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7月，伯顿在返回塞利尼之前，曾经伦敦录制了一次电视节目的采访，这段采访在他死后得以播放，而且还是反复播放，因为这是他在公开场合露面的最后一段影像。

在采访中，他流露出了明显的厌世情绪，似乎认为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在节目的最后，记者问他，“如果你有第二次生命，一切可以重新开始，你的生活可以重来一次，你会想要改变什么吗？”

他回答说，“我不会改变任何事，因为我一直过着最不可思议的生活。”

这是他留给公众的最后一句话。一如既往地符合他的风格，这是他给自己的盖棺定论。

他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名字写在水上的人，根本不在乎他未来的影史地位，千秋之名；也从来没有想过像奥利弗和保罗斯科菲尔德那样把生命献给剧院，登上艺术殿堂的宝座封神封圣。

那么，当他回首自己这辈子所做的一切事，自然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了。他也真是想开了，释然了。

他在最后能够把没有奥斯卡，没有封爵的这两样遗憾彻底放下了，我倒是挺替他开心的。

因为在81年费城的那次采访中，他还对此耿耿于怀，说好莱坞不给他奥斯卡是故意作梗，和他在50年代拒绝上黑名单有关，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

滑稽可笑的是，《柏林谍影》的导演马丁里特最开始讨厌伯顿，就是因为他当初上黑名单时，伯顿没有为他说话。

这是一笔糊涂账，目前我还没有发现伯顿与这件事的具体关联是什么。 我只是从记者的这最后一问里，感觉到了深切的悲哀——伯顿在最后这个月里所表现出来的极为浓重的厌倦，厌世，很明显是抑郁症复发了。

我觉得如果是他的亲友，同情他关心他的人，看到他这种情绪，也不应该提到任何和死亡相关的话题。

然而媒体人眼里没有良知和怜悯这两样东西，他们需要的只是制造爆点，引诱被采访者说出让观众感兴趣的答案，所以他们要问出最能刺激观众兴奋点，满足公众好奇心的问题。

你会问一个绝症病人，“你如果可以重活一次”这样的问题吗？

正如这个记者明明看到他如此消沉绝望，还要问他这样一个问题。

像不像他在74年时，内外交困，感情破裂，病痛缠身，苦苦支撑的情况下所拍摄的《大王龙》里，那两句充满恶意的台词？

“像你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那名坐在办公桌前鄙夷地看着他的官员如此问道。他对面的伯顿满脸病容，憔悴衰败。

伯顿愣了一下，那一刻真让我想起了44年初在牛津校园，内维尔对于他的莎剧处子秀的表演做出的评价，“仿佛全世界的所有痛苦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眼睛里了。”

面对这个问题，伯顿苦涩地反问道：“所以，我应该选择自己去死吗？” 似乎全世界都看不下去他的悲剧继续下去了，而他自己却认为，“似乎人们不想再看到一个混蛋在银幕上说话了。”

他在拍最后一场戏时病重昏迷，好不容易被抢救过来。住院一个半月之后，他在在大量镇定剂的帮助下，由两个保镖的搀扶着走出医院。

这时候蜂拥而上的媒体开始问那些戳他痛点的话，最讽刺的是其中一句是，“你有没有得肝硬化？”

我觉得如果我是伯顿，我会叫我的保镖去揍这个嘴贱的家伙。

他还在乎什么体面不体面的，再说这种事又不是没有发生过。

狗仔队的鼻祖大人说过，他曾经被伯顿的保镖用棒球棍打过。他没脸说出他当时具体问了伯顿什么问题，才让一贯在媒体面前百般忍耐，很有克制的伯顿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当然，残酷的事情不仅仅是这么一点。媒体不但在他进行最后的苟延残喘时如此“关心”他。甚至在他死后也表示这不算太大的意外，很多人都觉得他早就该死了，对于他能撑到现在才是真正的意外。

他根本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却这样被媒体长期地盼着死亡，是因为嗅觉灵敏的媒体认为，公众已经看不下去他的悲剧有更多延续了。

因为每过一年，他的容貌都会衰老好几岁的样子，身体和精神状态都会更加糟糕。到了最后两年，镜头前的他已经像一具空壳了。

他并没有彻底躲起来，把自己不体面的衰老掩藏在公众的视线之外，就像很多年轻时以美貌著称的男女明星那样刻意保持神秘感，让观众心目中的他们永远是美丽的，从而永久地保存体面。 其实我很好理解他为什么从来都没有退出影坛，尤其是在事业滑坡，自己已经很有钱，不需要再出来为钱奔波的情况下见好就收，及时止损。

那是因为他就是厌憎自己的，他一点也不在乎自己衰老丑陋的一面被世人看到。就像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话总是理直气壮，好像对于他的那些坏名声和坏行为毫无悔悟那样。

他的人生就是比其他明星要完整，既有英俊迷人的大众情人理查德伯顿，也有衰迈苍老的过气明星理查德伯顿。

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活到七老八十，所以他毫不介意地把他七老八十的样子放在镜头前给公众提前看到。

看看吧，这就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天才，多年的自我放纵之后的报应，这些都是他该得的下场——在全世界人的眼里，在镜头前一点一点老去，死去。

而且，到了最后他也死不悔改，他喜欢他这辈子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活。

就是这样，是不是很洒脱？

1974年《大王龙》的剧情截图，他当时病得太厉害，只能尽量多拍坐着的戏。在这一幕戏里，我甚至能听到他因为疼痛难忍而发出的吸冷气的声音。

74年拍大王龙期间，伯顿正处于和泰勒的分居期间，感情受挫令他的酗酒更加严重，全身都是病痛。为了麻痹疼痛他拼命喝酒，现在看那部电影他走路一瘸一拐，说话吐字不清，脸色青灰憔悴。

本片的男一李马文也是个酒鬼，但没见过他这样的。他当时身患多种疾病，只能躺着坐着拍戏，导演看到他用尽全力都没办法说完整一句台词就担心他会出事，要求尽快拍完，他只好忍着40度的高烧继续演。

李马文问他，他的表情都快哭出来了，还回答说“只是有一点点不舒服”。李马文后来说伯顿是他见过最坚强最能忍的人。

结局时，他演的角色中枪死亡，他倒在地上很久，导演还夸化妆师给他化的死人妆好逼真，化妆师很诧异地回答，并没有给他化过妆。

后来看他一直不起来，导演才发现他是真的昏迷了，先找来医生看，医生说这个男人快死了，于是剧组赶紧把他送医院。医生立即给他输血，全身的血都替换一遍，因为里面都是酒精，已经是严重的酒精中毒。

他被送医院时医生说他活不过两周，他住院了六个星期，走路都没办法，只好让两个保镖搀着。他的容貌也火速衰败，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整个人都是瘦弱颤抖的。在医院里有个十几年前和他合作过的女星碰见他，差点认不出来他。

我感觉到世人对他的恶意和利用，尤其是拍《大王龙》时他的遭遇。因他当时坐骨神经痛正在发作，腿瘸的厉害，所以把他的角色干脆设定成一个越战受伤的残疾人。

台词也故意为他而设，戏里的镇长问他，“像你这样的人为什么要继续存在？”他听到后愣怔的表情和眼神简直是痛苦悲伤至极，然后反问:“这么说我应该自己去死对吗？”

剧组的宣传人员为了炒作这部戏，特意在他酩酊大醉的时候找来一大群媒体记者来采访他，共同见证一个天才自毁的过程 。

记者们故意问他的伤心事，要他谈谈酒，谈谈狄兰托马斯。

（狄兰托马斯是威尔士最伟大的诗人，是伯顿的朋友。53年时他问伯顿借2500英镑，伯顿当时收入还不高，没有借给他，他只好去美国赚钱，结果刚到美国就因为酗酒死在酒吧里。伯顿认为自己害死了朋友，所以终生都在宣传托马斯的作品，自掏腰包拍《牛奶树下》，甚至死后唯一的陪葬品就是托马斯的诗集。）

此时身心都处于痛苦煎熬之中的伯顿开始了酒后的疯言疯语，说自己是个酒鬼，说当演员是最没有男子汉气概的职业，说他厌憎表演。

记者们成功地得到了他这些自毁形象的料，满意地散去了。他们巴不得他倒霉，这样可以从他的悲剧中找乐子，满足观众的窥私欲，顺便利用他大赚一把。

就在他出院之前，泰勒独自去办理了离婚手续，她对他彻底失望了，认为这个酒鬼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连去医院看他一眼也懒得。

这显然也是伯顿出院后身体还没彻底恢复就又开始疯狂酗酒作死的原因了，他大概真的想用酒精把自己杀死的吧。

他这次没死成，又病病歪歪地拖了十年，也算个奇迹了。大概是上帝还想让他多给世人奉献一些表演的吧，才又给了他十年时间。于是有了《恋马狂》，有了《野鹅敢死队》，有了《1984》。只可惜，他到底还是没有奥斯卡。

唉，伯顿在外面拍戏赚钱是何等的辛苦，泰勒知道吗？

74年4月，在北加州拍摄《大王龙》最后一场戏时，凌晨三点，正处于关节炎、坐骨神经痛、流感、支气管炎同时发作状态下的伯顿在一块冰冷潮湿的土地上躺了一个多小时。

没有任何保护，也没有任何御寒的衣物，他快要冻僵了。

就因为片场的打光总是不尽人意，所以导演让这个镜头NG了几十次，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的台词，用了一个多小时时间，才完成了这个只有30秒钟的镜头。

等导演最后一次喊CUT之后，他仍然躺在地上不起来。

导演看了看他，对化妆师说，你给他化的死人妆很不错，很真实。

化妆师诧异道，我根本没有给他化妆啊？

导演这才意识到，伯顿的苍白脸色不是化妆的效果，而是真的了。

他赶忙叫伯顿起来，却怎么也没办法叫醒他，这才发现他已经陷入了昏迷。

导演先是找来一个医生，医生过来一看，立即说，“这个男人快死了。”

导演这才意识到大祸临头，赶忙打电话叫来救护车，把他送到当地的医院。

医院里的医生认为他活不过两天，情况极其危急，他的经纪人用飞机把他送去洛杉矶的圣约翰医院，这才为他争得一线生机。 值得讽刺的是，伯顿以差点丢命的代价拍摄出的这30秒镜头，有台词的部分最终被剪掉了。我看到的这部电影的正片，只有他所扮演的角色躺在地上死掉的镜头，没有死前说台词的内容。

更让人愤怒的是制片方对伯顿的态度。

伯顿在拍这部戏时病痛太严重，经常口齿不清，几乎没办法说出台词。加上拍摄一场动作戏时左手受伤，一直没有时间去医院治疗，他只能用烈酒来止痛，甚至发展到了一天喝四瓶伏特加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李马文一直在过问他，帮助他，可制片方却认为这是一个大好的宣传机会，他们透露消息给了媒体。

于是媒体蜂拥而至，争先恐后地想要把这位天才人物相当可耻堕落经过报道给公众知道，因为公众一直都很喜欢看这个。

其中一名记者在他的专栏里详细描绘了伯顿的可怕现状，“他那张曾经英俊的、粗犷的脸，现在已经变得极度衰弱，极度苍白。他很瘦，枯树枝一样的手臂从挽起的衬衫袖口伸了出来，西裤皱巴巴的，像老年人穿着的一样。明亮的绿眼睛现在已经被红血丝包围，白色部分少的可怜。 他茫然，恍惚地微笑着，就好像麻醉后躺在手术台上，突然被无影灯惊醒的病人一样。”

因为这些报道，伯顿在美国境内享誉多年的盛名，一下子被毁掉了一大半，他被描绘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酒鬼，不再是那个英俊强健的大明星，那个可敬的演员。 当然，还有更大的恶意在后面。

制片人沃尔特斯基芬说，“考虑到他的表现，根本不应该得到他的片酬。他每天要喝3夸脱(按美制单位计算，合2838毫升，相当于4瓶700毫升的酒)烈酒，他甚至不知道他身在哪个城市，更别说他正在拍哪部电影了。”

伯顿当然什么都不知道了，他当时除了身体上的疾病，还处于躁郁症发作阶段，他向一位朋友哭泣着求助，“我该怎么办？”

他能怎么办？

他当时已经差不多糊涂了，不知道他的名声已经被剧组和媒体里应外合地毁坏得差不多了，也不知道他接下来险些就要丧命，更不知道他在病情危重之际泰勒还会要求离婚和分割财产……

他在76年上访谈节目时说，他完全忘记了他拍摄过这部戏，甚至连李马文都不认识了。

他更是完全不记得他在拍摄期间和当地一位妇女的情感纠葛，她甚至为他抛弃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来到他身边——即使他处于那样混乱可怕的状态，她仍然深深爱上了他。

74年7月，伯顿在写给索菲亚罗兰的一封信里提到这几个月来的经历，只用“疯狂”一词来概括。他确实是疯得厉害，以至于这段经历基本回忆不起来了。

也许，发疯才是他大脑里的自我保护机制在启动，让他对这段地狱生活毫无记忆，也可以减少他事后的痛苦。否则，他根本不可能在这场浩劫之后幸存下来。

这充满恶意的人间。 图一为《大王龙》的封面

图二为伯顿和李马文在片场的拍摄间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