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是个复杂集合体，认识这种复杂，不同观点因经历和眼界看到的只是有限方面。历史则是尘封的社会，探讨历史兴衰，答案不在历史课本里所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或者玄乎的天道气数，而是细节层面的个体命运、具体事件和社会症候，若干个这样的真实细节拼图出来，就能够描述一段历史，并力趋还原。

表现当下的社会，人们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新闻，从领导人会议到股市房价，这种充满现实感的一手二手材料随手拈来，大家不以为意，甚至在当下信息爆炸的时代，都显得有些重复和冗余；表现一段历史，除了不太大众的学术研究，主要手段就是讲故事了。一般历史故事，选材更多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政经形势飞机大炮这样宏大的东西，一俟宏大则便于扭曲，仅成一种话语，而且不好理解。因此，能选择独特社会症候作为切口，能够体现具体环境中个人、集体命运的历史题材文本，价值较空洞的宏大叙述来得更高。

就普通观众而言，名将孙传庭的知名度或许不低，但吴又可和《瘟疫论》这样专业的东西就非人人知晓。真实历史当中二人可能并无交集，电影当中潼关瘟疫、吴在孙的军营治病的故事或许只是编剧需要，但能够选择这么一个独特的切口探讨明亡旧事，算是别出心裁，以身喻国，以病喻乱，将孙吴二人置于以“挽救”为主题的同等历史使命下，可谓以小见大的极好隐喻。这种戏剧化呈现虽不是信史，但这种以一管窥见全豹，在个别社会事件当中集中展现明末社会诸多矛盾的手法，比那些整天讲朝廷官员和政经局势的文本，高明许多。

著名汉学家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可谓个中典范，此书算是费正清一脉中国研究的扛鼎之作之一，近年知名度颇高。老孔以翔实的史料和扎实的论证，选取了“妖术”这样一个社会症候作为切口研究乾隆晚期的中国，让人们对当时中国社会病灶和传统中国的政治有了一个很具体的认识，毫无疑问这是严肃历史研究，但其精彩程度远超任何编剧的故事，因为它将中国传统社会的问题落地到了具体的事件上，不仅可信而且便于大众理解。《大明劫》在精神旨归和方法论上至少和《叫魂》有些交集，因此注定这电影在智力水平和三观上起码属于中上水准，甩拜金商业大片和一些无脑电影N条街。

明亡的原因在老百姓眼中无非是又一次兴衰交替的改朝换代，在官方意识形态里则是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固有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加上其他各方观点，众说纷纭，《大明劫》从主题上无疑也要处理“明因何亡”这个大问题。基于历史的复杂性和电影叙事的限制，在两个小时内说清这个问题殊为不易，但我个人觉得此片通过将恰当的戏剧化处理（设定瘟疫的背景和孙吴二人共处的环境），给出了说得通的答案——片中的不少情节，实际上反映出来明末社会存在的严重问题，加上片末孙吴二人总结性的台词，“明因何亡”的答案已经揭示：明亡，实则亡于传统中国社会发展到明代难以解决的基本问题导致的社会溃败：

1.中央权威和地方势力的固有矛盾在极端条件下的激化。

自秦代正式确立郡县制开始，中央和地方的分权、以及双方事权和财权匹配的问题就出现了。简而言之，中央自然希望地方能以更少财权承担更多事权，而且帝制天生又是倾向于中央集权的，但中央集权越严重，地方就越少财权，承担事权时只好变相横征暴敛，削弱朝廷合法性。这在王朝强盛没有太多紧急情况时，尚能控制，不致威胁政权稳定，但在明末内有流寇外有异族的艰难岁月，就成为无法解决的问题。片子一开始崇祯皇帝放孙传庭出狱剿匪，一来孙确实精明强干，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贺人龙这样的地方军阀借剿匪之名行自身坐大之实，古代山高皇帝远，时间一长则无法掌控。剧中崇祯在京开始担心孙传庭在陕西稳固势力，对中央形成威胁，因此不断发信催促出潼关与农民军作战。明末的战争、自然灾害和严重积弊导致朝廷打仗财政吃紧，自然要地方出粮出钱，而地方又是战争的直接受害者，更无钱粮，于是和中央矛盾重重，再加之总有不少奉行实用主义的地方大员以战争绑架中央，自己坐山观虎斗，这无疑会把整个朝廷置于更大的风险当中。

2.帝制条件下专制皇权和官僚集团无法克服的矛盾。

中国悠久的中央集权体制里，皇权和官僚之间相互利用和博弈的关系，皇帝靠广大官僚管理国家，官僚靠皇帝提供自身行为的合法性。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官僚内部是层层向上负责，而非对百姓负责，因此鱼肉百姓远比得罪上级要好办；官僚集团整体则为皇帝办事，只要能够有效帮助皇帝坐稳位置，那种不致激起农民起义的横征暴敛和贪污腐化，皇帝是默许的，康熙深谙此道，他公开讲过“天下没有不贪的官”——这也算是官僚集团为主子卖命的红利。由于科举制度和封建土地关系，官僚集团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器和中坚力量，皇权会随改朝换代变更，但官僚集团异常稳固，皇帝换了自己则仍旧为官做事，支撑整个社会。这种矛盾在历代体现为皇权和相权的博弈，众所周知，明朝是专制皇权的高峰，朱元璋废相导致皇权和相权更无法平衡，这样的政治体制是无法处理棘手问题的，因为没有一个稳固的地主官僚集团，很多事无人做，很多社会矛盾无法缓冲，遇到明末的极端历史条件，只有死路一条。片中马精武饰演的潼关豪绅头目，就是这个官僚集团的代表，他们既是大地主同时也是官僚集团利益的代理人，孙传庭在捍卫皇权需要征缴军饷时，他们可以阳奉阴违，甚至售卖官军烧掉账册，这就是皇权和官僚集团的利益你死我活的冲突。中国历史上无数的改朝换代让整个官僚集团认清了这一点：皇帝可以随便换掉，但自己才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人。事实如此，到了清兵入关，首先投降的就是这些满口忠君爱朝廷的官僚集团，而凭借这个掌握话语权和生产力的阶层的投诚，清朝迅速坐稳了江山。

3.现代意义上“想象共同体”的缺失导致无法实现社会动员应对危机。

中国在20世纪建立现代化民族国家之前的漫长的历史当中，人们观念当中只有江山而无国家，只有朝廷而无政府，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民族、国家、政府的概念完全是西方的舶来品，正是这些产生在近代西方文明中的概念，可以有效地将人组织动员起来推动社会进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中的共同体》一书论述了形成诸如“民族”这样身份认同的重要意义，没有现代概念里的民族、国家、政府这样的概念和身份认同，意识不到大家是生活在一个社会当中的共同体、他人的命运和自己相关，人们思想上就没有集体的观念，进而社会形成不了组织机制，无组织机制则整个社会就无法实现动员，遇到自然灾害、外敌入侵、疾病瘟疫则不能集合最大多数人去应对。《大明劫》设定了一个将传统中国各种艰难情况至于一体的环境（战乱和瘟疫是直接表现，明末的自然灾害和外族入侵则是大的历史背景，没有突出而已），人们在乱世当中根本没有身份认同，这种情况到了抗战时依然存在，不少老百姓认为日本人来了也只是改朝换代而已，这样思想水平的民众自然无法实现有效动员，社会危机根本不能应对，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一书详细考察了鸦片战争，结论是：这是一场前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的战争，双方不在一个发展程度上，前现代国家根本无法有效动员国民，而现代战争是个大规模动员的复杂行为，因此中国的失败，败于没有社会发展阶段的落后。片中出现的李天佑的角色值得玩味，他是个读过书的人，应该算是接受传统士大夫意识形态洗脑的底层知识分子，但由于明末社会矛盾加剧，他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下行，生活无着只好“官逼民反”，他的台词体现了“有江山而无国家”的观念，他对吴又可说：“你不如随我投了闯军，将来打了江山，也好衣锦还乡。”李天佑的角色实际上和闯王帐下的谋臣李岩很相似，李岩是历代农民起义当中底层知识分子的代表，和他的前辈吴用、朱升、刘伯温一样，他也提出来“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这样能够直接反应农民诉求的斗争口号，如果李自成没有失败，他将又是一段开国元勋的传奇。这些底层知识分子是受过代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洗脑的人，他们渴望成为官僚阶层的一员，但是面对朝廷的危机，他们选择站在造反派一边，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无疑在扇传统中国意识形态当中忠孝仁义的核心价值观念的耳光，同时恰恰证明了传统中国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破产，固然有文天祥史可法这样意识形态的捍卫者，但绝大多数人都是吴三桂和洪承畴这样“有奶就是娘”的选择，所谓“天道、气数”这些词，或许只是这些意识形态卫道士用来投靠新主子的借口。靠这样的意识形态和这种意识形态教育出来的知识阶层，自然极少其舍身取义，不会引导民众完成建立想象共同体，更不会承担领导和组织社会动员的重任，这一任务，留给了近代国门洞开被迫学习西方的现代教育、科技和制度的中国人。

4.传统中国社会专业分工、行业进步和科技积累之无法实现

电影中设定一个以身殉职的医生赵川，固然起到了衬托主人公吴又可英明神武、反映瘟疫杀伤力巨大的作用，但这个角色更多让人体会到了中国传统技艺在面对社会重大问题时的无力。吴又可这个角色，外表是一个明代游医，实则灌注的是现代人的思维，其实也是现代观念和观众观影愿望在“穿越”到历史环境中的投射。他大胆否定传统医方，敢用猛药，知道病毒可以通过空气传播，知道将病患隔离分类……这完全是是一个现代医生的做派——但这种现代文明的做派，恰恰令人感到中国传统技艺的悲哀。正如“李约瑟之谜”：中国文明悠久科技发展很早，不少科技和发明长期引领世界风骚，但元明以后中国社会和科技几乎停滞不前，这是因为中国的科技成果多停留在经验总结水平上，没有向抽象世界和规律探讨的跃升。此言不虚，中医就是这种情况的集大成者，所有中医的验方基本都是常年累月的治疗经验，对这种经验的解释，都是些“气血寒热”之类比较难以理解的说法，必须通过长年的积累方能得到，而西方医学强调试验和观察，无疑更利于学习普及和学科本身的积累，解决现实问题的效率更高。片中最后说吴又可开创的瘟疫学研究领先西方200多年，其“达原饮”配方在非典当中收到奇效，这实际上是令人颇感悲凉的事情——中国人不乏先进的科技成果和聪慧的大脑，但这些智慧结晶只是被少数人学习或者束之高阁，知识根本无法实现有效积累、普及和提升，罪魁祸首则是家天下的专制主义：因为任何的知识普及、行业发展都会导致民众智力进步和社会多元化，这些都是专制统治之梦魇。

西方的科学所具备的分工、专业和便于系统化学习的特点，无疑是西方文明领先的重要原因，但这种西化的特质，吴又可居然神奇地具备，活脱脱一个现代医生。关于“李约瑟之谜”的陈述，中国在漫长的传统儒家意识形态指导下，将科技商业手工业这些和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直接相关的领域斥之为“奇技淫巧”（尤其是程朱理学之后人为“人心”第一，轻视技术进步），从业人员被划为下九流，社会优质的智力资源投入不到这些领域当中，政府不提倡加之人为阻碍打压，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则是科技水平在宋元之后几乎很少实质进步——而这从根本上和专制集权更有关系，皇帝要消除老百姓造反甚至进步的可能性，于是愚民，以道德伦理内容垄断教育、以科举钦定内容固化知识结构、以焚书坑儒和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在这种环境下，文化不得昌明，而科学和技术这些生产力的推动因素长期处在简单经验积累的原始状态，无力解决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片中医生赵川固守组训，以伤寒药房治瘟疫，最后死无葬身之地，他的命运实际上是以中医为代表的传统中国技艺的命运，在长期固步自封和因循守旧当中，毫无解决实际复杂状况的能力。

电影结尾吴又可和孙传庭讨论大明前程，孙说大明朝是否真的已经无药可医？吴则引《黄帝内经》说：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大明朝积弊已久，非一剂猛药可以医治。细细想来，积弊已久，实际上不是明王朝自己的问题，而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到明代，其社会运转和文明内部无法克服的根本问题呈现出的严重溃败。中国传统文明也和这个老迈的庞大帝国一样，自身更新和重塑的能力慢慢消减下去，甚至统治阶级还在极力扼杀促成这种自新能力的种种可能，这些颓败之势，当然明末的一些思想家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已经看到问题所在，也努力发出了自己呼吁革新的声音，但社会整体未启蒙，顽固势力又及其强大，于是有清一代也延续明朝衣钵，将残酷的专制皇权推向顶峰，清代这个表面上看起来疆域广大、开创盛世的王朝，实际上始终麻烦不断，财政亏空、官员腐败、农民起义、民族矛盾等问题迭出，而凭借传统中国儒家意识形态和智力资源，根本无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中国社会开始被动地接受西方文明，后来算是奋起觉醒的洋务运动还是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终败于全面西化的日本，才导致新文化运动一代知识分子对传统中国文明的全面反思和鞑伐。有趣的是，近代中国面对西方文明始终强调保留中国文化本位，结果是非但西方没学成，自己的传统也没有很好保存，反观日本，从器物到制度全面西化，自己的民族传统却完好留存下来——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问题：传统的中国文明发展到明清，已经开始全面拒绝吸收和更新外来元素，所谓“中学问题西学为用”只是一种抱残守缺的借口，但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一样，从来都是一个不断吸收和融合外来的动态共同体，在汉唐时期这种吸收融合做得好，对待多元化的态度比较宽容、专制程度较轻，文明得以快速进步。当然，为何宋以降中国的这种大气和多元不复存在，文明进入固步自封的阶段，这个问题更为复杂，一个简单的理解则是唐之前中国在文明形态和生产关系上是全面领先周边的，但随着周边民族吸收中国文化的进步，双方差距缩小，中国文明的优势不复存在——而这种结果，或也反证了传统中国儒家意识及文明形态本身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

电影《大明劫》设置是极端条件下的一个事件恰恰是明末中国社会发展程度的一个症候；一叶而天下知秋，名医吴又可只能做到有限控制乱世里的一场瘟疫，最后还要靠孙传庭毁灭性的杀人来彻底根除，名将孙传庭面对一个内忧外患的孱弱王朝也只能疲于奔命内心痛苦，去奔赴一场注定失败的棋局——无论是吴又可还是孙传庭，个人再英雄也无力对抗社会积弊已久的系统风险和固有问题。大明没有亡于崇祯、李自成或者多尔衮，大明亡于传统中国儒家意识形态及相应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发展程度，如果要简单归因，程度不断加深的专制皇权和中央集权帝制统治就是终极原因，一个敌视民众、不能为大多数人谋普遍福利、视天下为一人所有的制度，不会让所有人对它共同拥戴、贡献智慧力量，只会导致争权夺利和改朝换代，大明因此而亡（此后的大清也不能幸免），这才是大明之劫，同理，如果任何统治者继续行愚化民众、敌视进步、固步自封的策略，必将重蹈大明之劫。

就像电影《大腕》里关之琳问葛优什么是“境界”，葛优扔石子说：“你能看这么远，我看的比你远，泰勒看的比我远，佛看的无限远。”诚如此言，以我现在的水平，或许只能理解到如上所述的浅薄境界，我一个业余观众没有实力去评判这电影的演员演技如何，镜头如何、电影语言等专业问题，但这部电影能引发思考，在我心里这就是好片，一部值得多看几遍的电影。

自2002年开始，砸钱堆明星的古装大片长期在内地影院肆虐，在最近一年终于消停。《大明劫》叫人想起去年的《柳如是》，单从题材选择上，它们就跟清宫戏以及多数古装大片区分开来。它们严肃、正经，有真实人物，同时针砭历史。这类投资不大、反馈良好又足够深度的历史制作，它们本应是大流，如今却是屈指可数，足可见当下电影创作的空白，乃至于对历史的漠视和回避。 拍摄一部古装片，遇到外景拍摄、需要大量群众演员，成本低不下来。在中小成本电影里，《大明劫》算是投入不小（编者注：3000万），不过，它并没有那么多好看的大场面，也缺乏动作设计等本来可以有的看点。整体上，人物绷得太紧，主题显得过于严肃，风雨飘摇，令人放松不下。面对官、民、兵、匪的多方冲突，倘若缺乏明末历史的背景知识———尤其是对进了电影院就不愿动脑子的观众，这样的影片恐怕不好理解。 过去几年，无论导演王竞还是编剧谢晓东，他们的电影制作（如《我是植物人》、《万箭穿心》）往往和“良心”、“诚意”之类的评价挂钩，有着难得一见的电影人气节，几成特色。我尊重《大明劫》，它沉稳、平静且有厚度。电影抛出“救国还是救人”的问题，直面一个知识分子乃至一介凡夫的内心困境，暴露了传统的道义两难，围绕小个体与大时代的命运纠缠，充满感染力。祖宗之法不可行，下完猛药也不灵，沉疴痼疾，病体难治，说的是明朝事，又何尝不是当下。面对很多突如其来的暴力场面，电影带给我的触动是生与死的一念之间，直至所有人都知道的明朝覆灭结局。落日长河，兴与亡烟消云散，谁能得永存？ 我会向你推荐这部电影，然而认真来讲，《大明劫》有太多匠气，离真正的好电影尚有距离。譬如电影感的欠缺，王竞总是缺乏想象力，难以把电影拍摄得更好看———充满才华、不乏棱角的那种好看。因为看完仔细回想，我跟朋友都有这样的发现：几乎想不起哪一场调度、哪一个技法或者是哪一场戏能让人印象深刻，疏于节奏，难以挑动情绪。看下来，就只记得戴立忍的放和冯远征的收，这不能不说是《大明劫》的遗憾了。【南方都市报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13-10/26/content_1958620.htm】

1644年，闯军攻破北京，崇祯帝上吊自尽，在最后时刻陪伴他的只有一个太监王承恩，临死前留下最后的四个字是“诸臣误我”.作为一个粗通明史的人，我个人觉得这句话说的五分对，至于另外那五分错的，我只能说，三分在崇祯自己，两分怪天。 毕竟，一个偌大王朝的毁灭及至消失，仅仅一个庞大的外力是不足以成功的，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这道理通俗得很。反过来说，就像影片中吴又可回答孙传庭时说的—— 孙传庭：“你觉得，我大明朝气数已尽了么？” 吴又可：“自古王朝，始兴终乱，我朝积弊已久，非一剂猛药可以医治。” 多么的悲哀，多么的无奈，难道孙传庭不知道大明气数已尽，再也难以挽救么，他知道，他也看到了这个无法避免的结局，所以才有杀缙绅的那场戏里说的—— 孙传庭：“自古平天下，人心为要，这就是为什么他李自成可以败十回八回，而我孙传庭却一回都不能败！！！” 人心已去，还有什么能说的，缙绅不肯接济官军粮饷，漫山遍野的闯军攻城，而官军却在为五千兵马的粮饷发愁，堂堂大明朝，已经到了连五千人马的伙食都难以供应的地步了，何其悲也！！！再往前拉回一点，看一下紫禁城中那位天下之主的表现—— 崇祯：“开封已被围三月，每天死的都是朕的子民！” 王承恩：“皇上，照孙传庭所说，此五千兵马新练而成，又缺粮饷，冒然出关迎战，恐有闪失，这可是咱大明朝最后的精锐了啊。” 是的，这确实差不多可以算是最后的精锐了，想当年把李自成的闯军打成商洛十八骑时，孙传庭何等的意气风发，可是，当年那群随他一起征战的伙伴呢？ 卢象升——总督天下兵马却只能靠自家天雄军抵抗满清，缺兵少粮的情况下苦战殉国，一代“卢阎王”终于在抵抗外侮的战斗中燃烧了自己的生命。 曹变蛟——一军总督，被闯军称为大小曹中的小曹，最后在松山大战中以身殉国，而他的上司却恬不知耻的投靠了满清。 洪承畴——与孙传庭一起打得李自成丢盔弃甲，却在松山畏缩不前，被清军偷袭粮道得手，最终不战自溃，然后摇身一变成了满清的“股肱之臣”。 十年前的明王朝，虽然危机重重，但至少名将云集，三军用命，虽然闯贼作乱，但还不至于有性命之忧。但当孙传庭接到崇祯圣旨从天牢走出时，局势已变，当年的战友早已十不存一，朝廷连五千人官兵的粮饷都无法供给，一年的时间都无法给孙传庭，他接到的命令就是，迅速出潼关解开封之围。以五千官兵独抗数十万流贼，从这个角度来说，孙传庭绝对称得上是英雄，而在我看来，也可以说是最后的英雄。可悲的是，历史从来都不曾给孤胆英雄机会，孙传庭能做的只是多让明朝苟延残喘几年罢了。更可悲的是，他的主子，从来都不曾信任他，让他带兵的原因也只不过是因为无人可用了，电影里有一幕，吴又可夜间外出查看士兵伤情，偶遇孙传庭，孙传庭对吴又可控制疫情的表现表示赞扬—— 吴又可：“多谢督师信任。” 孙传庭：“我信任你，可是又有谁信任我呢？” 其实这么说起来，吴又可对疫病的控制又确实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同样作为没有办法的办法，吴又可一个江湖郎中被拉来治疗大明最后精锐部队的瘟疫，孙传庭以一介戴罪之身从天牢被崇祯拿来保卫江山，结果却如此不同，吴又可最终控制了瘟疫，而孙传庭却无法挽救明朝覆亡的命运，正如吴又可自己说的，王朝的覆亡非一剂猛药可以挽回，这正是瘟疫与动乱的不同之处。在我看来，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与电影不相关的：我对电影本身研究不多，所以对一些电影的表现手法确实不甚了解，但对于这段历史，我了解一些，我想说的是，每次看到有关明末历史的文艺作品，都有想捶墙痛哭的冲动。历史上没有一个王朝的末年有明朝末年这么悲哀，小冰河期，北方数年干旱，赤地千里，瘟疫纵横，生者十不存一，而此时朝内党争激烈，外有满清叩关威胁，明朝实际上实在是在几股外力所摧垮的，而实际上在以前的历史中，只要有其中一种，王朝的统治就已经摇摇欲坠了。每次我都禁不住想问，为什么这贼老天就一直要不停的摧残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呢？（这里说一句，满清入关时，我认为完全可以说是异族异国侵略，当时的女真族并不能归类为中华民族）为什么我们祖先用勤劳智慧辛苦创造出来的伟大文明就一次次败给那些茹毛饮血的落后文明呢？ 不过所幸，中华民族衰败千年的气运已经到达谷底，我很庆幸自己生活的时代能看到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蒸蒸日上，而不是像几百年前的人们那样，挣扎在乱世中苟活，即使贵为将军，阁老，皇帝，也对这无法挽回的气数哀叹不已。 最后再补上一些详细资料： 1642年，孙传庭赴潼关编练部队，以解开封之围，但禁不住崇祯催促，仓促出兵，于郏县被李自成大败，退回潼关，这时崇祯又再加孙传庭兵部尚书衔，要求其再出潼关与李自成决战，适时孙传庭刚逢大败，手中有大量新兵，实不宜出战，孙传庭却道：“大丈夫岂能再度对狱吏乎！”再次兵出潼关，柿园之役战死沙场。让人不禁想起几年前的松山之战，洪承畴步步为营，本已有扭转局面之势，然崇祯催促速战速决，使这场明清战略大决战以明军惨败告终，更远一点，安史之乱时，安禄山以新胜之叛军攻潼关，哥舒翰稳守潼关本能保京师完全，唐玄宗却催促哥舒翰出潼关与安禄山决战，最终招致大败。历史这东西，真是惊人的相似与讽刺......

"你们四十三家都是害国之贼！斩首示众，家产充公。（陆续拖走斩首）孙传庭：天下糜烂，百姓从贼，皆因饥饿！百姓饥饿皆因无地可耕！得人心者得天下。你们知道什么是人心吗？人心，就是粮食！就是源源不断的后备兵员。这就是为什么他李自成可以输个十回八回，而我孙传庭连一回都输不起。"



大明劫是最近10年来，我唯一重复看过3遍的几部电影之一。有深度有内涵，更可贵的是有良心。


"你们四十三家都是害国之贼！斩首示众，家产充公。
---《大明劫》票房惨败的原因，就是这句话了。


所以，票房惨败，一是不宣传、或负面宣传；二是，不给排档期，不放映。电影院是谁的？您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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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历史纷繁复杂，一直以来是历史界研究的重心之一，近几年历史通俗读物《明朝那些事》的大火也带热了民间的明史热，而明朝作为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在其终衰的那几十年风云变幻，浩荡复杂，直接影响到了后来中华文明的继承和遗失，众多事件值得大书特书，但是反观这些年的历史题材影视剧作，满大街都是辫子戏，却鲜见清之前朝代的影视作品，电视剧少，电影则更是大面积的空白，故王竟这次以中等成本携来的严肃以明史为基准的电影，刚开始便获得了不少历史爱好者和影迷群体的关注，王竟之前现实主义题材的《万箭穿心》算是国产电影中较为难得的优秀作品，所以这次会更多的负上众人的期待，此次《大明劫》虽然投资达3000万元，属于国产片中的中等成本，但是骨子里却仍是独立电影的血统，独立电影的创作态度（较自由？）加上中等成本（在独立电影中算是不菲），再加上吸引人的明末战争史，《大明劫》是一部被特定人群寄予了众多期望的电影。

毕竟是独立电影，内容题材演员都不够大众化和娱乐化，影院的排片毫不留情以商业姿态的冷酷对待了这部国产佳作，影院内观众寥寥无几，导演王竟等以此姿态杀入院线与孙传庭弱军出潼关送死似乎没有多大区别。纵观此片，王竟长期停留在“电视剧水准”的电影技法（例如：转场调度、镜头运作等）似乎没有多大进步，但电影技法上的技穷无法掩盖此片的精神光芒与人文历史光芒，此片严肃认真对待历史的态度让人肃然起敬，我分明看到的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历史的良心。

影片中的两位主角吴又可与孙传庭都是真实的明末历史人物，但是在真实的历史之中两者并不相干，影片把两者以戏剧的方式放在的同一历史时空，虽是戏说，但是在影片中的安排与处理并没有超出界限，反而为这部剧的剧本贡献出了相当有价值的剧情及冲突，实乃在历史剧严肃范围的中画龙点睛之笔：一位是志在医人的郎中，一位是志在医国的将军，一文一武，一张一弛，两者的身份和终极使命的矛盾给这部剧贡献了最重要的精神内核。明末天下大乱，病人膏肓的末代汉人王朝需要一剂猛药，而电影中瘟疫大起的军营也需要一剂猛药来安定军心，两人不同的身份和使命在电影之中产生了非常强烈碰撞与对比，在历史面前不堪一击的两个“医者”在变革的大潮之中选择了不同的人生轨迹，这种相撞又交叉的人物宿命构成了真正的历史。

明末国体已入膏肓，制度的积弊，吏治的腐败、天灾、人祸在影片之中均有一定的展现，大明之劫已在劫难逃，劫难在电影主要展开在这孙传庭部的遭遇，各种弊端和灾祸在个小小的军事集体之中就得到多方面的体现，一个国家的细胞都已经崩坏如斯，更何况是整个国体。影片中所展现病入膏肓不仅仅在制度上，也在人心之中，地主士绅、官兵将军、社会的各个阶层，恐怕那时的明人也会对天叹几句人心不古吧。社会的细胞已经崩坏，再好的医生也将回天无力。吴又可可以医好人，但是百个千个孙传庭也医不好国了，作为一个末代王朝的忠臣良将，最好的结果恐怕就是玉石俱焚吧，（看看洪承畴的骂名）这是封建军人使命带来的宿命。吴又可与孙传庭均算是懂史之人，在始盛终衰的历史规律面前，两者在荒野之中的那段对白已算是讲透，个体在历史之中的宿命与选择也多有展现，两者的冲突与矛盾，选择与逃避，出士与入士，宿命与使命，端端正正的融入了这段大历史。另外影片选取大众较为不熟悉的一个历史截面作为剧点需要一定的勇气，影片以明末李自成闯军第二到第三次开封之围为起点，描绘崇祯帝催孙入豫前后发生的故事，由于资金所限，对战争一笔带过，预告片打着古装战争片的幌子欲意掩盖其古装剧情片的本质，即使到了最后的潼关之围，孙传庭壮烈战死，影片也只是以战场上孙传庭的一具尸身的画面带过，难掩其成本上的捉襟见肘。其实《大明劫》故事背后具有较为复杂的历史信息，对于一些不熟悉历史，纯粹为娱乐而来的观众而言，《大明劫》恐怕不一定适合他们。

《大明劫》的叙事和技法上并无亮点，但是整体所营造的压抑氛围很到位，拧巴严肃的展现残酷的历史，灰暗色的基底之，让人心生压抑。其实《大明劫》也说不上是借古喻今，但是以此姿态面对历史，挖掘历史背后深层次的内容，也权算是影视界的知识分子面对历史的一次不大不小的文人怀古之嗟叹吧。《大明劫》以戏剧影像的方式挖掘出了一段历史的深层次内容，以呈现而不是下结论的姿态展现出了一段复杂富有深意而缺乏足够影像塑造的历史横截面，既有知识分子的一种使命感，也有影视创作者在创作中的一种狡黠和诚意，影片各方面均较为完整，虽无大的突破，但也基本上完成了使命。更值得称赞的是《大明劫》从精神到电影细节对历史 严肃与认真的认知态度，这让《大明劫》在众多国产古装剧中鹤立鸡群，甚至能说得上是出类拔萃，虽然中小成本独立制作的《大明劫》肯定不会大红大紫，但是在特定观影者的心中，它在今年的国产电影之中，是占有足够的分量的。

《大明劫》既是官军之劫，也是大明之劫，更是百姓之劫，纵观历史上兵家输赢，不论是谁输，最大的输家莫过于普通百姓，影片中吴又可与孙传庭之间的对白并不多，两者仅有的几段双雄戏很直白的点明了部分影片的部分内在，故事在医人与医国之间的相似与相悖之间，影片以作者的姿态完成了一次表达。《国语•晋语八》：“文子曰：‘医及国家乎？’对曰：‘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古人认为最好的医生是医国的，次等的医生才是医人的，随着时代的变化，在我们时代这个纵深历史层面之上去看，两者之间并无上下之分，这让我想起历史通俗读物《明朝那些事》卷末的一句话：成功的方式只有一种，那便是以自己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 自古以来，我们就习惯于以“国家”“民族”“集体”的名义粗暴剥夺个人的权利，极端的集体主义下，恐怕还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明已无药可医，孙传庭最终马革裹尸，战死沙场，青史留名，这是将军的方式，于孙来说这是死得其所；而朝代更迭，行医济世不会断，吴又可悬壶世间，放舟江上，也便是他一生之宿命。两个医者之间价值矛盾与人性挣扎渲染出了一个现实残酷的大世代。孙与吴，这便是大明之大厦将倾之时，历史上两个渺小瞬间的交叉与平行。

文/梦见乌鸦



这是第一次进电影院看王竞的电影，说来也比较悲哀，以王竞的水平在国内电影导演中应该属于一流行列。可是知名度却与能力不成比例。《一年到头》、《我是植物人》都是非常不错的电影，要不是去年的《万箭穿心》，恐怕能记住王竞的人更少。有人将其归结为独立电影人在国内没有生存空间，在我看来，像是贾樟柯、王全安这些导演都是独立电影起家，他们的知名度更广一些，因为他们在海外获奖了，相当于镀金归来，档次上升的意思。王竞的作品其实跟这些导演的片子说很像其实也不一样，同擅长现实题材，王竞生活气息更重一些，像是《万箭穿心》就是中国版的《一次别离》，我觉得这部电影比《1942》更适合内地申奥，我擦扯远了。。。。


《大明劫》是王竞第一部古装题材电影，有戴立忍和冯远征两大明星，预算飙升到了3000万，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的配乐，小野丽莎的主题曲，韩国团队做得战争特效，看上去很高端的样子，其实还是独立电影。



说道古装题材，基本上囊括了三种类型，武侠片、战争片、历史片，前两者出镜率很高，后者非常则属于大熊猫片种。《大明劫》却不是那种人们常说的古装大片，抱着娱乐态度观赏本片的观众会失望。这是一部历史电影，而且是一部特殊的历史电影，与《赵氏孤儿》、《荆轲刺秦王》甚至今年三月的《止杀令》这类传统历史更不同的是，《大明劫》表明讲述一段历史，实则话里有话，甚至可以说是捞偏门指桑骂槐的作品，你可以说电影里针砭时弊，也可以说借古喻今，总之里面的信息量很大，绝非单单展示一场瘟疫那么简单。



《大明劫》讲述明末瘟疫横行的史实，这个有典故，感兴趣的可以查查《明朝那些事》，按照很多史学家的说法，明朝不是灭在李自成的手上，而是因为这场史无前例的瘟疫当明朝官兵丧失了大半战斗力。崇祯十四年(1641年)，也就是电影时间的前一年，“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也就是说，电影故事发生时，当地已经瘟疫横行了。两年之后传到北京是大爆发，京师从二月至七月瘟疫大流行，“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据估计，北京城当时的人口在80万至100万，这场大疫就夺走了20万人的生命。



而《大明劫》选择了1942年这个相对空白的时期，虚构了这段故事，孙传庭与吴又可确有其人，像是孙传庭死守潼关，吴又可发明“戾气”一说和《瘟疫论》这都是比较著名的历史事件，但两个同时代的人八竿子打不着，吴又可是在苏杭一带研究瘟疫，孙传庭在陕西，因此而言本片虽为讲史，但故事是凭空虚构，本片借用这“假故事”来挖掘了当时时代背景下的深层含义。



说是瘟疫夺去了明朝江山无可厚非，史上有不少帝国差点因为瘟疫完蛋，比如拜占庭。不过电影借用瘟疫这个模式，渲染了乱世之中的一场雪上加霜的灾难，实则是借用了很多灾难片中惯用的手法，也就是利用灾难背景来暴露更深层弊端，比如《大白鲨》中讽刺了政客为了利益仍然开放鲨鱼出没的海域，《铁线虫入侵》曝光了制药公司的黑幕，《大明劫》也是一样。在疫情加剧的时候，明末腐坏的根基立刻显露出来，官宦勾结弄权、崇祯刚愎自用、乡绅霸占土地，为了免除赋税伪装成军士。电影通过孙传庭的视角，展示了明末状态，甚至克扣军饷、火铳糟烂等问题也被一一曝光。可以说这场瘟疫只是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即便没有，明朝灭掉也是时间的问题。



有一段情节很能展示这种腐坏的状态，就是吴又可与孙传庭对话的一幕，前者用了《黄帝内经》做了比喻，指出当驭权之术凌驾于驭世之道时，就离完蛋不远了。也难怪崇祯上吊前的说出“诸臣误我”这句话。《大明劫》的“劫”字看上去是在说瘟疫，实际上指的是明朝深入骨子里的腐化，后者才是真正劫数。



在另一条主线中，吴又可展示了如何发现疫病和治疗的过程，这一段有宣传中医的嫌疑，但对于荒戾场面的展示还是非常令人震惊的，空无一人的村庄、满地腐尸，兵营中的哀嚎，那种悲凉气氛呼之欲出。这条主线之间展示了明末的战乱和疫情的凄厉景象，也旁敲侧击的指出明末腐化的基础，瘟疫是导火索，引出了很多见不得光的事件。而且片中描写孙传庭残暴的一面，而历史对孙将军的评价还是很高的，他几句发自心底的呐喊有发人深省的意味。联系到当时的大环境，也从侧面描写了明末官员们的为官之道，在经历阉党弄权之后，明朝官员的就是以这样一种状态在官场生存，用句大俗话：用到你你是孙猴子，用不到你你是猴孙子。吴又可幸亏沾了历史原型的光，否则依照当时的环境，这位医生最后绝对活不成。



《大明劫》这部古装电影可以说有很多王竞的招法，虽说是古代戏，但生活气息依然很浓，而且直指人心，比如孙传庭夫妇、吴又可和师父的情节，这都是王竞擅长的地点。但本片在人物关系和冲突方面则比较弱，大概是为了这个题材做出了一定的牺牲，让电影两条主线前半部分显得有些脱节，一个在努力弥补明朝的四处漏风的根基，一个在治病救人，到了后半部分则显得顺畅多了。人病了，无论是小小的伤寒还是可怕的瘟疫，只要有一个神医就不是问题，而国家病了，就算十个孙传庭也不顶用。

一直等，等有中国味，有历史渊源，有文化沉淀的国产片

可惜数年过去，拿得出手的片子寥寥。

鄙人才疏学浅，历史领悟只能用浅薄来形容，常常只能从一些通俗的书籍，电影中去寻找一些只字片语。

此片看完，很多对话，很多情景，久久不能释怀。

中华民族历18朝，能拿出来拍的题材简直数不胜数

只可惜贴在嘴上的封条，让这些文人墨士放不开拳脚，能出现这样接地气，贴民生的片子实属难得。

片中【传庭】与【又可】真可谓一对知音，医国和医人，看似前者威风八面，贡献巨大，一举一动关乎国之存亡。

但是随着战事偃旗息鼓，尘归尘，土归土，入膏肓之病国又岂是一剂猛药可挽救。

最后连夫妻坟冢也在文革期间被损毁，救国不成想留名青史终成过眼烟云。

但是【又可】悟医道之根本，与世无争，博己之命也要保医稿以存世，辗转才成传世典籍瘟疫论。

影片结尾一段瘟疫论之方竟然在非典期间起到奇效，心中涌上一阵感动。

大明劫，中国劫，尘归尘，土归土，不过在轮回里反复。

医国的贡献，仅能一世，医人的贡献，才是千古。

在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传染病对人类而言仍然十分可怕。

那么在几百年前的古代发生了瘟疫，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故事发生在1642年，明朝内忧外患，一方面要面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另一方面又深受瘟疫的困扰。

眼看就要打不过李自成了，崇祯皇帝只好把囚犯孙传庭放出来，让他临危受命。

乍一看好像是崇祯给他一个戴罪立功机会，但其实他入狱的原因很冤，他是被奸人陷害，再加上崇祯是非不分，他本来就不该入狱。

孙传庭来到潼关后，发现这里问题很严重，援剿总兵贺人龙不听从调遣，粮草不够，地方豪强强占军田……最重要的是还爆发了瘟疫，将士接连被感染。

这个时代的人面对瘟疫基本上是无解，因为这是1642年，要再过40多年列文虎克才会发现细菌，再过200多年伊万诺夫斯基才会发现病毒。

这就好比三体人发射了两个智子到21世纪的地球，物理学家们突然发现那些被定为公理的物理规律都不成立了，却又找不出原因。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药局提领赵川身上。

他学了几十年的医术，救死扶伤无数人，这场瘟疫却让他束手无策。

患者喝了他熬的药一点效果都没有，还是逃不出死亡的下场。

麻黄桂枝解表，黄芪白术补气，都是祖宗传下来的经方，为什么一点都不管用，他百思不得其解。

医家传统，祖宗疗法，突然都毫无作用，这直接颠覆了他的三观。

一个自认为在专业领域出类拔萃的人，其它人也对他十分认可，突然有一天被难倒了，而且穷尽毕生学识也解决不了这个难题，可想而知会对他造成怎样的打击。

正如智子把物理学家逼得自杀了，这场瘟疫也让赵川开始怀疑人生。

他一边问“到底哪里不对了”，一边撞在了士兵的剑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其实早在公元前430～前427年的雅典就曾遭遇瘟疫，公元21～1266年的罗马帝国也是如此。

从有记载以来，传染病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古代人没有研制疫苗和特效药的技术，但是可以思考病毒的传播方式，从而找到减少伤亡的方法。

比方说，虽然古代人不知道什么是精细胞和卵细胞，但仍然知道做爱可以生孩子，所以就能够想出避孕的方法。

早在古埃及时期人们就用纸莎草、蜂蜜、碱和鳄鱼粪做成栓剂，达到避孕的效果。

而人类首次发现精细胞，是在1677年。

同样的道理，古代人不知道病毒是什么，也没有能力杀死病毒，但是可以尽可能控制它的传播，从而控制疫情。

电影中，江湖游医吴又可就是在偶然中悟出这个道理。

冯远征在《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饰演医院外科专家安嘉和，在本片再次饰演一位医生。

他打开窗户，阳光从外面照射进来，处于逆光环境的他就看见了灰尘。

灰尘平时我们看不见，但不代表没有。

于是他猜测，病邪就像灰尘一样，来无影去无踪。我吸进去染上了瘟疫，再呼出来传给你，你呼出来再传给他人，这就是瘟疫的传播途径。

所以他的结论是首先要告知全程百姓，大疫将至，务必人人小心。其次是隔绝病患，以防人人传染。以及开窗通风，以防疫气聚集。

事实证明，吴又可的猜测是正确的。虽然他不能通过做实验来验证他的猜想，但至少大体的思路是对的。

然而军队的指挥使根本不相信他：放屁，净在这里危言耸听。

吴又可的思想太超前了，自然不被人们接受，就像意大利思想家布鲁诺坚持日心说，结果就是被活活烧死。

在所有人都不相信科学的年代，你相信科学，你就成了另类。轻则被排挤，重则被处死。

和“空气传播”相比，人们更愿意相信是他们触怒了瘟神，要给他们降灾。

他们并没有采纳吴又可的建议，而是请高僧做法，驱瘟神，烧疫鬼。

那些驱邪捉鬼的江湖骗子能发家致富，像吴又可这样的真正能救人性命的医生却颠沛流离。

吴又可当初在太医院工作，但他看不惯庸医弄权，所以才辞官做了游医。凭借他的医术，他完全可以升官发财，但是他不在乎名利，而是坚持做他认为正确的事。

他辞官做游医反而因祸得福，他接触的病人成百上千，看到的症状也是千奇百怪，从而让他的医术更加高明。

这同时也导致很多人跟不上他的思路，不理解他治病的方式。

军营里刚刚出现瘟疫的时候，吴又可和赵川一起去给患者看病。患者的症状都是发热呕吐，但他俩写的药方却截然不同。

赵川坚持认为他是对的，吴又可是错的，又是说“这为世代医家所遵循”，又是说“《伤寒论》历经千年，不能因为侥幸治好了几个患者就对医圣不敬”，又是说“如此狂妄忤逆，是我医家之大忌”……

事实证明赵川并不能阻止瘟疫，僧人做法也不能。

所有的办法都不行，他们才决定让吴又可来试一试。

吴又可的做法是隔离感染者，感染者住在一个地方，未感染者住在一个地方，不得越界。

其次是让所有人用布蒙面，相当于戴口罩。

这两件事同时进行，确实有效控制了疫情，至少每天新增的感染者的数量大大减少。

这种方法在400年后的今天仍然奏效，每个人自我隔离两周，从而找出所有的感染者，进一步控制疫情。

不过吴又可这么做只能保证不出现新的感染者，对于已经感染的人，他也没有办法把他们全部治好。有的人喝了药就好了，有的人喝了药也不会好。

孙传庭见状，做了一件至今都饱受争议的事：在出征的前一天，他趁感染者们睡着后下令放火把他们全部烧死，企图逃出来的也会被火枪击毙。

孙传庭对此的解释是，如果带上他们，他们非但打不了仗，还有可能传染整个军队；留在这里又有后顾之忧，如果有人把他们放了出来，后果不堪设想。

其中有一个军人才十多岁就被强迫充军，他不想打仗，他想回家看他的母亲，所以他即便治好了病还是希望吴又可不要解开他的白布条（系了白布条的就是感染者）。

他还远远没到打仗的年龄，他躲过了战争，却没躲过无情的烈火。

孙传庭在整部电影都是一个亦正亦邪的人，你很难用“好人”或“坏人”来评价他。

但不管怎么说，这种有缺陷、有污点、有心机、有城府的角色，远远比那些伟光正、十全十美的角色更能打动人。

孙传庭的初衷是保家卫国，但是他也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假如杀一个人可以救十个人，也许很多人都不会动手，但是他会毫不犹豫地动手。

同样的，既然烧死感染者们可以拯救整个军队，甚至拯救全国人，他也会毅然去做。

虽然死者的家属会骂他，百姓会骂他，直到四百年后的今天人们还会骂他，但是他不在乎，因为他坚信牺牲小部分人、拯救大部分人的选择是正确的。

（当然，几百年前没有疫苗和特效药，感染瘟疫就是九死一生，孙传庭烧死感染者有他的道理。但在几百年后的今天就没有必要了，既然感染者是可以治好的，又何必杀了他呢？）

当初孙传庭刚刚到潼关后，就先假装向贺人龙示好，然后趁其不备将他拿下，把贺人龙以及他的亲信全部杀了，从而完全掌控潼关。

有人绑架他妻子威胁他，他就骗对方会带他去治病，其实是一刀捅死他。

凶残暴力同时又懂得智取，堪称智勇双全。

地方豪强强占军田，孙传庭向豪强追缴历年积欠的军粮，豪强就烧了账本，又烧死王令吏，死无对证。

豪强觉得孙传庭拿他们没办法，孙传庭就以暴制暴，先斩后奏。

他们觉得孙传庭不可能把他们全都杀了，但孙传庭偏偏就是要把他们全都杀了。43个豪强全部斩首示众，家产充公。

他们心狠手辣，没想到孙传庭比他们更狠。

最狠的是他把所有感染瘟疫的人都烧死，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这个世界必须有人做好人，也必须有人做坏人，既然大家都不愿做坏人，那就我来做吧。

他拥有一切成大事的特质，只可惜遇到了崇祯。

崇祯不肯给他充足的准备时间，也不肯给他军饷和增兵，只是一味地催促他出兵，最终孙传庭大败李自成。

果然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孙传庭曾经问过吴又可：你觉得大明朝气数已尽了吗？

吴又可说：明朝积弊已久，非一味猛药可以痊愈。

孙传庭和吴又可阻止了瘟疫的蔓延，但是没能阻止明朝的覆灭。两年之后的1644年，李自成就攻陷了北京。

吴又可治疗瘟疫和崇祯治理朝政形成鲜明对比，人祸永远比天灾可怕，瘟疫不能让明朝覆灭，但是昏庸的皇帝可以。

如果皇帝昏庸，有再多的猛将神医都无济于事。

大明劫的“劫”，不仅是指瘟疫，更是指他们有崇祯这样的皇帝。

片尾字幕显示：

吴又可领先世界近200年开创性地提出了病毒学说及病毒的传播方式。

他在1643年完成了不朽名著《瘟疫论》，从而奠定了中医治疗传染病的理论基础，书中所记经方“达原饮”用于治疗非典收到了奇效。

人们把明朝抗击瘟疫的故事拍成了电影，也许未来也会有人把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故事拍成电影。

说不定到时候片尾字幕是这样的：

2003年，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医护工作者经长期努力抗击了非典。

2020年，终南山说“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而他自己却在第一时间赶赴武汉，继续救死扶伤。

2003年，在抗击“非典”的工作中，李兰娟对浙江省非典防治提出并采取了一系列创新性措施。

2020年，李兰娟公布两种抑制新型冠状病毒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