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在世界电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被称为纪录电影的先驱,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与其他三位不同的是,伊文思的创作生涯最长,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拍摄了60余部影片,一部寻找失落青春的诗意纪录《塞纳河》曾使他获得1957年的戛纳金棕榈大奖。
中国的抗战不仅掀起了中国电影人的创作热情,也吸引了国外电影大师的镜头。上世纪30年代末,多位国外记录片导演来华摄制影片,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尤里斯·伊文思。伊文思1938年在中国拍摄的《四万万人民》不仅是他电影生涯的代表作,也是他与中国维持50年的情谊的开端。从抗战开始,在不同的年代,他用自己的镜头纪录下了不同的中国。
外国人来华拍纪录片的历史,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电影诞生的那几年。1896年,卢米艾尔兄弟派出了数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其中一些摄影师就曾来华拍片。此后,美国人、意大利人、苏联人、瑞典人都曾经把镜头对准过中国,但多是风光片及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民俗的纪录,直到战争的悄然到来。1935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用一台十六毫米手摇摄影机拍下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场面,今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1938年,尤里斯·伊文思来了,这个“飞翔的荷兰人”飞到了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我最崇拜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在1936年,两个勇敢的人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把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这片燃烧的土地,伊文思拍摄了广受赞誉的纪录片《西班牙土地》,而卡帕也因拍摄《共和军之死》的照片一举成名。 “纪录”拥有了出生入死的刚毅血性。从此,“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被奉为摄影师的职责。西班牙内战是西方前线,而中国战场则被称为是反法西斯斗争的东方前线,从西方前线远涉到东方前线,伊文思和卡帕在中国拍摄的珍贵图像仿佛西班牙影像的回音。
1938年4月初,在抵达中国不久,二人便拍摄了“台儿庄战役”,那是值得庆贺的第一场正面击溃日军的胜利,伊文思和卡帕要求上前线拍摄,最终未能拍到决战的场面,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没人敢为他们的生命承担风险,但他们还是抓住机会在台儿庄附近的小树林中拍摄了这场战斗。伊文思回忆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死亡牵连到的往往是许多人。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
纪录这场战争的《四万万人民》成为了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并且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这些影像成为后来中国抗战影片的重要素材。而卡帕生平最有力度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遭日军空袭后的劫难场面。
正如卡帕那句永远的名言:“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够好,因为你离得不够近”。1954年,卡帕在越南战场触雷身亡,如一个不参与杀戮的斗牛士般身着光彩耀目的斗牛士装束轰然倒下,而伊文思继续潜行在战火中。
伊文思的冒险不是赌徒的博彩,也不是亡命徒般的轻生,而是为激情所贯注,为信仰所战斗的勇气。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在越南抗美的丛林中,在古巴剿匪的追击中,甚至在70岁高龄,依然在战火中拍摄。这个“飞翔的荷兰人”被祖国放逐,却四次来中国,他称中国是收养他的“第二故乡”,他爱这里的人民。
红色电影的开端——延安电影团
伊文思在临走之前,秘密地把一台埃摩摄影机交给了一位左翼影人吴印咸,这位吴印咸后来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
最初电影团只有6个人,有电影工作经验的仅有3个。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开拍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年袁牧之将完成的影片底片带到苏联,没想到正好苏德战争爆发,没能在苏联印出拷贝送回国内放映。进入40年代后,电影团拍摄了多部新闻短片,在根据地露天放映。
在这部五十分钟的影片里,被虐杀的人和波澜无惊的河、风景并列在一起 。 “电影错过了奥斯维辛(戈达尔)。 伊文思作为一个当事人,他就不得不既看到河流,也看到战争。看到活人如何活下去,也看到死者如何死去。这是一种enormous,是一种living。战争是人的事 伊文思想必是想记录大于战争的living 。河流灌溉稻田,稻田哺育人们,这是living。包含了很久过往、并且永不会被战争摧毁的living。
英文的独白贯穿了整个影片。独白经常是先说影像里的人是谁谁谁 。“他告诉我....” 。观众边听独白,边看画面,画面上是“他”的脸。“他”时而因为摄像机的存在而眼神闪躲,时而对摄影机毫不关心。你听不到“他的声音,也不知道他到底对导演说了什么,你想进一步了解他,你感觉像更久地看一会“他”的脸。但是镜头不会返回,再一次去呈现“他”,这里没有“他”的故事,只有无数个“他”的碎片组成的《四万万人民》。“他们”在living。伊文思的摄像机在特写与俯瞰之间。在极近记录“他”的同时,又勾勒出了空间、时间两个层面的“他们”的故事。
昨天在张老师课上讲了世界几位纪录片大师,今天抓紧补了补知识盲区。看了这部尤里斯伊文思在1939年的《四万万人民》。看完之后的几点感受:
战争太残酷了,尤其是影片中呈现的空袭之后的劫难场面。无论男女老少,人的力量如此弱小,以至于在这种武器面前不值一提。三十年代的人们生活的水深火热在这种影像空间中真实的呈现出来,带来的画面冲击感极强。
纪录片作为记录历史的工具,创作者们是在践行伟大的事业。伊文思从荷兰来,作为外国人,能够更加客观真实的记录当年的场景。可以想象,伊文思和当时的另一位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在拍摄时随时面临生命危险,对第一场正面击溃日军的台儿庄战役的记录,绝对是珍贵的史料,包括对于影片中出现的重要历史人物的拍摄。
回归到影片文本本身。伊文思采用交叉蒙太奇的手法,将空袭飞机,逃窜的人们以及横尸遍野的土地剪辑在一起,极大的扩大了记录本身的的张力。虽然影片配了解说,但是画面实在是太吸睛导致无法挪来眼球。
伊文思曾经说过:“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影像的珍贵和适中情系中国的伊文思值得尊重和敬仰。据说拍这部电影的摄影机伊文思最终赠予了摄影师吴印咸,成为后来延安电影团的重要设备,总之啊,这其中的历史厚度令人肃然起敬。
宋美龄讲了一口郊区口音的上海话。。。
“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影像的珍贵以及情系中国的伊文思值得尊重。配乐太过饱满,虽有情绪但还是像给外国人的科教片。拍这片的摄影机伊文思后赠予中共才有了延安电影团。
革命电影应该受惠于伊文思
彼得·杰克逊可以考虑考虑来修复个中国版的《他们已不再变老》。
客观而详实的纪录片,电影里中国同胞的面孔熟悉而又陌生。
难得如此真实客观的纪录片!
美国佬眼里的日本侵华
很珍贵的影像资料,看得人热泪盈眶。四万万同胞齐奋起。
影像珍贵。但声音被解说覆盖了。摆拍。配乐杂乱。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C-CVYamNEc8/?resourceId=0_06_02_99
对着青天白日旗唱义勇军进行曲真的很有爱,伊文思旁白写的给力,情绪又控制得很好
奏义勇军进行曲升青天白日旗那一段真是宝贵的资料
日本人说,“中国的女人们用美丽的鲜花迎接了我们的军队。”我忽然想起日本和服来源的传说,一阵恶心。当人们心里建立起强烈的信念,即使灾难侵袭,需要许多年的时间去消灭去度过,他们也是勇敢去面对的,因为有信念。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
1938年,有“纪录电影之父”之称的尤里斯·伊文思来到了中国拍摄了这部关于中国抗战的记录片。这不仅是他电影生涯的代表作,也是他与中国维持50年的情谊的开端。本片成为了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并且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西德尼·吕美特也在片中献声据说?
这是朱德
珍贵影像资料。
8/10。开头空中屠杀提供了有力的视觉蒙太奇,日机炸弹落水、硝烟弥漫,救火或撑船的男人、废墟中少了胳膊的烧焦尸体、背着小孩疾走的妇女和留守空房的女人,伴随日本法西斯伪善的广播,天皇骑马巡视军队的近景摇镜与战舰开炮的远景交叉剪辑,血淋淋的震撼与哀鸣强化了侵略者意图毁灭古老文明(皇帝陵墓前的一排圣人像为象征)。比较醒目的镜头寓意是拍摄国民党开会使用远景,感染力较强的特写和正、斜侧构图的交替出现常见于八路军开会的场面,创作者的这种倾向也预言了共产党将发展壮大、缔造新中国。孙中山的符号多次出现,譬如政府首脑向孙中山画像敬礼、印有孙中山像的升旗仪式,结构上将工农知识分子的无名群体都纳入叙事,仰拍的对象仅有台儿庄战役的负伤战士、烈士纪念碑上鞠躬的人,结尾深夜游行表达孙中山的遗志照亮了黑暗中觉醒的中国人。
“青天白日旗配义勇军进行曲!” ——某豆友;不管怎样,知道太少而后追逐真相之间是顺理成章的,只不过……
听到渡黄河时那曲《十面埋伏》我立马震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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