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老片，在历史观上，还是正确的——关于冯玉祥的历史评价，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单纯从个人好恶出发品评，不是搞清历史人物的正确态度，更不是正确认识历史的态度。

具体到冯本人，一个从晚晴时代当兵经历辛亥、北洋、蒋记民国的农民。其局限性必然很大。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而纵观他一生的几件大事，公允来说是，大节不亏。滦州起义本身长期被武昌首义遮蔽——但毕竟是打乱了清廷的计划部署，给武昌起义创造了便利。实际上，只要想想为什么辛亥革命的主力军都是“大清新军”，就能明白，满清之不得民心。 说北京政变，就得说直皖之战，第一次直奉之战——当年吴子玉在湖南时何等意气风发，何等慷慨激昂。这还不是因为他顺应了当时的民心：内止战，外御侮。故而能因势利导驱逐借贷日本帝国主义的段祺瑞、徐树铮。借日本人钱，算不算卖国？当然。因为它是用各项主权作为抵押的（比如说关税）。更不用说买日本的枪械，请日本的教官。这样一支被日本人控制的队伍，是什么性质的军队？ 但曹大总统上台之后，中国依然四分五裂，混战不止。而当年在岳州主张南北议和，誓要驱逐倭寇的吴佩孚，又在做些什么呢？武力统一——还是接着打内战。至于驱逐倭寇么，他可曾收复过哪怕一个外国租界？汉口英租界不能说不近在咫尺吧。但我没记错的话，是直到北伐时才由革命军收回的。 我们或许可以说，直系军阀不算太卖国——但那是和其他的军阀政权比较。事实上，谁坐在那个位置上，都必须要“照顾好”各国在华的“特殊权益”。 因此，推翻一个军阀政府，于国于民，均乃正义之举。更何况，北京政变还彻底推翻了紫禁城里的小朝廷——辛亥革命到民国十一年才算告成啊！

再说电影叙事。这方面减分不少。影片虽然着力塑造形象，但在叙事上，历史事件流水账，大而不当。这自然是历史题材的痼疾，但较为落后的电影意识还是主要原因。 历史题材，往往是宏大叙事，情节起伏跌宕。很难在流动的历史中，把握住人物。此时，就更需要在叙事技巧上下功夫。总的说来，既要交代清楚来龙去脉又要突出重点，就需要关键人物的支撑——除去主角外，需要圈定两三个关键性的配角。但本片仍然还是众生相式的——巴里·林登、雷恩的女儿其实也有这个问题，缺乏关键配角（后两部还不严重）——而关键配角的作用就是以点带面，通过他们来拉出整个历史背景，通过他们与主人公的关系，加深人物的丰富性。 其次，在摄制上，要把整个事件压缩就需要分清主次——某些事件不必用画面去表现，而借角色之口来展开。历史题材脱离不了全景镜头。但四平八稳的全景并不能表现出情节突变时的突发性，应当大幅度地拼切景别来强调突然之事。还有就是控制好重复场景的景别，以营造时间上的差异。

逐溥仪出宫等正义之举。 逐溥仪出宫等正义之举？？？？？ 清室优待条件，是民国政府提出的，就等于让你提前退休，并且答应给你提前退休的补偿。不执行也就够流氓的了，还把别人赶出宫，叫正义之举？你提前退休了，补偿金和退休金不发已经够无耻了，还把你从你自己家里面赶出来，还有比这更流氓的吗？咱们压根就没有法治合约精神，签约就是日后毁约的铺垫，开了个我违法我光荣的先例。

这部电影其实就是歌颂冯玉祥这位著名的倒戈将军的。其实，反面人物拍成电影也没问题，但是应该基本遵守历史事实才行。把溥仪赶出宫，根本就是流氓军阀的野蛮行径，在这里居然变成了正义之举。怪不得现在违法强拆的事件屡见不鲜，原来都是“正义之举”。

既然是正义之举，溥仪是害虫，为何不直接枪毙在故宫内？不是更加大快人心？我觉得电影公司肯定有它的立场，可以正写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至少要尊重基本的事实。80年代我国正朝着法治建设道路上前进，把溥仪赶出宫作为正义之举，实在是在给我们自己抹黑，通过电影承托我是流氓我光荣，我是土匪我怕谁的歪理。想想看，通常支持流氓行为的，并且把违法犯罪列为正义之举的人，都是些什么人？

给个三星吧，孙中山如果没死在北京，那冯玉祥怕不是改造民国的首功。挺看不惯现在人抬高徐树铮贬低冯玉祥的风气，徐树铮掀动政潮，挑起内战，都是一般军阀行径，所谓的“功”就数是用“参战军”“戍边”。果然民族主义是与土地紧密挂钩的。流行的高徐贬冯，不过是爱好外蒙古的土地胜过了爱好自由，爱好地图的广阔好看胜过了关心民族的命运。这些人同时往往是民国“自由”的向往者，可惜从这暴露出真面目来了。试看冯的生涯，从滦州起义（革命出身，其他北洋大佬哪个不是顺水推舟走进共和的），武穴停兵，北京政变电请孙中山北上，驱逐溥仪出宫，五原誓师，中原大战讨蒋，对共产党也相对宽容（虽然也有把红旗当成财路之嫌），不说是伟大也是波澜壮阔的，冯直接参与了对清王朝和北洋政府的毁灭，做了重要且无可替代的贡献。这电影选取了冯玉祥一生中最满怀希望的巅峰（即使是鏖兵平汉路的中原大战都难以比肩的顶点），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北京政变的事情，拍了一个冯玉祥的传记电影，很难说好看，给个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