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男人注定一生漂泊，永远无法属于任何人，特里斯坦就是这样一个男人，爱上这样的男人又是何其不幸，如果苏珊娜只是一个平庸的女人或许就不会这么不幸了，可以在没有爱情的婚姻中麻痹自我，顽强地生存下去应该是大部分女人的选择，可偏偏苏珊娜无法成为那个平庸的女人，当她举枪指向自己太阳穴时我内心是崩溃的同时也是欣慰的，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人会为了爱情而选择死亡呢。

北美人崇敬熊，大概是源自印第安人的传统，因为熊是北美大陆上最强壮的动物，对熊的崇拜也是对力量和野性的崇拜。我们今天的社会崇拜金钱，我们视富人为成功者。但在印第安部族里，衡量一个人是否出色是依据其身上的“熊性”，说一个人有熊的精神是一种很高的褒扬。而《Legends of the Fall》里的Tristan便是一个心里潜伏着一头熊的人。 影片里的老上校有三个儿子，大儿子Alfred性格稳重、克制，他爱国，有正义感，热衷公共事业，是代表现代文明的典范角色。但他是老上校最不喜欢的一个儿子。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人类文明程度确实很让人失望（今天的也一样），加上老上校参与过内战——美国内战的意义虽然是积极的，但过程却无比血腥和丑陋——作为普通军人的老上校只能接触到战争的过程，却未必能接触到战争的意义。他从最初的满腔热血到最后的卸甲归田、离群索居，谁知道其间经历了多少痛苦、愤怒和反思。但明显的是战争使他不再信任现代文明，尤其是不信任政治，而宁愿和印第安酋长“一刀”一起生活。Alfred因为要参加一战而与父亲产生裂痕，到Samuel战死后父子已形同陌路。得不到父爱的Alfred搬到市镇走上了从政的道路，这再次激怒了老上校，他憎恨政客，憎恨现代商业和各种利益组织。他们之间的冲突折射了两种文明的价值冲突：一种是白人的现代文明，工商发达，既贪婪无度又野蛮自大，野心勃勃地要征服地球；另一种是原始部族的道德观，坚信只有古老的生活方式以及小国寡民的社会状态才能保持人类的美德。后者是一种理想主义，是我们的理智向往但在现实社会中不能实现的状态。直到故事最后，Alfred终于把亲情置于他对丑陋不堪的现代文明的信仰之上并因而重新获得了父爱。 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是怎样的，我们知道美国参与一战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但我们也可以想象，当美国政府号召年青人参军的时候，必然是以正义、道德责任感等为主要诉求。但尽管如此，当时的美国如果和老狐狸一般的欧洲各国相比，还只是像个涉世未深的小青年而已。美国政界当然不乏老狡巨滑的政客，但北美不像当时多难的欧洲，没有一大群彼此利益冲突的国家在互相倾轧。美国面积那么大，资源那么丰富，而且各州自治，他们的联邦政府自然不太像欧洲各国的政府，是由一群利益高度一致的上层集团成员所把持。 再说老上校的小儿子Samuel，他天真单纯而又敏感害羞，像个孩子，也得到两个哥哥和父亲的疼爱。老上校许他到哈佛念书，似乎他憎恶的只是现代政治，而不是西方文明的文化传统。可是，恰恰是大学生活培养出的人生观使Samuel觉得自己有义务到欧洲为人类的正义事业而战。这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青人很难识破的谎言，因为年青人把世界想得太好而又所知甚少。老上校为此无比恼怒可又无可奈何。他虽未必清楚一战背后的来龙去脉，但凭着阅历赋予他的透彻洞察力，他清楚这场战争的本质是非正义的。更为关键的是，这是一场和美洲大陆无关的战争。善良的年青人因为无知和热诚，同时也为确立自己不踏实的存在感，而投身一场自以为崇高和正义的事业，最后被人利用和葬送生命，这种事情老上校肯定见识过太多了。我们从亲身参与过一战的海明威笔下的尼克身上读到了这场战争如何重塑了一名美国赤子：满身伤痕、精神幻灭。然而Samuel的决定却得到了Alfred的支持，Alfred和Samuel一样，也把这场利益之争视为文明对抗野蛮、正义对抗邪恶的伟大战争。 对于发生在大洋彼岸的战争，二儿子Tristan表示出毫无兴趣，但当弟弟Samuel的参军赴战已成定局后，为了保护Samuel，他决定和兄弟一同上路。在布拉德·皮特主演的另一部电影《Troy》里，他的角色阿喀琉斯因为挚友帕特洛克罗斯战死而暴怒，继而杀死了敌军主将赫克托尔并扭转了战局。那也是一场今天看来颇为荒谬的战争，阿喀琉斯跟随的希腊联军因为特洛伊王子诱拐了斯巴达王的妻子而讨伐对方，但在战争中阿喀琉斯却因为被自己的主帅阿伽门农夺去了奴妾而拒绝作战——就像一个钓鱼的人发现必须用另一条分量相当的鱼做鱼饵一样荒诞——直到仰慕着并追随自己的好友帕特洛克罗斯间接因己而战死后（他穿上了阿喀琉斯的盔甲），他才暴跳如雷地冲到敌阵大开杀戒，并屠杀了十二个特洛伊青年给自己好友陪葬。当然，我们不应用今天的道德观去评价荷马笔下的古希腊英雄。不过话说回来Tristan确实要比阿喀琉斯更亲切和富有人性——尽管在女性眼中他可能仍然是一个自私的恶棍：他既迷人又无情，使女人倾倒却又无法被掌握。他是率性之子，永远只忠于自己的内心；他的爱和恨、他眼中的是与非，从不受外界的影响而只依个人的判断，他倾听他心里的那头熊的呼唤。换言之他是一个完美化的个人主义者。他无比疼爱弟弟Samuel，但和Alfred相反，他又丝毫不抑制对Samuel的未婚妻Susan的情欲。他不懂欺骗自己，所以无法克服这样一种矛盾：如果自己是爱弟弟的，就应该尊重弟弟的未婚妻，一个人不可以既爱着自己的弟弟同时又夺走他的妻子——哪怕弟弟的妻子更爱自己——最起码世俗的伦理道德是这样要求我们的。Tristan其实本性善良，他从不借助外来的道德规范约束自己。他不是一个野蛮、暴力的人，但他也不介意以野蛮对抗野蛮、以暴力还击暴力。他和Susan相爱但没能在一起，她无疑期盼着他，他本来也有机会，但或许Samuel的死仍使他耿耿于怀，他铁石心肠地告别了Susan再次扬帆出海、游历世界。有人说男性通过征服世界来征服女性，可有时女性却无力从世界手中夺回男性。崔健在《花房姑娘》里唱出这种矛盾：是成为一个平庸的丈夫，还是成就一个真正的男人、一个自我？Tristan这时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但很多年后他又和印第安女孩伊莎贝尔结了婚，其时婚姻对他已不成为束缚，因为“他心里的熊沉睡了。”Susan是如此优雅和善良，以至于人们很难不把她的悲凉命运和结局怪罪到Tristan头上。但在我看来Tristan对susan的爱是纯洁的，它只关乎个人感受——尽管Susan的期盼可能不仅止于此——而婚姻是社会的结果，不是个人的结果。Tristan的魅力在于他的性情的纯粹和极致，他内心的强大有力地回应着尼采“上帝已死”的宣示——他诠释了人格的健康、强壮和美——他超越了宗教的和世俗的道德。 但Tristan并非无神论者，Samuel死时他曾愤怒地诅咒上帝，可是很多年后，当他身边的人陆续遭到不幸时，他懊恼地怪责自己曾对神不敬。当Samuel死于德军的枪弹下后，他像阿喀琉斯一样被激怒了，他在夜色掩护下单枪匹马偷袭敌军，杀了十一或十二个德军士兵，并且依照印第安部族的传统割下了敌人的头皮带回军营。他还亲手挖出了刚断气的弟弟的心脏，他手握最爱的人滴着血的心朝上帝怒吼的这幅景像正是他毕生宿命的形象化表达。因为他的存在形式太过强烈，他注定要吞噬身边的人。他的处世方式招致的不幸只有他自己能承受，所以他一直活到了所有他爱的和爱他的人都离开人世后，才死在熊爪下。就如影片名称所言，他的一生就是传奇，当他死的时候，他没什么值得遗憾的。 很明显我迷恋英雄，我迷恋Tristan身上那些我不具备的美德。他像阳光一样勾勒出我的阴影。我热爱这部电影，在我人生中众多的难受时刻我噙着泪一遍遍地重温它。Tristan从不欺骗自己，他身上不存在为坚持自我而进行的抗争，因为他根本无法为适应外界而削裁自我——哪怕只需些微的调整便能使自己得到快乐或避免痛苦。他会这样活是因为他只能这样活。这部影片使我意识到并坚信这平庸丑陋的生活有被超越的可能；它使我相信我们的存在有更崇高的形式；它给我安慰，同时也给我力量。 我们在现实中都不喜欢自私自大、自我中心的人，这使人联想到被宠坏的孩子；同时我们都谴责为达个人目的不择手段，“宁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暴君、枭雄。但Tristan不是这两类人，我们不能光着眼于他的自我的形式而忽视其内容。我们都渴望实现自我，庸浅之辈通过占有金钱和权力等来获取世俗的肯定，但我们更敬重那些通过追求个人志趣、才能、自由和荣誉等的人。大多数平凡之众，明明有很多想法却不敢去实现，他们顾虑重重，或受个人智识胸怀所限，只知道随众生活在秩序的社会群体性里获得一份安宁。很难分辨他们是否真的活过，因为他们活得蝇营狗苟，他们身上的共性如此之多，而个性又如此之少。无论他们在别人眼中是个好好先生或奸佞小人，在尼采看来都是孱弱和卑微的。而Tristan绝不孱弱，虽然他不是半神的阿喀琉斯，既无神力也非刀枪不入，但弟弟在他手中死去后，他拿敌人的头皮来祭祀；妻子在他手中死去后，他要仇家血债血偿。他的天才在于他天生不受束缚，他无所顾忌并且随时愿意为自己认为值得的事付出一切代价。自私的人在他身上看到自私，高尚的人在他身上看到高尚，他超越了评价他的人，因为评价者的人格和他的相比过于卑微和丑陋，于是只能徒然地用道德去削弱他——以奴隶的道德去否定一个精神自由的人。实际上，“大自我”便已等同于“大无我”，事物到达了极致时界限便不再存在。每个英雄都是如此：他们把自己托付给更崇高的存在，因而是无我的；可又与更高的存在合为一体而呈现出更庞大的自我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