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杨立仁最好的文章评价一语中的：杨立仁不过是书生。在湖南醴泉，他本就是一个教书先生，楚材和周世农也说过他是一介书生。总觉得这样反复出现的身份确认是导演刻意为之的暗示，他渴望观众通过了解杨立仁的文化心理而更加深入的理解这个人物。刺杀三省巡阅使之前，周世农问及他父亲的安危如何处置，他说，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但说话前他有片刻的沉默，在那片刻的沉默中眼中风云变幻，他终究还只是狂热崇拜革命的青年，只有热情却毫无经验，他只知“杀一人可震三军者，杀之”，从没有想到自己的身家性命如何顾及，他天真的只看到三步以内的世界，却自以为眼光长远心怀天下。后来他在广州再见周世农，旧事重提，他一针见血指出对方当年是在利用自己。立青曾为此发誓一辈子不原谅他，恨他罔顾全家性命的贸然。他心中何尝又不恼恨自己，但这样的任性他此生只有一次，这样冒失的仅凭一腔热血的杨立仁，从此消失。

和所有当时进步的青年一样，杨立仁读过无数的革命书报，甚至接触过马克思的理论。但他没有选择马克思主义，多年之后在立华的火车包厢里他说起瞿恩，终于表达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那列宁马克思，根本不适合中国文化道统，所以共产党就成了草寇”。骨子里他最终未能变成一个知识分子，他仍是中国的“读书人”，在紧要关头，他想到的都是写在中国两千年典籍里的句子。他是读书人，读书人相信一句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而作为当时执政党的国民党，则是他在成熟思虑之后选择的“正统”，而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思想，三民主义的追求之所以被他信仰，是因为这些更加符合他的文化道统。
立青在黄埔面试时说，湖南人矜气节而喜功名。矜气节，喜功名，这六个字说的恰恰就是他杨立仁。他渴望在这一场乱世中建立自己的功业。在黄埔军校时，他向楚材分析自己对政局的理解，说得对方心悦诚服，并承诺将他引荐给蒋介石，那个瞬间他的眼睛里是惊喜的踌躇满志，他说，在校长身边要想大事情。他的这番分析酷似隆中那一番应对，他想要成为的，也正是刘备身后的诸葛亮，而诸葛亮恰恰是中国千百年来读书人的精神偶像，是读书人能做到的极致。只可惜他终于没有诸葛亮的才德，蒋介石也终于不是刘备。他在政治上寻找到的第一任导师是楚材，后者权术阴谋无所不精，天生是做特务的料，可杨立仁是否如他？他学了他像了他，听了他的半人半兽理论，却最终与他分道扬镳。蒋介石中正剑上的言辞是不成功则成仁，楚材终于杀身成仁，可杨立仁不行。对于楚材来说，溃败的是他苦心经营的政治，对于杨立仁来说，溃败的则是他选择依赖的正统。在押送国家财富去台之时他痛哭失声，那哭声中有双重的悲哀，他看到自己选择的“人间正道”的崩毁，偏安一隅可还称得起“正统”否？这是他不能问出口的，但是他可以问，这么多的金子就能撑起一个国家么？

一介书生做到最好是如诸葛亮，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可他拿起了枪，拿起枪竟也不能是投笔从戎，他终于不若班超完全把自己变成一个武将。爹说，他是九曲回肠，妹也说，他是九曲回肠。可这九曲回肠中藏了一个读书人的理想，藏了一个国和一个家。

他们爹爹说，家的上头是家族，家族的上头是民族，民族的上头就是苍天了。他可以说是无愧于家，险些将整个家葬送的唐突他再也没有，只是尽力保守婉转回护；他也可说是无愧于民族，国家蒙难之时他义不容辞深入虎穴；只是最后，他是否无愧于苍天？四一二之后，他在他父亲的书房里看见瞿恩，那一刻他心里想的是什么？看着一脸凛然的父亲，他的悲愤是真实的，他喊，你从来没有把我当成是自己的儿子，他恨，父亲宁愿用全家人的性命去维护这个共产党人，却不肯信任他。可是转眼他说，你错怪我了父亲，他说他和瞿恩在惠州城下面有一番生死交谈，这时他已然在演戏了，他哄他父亲将瞿恩交给他，从见到瞿恩的那一刻他想的其实就是将这个重要人物送往南京。这就是他的矛盾，他的悖谬，他明知道自己下一秒已经要做不可信任的事，却还渴望着家族成员的依赖和信任。他是一个读书人，他信奉道统却不尊崇儒家，一定程度上他更接近于一个法家。他的最终目的不是成为一个君子圣人，不是人格境界的完满，所以他终于不能顶天立地无愧于心。他驾驶着属于他的家国航船颠簸前行，在船之将沉时，他把一些在他看来不太重要的东西毅然丢入水中，我无法猜想他是否想过等风平浪静之时再将这些东西捞起，我只知道有些东西被水浸泡之后就会变形，他再也不能回到最初。若干年之后立青已经不再为他当年刺杀三省巡阅使的行为恨他，因为同样为了信仰信念不顾一切的立青懂了当年的他。可他已经不复往昔，他说，从本质上讲，革命和情爱是同义语，因为二者都需要狂热和迷恋。我固执的认为，这句话是打开杨立仁革命理解的钥匙，让我们得以从他对情爱的节制态度上窥见他对革命的态度，他对瞿霞和林娥两个女性的动心和放弃暗喻了他对革命曾经有过的狂热和最终的苏醒。

相比与杨立仁，瞿恩更接近于中国传统对“儒”的理解，但是瞿恩最终不能被纳入其中考察，瞿恩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瞿恩试图寻找的并不是一个国家的“正统”问题，他始终致力于寻找一种更完善更健全的社会制度，不仅是要救国强国，而且最终这个社会必须尊重每一个个体，为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所以杨立华说他是一个彻底的人道主义者。当年他带着母亲和妹妹远渡重洋去寻找这种制度，他在繁杂的学说声浪中仔细甄别筛选，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的信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所以坚不可摧。

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他又区别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知识分子最犹疑惶惑的时代。五四高扬的热情已经慢慢远离了他们的生活，落潮带来的低谷盘桓不去。大革命失败之后，落魄的情绪更是在他们中间流传，他们迷茫失落，陷入苦闷。而这时候的瞿恩，已经在白色恐怖的血腥笼罩之下在上海开展了长期的地下斗争。

他是已经将“小我”融入了“大我”的知识分子，正如他对妹妹瞿霞说的，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理想，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另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以实现。前者的理想是小我的理想，是个体的理想，后者便是大我的理想，群体的理想。瞿恩对于这两种理想的界定便是他精神境界的一个证明，做出这个界定的同时他也深切的知道自己理想将被放置在一个什么层面，而他也早有了支付选择这个理想的代价的自觉。

在这部戏里，杨立青是当之无愧的主角，杨立仁和董建昌是塑造的真实丰满的中间人物，而瞿恩，只能说他是从编剧到导演再到演员本人一致眷顾偏爱的形象，是这部电视剧尝试的一个完美主义想象，所以对他知识分子的身份背景的强调只在他选择了信仰之后就戛然而止，避免走入中国现代小说对融入革命洪流的知识分子形象刻画的窠臼。这个想象本身应该是令人开怀的，因为他没有延续传统刻画完美正面人物的高大全手法——他有过恋爱，也曾经脆弱；也没有刻意追求人物形象的血肉而炮制其阴暗面。他们将他还原成一个赤子，将他生命中本真的善铺陈开来，最大限度的保持了人物形象的单纯，展现了人性的光辉面，也更显得平实可亲。

在剧中瞿恩有两次失声痛哭。一次是攻打惠州之后，他因为腿部受伤而将被截肢，当匆匆赶来的瞿妈妈抱住他的头，这个有着坚强意志的革命者哭泣如不肯打针吃药的孩童，他毫不吝啬的展露着他的恐惧。他并不惧怕死亡，但是他惧怕自己不再完整，失去了一条腿的战士如何还能冲锋陷阵？另一次，是就要去莫斯科的立华到瞿家辞行，那时的瞿恩也如别扭的孩子，想挽留但明了已经挽留不住，只能用冷硬的话语去伤害爱人也伤害自己。这一次，也是当着母亲，他哭着问，我是不是特让人讨厌。这样的百转千回，谁还能说他不爱，他像恐惧失去自己身上一个部分那样恐惧失去立华。他并非不解风情，自己也知道曾经有不止一次的机会可以得到她，可是他的爱情已经超越了肉身层面的相互吸引。他说，要想超越我们彼此不同的政治信仰相拥在一起太难了，但虽然身体不曾，他们的灵魂毕竟隔着刺刀相拥过了，在情爱上，他已经遍体鳞伤。

《人间正道是沧桑》是一部浪漫的电视剧，片尾曲的歌词是这部剧浪漫情怀的一个折射，我要飞，向自由向光明的天空飞翔，哪怕倒下最后的笑容，也会在岁月的长河中绽放。而真正飞翔起来的人，不是杨家的三兄妹，而是瞿恩和瞿霞。瞿霞在南京陆军监狱中隔着漫漫生死看见他的哥哥，他说，我是飞向了光明；当她死时，她亦可以说，我无愧是瞿恩的妹妹，我终于可以陪他去倾听新中国的钟声。全剧的浪漫主义情结无疑是倾注在了瞿氏兄妹的身上，让他们怀抱着沉重的理想和信仰轻盈起舞。我爱极了瞿恩身上的浪漫气质，因为那已经不仅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而是更接近于文人化的浪漫。这似乎又要回到他的知识分子身份上去解释。中山舰事变的那一晚，他坐在地板上，面对着刺刀谈的却是爱情，这就是瞿恩的浪漫，他以四大金刚手中的利剑来比喻这刺刀，斩断光阴，也斩断爱情。他说完想说的话就躺在了冰凉的地板上，随遇而安，一脸从容。至于他就义那场戏，更可以说是全剧浪漫的高潮，天光黯淡，他仰着头，却带着笑，他向虚空中的某一处伸出手，去触摸那似乎唾手可得的光明，他拖着沉重镣铐蹒跚前行，镜头不断切换，照着同样拖着沉重镣铐的，他的妹妹，她只能从那些冰冷的文字和语气中得知她亲爱哥哥的死讯。他坚持要杨立仁或者范希亮来行刑，前者是他爱人的哥哥，后者是敬慕他才情学养的学生。他情愿丧生在亲近的人的手下，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一个诗意的句点。枪声响起来的那一刻，他飞了起来，挣脱锁链，沉重起飞，轻轻落地。

突然间，我很想像林语堂定义苏东坡那样去定义瞿恩。他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一个走出了自身局限的知识分子，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一个飞扬的浪漫主义者，一个布道者，一个人生导师，“一个彻底的人道主义者”；他是孝顺的儿子，随和的哥哥，温柔的情人，忠贞的丈夫，慈爱的父亲。他给他儿子的遗书中说，我要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又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人，到此处已经够了，言有尽而意无穷，他到底对他的孩子说了什么已经不再重要，他是什么样的人，又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人我们已然知晓。他甚至可以被理解成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谋求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历史上铸就的精神里程碑。这样的人物怎么会没有人喜爱，只要我们相信崇高的心依然在，他就会被喜爱被尊重。

书生杨立仁和知识分子瞿恩，他们有过短暂的相逢和交锋。那一年惠州城下，乌云遮蔽明月，他带着敢死队要上战场，他说，你帮我捎句话给你的妹妹，他却一直沉默。后来他拿着火把在转角等他，他说，你必须活着回来，他但笑不语，终于说，回广州我请你吃饭，有酒吗？管够。杨立仁的眼眶潮湿，纯然是对勇者的欣赏。政治上他敌视瞿恩，但无论作为一个读书人还是作为一个男人他都在仰视瞿恩。多年以后，他得知自己爱而不得的林娥是瞿恩的妻子时，他告诉自己，败在瞿恩这样的男人面前，不丢人；多年以后他对自己的妹妹说起瞿恩：从个人品质看，堪称是个完人；多年以后他必须要从肉身上消灭这个不肯妥协投降的异党，却也明白，“可以消灭他们的生命肉体，却不能消灭他们的献身理念”。范希亮枪响的一瞬间，他的脸上有轻微的抽搐，在和立华拉扯的时候，他面无表情的外观下心却在痛哭。作为一个读书人，他没有选择人格境界的自我完善为自己的终极目标，但是他究竟是读书人，对于一个个人品质已经趋向完善的“大儒”，他内心依旧由衷感佩。他不得不消灭这个完人的肉身，他可以拿出各种理由来解释自己的行为，但在心理上他自己已经把自己推向了瞿恩人格的对立面，在完人的另一极，一个读书人必须要以特有的敏感展开对自我的拷问。

也许是潜伏看得意犹未尽，最近又开始看孙红雷的另一部片子人间正道是沧桑。虽然还没有看完，但老实说，虽然剧情还算可以，但确实与潜伏还有差距。不太喜欢孙红雷在这部片子里演的立青。然而，里面有两个人物还是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个是瞿霞，其实起初不太喜欢演这个角色的演员。。太老气了。所以关在监狱里前的时候，我都没太在意这个角色，虽然片中预设角色的性格与气质是我喜欢的风格。然而，说起来非常吊诡得是，当这个活泼泼辣伶牙俐齿的瞿霞小姐被送入了监狱，不堪八年的监狱生活的折磨而丢失了青春的活力之后，突然觉得这个演员终于与角色融合了。

尤其看到瞿霞与老穆结婚后，我的震动真的一点不亚于立青。那样一个活泼，伶牙俐齿，洋溢着青春活力与魅力的瞿霞（指角色，不是演员）最后却嫁给了一个骨子里头都是呆板的老穆（真的天生适合在我党机关做行政工作，演老穆的演员我觉得选得很合适）。。。。天啊，在那一刻我心中不觉得有了些许的心痛。。尤其瞿霞与老穆那唯一的一段感情戏，让我觉得很“幽默”，真的很“幽默”。或许，我们应该理解，瞿霞经过牢狱，经过丧失至亲（这个至亲也是其自信的根基）之痛，确实不免希望过安稳有安全感的生活。然而，对立青那刻意的回避，自信与活力的丧失，却恰恰表明她所谓这些不过是种逃避而已。瞿霞已经不可能再拥有那种幸福了，那种自信，那种拥有依靠，那种充满希望的幸福了。所谓的革命信仰不过只是种惯性，一切都抵不过现实的侵袭了。。。幸运的是，导演很体贴，他是按照后面的瞿霞角色来选择演员的。。。

你可以说瞿霞毕竟遭遇了牢狱之灾，因而个性的改变不可避免。然而，林娥却不是这样。。。如果说瞿霞前期灵动的自信是因为有瞿恩这个依靠的话，那么林娥之“死”却恰恰是因为她依靠在了瞿恩上。瞿恩是本片中的一个“完人”，恐怕就是对G党不满的人看了，也不会厌恶这个革命导师。“他身上洋溢着光芒，给予你方向”，这就是我看到的瞿恩。瞿霞立青之闪耀恰恰依赖于他。然而，他却“毁”了两个女人，立华与林娥。如果说，立华之“毁”是她承受不了他的光芒，不堪其重的话，那么林娥之“死”，乃是因为她为了瞿恩不自觉得甘心丢掉自我。。。看刚开始出场之林娥，自信，从容，身上的才华与光辉跃然纸上，两眼放着光芒；而在立青在瑞金再见到她时，是怎么一个人物呢？非常普通，言必称丈夫如何如何。。。再也没有了那种光彩，那种让立仁丢掉魂的魅力了。。。至于瞿恩死后，那更是连魂都没有。。。刚看到立青准备追林娥这一集，觉得很荒谬。。真的，立青从没喜欢过林娥，现在这样做，算什么呢？不过是种逃避。。。

写到这儿，突然觉得这部片子的编剧对于人性的刻画，是有的，（其实一直比较在意立仁与立华，他们的身上有更多的人性的冲突）然而关于感情，却怎么看怎么突兀。。。

写到这儿，突然觉得很同情女生，特别是才华横溢的女生。瞿霞与林娥“之死”代表这些女生的两种归宿。。。也许还有第三种归宿，一直倔强的坚持自我，然而代价往往是，孤独。当然，也不是说女生选择前两种归宿就一定不好，通过调整自己的角色和认知，依然可以活得有滋有味。然而，至少，“少女瞿霞”与“少女林娥”，以及她们所代表的那种美好，都已死了。。。。

杨立仁是我在整部剧集中最为钟爱的男性角色，也正因为太过喜爱而久久难以下笔。很多人尤其是和我一样的女性朋友喜欢立仁，我想还是因为在立仁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相当一部分男性的影子。他们外表严肃、冷绝、霸道、不苟言笑、不善表达而内心却是有着与外表迥异的一面，他们丰富、温情、宽容、孝顺、责任。这样的男子是迷人的，也是让人心疼的。他们太会掩饰自己的情感，太不会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也太容易让人尤其是不懂他们的女人退避三舍。所以立仁的一生终是如他自己所说“世间事，了犹未了，终以不了了之。”情感上无法得到共鸣，不能不说是立仁一辈子的遗憾。




初初看到湖南醴陵时期的他，不甚厌烦。整日摆出一付为人师表的严苛面容，却做出完全不顾家人的刺杀行动。他，并没有牵动我任何的情绪，至多是感觉怪怪的罢了！
刺杀三省巡阅使失败后，他又摇身一变成了黄埔的参谋。在和楚材的交往中的确给人以蝇营狗苟的感觉，这时，我感觉立仁是不甚光彩的。
可是北伐了，他想把立青留下，在自己有可能战死沙场的时候他为自己的弟弟为自己的老父而担忧，这时，我发现立仁是善良的。
廖仲凯被刺前后他与周世农的谈话里才能一窥他那时的思想——革命也许是那个乱世中年轻人都为之振奋的东西。他，杨立仁，一个爱国的读书人也不例外。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可是他杨立仁迫切的想作一名“有志青年”。其实他和立青懵懵懂懂中考黄埔军校，立华满腔热情革命却投入老董的怀抱一样，他也曾肤浅的认为革命就是用老爷子的枪消灭某个肉体，完全没有考虑自己以及家人的安危。可是，谁没有过年少轻狂呢？这时，我感到立仁是可爱的。（p.s.尤其是巷中的一甩头，太无厘头了！）
经历了这些后的，立仁越发阴沉老练，也把自己隐cang的更深了。
还记得吗？当瞿霞被宣布引渡时，立仁的表情。那笑中的苦楚，那一摆头的无奈还有在面对立华强烈的指责时的玩世不恭，他已经完成了由自责到自我防御的过程。人的心理与身体的免疫力一样，也有一种自我保护的防御机制。当我们面对强大到自身无法承受的压力时，心理防御机制自发启动。人类有一百多种的心理防御方式，例如逃避、转移、幽默、拟物化等等。而立仁无所谓的辩解与其说是讲给立华听的不如说是他再一次对自己良知的zhen ya。你有想过吗？一个可以将爱情拱手相让的男人，该需要多么大的自制力。有时候我感觉立仁过着近似苦行僧的生活，为了领袖，为了王道，他很执着。
他回南京陆军监狱看望瞿霞。瞿霞——这个他曾经也许一直喜欢的纯粹、睿智、小资的女子被摧残到血迹斑驳只剩下痛苦的呐喊时，我无法想象当时立仁的内心该是怎样的疼痛与矛盾。即使再痛，也只能在心中，面上他不会更加不能表露出丝毫。他本能的想要救瞿霞，可是，在大背景下，其实他——杨立仁非常渺小。他可以做的只能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隐讳的说出不要把她折磨死，对瞿霞这个女『人间正道是沧桑』共『人间正道是沧桑』产『人间正道是沧桑』党好一些。即便是这样也还是遭到了楚材似轻实重的警告：“立仁，你我既然做了这一行，就不再是普通人，而必须既像人又像兽。如果有必要，你就应该随时抛弃你那颗又大又圆的同情心……你要读法家，严刑峻法，对于这样一个一盘散沙的国家，法家比儒家更有实效！”大家认为楚材是什么人？是立仁的朋友？不，是上司。大家认为楚材的话是在劝解立仁要狠绝点吗？不，是警告。严厉的警告他必须贯彻领袖的意志，严刑峻法。面对这样的大环境，他立仁又可以作些什么呢？也许你会讲，他大可以不去抓瞿霞，也可以放走瞿霞。呵呵，历史不是偶像剧，历史不允许一个人在不属于他的位置上呆太久。立仁很清楚自己，更加清楚这样的自己能够做些什么，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人贵有自知之明”。立仁深谙此道。这时，我感到立仁是无奈的。
第一次看到林娥，他不知道自己的心已遗落在了眼前这个女子身上，以至于今后的日子里他与瞿家如宿命般栓得更紧密了。对于这个美好的女子，他是主动的，但也是笨拙的。他的追求太过程式化，毫无浪漫可言，我想那时立仁的内心里是极其焦虑的。他什么都洞若观火唯独对爱，他还是太过陌生。母亲的早逝，父亲的军人化教育，长子的身份都是他对于爱不能深究的束缚。请原谅他太不会表达，请原谅他对于爱情的来临还没有做好准备，请原谅他还不会爱。当他迫不及待的想把林娥带到自己的家人面前时，从他的内心到他的行动已经宣告：这个叫林娥的女人我要定了！可是，林娥怀孕了，和那个银行小开的孩子。他很困惑，这么个可人儿，怎会对那样一个市井小开死心塌地。对于他的情敌他轻视甚至是不屑。直到，直到顾顺章叛变，“林娥系中『人间正道是沧桑』共中央军委瞿恩之妻”，这几个字犹如一记重拳沉沉地打在了他的心上，让他内心的愤懑郁积到快要爆炸。于是，一室的狼藉替诉说了内心的痛楚，破烂不堪的陈设尚能收拾，可是，可是那颗伤痕累累的心呢？
之后的抗战，内战，历史的洪流已把身在其中的人们卷带的不知身在何处唯有随波逐流。立仁的失败，是不可逆转的宿命。如果说整个剧集前半部分的立仁是意气风发那么后半部分的立仁越发悲情。他不再儿女情长，他也不再悲天悯人，他只是默默的做着自己的本份。直到大失败来临的那一刻。当他从东北战场逃也似的回来时，当他听到楚材办公室的枪声时，他知道，往日不可追。他那有志青年的梦想也随着那声枪响彻底死去。撤逃台湾，面对祖国的大好河山，面对自己磋跎的青春岁月，面对那颗支离破碎的心，立仁再也无法掩饰了，那痛苦的泪水代替他控诉着失败的不甘与无奈。但是，他想，还好，他还有家，有父亲，有妹妹、有费明。他想一切都可以失去，唯有他的家，那是他的心最后可以安身的地方绝不能失去。于是他坚持要把父亲带走，他无法抑制紧张地问立华：“你是不是也要抛弃我？”那是在立仁身上从未看到过的胆怯，看到这里，我的眼泪无声的滑落，我的心为了他这怯生生的一句话而疼痛不已。这时，我知道立仁是软弱的。
终于，一切尘埃落定，新的取代了旧的。在人们的欢声笑语中我看到的是那怅然若失的男子，那个高大但却单薄的背影……
太喜欢杨立仁这个人物了。我一直在想究竟是立仁成就了黄志忠还是黄志忠成就了立仁？也许答案就像那首著名的诗：“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碎，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没法不注意到它是张黎的作品，他的《走向共和》与《人间正道是沧桑》恰是中华民族近代百年的一头一尾。
　　该剧和走向共和一样也会引起争议，但走向上刚好相反，走向共和是不合正统的新意太多，颠覆性太强。而人间正道是沧桑恰恰会是正统教科书的电教版，没有新意。

　　其实这出戏既宏大又细腻，同样的事件描写角度就立求新，然后在一些细节里他以微言大义的方式轻声细语地呈现了历史的复杂与多样，惊鸿一现，决不展开，需要你仔细去听和想才会发觉这部戏里内涵丰富得快盛不下了。关键你要有双会看的眼睛。题材出新意的有：
　　1、首次大篇幅描写了黄埔军校，国共第一次合作中的东征与北伐。
　　2、土地革命时期则以中央在上海的地下活动为主线，描写了中共特科的传奇经历。以往作品仅暗算和陈庚大将有过描写，但没他写得全面。
　　3、抗战前后，着重点放在了国共合作有交集的部分，如共产党改编的谈判，陪都重庆的空战合作，闪击延安。
　　4、解放战争中东北战场：复杂的国际形势，美国军调与苏军存在；浓墨重彩地介绍了当时中共最现代化的军工生产，肯定了先进武器在解放战争中起到的积极作用，将历史的真实叙述周全了。
　　贯穿始终的两条线：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辽沈战役中的情报战；红军与抗战时期的军校与黄埔军校的遥相呼应。
　　国民党抗战的正面描写了重庆轰炸与空战，间谍战则选择了淞沪保卫战。重庆空战与密码战已有谍战剧表现过了，但人间更有历史真实感和容量。
　　仅这些题材取新的描写就已经非常繁杂头绪众多了，要让情节前后呼应而人物描写连贯又丰满就很不好协调，因此人物始终让人觉得写得不够足额足量。国民党的部分以新吸引人，但我以为抗大实习段落和军工段落描述最为鲜活与丰满，白凤兰的农民义军段落最为画龙点睛，可能与这方面的材料占有与发掘更多而且语境相通所以容易写得活。国民党方面明显在鲜活性上差一些。

　　张黎从来关注大题材，大开大阖，尤其偏爱以家庭个人角度诠释历史。而这个故事所取的家庭关系，人物安排，关系走向几乎含有历史的象征意义，而有些台词近乎谶语。
　　1． 长幼子之序正与国共革命时的关系与前后顺序一致。
　　2． 柔性而包容的女性在兄弟势同水火的争斗尽全力缓冲了彼此的致命伤害，她始终是这两个浪子同时可倚靠的后背，体现了亲情之外的理智之光与道德坚守，她才是这个家最重要的粘和剂。
　　3． 立青最终成家立业，儿女成双；而立仁孑然一身后继无人；立华的后人终究仍与立青的孩子同出一个血脉。个人与党派和国家的命运几乎同此喻。
　　谶语：家中的逆子—逆子不败家
　　 中华民族两个最好的导师，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敌人—社会主义苏联和资本主义美国
　　 国民党之于共产党--最好的兄弟，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敌人
　　 大海是有自净能力的—中华民族本身才是真正的大海，要相信民族的智慧，敬畏历史


　　之二
　　最欣赏白凤兰这个段落，摆脱了具体历史真实的束缚，仅用寥寥几笔竟能如此传神而到位地叙述了中国革命的根本。
　　最触动人的一段是范锡亮与立青这段对白。立青上山在白凤兰那儿任党代表，立青向被俘的范希亮索要军需物资，范责备立青堕落成真正的土匪了，立青没有任何愧疚地回应，如果是那就是了，你看看他们都是什么人，真正老实巴交的农民，只是没交再交不起的租，讨还了本该属于他们的东西，还乡团怎么对待他们的，逼得人没有活路了才上山当的土匪，你们正规军就在剿杀这样的土匪(大意)。
　　乍看在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但我却以为这段对白说明了立青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坚持，会和他们坚持，会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这个时候他不再激于义愤，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天地良心，是社会良知的坚守，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的承担。为什么中共在全社会层面一直有朋友，不是策略手段，是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始终有着对于公正公平的追求，各阶层有良知的人群再不同意中共的暴力手段，但仍有一个共识基础，那就是中国的土地制度要改革，农民问题确实是个问题。

　　在知识界这个声音就一直没有停歇过，费孝通1936年写就的《江村经济》中这样描述：“中国的土地问题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国民党政府在纸上写了种种诺言和政策，但事实上，它把绝大部分收入都耗费用于反共运动，所以它不可能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和措施来进行改革，而共产党运动的实质，正如我所指出的，是由于农村对土地制不满而引起的一种反抗，尽管各方提出各种理由，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农民的境况是越来越糟糕了。
　　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但这种改革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因为它是解除农民痛苦的不可缺少的步骤。它将给农民以喘息的机会，排除了引起“反叛”的原因，才得以团结一切力量寻求工业发展的道路。”《江村经济》是费孝通留英的社会学博士论文，1938年以英文版成书首次发表后再版多次，在西方社会学界极富盛名。

　　而《乡土中国》集结了他更多的抗战期间与战后的多篇实时发表的文章，中国土地必须变革的经济和政治原因，必要性，改良策略以及在国家文明转型中的作用他的研究结果是这样的：
　　“乡土经济中土地问题早已存在，但是在传统经济中却有一道防线挡住了…佃户和地主中间的严重冲突。这道防线是乡土工业。一个自己没有土地的佃户，在男耕女织的农工合作下，勉强能达到他们生活的小康水准，地主们可以收取正产量一半的地租不引起农民们的反抗。乡土工业的衰落由于它和西洋机器工业竞争的结果。贫穷跟着乡土工业的衰落侵入乡村，一家的生活压在土地上了，…早就潜伏着的土地问题暴露了。不饥不寒是民生的最低水准，如果人有生存的权利，也就应当承认争取这水准是公道而且合理的。可是中国不停地在被解除它原有的工业生产力，小康的降而为小贫，小贫的降而为大贫，大贫的铤而走险……农民们在要求回复失去了的生活水准。破坏乡土工业的力量是深入的、遥远、庞大、有力的，它背后还有着巨舰大炮，“帝国主义”，有组织的，而且是现代化的。缺乏团结力，缺乏科学知识，分散在乡村里兼营着农业的传统工人，对于这个力量怎能抗得住，可是地主的势力，和外来工业势力相比，却脆弱得多，于是为了生存不能不奋斗的农民挑选了地主做对象。”
　　他几乎是苦口婆心地劝说呼吁上层实行切实可行的改良，恳求地主放弃不合理的利益，努力转型为国家也为自身寻求生路。
　　“当西洋工业势力侵入打击中国乡土工业时，地主们…就应当勇敢地迎战。这战线上要不能获胜，他们的生存总难维持，不论直接清算他的是谁。和农民“不饥不寒”的水准去对抗是徒劳无功的，只有承认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而在土地之外另谋出路，在已经成熟的西洋侵略性的工业经济的摊头，要确立我们民族工业的阵地，…还得依赖有耐苦的农民以生活程度来和西洋劳工相竞争--这是从经济上说的。从政治上说，西洋工业背后随时可以转变为军事侵略的政治压力，也必须以国内的政治安定和统一才能应付，那更需要国民中80%以上的农民的支持。…地主阶层…只有以放弃地租为条件来和农民共同克服这危机。”
　　1936年时还只是偏远乡村上空的晴空霹雳这时已经成为席卷全国的暴风骤雨了。说实话，很佩服的倒不是他对于土地改革给出了社会学方面的理由，而在于他点到了土地制度变革的根本意义与中国实现工业化的紧密关联，退租和平均地权并非现代农业的终极目标，退回小农经济是让农民休养生息，以便为国家提供工业化必需的稳定的社会基础与农业基础。与中共日后的路径完全一致。



　　之三
　　超越个人与自身阶层的利害得失，为底层弱势人群谋利益的，叫社会的良知；背叛个体家族利益与本阶层既得权利与利益而追求社会公正的叫高尚；能同时具备以上两种认识，抛弃自我进而负担起民族，国家历史责任的叫崇高。纵向看中国，孙中山是，蔡锷是，毛泽东是，周恩来都是。横向放眼世界，胡志明是，尼赫鲁是。
　　尤其是尼赫鲁，婆罗门种姓家庭，父辈起即为律师，家庭豪富，其父拥有的住宅欢乐宫(1900年之时)是维多利亚式建筑，有大阳台，圆柱、拱门，玫瑰盛开的花园，修葺一新的草坪，齐根平整的糙球坪和网球场，还有一湾游泳池。十几岁时父亲能携其赴柏林的特蒙伯霍夫机场观看飞机着陆表演。无论是在旧传统下还是殖民社会里，家族都是上等阶层，既得利益者，职业收入丰厚，前途光明。本人在英国哈罗学校(丘吉尔的母校)，剑桥学习，修法学后获英国律师资格，7年纯正英式贵族教育，回印度在家乡的高等法院任辩护律师，真可谓往来无白丁。他选择为印度独立和改变社会不平等而奔走后，抛弃了律师职业，捐出家产欢乐宫作为党产。因从事的事业先后八次被捕入狱，父亲，妻子，妹妹都曾被捕入狱，年迈母亲在游行中被警察乱棒毒打。说实话，仅就牺牲如此之大的既得利益和放弃如此高的社会地位而言，我还真没在中国高层革命者中找到一个，国共都算上也没有。要不是一百多年里中国总算还出了些人物，不然真对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彻底没信心了。

　　我以为立青这个人物说清了一个刻意缩小的事实，无论国共两党主导的哪一场中国变革，都是由知识阶层(指广义的知识阶层非职业)引领和发起的，他们才是中国社会变革的诱因与掌舵者，而这个群体的思想境界与实践能力是社会变革成功与否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不怀疑毛泽东对人民群众力量推崇备至的真诚，但是揭开历史的面纱，正是中共对于大众力量的头脑作用，中国革命才没有成为一场农民起义，传统意义的改朝换代，而是开始进入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独立与文明类型转换时期。
　　民族、国家决不能缺少这个群体(也有人用精英阶层这个称谓，总之是指其责任承担而言，不指其社会职业与地位)。其实中华文明能历经千年而不绝，很大的原因是中国在历史的转折时期，总会有这样一个群体充当起文明延续制度重建的再生细胞，尽管有专家批评说中国封建社会总是在复制，进步缺缺。但这总比被野蛮民族攻城掠地后从文明进入荒芜要好吧。
　　从时间纵向上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其实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一百多年努力的延续。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的任务不光是争取民族国家独立，还有一个全新的考验，完成文明转型与进步，从农业文明进步到工业文明。
　　传统知识阶层在这个转型期(1900年前)的表现令人失望，而清朝统治阶层是最大罪魁，基于自己小团体或是民族私利而错失1900年以前的变革时间窗口。知识阶层抱残守缺，形不成改革的中坚力量或是强大社会氛围，最终中国的社会变革只能依靠外来输入性“病毒”才最终完成。
　　缺失了引领性的知识阶层，中国社会的反应就好象是没有头脑的躯体在作痛苦的挣扎，太平天国义和团就属此类，他们解不开文明进步这道题，他们的社会地位，自身经历与眼界决定了他们只能回头向过去寻求出路。现在有许多声音在嘲笑甚至猛批他们的愚昧与野蛮，这是极不公平的，这个阶层是社会所有压力与矛盾的最大承受者，基于无法承受之重而生成的反抗是社会压力释放的必然，而寻找面向未来之路不是他们的责任，也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当时中国已经伤痕累累了，头脑却停摆找不到新路，如果连负伤吃痛后基本的生理反应都没有，这个民族就没有血性了。

　　以日本同时期由下层推动最终自上而下完成的明治维新为座标，中国的清朝统治阶层与当时的知识阶层要对中国六十多年的苦难负最大责任。
　　当日本这个座标树立之后，中国近代史的两个特征就此形成。自此以后的所有变革都是输入性“病毒”，再无内部主动与渐进改良之路可走。中华文化本身不再能支持中国知识阶层拥有引领新时代的能力，只有深刻理解和明瞭独立与进步两大任务的群体才能挑起这副重担，他们的知识必须经过西方文明的重构，这个人群必然是知识阶层，然后还必须是接触西方文明的那个群体。另一个特征也因输入式外来式的特征而不可避免，那就是暴力革命传统。就这样中华民族从此开始面对
　　两个最好的导师，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敌人—社会主义苏联和资本主义美国。




作者：丰满充气的娃娃　回复日期：2009-06-08　17:01:54　
　　之一：一直有很深的黄埔情结,总算有人拍了一些黄埔,毕竟那是中国最早的正规军校。有些人从黄埔开始在战场上摸爬滚打二十几年，真不容易啊！

　　之二：当我们能非常客观全面的了解历史，了解每一个阶层，每一个党派、每一个主义，甚至某个具体的历史人物，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说出瞿恩的感悟“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
　　这不是灌输出来的。
　　客观的记叙历史和表现历史多么重要。
　　惜司马迁等虽受酷刑，但中国几千年史毕竟被较正常地保留下来了。

　　之三：感觉周、毛正是因为横垮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等多个阶层和经历，才在道路的选择上有了清晰和深刻的认识。靠良知有些崇高，不如说有切身经历，既上过也下过，才感同身受，有大同之心。
　　知识阶层正是上下层的纽带，所以义无反顾地需要担当起救国救民的责任。就算不主动选择，也要被历史所选择。




作者：骨咪纹　回复日期：2009-06-10　10:00:50　
　　RE:丰满充气的娃娃

　　电视剧评论写成这样有些不伦不类，但的确因此剧而起，有感而发。有许多内容写了一半觉得过严肃扔着。
　　虽称娃娃但很成熟。
　　我以为中共的领导层至少分三层：农民本色的底层，基于自身利益的觉悟。中小知识阶层的高层中的中低层，如林彪陈赓之辈，个人感觉朱德刘志丹这些也算是这一阶层，个人道路本有多种选择，主义一知半解，这时常识性的判断与个人品质就起很大作用。这批人很重要是中枢。最后才是毛周之高层，他们是既有信仰又有创新力的阶层，尽管本无意创新，但属于事到临头逼得出来的那种。

　　看了很多论坛的贴子，觉得太缺两样东西，事实依据和多角度的比较。很想说声给个依据先。所以在文中写了很多依据性的东西，不做过多评述。



作者：骨咪纹　回复日期：2009-06-14　14:22:01　
　　Re:充气娃娃
　　是的，视角有了变化，虽然前后不统一。

　　这段历史以往的视角基本是中共的，而现在人们可以从民族国家相对超然的高度而非敌手角度非左即右的来看国共双方的行为，从国际格局来看国共之争结局的对于中国地位之意义。我以为将来国民党盖棺定论恐怕只能由大陆承担，无法承认同为中华民族，从政党意义上就意味着绝后了。而从民意上说，国共争功抗战前提抗日为功，如果这段记忆化成了东亚战争和南洋战争，亲属灵位供奉在日本靖国神社，还有什么共同语言呢。

　　这段历史第一个感概是残酷，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质疑它是否为民族之悲剧，第二个感概是巨大，因此而产生变革的广度与深度无可比拟（建国后的经济建设直至改革开放都是它的延续）。放到一个更长的历史时空看，孙中山之于清王朝，蒋介石之于北洋军阀，中共之于国民党，一浪高过一浪，后浪推着前浪，中华民族以一种非常中国化又极具时代特色的方式在重生，整个民族生命力被不断唤醒，不断凝聚，不断整合民族的力量来应对挑战，内外格局都需要中华大统出现更合适的守护者。这么多用生命填写的选票推举出这样的政治精英，世界级的领导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强的军队，付出多少生命代价才煅造出以弱胜强的军队气质，它的力量属于全民族。

　　作为全民族神器的持有者而非主义或政党的基点，心态不同角度就会宽广，所有为民族流的血，甚至是正面而健康的对手竞争的意义都将被肯定，当然要正视其中的残忍与极端，会作为教训与警戒而存在，而不仅仅是敌人的罪行。我以为这个角度符合历史。



　　这段历史将超越意识形态成为传奇，主义不能涵盖它的全部，它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

　　就政党和政治力量而言，过去只偏重了本体的意志力与主观努力，好象某一方可以单方主导历史，忽略了刺激-反应-再应对-再反应的过程--国民党对待中共的手段与方式煅造了中共。正是它的大开杀戒与毫不妥协替中共完成了人员的筛选与组成结构的彻底变更，帮他作了斗争方式与道路的选择，无意中逼使他完成了对苏联的断奶，完成了本土化，形成了自己的独立头脑，与中国的社会最重要的基石――农民浑然一体，拥有了撼动旧基石，重塑新基础的安全保障。国民党的挑战激发出了中共非比寻常的创造力，而在这个挑战与应对的互动中，国民党几乎没有成长。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中共最好的敌人，国民党成就了中共。漫长夯实了基础，苦难成就了辉煌。同时国民党也为中共立下了超越的标杆。

　　（对手或是敌人成就了你，特别在比较印度独立过程中感受最深。同为英殖民地，白人殖民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均走宪政授权而和平取得独立，印度宪政授权走不通，只能走抵抗之路；而英殖民地政体与国民党政体对待对手截然不同的方式，也造就了两种不同的革命之路。）

之二

　　就国家而言，我不同意内耗无谓之说。作为世界格局中的民族国家，处在主义决定阵营，合纵连横同时又接阵对垒的二十世纪，浪漫理想与残酷现实，导师与对手的双重性，应对民族国家对手的挑战构成了民族的需求。民族也是有生命体的，所有的合力才完成了历史，这份选择是全民族的，光荣与苦难也归属全民族，只见个别不见整体力量不对，过溢过贬更没必要。

　　被这部戏带动着一步步去了解历史的细节与背景：瞿秋白多余的话，国共两党领导人的出身，职业与革命背景与印度之比较，中印不同道路的选择，同盟会的革命史，中共土地革命全部的沿革，国民党土地制度改革的夭折，抗战时期中共军政民三合一的对抗形态，苏联与国共两党和中国国家的恩怨情仇，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见闻，抗战前后苏日与美日的涉华事件，苏美对华援助，尼克松与基辛格对世界与中国的见解与判断，中印边境战争；再被牵引到中国的边疆与民族问题，外蒙独立，内蒙自治，新疆的三江革命（或称叛乱），马仲英的河湟之变，云贵30万少数民族基督徒的精神领袖――柏格理。

　　走完这一遍长出一口气，世界风云诡谲，国内波涛汹涌，挑战非比寻常，回应能力也要超凡，历史的公正与无情正在此点，他的标准是做到而不是想到。统观整个革命史，一个念头越来越强烈，历史选择的是人，更合适的人。真正敬佩的是中华民族还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用自身的精血在养育与筛选合适的人选，直到这样一股政治力量慢慢生成。他们逐步具备了创新力，拥有大胆实践力，有极强的纠偏的能力，在本土的根基扎得最深，可以开启最大的民族能量，所有用生命撞击凝聚成的经历，经历转化成经验养育成就了这批人，他们信仰共产主义，民族选择了扛着红旗的这群人，不是这面旗，更不是道路。直到49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乃至列宁主义都还没法在中国真正落地呢，中共走的都是自己的路哪里是马列之路，中共是农村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的原创者，哪条是从马列原理中推导出来的。所以有句话是至理名言：我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似我者死，活学我者生。

　　民族选择了勇于试新试错的人，又有自我纠偏能力的人，没有最对只有更合适（现实从来有很多选项不是只有华山一条路，谁应对更好谁正确而不是反之；合力造就历史，哪有先验设计的主观道路行得通）。中华民族这项选择的正确要历经中苏蜜月，中美朝鲜战争，中苏论战，中美和解直至中苏再度握手才能看得更透彻，从苏联模式的追英赶美，直至向西方经济模式转型，这项选择的红利一直支撑中国完成了多次巨大的转轨。

　　余秋雨有个比喻，中华民族是个马拉松选手，一个个曾与中华民族同行的古老文明都消失了。而这个马拉松选手冲进了一个短跑运动会，必须与短跑运动员赛短跑。深以为然，中华民族要想不进博物馆享受固化的荣耀，就不能再向后看，必须向前冲，哪怕已精疲力尽，哪怕咬碎钢牙也要重抖擞，而且文明的厚度，历史的沉淀转化成的民族自尊心也不允许我们停留在排尾，甚至只是二三流的国家。这就是整整百年中华民族承受脱胎换骨式巨变的内在动力与生命力。

1、缘起

央视开年大戏的戏码，原来定的是《人间正道是沧桑》（以下简称《沧桑》），然而，开年播放的时候却换成了《走西口》。

传言说，央视临时换戏，第一是因为主演孙红雷之前对“潜规则”口无遮拦的批评，第二是因为导演张黎私生活不检点，第三是因为这部戏所描写的国共恩怨不合当下国共亲善的时宜。我认为，前两种说法基本不靠谱儿，第三种却极有可能，因为这符合央视一贯的“政治正确”。

这就激发了我的好奇心，买来D碟，用十天的业余时间看完了这部长达50集的大戏。然后，我更倾向于相信上述第三种说法。

2、故事

1925-1949，是中国也是世界所共同经历的一个大时代，《沧桑》写的就是处于这个大时代的中国。戏中涉及的历史事件，我们在中学历史课上都学过，——当然是很“正统”的说法。

在如此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这部戏选择了杨家这样一个中国家庭为切入点，围绕杨家成员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社会关系，为我们展现了1925-1949年间那个波澜壮阔的中国，以及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的沧桑变迁。时至今日，很多人依然对那段刚刚过去不久的历史感兴趣，而这个故事恰好满足了人们的这种兴趣。

3、客观

从表面上看，《沧桑》应该算作“主旋律”。但是，看完这部戏，你会发现，在“主旋律”的外表掩护之下，创作班底所追求的其实是一种不偏不倚的客观。因为这部戏里没有明显和刻意的意识形态倾向，而是把角度放在了个人道路的“选择”上，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创作班底明晰地表达了对于个人选择的尊重，并没有用意识形态的倾向性去赞扬或者批判这些个人的选择。这一点，是这部戏让我感到舒服的地方之一。

1925-1949，中国面临着国家命运的多次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大时代里，每一个个人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个人道路的选择。历史总是成王败寇的，所以，对于这段历史，我们之前所接受的学校教育，给了我们太多胜利者的角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正统”。

然而，历史是需要互读的，不仅需要所谓的“正史”，也需要更多的野史稗史拿来作正史的参照。唯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的真相，——虽然历史这个任人打扮的娼妇往往并不会以洗尽铅华的真面目示人。

这部戏的创作班底试图抛开意识形态角度的努力，是值得尊重和肯定的。它把那段历史摆在你面前，尽可能地不做评判，而是让你自己去分析、判断，得出最终的结论。必须承认，这种处理手法是高明的，这部戏也因此摆脱了以往大多数“主旋律”作品的宣传性质。

而正是由于这种不动声色，《沧桑》才在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之下，以生动的人物、丰富的故事，说明了当年共产党取代国民党的历史潮流和历史必然。这样的做法，远比一般的“主旋律”高明。

4、象征

《沧桑》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兄弟阋墙的故事。杨家长子杨立仁是国民党高官，而幼子杨立青则是共产党将领，兄弟二人分别代表不同的意识形态；而其父杨廷鹤相对中立的地位，以及坚守中国传统“家国”观念和死也不去台湾的最终选择，则是这个国家的一个缩影。

这种关系的设置，其象征意义不言自明。虽然这种象征过于明显，但处理这样的题材，运用这样的象征无可厚非，尤其是作为进入家庭的电视剧来说，这样的象征容易让大众观赏的理解过程变得简单、直接。

5、主义

《沧桑》这部戏的容量很大，有名有姓的人物很多，故事看上去也很复杂，亲情、爱情、友情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复杂的历史背景中也合情合理地纠缠得好看。这样的题材如果缺乏一个好的故事架构，很可能变成某种宣传和说教，也会因此变得乏味，这样的先例不少。

故事本身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个性鲜明的人物支撑，好故事也会讲糟，而《沧桑》恰恰有几个支撑整个故事架构的鲜明的人物。这也是这部戏另一个让我感到舒服的地方。

简单言之，《沧桑》讲的是“主义”之争。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主义”之争并没有简单地处理成国共双方之间的“主义”之争，虽然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主义”之争贯穿全剧，但是，通过剧中主人公之口，《沧桑》再三地告诉我们，它要讲述的其实是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之争，因此，它所呈现的“主义”之争也就超越了意识形态，进入了复杂的人性。

《沧桑》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并没有把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之争当作正面描述的对象，而是把国共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争拗通过不同人物对各自理想的坚守表现出来，——矛盾冲突的主角都是理想主义者，而愈是理想主义者，其各自的坚守所产生的矛盾也就愈激烈，因此，故事也就愈发具有张力。这有点儿像竞技体育，对阵双方实力如果强弱明显，比赛没有悬念，也不具观赏性，只有双方势均力敌，才能看出彩儿来，——博尔特跟我比百米，你肯定不看，但刘翔和罗伯斯拼110米栏，肯定会吸引你的眼球。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这部戏让我感到舒服的又一个地方。

6、黄埔

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产物，在当年国共双方交战的各种战场上，黄埔系师生、同窗之间的交锋是一出好看的戏。《沧桑》选择的另一个切入点，就是黄埔师生、同学及其周边关系之间的爱恨情仇。这个类似揭秘的切入点，也足够引发观众的兴趣。

对于黄埔，历来都有种种的评价，而对于对国共历史感兴趣的人来说，黄埔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作为戏中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沧桑》的创作班底也对黄埔做出了他们的评价，这就是借戏中人之口说出的黄埔三期六班的班规，——“钢刀归钢刀，同学归同学”。

这十个字虽然简单，但是道理却说得意味深长。也就是说，每个人选择的道路、信奉的主义、坚守的理想可以各各不同，但是，人类所共有的情感却是共通的。这一点，如果放在当年的意识形态语境之下，就会被批判成为“阶级调和论”和“人性论”。如果你还记得“文革”、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争论，那么，你会发现，当年的某些观点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

7、情感

《沧桑》一部大戏，涵盖了人类情感的方方面面，而且各种情感之间的交织足够复杂，以至于你甚至可以把它当成一部感情戏来看。

人人都有情感，人人都离不开情感，而情感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思维活动，却无时无刻不在左右着人。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言行其实无非就是我们种种情感的外化。而《沧桑》在情感戏上的大力着墨，可以说深谙其中三昧。

在戏的最后一集，面对国民党籍的女儿收养的共产党大人物之遗腹子，弥留之际的杨廷鹤对这个“外孙”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过去是一家人，将来还是一家人，不论走到哪儿，不论海角天涯、生离死别。……人除了血缘，还有情感，可这血缘，有时候并不如情感可靠。这种情感，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大爱其实无言啊”。而这，其实也正是《沧桑》处理情感戏的基调。

8、诗意

对国产电视剧，我历来多批评、少赞誉。但是，必须承认，这些年来，国产电视剧的制作水平越来越高，而拍得讲究的戏也越来越多。《沧桑》拍得就很讲究。

单纯从镜头运用、画面语言这些技术层面上来说，《沧桑》与一般的电视剧有所不同，它看上去更像是一部长篇电影，而非大众所习惯的电视剧。除了一般电视剧主要使用的中近景镜头之外，《沧桑》更注重电影镜头剪辑上所惯用的蒙太奇语言，也大量地使用了电影画面语言上经常使用的闪回、暗转、叠化、特写等手法，甚至使用字幕代替画外音来交代剧中人物的去向、未来命运直至部分心理活动。而这些技术手法的运用，让这部戏的画面充满了浓厚的诗意。

应当承认，《沧桑》镜头、画面语言的使用，非常娴熟，非常电影化。在观看过程中，我很多次联想到我所熟悉的一些欧洲电影，并认为，《沧桑》作为一部电视连续剧，其实并不适合以每天两集的正常播放速度观看，而是应该像看电影那样连续观看，——除了故事本身的吸引力之外，其镜头、画面语言的运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当成一部电视连续剧每天两集地看下去，则会破坏其整体的美感与诗意，亦即所谓的“气断了”。

而这种诗意，是我喜欢这部戏的一个重要原因。好的故事，加上好的形式感，金玉其内外。

9、表演

《沧桑》演员的表演是可圈可点的，无论是主要角色还是次要人物。饰演共产党高官瞿恩的孙淳、饰演瞿妈妈的吕中、饰演杨廷鹤的郑玉、饰演国民党将领范希亮的黄若萌等，表演都很出彩儿。

一众年轻女演员的表演，虽然仍然可圈可点，但是，从总体和个体来看，都逊色一筹。究其实，大约是因为对人物、对历史都缺乏深刻的理解所致。

男一号杨立青的饰演者孙红雷，戏依旧不错，但仍然让人觉得缺一点什么，虽然他基本把握了这个角色从少年到中年不同年龄段的特点，但是，或许是因为腕儿太大、脸儿太熟的缘故，让观者难以将他当成“这一个”。

戏好的，有两个，一是饰演男二号杨立仁的黄志忠，二是饰演国民党元老级人物董建昌的张志坚。黄志忠给了我们一个内心复杂、纠缠、人性化的大反派，而张志坚虽然戏份并不太重，但是却演活了一个秉持实用主义、深谋远虑、对民族忠贞不二、对爱忠诚不渝、顺应历史潮流的董建昌。

10、结论

虽然结尾有些仓促，整部戏还有些小毛病，——例如某些台词的语句不通，——但这仍是一部好戏，值得一看。

如果你不愿买D碟或者花时间下载来看的话，可以等待央视播出，——开年大戏以《走西口》替换《人间正道是沧桑》引发猜测之后，央视的回应是，第一是“正常调整”，第二“09年一定播出”。第一点我存疑，第二点我相信。各位，等着吧。

这部剧就像一本厚厚的书，每次看都有不同的体会。温故而知新，初次是被故事情节所吸引，再看就是人物情感纠结，而今则可品味其中政治、历史问题的深层涵义。

大到国家、民族大意，小到家庭、亲情以及爱情，透过人物一生的经历，感受属于那个年代的酸甜苦辣。对于政治上有些大问题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想不明白，但可以每次都理解更深一点。有些人在网上大谈特谈政治，对历史人物评头品足，殊不知自己的世界只有井口般大小，当然“有些人”也包括自己。 在某一天的某一刻，你我就可能扮演了其中的一个角色，而怎样做才能是一个三观正的“四有青年”，是一个值得深刻思考的问题。

成熟不只是年龄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心智的成熟和自己对世界上万物的认识的增长。少一些戾气，社会就会多一份和谐，切不可炫耀自己的无知。涵养和视野是靠自己去慢慢积累、开阔的，对历史和政治的认识也要逐步得走向成熟。羡慕那些有远大抱负怀揣梦想的人，现在只希望自己每天都能进步一点。

细节决定质量。人间正道是沧桑可谓国产剧上乘之作。先说说服装武器吧。1926年国共合作时期，国民革命军身着中山装，头戴大盖帽配青天白日徽。许崇智的粤军着装相同，但佩带五色星徽章。
步枪终于见到了我期待已久的汉阳造。虽然全剧一枪未放，很多时候是孙红雷背着汉阳造，放枪时瞬间换成了中正式（也可能是老毛瑟）。估计是年头太久不能用了，不过还是要致敬。
冲锋枪是花机关枪，也就是伯格曼冲锋枪（东征的时候立青从死人手里抢过的那把）。终于不用41年产的司登冲锋枪代替了。除了花机关枪还有汤姆森冲锋枪（立青当学生军时墙上挂着），剧中为M1928版本，但应该是M1921版本，其特点是装有烤蓝刻纹枪管、木制前握把。而M1928版本无木制前握把。但毕竟年代太久了，可以理解。
可以说国共合作时期排的是最精彩的。
1927到1937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武器无太大变化。红军全换成八角帽，配红五星。国军换成德制军帽，钢盔为德国钢盔，军服为绿色（范希亮的部队）。这没有错，但我又没有看见臂章。而且国军除中央军外地方军阀军装多蓝色，钢盔为英国钢盔。
抗日战争时期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终于看见八路军的臂章了。日军开始出场，三八式步枪，歪把子机枪，92重机枪。服装都很考究。
解放战争时期，国军全部换装，军官为美式军装，钢盔为美式钢盔，司登和M3，美国春田步枪，M1卡宾枪终于可以毫无顾忌的出场了，。解放军换上解放帽。武器与国军相同，因为运输大队长。
全剧最后立仁的苏式军服出现。
全剧跨越近30年，武器服装很有层次感，虽有疏漏，但毕竟是用心制作，再次向导演，演员，及幕后工作人员致敬。

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再看一遍《人间》，每次都能发现新的东西。

很多评价说，与星光熠熠的男性角色相比，这部剧的女性角色实在是乏善可陈，光彩黯淡，尤其是杨立华。有人说是演员的问题，有人说是剧本的问题。可是如果再往深一层想下去，在大时代的滚滚洪流里，风流人物一向被男性占据，女性的形象一向都是陪衬。这不是剧本或演员的问题，或许就是历史的真实呢。

关于杨立华，剧中有很多细节可以看出她“脆弱、摇摆、逆来顺受”的原因。比如，她在医院照顾受伤的瞿恩，两人谈起初次见面的情景。读书交流会，杨立华的书单里有“老庄列”。现在还有多少人读过这三本书，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三个字分别指的是哪三本书。可见立华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和成长的环境是古典色彩及其浓厚的。这一点从之后杨家老爷子的言谈举止就能很明显的看出。去广州读师范，可以说是立华第一次同“现代”有了大范围的接触。但毕竟年纪不小了，三观的坯子早已成型，日后再怎么受影响，都难改底色。

再有，杨家兄妹自小丧母。父亲对儿子自然是严格，对女儿，唯一的女儿，还是这样一个聪慧美丽的女儿，自然是宠溺偏多。姨娘就更不敢多说多动。这样的环境出来，难免带些骄娇二气。之后去广州读书，成绩好人漂亮，众人捧之，封为“校花”。一路的顺风顺水，让她没有机会细细打磨自己的性格。瞿恩与老董，这两个剧中的极品男人都献出了他们的爱。命运如此的宠溺，实在是有骄傲的资本的。

第三，成长过程中女性指导角色的缺失。女孩子的成长过程，都会不自觉地模仿母亲。立华自幼丧母，很难说她的坏脾气是不是承袭了父亲。姨娘又是那样一个传统的旧式女子。立华的潜意识里是想做一个男孩子的，积极上进，家国天下，但这样的志气与她自身的女性特质有冲突和矛盾。所以我们会看见她的软弱、痛苦、纠结、退缩。

最后，时代女性意识懵懂。长久以来，女性都是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的，甚至现在，好多女人以“嫁不出去”为人生最大耻辱，以“没有小孩儿”为人生最大遗憾。一个女人如果不能成为某人的妻子，某人的母亲，那她的生命就是没有意义的。现代尚且如此，一百多年前又是怎样呢。立华接受西式教育，受现代思想影响，但骨子里依旧为自己不能生育而深深遗憾。全家人无论是谁，都能时不时的巴塔当年堕胎的事情拿出来说嘴甚至调侃。都是最亲的亲人，饶是无意，也不能恶毒至此。说到最后，连立华自己都觉得这是一桩“教训”可以拿出来警世了。立仁带林娥回去吃饭，林娥呕吐，大家知晓她怀孕后纷纷劝立仁快点把事儿办了。立华的说辞是“千万别像我当年似的”。我听到这句话，心头一痛。这是第一次立华主动说起当年的事，而在此之前无论谁提起都会被她喝止或怒目而视，而那时分明从语气中流露出了一丝自轻自贱。实在令人痛惜痛心。

除了立华，剧中的女性形象无一不是作为某人的妻子、母亲、妹妹出现的。而立华，是想找一个找一个坑把自己埋进去，但无论是瞿恩还是老董，都过不去她自己心里的那些坚持。她觉醒而无人引导无人同情甚至无人同路的女性意识，在那个年代里痛苦的碰撞、游移，找不到出口。那个时候，全球性的女权解放运动远远没有到来，《第二性》则更远。

在那个年代里，一个女人若想有一番作为，要么就依附于男人，要么就是移植男人的心理特性，把自己变成一个男人。立华在国民党大会上表达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满，立仁一句“妇孺之见”就给打发了，连获得惩罚的权力都没有。作为国民党的监察委员，她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跟着宋庆龄做慈善，建学校、跑医院、看儿童。

现代社会，这种情况似乎依然没有改变。女性若是有野心，若是渴望权力就会有失端庄。端庄到底是啥？为啥那么重要？失去了又为啥那么可怕？

说句题外话，我真希望看到希拉里当总统。

到底怎样是一个女性的胜利？怎样才是女性特质的胜利？

这个问题然要在今天都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