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闻《九零后》这个片名，难免会有被“误导”之感——尤其是在知道与剧集版《西南联大》有联动之后。而看完本片，才明白何谓“九零后”——这是一群年过九旬的当年联大学子的采访记录，以他们的回忆为主线，串联起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的历史场景，回忆彼时群星闪耀、大师云集，一个在战乱与贫穷中仍然盛放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荣光年代，崇尚科学民主的气氛兴盛，人文艺术百舸争流，堪称建构起近现代中国各行各业中流砥柱的脊梁，真乃“旷百世而难遇者哉”！

本片整体来看是《西南联大》的微缩和延展，从三校合并渊源开始，及至抗战白日化、分头抵达昆明，重点回溯联大在战争日子中的学习生活，剧集中最终返平津一段未提及，而是新增了建国后研发“两弹一星”及当年诸多莘莘学子怀揣初心在各行各地发光发热的情状。两者皆重点阐述联大之自由独立的精神、勤勉刻苦的学风、热血爱国情怀如何在近百年时间凝练下依旧保持本色，以一腔孤勇达至近现代学术巅峰、筑成中华脊梁；都调用多方影像和实地采访（本片部分无法重现的场景以动画形式还原），资料支撑殊为详实，尤其是本片让亲历过这一切当事人出镜口述，更增感慨之意和感人之情。

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联大学子在镜头前依然精神矍铄、神采奕奕，杨振宁、许渊冲、潘际銮、杨苡、王希季、马识途......这些终生铭记联大学号的人，当年有人加入过湘黔滇旅行团，有人不远万里飞奔故国，都曾在硝烟中抱紧书籍跑警报，都曾在铁皮屋顶下听着昆明的雨痴醉听课，也曾在臭虫叮咬的睡眠中做着千秋万代理想的大梦。这些“九零后”在走过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依然保持着明亮赤子心和不息热血梦。

细节部分与剧集有些许重合——如巫宁坤含泪唱起《松花江上》，想起他在最深重黑暗的岁月与沈从文作品的重逢并收到恩师的勉励长信，感悟到沈师之“柔弱中有强韧”的精神感召，而本片尚未制作完毕，巫老已离人世，想及他的经历真是令人泪目。穆旦虽然只能作为动画部分出现，但其诗歌引用的象征精神一直长存，无论是本片还是剧集都阐述了其个人经历对诗风变化的影响，他自身的命运终究是与时代的命脉共通的（1940年他在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留校任教；1942年参加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抗日战场，从野人山战役的死亡中幸存）。关于这两位文人，张新颖的《九个人》一书中有相关内容，可以作为本片的补充阅读。而剧集的重点部分如闻一多上课时的风采、陈寅恪诸师其人其事等（费孝通扶着怀孕的妻子、傅斯年扶着眼睛不好的陈寅恪），也皆有提及，包括动画中静止的陈梦家和赵萝蕤身影，让人无限怀缅昔日文人的铮铮风骨同时，也生出丝丝怅然。

我们今日提起“西南联大”，首先涌上心头的可能更多一种象征，一种精神，一种情怀，一种高洁与自持、严谨与浪漫并存的学术氛围，一个再难遇见的巅峰。我们也许会怀着憧憬去想象那一代人未绝的《未央歌》，因为这个时代需要这般清洁的精神和纯粹的治学心态。片中提到“pure”——正是彼时无数联大学子们的共同特征，他们高唱“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校歌，在国家危难之时毅然决然投笔从戎（片中有列出参军名单）；在艰苦环境里攻克学术难点，无论是人文社科还是基础科学都可用硕果累累来形容，不仅在乱世中开创出一片求学的“桃花源”，更是泽被后世殊为深远——涌现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0余位两院院士，堪称人类群星闪耀时。

影片以杨苡先生的访谈开场，回忆起与巴金的友谊和对其二哥的少女暗恋心思，真是太可爱了！穆旦曾就萧珊的逝世写信给杨苡：“蕴珍（萧珊）是我们的朋友，她是一个心地很好的人，她的去世给我留下不可弥补的损失。我想这种损失，对你说说，你是可以理解的。究竟每个人的终生好友是不多的，死一个，便少一个，终于使自己变成一个谜，没有人能了解你。我感到少了这样一个友人，便是死了自己一部分。”他和巴金的交情也是极好的，毕生翻译黄金期得到过他们二人的全力支持；而本片开场时，镜头扫过杨苡书桌上那些老照片，听她提起的那些旧名字，只能感叹100岁又有何妨呢，昔年峥嵘岁月，亦有少年的烂漫情思，回想起来都是生命的一部分，他们拥有彼此青春的见证，可真好啊。

最可爱的当属许渊冲老爷子的各种吐槽，他和杨振宁对彼时大一文学课几位老师分期执教的看法完全相反——前者觉得很有用，后者认为太乱了，文理科思维的差异呈现太过有趣，也侧证离乱弦歌中百花齐放的治学态度，这么开放包容的授课方式具有超越时代的先进性和前瞻意义。不惟是上课方式的自由，治学之道也力求做到真正“以人为本”，如果拿学历和职称去要求所有任课教师，如果拿合格分数去考量所有学生，那么很可能某些大师会夭折在起跑线上。

重温这些“九零后”的青春作伴多么可贵，往事不可追，那些逝去的些微时光在影像纪录中终究得以存一缕气，也再次证明影像作为文献资料的同步性——如若再不记录，那些鲜活的记忆真的要化为怀旧的尘土了。20世纪的离乱与迁徙，卑微与骄傲，悲壮与辉煌，散落到每个人身上，也会刻下时代的印记，他们以热血青春，以孤绝之勇，以心怀天下之大志，成就“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很多年以后，我们都会怀念这一批“九零后”，怀念那灿若星辰的未央世代。

　　在西南联大的时候，闻一多曾经要大家写读李贺的笔记。汪曾祺帮自己的低年级同学捉刀了一篇，然后深受夸奖：“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曾祺写的还好!”而那句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的句子是这样的：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烈。在一片黑色上描画他的梦，这样的天才不止是李贺，还有西南联大的那些《九零后》。电影可以酷似小说，也可以是散文，但像这部电影那样的，就是诗，浓烈到岁月都无法减损光芒的诗。

　　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电影开始不久，巫宁坤先生说起日军侵华，回忆学校礼堂里的女生不禁唱起《松花江上》，一边唱，一边泣不成声。在这部电影里，如此肆意纵情的哭泣不多。当时九十八岁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获得者许渊冲，九十九岁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一百零一岁的《呼啸山庄》译者、翻译家杨苡，一百零六岁的《让子弹飞》原著者、作家马识途……十六个人里面，他们更多都是带着微笑。

　　无论是眼泪还是微笑，总要从一九三八年说起。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平津沦陷。南开大学直接被日军的炮火炸为废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停止办学。三所大学决定合并南迁，先是迁到长沙，组成长沙联合大学。随着长沙也面临沦陷，于是进一步从长沙南迁到更加偏僻的云南。一九三八年四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成立，简称“西南联大”。这所大学只存在了短短八年零八个月，诞生了一百七十二位院士，八位“两弹一星”元勋，二位诺贝尔奖得主……

　　衮衮中华，往往乱世之中反而诸子百家璀璨争辉。而在那个山河涂炭，乱世将倾之际，西南联大同样创造了一个堪比英美的学术中心。天文学上说我们看见星辰，都是已经多年以后。那些微笑和哭泣的老人，便是在那么多年以前，歌之咏之。如今，我们有幸见到。

　　大家从四面八方往云南奔赴，从内地，从国外，从长沙，舟车之苦，离乱之痛，谈笑之。而其中的“湘黔滇旅行团”由长沙乘船到益阳，再从湘西徒步穿越贵州省，凭一双脚千里迢迢。途中历经各种天堑险途，匪乱兵灾，经六十八天行军，在中国西南大地艰难行走三千五百里。可谓学生版的长征。

　　当时那些少年，那些夫子，奔赴西南联大，大抵就是这样一个念头：国难当头，学什么可以帮助国家。国难当头，国家又需要我在哪里。

　　就如杨苡老人说的：当然高兴，去了那就没有日本人了。于是，纸上多了一行行的诗。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些年，我们的家，在云之南。

　　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从电影拍摄到公映，导演拿到了十六位前辈的所有授权，但就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有三位大师离开了我们。八十多年前，在那片土地上有更多的人离开了我们，包括牺牲时年仅十九岁的缪弘：

　　「宁愿闭起双目，以免再看见人间的不平；

　　宁愿堵住两耳，以免再听到壮烈的声音。」

　　西南联大经济系学生 缪弘 遗诗《赶快》

　　缪弘前辈的父亲是汉奸，所以入学之初甚至修改了父亲的名字。而在战场上，作为翻译的他，当同行的美军恐惧退缩的时候，依旧用自己的胸膛迎上来敌人的子弹。他冲上去的那个瞬间，真正是血之花而怒放。

　　在电影里，有位老先生这么说：当时想国家需要什么呢？需要炸弹，那么我就去学化工，去学造炸弹。

　　那时候我们的国家需要的何止是炸弹，所以他们去学习各种知识，学习各种这片土地上所匮乏的，他们用自己的血肉在黑色的纸上画着画，那些画就像饱尝血肉的诗，昂扬着划破彼时黑沉沉的天。

　　他们奉献的不止是为了中华崛起而读书，不止是呐喊，更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毅然奔赴现场。

　　美国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战区的战绩，美国总统于1945年7月6日预立指令(1946年5月14日公布)，授给做出卓越功绩的人员以铜质自由勋章，名单共有三百余人，上自傅作义等高级将领，下至军官和技术人员和军事翻译员。在52名受奖的翻译官中，有西南联大学生16人，他们代表西南联大所有从事翻译员工作的同学获得了这项荣誉，这也说明了军事翻译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作用。

　　联大三位常委正在读大学的儿子都率先做出了榜样：张伯苓之子张锡祜早已成为空军飞行员；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和蒋梦麟之子蒋仁渊都志愿去参战部队当军事译员。不仅如此，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之子查瑞传，任参战汽车部队驾驶兵。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之子冯钟辽，去参战部队当军事译员。其中还有在解放以后毅然回国报效祖国的查良铮。

　　一个人的血不够，那就让一个人接着一个人的血开满大地，那“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在大地上，在青天上，在云之南。

　　三、那时候我们还很年轻

　　许渊冲先生说那是最好的国文课，那么多厉害的先生集中在那里奉献着自己的才华；杨振宁先生却说那样的文科教育有些混乱，不成系统；巫宁坤先生也说课堂上学不到多少东西，倒是在茶馆里和同学师长的闲聊有很大裨益。

　　但他们也许都上过罗庸先生的课，听着他讲杜甫的诗的时候忽然停顿，走到窗前：那里就是长安，那里就是终南山。

　　“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精神并不仅仅是奉献了诺贝尔获奖者，奉献了那么多院士和专家，它更是在血液里为往圣继绝学，让这个世上多了那么多“Pure”的人……梅贻琦校长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那些大师的黑板下面，坐着未来更多的大师。那些人，学到的何止是一首诗，何止是很多首诗。

　　一九五零年二月，朱光亚、王希季归国

　　一九五零年八月，邓稼先归国

　　一九五零年十月，吴大昌归国

　　一九五一年，巫宁坤、许渊冲归国

　　一九五三年，查良铮夫妇归国

　　一九五五年，郑哲敏归国

　　……

　　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六年十月，2290位海外留学生从世界各地回归祖国。他们就如当年的学子，从四面八方奔赴呼唤他们的地方，那时候，他们也很年轻。

　　“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杨振宁和邓稼先少年时候经常浩叹之长吟，到了暮年自然会让人想起“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其中唏嘘，又何止一人一事。而当电影结尾处老人们回忆着自己的学号。耄耋之年的他们清晰而坚定地说出着那一串串数字——「我的学号是N2214，我这一辈子都记得」、「我的学号是联580，我还记得」、「T3404，四年都是用这个学号」、「25829」、「33201」……

　　每个人，都是像写在黑色纸上的画那般的诗，每个人，都是开满遍地的野花，他们留给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应该就是年轻：

　　那时候我们还很年轻。

　　这个我们，是他们，更是我们。

关于工作节奏这个问题，最近我在上海的广告行业内工作了两个月，有了非常直观的感受：除了快快快，还是快。这样的节奏，使我感到身心俱疲，因为适应这样的快节奏，不仅需要在工作时间内高效快速地运转自我大脑，手上动作，团队协作，同时，还需要挤压原本属于个人业余的生活时间，于是工作和生活就失去了平衡。

但这可能就是视频广告行业的常态？

有一次，团队聚餐的时候，监制老师跟我开玩笑，说我工作时是做纪录片的速度，需要加快。确实，广告行业和纪录片行业的工作节奏是大不相同的，不同的纪录片制作，也有不同的节奏。

一般来说，剪辑这个工种是没有规律节奏的，日夜兼程地在电脑前调整与琢磨就是剪辑师的常态，但我有幸参与了纪录片《九零后》的拍摄与制作的全部过程，也在这部纪录片中参与了剪辑工作，也因此体验到了一种做剪辑工作的“非常态”工作节奏。我们的导演徐蓓老师，认为工作和生活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状态，但二者又是紧密相连的，只有好的生活状态才会带来好的工作状态。所以她为后期工作团队安排了固定的工作时间：工作日上班时间剪辑，午休时间一小时，周末也有一天时间休息，后期过程中也从未加过班！这样的工作在常规上班族眼中也许就是常态，但对于影视行业的从业者来说，却并不常见。当然每一部影视作品的制作周期不同，但我还是想分享一下《九零后》这部纪录片的工作节奏给我带来的感受。

这种看似非主流的工作方式，为我们每一阶段的剪辑都提供了更充足更新鲜的思考，也避免了更多可能因为赶进度而忽略掉的细节。所以有时候头天解决不了的剪辑问题，通常会在第二天或者周末放松的空隙中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这其中有团队进行观点交换推进缓慢的时候，也有观点一致进展飞速的情况，总之就是在相对规律的工作节奏中松弛有度地进行了剪辑工作。于是整个后期过程从最开始的第一分钟到后面的150分钟版本，再从150分钟的版本调整到最终成片的104分钟版本，这个在我看来非常复杂的工作，就这样一帧一镜地在愉快的过程中完成了。这就是纪录片《九零后》的工作节奏。

现在再来思考工作节奏这个事情, 我想每个行业，每个团队应该都有自己的节奏，也有不同维度与深度的探索，需要不同的节奏与方式将我们所需要的内容进行提炼、组接。作为《九零后》这部纪录片的剪辑助理，在跟完了整个项目之后，我最大的感受之一就是有条理的工作节奏和生活节奏，可以把很多看起复杂的大困难分解为一个个小问题, 然后愉快地一个一个解决掉它们。这是我所体验过的高效又松弛有度的工作节奏。

当然，最后还是希望更多的观众，更多的朋友，在工作之余到电影院，感受一下纪录片《九零后》中的人文历史，也希望我们所有人的生活能够丰富一点，趣味多一点，让生活的节奏律动起来。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从业经历。实际上我在做历史文化纪录片之前，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都是做类似直接电影这样的东西，我们做的都是社会纪实类的题材，那些年代的中国社会的一些热点，比如说三峡移民、农民工进城、农村小孩上学等，其实我们都拍过不少纪实类的短片。

但是我在2005年得到一个机会，考取了英国政府的一个奖学金，之后我在剑桥学主修社会人类学。实际上我回来以后比较想换一个方向，特别巧合的是，2012年我得到了一个命题作文，大家都知道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实际上2012年是为了3年以后做一部关于抗战大后方的片子，体量非常大，一共有12集，那是我第一次做历史类的纪录片，但是我当时对这个选题有一种非常奇特的感知。因为实际上从今天来看，你换一个角度，那其实也就是一个应景的纪录片了。如果你采取一种“我要完成任务、反正把这个片子播出就好”的这种态度，它其实就是一个任务片。但是我对这个选题的一种感知是，我觉得这好像是我喜欢的，因为我那时候回顾了一下我自己的这种阅读习惯，好像是很多年来我自己对历史类选题的读物是非常感兴趣的，我去剑桥之前还读过美国人写的一本《日本帝国的兴亡》，这本书特别好，我也推荐给大家，它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角度描述了日本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我那时候还喜欢另外一个作家叫黄仁宇，大家肯定都知道他。对他们描述历史的方式觉得非常新奇，而且觉得很好看。所以其实当我一接触到《大后方》的时候，尽管那时候我已经从业十几年了，我就突然觉得我骨子里好像更喜欢这种选题的东西。

所以从那时候起，我花了三年的时间，也拿出了一种特别钻研的劲头，因为那时候缺资料，我们就在全世界到处去找这些二战的资料，后来《大后方》出来以后，收获了一个比较好的口碑。我想可能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大概就走在了这条道路上，就是你们通常说的历史文化选题这条道路上。当你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你一定会碰到很多风景，你一定会有很多机会，你也一定会碰到很多很支持你的人。所以实际上我觉得西南联大这个选题就是在这条路上，我行走的时候，我碰到了这样一个好的选题，我跟西南联大这个选题相遇了。那是在2016年的时候，云南想做西南联大的选题，这个选题交在了我的手里，那个时候我跟西南联大结缘的。

后来的故事大家可能知道，我们花了两年时间做了《西南联大》纪录片，在这条路上我们又更进了一步。后来机会又来了，因为西南联大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选题，实际上它可以分出很多子题目，出品方大概的想法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做成一个矩阵，我们有纪录片，好像现在电视剧也快出来了，我们还可以有一个纪录电影，我们把整个西南联大的矩阵做得非常完整，后来就把这个选题交给我了。

其实坦率地跟大家说，因为我自己做过《西南联大》的纪录片，我每做一个纪录片的时候，其实最后都处于一种心力交瘁的状态。也不仅是我，我觉得每一个真诚的或者是一个用功的创作者每一次创作结束以后，就感觉自己又被抽干了一层，我当时就是那样的感觉，就是已经投入了所有的情感也好，或者是我的智力也好，都在这里头了。但是我要重新找出一个路径，一个讲故事的路径，要重新做《九零后》，其实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后来的制作过程其实也证明了这个过程。

纪录电影《九零后》与纪录剧集《西南联大》

当时我考虑了很久，就是我们采取一种什么样的角度来做《九零后》，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九零后》这样的一种样子，但实际上这个选题交给我的时候是说“咱们做一个西南联大的历史纪录电影”，这个框框是很大的，你可以用很多种方法来实现它，不一定非要是这种，当时的方向是混沌的。后来经过了包括很多调研，包括去看豆瓣网友的各种评论，看他们喜欢的点在哪儿，然后结合影像的特点，我还是选择了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个视点，就是我们以西南联大学子的个体生命的角度，从这一个比较统一的角度去看待西南联大的历史。

那么它与《西南联大》的纪录片有什么不一样呢？《西南联大》纪录片相对来说是一个上帝视点的，就是我们要比较全面地反映西南联大学校的历史，我们涵盖的范围有校长、有大师，包括西南联大的学子大规模地从军，还有与云南的关系，它是一个方方面面的视角。《九零后》就比较集中，我们自始至终是从学生的回忆、学生的视角来体现西南联大历史的。可是这个历史又相对要比较完整，可能大部分观众都是没有看过《西南联大》纪录片的，甚至也许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并不是特别了解，我必须假想观众是在这种前提下看片子，所以我们目前的叙述方式就是：我们得相对完整地把联大这段历史、这个时间线很好地做到个体生命史里，要让对西南联大不了解的观众能够看懂。

大概就是这样，《九零后》与《西南联大》纪录片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视角是不同的，它是一个比较单一的西南联大学生的视角。

当然，这个学生是两种类型：一种是直接在我们摄影机前接受了采访的。第二种是已经去世的有几个很突出的学生，可是我们觉得他非常能够代表西南联大的某一个方面。比如说大家可能对查良铮（诗人穆旦）是有印象的，对缪弘也是有印象的，这两位先后都去世了，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在片子里面呈现他们？是因为他们是学子从军这一块非常亮丽的一个典型。如果全部都用现在我们能够拍摄到的西南联大学子的影像，可能更像一个电影。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我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为西南联大做一部纪录电影，那在我这里首先考量的是我怎么才能够尽我的全部努力，把它精彩的故事尽可能地呈现多一点、精彩的人物尽可能地呈现多一点，这是我首先考量的。

关于联大校友

谈一下拍摄的人物给我的一个印象。

我自己觉得是特别幸运的，因为在2016年底开始和西南联大这个选题接触以后，在这几年的时间我大概采访了20多位联大的校友，有的是联大的二代，其实大部分校友给我留下的印象都蛮深刻的。

我先从近的一个说起。当时我特别想在《九零后》的这个片子里加入一些我自己特别看重的人物，就是叶企孙先生和熊大缜的故事，因为我们在《西南联大》纪录片里没有反映这一块。我去拜访西南联大的校友，也是一位院士，他叫叶铭汉。我当时敲了门，进去以后，看到叶老在那儿，我一看他就觉得他太像叶企孙先生了。因为在那之前我读过很多关于叶企孙先生的资料，了解到他的一些人生的际遇。我当时一看到他，一坐在沙发上就开始哭起来了。他也很理解，就是因为他俩真的长得特别像，我就有点难以自持，那时候一下子坐在沙发上就流泪了，平复了好长时间才平静下来。这是让我印象很深的一次。

马识途先生是我的老乡，他是重庆忠县人，他好像也是川大的校友，我本科是在川大读的。2017年，我们做《西南联大》的时候，他应该是患了癌症，所以我们没有采访到他，但是他奇迹般地就康复了。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是105岁，他是我见到的年龄最长的一位长者。他在我面前的时候，其实我挺害怕的，我从来没有采访过这么资深的一个老人，但是他一开始讲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感觉，他说“我今年105岁了，眼睛也瞎了，耳朵也聋了，好在我的脑子没有糊涂”，我挺喜欢这几句话的。他一开口，这个人生的况味就出来了。我们到他那儿去采访了两天，因为他每天接受采访的时间不能太长，但是他就这样，每一次可能要说两三个小时，而且他对联大的历史、过往如数家珍，记忆力惊人，有时候我看着他的时候精神会有些恍惚，就觉得我要是在他那个年龄，太不谦虚了，不要说105岁了，我可能要在85岁，比他年轻20岁的时候，我如果能够有他这样一个清晰的记忆，我还是要为我自己点赞的。

当时采访和拍摄都结束了以后，我们请马老给我们写字，写完了，他就专门给西南联大博物馆的一个女同学写了几句话，我觉得那几句话写得特别好，我当时就很想把它作为我的一个激励，虽然我已经过了那个年龄了。他说的是“年轻是一笔财富，可是它也可能成为你的负担，就要看你怎么生活”，我觉得特别棒，我其实也很想把这句话用到片子里去，但是后来东西的确是太多了，用不上。但是这句话，我觉得是可以作为马老送给大家的一个礼物。

巫宁坤先生，我们是在美国采访他的，我好像不止一次地给朋友讲起这个细节。我们那天约的是早上10点钟，他住在马里兰州的一个普通的老年公寓里，他跟他夫人一起，那个房子也不大。我们就是摆了两个机位，很勉强，包括布灯这些条件都不会太好。我顺便说一下，所有的老人大概只有极个别可能有一间稍微宽一点的办公室或者住处给我们采访和拍摄，考虑到这些老人家年龄都太大了，也不太现实去“搬动”他们。比如说我们到南京去杨苡先生家里，我们找一个宽敞的地让她去，这其实是不可能的，你想想，老奶奶已经100岁了。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在老先生或者是老太太家里去，他们家的房子一般都很小，我觉得不是说他们没有太多住大一点的房子，他们可能就是不在意这一块，不是说我一定要住多么大的房子，他觉得我习惯、我舒服就行了，像许渊冲的全部精神都在他的翻译上面。其实巫宁坤先生在美国的住处也很小，这些都对拍摄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你可以选择的方法其实是非常少的。

那时候我们10点钟去，他凌晨2点就起来等我们，穿上他黄色的衬衣，因为他心里很激动，睡不着，看错了时间。我坐在他的对面的时候，我也是特别感慨，他的性格依然那么天真烂漫。从他的叙述当中，你丝毫不能感到苦难在他的心灵上留下过很深的阴影。他回忆起他的学生、他的同学、他的老师的时候，非常心直口快、“口无遮拦”，大家在片子里看到他回忆汪曾祺，说“写东西写得好，可是他的英文不及格，读书也不用功”。他还吐槽过他的老师吴宓先生，我们都觉得吴宓是一个大家，他觉得吴宓讲课差点意思，而且专门要强调“他的英文不行，他的英语是有口音的，有陕西口音”，而且很骄傲地说“我觉得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我们同学在一起，我们一帮很优秀的同学在一起，才能够相互学到很多东西，我们喜欢这样”。

大家都喜欢的、人见人爱的许渊冲先生，我给大家描述一下。2019年，那是我时隔两年以后又见到他。其实在这两年中间，他家里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同他相濡以沫的老伴去世了，我其实当时挺震惊的，我有时候不太敢想象许渊冲先生怎么面对这种家庭的突然变故。我们去的时候打开门还是那个特别小的屋子，永远摆一个机位、拍一个镜头都要想半天办法的状态。那时候他正在吃早饭，你猜他吃的是什么？他吃着一块奶油蛋糕，好像脖子上还垫了一个东西，他就像一个小朋友，很可爱地在那儿吃那块奶油蛋糕。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我发现两年的时间他真的变化好大。如果大家仔细看，在我们的电影里，2017年他出现过一次，2019年的那次他其实已经变化太大了。但是他的习惯是一样的，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打开电脑，然后开始工作。其实他的这个段落是我们拍下的第一个段落，你在旁边会觉得挺感慨的。他今年是4月18日满100岁，我们在2019年看到他的时候他98岁，一个98岁高龄的老爷爷在那儿，感觉自己的脸已经要贴近屏幕了，然后在那儿翻译他的英文，而且他甚至是有血气方刚的一面，或者是有他特别直来直去的一面，他评价了外文系包括其他系的很多同学，中心的思想就是他比他们都强。好不容易说巫宁坤英文好了，然后还要搭上一句“他的法文不行”，就是一定要显示出我是最好的、I am the best。后来我就有点忍不住了，我说“许老，我问您一个问题：你觉得在你的同学当中，有你佩服的吗？你不是都觉得不如你吗？”他说“有”，我说“谁？”他想了一下，“杨振宁”。因为杨振宁当时进西南联大的时候，他们大一都是通识课的教程，所以他们是同桌，这也是很神奇的。我们这次拍摄到的1938年入学的这一批学生居然还有3个，而且3个都是巨匠，他自己也说了文科是他，理科是杨振宁，工学院是王希季，也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其实这些老人家如果展开去说，都是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故事，包括杨振宁先生，我觉得他好厉害，思维太清晰了，而且他决不啰嗦，给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坐下来就开始讲，然后提问题，提到后来他跟我说，“最后的几分钟了，我回答你最后的几个问题”，然后就是“一个小时结束”，马上站起身，“我们的访谈结束”，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极为清晰，一个小时就是一个小时。

这是一种幸运，你会在这么一段时间很密集地跟这些特别优秀的人交流，有最强的大脑，有超级乐观的性格，还超级刻苦。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教育的过程，实际上做纪录片这一行，受益最大的就是你能够在每一个题材当中自己获得特别多的东西，你对某一个领域有一个比较深入的认知，或者是你接触过一批特别有意思的人，这些人在你的生命当中的这一段提供了很多养分，或者说他们就成为了一片肥沃的土壤。当你把这个片子做完，你就觉得一个好像是一个新的自我从这个土壤里又长出来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关于《九零后》的表达

坦率来讲，在《九零后》的创作当中，我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怎么在这样一个很有限的时间，能够相对完整地把西南联大的这段历史展现出来，同时我们还能够思考一些问题。如果我们只展现这段历史，我们可以采取很多方式，西南联大已经有纪录片了，那我必须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想怎么来阐述这段历史？其实我特别想表达的就是，通过这样一群人物，我们来试着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西南联大，为什么能？

因为所有人谈起西南联大，就要说它的那一串闪光的数字：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多少位人文大师、多少个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其实我觉得背后的这个问号是应该提出来的，就是它为什么能？

我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短短一部电影的时间里，我不能特别充分地去展开回答这个问题。我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试着去部分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在在影片开头我们要花那么宝贵的时间让巫宁坤、潘际銮、许渊冲先生出来说一段抗战初期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他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就是很想让大家回到那个历史情境当中去，我们要意识到：抗日战争对于我们现在是历史书上的文字，有的也是抗战神剧当中的对白，但是对于他们来讲是活生生的现实。就好像在几十年以后，如果有人来谈起新冠疫情、谈起新冠疫情中的武汉和武汉人，他们那种感受，我们今天大概横向对标能够这样比较。这就是他们的历史情境，为什么大家看到这帮人的很多共同点就是他们爱国、他们求学、他们想报答祖国、要建设祖国的心愿是如此之强烈。强烈到可能让我们今天的年轻人一方面高山仰止，但另一方面可能又不太理解的程度。我觉得这个时代的背景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他们在那样一个年代，刚好是他们的青春的年代，他们中断了学业，他们看到这个故土山河沦丧，人民成为亡国奴。在那样一个极端的时刻，很多青年人选择了各种不同的方式去救国，有参军的，这帮决定读书的人肯定在昆明那个地方会爆发出他们的很大的能量，就是一个动力，觉得前方的将士在打仗，他们在后方应该怎样用功。而且一旦年轻的时候埋下了这颗种子以后，这个人就定型了，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西南联大为什么能？就是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

另外，还有我觉得遗憾的一个地方，比如说他的师资，就是老师对他的影响，这块其实在《西南联大》纪录片我们是能够展开说的。我们在《九零后》里的篇幅会更多一些，刚才我在第一个问题时已经回答了一些，我们其实是删掉了不少的内容，包括后半程还有一些对一些工科老师的回忆，但是当我们初编完了以后，就发现有些结构是会塌陷的。比如说有一个段落是4分多钟，其实讲得都精彩，讲这些老师，包括刚才我也说过的，像钱钟书、陈岱孙、沈从文、汤用彤、曾昭抡这些大家，但是你一放进去以后就觉得不行了，推动感就有问题。所以其实我们是把这个拿掉了，可能有七八分钟的内容。我们其实是想通过学生对老师的回忆，包括他们的性格、包括他们的治学这部分的回忆，其实是在回答另外的一个问题：西南联大为什么能的第二点就是他们的老师。

还有一点就是当时云南的氛围是相对自由和宽松的，西南联大整个学校的氛围是思想很活跃、很自由的。在这样一个场域下产生了西南联大这一批巨匠，我觉得这一部分在片子当中说了一些，但是没有说得很充分，原因很多。

当然，作为一部电影，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是你得塑造一批人物，你要把这个人物塑造出来。虽然由于我们的人物比较多，可能大家不一定对他有特别深刻的了解，但是如果能够在影片当中部分地呈现出来，给观众有一个第一印象，觉得这个老爷子很有趣、他有什么样的性格，我觉得就算是一种成功吧。当然，可能也有观众会问，“会不会你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你把这个人物的数量缩小、变少。其实我们在创作之初讨论过这个方案，也有朋友给我提过这个方案，但是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在不造成理解困难的情况下呈现的人物多一点。就是因为西南联大纪录电影这种选题不是你想遇就遇得到的，它是需要很多机遇的。但是如果有一个这样的片子出来，我们先在电影里放，然后在电视上放，在网络里，或者最后变成一个档案。我们留下来的东西，我认为最大的一个前提就是它还是要相对地全面。当然，固然有一些人的故事会特别精彩，有些人不是那么精彩，但是我如果完全去兼顾了特别精彩的这两三个人物，我会觉得不够全面，或者是你作为一个西南联大的纪录电影，是不太够格的。所以我其实觉得做群像是很重要的。

西南联大，一种祝福

2021/5/25

五月二十号排完学院的合唱，我在川大江安校区没走，晚上看了电影《九零后》，是后劲很大的电影，后劲主要来自它的题材西南联大本身。电影本身的基本功是都达到了的，甚至感觉导演兼编剧很用功，学术考察摸底比《无问西东》好一百倍，讲历史的纪录片就该做到这些，所以我还是蛮有好感的。后来听说导演学过人类学，感到这种材料的扎实其源有自，因此替西南联大这个美好题材而高兴。

杨苡先生第一个出场，她拿出一个老式音乐盒之类的东西，放西南联大当年流行的英文老歌，镜头转到金黄的银杏树梢，转到美丽的校园秋天，转到黑白录像里敌人的飞机飞起来，转到飞机扔炸弹，影片开始，背景音乐一直是英文老歌在唱美好的一天。

可能是又多活了几岁，我对杨苡先生的家里的布置和她小小的女性情调感非常喜欢，柜子上是一生重要的人们的照片，有丈夫赵瑞蕻和孩子们，有巴金，有自己女学生时的相片作为老去时的凭证，这些东西都足以追忆逝水年华。然后片子开始讲南渡西迁的小长征，讲西南联大的房舍条件，讲先生们的课堂，讲跑警报，讲从军，讲那几个耀眼的物理学天才少年的友谊和师从。《九零后》这次终于把穆旦的诗用对地方了，之前那个纪录片电视剧《西南联大》讲穆旦创作就稍显尴尬。许渊冲和杨振宁隔空对吼，许说大一国文课是中国古今最好的国文课，又把我看笑了。导演剪裁好，其实许渊冲的原始版本大概是没这么可爱的。凡此种种，繁华足媚，杂芜相当，但那就像人类的记忆，有一个浑成的总观感，但说起话来总是把记忆拆成了琐碎的一块一块，补丁一样缀起来。当然，如果有一个史观，会连缀得有条理些。

可惜《九零后》不能有太放开说话的特立独行的史观，但这个天花板不一定是剧组的错。但是最终，因为历史是充满坑洼的晦暗道路，它只能拣出当下体面的东西讲讲，所以就讲pure，讲风骨，讲留学生纷纷回国报效好了。世上再无民国女神，世上再无闺秀士大夫，世上再无某某某……如此说话是很讨巧的，怀旧谁能反对，布尔乔亚精神生活之美的精髓，就是小小的浪漫怀念，当年的苦日子今天都回甘，若谁不高兴听这些，就未免有些不尽情。

我的西南联大白月光，如今也是布尔乔亚文化的一种资源了吗？呜呼，我忘记电影的叙事，我记得的只希望是片言只语的访旧谈话、回忆文章段落、美丽的联大风景，以及北方那片偶尔露脸的园子。我自己能把这个故事讲得更深一些，但不是更圆一些。当然也没必要讲圆，轮不到我写校史。但是我晚上、此刻写文章，觉得西南联大的美都是真的，是可信的，不是电影里民国清流的那种真实，而是一群刚毅坚卓活泼自由的严肃工作人，他们的信念和事功的真实。不用dramatic，因为已经平淡到成了绝色，如它自己不知道这点更好。

我的工作，也是学术工作。我的老师们教我很多东西，最重要的是教了我以学术的方式生活和思考，给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把个人的渺小接通那些开阔的劳动和探索，对世界的一些关乎个人的难题寻觅一个答案。我觉得有意义，有营养，而西南联大的学术人做到了，甚至为了学术和真理真的受难，为了正义和自由真的牺牲。不是说知识分子都很干净，但总有高光的那些点点滴滴，就是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于人于己有价值，要把它做好的那些时刻。其他的，是命，那就尽人事而知天命吧。

人需要榜样，西南联大给学术工作一种血肉的丰沛，人是趋光的，你那么好，我为什么不追求，你是真的存在过，我怎能忽略这种存在而平庸地活。虽然生活是大片大片千奇百态的庸常，虽然我们要习惯这些庸常的消耗，可是该有理想。不是很难论证，一个西南联大的精神提炼了出来，所以怎么能忍受学术人没有一点理想？我想起我的老师说，大学里建立的理想总有一天会醒，可是哪怕理想醒了，也比从来没有理想要好。我见过西南联大，我知道现实和它的原则有参差，但我不后悔我见到了西南联大。这个电影让我又在联大的光彩里沉静了两个钟头，我感到很满足。

近十年来，随着历史档案文献的公布以及口述、回忆录的补充，国内兴起了一股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热潮。仅仅是刚刚过半的2021年，就有不少关于西南联大的讨论：《南方人物周刊》前记者杨潇的新书《重走》，记录了自己徒步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的故事；40集电视剧《我们的西南联大》正在高校点映；而纪录电影《九零后》从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国宝级西南联大学子的视角进行叙事，近日上映后又引发了观众热议。

为什么这些作家、学者、导演都在“重返”西南联大？关于“西南联大”的话题为何总能引起大众读者和普通观众的兴趣？为此，我们采访了《九零后》导演徐蓓，同时梳理了近年来西南联大的出版现象与影视创作，一同回顾和追忆那个战火纷飞、群星闪耀的传奇年代。

西南联大的“出版热”

提起联大，校友们常常充满想念。联大校友、刚刚去世的思想家何兆武的《上学记》曾经影响好几代读者的精神生活。《上学记》中，何兆武如此评价自己的联大生活：“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最值得怀念的就是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同为西南联大校友的著名翻译家许渊冲，也曾盛赞西南联大“有着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国文课”。

除了校友自己，在出版界，不同的历史作品曾从多个角度记述了西南联大的历史。美国学者易社强（John Israel）写作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被许多研究者认为在西南联大史的研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由于既有留洋背景又深受传统文化熏陶，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多秉持着宽容而开放的思想与教育理念，深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易社强对此深有共鸣，他抓住“自由”这条主线，通过细致的史料挖掘，立体勾勒了西南联大从西迁到1946年彻底完成历史使命的全景历史。在全书的第三部分，易社强专门用六个章节分门别类地介绍了西南联大各个学院的特色教育实践，为人们接近西南联大的教育精神提供了鲜活的史料。

国内学者张曼菱的《西南联大行思录》也是当下人们了解西南联大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相较于《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张曼菱更多利用了口述史材料，通过采访大量西南联大时期的包括校友在内的亲历者，在书写西南联大的治学理念、师生们的宏大理想主义情怀之外，也还原了记账、放炮、跑警报、刻蜡板等更多联大师生细致入微的生活日常。除此之外，2009年出版的谢泳著《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则是以西南联大史料为基础开展的有关知识分子的专题研究。

在宏观群像式的作品之外，近年来，西南联大校友们的日记同样受到出版界的关注。民国一代的学人，留下的日记数量有限，而日记相对于一般史料侧重刻画大事件，尤能帮助读者窥见时人内心的思虑与情感，对于当代人真正了解过去的世界，获得对西南联大师生心境的“同情之理解”有极高的价值。如治明清史的著名历史学者郑天挺全程参与了西南联大自建校到停办的全过程，并从1940年起担任联大总务长。难能可贵的是，从1938年至1946年，他坚持记日记，这份珍贵的史料记录于2018年由中华书局整理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出版。同年，中华书局也整理出版了《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西南联大校友、著名翻译家许渊冲西南联大时期的日记，也于去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另一类于近年出版的作品则聚焦于西南联大的课堂教学内容。作为今天人们谈起联大最常提起的一点，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实践不仅被视为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同样也常常作为一种反思资源被当今学界用以反观自身。正如易社强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称，虽然总体上联大有一多半的学生出于报国等考虑选择了实用性较强的专业，但学生第一年必须接受打通专业壁垒的通识教育的培养模式，依然赋予了学生足够的全面开发自身潜能的机会，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了基础。2015年译林出版社推出的《西南联大国文课》与2017年中译出版社推出的《西南联大英文课》都通过整理当年的教学内容，呈现了联大通识教育理念的精髓。

时过境迁，战火硝烟已然远去，如今的中国远离了战事，高等教育也走在不断规模化、建制化的道路上。不过，西南联大的精神却在当下依旧不断召唤着人们。为什么如今的人们不断地通过各类作品记述和“重返”西南联大？学者谢泳曾于2010年撰文论述这一现象，在他看来，当下的西南联大研究存在一种转向，过去的研究者常常将西南联大置于高等教育史的范围中研究，或是将其放置在更大的现代史的格局里去考察，例如联大与国民政府、民主党派等的关系。而如今关注西南联大的研究者则更关注“联大精神”，体现出更为强烈的当代关怀。

《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谢泳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年3月版。

走上银幕的西南联大

这种今昔呼应的现实关怀，显著地体现在最近三四年有关西南联大的影视、出版作品中。如2018年由青年导演李芳芳执导的电影《无问西东》采用了一个多线叙事的结构，通过1923、1938、1962和21世纪四个时空的虚构故事讲述了青年理想主义精神的一种“传递”。追求真理的吴岭澜、壮志凌云的沈光耀、在坎坷命运中坚守初心与理想的陈鹏与王敏佳，和在挣扎中领悟敬畏生命的张果果，每一个时空中，主角们都在进退间最终选择了面对自己纯粹的本心。

今年，《南方人物周刊》前记者杨潇则推出《重走》一书，记录了自己徒步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的故事。在书中杨潇谈到，以“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的方式来写一本作品，并不仅仅是为了换一种方式记述西南联大的历史，同样也是为自己“寻路”。在结束“职业生活一年多后”，他“迎来了存在主义的危机”，希望能够借助这次写作，重新定位生活与思想的方向。而作为一部面向公共的作品，它同样也渗透着当代青年对生活意义的集体追问。

毕业于剑桥大学人类学系的青年导演徐蓓也阅读过杨潇的这部作品，与杨潇不同的是，她选择了用影像这种更加直观的媒介形式来书写西南联大的历史。2018年，徐蓓拍摄了五集《西南联大》的纪录片，收获了不错的反响。直到坐在黑暗的环境中看过一次自己的片子在大银幕上放映后，徐蓓觉得这个题材的电影只有走进电影院，才能获得最好的放映效果。于是她开始了电影《九零后》的策划，将《西南联大》纪录片中的视角进一步聚焦到“校友”身上，用他们生动的讲述重现当时的光景。

对于西南联大的校友们来说，这是一次回溯母校记忆的好机会。在5月22日举行的观影会上，徐蓓提到，2019年离世的中国著名翻译家巫宁坤先生听说可以细致地谈谈有关母校的回忆，十分激动，凌晨起床整理思路。去年逝世的翻译家刘缘子甚至为了这次专访，专门化了精致的妆。

在《新京报书评周刊》与徐蓓的对话中，她提到，西南联大不仅是这些校友们永恒的精神家园，它同样不断成为我们当代人的记忆资源，每一代人重新书写联大历史的冲动背后，都是这一代人对各自面对的时代问题的思索。不过，徐蓓也认为，现代大学的处境相较于联大时期大不相同，在某种程度上，联大的成功是时代因素与天才汇聚综合作用的结果，闻一多、陈寅恪、吴大猷等大师们的指点，李政道、杨振宁、许渊冲们的才华加勤奋不可或缺，但抗战带来的时不我待的紧张感，逼迫师生们在思想和行动上刻不容缓地前行，同样构成了不容忽视的因素。

另一方面，尽管时代背景有所差异。西南联大自身开创的许多优良传统，仍然足以为我们当今反思大学和青年的处境提供可贵的借鉴。例如联大对学术、思想自由理念的坚决贯彻，这显著地体现在当年的课程设置和培养方案中。打通文理界限、不拘学科分隔的做法十分普遍，社会学者陆远在《传承与断裂》一书中，就曾经详细讨论过社会学家吴文藻在云南大学整合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尝试。这些尝试对于学科高度分化、专业化壁垒严重的当代中国人文社科学术界，常常能提供有意义的警示。

在《九零后》的观影活动中，看到许渊冲调侃同学巫宁坤“外文不好，自己考99分，他只能考70分”这类情节，观众席常常会爆发出一阵笑声——尽管年过九旬，西南联大的校友们的心态却依然如当下的“90”后一样年轻。李芳芳的《无问西东》突出了“真实”的本心的力量，徐蓓则以“pure”（纯粹）一词概括了西南联大这一代学人的底色。忠于内心，永葆信仰，让他们拥有无惧时间的精神力量，永远保存着面对生活的好奇与热情。新一代的青年不断“重返”西南联大，也是在召唤这种在当下遭遇动摇的理想主义精神。

对话徐蓓

新京报：近年来出现了一批书写西南联大历史的作品，你觉得相对于文字作品，用影像形式呈现的西南联大有怎样的特点？

徐蓓：影像最大的优势毋庸置疑是它的直观。特别是我们的影片聚焦的是西南联大的校友，校友们的讲述和回忆非常个性化，影像能够呈现这种面对面的对话感，这是文字可能没法记述的。我们的电影叫《九零后》，其实是一语双关，这些西南联大的校友们都是思想界各个领域的大师，他们年事已高，但依然保持着“九零后”一般的纯粹和激情，这也是镜头能够直观呈现的。我们组织放映了很多场，每一次观众都会反馈，会被许渊冲先生、杨苡先生他们的那种真性情打动。

同时对于一部纪录片来说，回到历史现场非常重要。电影当中有一个李政道、杨振宁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典礼的原版影像。我们其实很早就看到过他们获奖时拍摄的一些照片，但当我自己第一次看到这段原片，那种直接的冲击力依然还是无可代替的。

新京报：在拍摄《九零后》之前，你之前有两部作品和西南联大都有关系。最早的是《大后方》，后来有《西南联大》。这相当于是又一次和西南联大这段历史打交道。三次打交道，你对西南联大的认知有没有什么变化？

徐蓓：这是一个不断具象化的过程。《大后方》更多是一个全景式的讲述，西南联大是整个片子叙述的一个部分。这可能和我们很多人最一开始接触西南联大的历史一样，是在一个大的抗战叙事的光谱下面去理解它。到了拍摄《西南联大》这部纪录片的时候，西南联大真正成为了影片的绝对主角，由于我需要从校友、教育、参军等各个侧面全景式地展现它，我第一次非常深入地阅读了有关西南联大的史料，包括它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中的地位、北大清华南开之间的关系、云南这个地方与学校之间的关系，相当于从一个宏观的视角立体地呈现联大。而到了《九零后》，我选择以校友为中心来拍摄，走近了校友更个体化的生命故事。所以影片中所有第三人称视角的叙述都消失不见，开始完全从他们的视角来讲述。可以说我这个时候对联大的认知更加的微观和具体，也更加重视对联大校友之间人际网络的呈现，比如呈现李政道和朱光亚之间的关系、杨振宁和邓稼先之间的关系。

新京报：用纪录片去“记忆”历史常常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平衡对历史的还原和导演个人思想的传达。尤其是像联大这样一个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传奇，也非常容易在历史书写中被浪漫化。你是怎么去处理这个平衡的？

徐蓓：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觉得任何一个拍摄历史纪录片的导演，对历史建立起一个坚实的认识，同时树立正确的历史观都是第一要务。虽然任何影视作品都可能传达一些导演的个人观念，但是尽最大可能尊重史实一定是最重要的。不能误导观众，这是纪录片创作者的基本职责。

我在拍摄的过程中阅读了各种类型的史料。易社强先生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我觉得在处理史料方面就做的非常好，他们对西南联大的叙述充满了敬佩，但是你也可以从他公平展现的材料中看出“杂音”和“矛盾”。这也是我们用影像去回忆这段历史需要做到的。联大也不都是一些传奇，它们需要面临很多去浪漫化的琐碎日常。真实而不浪漫化地呈现它们，只会增强而不会削弱联大的魅力。正是克服了这种种坎坷，联大才能培养这么多伟大的学生。

比如当时我就非常质疑，三所理念非常不同的中国顶尖大学，怎么可能如此流畅地合作？很多史料确实也记述了这其中的坎坷，我在《西南联大》第一集里就做了具体呈现。在《九零后》里有一段，是许渊冲和杨振宁对联大国文课的看法，许渊冲认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国文课，杨振宁则觉得这种老师轮着教的教法不系统，可能也有问题。这也是对矛盾的呈现。

所以不要过度浪漫化历史的方法之一，就是去尽可能地还原当时他们面对的真实矛盾。我们对一段历史清晰认知的开始，就是把它先从神坛上请下来。

新京报：许多前辈也曾经写作过西南联大主题的作品。你觉得当下人们再次去尝试书写联大的历史，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徐蓓：最大的困难应该还是很多当事人都在离开我们。我其实一直想继续探索的一个问题是，西南联大为什么可以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着如此的地位？我想把背后很多细节的缘由具体地呈现出来，这当然需要有当时教育者、校长们的一手史料，仅仅有校友们的是不够的。易社强先生当时写书的时候，很多联大的先生们都还在，所以可以直接做口述。现在我们越来越没有这样的条件，联大的校友们也都已经非常年长了。

在当下书写西南联大的作品也同时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接近受众。我其实一开始也纠结，我们用这样的形式去记述西南联大，其中包含很多的个人故事、趣闻，确实考虑了传播度和故事性，但会不会过于浅显。但是后来我坚定做下去的一个原因是，现在的观众其实可以看的作品很多，注意力很容易被转移，而电影就是要讲好一个故事，它不是学术专著，我很欣慰我的作品能够让他们对西南联大产生兴趣，先传播出去，大家有了兴趣说不定就会去读那些能够深入了解联大历史的作品。电影很多时候起到一个培养受众基础的作用，包括杨潇写的这些普及性的游记文学，对西南联大有好奇的读者、观众逐渐会形成一个气候。

（此文只为个人观影笔记，非影评，慎入）

二刷《九零后》了，特别喜欢的一部纪录片，讲述了西南联大的故事。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是一部绝对五星的纪录片，无论是纪录片本身的节奏，还是纪录片里讲述的这群人。还记得一刷是在2021年的夏天，太原全城也仅有一家电影院上映，观看者寥寥；这次是在B站看的，看到弹幕特别的感慨，这么多人都在动容，仿佛找到了伙伴。

那个年代，诺大的中国却容不下一张书桌，但是先辈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读书、学习，那个山河沦落的年代，反而出现了中国的群星闪耀时。西南联大培养的人才无论是数目还是质量，实在惊人，借用网上的数据，培养了2位诺贝尔奖、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172位两院院士和一百多位人文大师。

看到巫宁坤老人讲述日本人沿着京沪线打来、学校奉命解散时大家流着泪分别，女同学歌唱最流行的曲目《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片段，年逾百岁的老人回忆起来仍旧泪水止不住的流，不难想象那样的岁月里他们经历了什么，正在读书的孩子亲眼见到了国家的破碎，我想这也是那个时代西南联大的毕业生834人参军、那么多的学子拼命读书报国的原因。

也是在这部纪录片中第一次了解到西南联大湘黔滇步行团的故事，284名学生历时68天，行程近3500华里，徒步横穿湘黔滇三省，到达昆明完成了教育史上的一次伟大“长征”。有学生写道“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收回我庄严的课堂。”看着着实痛心，想想有时候先辈们总在强调我们现在的条件如何之好，真的要珍惜，更何况想想这些老人们能读书，已经是相对幸运者了。而且在这样的苦日子里，他们苦中作乐，反而把此过成了一次独特的“田野调查”，受益匪浅，这种乐观的精神真的值得学习。

步行团抵达昆明后，西南联大在智慧如“云”之清华，宽容如“海“之北大，稳定如”山“之南开三校精诚团结下，于遍地烽火中，弦歌不辍。

以前一直特别向往联大，觉得这样的精神、学风太过于宝贵，真的是，看完方知为何如此宝贵，大学环境甚至不如高中，住的是茅草屋，要和“臭虫”斗争，还要跑警报。正因为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有书读的机会，能研究学问的机会在当时的中国太难得了，这样的难得怎能不被珍惜，不让其发挥最大的功效。

文科的教学方法堪称空前绝后，“轮流教授法”，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罗庸，轮流开课。现在像我的学校也有每个专业第一学期上学科导论的传统，由系里大佬轮流授课，讲述自己的领域，也是对这种教学方法得一种传承，当然那样的师资力量是我们可望不可及的。

这也是我第一次了解到杨振宁和邓稼先两位科学家得深厚情谊，那首贯穿始终的《吊古战场文》，在这里摘录一下原文：

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伤心哉！秦欤汉欤？将近代欤？

吾闻夫齐魏徭戍，荆韩召募。万里奔走，连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阔天长，不知归路。寄身锋刃，腷臆谁愬？秦汉而还，多事四夷，中州耗斁，无世无之。古称戎夏，不抗王师。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异于仁义，王道迂阔而莫为。呜呼噫嘻！

吾想夫北风振漠，胡兵伺便。主将骄敌，期门受战。野竖旌旗，川回组练。法重心骇，威尊命贱。利镞穿骨，惊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声析江河，势崩雷电。至若穷阴凝闭，凛冽海隅，积雪没胫，坚冰在须。鸷鸟休巢，征马踟蹰。缯纩无温，堕指裂肤。当此苦寒，天假强胡，凭陵杀气，以相剪屠。径截辎重，横攻士卒。都尉新降，将军复没。尸踣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无贵无贱，同为枯骨。可胜言哉！鼓衰兮力竭，矢尽兮弦绝，白刃交兮宝刀折，两军蹙兮生死决。降矣哉，终身夷狄；战矣哉，暴骨沙砾。鸟无声兮山寂寂，夜正长兮风淅淅。魂魄结兮天沉沉，鬼神聚兮云幂幂。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伤心惨目，有如是耶！

吾闻之：牧用赵卒，大破林胡，开地千里，遁逃匈奴。汉倾天下，财殚力痡。任人而已，岂在多乎！周逐猃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师而还。饮至策勋，和乐且闲。穆穆棣棣，君臣之间。秦起长城，竟海为关。荼毒生民，万里朱殷。汉击匈奴，虽得阴山，枕骸徧野，功不补患。

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其存其没，家莫闻知。人或有言，将信将疑。悁悁心目，寤寐见之。布奠倾觞，哭望天涯。天地为愁，草木凄悲。吊祭不至，精魂无依。必有凶年，人其流离。呜呼噫嘻！时耶命耶？从古如斯！为之奈何？守在四夷。

看到邓稼先像个小孩儿一样没完没了得要你讲故事给他听、也给其他同学讲物理学家故事的片段，再联系到后文1986年7月29日，长期受放射性物质伤害得邓稼先身患癌症去世，时年62岁。心中就十分复杂，从“小孩儿”到“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纪录片的最后提到，邓老赞赏一个人或一个行为的用语是pure（纯粹），他的一生都在对自己pure的要求下没有彷徨、没有矛盾，不断向前，愿我们也能成为一个pure的人！

还有在抗战胜利前夕牺牲的缪弘，虽然父亲是大汉奸，他却用青春和热血投入到了抗日的战火中。他在《挣脱》一诗中所写，当是他冲破家庭桎梏、追求理想的真实写照：

振一振欠缚的双翅/抖一抖才长成的羽毛/我挣脱了沉重的锁链/冲出黑暗的笼牢/我欢笑/我长啸/前面有山/有水/有森林和湖沼/有自由的天空/可供我任意逍遥。当是他冲破家庭桎梏、追求理想的真实写照。

摘录了这一段对于解放战争的描述，这种语言不难想象当时的痛苦。

“在我们这时代中，到处充满了矛盾，不能克服这些矛盾，我们将无从知道牺牲者的血到底浇灌了蔷薇，抑或是滋养了荆棘，更有谁敢说，暴风雨过后，一定有诗人所追求的‘太阳‘”。

在南京上学，每年的12.13都格外特殊，我觉得这一段特别好，正是我们应当对待历史的态度。

“纪念死者，正是为了警惕生者，假如生者不能从死者获得教训，任何纪念将毫无意义，在痛苦中创造希望，并努力把希望变成事实，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道路。”

片末，王希季院士说，校歌里曾提到“中兴业，需人杰”，他就想做一个人杰，能够为抗战出力，能够为建设出力，能够为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能够为富国强军出力。想来这就是这群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内心想法的缩影，与大家共勉！

最后英专生以许渊冲老人的一句话自勉“难在自觉，贵在坚持。”

由此片起，被安利了一些书影，待看：

深夜荐片。

听过不少关于西南联大的传说，也看过不少上个世纪知识分子影视画像，如《无问西东》《掬水月在手》，这个话题不算新鲜，去影院前的期待也没有很高。观看时被多次震撼。

重复的使用。《吊古战场文》在影片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杨振宁与邓稼先交游时常诵读诗文，第二次以为是西南联大被日军轰炸后的抒怀，第三次是邓稼先去世后杨振宁的缅怀。前两次没有触动，但第三次时积累的情感突然爆发，几乎流泪。

视听语言极佳！对一部纪录片来说很少见。无论是转场时的视觉衔接，流畅巧妙，与《掬水月在手》相比，《九零后》中自然风光的拍摄和运用，自然灵动，清新透气，《掬水月在手》除了刻意营造一些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典型意境，它的美干枯且瘦削，风干了的《聂隐娘传奇》。

漫画元素的大篇幅运用，大胆，有时候会有一些失实，配音的播音腔有点重。对纪录片所追求的真实性的再一次探寻吧。邓稼先的pure，杨苡童心和独立，许渊冲呼之欲出的活力，90多岁敲着电脑工作，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师生情同学情夫妻情。

整部片的节奏也把控的非常好，开头巫宁坤的哽咽和回忆起抗日战争爆发时女同学唱起我的家在松花江上，90多岁的老人，回忆往事是不可能如此激动的，观众的情绪很快就被勾起，两弹一星背后邓稼先的pure，朱亚光不求名，在背后默默工作。

总而言之，这部片子和时下的躺平思路算是一个映照，虽然时代变化了，然而我们依然能从中学到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