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3年《阳光灿烂的日子》到2000年的《鬼子来了》，姜文蛰伏了七年，他的电影求质不求量，每一部都很扎实。这次，他选择了山东作家尤凤祥的《生存》，后者反映了胶南农民抗日的故事，而姜文则把地点改在了他的老家唐山，所以马大三为首的乡亲们都说着迁西话。当然，这部电影的改编，原作者与编剧还是存在很大争议的，部分争议在广电总局的审查回复里有所体现，那就是这不符合我们惯常意义对于抗日那段历史的描绘，甚至非常具有颠覆性。所以，广电勒令姜文修改，但是后者这次没有听话，还带着影片去戛纳参赛了，拿了评审团大奖，换来的结果就是片子不能上映，5年不得拍片。这代价应该说巨大的。但是姜文没有牺牲。十八年之后，重新审视这部抗日神剧，你会发现它跟其他的抗日神剧完全不是在一个历史观上讨论问题。它考虑的更多的是人性，这也就让这部抗日神剧显得如此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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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那个“我”把日本俘虏和翻译官丢给马大三的时候，这个矛盾就开始在村民的内部激化，从而各色人等都呈现出了中国人的特征，村长在主持大局，但是有所保留。疯爸说要一手一个，掐吧死，刨坑埋喽，无人理会。其他村民只是考虑自己利益，言辞激烈，实际在躲闪，每个人都能找到很好的理由自我保护，然后把锅让马大三来背。这里面，马大三也把自己的事说成是全村的事，用他和鱼二偷情的私事换来了各种同情和帮助。他在一点点地了解从翻译官歪曲的翻译中，获取日本俘虏的想法，然后再慢慢地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曾求教过所谓的刀斧手，结果换来的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骗局。他也曾铤而走险用俘虏换回粮食，却万万没想到为全村带来了灾祸。所以，最终他选择了鱼死网破冲进俘虏营，结果竟然被国民党长官安排被日本人杀害。当他的头颅滚动，鲜血喷溅，他才赫然发现自己看不懂的并不是战争，还有被战争异化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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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的争议点，在于姜文选择了相对罗生门的手法，给了日本人比较正常的视角。这也是本片为什么在日本屡获好评却在国内骂声一片的原因。但是，姜文后来谈了他拍鬼子来了的动机，谈到他在中戏读书时也有遇到日本留学生，他也会近距离地接触这些人，他感觉这些人都是可以交往的普通民众，但是普通民众怎么会在战争中突然都拿起了枪，做了许多惨绝人寰的屠杀呢？这中间一定有什么出了问题。他说很反感国内某些声音总是说一小撮日本极右翼军国主义分子，根本就不是一小撮，而是很大一部分，所以才会在战争中造成如此大的危害。这就是菊与刀的国民性背后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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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根正苗红大院子弟出来的姜文，在他37岁的时候，想做的这部影片其实还是希望能警示国人。我们首先要敢于正视自身的劣根，同时识破对方的虚伪，才能有所进步。姜文不是鲁迅，但是后者那些在日本真正待过的人才更理解这个民族的可怕性，从而对于我们的国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所以，鬼子来了虽然被禁，但它所牵涉的话题却是至今都令同胞义愤填膺的。姜文说，国内拍的很多抗日神剧都会被别有用心的日本人拿回日本播放，从而教育他们的子孙后代，在中国我们的士兵遭受了怎样的打击，配合了日本被扭曲窜改的教科书，让这些人从小就接受了虚假历史观教育。而我们的抗日神剧动不动就全民皆兵，所以日本极右翼势力又可以借题发挥说，你看当时我们杀的不是平民而是士兵，从而给自己找借口开脱罪责。屡屡看到这种愚蠢而遭人利用的现实，也逼迫了姜文尽快拍出一部令全世界审视日本侵略者暴行，同时激发国民警醒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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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来了，devils on the doorstep用了48万卷的胶片超了30%的投资，姜文强迫顾长卫选择了黑白摄影，表面上这是一部抗日题材的作品，而实际上它的现实意义的确发人深省。它用被禁的方式解禁了很多关于抗日神剧的质疑。因为那些质疑，直怼不符合客观规律的歪曲历史与洗脑宣传。只有戳破了这层纸，民众才会认识到这种危害性，不要总觉得厉害了，那不过是虚张声势。一旦面对各条战线的真实对抗时，才会发现姜文那可贵的前瞻性。作为导演，姜文在这部影片所倾注的心血不亚于阳光灿烂的日子。如果说后者拍出了他的成长他的梦，那么前者则拍出了他的反思他的担心。到底中国还有多少个马大三，要逼到最后一刻，才懂得拿起刀呢?而那时候，晚不？

PS:姜文的隐喻，的确很深刻，比如马和驴，公鸡，糖等，信息量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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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道这部电影，到我真正把它看完，其间经历了五年。我无数次的把光盘塞进光驱又无数次把它拿出来，就像一个考试考的不怎么样的小学生面对成绩单时的那种心情。作为一个民族沙文主义者，我害怕电影中的画面，尽管我知道它们是那么接近真相。 姜文的电影我总共就看过两部，一部是《鬼子来了》，还有一部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看《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我也是千千万万个马小军里面默默无闻的一个。我也经历了马小军的时期，也曾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一路走来。电影的第一句话：整个北京城都空了。带来无尽的沧桑。每个年代的马小军们都有一段猩红色的岁月，我们谓之青春期。只是我们与电影里不同——北京城早就过饱和了。而马小军刘忆苦他们没有上边。在革命时期，他们就是北京城的主人。 以上只是试图说明姜文在唤起共鸣方面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如果说《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我们父辈那一代人的青春写真，那《鬼子来了》唤起的就不仅仅是我们上一代人的记忆了，它揭开的是整个中华民族最痛至骨髓的那道伤疤。我迟迟不忍把这部电影看完，就是害怕那道极深的伤疤被重新残忍的撕裂。 这又是一部在国内不允许公映在国外获奖无数的电影。这类影片在国内太多了，贾樟柯除了《世界》，其他电影都属被禁之列。有些人说中国的导演酷爱以民族的不幸作为卖点赚取外国人的赞赏，大有丑化中国人以博外国评委一笑之嫌。我说这纯属放屁。至少在评价《鬼子来了》这部电影的时候，这样的措辞着实让人恼火。这就像一个相貌丑陋之人，面对镜中自己的映像大发其火一样可笑。 尤凤伟的小说《生存》写得好，姜文拍的好，顾长卫的镜头更好。让我感到难受的只是那段历史，还有我们同胞的善良和愚昧。中国人的不幸来自我们的善良和软弱。为什么两个日本兵就可以屠杀整个村子？这样的事情在1945年以前并不少见。倭寇用以屠杀中国人的不是锋利的刺刀，是一颗比野兽还凶残比石头还坚硬的心。电影里面有个情节安排的非常好，就是那两个街头艺人的说唱。在日本投降之前与投降之后，唱词的内容天翻地覆。当国君趾高气扬的开进挂甲台时，人们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对于挂甲台的农民而言，这个国家是谁领导都没有关系，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生存。这种想法没有错，但我又觉得哪里隐约有些不对头。华盛顿说：别问你的国家给了你什么，问问你给了你的国家什么。我说凭什么呀？当我的国家给予我足够多的时候，我才有力量还给我的祖国一些东西。我所说的国家给予国民的，并非单单是粮食，我所说的是启迪民智，教化国民。当然，还有粮食。 在上述国家给予国民的东西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什么负隅顽抗，什么铁血丹心，什么民族大义，什么国家尊严，统统都是扯淡。你不能怪挂甲台的村民愚昧——在私藏白面是死罪，在小孩子得管侵略者要糖吃的年代，我倒想知道什么才叫民族大义。民族大义填不饱肚子，填不饱肚子就会饿死，死人对谁接管这个国家是不会感兴趣的。 电影中饰花屋小三郎的香川照之的表演可圈可点，把一个经过军国主义思想洗脑的丧失人性的日本兵骨子里的兽性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他仅存的人性被善良的村民唤醒时，他求生的欲念被点燃了。挂甲台不会想到，这被激起的仅存的人性竟是为苟且偷生而对恩人的大开杀戒。日本战犯不是人，甚至不是畜牲。它们是一台台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一个国家，把自己的国民弄成一台台机器，机器中唯一的程序就是对天皇的无限忠诚。一个心甘情愿被效忠思想俘虏并且认为无上荣耀的民族，与一个思想真空毫无所见的民族，一样愚蠢；但不一样的是，一个民族是残忍的侵略者，另一个是麻木的亡国徒。 至于国民应该从执政者那得到什么样的启迪，这是整个问题中最关键的部分。宗教，似乎是个不错的办法——行之有效并且一劳永逸。可我总以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有自己决定善恶观自己规划自己生活意义的权利和能力——当然，你可以说我是拾萨特之牙慧，但我抱定这个想法不离不弃。你没法左右我的想法，正如同我无法左右你的想法一样。 影片最后，马大三手持利斧冲进战俘营。这是一个民族的觉醒。在影片的最后，我看到了希望。但这希望是微观的。国军处斩马大三的时候，村民人山人海争相目睹，他们渴望这个带着血腥色彩的处决事件给他们没有没盐的日子增添点儿新鲜。临终的马大三对空长啸，面无惧色。临死之前像谭嗣同一样，“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来点豪言壮语，岂不壮观？但是姜文没有这么拍。在我看来这是整个电影中最残酷的地方。它比日本兵血洗挂甲台时的猩红场景要残酷一百倍。马大三只是发出震耳欲聋的嚎叫，但这叫声被国军的高连长解释为“学驴叫”……伴随着高连长浓重的港台腔（高连长是吴大维演的）和村民的讪笑，马大三人头落地。在那颗终于觉醒的头颅滚落到耕耘了一辈子的黄土地上时，他朝着刽子手——花屋小三郎眨了三次眼。马大三是否感谢花屋送了自己最后一程？ 这篇文字不是一篇影评，也不是什么战斗檄文。至于它到底是什么，这是我整个思考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一点。我说过，我是一个民族沙文主义者。但作为一个写字的，我自有我的良心，也就是说，我无意煽动愤怒。把时光回溯五年，当时我是个对暴力有着无限向往的十六岁的中学生。我很庆幸我没有在五年前看这部电影。那时我的高中有一批东京来的交换生。倘若我十六岁时看到《鬼子来了》，我当然不会像马大三那样举着斧子追着日本人狂砍，但在日本学生耳朵跟前高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总是在所难免；我虽不至于绞尽脑汁要了侵略者的命，可在他们的饭食里下点脏东西和泻药总还不难办到。这样做的后果显而易见——我倒是不会比马大三更倒霉，但是被开除学籍恐怕是有可能的。所幸我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已经成年，所以我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写下了这篇文字。 笔者行文至此就拟结束。因为我马上要搭乘晚上的火车回家过暑假，再啰嗦下去就有误掉火车的危险。我接受高等教育的这座城市是个三十万惨死倭寇刺刀之下的冤魂呻吟呼啸的城市，我的故乡是个经历了八国联军沉重的靴子的践踏，遭受了他们长满长毛的双手的掠夺的城市。在我北上的路上，我又将经过多少像挂甲台这样被侵略者肮脏的爪子蹂躏过被他们无耻的铁蹄污辱过的地方？ 在你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发出“中国人懦弱、愚蠢、不可救药”这样的感叹时，请不要忘记你就是这懦弱、愚蠢、不可救药的中国人中的一个。

这是里面最嘲的一句台词了。
第一次出现，是花屋想骂三儿，却被一心想活命的董汉奸教了这话。第二次出现是那个队长在所谓联欢会时让花屋再唱一遍，因此成了爆发屠杀的导火线。

我看片的时候一直在想，到底为什么这片不让公映？直到看完，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却很确定，若我是审片的，这片一定过不了。

日本兵，或者说绝大多数日本兵，在中国完全暴露了本性中的兽性一面。刚开始的镜头很值得玩味，是日本兵的“亲民”形象。小孩子们完全不怕他们。也是，和平共处了八年了，像那个老太婆说的：“我行的端坐的正，小鬼子敢把我怎么样！”
事实上，是出于利益考虑，或者是为了营造一个“繁荣圈”的假象，这才让这些村民们好好地活着。可是愚善的人们，却因此消除了对狼的敌意，真是太可悲了。

在这样一个民族仇恨并不十分明显的村落里，中国人的一些劣根性倒反映了出来。
比如在杀花屋这个问题上，大家都义愤填膺的表示该杀，可是谁去杀？又都你退我让起来。开始以为三儿杀了人，个个躲瘟神一样的。后来知道他没杀，又一个个粗口骂了起来。
比如那个百步穿杨的，没办成事儿，甚至就根本没想去办这事儿，还厚着脸皮讹了三儿的豆子，还大言不惭地说是为他考虑。
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不知该称作是懦弱还是善良。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杀个日本人而已，该杀啊，杀就杀了。不敢、不忍，才导致了后来的种种。

这片子没有提到某主义，可能这也是不能公映的一个原因，因为没有高歌***。甚至于，我很想知道开始送那两个麻袋的人到底是不是***，因为他的态度过于蛮横，不符合一贯的形象。这个也是只能意会，不得言传了。
最后的结局，是在悲剧达到一个高潮时戛然而止。先是全村被屠，甚至日本乐队还在旁边奏着歌曲。也许是知道日本投降了，来一个所谓“最后的晚餐”？
接下来就是三儿的死。

其实，联军进城时的样子，真的跟日本兵没什么区别。真的从此就天下太平了么？
我觉得，面对战俘是一件很纠结的事情。作为长官，我理解，不杀战俘。作为三儿，我也理解，那是可以完全淹没整个人的仇恨。
看着吴大维我觉得很可笑，尤其是那些港台腔。包括他的角色本身也很可笑。

最后那个血红色的人头，实在是很恐怖，也很有触动。当花屋开始擦刀时，我还在想，他会不会最后切腹自杀？
可是，当他把刀架在三儿的脖子上，三儿回头死死盯着他看时，我就知道，三儿是非死不可了。没有人能够承受心理的这种负罪感，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一了百了。

眼睛，一眨，一眨，一眨。

《鬼子来了》有众多让人捧腹的片段和场景，却无法让人一笑了之，是一种含泪的笑。苏格拉底曾说过：“真正的悲剧总是以喜剧的形式出现”。
《鬼子来了》里对马大三执行死刑这场戏，高将军站在台上义正严辞地说他“双亲被日军被炸死，腿被炸断”他才是最有资格报仇的人时，周围的人群还是一片麻木，仿佛在看戏。当猪跑出来时，场面失控，把高将军所谓的什么波茨坦公告、日内瓦公约和民族大义统统消解在人们的哈哈大笑声中。“所谓的给秩序以混乱，就是把滑稽幽默的东西和崇高严肃的东西、喜剧的因素和悲剧的因素、时间的顺序和时间上的错乱等等对立的或不相干的事情糅合在一起“。貌似民主的高将军声称要马大三说，却堵住其嘴，将自由、民主无情的进行了消解和嘲笑，实现对现实秩序的一种反抗与嘲笑。被称为“民族败类”的马大三在同一地点被处死，他不像童汉臣那样笑，而是仰天长啸，无奈与悲凉之意更胜前者。

今天我们接着聊一聊姜文电影《鬼子来了》，之前已经介绍过这部电影，但是一部优秀的电影是值得反复观看的，看多了也就会发现一些难以发现的东西，然后可能就会明白经典为什么会是经典。

因荷而得藕

我们从一副对联开始聊起。马大三进门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副对联，有点残破，但从字面上应该可以猜出来，是“因荷而得藕，有杏不需梅”。

这副对联有个典故：明代礼部侍郎程敏政自幼聪慧过人，名声在外，宰相李贤想招他做女婿，就请他吃饭，指着桌上的菜出了一个上联 “因荷而得藕(因何而得偶)？”程敏政对出下联“有杏不需梅(有幸不需媒)”。

这副对联印证了马大三和鱼儿的关系，他们是“自由恋爱”，没有媒人，鱼儿是个年轻寡妇，有一个几岁大的孩子小碌碌，马大三和鱼儿厮混应该是不合理法的，但是乡亲们几乎默认了，疯七爷骂鱼儿：“我不是你爹，不要脸的养汉婆娘”。五舅姥爷说：“你儿媳妇和大三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说不定这副对联就是五舅姥爷写的。

我估计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副对联，那么我挖这个坑是想说，剧组在这种细节上做得是如此的认真细致，把优雅藏在身后令人佩服，这就是电影能成为经典的原因之一。不管观众看不看得出来，有些细节导演是做给自己看的，这是一种态度。

说起对联，姜文作为演员成名的电影《芙蓉镇》，里面也有一副非常有名的对联。

“一对黑夫妻，两个狗男女”，横批：“鬼窝”。《芙蓉镇》是谢晋导演的大作，23岁的姜文和比他大12岁的刘晓庆扮演一对夫妻。两人想要结婚，因为成分不好，姜文饰演的秦书田请求领导批示，领导就让人写一副白对联，秦书田还亲手贴上了。这部电影有一句很有名的台词：“活下去，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想必这个细节，姜文会终生难忘。

大胆的畜生

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鬼子来了》里面的牲口。姜文经常会使用一些莫名其妙的“低俗”镜头，而且是穿插在非常重要的情节里面。如果能够迅速理解了，就会明白什么是“惊喜”，如果不理解，可能就倒了胃口。

马大三等人送花屋小三郎回了日本军营，日军队长有点懵了，马大三的驴子骑上了皇军的马。

这个镜头曾经被官方建议修改，理由就是低俗。

在一副可有可无的对联上都认真细致的导演，怎么可能随意拍个低俗的镜头呢？他当然是故意要这么干，不管是对人还是畜生，姜文都很乐意展现一些特别荒诞的情节。

这里映射的其实是日军小队长酒冢猪吉的心理活动。花屋小三郎是猪吉队长的同乡，花屋已经失踪半年，日军确认其死亡，名字已经刻在“靖国神社”里了，哪知道他又回来了，而且是在皇军的炮楼子下面被关押了半年，猪吉队长当时的心情就是“日了狗了”。皇军的马被农民的驴子上了，就是说皇军的尊严被农民侮辱了。

猪吉当时已经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刀砍死马大三也不奇怪，但他忍了，他有一个更大的计划，花屋丢掉的尊严不是他个人的，而是皇军的尊严，得由花屋自己找回来。所以他要奖励更多的粮食，来一场陆军海军大联欢，猪吉这么做，也有责备海军队长野野村洞察不明的意思。

因此在挂甲台村的联欢会上，猪吉才一次次的忍受 喝醉酒的六旺勾肩搭背拍脑袋，他以这样的方式来刺激被村民养活了大半年的花屋，直到花屋重新找回日军的兽性，持刀砍死了六旺，猪吉一下子就亢奋了，大喊着“一个都别放过”。然后还要刺激一下野野村，他因为经常给小孩子们糖吃，小碌碌才会跑到他背后躲着，猪吉嘲讽野野村和农民混在一起太久了，野野村因此拔刀杀死了小碌碌。

因为这样的一些细节描写，让日本人在电影里的形象很立体，思想和行为也能说得通，所以日本人才承认这部电影，是“日本人拍不出来的日本人”。有人或许会说，道理我都明白，为什么一定要用驴子上马的镜头呢？姜文亲自答：“知不道”！

全都是畜生

我们接着往下看，后面还有很多牲口出场。

马大三砍杀了几个日本兵之后被抓住公审，镜头突然切了个小驴子，凑到母驴的肚子下面，可能是想要吃奶，母驴子给了它一蹄子。

这个就是典型的“隐喻蒙太奇”，马大三是中国人，日本人才是侵略者，日军在获知天皇投降诏书的情况下屠杀了挂甲台村，才是真正的罪大恶极，马大三这一帮农民就如同那只要吃奶的小驴子，他们需要保护，而国军“这头母驴”不但没有保护，居然还要踢上一脚。

然后那只小驴子一直出现在马大山的背后，国军士兵拔掉塞口的布让马大三说话，他发出了一连串的驴叫声。一旁的四表姐夫说，啥叫仰天长啸，这就叫仰天长啸。

接下来，国军将领吴大维宣布对马大三的判决，刚喊了猪吉队长的名字，有个看热闹的闲人从高坡上掉来，灰头灰脸的跑了，接着一头猪进了场，这一连串的镜头都像是穿帮镜头一样很不严肃，其实作者想要表达的就是，这场审判是毫无逻辑可言的，名字叫猪吉的未必是“猪”，那些道貌岸然的国军将领才是真正的“猪”啊。

然后猪吉队长听说让他来枪毙马大三，他表示很吃惊，还加问了一句“真的”？猪吉在获准用刀执行的时候，又把刀交给了花屋小三郎，他因为之前被马大三砍了一斧头，手上有伤。就这样，杀人的屠刀戏剧性的到了花屋手里，让这个村民们一直不忍心、不敢杀的侵略者，一个厚颜无耻的强盗，砍死养活了他大半年的恩人。墙外的说书人感叹这个故事真好，回去要写一个“拿人的段子”。

啥叫经典，这就叫经典。

姜文电影或许有很深的内涵，但都是藏在身后的，你不去研究根本发现不了，又或许什么都没有，只是我们自己想多了。一方面是霸气外露的张扬，另一方面是把细腻的东西藏在背后，看起来有点矛盾，我的理解是那个时候姜文，还在努力想要展示自己的才华，没想到的是用力过猛，在国外获得一致好评的情况下，国内给禁了。

这部片子从头到尾，唯一一个永远正确的人是“疯七爷”，那个高喊“我一手一个掐死两”的老头，也曾经大骂马大三：“全村早晚死在你手里”，这句话也应验了，日本人屠村的时候，这个残废的老头放了唯一的一枪，还实现了“一手一个掐死两”的诺言。为什么七爷是个残废疯子？掌握真理的永远是极少数人，他们在人群里肯定是个另类。

这里是“一部电影一本书，重读姜文电影系列”的第二篇。

电影是姜文导演的第二部电影《鬼子来了》，书是《姜文的前世今生》。

电影在国内禁止公开上映，但并不是禁止观看，看了不犯法。书呢也不是姜文公司发行的，而是中国电影研究者啓之编撰的。

公元2000年，《鬼子来了》没有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修改剧本，反而是擅自加戏，违规到国外参赛，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因此相关部门依照《电影管理条例》，禁止影片在国内公开上映，并且处罚姜文5年不得导演电影。之后，书的主编私人购买了40张盗版碟，寄送给当代各行各业的有识之士，只求一篇影评，全部收录在这本书里面。影评人规格之高，文笔之妙，内涵之深刻，是我生平所未见的，所以也一直没有写过这部电影影评，看了这本书就不好意思动笔了。

这部电影曾引起巨大的争议，有人写文章说姜文知法犯法，就差公开起诉了。之前《阳关灿烂的日子》也曾引起一个文化现象，但只是在影评人和电影圈很有影响力，而《鬼子来了》获奖和禁播，在国内文化圈引起的争论，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扯皮扯到最高层那里了，最终的结果依然是禁了，处罚姜文也不得不接受。

所以我们就不谈这部电影的什么内涵和意义，书里都有呢，喜欢的人自己去看。考虑到有些人没看过电影，我就先讲一讲故事，然后重点放在技术分析上，好像很少有人从偏技术的角度分析姜文电影，只当抛砖引玉了。

故事

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末期，长城脚下日本占领区的挂甲台村，村口有个日本兵的炮楼，不远处河面上经常有日本的军舰在巡逻。

一天夜里，村民马大三和寡妇鱼儿正干着羞羞的事情，突然有人敲门，马大三问“谁呀”？那人回答“我”，马大三开门，一把手枪顶在他脑袋上。这伙人抓了个日本兵和一个翻译官，在炮楼子下面没法带走，寄放在马大三家里，说好年三十夜里来取人，叮嘱马大三不得走漏消息，抽空可以审审，少一个要他的命。

马大三吓得是六神无主，急忙找五舅老爷和乡亲们商量该怎么办，恐怕大家伙推脱，只好谎称“少了一个要咱们全村人的命”。

五舅老爷只得开堂审理，日本兵花屋小三郎一心求死，污言秽语破口大骂，翻译官董汉臣贪生怕死，故意错翻小三郎的话，恳求饶命。

“山上住的，水上来的”，村民们都惹不起，只有想办法养着这两个活宝，一要防止日本兵自杀，二要防着他们逃跑，还不能走漏一丝消息。

马大三天天盼着年三十那个“我”来取人，但是没有人来。

村长派了六旺出去找游击队五队长，五队长说从来没有在挂甲台村放过人。既然没人认领又不能交给日本人，总养着这两个祸害也不是办法，大家伙商量了半天也没个好办法，只有鱼儿的老公公疯七爷大喊：“我一手一个掐死两，刨坑埋了”。五舅老爷以为那就只有杀了，于是抽签决定谁下手，马大三运气背又抽到了凶签，怀孕的鱼儿听信传说，丈夫杀人孩子会变鬼胎，因此要离开马大三。

马大三到底没敢下手，把两人又藏到了村后的烽火台里，每天还得养活着他们。狡猾的翻译官教小孩说日语差点被日本军队发现，大家伙齐声斥责马大三坑害全村，马大三痛哭流涕，只说下不了手。

还是五舅姥爷支招，让马大三拿着一袋豆子出村，去找会打枪的四表姐夫来帮忙杀人。四表姐夫大骂马大三糊涂，村口就有个炮楼，屁大点地界根本没法放枪，但豆子还是收下了，作为保密费。可能是觉得马大三太憨厚，四表姐夫过意不去，又带着马大三找到了满清刽子手“一刀刘”，一番吹捧骗得一刀刘出山杀人。

一刀刘果然功夫了得，七老八十的高龄，在旧长城里拉开架势练得是虎虎生风，一手下去就摸出了花屋小三郎是日本子，这一刀硬是没能砍死花屋，哭喊着晚节不保扬长而去。

鬼门关前捡了一条命，花屋小三郎再也硬气不了，声泪俱下请求饶命，并且开出了以粮食换命的条件，大家伙再次商量，养了这两货大半年，全村都没过上好日子，送走这两个温神，换回两大车粮食当然是好。于是写了协议让花屋签字画押，小三郎骑着驴子带着众村民回了军营。

日军队长当时已经接到天皇的投降诏书，谎称感谢马大三等人对花屋的照顾，两车粮食是还给村民的口粮，另外再加四车作为奖励，马大三等人喜出望外，赶着粮车兴高采烈地回村了。

马大三中途想到回了娘家的鱼儿，就一个人去接小情人有福同享。哪知道回来的时候，挂甲台村已经是一片火海，日本兵屠杀了整个村子。

日本投降了，国民党接收管理，第一件事就是枪毙汉奸翻译官董汉臣，但日本人都是受到优待的战俘。

马大三乔装成小贩，混进日本战俘营，拿把斧头疯狂砍杀日本兵，花屋小三郎吓得抱头鼠窜，马大三最终还是被国军抓住了。

审判结果，马大三持刀行凶，砍杀手无寸铁的日本战俘，罪无可赦，判处死刑，由受害者花屋小三郎执行。花屋手持日本军刀砍下了马大三的人头，围观的群众齐声喝彩，被砍的人头转了九圈，眨眼三下，嘴角子上翘，原本黑白的世界一片血红。

感受

以上只是个大致的故事梗概，这是姜文唯一一部认真讲故事的电影，而且是个很好的故事，姜文的原意是“我要拍一部电影，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日本当年在中国干了什么”，追求的是“真实度”。鬼子不是纸做的，用手可能撕不动，中国人民胸怀博大，但是裤裆里恐怕很难藏雷。这部影片在日本获了好几个奖，被誉为“日本人拍不出来的日本人”，至少说明“日本人的真实度”是达标了。

影片前半部分笑料不断，一直有惊无险，以为峰回路转之时，恰恰是全村被屠之日。观影感受也如同片尾的马大三，被一把利刃砍掉了头颅，在死之前竟然能看见自己的身子慢慢的倒下，喷涌的鲜血，迷糊了双眼。

很多优秀的故事片，我们很容易代入人物的情感思维，而《鬼子来了》有一层隔膜，我没办法用把自己想象成马大三。这是一种类似戏剧或者舞台剧的感觉，一刀刘，二脖子，马大三，四表姐夫，五舅老爷，六旺，疯七爷，八婶子，这些都是群像，可以换成任何人。看着他们嬉笑怒骂，我知道他们是在演戏，同时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看着他们被屠杀，我知道这是历史，是最为真实的历史。之前不明白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后来还真找到了理论依据，德国戏剧家贝尔托·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效果】。

音乐

姜文说为了拍《鬼子来了》看了很多书，但一直没有一个清晰的脉络怎么拍。灵感来自两段音乐，一是日本海军军歌《军舰进行曲》，这首歌原本是日本小学生的校园歌曲，后来改编成了海军军歌，乍一听还是童谣一样的简单明快，听多了就会发现，这个曲调包含一种“无法控制的疯狂与理想”，有点邪门；另外一个就是刘星的专辑《一意孤行》，这是一种极度空灵与世无争的音乐；这两种音乐的对比，就是姜文对于两个民族的感觉。

《老子》有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中国的农民历来是这么生活的，但帝国主义绝不会这么想，用音乐来鉴别民族的灵魂，不看书我是没能领会到这一层。

这个片子为什么是黑白的呢？

中国之前的电影给世界的印象都是很浓艳的色彩，《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等，光看名字都能感觉到温度。姜文的第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就走了一个不同的路线，不是那种大面积的染色，而是高调的明艳，突显了阳光的穿透力。

而这一部《鬼子来了》，突然又反其道而行，完全抛弃了色彩。直到影片结尾，马大三人头落地，“含笑九泉”，黑白的画面突然一片血红，你要说这没有寓意，没人会相信。

实际黑白比彩色更难拍，技术难度高，胶片都是定制的，因此影片到戛纳参赛，别人都认为来势汹汹。这部片子拍了48万英尺胶片，刷新了而且是翻倍超越了，姜文自己创下的国产电影使用胶片的记录。

台词

电影的台词很密集，一帮农民说话唠唠叨叨，却能句句扎心。有人怀疑真实性，我作为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可以负责的告诉你，农民真是这样的。平常聊天，句句话都充满哲理，小的时候不明白，后来读了几本书，才知道他们口头上说的都是《论语》、《孟子》、四书五经，正在佩服的时候，他们或许又会来找我帮忙写个借条，原来他们连名字都不会写。所以有时候我们认为的真实可能是虚假的，而绝不相信的事情有可能是真实的。《鬼子来了》就是这种明明很戏剧化很荒诞的剧情，却透漏着某种无法抗拒的“真实”。

个人认为《鬼子来了》是国产最好的电影，从故事到内涵的厚度，从技术上的追求到成片的感染力，近乎完美，找不到一个短板。但是它给人的直观感受是颠覆性，看起来是“涨他人志气，灭了自己威风”，如果你能理解背后的真相，必然敬重创作者的良心。某知名学者说，“感谢这样的禁演，如果真的公演，姜文必然被全民共讨之”，言下之意，禁播反而是保护了姜文，我相信这是一个有语境的个人说法，但至少可以领会到，姜文电影是小众的艺术，而不是大众的欢愉。

姜文说曾看过一本书叫《前世今生》，他的原意是很认真很努力的去研究一件事情，有可能跨越时空感受到古人的思维，如同触摸到自己的前世，《鬼子来了》就是他的前世今生。而我却感觉《鬼子来了》之后，姜文的影视风格变得极为虚无和隐晦，技术还在，思想已经摸不着了，我曾经以为是他故意有所保留，后来看了他的书，才知道不是他有所保留，而是书读少了就看不懂他的电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