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牛b的片首先要建立在符合逻辑的基础上。一部涉及历史的牛b片除了要符合逻辑，还应当尊重历史，真实还原人性和民族性。这句话给的是《鬼子来了》。
但是，基于国情，广电总局特别喜欢YY，因为自己的G 点自己最清楚，撸起来高潮来的比较快，所以我们国内看到的抗日题材影片一般都是限制级的。很多人一直骂广电总局，说总局老是用行政手段干涉老百姓的文化生活，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大的误解，广电总局其实是个好部门，他们一直特别委屈，是个遭到广大群众最多误会的部门。你想啊，人家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的给你审批和发放限制级电影，试问在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的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做得到？！你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操！！
《鬼子来了》的牛B在于整部戏，真实！如果看多了国内的战争戏，早点地比如说《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近点的比如《我的兄弟叫顺溜》，大家一定会得出一个统一的印象：日本鬼子是一群走路都蔫巴蔫巴的家伙，跟天天抽鸦片的似的，每次出城总要奏着“当当当当”的进行曲，还有一个满嘴“太君太君”、点头哈腰的汉奸带路，然后走到半路，我早已埋伏好的游击队（注意，一定是我游击队，不是国军）中一位浓眉大眼、胡子剃得比用吉列锋速3还干净的队员，目光锐利的盯着小鬼子，一挥枪，喊一句冲啊，于是我游击队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股脑从地下冒出来，边冲边打枪，当然有些情况下后面还有人打炮，日本鬼子顿时乱作一团，无用的反击几下后即抱头鼠窜，瞬间被毫发无伤的我游击队全歼！

这基本是我国抗日战争片的标准情节，对不对？
其实总体还是比较健康的，因为一般情况下都是打枪，很少出现打炮的情节。

前面说了，我很敬佩广电总局，因为他们一直承受巨大的压力，默默为广大人民群众愤青五毛奉献高质量的限制级电影。但是因为这种电影的内容确实少儿不宜，我得有谴责对象，我这人比较怂，捡软柿子捏，于是我选择骂导演和编剧。

马勒嘎巴子的sb导演你知道经过军事化训练的士兵和民兵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么？纪律性。日本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纪律性。
日本人是有军事传统的民族，武士道思想简直就是为职业军队准备的，效忠天皇、荣誉战死是其军人的坚定信念。这造就了二战期间极具战斗力的军队。美国人在太平洋战场上，打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役，付出了重大的伤亡，才取得了战略优势。这在HBO的《太平洋战争》系列剧中有很大的笔墨。日军坚守太平洋各岛，有些岛屿上守军基本是全部战死，还有很多见防守无望集体自杀。如此的日军到了中国的电视剧中就成了上述的“和谐版本”，这有点玩过了。我觉得导演的思路是有问题的：因为你拍的是抗日题材就要站到民族的高度，因为站到了民族的高度就要丑化你的对手。这其实并不对。我很崇敬抗日时期的中国军人和人民，他们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保家卫国，正因为这样，真实还原那个年代的战争情况，方才足以说明抗日战争的伟大。
还有就是简单说说装备，抗战期间，国军前期的装备是“汉阳造”步枪，其射程仅为日军步枪的一半，精度也较日军的装备打折扣。加上日军还有机械化部队，东北和台湾这两个已经经营的很好的资源后方。所以不要说国军不努力抗战，士气是有的，不丢中国人的脸，实在是装备太坑爹了。你光着屁股去跟攻防速魔法魔抗都加满全身好装备的对手PK，打成这样真是不容易了。
另外我游击队中不外乎几个文盲农民，前身大多是钉子户劳改犯流氓土匪之类的，怎么就能这么牛b？爆破专家（《地雷战》）、战术专家（《地道战》）甚至连牛B的狙击手都出现了（《我的兄弟叫顺溜》），SB导演编剧，稳重点好么？看这些片曾经导致我产生了一种错觉，我觉得我肯定错过了一些重大的史实资料。比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些资料对于我游击队的属性加成数据提升一定有某种神秘的作用，才打造出来这样一只在党领导下的抗日中流砥柱。

一部历史片的底线是按照事情的原始面貌来讲故事，这是基本要求。却一直没实现，直到《鬼子来了》。《鬼子来了》是神鬼之作，不止因为追求真实，它在做抗日电影该做的事情：反思和探讨。观看前任何猜度都是徒劳的，所以聚精会神的去看就是对这部片子最好的赞赏。我很佩服姜文的才华，真的。他有讲故事的才能，有平等对待和尊重观众的真诚，也有按照自己想法去讲故事的勇气和追求。

这部片子对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描写较为客观。挂甲台的村民们没见过世面，贪婪，小气，反复无常，懦弱，若干个人物把这些特质反应的淋漓尽致。几场冲突戏非常到位。主人公马大三是个反传统的非经典人物，他的身上并不多些浪漫主义的英雄气质，也不足以扭转整个事情的方向。
吴大维演的国军军官，成功在于吴大维演的蹩脚。因为这个军官就是个蹩脚的人物。他背后的两个美国人很有象征意义。
这部片子没法公映，我想是在结尾那一段。过于震撼！
日本人在知道战败的情况下对村民进行了血腥的屠杀，成为国军战俘后还得到了优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国军军官说日本人也是人，你要对他们讲人道。基督教讲“eye for an eye”，以眼还眼，别人给你的屈辱理当原样奉还。这段除了说明某些人的是贱B还能是什么？这才是汉奸！
而那个复仇的中国人，却背负了骂名而被惩罚。
各种反讽，黑色幽默，你懂的。这一刻，愤青们，我真心实意的和你们在一起。
中国人是在浑浑噩噩中体验了天降的胜利。这种胜利带来麻痹的愉悦和错误的幻觉，精神上的胜利却从未取得。当电影中1945年日本战败的时候，所有日军都是笔挺站在那里，接受的是天皇下达的投降命令，而不是战场上的失败。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PS；
1、日军的根据地取景地在河北蔚县的西固庄，现在是旅游景点；
2、另一处根据地应当是黄花城水长城。

今天我们接着聊一聊姜文电影《鬼子来了》，之前已经介绍过这部电影，但是一部优秀的电影是值得反复观看的，看多了也就会发现一些难以发现的东西，然后可能就会明白经典为什么会是经典。

因荷而得藕

我们从一副对联开始聊起。马大三进门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副对联，有点残破，但从字面上应该可以猜出来，是“因荷而得藕，有杏不需梅”。

这副对联有个典故：明代礼部侍郎程敏政自幼聪慧过人，名声在外，宰相李贤想招他做女婿，就请他吃饭，指着桌上的菜出了一个上联 “因荷而得藕(因何而得偶)？”程敏政对出下联“有杏不需梅(有幸不需媒)”。

这副对联印证了马大三和鱼儿的关系，他们是“自由恋爱”，没有媒人，鱼儿是个年轻寡妇，有一个几岁大的孩子小碌碌，马大三和鱼儿厮混应该是不合理法的，但是乡亲们几乎默认了，疯七爷骂鱼儿：“我不是你爹，不要脸的养汉婆娘”。五舅姥爷说：“你儿媳妇和大三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说不定这副对联就是五舅姥爷写的。

我估计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副对联，那么我挖这个坑是想说，剧组在这种细节上做得是如此的认真细致，把优雅藏在身后令人佩服，这就是电影能成为经典的原因之一。不管观众看不看得出来，有些细节导演是做给自己看的，这是一种态度。

说起对联，姜文作为演员成名的电影《芙蓉镇》，里面也有一副非常有名的对联。

“一对黑夫妻，两个狗男女”，横批：“鬼窝”。《芙蓉镇》是谢晋导演的大作，23岁的姜文和比他大12岁的刘晓庆扮演一对夫妻。两人想要结婚，因为成分不好，姜文饰演的秦书田请求领导批示，领导就让人写一副白对联，秦书田还亲手贴上了。这部电影有一句很有名的台词：“活下去，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想必这个细节，姜文会终生难忘。

大胆的畜生

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鬼子来了》里面的牲口。姜文经常会使用一些莫名其妙的“低俗”镜头，而且是穿插在非常重要的情节里面。如果能够迅速理解了，就会明白什么是“惊喜”，如果不理解，可能就倒了胃口。

马大三等人送花屋小三郎回了日本军营，日军队长有点懵了，马大三的驴子骑上了皇军的马。

这个镜头曾经被官方建议修改，理由就是低俗。

在一副可有可无的对联上都认真细致的导演，怎么可能随意拍个低俗的镜头呢？他当然是故意要这么干，不管是对人还是畜生，姜文都很乐意展现一些特别荒诞的情节。

这里映射的其实是日军小队长酒冢猪吉的心理活动。花屋小三郎是猪吉队长的同乡，花屋已经失踪半年，日军确认其死亡，名字已经刻在“靖国神社”里了，哪知道他又回来了，而且是在皇军的炮楼子下面被关押了半年，猪吉队长当时的心情就是“日了狗了”。皇军的马被农民的驴子上了，就是说皇军的尊严被农民侮辱了。

猪吉当时已经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刀砍死马大三也不奇怪，但他忍了，他有一个更大的计划，花屋丢掉的尊严不是他个人的，而是皇军的尊严，得由花屋自己找回来。所以他要奖励更多的粮食，来一场陆军海军大联欢，猪吉这么做，也有责备海军队长野野村洞察不明的意思。

因此在挂甲台村的联欢会上，猪吉才一次次的忍受 喝醉酒的六旺勾肩搭背拍脑袋，他以这样的方式来刺激被村民养活了大半年的花屋，直到花屋重新找回日军的兽性，持刀砍死了六旺，猪吉一下子就亢奋了，大喊着“一个都别放过”。然后还要刺激一下野野村，他因为经常给小孩子们糖吃，小碌碌才会跑到他背后躲着，猪吉嘲讽野野村和农民混在一起太久了，野野村因此拔刀杀死了小碌碌。

因为这样的一些细节描写，让日本人在电影里的形象很立体，思想和行为也能说得通，所以日本人才承认这部电影，是“日本人拍不出来的日本人”。有人或许会说，道理我都明白，为什么一定要用驴子上马的镜头呢？姜文亲自答：“知不道”！

全都是畜生

我们接着往下看，后面还有很多牲口出场。

马大三砍杀了几个日本兵之后被抓住公审，镜头突然切了个小驴子，凑到母驴的肚子下面，可能是想要吃奶，母驴子给了它一蹄子。

这个就是典型的“隐喻蒙太奇”，马大三是中国人，日本人才是侵略者，日军在获知天皇投降诏书的情况下屠杀了挂甲台村，才是真正的罪大恶极，马大三这一帮农民就如同那只要吃奶的小驴子，他们需要保护，而国军“这头母驴”不但没有保护，居然还要踢上一脚。

然后那只小驴子一直出现在马大山的背后，国军士兵拔掉塞口的布让马大三说话，他发出了一连串的驴叫声。一旁的四表姐夫说，啥叫仰天长啸，这就叫仰天长啸。

接下来，国军将领吴大维宣布对马大三的判决，刚喊了猪吉队长的名字，有个看热闹的闲人从高坡上掉来，灰头灰脸的跑了，接着一头猪进了场，这一连串的镜头都像是穿帮镜头一样很不严肃，其实作者想要表达的就是，这场审判是毫无逻辑可言的，名字叫猪吉的未必是“猪”，那些道貌岸然的国军将领才是真正的“猪”啊。

然后猪吉队长听说让他来枪毙马大三，他表示很吃惊，还加问了一句“真的”？猪吉在获准用刀执行的时候，又把刀交给了花屋小三郎，他因为之前被马大三砍了一斧头，手上有伤。就这样，杀人的屠刀戏剧性的到了花屋手里，让这个村民们一直不忍心、不敢杀的侵略者，一个厚颜无耻的强盗，砍死养活了他大半年的恩人。墙外的说书人感叹这个故事真好，回去要写一个“拿人的段子”。

啥叫经典，这就叫经典。

姜文电影或许有很深的内涵，但都是藏在身后的，你不去研究根本发现不了，又或许什么都没有，只是我们自己想多了。一方面是霸气外露的张扬，另一方面是把细腻的东西藏在背后，看起来有点矛盾，我的理解是那个时候姜文，还在努力想要展示自己的才华，没想到的是用力过猛，在国外获得一致好评的情况下，国内给禁了。

这部片子从头到尾，唯一一个永远正确的人是“疯七爷”，那个高喊“我一手一个掐死两”的老头，也曾经大骂马大三：“全村早晚死在你手里”，这句话也应验了，日本人屠村的时候，这个残废的老头放了唯一的一枪，还实现了“一手一个掐死两”的诺言。为什么七爷是个残废疯子？掌握真理的永远是极少数人，他们在人群里肯定是个另类。

从知道这部电影，到我真正把它看完，其间经历了五年。我无数次的把光盘塞进光驱又无数次把它拿出来，就像一个考试考的不怎么样的小学生面对成绩单时的那种心情。作为一个民族沙文主义者，我害怕电影中的画面，尽管我知道它们是那么接近真相。 姜文的电影我总共就看过两部，一部是《鬼子来了》，还有一部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看《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我也是千千万万个马小军里面默默无闻的一个。我也经历了马小军的时期，也曾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一路走来。电影的第一句话：整个北京城都空了。带来无尽的沧桑。每个年代的马小军们都有一段猩红色的岁月，我们谓之青春期。只是我们与电影里不同——北京城早就过饱和了。而马小军刘忆苦他们没有上边。在革命时期，他们就是北京城的主人。 以上只是试图说明姜文在唤起共鸣方面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如果说《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我们父辈那一代人的青春写真，那《鬼子来了》唤起的就不仅仅是我们上一代人的记忆了，它揭开的是整个中华民族最痛至骨髓的那道伤疤。我迟迟不忍把这部电影看完，就是害怕那道极深的伤疤被重新残忍的撕裂。 这又是一部在国内不允许公映在国外获奖无数的电影。这类影片在国内太多了，贾樟柯除了《世界》，其他电影都属被禁之列。有些人说中国的导演酷爱以民族的不幸作为卖点赚取外国人的赞赏，大有丑化中国人以博外国评委一笑之嫌。我说这纯属放屁。至少在评价《鬼子来了》这部电影的时候，这样的措辞着实让人恼火。这就像一个相貌丑陋之人，面对镜中自己的映像大发其火一样可笑。 尤凤伟的小说《生存》写得好，姜文拍的好，顾长卫的镜头更好。让我感到难受的只是那段历史，还有我们同胞的善良和愚昧。中国人的不幸来自我们的善良和软弱。为什么两个日本兵就可以屠杀整个村子？这样的事情在1945年以前并不少见。倭寇用以屠杀中国人的不是锋利的刺刀，是一颗比野兽还凶残比石头还坚硬的心。电影里面有个情节安排的非常好，就是那两个街头艺人的说唱。在日本投降之前与投降之后，唱词的内容天翻地覆。当国君趾高气扬的开进挂甲台时，人们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对于挂甲台的农民而言，这个国家是谁领导都没有关系，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生存。这种想法没有错，但我又觉得哪里隐约有些不对头。华盛顿说：别问你的国家给了你什么，问问你给了你的国家什么。我说凭什么呀？当我的国家给予我足够多的时候，我才有力量还给我的祖国一些东西。我所说的国家给予国民的，并非单单是粮食，我所说的是启迪民智，教化国民。当然，还有粮食。 在上述国家给予国民的东西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什么负隅顽抗，什么铁血丹心，什么民族大义，什么国家尊严，统统都是扯淡。你不能怪挂甲台的村民愚昧——在私藏白面是死罪，在小孩子得管侵略者要糖吃的年代，我倒想知道什么才叫民族大义。民族大义填不饱肚子，填不饱肚子就会饿死，死人对谁接管这个国家是不会感兴趣的。 电影中饰花屋小三郎的香川照之的表演可圈可点，把一个经过军国主义思想洗脑的丧失人性的日本兵骨子里的兽性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他仅存的人性被善良的村民唤醒时，他求生的欲念被点燃了。挂甲台不会想到，这被激起的仅存的人性竟是为苟且偷生而对恩人的大开杀戒。日本战犯不是人，甚至不是畜牲。它们是一台台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一个国家，把自己的国民弄成一台台机器，机器中唯一的程序就是对天皇的无限忠诚。一个心甘情愿被效忠思想俘虏并且认为无上荣耀的民族，与一个思想真空毫无所见的民族，一样愚蠢；但不一样的是，一个民族是残忍的侵略者，另一个是麻木的亡国徒。 至于国民应该从执政者那得到什么样的启迪，这是整个问题中最关键的部分。宗教，似乎是个不错的办法——行之有效并且一劳永逸。可我总以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有自己决定善恶观自己规划自己生活意义的权利和能力——当然，你可以说我是拾萨特之牙慧，但我抱定这个想法不离不弃。你没法左右我的想法，正如同我无法左右你的想法一样。 影片最后，马大三手持利斧冲进战俘营。这是一个民族的觉醒。在影片的最后，我看到了希望。但这希望是微观的。国军处斩马大三的时候，村民人山人海争相目睹，他们渴望这个带着血腥色彩的处决事件给他们没有没盐的日子增添点儿新鲜。临终的马大三对空长啸，面无惧色。临死之前像谭嗣同一样，“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来点豪言壮语，岂不壮观？但是姜文没有这么拍。在我看来这是整个电影中最残酷的地方。它比日本兵血洗挂甲台时的猩红场景要残酷一百倍。马大三只是发出震耳欲聋的嚎叫，但这叫声被国军的高连长解释为“学驴叫”……伴随着高连长浓重的港台腔（高连长是吴大维演的）和村民的讪笑，马大三人头落地。在那颗终于觉醒的头颅滚落到耕耘了一辈子的黄土地上时，他朝着刽子手——花屋小三郎眨了三次眼。马大三是否感谢花屋送了自己最后一程？ 这篇文字不是一篇影评，也不是什么战斗檄文。至于它到底是什么，这是我整个思考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一点。我说过，我是一个民族沙文主义者。但作为一个写字的，我自有我的良心，也就是说，我无意煽动愤怒。把时光回溯五年，当时我是个对暴力有着无限向往的十六岁的中学生。我很庆幸我没有在五年前看这部电影。那时我的高中有一批东京来的交换生。倘若我十六岁时看到《鬼子来了》，我当然不会像马大三那样举着斧子追着日本人狂砍，但在日本学生耳朵跟前高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总是在所难免；我虽不至于绞尽脑汁要了侵略者的命，可在他们的饭食里下点脏东西和泻药总还不难办到。这样做的后果显而易见——我倒是不会比马大三更倒霉，但是被开除学籍恐怕是有可能的。所幸我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已经成年，所以我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写下了这篇文字。 笔者行文至此就拟结束。因为我马上要搭乘晚上的火车回家过暑假，再啰嗦下去就有误掉火车的危险。我接受高等教育的这座城市是个三十万惨死倭寇刺刀之下的冤魂呻吟呼啸的城市，我的故乡是个经历了八国联军沉重的靴子的践踏，遭受了他们长满长毛的双手的掠夺的城市。在我北上的路上，我又将经过多少像挂甲台这样被侵略者肮脏的爪子蹂躏过被他们无耻的铁蹄污辱过的地方？ 在你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发出“中国人懦弱、愚蠢、不可救药”这样的感叹时，请不要忘记你就是这懦弱、愚蠢、不可救药的中国人中的一个。

时间： 2003年9月8日

出处：网易影视频道

网址：http://ent.163.com/edit/000908/000908_61720.html

1.我为什么要拍“鬼子戏”？　　 姜文说：这部电影不仅是再现日本军队当年的暴行，更是出于一种警世的责任。在这部影片里，日本军屠杀的是真正的中国老百姓、中国平民。而事实上，当年日本军也确实杀过很多中国老百姓。我的老家唐山就发生过这样的惨案。我想通过这部影片告诉日本观众：你们要真正面对这段历史，别想再否认。我也想以此告诫中国观众：面对恶人，我们不能无端地报以善良。面对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实，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避免这种事再发生。 2.我为什么对中日文化比较感兴趣？　　 姜文说：1982年我在中戏上学时，班上来了一拨儿日本留学生，和我们同龄，关系也特好，走的时候依依惜别，甚至有和我们班同学谈恋爱的。当时我就很奇怪，他们和我小时看的抗日电影中的松井之类的日本鬼子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怎么态度和人的精神面貌却和松井他们那么不一样？他们和松井他们也就是差一代人，二者形象却怎么也重叠不到一起。从那时起，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听了很多亲历过抗日战争者的讲述，后来有机会去日本时也看了很多听了很多，看了许多如《菊花与刀》之类的人类学、社会学著作……到现在，我渐渐地能把这两类日本人的形象重叠到一起了，他们其实就是一回事，只不过在不同环境下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这就令我毛骨悚然：一个温文尔雅的日本人很容易变成一个我们印象中的日本兵。　　 3.我为什么重视日本这个对手？　　 姜文说：日本善于学习和研究中国，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优点的敌人。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些优点而是将其模糊掉，不承认它，就会面临失败的危险与灾难。 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场侵略战争就是明证。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我觉得鲁迅思想的形成和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与他年轻时在日本呆过，产生过比较有很大关系。我觉得一场灾难的发生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灾难过后我们不能深入地研究和总结这场灾难的根源。正是这种想法促使我一直想拍一个中日间的故事。 4.我为什么给《鬼子来了》选择刘星的音乐？　　 姜文说：《鬼子来了》的故事原本“隐藏”在我为拍电影而看过的众多小说之中，并没有清晰地凸现出来。而最终诱发灵感的是两张风格迥异的 CD，一盘是日本军歌，另一盘是当代音乐隐士刘星的专辑《一意孤行》。前者激昂有力中带有霸道倾向，后者则尽得中国文化超脱与空灵的真谛。我从日本军歌中听出了民谣式的儿童歌曲的痕迹，其中有一种青春期的无法控制的疯狂和理想，这种疯狂如果被邪恶的力量所引导很容易做出意想不到的暴行。对于《一意孤行》的境界，我非常欣赏。但要想达到这种高境界，必须有“日本军歌”那样的实力做基础，否则只能是“商女不知亡国恨”了。　 5.我为什么特别看重“翻译官”在影片中的作用？　　 姜文说：我曾经选了好几个关于中日战争的题材，其中有《生存》。我看中的就是《生存》中的这一点——一个本来没有介入战争的村庄，突然来了一个日本兵和一个翻译，他们怎样互相面对？而由于这个翻译的作用，本来善良的老百姓不能正确地认识对面的敌人，以至于自大、膨胀，使用了错误的手段。这其中有残暴敌人的问题，更有翻译官因为私欲而误导的问题，于是事情开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故事的这个核是我非常看好的。　　 6.我为什么对日本朋友抱有戒心？　　 姜文说：当年在中戏谈笑甚欢的日本留学生朋友，遇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一瞬间就会变成大屠杀的刽子手。这种两面性是很好地重叠在日本人身上的。就像我们这一代人很熟悉的李玉和与鸠山，在满铁医院的时候就是“老朋友”嘛！但是这种朋友关系挡不住鸠山当了宪兵队队长，以后把李玉和弄来坐老虎凳。虽然不耽误请李玉和喝杯酒、谈谈佛教，但是密电码得拿出来。这种事太多了，朋友归朋友、原则归原则，日本人的原则性和国家利益的概念非常强。　　 7.我为什么不总把“爱国主义”挂在嘴边？　　 姜文说：爱国主义不需要唤起，只要一个人还知道自己是谁，对自己的人格有一定的尊重，他就会爱自己的祖国。鲁迅对自己民族与文化中某些问题进行讽刺与挖苦，这也是充满了爱的。他为什么不挖苦日本去呀？因为他是想让中国这“脖没了，比日本强了，这是最大的爱国。反过来个别人为了自己的私欲违心地故作赞扬歌颂状，而不让人们看到问题的实质，那就像我们片子中的翻译官董汉臣一样了。我觉得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危害却比“卖国”还大。我虽然达不到鲁迅那么高的境界，但我很崇拜和欣赏他。他有时候表现得比较尖刻，但他看问题很准确。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人看不到问题、不愿意看到问题或者看到了也不愿意说。鲁迅这种高境界我理解就是“民族魂”。要是有那么几百个鲁迅，这个国家就会很了不起。　　 8.我为什么不经常站出来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否认战争罪行之类的言行加以驳斥？ 姜文说：因为拍了这部《鬼子来了》，近期有不少报纸请我就日本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发表看法。但是我认为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每次日本反华势力出招的时候我们就接招，而是需要从深层次上研究这个对手，光靠拉几个名人出来义愤填膺地过一把嘴瘾无济于事。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始终没有变过，只是我们没有深入地认识到这一层，所以才一会儿看着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一会儿看着又是军国主义的复活，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日本不断利用我们在群情激昂时说过的一些过嘴瘾的话来达到他们的某种目的，包括我们的一些电影都成了他们开脱罪责的例证。比如我们老拍游击队，他们就援引有关的国际战争法称游击队员被俘后不享受正规军的战俘待遇，为他们杀人找借口。再比如我们有一句著名的电影台词叫“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他们又非常险恶地把很多杀戮的罪行推卸到中国的伪军身上。问题不在于最近日本又发出了什么不和谐的声音，我们该怎样回击，而是在于我们应该冷静地认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邻居。我们总说要走向世界，首先就得迈过日本这道门坎。迈过日本，自然就走向世界了。　　 9.我为什么不在影片中让中国观众痛痛快快地“打”鬼子？　　 姜文说：拍这部电影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一些抗战题材的“老片”可能会给人，尤其是给日本观众造成的一些误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些片子都是很好的，确实起到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但这些电影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些老电影被日本人拿到日本去放，并以此教育日本的年轻人说：你们看，中国的老百姓哪一个不是间谍，他们哪个不是不穿军装的军人？既然他们“全民皆兵”，我们就可以对他们“全民歼灭”。于是，我们的这些老电影成了他们掩盖当年屠杀中国平民的把柄。但事实上，那时候我们并没有“全民皆兵”，那只是我们的一个理想。而我们现在拍电影，就再不能给日本人这种口实了。我觉得通过拍一部电影过嘴瘾是容易的，而且往往能很急功近利地讨点好，但是事情过去之后既不起作用又不能使观众真正进行思考。我拍《鬼子来了》就是试图让观众明白，如果想避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段不愉快的历史，除了过嘴瘾还有什么办法。我不敢说《鬼子来了》给出了这个结论，事实上我一个导演和一部影片也做不到，最高的理想也就是有个方向吧！　　 10.我为什么不相信日本人的“友好”？　　 姜文说：在与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年轻人的交往过程中我发现，日本右翼分子、反华势力、否认战争罪行的大有人在，并不像我们常说的那样是一小撮，只不过在那里上蹿下跳的是一小撮。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等于没有正视日本这个强大的对手。另一个不好的倾向是：我们有些文艺作品经常替日本人向中国人谢罪。 而事实上不肯谢罪的日本人是一大撮，我们为什么总要用那一小撮谢罪的日本人来麻醉和满足自己呢？《鬼子来了》这部影片中有几位日本演员，他们以前看过我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很想和我合作，报酬都好商量。但是看了剧本以后，他们有抵触情绪，拍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发生辩论。这批30岁左右的日本演员代表着日本的中坚力量，通过这部电影，我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他们一些比较极端的想法。我相信将来这部影片在日本上演时，观众也会像这批演员一样有所改变，至少对自己以往接受的看法有某种怀疑。

马大三是个憨厚的农民，跟我从小到大见过的那些叔叔伯伯们一样，普普通通，天大的男子气概那肯定没有，正气么却又有那么点，尤其是几两白酒一下肚，在酒桌上侃起来的时候，那好家伙，个个都是爱国爱家的铮铮铁汉。当然，酒醒了基本上也就怂了，老婆招呼着往东，屁股就得对西边撅着，还要腆着一张脸，作出讨好的姿态来。待外人多半是老实忠厚，年长些的便会摆出威严的架势，但在怎么装样子，小农的奸猾和狡黠自然也是有的，满肚子的心眼都藏着呢，也就是在自家的晚饭桌上，吃着媳妇端上来热乎乎的饭菜，心满意足之余，那股骨子里的狡猾才会从眼角眉梢里窜出来。

片子开始的几个小片段几句台词一出来，我心里就叫了个好，姜文对人物的拿捏实在是太到位了，几分钟的镜头一掠过，马大三这么个既老实又狡猾，既胆小怕事却又有几分胆气的小农形象立马直勾勾活在屏幕上了。

《鬼子来了》自诞生后，就波折不断，到现在仍然全面禁映，而看过该片的中国人，尤其是一些民族情绪比较强的人，对片中的中国人形象非常反感。在日本倒是上映过，据说也是引起一片混乱，毕竟片中日本人的形象残暴而冷酷，令人发指。其实这事情挺怪的，按说这种讲中日抗战的电影，要么站在中国人立场上讲话日本人听不入耳，要么就相反。何以姜文的这部，两边都不讨好呢。

说白了也很简单，我们被洗脑太多年了。上辈人的故事就不提了，被红色风暴席卷过来的一代会有什么样的思想可想而知。就连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在无数英雄故事中成长起来的，小时候就学赖宁雷锋刘胡兰，稍微大些是焦裕禄王进喜时传祥，我们从红领巾到共青团到Party，没有一刻能逃离这些无边无尽的控制。课本上怎么讲中国人的？勤劳、善良、勇敢。我们的战士怎么对待敌人的？顽强、伟大、牺牲、不屈不挠。红领巾为什么是红色的？被烈士的鲜血染红的！MLGBD，骗了我好多年，还纳闷说为啥红领巾上的鲜血洗不掉呢，难道烈士的鲜血跟我自己的血成分不一样？为此一度很羞愧自己不是烈士的料。

姜文很洒脱地大手一扯，把红色的遮羞布全都扯去了。他一边用黑白的画面讲真实，一边添一些荒诞和讽刺的调料进去，让你看看，中国人不止分成英雄和汉奸两种，他们中有很多，为了生存需要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瞧见那个一脸正气的八婶子没，马大三上门讨白面的时候，她歪个头，没有，就是没有，诶，你是不是要当汉奸啊？马大三没杀死俩俘虏的事情被发现后，她也是跳起来指责。最后日本人送粮食过来了，军民大联欢的时候，她也笑得很欢。

不光是八婶子，二脖子、一刀刘、五舅姥爷、疯七爷都差不多，就是顶普通的中国人，根子上都是一样的，都属于既要做婊子也要立牌坊的类型。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立场上，哪怕事情做的是错了，也得贴上个漂亮光鲜的标签以显得自己有face。这么说倒不是要一棒子把中国人打死，谁也不能否认这种古老的民族所拥有的种种优点，比如勤劳，智慧，坚韧，强大的忍耐力等等。但柏杨也说了，好的东西就是好，就是放在台面上的，老拿它说什么事。不能看见坏的，就无法变得更好。姜文看见了好处，也看了坏处，并且大喇喇地明目张胆地把它们公告天下，所以才会有中国小孩追着日本军官要糖吃的画面，也怪不得那些民族自尊心过剩的人看了反感。

说到这些，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一个近年来很火的名词，“集体无意识”。同样是这群懦弱混沌的中国人，如果放在其他那些武装斗争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地区，很难说这些人会不会变成另一个董存瑞。集体无意识是种普遍的群体心理现象，只有个别的人，会成为冰山冒出水面的部分，从而以自己的意识支配其余的人，成为群众运动的导向者。但即便是形成了群众运动，也只能说是个体意识所主导的集体运动，称不上集体有意识。

八婶子这样一群人，在敌伪区里生活的时候，一方面需要和日军和平相处，一方面又战战兢兢，生怕惹恼了温和的吃人恶魔。长期的压抑更是加重了思想上的集体无意识形态，而敌伪区的社会结构决定了这群人在意识上的奴性，每个人只为了生存而生存，日军送上粮食时大家都欢天喜地感恩戴德，看日军行刑的时候放声大笑。这根本就是群体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一书说，不管处境有多么可怜兮兮，那些对周遭环境又敬又畏的人不会想要去改变现状。当我们的生活朝不保夕，完全无力控制我们的生存环境时，就会执著于熟悉的生活方式。我们通过把生活模式固定化去对抗深深的不安全感。借此我们给自己制造了一种幻象：不可预测性已为我们所驯服。需要看天吃饭的渔夫、牧民和农人，以及敬畏大自然的原始人，全都是害怕改变的人。在他们眼中，世界就像操有生杀大权的法官。赤贫的人也一样，他们因为害怕周遭世界，所以害怕改变。”

因为人性本身是排斥危险的，就连经济学中都会有专门的衡量风险的理论，将风险数值化进行权衡，以选择利益最大值。既然人在本质上都抗拒风险追求安全，而革命恰恰是一种高风险的行当，那究竟什么人会投身革命之路呢？第一，有资本冒风险的中产阶级，为追求更高的利益，第二，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退无可退，为生存而革命。真正意义上的农民阶级，有房有田，有水有粮，靠体力和天象吃饭，图的就是个安安稳稳八方太平。像马大三他们这种世世代代的农民，骨子里就被打上了安身立命的烙印，只要还能活下去，不会被逼上绝路，他们是不会奋起反抗的。这种共有的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和自我保护模式，便是中国农民的集体无意识。

换个角度看，影片中的日本人，多半也是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只不过与马大三他们懦弱自我的无意识相反，日本人是狂热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集体无意识，教育和宣传的双重作用吞噬了他们作为人的本性，变成了战争中的机器。霍弗也讲过，任何一种群众运动，都必须打着宗教运动或是民族主义的旗帜，唯有这两面旗帜，才有足够的领导力量，煽起一场蓬勃群众运动的火焰。而日本的军国主义恰恰具有宗教和民族主义的双重特性，同时又完美吻合了日本人民族性格中的极端和极致。说到这，提下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基本上获得共识的是，这是个精神分裂的民族，从它的艺术产品中便可见一斑，温情的温情到极致，残酷处令人不寒而栗。也因此，电影中日本人从其乐融融的热情到举起刺刀的屠杀之间的突然转变，残酷血腥之余，竟也显得合情合理。

从集体无意识到个人意识的产生，势必要经过颠覆性的冲击覆灭式的巨变，才可能打破原有道德和生存体系的桎梏，对马大三而言，全村人的被屠杀，构成了他反抗意识的觉醒。因此他冲进敌营，疯子一般用斧头劈死日本军人，虽说是报复性的杀戮，最后也面临着一个悲剧性的结尾，但这种转变无疑是具有乐天派和浪漫主义色彩的。我想这大概就是姜文心中的“民族魂”了，那就是，不管整个国民群体是多么愚昧天真，那些无知的老百姓也好，不辨善恶的中国军官也好，总还有一种力量，潜伏在中国人的背后，或者抛开中国人的界限，推广到所有的人类身上，那就是人性中善和正义的力量。就算是那个俘虏花屋小三郎，哪怕他充当了最后的行刑者，但他在电影中间与中国人相处中所形成的善意依旧是不可抹杀的，一个人的善意微乎其微，但毕竟是火种，终会源源不断地燃烧下去。

电影的基调是沉重的，哪怕其中有再多的调侃和讽刺，也改变不了它的内核。简单地站在民族主义的角度上看待这部电影，是看低了它，也看低了姜文。姜文自己也说，他拍这部电影不是要宣扬爱国主义，他是想让人们正确地看待和认知历史，并产生自己的思考。他在我们头上敲了一记警钟，不要轻信。在影片中是不要轻信日本人，大而化之是不要轻信所有具有蒙蔽性的东西。我们无意识太久了，天真太久了，是时候摸摸自己的内心问问自己，哪些是真实的自己，哪些是别人强加给你的。

就如鲁迅先生说的，“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某句话是这样说的：中国人就是羊 可你非要在羊犄角上绑把刀，给弄出个火羊阵来。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因为在若干个小时之前，中国人是狼是羊的事，我没想过

如果没有网络，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看到鬼子来了，看到这么一个脑后长了反骨的电影，这一切还要感谢我们的广电总局，它伟大而灵敏的触角还没有伸及网络这个大染缸，才得以让这些与我们官方严重背道而驰的“野电影”存活下来，网络 还真是个东西。

有人说姜文只导了三部电影，这三部电影就足以证明他是个天才，是个伟大的导演和演员。我辈盲流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忘的差不多了，太阳照常升起压根就没看懂，但是凭直觉这不是一个烂片，倒不是说我直觉多么准，因为有时候直觉也是一种幻觉，只是因为电影所散发的一种气质让你发自内心地信任他，相信他是好的，即使是迷信。直到看鬼子来了，我发现，用鬼才来形容姜文，或许更加恰当

鬼子来了对官方和主流来说，无疑是个叛逆的刺头。也非常理解我们的电影审查机关，作为政府的粉丝和代言人，他是不能对这么一部浑身刺毛的电影手下留情的，他们的立场很明确，思想很简单，对敌人的妥协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估计他们当时看片的时候肯定汗毛都竖起来了：这小子不是找禁吗？而且我也怀疑当初姜文拍这片的时候，压根就没指望他能过。

同样是讲日军侵华，姜文选择从中国小老百姓的视角出发，看不到官方“正面”操纵和引导的痕迹。他所表现的东西完全颠覆了我们以往的“抗日”经验。我们在经典的抗战大片里看到的，是日本鬼子的不堪一击，是中国军民的团结一心奋勇杀敌，直到看的麻木，可以面无表情、大脑空白地去欣赏我们的地雷战把小鬼子炸的满地找牙，小兵张嘎翻着跟头耍猴似的从满是鬼子的敌营中轻松逃脱，老百姓们面对死亡时个个威武不屈大义凛然，这样说可能有点不敬，但稍微动动脑子就知道 那不是真的，可悲的是，我们已经连想都不愿想了。关于国民劣根性，已经是一个被嚼烂了的话题了，鲁迅先生带出来以后就没停过。很多中国人也承认这一点，但姜文拍这样一部电影，肯定还是会招人骂的，比如广电总局的发难就首先说明了这一点，你干嘛拍的这么形神兼备，这不是照着镜子骂自己么？错就错在你点的太透了，中国人讲究含蓄，隔着窗户纸看人，你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把人衣裳扒干净了，一些好面子的中国人就会不好意思，如芒刺在背，不骂你骂谁。

电影中我们看到中国人在一系列幼稚可笑行径中所表现出来的懦弱、愚昧、麻木和市井，有人说丑化了中国人，有的镜头和情节确实有些夸张和戏谑的成分，但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还是相信那些镜像就是真实的中国人的形象，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判断是非的标准，黑白真假，很多人一看就明白了，一些东西也不是你骂两句、喊几个响亮的口号就能改变的事实。与其护着掩着，不如赤裸裸扒开来看，或许还有进步的余地。即使是矫情和一厢情愿的揣测，我还是愿意将姜文的所为解读为爱之深责之切。70年前我们有过那样惨痛的历史，中国付出了无数的生命，经历了那样漫长的黑暗，今天的中国人不能只看到被过虑的符号化的光辉和伟大，更要看到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个人和族群，他或许是残酷的、或许是阴暗的，但他是真实的。

看到二脖子六旺八婶子一个个把头伸桌子上那副窝里斗的神勇；八婶子不要老脸唱小曲，颇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风骨；六旺对着日本人发酒疯灌输自己的生存之道，肝都颤了。中国人骨子里有种羊性的温顺和善良，别人对我们好一点，就受宠若惊似的巴不得给人掏心掏肺，我相信这个时候我们中国人是真心实意的，可敌人的心呢，他们只会把你掏心窝子的善良当做得寸进尺的机会，顺杆爬。这会给你好脸色，眨眼的功夫变得凶神恶煞了，我们只有挨宰的份。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几个日本兵押着两万中国人去样子江边送死，那样的景象真的不敢想也不愿想，一闭上眼睛，就是几个猎人在驱赶一群羊。当然，我们也有反抗，疯七爷去兑现他“一手一个掐吧死俩”的诺言，马大三最后近乎疯狂的复仇。疯七爷是有血性的，他的反抗让人肃然起敬，马大三则是陷入绝境后的自救，他彻底的醒悟，不再幻想和寄希望于任何人。他死前的一抬头，是大彻大悟后的释然，已经没有了对死亡的恐惧。头颅滚落到地上，眨眼三下，嘴角微微上扬，仿佛是在嘲弄那些麻木的围观者和迂腐的国民军官，清醒地死去比麻木的活着更有价值。但马大三和疯七爷却不是中国人的典型，他们更多是被赋予了一种戏剧性来为电影服务，当时更多的中国老百姓，在痛失家乡和亲人后，沉默地活下来。压迫和仇恨激发了马大三的狼性，中国人的羊性却最终让他成为了一只孤狼。

某人说中国人天生具有尚武基因，我希望这是真的，可是历史很不幸的证明，中国人的尚武基因貌似还是隐性的。当日本的小学生喊着“为天皇而死”的时候，中国的同龄孩子却在光着屁股问日本兵要糖吃，所以当年一个成了张牙舞爪的狼，另一个却成了待宰的羔羊。我们都期待和平和安稳，可是这种美好的希冀不会因为一句中×友好就万事大吉，全世界老百姓骨子里其实都是善良的，但架不住政府和精英们有意无意的忽悠，不定哪天鬼子又来了。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是羊了，却因为历史基因问题也没蜕变成狼，我想就算成不了狼，我们也得装一大尾巴狼的样子。

《鬼子来了》有众多让人捧腹的片段和场景，却无法让人一笑了之，是一种含泪的笑。苏格拉底曾说过：“真正的悲剧总是以喜剧的形式出现”。
《鬼子来了》里对马大三执行死刑这场戏，高将军站在台上义正严辞地说他“双亲被日军被炸死，腿被炸断”他才是最有资格报仇的人时，周围的人群还是一片麻木，仿佛在看戏。当猪跑出来时，场面失控，把高将军所谓的什么波茨坦公告、日内瓦公约和民族大义统统消解在人们的哈哈大笑声中。“所谓的给秩序以混乱，就是把滑稽幽默的东西和崇高严肃的东西、喜剧的因素和悲剧的因素、时间的顺序和时间上的错乱等等对立的或不相干的事情糅合在一起“。貌似民主的高将军声称要马大三说，却堵住其嘴，将自由、民主无情的进行了消解和嘲笑，实现对现实秩序的一种反抗与嘲笑。被称为“民族败类”的马大三在同一地点被处死，他不像童汉臣那样笑，而是仰天长啸，无奈与悲凉之意更胜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