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锦鹏只是捕捉女性心思比较细腻，比如前后两场三女喝酒庆祝的段落，三人的迥异性格展现得最为真实动人，尤其是结尾摔酒瓶的场面，竟然拍出了捷克新浪潮电影的意味来，相当罕见。然而，故事情节段落衔接不够纯熟，没能用戏剧化手段将三人故事一气呵成地串联起来，现在感觉像是三个独立篇章各自为政，偶尔的交集并非想象般出彩，只有开头在餐厅争吵的一幕让我会心一笑。影片对海外华人生存状况有相对客观的描述，对大陆人、香港人、台湾人的身份及命运交待也有一定借鉴意义。三人中演得最好的，我反而觉得不是张曼玉，而是张艾嘉。她的表演最为放松，将这个角色里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拿捏得恰到好处，却也不失掉原本的真诚和包容。

太累，扑倒在沙发上昏昏欲睡。心里还惦记着要加班，闹钟设定在8点半，小睡30分钟。
脑海浑浊不堪，若有若无的梦。惊醒。时间已经走到2011年5月19日的22点。

这半梦中半醒中，记得有根麻绳，很粗，黄麻两端踹着红泥。麻绳倒挂在房梁上，没有打结。好像是要寻死的迹象，但看到的应该是解脱。

打开电视，央6正准备播放关锦鹏的《人在纽约》。静静地看片头字幕，繁体字一个个都很隽永，我等待着大脑慢慢清醒，却已经不想再加班。我现在又累又困，别说加班，连思考的力气都没有。于是，又是好奇又是无奈地，瘫在沙发里等待着电影缓缓开始。

斯琴高娃当年好年轻，我用了数分钟的时间才接受这等模样的她。三个女人中，她的样貌最结实规矩。可是，从头至尾，我看到她的眼神和嘴唇，她眉头的黑痣，她说话的样子，听别人说话的样子，都透出中国女性欲说还休的性感。她是性感的，虽然是一个从大陆远嫁给美国士生的困难家庭成长起来的女人。
夫妻生活相敬如宾。相敬如宾，这是个多好的词语，对于中国的家教礼节来说。没有深入，没有融合，没有共鸣。在自己家，在婆家，都像是客人一样的存在。只有在卖北京烤鸭的湖南园里，她才像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而不是一个客观的需要和被需要。她的笑，很少自然开放。扭捏和不适，表情一直保持克制的传统美。只有在想念母亲时，她的表现才会有勇气显示冲动和疯狂。在深夜打开房间所有的窗户，天真地需要中国的风吹进来；流着泪，向丈夫大叫着“oh my god”；寒风摇摆间，使劲扔出酒杯，手捧着伏特加酒干杯；骨子里的韧劲支撑着她感情的强烈需求和忍耐。她在陌生的环境中无知而无惧，无论是飞过的天使还是插着管子的鸭屁股，她都认真看待。这部片子里，她是最美的。美得让我惊讶。

张艾嘉调侃着斯琴高娃，说：“来，我们来切蛋糕，我教你怎么切开男人。”她随性的笑，笑容并不甜美，也不青春，却是不设防的。话剧导演对她说，黄小姐，悲哀但请不要沮丧。这应是她的台词才对。
在纽约四处流迹，居无定所，变换场合和男人。如果就此以为她是随便的，那就错了。从一个男人的住所搬到另一个男人的房间，这样的情况大概有很多次了。一个箱子装走了所有的行李，简单却并不轻松。无论走到哪里，当年访谈稿的报纸和宋徽宗的书法都不离不弃，几副耳饰和一本奥尔的日记都执意要拿走，肯定地拿走——这是我的。
她趴在地板上试演一匹骏马，悲哀却不沮丧的骏马，眉眼中的纠缠和不羁，同她唱台湾歌曲时一样动人。和他同台演出的背后的男人，打着呼噜装睡，偶尔突然起身冒出一两句模棱两可的台词。就像他父亲一样在她背后，偶尔出现在她生活的拐点，模棱两可地表示父爱，一耳光或者一两句话，说：“你还是不愿意到我那里去住吗？”怎么去，那不是家，如果她还想有家的话。她应该是想有家的，不然，怎会在餐馆厨房里对油烟和食物这样亲近和孩子气。尽管如此，他依然是她的父亲，使她这个非ABC却在纽约这个大都会得以存留的人。尽管，媬睇含蓄而淡定地地道出了父亲的耻辱；她最终是包容和原谅的，就像对待她生命中过眼云烟似的男人。和媬睇一样，对于目前的生活，她只能淡漠地说：我愿意。所以，当斯琴高娃说，羡慕着她能同父亲在一起生活时，她举杯向前，说：“让我们干杯吧！”。
当她试演麦克白夫人时，她讲了吕后的故事。毫不怀疑地说：“有这样的一个祖先，还有什么理由说中国人不合适演麦克白夫人。”一个女人的毁灭和一个男人的毁灭，有何不同？她一直让自己像男人一样生存，像女人一样感受。有需要的话，她可以使自己无情且无谓；无论，别人如何对待她。并非她真的无惧无畏，只是风雪夜里的一支蜡烛，温情而孤独，这光和热都很微弱，抵不住严寒。可是，她不曾熄灭。

张曼玉的五官最细腻分明，貌似坚强干练的外表下，是一颗敏感的心。她和他去看房子，在车内紧张等待却故作镇定。他说，一个房子的位置比房子本身更重要。她的位置在哪里？在父亲尝试替她相亲的安排里，在酒吧女人的坐凳旁，在湖南园餐馆的厨房和大厅之间，在炒股炒黄金炒房产的忙碌下，在三个女人醉酒高歌的纽约街口？这些都不是，她只是在狭窄的楼梯下突然决定追上他，果敢执迷地吻他，再独自一人站在窗前整理情绪后返身回到现实。
她要的不过是一个能知会的人，女人也好，男人也好。他出现了，彼此眼神的知会和交流，此地此时，无声甚有声。就像一场短暂的雨水，洒落在湖面，激起阵阵涟漪。但，湖水永远是平静的，最终是平静的。
三类性格，来自三个不同的地区，唱起三首家乡流行的歌曲，操着三门不同的方言，透着三种不同的烈性。三个女人异域生活的细密入微，在她小小而繁忙的湖南园里交织，在三蛇酒合着结实的鸭头时，浓重地感染着她们自身。她的劳碌是刻意的，不是不想停下，更不是不能停下。她对斯琴高娃说，羡慕你有个好老公。她说得真诚。可她却打趣说，如果我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一个男人身上，谁会受得了？她怯弱和彷徨，即便一时心意明确坚定，吻过之后还是迷惑不解。像是一场梦，她无法释梦。她了解的是，她在梦里比梦外更真实。她的梦隐藏得很深，鲜少示人。

红的刚烈、浓烈、热烈，蓝的忧郁、哀伤、透澈，白的纯真、脆弱、包容。简单地用三种颜色概括她们是肤浅的。
爱情、亲情、友情的期盼寻求或失望自了，不过是一场生命的宿醉和高歌。都是女人、都是中国人，在他乡远洋，文化和生存的磨合与冲撞，带动着她们走过这滚滚红尘。
在风雪夜里，酒后热泪酸透了鼻头和心头，风卷走了她们的声音，却又扬起了她们的黑发，露出美好的脸庞和性情。眼底辉映着彼此的神采，使人动容。没有男人的欣赏和旁观，给予温暖和怜惜，她们自顾自给地活。

看一、二、三流的电影，在结束时会产生不同的语气。看完三流电影，心里会说：完了！看完二流电影，心里会说：完了。看完一流的电影，心里会说：完了？
这部电影结束时，我在沙发上继续静默地看着字幕。心里说：完了？

时间在这一刻，就不会在另一刻。每时每刻，明知不可为而笃行之，明知不得保留却执迷之。
Full Moon In New York。

以王菲的《红豆》作为标题。没有理由。

——2011.5.19

很喜欢人家写的这一段影评，拿了过来是害怕自己会忘记，希望你不要介意：
“各自忍受着的痛苦，无法抒发的郁结，互相一句都没有提及过。她们是彼此明白的，以一个中国人富有人情味的洞察眼神。这很含蓄。
　　 含蓄也是得知了父亲丑陋一面强忍着眼泪说你让我觉得羞耻，并不歇斯底里；是心仪了一个男人投以诚实热切的眼神，却不觉得他势必为囊中物；是犹豫不决的时候靠在追求者的肩膀上问为什么不能只是朋友，也不肯开口伤人；是一句“还是觉得不妥”道尽两边得不到认同的辛酸；是不评价，不打探，常怀善意去体谅。没有好恶爱恨么？那又何以见得。只是她们是心里透亮，表情上不表露，也不会急吼吼去表达的中国人。
　　 憋着，也是蓄力的弓弦。不说，不代表没人倾听。有了伙伴，面对世界也多了分底气，真正的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青天白日下无数人你争我夺，多一个人站到身旁，也是欣慰。正是因为互相信任，才能交情淡如水，也没什么标准拿来衡量。正是因为信任，才敢在寒冬里醉酒，袒露最放肆不设防的一面开怀而歌。这真是很打动人的一幕，都不必绷着，都疯吧。
　　 她没有抱怨过自己的丈夫，只会说，算了不提也罢；她不说只有今天没有明天的生活有多困顿；她也不提及感情纠葛无从选择，即使这被前面两位看在眼里。最后，也不过是买酒再醉一场。砸了酒杯就像砸的是愤恨烦恼。再深厚的交情，再无望的未来，再多的隐忧都不说。祝酒的时候，我以为她们要敬给纽约，敬给生活或者希望。她们没有，她们只是喝红了脸说，敬这第一场大雪。怀胸襟者当如是。
　　 酒瓶在天台上迎来新一天的太阳，她们再次分开，隐没在各自的日子里。没有后话，无论将来是怎样的不如意，没有什么能难倒隐藏着豪气的人。 ”

1989年的片子，我出生的那一年。
漫长的人生路途中，愈来愈明白，悲伤或孤独，是不能够被分享的一件事情。
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开口又闭口，却始终没能说出口。
却还是始终希望，
当我孤独，当我悲伤。
有人能够给一个了解的眼神或拥抱。
然后
让我将心里一切一切的伤痛都掩埋沉淀

翻出《人在纽约》，已经记不得什么时候看过了。张曼玉、斯琴高娃、张艾嘉三个影后扎堆飙戏，似乎很有看到。
高娃一出场，似乎要肿得要出水，演一嫁入美国的上海姑娘，新婚、婚妙、蛋糕、老男人，老男人玩着美式幽默，高娃一脸大陆的茫然，结合的一刻很切题，美国“香蕉”拥抱大陆。高娃代表的是大陆的青苹果，在大陆受过文革的伤，从美国回去报效祖国的父亲死于文革，母亲含辛茹苦地把她养大，她要把母亲接过来，但“香蕉”丈夫闪烁其词，为什么孩子要和父母住在一起呢，摆在她面前的是伦理最明晰的鸿沟。
张艾嘉戏入得好，虽然饰演一个找不着戏演的艺术家，找戏的时候，老美问一句：为何你们中国人、日本人、亚洲人都觉得自己能演麦可白夫人呢？显然，关锦鹏在故意找AMERICAN和ASIA的距离。张艾嘉回答得有意思，我们的祖先里有吕后（雉）。显然，她身上有“传统”的，她“代言”的较早到美国捞世界的台湾官僚“二代”，接近美国社会，但入不了主流。而其父亲，还在美国做着拯救大陆的梦呢，岂不知长年的妄想患上了迫害症，表面上却是一幅慈善家的姿态。
1989年的张曼玉，当然还是那幅未彻底脱离港姐第三名的样子，她代表的从CHINATOWN杀入曼哈顿中城、说广东话的香港人，她要完成对同性恋的排拒，这是美国文化的表相，她是和表相捉对厮杀的人。
而如上三个人物的聚合，就构成了中国人在纽约的图景？确实说明，关锦鹏在20年前的思索有点概念化，这是什么呢？是在纽约摆一小剧场，还是拍一场电影？由头和意念是有了，唯独缺乏生活的汤汤水水和真实，就才是电影最地道的所在。
关上电视想想，关锦鹏确实一直挺概念的，是一个抽象主义者，后面的《有时跳舞》、《长恨歌》不都是如此吗？好在《阮玲玉》和《蓝宇》不同，前者的原因是有个阮玲玉在那个“把”着，后者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不说也“门清”。
遗憾的三影后的遇合，多年以后，三位大姐各自在家把《人在纽约》放进影碟机，或许会想，自己怎么曾经就被弄成一个符号了呢？

未曾经历过动荡不堪的年间，也没有顶着风雪闯荡天涯的日子，三十年前的电影就像写在祖辈故事里的无数个间接引语，现代都市的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活走了地域的距离，还能够走进那个板上钉钉，铁板一块的日子里去吗？关锦鹏的电影只看过《蓝宇》，而《人在纽约》里的张曼玉、张艾嘉和斯琴高娃，华语电影不可或缺的、极具地域性代表的三位影后，在1998年的纽约黑夜宿醉纵歌，纵然是政治意味十足的意指，但这一指指的针针见血、恰到好处，即使不能很好的入戏，也能够悟出几分拙见。

三个中国女人在异国的困苦，凸显出的是有血有肉的人生。

张曼玉代表的香港女人李凤娇，精明能干，炒房收租开饭店，在街头也能有举着高跟鞋追打洋贼的气势，她似乎是最能够融入纽约文化、如鱼得水的一员。露丝·伊利格瑞提出过女性气质的假面伪装策略，也就是用戴上父权文化结构赋予的“女性气质”面具的拟仿的方式生存。张曼玉的角色亦是如此，经济上的独立和物质生活上的成功皆是在失去自我的代价上建构的，也就是所谓的“去女性化”。她的故事是最含糊不清的，也是最封闭的，对自我的认知的混乱也是用她摇摆不定的性取向来展现。与男人一样强大，但这种强大却牺牲了发源于女性内心欲望与安全感，戴上面具的伪装反抗，发乎情止乎礼的活着，累到深处的人生也是苦忧相交的。

斯琴高娃代表的大陆女人赵红是最容易引起共鸣的、符号化的角色，是一种模版，更是一群人的故事。身处异国，生死全部仰靠华裔丈夫——“合法的妻子却更像寄人篱下的蒲公英”。学懂了一点英文，也能轻车熟路地发挥社会所赋予女性的全部的性感气质，在无限的依附之下，却也是丧失话语权和生存权的人。华裔的丈夫更像是这个时代的独立青年，看大陆也像是殖民官看第三世界的群群蝼蚁，“他者”的困苦又与自身何关？在生活中体悟到不堪，反抗有心却无力，不过是生活无忧的另一种劳工，宿醉发泄后也只能回到生活的轨迹中，继续扮演一只温和柔顺的猫狗，毕竟，比起重回大陆，生死不知，还不如认定结局，永远做一个无伤大雅的附属。

张艾嘉代表的台湾女人黄雄屏似乎是最能够诠释自由二字的。思想开明、活的自我。毫不收敛的女性欲望，游走在各国各地的男人之间，念过大学，用艺术谋生。但这样的平衡也是一种脆弱的迷茫，是活在中西文化语境差异下的尴尬。用东方人的面孔，僵硬地上演麦克白夫人的戏码，在质疑中搬出来汉代吕后的故事。“一面讲流利的英文，一面临摹宋徽宗的字帖，于是他们不再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当父亲的权威崩塌以后，她的自我认知也开始迷茫，既无丈夫、也无父亲，顺从内心投奔绝对的理想自由的代价，便是要隐忍孤独。黄雄屏丰满就丰满在她是一个可以突破传统父权话语限制、自我选择的女人，是个在充分的自我选择前显现出复杂情感的女人。既不依附、也不为生存戴上男人面具而活，同时也没有刻板的塑造成非要用远离厨房，远离可以相互依靠而生活的男人才完美的极端女权患者。她也会为男人苦恼，也会依赖父亲，也会忍不住在厨房炒个小菜。正是她的复杂，才凸显出她是活生生的女人，孤独迷茫是自由的代价，她也是蹒跚前进的。

最后，三个女人在天台举杯纵泪，纽约迎来了入冬的第一场雪。

差不多是28年前的电影了，现在看来毫无违和感，感觉既陌生又亲切。

虽然文革的影响，两岸三地年轻人的状态，大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经历过了时间，你更可以看到什么东西是没有变的，什么原因造就了那些变化。什么值得去延续，什么应当改进。

这是一种很有趣的感觉，感觉以前不懂电影书籍这些文化产物的意义，现在，经过了那么些年，回头再看，你可以看到，当时的影像记录，思想表达，现在看来，却是文化流传，格外珍贵。

张艾嘉年轻的时候看起来真有灵气。

大抵是为了念旧，夜里翻出关锦鹏的《人在纽约》，只能在夜里看的电影，1988年纽约的冬天尽剩了黑夜。李凤娇，黄雄屏，赵红，或是张曼玉，张艾嘉，斯琴高娃，最动人的是三个女人街头宿醉的一场戏，李凤娇的唇冻得乌青，我忘记她唱的歌，六十年代粤语长片的小调，最末一个张开嘴，没有醉所以不去大声唱，手指是红的，眼眶也是红的。李凤娇的故事是三个女人里最含糊的一个，各处语焉不详，李凤娇也就跟着剧本一道影影绰绰起来，爱的那个是男人还是女人？爱情的触媒便是楼梯间轻佻的眼神，发乎情止乎礼，男子敞门的一刻，我们一道知晓，这只是文艺腔式的心契。电影结束我开始想念她，此去经年，李凤娇是否断了要爱的念想，街头举着高跟鞋追打洋贼的荒腔走板的年月里，有多少感情是她忘记表达的？

黄雄屏的故事展现的是脆弱的平衡，这种平衡构架在凸显在她身上的一连串矛盾之中，华人女子舞台上演绎麦克白夫人给美国导演看，从开始便是一个不平等的对话，西方人认定是自己屈尊端坐台下看作茧自缚式的僵硬演出，东方女子却非取悦的面孔，心底还暗存汉代的故事－她在台北念的是历史。黄雄屏的故事是对非ABC却常年居留美国的华人的一次写照，是文化语境下略显尴尬的处境，一面讲流利的英文，一面临摹宋徽宗的字帖，于是他们不再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黄雄屏的另一个矛盾则是私密不可言说的，她有一个至少看上去慈爱的父亲，然而当她觉察父亲龌龊的一面，反抗是隐忍而决绝的。整部电影里最精彩的一幕便是她和寄居父亲家的大陆女作家在厨房里的一场对话，腕上的两处伤痕，两个女人之间心领神会的眼神，和触目惊心的三个字：我愿意。中国式的含蓄在这场戏里有如水银泻地，流淌暗处的痛快。三个女人里李凤娇是女儿，赵红是妻子，而这场戏过后，黄雄屏便什么也不是了，而文本之外，她的形象是最丰满的。

赵红并不是角色，而是一种模板，是一群人的故事，个中无悲情，却处处酝酿苍凉，离开了家，便像蒲公英一样处处无家处处家。她学一点英文，只关乎风情，或是口音是否sexy，听不懂隐喻，别人说一个flying angel,她急忙向窗外看。合法的妻子却更像寄人篱下，只有看见地下室里工作的华人纺织女工的时候，她才若有所思地多看上两眼，就连这个影子，都渐渐模糊了。如果这个故事或有续集，她的结局也将是戏剧式的惨淡。

尾声是三个女人在天台喝完酒留下的瓶子的空镜头，天亮了，人醒了，生活就得继续下去，一点希望是，黑夜不会总徘徊于此。关锦鹏发出的这个声音有些喑哑，有些粗砺，却是真实而有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