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电影改编自东田直树2007年的小说，充满诗意和启示性，但回避了作者身份和真实性的问题。

一个思想丰富的存在，却没有办法向外表达它们。这是恐怖的故事，也是具有挑战性的新纪录片《跳跃的原因》。这部电影部分改编自2007年出版的同名小说，部分是对该书的致敬。同名小说的作者是东田直树(Naoki Higashida)。“归功于”比“撰写”更容易引起争议。当时，东田13岁，是一个患有非语言自闭症的男孩，他的母亲用“促进沟通”的方法来捕捉他的想法。

所有努力的结果成了一本畅销书——这本书似乎介绍了自闭症的经历，并通过它的出现颠覆了人们的假设。对这个过程中所用方法的有效性存在较大的争议：它本质上是一个字母组成的系统，这些单词拼写被抄写员记录下来。

这本书的真正作者究竟是谁？

现在它成为了一部电影的基础(由杰里·罗斯威尔执导)，涉及四大洲的自闭症年轻人。在英国，一位制片人的儿子，与小说家大卫·米切尔(David Mitchell)一起出现，后者和他的妻子吉田惠子(Keiko Yoshida)翻译了东田的这本书。年轻人是喜欢骗人的，父母的爱是深刻的。感人、敏感、富有想象力——这部电影集所有这些于一身。

“我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一位为东田配音的配音演员问道，影片描绘了他的回答。

精神正常的人把世界安排在容易记住的概念周围，比如下雨、披萨，而自闭症患者首先看到或感受到的是细节，每次都被迫构建更宽广的现实。在t他们那里，时间本身是令人困惑的，一小时或一年前发生的事情是区分不开的，是一堆“点”。就像电影中的很多东西一样，这个形象充满诗意和启示性。没有线性记忆，我们怎么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从这里开始，与自闭症相关的强迫症和恐慌就完全说得通了。

这些思想表达得很美。它们也被作为事实呈现。字母系统构成的“语言”的力量也是如此。在银幕上，他们的研究结果成为不言自明的证据，证明非语言自闭症类似于闭锁综合症，就像让-多米尼克·鲍比(Jean-Dominique Bauby)的回忆录《潜水钟和蝴蝶》(The Diving Bell and The Butterfly)中描述的那样。这可能是真的。但这并非没有争议。对声音的漠视是令人不安的。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一个千篇一律的故事。

在2020年的圣丹斯电影节上，一部十分独特的纪录片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之中，导演用电影语言架构起一个自闭症患者的眼中世界，用独特视角唤起一种新的情绪和认知，使得观众得以在观影时间里与影片中的自闭症患者们产生共情。它就是电影《跳跃的原因》，改编自日本作家东田正树（Naoki Higashida）的同名书籍。

作者 | 阿德里安·霍顿

译者 | LX

原载于theguardian，本文有删减。

《跳跃的原因》这本书最初于2007年在日本出版，六年后被翻译出英文版本。作者东田正树在书中描绘了自己儿时患有自闭症时期的经历，展现了一名13岁自闭症儿童的视角。

2020年，电影导演杰瑞·罗斯威尔将这本书改编成电影，并获得了第36届圣丹斯电影节的观众奖。无论是书还是电影，它们的传播对于受众来说都有着很好的价值意义，令人们重新去理解自闭症患者，重新去思考去开阔对人类想象力的认知。

在这部影片里，导演杰瑞·罗斯威尔用电影语言去重塑了书中对自闭症儿童感知的描绘，包括过度的感官体验，被放大的细节，不稳定的记忆等。例如，客厅在他们眼中，是从电风扇中旋转不停的金属缝隙、煎锅里溅起的油渍以及矿泉水瓶中折射出的阳光里浮现的。

罗斯威尔称，“这本书颠覆了我的认知，让我对语言障碍的自闭症患者有了很多深切的理解，那些认为东田是没有正常心智的人的想法是错误的。”罗斯威尔花了七年时间制作了这部影片，他最初的设想是将视角聚焦于东田正树，但是东田却并不想出现在银幕之上，这才使得罗斯威尔另辟蹊径，将东田在书中的话语与来自四个不同国家的五名自闭症患者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

在书中，东田写道，“通过这本书，我可以以我自己的方式去解释我的脑海中发生的一些事情。”而后，这句话通过乔丹·多纳根的配音在影片中说出，与此同时，画面中是一名日裔英国孩子藤原吉姆在田野中奔跑。

现实中，接近四分之一到一半的自闭症患者都有着不同程度上的语言障碍。声音设计师尼克·瑞安和摄影师鲁本·伍德通过细腻捕捉五个患有语言障碍的自闭症患者的日常经历，成功地将东田的文字语言融入进电影中属于这些自闭症患者眼中的，耐人寻味的、没有言语的世界。

米切尔，是这部电影的一名联合编剧，他是一名自闭症儿童的父亲，在担任本片编剧的过程中，他将把东田书中的文字转化为电影语言的过程描述为一种“绘图”，他虽然在生活中亲眼目睹，但仍难以理解自闭症患者眼中的世界。

“影片里这五名参与者代表了一系列不同的自闭症经历，他们拥有着独特的技能和不同的挑战，其实他们每个人和社会其他人一样都有着很强的能力，他们一点都不弱。”罗斯威尔说道。其中有一名来自印度诺伊达的年轻女人，她叫阿姆利特，她可以将脑海中的细节、表情、混乱的场景进行组织和安排，将它们呈现在一幅抽象画作之上。

乔斯——影片中另一名自闭症患者，他的父母也参与制作了这部电影，他们将乔斯身上那些夸张的喜悦和恐惧等情绪拍摄了下来，乔斯的脑海中有着十分清晰具体的记忆，他用不太灵活的话语向父母回忆起自己两岁时的一些细节经历。这些细节与东田在自己的书中描绘的一些细节语言极其相似，“时间是一个连续的东西，没有明确的界限，这就是为什么它如此令人困惑……我想象其他人的记忆像一条线一样连续排列，我的记忆更像是一堆混乱的铺陈。”东田在书中写道。影片在拍摄过程中，摄影机记录着乔斯和父母的生活，也唤起了乔斯在时间和情感上持续的、不稳定的震荡。

在弗吉亚州的阿灵顿，童年时期最好的朋友本和艾玛还在参加着促进自闭症患者与家人之间沟通的家庭教育研讨会，他们通过字母板方法实现对话交流。“通过参与对话交流我们可以改变人们对自闭症的认知和包容度。”本在字母板上写道。影片结束在塞拉利昂，在那里杰斯蒂娜和她的父母正在为开办该国的第一所特殊需求的学校而努力着，那里的民众对自闭症仍只还只有着单薄的理解。

在整体风格上，影片会加入一些实验性的元素去表现自闭症患者的世界，比如一些夸张特写、被增强的声音效果等，与此同时，在部分时间里，影片还聚焦于父母的视角。在这些患有语言障碍的自闭症患者的生活经历中，父母的一些表达情感的方式会对他们产生很大的影响。“家长们肯定经历了很多常人无法经历的事情，他们有一个孩子，孩子被诊断为自闭症，他们需要开始尝试理解这一切。这是一段漫长艰辛的旅程，但是这不单单是自闭症患者的旅程。”罗斯威尔说道。

罗斯维尔认为，制作这部电影最大的挑战就是去真正地“进入”到这种没有语言的感知体验中，这些家长提供的一些相关的背景和经验都十分重要地促进了这部影片的完成。罗斯威尔说道，“我认为在看这部电影之前，对一些相关背景的了解很重要，会促进你更容易地了解影片中的人，理解他们的经历和见解。”

此外，影片试图在寻找一种微妙的平衡来完成对观众的认同感和同理心的呼吁，如何去将这些自闭症患者的经历以及东田的文字话语恰到好处地呈现是罗斯威尔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一直在很谨慎地处理，我不敢说这是关于自闭症的电影，我觉得这是关于这五个人以及东田正树的日常故事，它试图让观众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沉浸在一个更大的视角当中。当然，它不能代表所有的自闭症患者。”罗斯威尔说道。

最终，罗斯威尔希望这部影片能够扩大观众的视角和想象力，重新思考“不说话”与“不思考”的区别，打破大众对“不会说话就代表不会理解不会思考”这种刻板观念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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