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柳堡的故事里，有情人终成眷属，可是真实的柳堡故事呢？感谢崔永元的电影百年，通过采访黄宗江老师，我知道了一个真正的柳堡故事：

1943年冬，新四军第一师三旅七团进入苏北宝应地区驻训，团油印小报《战斗报》主编，只有19岁的胡石言，与一营二连的通讯员，18岁的副班长徐金成约稿，在两人分别的时候，徐金成向胡石言讲了自己的心事，他和房东姑娘好上了，但是胡石言问他俩人有无约定的时候，徐金成说我是要出发打仗的，保不定哪一帐吃一颗“花生米”牺牲了呢，害她白等。

胡石言被徐金成朴实而质朴的感情感动，记下了这件事。5年后，胡石言写成小说《柳堡的故事》发表于1950年的《南京文艺》，后转载与《新华月报》，署名石言。7年后同名电影上映，九九艳阳天唱遍全国。

1945年，那个曾经想留在地方上工作的副班长徐金成在南下的战斗中胸口中弹，牺牲的时候只有20岁。49年徐金成的战友找到房东家，那位姑娘也下落不明……这就是真实的《柳堡的故事》

另，故事也不是真实发生在柳堡，只是那里风景优美，就写在那里了。

文章名称: 《党•集体•作者——“柳堡的故事”创作的体会》
文章来源：《中国电影》
作 者: 石言
发表时间：195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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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子和小说

1945年4月的一天，在江南天目山区,我到连里了解工作回来,年轻的副班长徐金成送我。走到山腰的凉亭旁,我们坐下来,面对着红透竹林的晚霞,他谈了一会战士们的思想,忽然换了声调说:“我也有个‘军事秘密’呢!”

于是,他告诉我,去年在苏北宝应休整时,在帮助群众劳动中,他认识了一个姑娘。用他自己的话,是“我们手也不曾拉过一拉,可是很要好。”部队要南下过江了,他知道可能从此永别,他很难过,甚至想到脱离部队,去地方上工作。

事过境迁,他说得很平淡。姑娘爱他,他有些得意；有过落后思想，他害羞；倒底站稳了立场，他自豪。

他圆脸映着夕阳，眼睛光闪闪地，望着竹林深处。他说：“呵，抗战真的快要胜利啦！”他没有说下去，我也没有问，因为晚点名的哨音响了。

后来，在日寇投降时的大反攻中，他在江南牺牲了。

他的话，却和其他战友们的心腹之谈一起，长久地萦绕在我的耳际。

1949年全国解放，我重病住院，老战友们来看我，谈起宝应地区的解放翻身，触动了我。到底，幸福的日子来到了，宝应的姑娘一定分得了土地，结了婚，也许都抱了娃娃了。徐金成如果还健在，也会感到欣慰。继而我想到，人们往往只知道革命都牺牲生命，却不很知道，许多革命都还曾牺牲过爱情。而后者，有时比前者还更困难。

我想，把这一点写出来，该有些教育意义吧。

党把我放在战斗部队中，放在革命战争中锻炼，因而，我对新四军的、南方的青年战士是熟悉的，热爱的，对苏北的人民是熟悉的，热爱的。因而一旦有了主题，我感情汹涌，生活印象纷至沓来，情节也就水到渠成。我在枕上写作，时而欣喜，时而含泪，完全回到故事发生的当年。

写到李进别了柳堡地区，随部队南征，我却写不下去了。原来，爱原始材料的影响，我曾经考虑过是否能把结尾写成这样：1949年大军南回，指导员去柳堡见到二妹子，李进却牺牲了。这固然接近曾有的事实。可是我感情上不能忍受，觉得反而不真实。是的，许多忠勇的战士牺牲了，他们牺牲得光荣，有价值；而更多的战士，却和人民一起得到胜利，得到光荣，也得到幸福。我们的时代是人民胜利的时代，大团圆的时代，阴冷的色调是不典型不真实的。这一点，后来在批判“洼地上的战役”的时候，我更深刻地感到是个原则性的问题。

小说发表的时候，李进和二妹子胜利重逢了。

二、从批评中得到教益

作者是幸福的，如果他的作品基本上为人民所肯定，而又能得到许多正反不同的批评。

作者最初往往不清楚认识自己作品的坏处和好处，许多论点各异的评论和口头的褒贬像许多镜子摆在各个不同的角度照见了一切。批评提高了我的认识。

我认识了我的“李进”，他在这样的意义上概括了农民出身的革命战士的命运：个人利益、地方性的利益服从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在坚决斗争中革命利益和个人利益得到了统一。同时，李进的矛盾主要体现在爱情问题上，而他对爱情的态度，又是和他的刚强、热情、聪明、高尚的性格分不开的。作品就应该通过他自己的性格和特殊的冲突来体现它的思想意义。

我认识了我的“指导员”，他身上有另一种矛盾：维护革命利益和关心战士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我们的党为人民的最高利益而奋斗，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但只要革命利益许可，党主动地、无微不至地关心解决同志们的个人问题。而鼓舞和督促每个同志为革命利益牺牲奋斗，又是爱护同志的最根本的原则。指导员必须体现上述的原则，右了是危险的，“左”了也不应该。

同时，批评使我明白，我过份强调了爱情的力量和重要，我的人物为女孩子的命运和自己的爱情过份激动，李进为了救二妹子竟成为不顾纪律不顾一切的人。我还通过指导员同情和肯定了这种个人狂热的思想感情。指导员的性格就是我的性格，在小说的初版中，我世界观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因素有所暴露。

我衷心感谢那些否定“柳堡的故事”的批评，它们使我看到自己的弱点。

后来，在反胡风斗争中，我惊异地听说，有两个胡风集团骨干分子曾从他们的立场观点出发“捧”过我的这篇小说。这使我更清醒了，啊，原来他们在我的人物身上嗅到了个人主义的气息！嗅到了无组织无纪律的气息！

在改编电影的过程中，1954年初，周扬同志曾在信上对我们提示道：“最关键的一点是部队的纪律，特别是军民关系方面的纪律问题，如果这恋爱是发生在部队和驻地居民之间的话；同时又是在紧张的残酷的战斗环境中，像恋爱这类属于个人情感个人幸福的事，就不能不退到生活的极不重要的地位中去。因此，在表现这个题材的时候，不只要表现一种纯洁的、真正高尚的爱情，而更重要的是要把它安置在生活中适当位置上，如果这个位置没有摆好，那就要成为不正确的，不真实的了。……在这种时候，恋爱在生活中所占的地位越小，它的价值就愈高，”

这种种批评鉴戒和指示，结合着党所领导的历次政治思想运动，对“柳堡的故事”电影剧本的编写起着海图和指南针的作用。

三、 电影剧本的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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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江同志在1950年就开始改编这个电影剧本。从那时算起，到1956年底剧本下厂，断断续续有五年半之久。

因为，虽有上述的指示和批评，但思想艺术水平低下、经验缺乏的我们，还是常常迷路。第一次大弯路，是轮到我执笔的一遍。我写的“李进”完全成为“言论小生”；二妹子被抢时则被绑在桅杆上（因为敌人知道李进要一枪打断桅绳）。当时军委总政文艺处的负责同志曾给了恳切的批评，并说：“同一个作者，同一个题材，竟会有如此不同的作品！”这一次的讨论和批评总算把我们从歧途上叫了回来。

第二次大弯路，是我们忽然觉得应该“反映时代”，应该写大斗争。宗江同志和我商定了一个方案，把故事放在1946年，把敌人变成蒋军。于是大规模运动战，在撤退，还乡团，二妹子在敌后斗争中成长，大反攻……打得不亦乐乎，自以为能激动人心。但剧本拿到总政文化部，座谈会上多数同志不满意。有一些同志说：“不是柳堡子！”原来，有一个简单的道理，却为我们这种文艺学徒所不知：主题本身不能承受外加的大量素材。这样，我们重新回到原小说身上来，实事求是地、单纯地表现原有的戏剧性冲突，也可以说是经过了一次“否定之否定”。

这两次弯路的时间是两年。

此外，纪律问题、部队婚姻政策问题、正面人物的缺点问题、抒情的分寸，以及影片会不会有刺激部队恋爱的副作用等等，都一再使我们伤透脑筋，拿不定主意。

感谢许多首长和同志的鼓励帮助坚定了我们写成它的信心，并使我们基本上解决了这些问题。他们看提纲、看剧本、写信、座谈，不不厌其烦。有几位同志，差不多我们写一遍，就要看一遍，实在够腻的，面他们始终尽心竭力，座谈会上许多发言，当时简直感到莫衷一是，无所适从，而今却觉得是反复辩证。不是这样，我们不知还要糊涂到什么样儿呢！

四、 没有解决的

终于，剧本通过了。导演王苹同志参加了最后定稿。我们非常感谢她，因为她坚定地支持了剧本的抒情风格，她热爱这个剧本。像李进在指导员问他有没有和二妹子讲定的时候说：“没有，讲了也作不来数的，万一我吃颗‘花生米’报销了呢！害她？”我们原已删去了，王苹同志说：“这种话，会使许多女同志感动，这正说明李进的爱情是高尚无私的嘛！”这才恢复了。在她的建议下，我们又创作了一些小说中所没有的情节，如二妹子扯断围腰的带子，小牛拉李进看二姐绣的信物等等，使剧本比以前丰美了一点。主题歌，也是在这里挤出来的。

可是，还是有一些问题并没有搞好。

首先，由于我们，特别是我，性格上的弱点，我们在李进的坚强和多情的矛盾中摇摆不稳（其实这是可以统一的），结果还是稍多地强调了牺牲爱情的痛苦.这一点,竹可羽同志在”大众电影”上写的评论中指导出得很对，今天重新读一遍周扬同志的信，就更明白“位置问题”的重要了。

其次，小说编成电影，李进在出征前夕的内心斗争无法充分表达。这种内心斗争只能放在内心，脸上还是应该像前面所提到的徐金成那样带着自豪的微笑。即使像现在电影中李进向指导员诉说那样，已觉严重了一些，人物软弱了一些；当然李进更不能有任何行动。在当时的军队生活中，军民关系中，任何行动都可能是违反纪律的。而电影却要求动作性，如果能使李进在出征前还和二妹子会面，那冲突可能更尖锐，动作性也更鲜明。这一点，我们尝试着写过许多种方案，始终没有能够完满解决。于是只有现在这样的大段自白。我坐在观众中听着，看着，也真替演员捏一把汗。而正因为应该有高潮的地方不能出现富有动作性的尖锐冲突，也就影响到影片的节奏到后来反而弛缓了。

其他，像二妹子的精神世界没有能更好的展开，像柳堡人民的斗争未能用简练的描写更本质地表现，尤其像指导员这个人物，在小说中，是通过第一人称自叙，较充分地刻划了的，电影中他的形象减弱了。这些，都是我们能力所不及的。

反映革命斗争的作品，首先就是由英雄们烈士们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所创造的功绩。再者，在我们集体主义的社会中，绝大多数作品，又都是在集体的帮助下产生的。党所领导的革命集体帮助“柳堡的故事”提练题材，克服缺点，并使我们作者在思想品质上也有所提高，在合作关系上也严肃融洽。我们深信，这部电影中所存在的思想上艺术上的缺点，将会在对电影的批评讨论中得到解决，为我们今后的写作准备良好的条件。
完

听到“这一去翻山又过海，这一去三年两载不回还，这一去枪如林弹如雨，这一去革命胜利再相见”，心疼到流泪，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不知道有多少母亲送儿子上战场，妻子送丈夫上战场，女孩儿送恋人上战场……那个年代交通闭塞，没有手机，没有网络，一去就是杳无音讯，生死两茫茫，在家等待的母亲、妻子、恋人内心会是怎样的忧心和煎熬。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道一声别离，哪里是三年两载就能回家，枪林弹雨里，多少人牺牲在通往革命胜利的路上，没有看到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没能履行革命胜利再相见的诺言……致敬革命先烈

副班长是个简单的人。跟随自己的心去看现实，去结识那陌生却总能让人觉得熟识、热络的朋友。就像面对小牛，能够在短暂的接触后，赢得对方的好感甚至信任，放在我们这个时代，算是生意场上的高手，可不同于那些勾心斗角的浮云们的是，他这样做出于本意，发自内心，源于真诚，因为他心里就是这样简单、纯洁。
副班长是个才艺双馨的人。歌唱得好，画画的好。喜爱艺术的人往往多愁善感，因为他们有自己异于常人的途径来表达那些胜过言语或者言语所不能及的感触。懂他们的人用不着说什么，交心就好；不懂的人倒是都能喝上几句彩，好听、好看就罢了。所以，自己算是个不懂廖老师的人，但却能浅薄的体会些，感触些，对这样一位艺术家来说，自己能有点儿感触，也着实感到知足了。
副班长是个无畏无惧的人。枪林弹雨的热血战场固然用不得再说，更可贵的是，他不惧朋友的误解，不惧面对内心深处情感的招呼与现实需要的正面交锋。一个能够在心里坦言“对得起”的人，也许就没有什么能够让自己无言以对、无颜相觑。他是个有血有肉、血气方刚的青年战士，他应有属于自己这个年龄的困惑和泪水，但大环境又催促这个小战士在一次次的历练中迅速的成长和成熟起来，为大家而舍小家，为解放事业而暂抛儿女私情。抉择让他在美好与心痛面前不住的徘徊，但这一时暂别的心痛，却因为她能够在一个美好的未来中活着而变得麻木了，更像是一种莫名的动力，而能否在一起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幸福就好。这样的台词，在当代的偶像剧里显现过千次万次，却都没有这一次无声的诉说来的撼人心扉，温柔却满是力量。一个为了大局而舍弃掉眼前的一切的人，他站得笔直，在暴风雨中。
副班长像是个孩子。就像一则评论中说的那样，看惯了装束下的明星偶像，再看看副班长，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叹。人心里阳光了，无需掩饰就能够迸发出跃然纸上的清新脱俗，人要是阳光了，又被然看到了，那怎一个帅字了得。青春的沐浴下，他的内心升腾出的阳光让他拥有一个可爱孩子所能汇聚的大众的目光，也能让他成为亲切可人、令人心生爱慕或者亲和的代言。面对一个可爱至极的孩子，除了张开双臂去拥抱她，用言行举止去关爱他，你还能有何杂念呢。相信在那些本不该到来的时代之前，他定会是这样一个人。
副班长是个伟大的小战士。算得上夸张了几分，但若是个真实的情境，他和二妹子应该会有一段传为后世佳话，他们为革命而做的贡献，甚至为新中国建设而付出的无悔人生，更会羡煞旁人，令人可望而不可及。他曾有过动摇，想过向后转，但有一种坚定叫做动摇后的屹立，叫向后转后的向后转。这种坚定，更经得起推敲，经得起考验。因为不用掩饰的真诚才算是真正的真实，没有谎言的坦诚才算是真正的发自内心。

二妹子的酒窝是很迷人的。相信但凡是人，看到她可爱无邪的酒窝，都会为之着迷。二妹子的扮演者叫陶玲玉。也许是因为她和我喜欢的女演员阮玲玉名字很相似，我对这个很“萌”的二妹子充满好感。
副班长对二妹子一见钟情了。其实说实话，副班长和二妹子的感情发展挖掘在本部影片中显得不是很深刻和细腻。这不能怪王苹导演。在电影为政治服务的年代，不是导演们不注重去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是不敢。又是批《武训传》，又是反右、又是反右倾，又是“拨白旗”。王苹导演敢把爱情放在电影里，尤其是“革命战争”和“个人情感”间的矛盾，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大胆的描写了。

说实话，我是没看出来二妹子和副班长是为何一见钟情的。多亏有那片美丽的江南稻田，有首脍炙人口的《九九艳阳天》在烘托气氛，还有个可爱的小弟弟在那“添油加醋”，两个小青年相互萌生了爱意。
可是，反映工农兵的电影怎么能添加“爱情”这样“毒瘤”的因素？导演得打擦边球，首先是指导员要教育和提醒副班长，然后是副班长为了革命为了党要舍弃个人感情。可是这样的话，剧情无法延续了。于是，二妹子成为一个被地主和伪军欺压的弱女子，阶级的对立下，副班长为了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狠狠地打击了恶霸。记得电影中副班长大概是这么说的，他不是为了二妹子，他是为了全村受苦的村民。他这样说的时候，镜头给了一个正脸近景，眼神坚毅，立马化身为不夹杂个人感情的无产阶级神圣战士。这样的安排是有违背革命现实主义风格的，不过毛主席说过，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也许这就是他言下之真正“结合”吧。呵呵，他之前还说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呢。
副班长没有受个人情感困扰，他战胜了自己，投身革命，屡立战功。革命胜利后，他再次回到了柳堡，二妹子经过革命洗礼也已经成为党的好干部。副班长说他没有辜负人民和党，显然有英雄主义的范。副班长在找二妹子的时候口中一句一个同志一句一个同志，他不知为何不再叫“二妹子”了。说实话我看到这里很不舒服的，为政治服务让这样的电影不仅失去了内心戏的挖掘，还显得牵强脱节，让影片真的大打折扣了。辛亏二妹子口中那声甜美的“二班长”让观众的心思又回到了那个美丽、唯美而清新的波光粼粼的江边之油菜稻田。王萍是一个女导演，她的细腻之处便在于利用环境烘托故事叙述。柳堡村这片秀丽的江南画卷为美丽的爱情的隐性烘托起到很大的作用。
而作用最大的当属《九九艳阳天》这首歌了。歌曲对推动情节、刻画人物、抒发感情起到重要作用，在之前的《渔光曲》《马路天使》《桃李劫》《风云儿女》等电影中都有成功的应用。因此《柳堡的故事》算是把歌曲与叙事成功结合的又一典范。歌曲作为独立的表意部分四次歌曲的响起，都是情节的推动和情绪的变动。我认为这里四次歌曲的及时响起，还有演员的表现都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不足的是，这部片子用的背景音乐太多了，几乎占到了全片的百分之九十。音乐的过度使用，本是为歌颂和煽情，但是大大影响了视觉表现力和银幕形象表现潜力的挖掘。

如果没有秀丽的画轴，动人的歌曲和迷人的酒窝，恐怕这部影片不会成为经典之作。在艺术形式上，我们实在无法在50年代电影中得到意外的惊喜，这就要求我们不得不根据当时的政治条件，选择性地评判当时的电影。因此，不能苛求，只能倍加珍视。

最后，二妹子成为了队长，两人的身份保持了某种程度上的平等，也终于得以在一个镜头中拥抱，片中的爱情需要透过政治来自证合理性，所有的所谓情感便全部遵循着政治的逻辑。

与苏联战争电影《士兵之歌》相同的是两者都是在诉说情感，形式的外壳很相似，有两人各自的难言之隐而不得直接倾诉。不同的在于表达内容，《士兵之歌》在讨论真正的爱情，两人的情感悸动，眼神闪躲，曾有过“关于男女之间是否存在纯正友谊”的畅谈，阿廖沙未曾与舒拉提起过自己的英雄时刻，在她面前，他只是一个手足无措的孩子。

而《柳堡的故事》中的爱情与政治的言说密不可分，二妹子对于副班长的称谓始终不变，而自始的爱情似乎是因为“崇敬”产生的，副班长对她说的一系列“新四军讲求男女平等”的政治开化，当一行人营救二妹子的时刻，二妹子从船舱中以仰视的角度望向副班长，加之整部影片又是从指导员的视角出发，更是引领影片的意识形态表达，两人真正情感上的互相吸引被深深埋没（不免让人想起《黄土地》，但后者启蒙的失败则带来新时期的深刻反思）。除却二妹子偷偷给副班长缝制衣服、副班长离开时唏嘘的表情，这部影片的情感表达是单薄无力的，而是将侧重点从“李晋内心的挣扎”落在了“解放二妹子”上。

另一种区别在于情节的发展之上，《士兵之歌》虽聚焦阿廖沙一人，但这个故事背后的广阔的社会图景却得以通过景深、全景镜头传达出来。而《柳堡的故事》则完全将叙事重心放在中心人物上，大量的“苏联镜头”使影片的表意限制了观众的思考，战争与人性皆跌落为附属品。

而结局也造成了更大程度上的分野，《士兵之歌》是沉重中带着昂扬的，开篇便交代的士兵在战场上牺牲，一段段情感无疾而终，永远消逝，留下绵延的沉痛感，战争的反思从此处展开。《柳堡的故事》则是一味的昂扬，与原本的真相更是相去甚远，成为了“想象中的圆满”，歌颂“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单一价值观，这也是所有十七年电影中一尘不变的表述（《白毛女》《龙须沟》《祝福》），而缺少对战争本身的思考与最起码的哀思。

但幸好，《柳堡的故事》中的人物同《士兵之歌》的人物一样，是“人”而非单纯的“完美战士”，偶尔的情感流淌，与王苹将镜头对准幽暗的灯光、对准两人炙热的目光，使得这一人物的内心偶尔显影于银幕之上，《九九艳阳天》的歌声实现了对政治的跨越，实现更大程度上观众情感的共鸣，符合人民的观影情绪（《上甘岭》中的一首《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更是如此）。它比《永不消逝的电波》更令人信服，但它一定不如《早春二月》走得更远，后者探讨的人性复杂性挖掘了更深刻的“人”。

但这一切当然也是时代所限，与成荫所说的“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相对比，在政治的缝隙中，一位女导演在尽力书写情感，这份勇气可嘉，而她对艺术的坚持也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