骄阳酷暑，也不畏惧肆虐寒冬。”他的勇敢真的如同这句话所说的一样。
　　但是，从他染上病的那一刻起，理查德忽然发现自己已经烦透了面对这世界，时间对他来说变成了难以打发的东西，像一朵巨大的花一样不停啃食着他。他并不想用死亡寻求同情，只是想创造一种活生生的、足以令人惊奇的东西，使它就像一个人一生中的一个早晨。最普通的早上——窗外有美好的景致，人们还穿着睡衣，睡眼惺忪。
　　人们呕心沥血创作小说、续写诗篇、拼命工作、养家糊口，怀着满腔热血与对生命的热爱，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一部分人迫不及待地选择自杀，更多的人等待着病魔夺走生命，或者等待生命缓缓地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中。生活中已知的和未知的艰难让我们如勇士一样，不停地同时间争夺着一小时又一个小时，一天又一天。即使这世界布满了黑暗与恐惧，我们依然深爱着它，就像深爱自己的生命，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会有厌倦的那一天。我们的降生就像是对生命许下的誓言：要永远爱着这生命。可是，永远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一直爱着这生命直到生命的尽头，却无法做到永远。我们可以一边说着“我爱你，却无法与你相守到永远”一边放弃这挚爱。弗吉尼亚在片尾的画外音中道出了影片的主旨：“要直面人生，懂得人生是什么，热爱人生，不管它是什么。最终要了解它。然后才能放弃。”我们只有在体会过、拥有过、感悟过后才能放弃，才能坦然地面对死亡。
　　最后，让我们再回到电影中。三个故事的共同点除了同一本《达洛维太太》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三个女人都有同性恋倾向。弗吉尼亚和她的姐姐；劳拉和她的朋友；克拉丽莎和她的同居女友。
　　有着这样的设计，没有什么刻意的雕琢，也不做作，更不会让人心生什么龌龊杂念，反而是一种质朴的美丽。
　　其实，女性对女性的感情是纯洁的、彻底地无私，与对男人是不同的。面对男人，尤其是自己喜欢的男人，女人通常都只会在意自己的外表够不够漂亮，会为裙子破了一个洞而脸红，为说话的不得体而懊恼。男女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动物间的那种原始的性吸引。可面对同性，女人会放肆地笑，大声地说话，更多地触及到自己的内心，思考话语的含义。当女人对女人产生爱情，是的，我可以说这就是爱情，这感情大都是甜美的，是出于一种保护欲的。如果，不考虑传宗接代的问题，女人没有男人，相互依靠，也可以很幸福的生活。就像“自梳”中的两个女人，虽然她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那份感情却是乱世中的一缕纯洁。
　　有人认为电影隐喻了“无论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女人都是忧郁、脆弱而神经质的，她越是力图改变这一切，就会陷得越深……”。可我不是这样认为的，凡是看过《达洛维太太》的人更不会这样扭曲女性的美好。影片中三个出色的女演员几乎是出于本能的，展现出了女人脆弱而坚强的那迷人的一面。不论是最后沉入河底的弗吉尼亚，还是自杀未遂的劳拉，亦或是失去爱人的克拉丽莎，她们都深爱着这个世界，极力想获得属于自己的自由，不论她们选择了怎样错误或是正确的方法，她们都不断争取，就算陷入绝望，沉入水底，她们仍勇敢的追寻着，不在乎世俗的嘲笑或是不理解。
　　宁静降临到这个午后。我静静地坐在阳光里，望着天空暗哑、混沌的蓝色。记忆中的海浪向我袭来，浪花翻卷着没过我的膝盖，我的腰，我的肩……海浪不断跃起，接着又摔向海面，然后再跃起。我渐渐无法呼吸，耳边只有“咕咚咚”的水声在回荡着，狠狠地撞击着我的孤独。我试图在水中睁开双眼，看到了更加阴沉的灰蓝色。恐惧包围着我，海浪不断在我头顶发出叹息声，每次它们摔落下来跌碎时，那哀鸣就刺进了我的心。我想挣扎，冰冷融化了我的力气。在时间的流逝中我渐渐失去了重量，大海承受着我的体重，我的忧伤。我全部的意识就是听到整个世界对我喊着“结束了……结束了”。海浪声离我越来越远，可海鸥的叫声在很远的地方却依然清晰，它们翅膀在拍打前会有轻微的颤动，在很远的地方颤动，颤动。
　　宁静降临在这个午后。我同三个美丽的女人一起邂逅了达洛维太太，享受着与她共同度过的时光。

　　有关电影：
　　2002年的这部描写女人情感的电影，在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下审视了三个女人都怀着对自由的渴望与恐惧，挣扎与追逐的故事。1920年的伍尔夫，在燃烧着才华，创作《达洛维太太》的时候，也走在崩溃的边缘；生活在二战末期的家庭主妇，正怀着她的第二个孩子，读了伍尔夫的小说后萌生了自杀的念头；1990年的克拉丽莎与伍尔夫小说中的主角的名字一样，她的朋友身患重病，这样的悲痛让她难以承受。这三位女性被《达洛维太太》这部小说紧紧联系在一起。

　　“时时刻刻”这部电影的结构被很多人津津乐道，电影讲述了三个女人的故事，这些故事靠导演巧妙的剪接联系在一起。在这些过度段落起到连接作用的可能是一本书，也可能是似曾相识的风景，但是让这些过度看起来自然、不留痕迹的则是三位主角情感的延续，这也是这部电影运用这种手法高过一些其他同类电影的地方。在法国版“谜情公寓”中，类似的过渡可能表达的是情感的对立，也赋予这种过度手法奇妙的效果。毕竟，电影中种种剪切、配乐技巧，各种精巧设计的结构都是为了人物情感的表现服务的，而不能本末倒置。“致命魔术”就是个糟糕的例子，克里斯多夫•诺兰沉浸在两位男主角互相残害的快感中，不断重复的手法，不但让效果单调乏味，也突出了两个主角内心的空洞、充满罪恶的一面。与其这样，不如像同样是与魔术有关的“魔术师”那样，老老实实的讲故事，在细节上下功夫。类似失败的例子还有“红色小提琴”，穿梭于历史之中的那把小提琴，演奏的不过是一些虚假到让人难以理解的情感，而非像“时时刻刻”这般真挚感人。归根结底，一个电影是否能触动人心，还是看他所描述的情感是否能打动人心，技术结构不过是传达情感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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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外频繁地想起伍尔夫，大概也没个具体缘由。其实，我对她的生平并无了解，凭着只言片语私下虚构了她的整个人生——一张忧郁的侧脸。按相面的学说来看，她长着看起来十分有主见的鼻子，一张瘦而窄的脸——非福寿之相也。这便是伍尔夫了，固执己见到坚硬的灵魂和脆弱的肉身。
如果她没有在口袋里塞了石块走向河的中心，那么一个挣扎不息的灵魂又会以怎样的方式最终使柔弱的身躯不堪重负而溃亡？
关于她那个混乱的小圈子里发生过的故事，伍尔夫自然也提供了不少的韵事，但是风流还是需她自赏的。也许，她奉献得更多的污浊的烟气和目光灼人的高谈阔论。她曾穿着累赘的有裙撑的及地长裙，在暂时抛开了规则和伪饰的某个场合里，有些磕巴，又语速奇快地使自己陷入一场争论。她走来走去的步伐让人觉得裙子应当有个类似裤兜的东西，好使她不拿着书本引经据典或不夹烟的那只手有个恰当的去处——也许紧抓布料，也许紧握拳头，总之，必须要给手找一个让人心安的去处。
“要认识生命，知道它是什么；要直面生命，无论它是什么；最后把它抛弃。”得出这一结论的时候，她已不在乎任何东西。谁要说她是与非，她也就懒得愤怒又矜持地说句HOW DARE YOU ARE！那就是与非吧，请别在意，比起头疼和不安来，并没有再多的人与事值得耗费心力。她要回去端坐桌前，给钢笔汲满墨水，摊开一叠纸，深思熟虑地写上好几个小时，或者只是紧张地坐在那里为了对抗幻觉和抑郁，直到不安促使她咬秃每一根手指的指甲。
她有亲人，把她照顾得无微不至视她为珍宝的丈夫，一生都保持着亲密关系的姐姐，想必他们是爱她爱到没有办法的，偶尔也受不了她突然的情绪转变会对她大声嚷嚷，你到底想怎么样到底要什么？在这样的时候，伍尔夫小朋友多半颤抖着嘴唇两眼都是泪地转身而去，一言不发地甩门，反锁，继续玩终极命题自问自答的游戏，生命不止，追问不息。
她是羞怯的，惯常写信的，也许没事也要一天写个十封八封。说不定吩咐厨娘做一顿晚饭也要用潦草的字迹和最有教养的语气写一张语法完美的便条。她像个啮齿类小动物一般时刻处于受惊的状态，突然就会惊觉自己像个赤身露体的人，任何人的眼光也会让她仓皇起来。换到今天，伍尔夫将是把“让我回火星去吧。”这句话说得最我见犹怜也说得最频繁的地球人。
抑郁和恐惧啃光了她的指甲，磨秃她的笔尖，疲于应付之后，那一天就到来了。
那是她决心了断自己的一天，这不是心血来潮，相反，是她一拖再拖拖无可拖的心事。无论是丈夫还是姐姐，是出版一本新书还是寻求更新的写作方法都再也拽不住她的裙角。她抖抖擞擞地抽完一只烟打定了主意。因太过频繁地涌起这个念头而使这个决定有全部过往的重量，也有临时起意一般的轻浮。管他的呢，任何一双顽强拉着她衣服的手，她都同样狠命地将那些紧握的手指掰开，掰到发青发白。
就在那天她死了。留给她丈夫的遗书中说到“我相信再也没有人比我们俩更幸福。”然而她是不在乎的，生者的世界已与她毫无关系。面对死亡，她绝不可能欢喜雀跃，连决定去死她都显得像个小动物一般的焦灼不安，直到河水淹过她头顶。
一个平常的女人，一个平常得决定今天我要自己去买一束花的女人怎样和自杀联系在一起的？自从有了伍尔夫，《达洛威太太》，再加上这部电影。“买花”和“自杀”这两个不相干的词语只需一个回合便可联系在一起。生与死之间，一个女人不出声地费思量，生之浩荡繁荣便轰然倒塌，她坚强又慷慨地赴死。
有了伍尔夫和她的门徒，我明白了光是“脆弱”二字不足以解释直面人生的人走向自绝，常态与变态之间可以通过思索达成转换。死亡的种子埋下，萌芽抽枝开花，唯有死亡本身才能慰藉。在那一天那一刻，变态才是常态。
不是生将人们联系在一起，是必死的命运促使人们彼此相联。跋涉过死地又归来的人不能倾吐关于死亡的沉重秘密，一说就错；生者从不轻易靠近绝境；死者闭口不言。死，是光天化日之下被佯装忽略的事实，它就像世上任何一种诱惑一样又迷人又危险。世界那么大，却连提供给一个神经质的女人揣进手的裤兜都没有，于是她明白了这不是一条合适的裙子，认识到它是条怎样的裙子，她不再需要它，把它放弃。
我要责怪伍尔夫的只有一点，正如某本书的序言中提到的那样，看完她的书之后，便觉满世界苍白单薄的纸片一样的人。再无人像她那样以自己敏感的心思理所当然一般地取代一个读者的心思。不知不觉中完成的替换，仿佛她就是你我，独为你我写下来不及纪录的丰盛细节，跟不上脚步的思维变幻。
她投入地在某个客厅里急于与人争辩时，看起来也像是随时会抽身而去。过于警觉，不可企及。
幻觉和恐惧使她的四周无端生出万丈荆棘，而她说百合是一种太苍白的花。“因为一首韵诗是多么轻而易举，就让我们完成了从死到生的尴尬过渡。”反之亦然，她说，反之亦然。
于是她扔下了纸片人的世界。小碎片们跟着她留下的韵脚，寻访长着老橡树的宅院，等着自己的名字像这样被人唤起——奥兰多！奥兰多！再起身作答。仿佛这样，才可召回饱满如血肉的灵魂。


零八零七零九

很多人说，这部电影是在讲女权主义。但在我看来，它跟女权主义几乎毫不沾边。只有在劳拉布朗的情节中，提到她不愿做家庭主妇，有点女权的意味，而在另两位女主人公的情节里，根本就没有女权的内容！

让我们来看看，这部电影到底在讲些什么。
影片看上去像是三个女性忍受不了世俗生活而寻死觅活的故事，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影片最后，自杀身亡的只有两个人——天才女作家伍尔芙和天才诗人理查德。
影片的观点十分明显：天才诗人通过死亡来解脱，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普通人不要试图把天才纳入自己的轨道。
伍尔芙的丈夫和女编辑克拉丽萨都试图让心爱的天才融入现实社会，但他们全都失败了。

影片的另一女主角劳拉是一名家庭主妇，并不是天才，他之所以寻死，是因为她不适应家庭主妇的角色。如果硬要扯女权，那么只有她能扯上。其实，劳拉的情节，只是在表现个人对自由的追求。
这就是影片的真正主题——不论天才，还是普通人，都有权摆脱现实束缚，都有权追求个性自由。

至于女编辑克拉丽萨，有的影评者肤浅地将她说成是女性解放的代表，这是很可笑的。在影片中，克拉丽萨其实是小说中“达洛维夫人”的化身。这个“达洛维夫人”，恰恰是被世俗社会所同化的人物。她感到失去了自我，希望通过接近天才来感受到自由的气息。
有人说，她与女友同居，是女性解放的一种表现，这更是没有看懂据剧情的肤浅之说。影片开始阶段，演得很清楚，女友回家躺倒床上，克拉丽萨装睡，并且表情无奈。这明摆着是告诉你，她对当前的同居兴趣不足。果不其然，随着情节推进，我们发现她的心都在理查德那里。
最后，经过一番波折，她还是选择了目前的世俗生活，选择了女友和女儿。这个角色，代表着普通人，她对理查德的爱慕，象征着普通人对追求绝对自由的渴望；她最后的回归，则是依恋世俗温情的结果。
而劳拉，则代表了大胆追求自由的普通人。
这部电影包含着一些同性恋的内容，所以很容易让人想到女性解放的主题。其实，只要把克拉丽萨的女友想成她的丈夫就可以了。

影片根本不是在讲女权，而是在权衡个性自由与世俗温情。最后给出的答案是：其实哪种选择都可以，因人而异，自己掂量吧~

陈珊妮在《来不及》中唱到，路人嘴里全是对别人生命的揣测。她写给死去的外婆。

见证过两场死亡，我深知自己将会为自己对他们的无端揣测遗憾终生。因为是我的偏见，让他们在有生之年少了些许色彩。我自以为不再如此，而今却发现在阅读影片时又一次误读了生命。

三个不同年代的女人的故事看似无关却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三个故事其实表面上是互相矛盾的。Julian Moore饰演的角色跟片子里的Virginia Woolf都选择了自杀，一个在最后一刻选择了自我救赎，一个则是无怨无悔。You cannot find peace by avoiding life. 三个女人的故事用一句话来概括便是如此。我曾经不能理解，如果说三人的行为都不算是逃避生活，那么伍尔夫跟Moore演的角色如此鲜明的矛盾用意何在，既然两人的行为大相径庭，那么其中必有一人是在逃避生活。然而我错了，伍尔夫的死不是她逃避生活的结果，正是她勇敢面对生活付出的代价。Moore的自我救赎则是另一种诠释

伍尔夫在丈夫和伦敦之间选择了伦敦，她知道呆在小镇是一种逃避，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刻意的隔绝换来的只能是内心更加汹涌的波澜。她并不是不感激Leonard为她所做的一切。Without Leonard, i might have shot myself long before. 正如片子一开始Woolf所写的那封信一样，他们都需要解脱。她不顾一切想要回到伦敦，在死亡跟表面的宁静中做出抉择，You cannot find peace by avoiding life. 我知道，你的自杀是你孤注一掷想要摆脱这宁静却是你丝毫不想拥有的生活所付出的代价，也是你最终勇敢选择直面人生直面本性的结果。我终于懂得，你的自杀不是逃避，它只是你勇敢选择的衍生物。你勇敢地追寻了你想要的生活--伦敦而不是里士满，即使代价是灭亡。此前，我一直将它误读为你渴望的一种解脱的手段。我知道我完全误解了你。

“我独自在黑暗里，深深的黑暗里，只有我自己才明白我面对的黑暗。 我要面对的是动荡和不安，那才是我的内心深处的愿望和我的本性。 因为你，我多希望自己能在这小镇的安静祥和中感到幸福。但是，如果让我在死亡和留在Richmond之间选择，我选择死亡。”

每每读到这里，我都会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我们口口声声批判者自杀者的懦弱，却不知选择死亡需要多大的勇气。当我们还没有胆量去见证直视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他们要用自己的双手对自己完成最庄严肃穆的仪式。何况，自杀并不总是意味着逃避。伍尔夫的自杀，是因为她勇敢追寻自己动荡不安的本性所做出的牺牲，对于她而言，逃避就是留在那片僻壤而背离自己的本性。相反，死亡却只是她勇敢的一个反映而已。


路人嘴里全是对别人生命的揣测。每当我听到他人将懦弱的名号扣于自杀者地名前，我会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胆小者，他们没有勇气直面死亡，他们没有胆量在生活中光明正大的提起死亡，他们总是避讳着，生怕死亡在自己身上降临，他们如此刻薄地对待自杀者，将他们一概而谈描述为轻生，他们无端的猜测蒙蔽了自己看清本质的双眼，人类最自然的属性因为后天无端的臆想变成恶魔。死亡并不可怕，他只是生命中最严肃的一件事情而已。有时候，选择生死也并不是我们自己的抉择，表面上的自我终结其中的原因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闭上我们世俗的双唇，默念祝福，给予每个生命充分的尊重。不理解不代表不尊重。

You cannot find peace by avoiding life. 每个人的直面人生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无端的揣测他人的生命是最大禁忌。每个选择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故事和原因。不过我想，即使以后，我的选择不被他人理解，但是我不会留下任何遗憾，就像伍尔夫一样。因为，我始终顺从着我的本性，我始终在直面我的人生，那些我生来就注定要去追寻的东西。



Dear Leonard,to look life in the face, always to look life in the face, and to know it, for what it is. At last, to know it, to love it, for what it is. And then ,to put it away.

You cannot find peace by avoiding life.

写在前面

女性主义这个概念对于我来说，显得过于庞大了。实在是没有系统的学习过。所以我也没有用女性主义来批评这部电影的妄想。只是浅薄的根据自己的理解，从象征与符号这个切入点，给予这部电影片面的分析。

片中的象征手法随处可见，而且有很多符号化的东西，并且对比了三个主人公不同的境遇。而且这种对比非常工整。

水

同大多数影片一样，水总是作为情感的象征予以呈现。水是该片的一个视觉主题，它的形象反复出现，给人以暗示。影片从三个主人公清晨洗脸开始，水的形象第一次对比出现。片中的伍尔芙，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以及其他精神疾病。她不能象身边那些“健全”的人那样控制自己的情绪，而是始终存在于危险当中。就象她生活在伦敦郊区的一个小村庄——河边。河水意味着过于巨大的情感，让她不能掌握。所以伍尔芙最终只能自沉于水，河水淹没了她，情感淹没了她。罗拉的故事里，水的出现得宜于魔幻现实的手法。当罗拉躺在宾馆的床上，内心受到压抑的情感瞬间迸发了出来，激烈的有如洪流。但是罗拉并没有就此覆灭。挽救她的，可能是她腹中的孩子，也可能是《Mrs. Dalloway》书中的那句话：你不能用逃避生活的方式寻找平静。理智战胜了情感。而此刻，对于生活的意义，罗拉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与前两者生与死式的情感历程相比，生活于当代的克拉丽莎，对于控制情感，就象关闭水龙头一样轻而易举。也就是说，情感失控这个问题虽然也会不经意间突然出现，但是已经不能造成什么威胁了。

孩子

影片将女性头脑中的独立思想比作女性身体里的新生命。我们知道，伍尔芙独特的女性意识贯穿于她的文学作品中，《一间自己的房间》、《三个基尼》、《奥兰多》等作品以犀利的笔锋表达了她对当时社会男女不平等地位的强烈不满，充分体现了伍尔夫独特的女性意识和先进的女权思想，因此，她被后来的女性主义者们尊称为女性主义运动的先驱，成为西方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奠基人。影片中，伍尔芙刚刚发现自己怀孕。隐喻女权主义当时刚刚处于萌发的阶段。罗拉已经接近分娩，说明女权主义经过随后在三十年时间，已经接近成熟。到了2001年，克拉丽莎的女儿已经接近成年，说明女权主义已经硕果累累。女性也真正实现了自觉自强自立。

男人

三个主人公这一天的生活里，都有男人出现。伍尔芙的男人，与其说是她的丈夫，不如说更象她的监护人和统治者。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男女之间的差别是明显的，但却是不被人注意的。她的丈夫一直强调她的病情，并以此来压制伍尔芙的情感。在丈夫的监护下，伍尔芙的人身自由是不完全的。甚至在伍尔芙投河前的遗言中，身为女性主义先驱的伍尔芙自己也不自觉的认为，自己是一个累赘；自己离去后，丈夫的生活会更好。罗拉的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她仍不是一个实现独立的女性。她没有自己的职业，只是一个家庭主妇。除了在丈夫生日这一天为丈夫做一个蛋糕来表达她的爱以外，她想不出自己的价值还能体现在什么地方。在丈夫和孩子的面前，她不能哭泣，她必须象其他“正常人”一样积极向上，对生活佯装满意，同时隐藏感情里消极的一面。同时接受她是丈夫的附属品这一事实。这也是她企图自杀，企图离开的原因。她离开以后，确实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而这种实现，却付出了抛夫弃子的沉重代价。而在克拉丽莎身上，我们看到了新时代女性的种种特征。她和伍尔芙的地位，完全发生了置换。男人在她这里，成了被照顾和被挽救的对象。伍尔芙为她的男人而死，而克拉丽莎的男人为她而死。而且没有男人，她依然可以坚强的活下去。去了解生活的意义。

女伴和同性之吻

有人说这是一部同性恋影片。影片中的三个主人公都表现出同姓恋的倾向，并且各有一次与同姓接吻的镜头。但是在我看来，与同性的亲吻，是一种女性意识的表现，即不以男性之爱作为自我价值的源泉。三个主人公的女伴是作为正常女性社会的代表出现的，给予三位主人公以衬托。伍尔芙的姐姐（文尼莎&S226;贝尔（1879—1961），英国女作家，是著名艺术理论家克莱夫&S226;贝尔的妻子。他们同属于“布卢姆斯伯里”艺术圈子。）在影片中被描写为作为那个时代的普通知识女性，带孩子，走亲戚，陪丈夫应付饭局。伍尔芙不希望她离开，想从她的身上寻求同性的支持。可是伍尔芙没能实现这个愿望，女性意识还只是个别现象，女性之间还不能互相支持。伍尔芙对姐姐的亲吻，也是强迫式的。罗拉与其女伴之间的关系有所进步。她的女邻居是典型的良家妇女形象，默默的生活，陪伴丈夫，把丈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给丈夫生一个儿子作为最大的心愿和任务，即使有失去生命的危险。罗拉与她的女伴互相支持。给予精神上的暂短安慰。克拉丽莎的女伴，我们从影片中知道，是克拉丽莎多年的朋友，而现在与她是同性恋关系，这种关系已经维持了十年之久。克拉丽莎本人也欣然接受着这种关系。没有男人，她也能生活的自在。也就是说，女性独立的进程终于完成了，尽管这种完成要借助这种过于偏激的同性恋方式来实现。

买花

伍尔芙一边走上楼梯，一边说“I may have a first sentence.”这第一句话就是：戴罗薇夫人说，“我要自己去买花。”自己去——不受他人干涉的独立行为。女权运动最初的宣言。但是现实中的伍尔芙是没有这样的能力的，她只能在她的创作中享受独立。现实中的花朵，与（小鸟的）死亡同时平静的出现。暗示出伍尔芙只能以死来寻求解脱。罗拉依然没能自己去买花，清晨当她起床，她的丈夫已经把花买回来了。她的丈夫把所有事情都为她做好了。活在这样的生活里，毫无生趣，出逃是必然的。直到现代纽约的戴罗薇夫人，才把这个故事里的想法变成现实。

从20年代的英国作家伍尔芙，经历了罗拉的故事，到现代纽约的戴罗薇夫人，电影描述的是一条女性自我认知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三位女性都是精神领域内的自我放逐者，她们游离于时代，同时又以自己方式固执地抗拒现实。她们在《时时刻刻》中交叉出现，犹如一次相互轮回、一次在特殊时空内的重逢，原先她们独自的精神幽吟在这部小说中汇成了女声合唱曲。而同时又通过20世纪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不同时代女性的精神风貌，来反映西方整个20世纪的精神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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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的人向我推荐这部电影，因为我的论文是以《Mrs. Dalloway》为文本进行的研究。不过就我从前的观察和经验，舍友喜欢的我不感兴趣的可能极大，这也是迟迟没有看这部影片的原因之一。

若不是看到其他人的影评说本电影根据“美国新锐作家迈克尔•坎宁安发表于1998年同名小说改编”，我会坚持抨击这部电影对《达洛维夫人》小说的完全后现代性背离。记得五、六年前《雷雨》被改编成电视剧，恰好选修中文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那位有名的女教授提起，她看过电视剧后向中央电视台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强烈指责那帮拍电视的亵渎文学。没办法，既然巴兹·鲁曼能把经典的莎翁悲剧改成后现代的《Romeo+Juliet》，剧中人物着装比现代人还前卫，《雷雨》里多加点恋情来媚俗又算得了什么。

既然电影不是改编自《达洛维夫人》，而是另一本叫做《The Hours》的小说，那么矛头自然要指向这位“新锐作家”了。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你写故事就写故事吧，写艾滋病人就写艾滋病人吧，写同性恋就写同性恋吧，不管你想让自己小说的主题多高尚多人文多现代，干嘛要扯上《达洛维夫人》呢，不但给人以电影《时时刻刻》源自《达洛维夫人》的错觉（国内出版了一本名为《时时刻刻》的书，是两个蹩脚写手拼凑的几个《达洛维夫人》的中文版本，龌龊之极），而且还把《达洛维夫人》中主要人物的名字甚至伍尔芙和丈夫的名字安排进《时时刻刻》，不但戏耍了《达洛维夫人》，对伍尔芙也是一种污蔑。——电影中把伍尔芙演得疯劲儿十足，伍尔芙有那么神经病吗？一个神经病人能用理性写出那么多文学批评吗？能用意识流技法对传统文学进行创新吗？能将社会问题、哲学问题渗入自己的作品吗？

所以，迈克尔•坎宁安“新锐”不“新锐”仍是尚待讨论的问题，他不就是从后现代里面揩了点儿“达达主义”、荒诞派戏剧、蒙太奇手法，把艾米丽·狄更森充满死亡气息的诗学从文学的坟墓里挖出来发扬光大，以至于整部电影画面背景灰暗沉重，到处洋溢着死亡的气息，蒙太奇画面的频繁切换将20世纪20年代、50年代和21世纪初联系在一起，仿佛时间在前后穿插流动，但可惜的是，这并不是意识流小说代表作品《达洛维夫人》真正特色之所在，完全没有关照人物内心和意识的流动，除了死亡，《达洛维夫人》中生与死、贵族与贫民、和平与战争、世俗与诗学等二元对位找不到一丝影子，更不要说原文的诗意与音乐美了。

转载自译言网，译者： zm_1805 原作者：The Guardian
原文链接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239946/275530

我得事先告诉你，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聚会上是很有趣的一个人。这么说，是因为即使在她过世70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常常把她想象成英国文学界的神秘女士，愤怒且悲伤，从文学史上某个昏暗的角落怒视过来，口袋里还紧紧攥着一块石头。
当然，她有过忧伤的时刻。这个我过会儿再谈。但是首先我要向不了解她的人宣布，当她没有沉浸在她阵发性的抑郁中时，她是一个十分热爱聚会的人。她可以就几乎任何话题谈笑风生。她浑身散发着魅力。她对别人说的话很有兴趣（虽然我必须承认，她有时也很打击人）。她热爱未来，期待着可能发生的奇迹。
身为一个无畏的女权主义者，她却很容易因为别人对于她着装的一句嘲讽，连日自责。她不容易自我鼓舞。并且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缺少时尚的细胞。同时，她对她的作品极度缺乏自信。她常常怀疑，她在小说方面“华而不实的实践”，很有可能和其它别人无谓尝试的成果一起，被束之高阁。
很多艺术家身前不被人欣赏，在后世作品却大放异彩，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然而，对于伍尔夫这样一位充满魅力却同时敏感脆弱的女人而言，她患有阵发性的抑郁症，性冷淡，穿衣品味奇怪， 说起来就不像个足够坚强，能经历历史狂风大浪考验的英雄人物。更不用说和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同时期另一位现代主义者）相比。后者大肆鼓吹自己的天才，如同将军规划一场进攻一样，为自己的不朽英名做足准备。
70年前，伍尔夫投河自杀，享年59岁。其中部分原因还在于，她的最后一部小说，《幕间》(Between the Acts)，彻底失败。像她这样，在身前对自己的成就如此不敢肯定的伟大作家，相对还是比较少的。
从我自己的小说《时时刻刻》(The Hours)发表之后，因为伍尔夫是我文中的人物，我对她的生活和工作有了些（也许是很肤浅的）了解，却意想不到地成为了公认的这方面的专家。我很惊奇有太多人这样跟我说：“是，伍尔夫是很了不起，但是她成不了乔伊斯，不是吗？”
她确实成不了乔伊斯。因为她就是她自己。她有她的局限之处。她只写上层社会名流的生活，并且与性爱毫不相关。她所有的作品里一共只提及了两次浪漫的亲吻--- 一次在《远航》（The Voyage Out）一书，一次在《戴洛维夫人》（Mrs Dalloway）一书。在这两本相对早期的书之后，她再也没有写过任何情色的片段。
但是说真的，我怀疑人们拿伍尔夫和乔伊斯相比，对她的偏见可能更因为她的写作多关于妇女，以及当时妇女主要掌管的领域--- 家庭事件。而乔伊斯就相对嗅觉灵敏，他写的大多关于男人。
身为女人，伍尔夫特别能够理解没有太多事情可干的女人们所经历的无助感。她知道，并且强调说，主持家务安排聚会的生活未必就一定是没有意义的生活。她使我们明白，即使是最恭俭的家庭生活，对于经历着这种生活方式的人而言，仍然是了不起的征程，不管它在外人的眼里看起来多么平凡。她拒绝像其他大多数作家那样，忽视这种“平凡”的生活。
这也许和伍尔夫本身不稳定的精神状态有关。而且她也担心自己会被当成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而被忽视。如果她担忧过多或是异常兴奋，她就会陷入绝望的精神状态，那时“抑郁”这样的术语相比之下，就显得十分正常了。在她清醒的时刻，她很擅长举办聚会。但别的时刻，她简直叫人无法安慰。她看到幻觉。她用天才特有的致命的犀利，猛烈抨击亲近的人，她的丈夫伦纳德（Leonard）首当其冲。而这苛刻的本领，即使在逻辑丧失的时候，也依然功力不减。这样的弗吉尼亚就一点都不可爱了。
黑暗的魔咒总会逝去，通常也就是几个星期的事。但是伍尔夫却常常笼罩在对下一次魔咒发作的恐惧中，并且她担心自己的精神状态太不稳定，而不能维持作家生涯。当她开始写小说时，她对自身疯狂的恐惧使得她写了两部相对传统的作品：《远航》(The Voyage Out)和《夜与日》（Night and Day）。她想向自己和他人证明，她（大多数时候）足够清醒，也可以像其他小说家一样写出正常的小说，而不是一个疯女人的胡言乱语和疯狂怒吼。她尤其要力图证明自己的健康，因为她的编辑是她同母异父的哥哥乔治•达克沃思(George Duckworth), 而此人曾在她12岁时非礼过她。不难想象，通过这最初的两本书，伍尔夫想向达克沃思证明，他并没有对她造成长久的创伤。也不难想象，同时期几乎没有男性作家身陷这样的境遇。
在《夜与日》出版之后，为了缓解伍尔夫的“黑暗魔咒”和燥郁不安，她和伦纳德搬去了里士满（Richmond）安静的郊区，并在他们自己住处的地下室创立了印刷社。这就是霍加斯出版社（Hogarth Press）的发源地。它早期的出版物包括了伍尔夫高度反传统的小说《雅各的房间》（Jacob's Room）。和伦纳德一起出版她自己的作品，造成了很大的变化。很突然地，伍尔夫就不再对任何人作出回应。她已经证明过了她有能力写出类似其他作家的小说。这样，就迎来了她创作的辉煌时期，该时期一直延续到她去世为止。她不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雅各的房间》之后，紧接着出版了《戴洛维夫人》，《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奥兰多》（Orlando）,并从此一发不可收。
这份新的自由对于伍尔夫成为艺术家很关键，却对她的阵发性抑郁治疗效果不大。抑郁症困扰了她的一生。当时，心理学还完全没有成形。虽然霍加斯出版社后来出版过佛洛依德(Freud)早期的书籍，但是当时伍尔夫却没有任何治疗方案可以借鉴。在二十世纪20年代，人们认为精神不正常起源于牙齿发炎，并最终感染大脑。伍尔夫因此拔过几颗牙，却并没有好转。
尽管如此，如果说伍尔夫比大多数人都更了解最深痛的悲哀的话，她通过奇特的意志显示，她也比几乎所有人都更擅长传递活着的美好--- 那份能够在一个普通的六月的星期二，生活于这个世间的平淡的喜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些粉丝如此狂热的爱着她。她知道生活有多么糟糕。但是，她仍然坚持相信简单永恒的美好，尽管美好往往转瞬即逝。伍尔夫对于世界的热爱与乐观，这份坚定值得我们信任，因为她是一个经历过生活最低谷的作家。在她的书中，生命生生不息，宏伟奢华，美妙绝伦；它超越障碍与挫折。
我在高二的时候第一次读《戴洛维夫人》。我很懒，不是那种可以拿本书读得如痴如醉的孩子（而且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我就读的洛杉矶的学校专为懒人修订的课程中，并没有收录此书）。我只是急切想取悦一个当时在读这本书的女孩。我希望，通过显得有文化一点，我可以获得女孩的芳心。
如果你还不了解，《戴洛维夫人》讲的是一个叫做克拉里莎•戴洛维的女人一生中的一天。这位克拉里莎•戴洛维是个52岁的夫人。在书中，她接受了个任务，遇到了已经没有火花的旧情人，睡了一小会儿，办了个聚会。这就是全部情节。
然而在此书中，我们并不仅限于克拉里莎的视角。人物间的思维意识不断交替，就像接力赛中选手们的接力棒一样。我们进入年老的求婚者彼得•沃尔什（Peter Walsh）的脑海；我们和克拉里莎的女儿伊莉莎白 (Elizabeth)一起购物；我们再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了弹震症，精神失常的老将塞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Septimus Warren Smith）一起待一段时间。我们还进入了一些完全次要的人物的脑海中，不过都是很短的片刻而已--- 一个与克拉里莎相遇于邦德街头(Bond Street)的男人，一个坐在海德公园(Hyde Park)长凳上的老太太。我们最后总会回到克拉里莎身上，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随着她平常的一天的展开，她也被身边人的不同的悲喜剧所环绕。于是我们理解当克拉里莎，或者说我们所有人，在从事日常事务时，我们实际上徘徊于这个广阔的世界中，并无时无刻不以我们的存在改变着它。
在《戴洛维夫人》一书中，伍尔夫断言，任何人一生中的一天，如果仔细观察，都蕴含了我们对于人类生命希望了解的一切，就像每一股DNA都蕴含了整个生物体的蓝图一样。从《戴洛维夫人》和伍尔夫其他的小说中，我们知道，没有生命是微不足道的，只可能是人们观察它们的方式不对。
我在15岁那年，是完全不能理解这些的。我看不懂《戴洛维夫人》，而且我也完全没能在那个女孩面前显得机灵（上帝保佑她，不管她如今在什么地方）。但是即使身为一个无知且懒散的孩子，我已经能够注意到伍尔夫语句的密度、对称性和强度。我心说，哇，她运用语言就和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玩吉他一样。我这样说的意思其实是，她在混乱与秩序间游走自如。她信手拈来，然后在句子似乎即将松散无序时，又及时将它拉拢结合进主旋律。
我在此之前唯一的写作经历还仅限于简单的告示。伍尔夫的句式对我醍醐灌顶。很有可能别的书籍中也有类似的叫人称奇的语句。事实上，我后来发现有一些书确实如此。阅读《戴洛维夫人》逐渐地使我变成了一个读者。
那次的首次阅读，使我既迷茫又心存敬畏--- 甚至可以说，它改变了我的信仰。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我试图写一部关于伍尔夫和《戴洛维夫人》的小说。我虔诚地来实现这个理想。因为，其一，当一个人和天才站在一起时，他会显得比他本身更加渺小。其二，我是个男人，而伍尔夫除了是个伟大的作家外，更是女权主义的象征。长久以来，人们就认为她属于女性群体。
然而，我还是想写一本关于读书的书。尽管我年轻时并没有读懂《戴洛维夫人》的强大内涵，它却教会我纸笔的力量。对于我们一些人而言，在特定的时刻读了特定的书，是必不可少的人生经历，同时也和传统的带来小说写作灵感的事件（如初恋、丧失亲人、婚姻失败等）一样，是写作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我对于写出这样一本书仍有疑虑和担忧，但是我觉得与其写一本完全知道怎么写的书，在这份未知和刺激中锻炼自己更有意义。于是，我提起了笔。
我的小说《时时刻刻》是《戴洛维夫人》的现代复述版。我想知道，在当今这个妇女拥有更多选择机会的世界中，克拉里莎•戴洛维的性格会有多大改变。这很快就被证明其实是我的自以为是，无法让人信服。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尽善尽美的戴洛维夫人，谁还想再要一个翻版呢？
固执如我（固执其实是小说家一项重要素质），我很不情愿就此彻底放弃此书。我试着将它改写成两条线，让关于现代戴洛维夫人的章节和伍尔夫当年写此书时代的情形交替出现。在那个年代里，她不安多疑，却写下了这本不朽的著作。我甚至还试过在奇数页写伍尔夫的故事，在偶数页写克拉里莎的故事，这样在每次翻页时，两个故事就会亲吻。这个主意现在在大众面前说起来很像无稽之谈，但是在我一个人孤寂地思考时，却显得可行得多。
然而，即使加入了第二条线，这本书感觉还是不对。它始终不能散发出文学的气质，而固执地只是一个小说的构思，而不是真正的小说本身。
到这时，我几乎已经决定就此放手，重写本书了。但是一天早晨，我坐在电脑前，开始思考为什么伍尔夫对我如此重要，以致于我愿意花费大半年的时间，就她和她的作品，写一篇注定失败的小说。诚然，我热爱《戴洛维夫人》，但是每个小说家都有自己钟爱的许多部作品，他们却很少有人感到有必要为了本旧书来写一本新书。（我唯一能想起的例外是让•里斯(Jean Rhys)的《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当然，这本书是从罗切斯特（Rochester）先生的第一任妻子伯莎(Bertha)的角度来重新讲述了《简爱》(Jane Eyre)。）
那么，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坐在电脑前，我想象着克拉里莎•戴洛维，继而又想象她的创造者伍尔夫，站在她的身后。然后，完全没有征兆的，我想象着我母亲站在伍尔夫的身后。
我开始思考这一切，然后我意识到我的母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第三个女性的合适人选。我的母亲是个家庭主妇，正是伍尔夫称作“宅屋里的天使”的那种女人。和许多这样的天使一样，我的母亲将她的一生献给了这个对她而言极其狭小的天地。她在我眼中，一直像个亚马逊女王，却被捕获到这郊区，被迫生活在这个难以容纳她的牢笼之中。而这一切，又似乎命中注定，难以逃脱。
我的母亲通过对任何细节吹毛求疵来掌控她对生活的失意。她可以为了决定聚会上鸡尾酒的餐巾而花费大半天。她每顿饭都做得极其精致，却仍然不住担心做得不够好。细菌终于决定不再进驻我家，因为它们在此完全没有生存之地。
坐在电脑前，我开始思考……如果你把最终的目标去掉（这目标对其中一个女人是小说，对另一个，是一个任何糟糕阴暗的东西都不能生根的完美精致的家），剩下的，其实是相同的努力--- 努力去实现一个理想，与崇高相接，创建出无论多么了不起的双手和思想都无法创建出的宏图伟业。
从某些最基础的层面上来看，我的母亲和伍尔夫是在从事相同的伟业。她们都在追求无法实现的理想。俩人都永不满足，因为她们的成果，不管是小说还是蛋糕，都不能而且永远无法与她们的理想相称。这个理想，好像永远飘忽在遥不可及的前方。
在伍尔夫的遗志下来看，这样的等价是对的。她一再强调，没有生命微不足道，女人的生活比男人的更容易被忽视。
因此，我将我的母亲改名为劳拉•布朗（Laura Brown，名字来自于伍尔夫的文章《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夫人（Mr Bennett and Mrs Brown）》），这本书被修改成了三条主线并行。我按照这样的构思写下去。
尽管一个伟大的作家什么时候说起来都首先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不管他或她的人生以及其他事件如何，伍尔夫却很可能是女性生命最伟大的编年史编撰者。她塑造的女性形象从不是声明显赫亦不是臭名昭著。她们拥有的技能都只是传统的女性技能。戴洛维夫人和《到灯塔》中的拉姆齐太太（Mrs Ramsey）一样，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女主人。她们都非常擅长组织晚宴，使晚宴上每个人都不受拘束并有参与感。她们确保食物和中央摆设完美无瑕。这样的技能，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已大大贬值。我们如今更倾向（也最好是这样）女人能够负起更大的职责。而这些职责，即使在2011年的今天，仍然更多是赋予男人身上。
伍尔夫的天才，部分还在于她从不贬低她创造的女性角色，也从不夸大她们的功劳。反而是她小说中的男人们让人感觉到有点可笑：理查德•戴洛维（Richard Dalloway）在法庭上干着一份渺小的工作，拉姆齐先生需要人们对他的智力、能力与潜能不断地给予肯定。在书中，当男人们不断工作，并对他们在世间的地位沮丧叹气时，女人给她们的男人和家庭注入生命。女人是房间里流动着的电波。女人不仅是安慰的源泉，也是活力和智能的源泉。她们知道，当我们的工作最终被年轻人接管，我们的尘世工作被束之高阁之时，我们仍然需要食物和爱。
伍尔夫对于这一切尽管写得十分睿智，真实生活中却并不如此肯定。这一点其实并不算意外。在她的眼里，她的姐姐瓦内萨(Vanessa)才是真正的艺术家。瓦内萨有孩子有爱人，有一种敢作敢为的气概，伍尔夫甚至愿意成为瓦内萨的画中人。伍尔夫承认，她的姐姐未必是学者中最聪明的，却拥有炽热的激情，而她自己，则是个干枯不育的老处女姨娘（她和伦纳德的婚姻是友善的，却没有激情），终生写书。尽管这是个令人羡慕的职业，与生儿育女相比，终究相对枯燥。
即使她写出了《一个人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这样的作品，她仍然有着上述想法。早期的女权主义，实现起来远比我们想象得要难。你也许可以说，衡量一个艺术家的伟大与否，就看他是否能够超越他或她本身的个性、对安全感的渴求以及其它小毛病。伍尔夫为女性呼吁平等，但同时，也因为自身没有后代，而觉得活得很失败。
令作者、代理商和编辑们意外的是，《时时刻刻》（这原本是伍尔夫对于《戴洛维夫人》一书最初的命名）不知什么原因，逃离了似乎是它显而易见的命运安排--- 被伍尔夫的一小群粉丝阅读（很大可能还不被认可），然后以仅存的一点尊严，向剩余的读者进军。它销量还不错（如果以畅销书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最大的惊喜是，它还被制成了电影，且大受欢迎，由妮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扮演弗吉尼亚，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扮演克拉里莎，朱丽安•摩尔（Julianne Moore）扮演劳拉。很多人问我，我觉得伍尔夫会对书和电影怎么看。我肯定，她不会喜欢我的书--- 她可是一个非常凶暴的批评家。她估计也不大会喜欢这部电影，不过我还是愿意认为，她看到自己由美丽的好莱坞电影明星扮演应该会很高兴。

我的母亲，作为小说中唯一活着的人物，对小说并不满意，尽管她勇敢地表示她喜欢。我实在愚蠢，居然会认为她会对此事很高兴，因为我把她的生命看得如此重要，必须写进小说。我却没有想到，她会感到被曝光，被背叛，以及被误解。母亲们，永远不要让你们的孩子成为小说家。
在小说出版几年以后，电影还在制造之时，我的母亲被查出来患有癌症。因为长期没有检查出来，到发现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在确诊后，我母亲活了不到一年就去世了。
在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我和我的父亲，姐姐一起，在洛杉矶与她相伴。我致电给电影制片人斯科特•鲁丁（Scott Rudin）。我说，我的母亲估计看不到电影上映了，能不能请你安排，让她看到目前你已经拍出的电影片段？鲁丁当时只有20分钟的日常纪录片，他派人送到我家。我把碟片插入电视，而信使则在另一个房间耐心地等待。
于是我和我身患绝症的母亲，一起坐在从我15岁那年就买回的沙发上，观看朱丽安•摩尔扮演着她，仿佛又回到她年轻的时代，神采奕奕。
这在世间万物之间只能算是一件极小的事情。它是一件微小的恩惠。然而，十年之后，我仍然为事情的运作方式感到惊奇。在岁月长河的一端，伍尔夫开始写作一部新的小说。她担心这会不会只是一时的好奇心驱使，会不会是人类又一次失败的实践。而这实践者疯狂远多于天赋，只是一个壮志未酬的作家，每天关注于世间普通妇女的生活。她们被战争、折磨以及整个人类的谋杀所困扰。在岁月长河的另一端，70年后，我的母亲这样一位理论上可以出现在伍尔夫书中的人物，观看着自己由才华横溢的演员扮演，知道（至少我希望她知道）她的生活远比她自己所敢想的要有意义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