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灵感
（我只想用我的文字，让你感受这部电影的美丽）
《维罗尼卡的双重生活》1991 基耶斯洛夫斯基 法国




小小的玻璃球在指间，掠过什么，就装进什么，有星星在游动，尖顶的房子和树变成童话中的形状，蒙上玻璃的光线变幻无常。我看到我高三时的日记。

03.04.05星期六（距高考）63天 晴
透过绿茶摇晃流动的液体，细小上升的白色汽粒，所看到的景物都被涂上一层油绿油绿的明晃晃的光。一切都在浮动，太阳，走廊，那个男生，树，招生咨询会，在绿茶的瓶子后面。一切都那么不真实。在阳光这么好的午后，我的生活被一个绿茶的瓶子全概括了。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我都看见了，然而却都是那么的遥远，在浮动的色彩里……

总有孤独的孩子沉溺于这小小的游戏，无法自拔。维罗尼卡在行驶的火车上，小小的玻璃球在指间，掠过什么，就装进什么，有星星在游动，尖顶的房子和树变成童话中的形状，蒙上玻璃的光线变幻无常。她从法国去波兰旅行。她不知道波兰有另一个维罗尼卡，她不知道她在得知自己被入选合唱团时，将手中的玻璃球使劲砸向地面，玻璃球弹起的时候，她不知道她仰起脸，闭起眼睛，迎向在阳光中变成金黄色的细尘纷纷。

也总会在某一时刻，产生奇异的幻觉，感觉自己已经经历过这一时刻——熟悉又遥远，内心深处一点隐隐的感应，仰起脸终又低下。有人说这是前生残存的记忆，当记忆中的场景与现世发生重叠，就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喜欢的毛姆小说《刀锋》里写到，拉里在印度看到自己的前生，在一支烛光后面，重重叠叠的老妇人、犹太年轻人、英国贵族……是他已经过过的人生。 甚至有人说，用食指压住眉间，将注意力集中在中间一块光亮的地方，时间久了便可在那一块光亮中看到各种景象，那便是自己的前生残存的记忆图景。灵魂总在某个地方，像某一种严峻的信仰使我们向往；前世与今生，是怎样的孤独让我们渴望与另一个灵魂的重叠、呼应？

“这一辈子，我总感觉自己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在同时。”直到最后，她看到两个名叫维罗尼卡的木偶，感受到谶语般的重击，这人生的玄妙都是从木偶背后的细线开始的吧……

在歌唱到最高处时生命中止。最后一个音符是灵魂轰然倒塌的声音。她曾经在雨水里歌唱，歌声在雨水中飞扬；闭起眼睛，雨点敲打在脸庞上的温度与重量像交响曲一样激扬，已经分不清哪些是雨水哪些是泪水，哪些是歌声哪些是灵魂在汹涌。从没有人告诉过我歌唱是一种危险的动作。波兰的维罗尼卡，在心脏揪痛时，在风里，捂住胸口。她有种奇怪的感觉，自己不是一个人活在这世上。父亲说，你本来就不是。

当风起时，有人对往事讳莫如深。有人在风中砌造房屋。有人把匕首一直刺进心脏。这是我曾看过的诗句，没有人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总是孤独，为什么在人群中却依旧孤独，为什么与谁相恋却依旧孤独。在这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一个灵魂，就像镜子里的寂寞影像一样，有着与你相同的眼角眉梢，与你相同的喜乐哀愁？我们渴望灵魂相拥的温度，指尖却只触到冰冷的玻璃。

金黄色的光线里肉体在起伏。激情退却，她却又有无法言说的忧伤。法国的维罗尼卡好像总会在欢爱之时感觉到死亡般的强大失落。突然袭来的强大忧伤像梦魇一样挥之不去。她也有个奇怪的感觉，觉得好孤单，突然一下子。但其实又什么都没改变。父亲说，有人从你生命中消失了。她侧过脑袋，若有所思。

法国的维罗尼卡在小学教授音乐。有一个木偶表演家和故事作者来她的学校表演。她没有预知未来的灵感，即使她从小便拥有另一种奇特的灵感。

爱情像木偶的舞步般轻盈地到来。小小的芭蕾舞娘，在他的指间舞蹈，却跌倒，被关进盒子，再出来时已经化身美丽蝴蝶。翅膀飞扬的瞬间，她看见他的脸光影如潮。

礼物。有什么比一个爱情的悬念更珍贵的礼物？他在深夜的电话那头欲言又止。是什么使握话筒的手勇敢，又使叹气的嘴巴懦弱？不说话，不说话我已经听见你要说的。所以我要挂了。之后是信。空信封里只有一根鞋带。那个关于鞋带的可爱小故事讲了些什么？唉呀呀呀呀呀。像一句语义不明的长叹，像一句不够悲伤却足够忧伤的长叹。鞋带在指尖缠绕，眼波在心事间缠绕。维吉尼亚雪茄盒子是空的；午睡时照到脸上的镜子反光如灵魂的投影般奇异。他寄来一些声音，像鞋带像雪茄盒子一样稀奇古怪。有纸被揉成团；火车进站或者出站，突兀的歌声，广播里一个男声在报寻人启事，一个女声在报站名，咖啡馆的门打开时吱呀的响，女招待的鞋跟很高。“抱歉打扰？”碟子碰撞桌面，勺子轻触杯壁，声音像杯子里的液体一样芬芳。有什么东西破碎了。有人被俘虏了。

赴一个约，声音是唯一的向导。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靠听觉前行；什么力量使你在这里喝着咖啡等我？如此憔悴而深情？

但谜底却并非爱情。多么讽刺，他在她的身上寻找灵感，这灵感就像她与波兰的自己之间的联系一样微妙，然而这对她而言无疑是一种利用。她终于明白他并非她寻找的那个人；他比她自己更了解她，因此即使哭泣即使欢爱，他只是她灵魂里的另一个注视者而非她所期待的那一种重叠与呼应。也正因为他注视着她，他看到了她自己看不到的更多的东西：

暴乱的街头，她穿着大衣站立着，在快门开启的几百几十分之一秒里站立着，目送那一个自己乘坐公车远去；暴乱的街头，另一个自己穿着大衣站立着，在自己的镜头前站立着，她注视着自己，有巨大强烈的情感使她保持一种无法言说的表情。她们曾那样强烈地感应到彼此，灵魂却终究在重叠的前一秒擦身而过，她终于明白自己所有的感受，所有无来由的悲伤与孤寂。她开始哭泣，揉烂那张照片，她第二次感受到死亡般的痛楚，前一次是在欢爱之后，这一次却只有用肉体之快来平息灵魂的痛楚。不，灵魂无法在肉体的饕餮中得到安慰，玻璃球在激情中颠簸，也许就该在这一刻死去，心电图会像突然绷直的鞋带一样一马平川，眼泪过后，那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

我有一个朋友，对所有他以为美丽的事物，从来只有一句形容：“像电影一样美丽。”——我以为，《维罗尼卡的双重生活》就是这样的电影。

说实话，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在看的时候都有点难以忍受，那种缓慢的节奏下流淌的画面与情绪，对于在生活的重复与琐碎间日渐粗糙与浮躁的我们，也许是太过奢侈了。但每一部影片，看完之后却总有很深的印象和情绪留在心里。那种优雅的，伤感的，清冷的，细腻的，敏感的，深刻的，……是波兰人的法国气质？六楼的专业实验室里他以手托腮，忧郁地看着你的黑白照片上的表情，多像一个满怀心事的早熟少年。哲学家刘小枫称他为“深紫色的叙事思想家”，我想我在那一张黑白照片上，看到了他的颜色。

他很严肃。他从不讲故事，他只是把他注视到的那些灵魂放置到银幕上。但他并非不浪漫。他的浪漫是有深度的，像深井底部的凛冽泉水，从不激越地喷涌，却一直在那里，一直在那里。并且凛冽如风。

他说，有一个波兰女孩，有一个法国女孩，她们拥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Veronique……

沉重与轻盈的生命之弦 ——略述《薇诺妮卡的双重生命》 文/顾一心 你们坐着小木船 因渴求聆听我的歌声 尾随我在歌唱中驶向彼岸的木筏 请回到你们自己熟悉的故土 不要随我冒险驶向茫茫大海，因万一失去我而迷失 我要横渡的大洋从没有人走过 但我有密列瓦女神吹送，阿波罗引航 九位缪斯女神指示大熊星 ——《神曲•迈向天堂之歌》 这是薇诺妮卡的歌声，也是电影诗人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的深沉吁请。 在《薇诺妮卡的双重生命》（La Double Vie de Veronique,下文或简称《薇诺妮卡》）中，生命被赋予一种与生俱来的悲哀，从降生起便缺失了自己的另一半，只得在茫茫人海中奋身孤往，独自寻求灵魂意欲的高翔。最终，Weronika 在不可预测的机运里夭折陨落，而Veronique 则带着某种温柔的福祉留在人间。于是那扇原本关上的门被悄然开启——在门两端，我看到基耶斯洛夫斯基用他的电影诗学构筑起生命的此岸与彼岸。 《薇诺妮卡》所负载的命题无疑是关于生命的，它讲述了个体在世的孤独感，意欲的高翔，肉身的坠落，甚至试图探询生命的乡愁和本质。如果说一个生命意味着一个世界，那么，薇诺妮卡似乎在提供一种启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同时又是另一个世界的映像，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将它们糅为一体。影片的叙事充满神秘的沉思，并被某种内在的音乐性所主宰，每一个音符都不是孤独的，而是在无限的虚空中彼此牵动，正如同一条弦上所奏出的不同乐音一样——那是一条属于薇诺妮卡的、沉重与轻盈的生命之弦。 I 双重生命的诗意联系 我们无法用理性去衡量这部影片的意蕴。正如两位薇诺妮卡的先天重合与神秘感应一样，它拥有眼前的经验世界所无法容纳的诗意性。 首先是两具个体生命在身体层面上的完全重合——她们在同时降生，拥有同样的姓名、声音与容貌，同样卓越的音乐才华，也都有着足以扼杀她们音乐生涯的脆弱的心脏。由始至终，两位薇诺妮卡都被赋以一种生命的热忱，这种热忱表现为对父亲、情人和音乐的爱，以及对一切自然与偶发事件的诗意的敏锐。在影片的两段开场戏中，两个童年的薇诺妮卡先后听见母亲的声音，她们受到某种认知自然的指引，尝试理解星空和树叶，这形成了对整部影片的铺垫——两位薇诺妮卡带着相同的诗意本质同时降临于世界，并且从生命之初就存在着某种默契的平行关系。 基耶斯洛夫斯基有意用若干细节来加深这种身体宿命上的重合感——譬如用戒指刮过眼眶的动作。这一动作分别出现在Weronika参加演唱会之前，以及Veronique与童话作家约会的时分，同人物内心的某种微妙和紧张情绪相呼应。另一个关键细节是指上的伤痕，影片伊始，Weronika与情人在床上温存，对话中提及她身上的一处“小时候被夹伤的伤痕”，某个一闪而过的镜头显示了伤痕的位置（左手的无名指）。而在影片结尾，镜头停留在Veronique的手部特写上，左手无名指上一道暗红色的夹伤的痕迹宛然在目。 从表面上看，这是由细腻精准的镜头语言所构建的平行世界。而两位薇诺妮卡的差异，则在于命运展现于两人身上的次序和结果。脆弱的心脏，是命运施加于薇诺妮卡轻盈生命之上的沉重枷锁，波兰的薇诺妮卡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法国的薇诺妮卡那里，死亡则通过某种暗示得以避免。 她们共处于一条完整的生命之弦里，任何一端的振动都会引起另一端的微妙感应，而她们相异的命运，则恰似同一根弦在不同位置所奏出的不同乐音。于是我滑入了一个美妙的隐喻——在这里，她们分别意味着同一根弦沉重与轻盈的两端。 在整部《薇诺妮卡》中，每一次生命之弦的振动，均表现为某种特殊的隐喻： （1）魔术球：当Weronika沉思着注视手中的魔术球时，两重世界的隐喻诞生了。在魔术球中映现着现实世界的倒影和复制品，它制造了一种暗示：在某种神秘思绪的彼岸存在着另一个世界或是自我。 （2）心电图：Weronika因心脏病突发死于舞台后，Veronique看着自己的心电图，将手中的绳子猛然绷直，形成一条意味着死亡的心电图的直线。这一画面同时构成了一条紧张而趋于崩裂的生命之弦，它令我们想到Weronika在训练时用手拉紧的绳子。而在此之前，我们知道Veronique放弃了自己的声乐生涯。在这里，死去的Weronika似乎在为生者提供讯息，以避免她重蹈死者的覆辙。 （3）克拉科夫广场：这一场景对于整部《薇诺妮卡》具有诗学上的决定性意义。它既是两条平行线不可思议的交点，更可被理解为同一根生命之弦的特殊振荡。透过一系列的长镜头、特写和旋转的交错，我们发觉其中一个（Weronika）看见了另一个（Veronique），而后者却丝毫未觉，正如弦的一端发出了沉重的低音，而那纤细轻盈的一端却无所回应。 在两个薇诺妮卡的身上，同时存在着寻找并发现另一个自我、追求完整生命的意欲，然而，这一意欲在肉身的维度上终无实现的可能，沉重与轻盈，在这一刻忽然显得永远离分。我随即看到某种不可逾越的限度，它被具体表现为她们在眼前这一时刻“仿佛无限远的距离”——这种距离不仅是一种美学上的设置，而更源于她们在克拉科夫广场上所处的不同地位，抑或换而言之：两种文化背景之间的鸿沟。 II 音乐——灵魂意欲的坠落与攀升 影片最初拟定的名称是《唱诗班女孩》，纯净得几乎让人看不透影片的叙事核心。然而，这一最初的命名方案恰恰准确宣示了贯穿本片始终的意念符号——音乐。显然，对音乐的介入构成了意欲与肉身之间的基本冲突：两位薇诺妮卡都是天才的演唱者，同时都患有心脏疾病，在这里，脆弱的心脏成为了一种肉身的重负，它遏止了灵魂在音乐中的向上攀升。 与基耶斯洛夫斯基长期合作的波兰电影音乐家普莱斯纳（Zbigniew Presiner）为本片谱写了忧郁而极富神秘意味的配乐，其中最为重要的正是Weronika死前演唱的那段但丁之歌（毫不意外地，它也出现在Veronique的生活之中）。这段绝美的音乐在影片中被假托为某位名为Van Den Budenmayer的18世纪荷兰作曲家 的作品，并配以《神曲•天堂篇》中古意大利语的歌词，从最初杳不可闻的低吟，渐渐转为中途的纯净优美，最终在高亢的音符里抵达情绪的巅峰。 作为一种试图超然于肉身的行为，“歌唱”所象征的生命姿态是无须赘言的。同时，基耶斯洛夫斯基用具体的镜头语言演示了对于这种姿态的重复：影片甫始，当那段纯如天籁的女声吟唱到达尾声时，镜头切换到Weronika的面部特写，她沉浸于音乐，仰面承受着雨水的洗礼；第二个相似的镜头出现在她赢得乐团的面试之后，她的快乐难以自制，将手中的魔术球弹向板壁，随后仰面承受落下的明亮的灰尘。在这两个镜头中，人物均呈现出某种灵魂的轻盈与生命的热忱，并主动承受着自上而下施加于自身的东西。 在Weronika的身上，本身存在着一条紧张而趋于崩裂的生命之弦，它联系起轻盈与沉重的两端，左右着Weronika生命的航线（换言之，沉重与轻盈的对立同样适用于单一的个体）。生命因意欲的高翔而自由酣畅，在音乐中达成了更完整的自我，然而，肉身的沉重却始终牵制着Weronika，直到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视角下，人物自身（Weronika）愿望的简洁和单纯性，同我们通过细节隐喻中而洞悉了这一宿命的悲悯，彼此混糅而为难以名状的深沉感受： （1）广场的意外：Weronika带着曲稿经过广场，与骚乱的人群蓦然相遇。一个男子飞奔而来撞上了她，怀中的曲稿顿时四处翻飞。这幕戏也恰恰是在影片最初以模糊形式出现过的一段前闪镜头，从而被赋予一种强烈的宿命感。在这里，音乐所带来的个体生命的欣喜，与人物所处的不安的现实环境——1990年的波兰形成了极鲜明的对照，散落遍地的曲稿，也预示着Weronika选择音乐生涯所可能遇到的危险。 （2）绷紧的绳子：这是在音乐家家中练习的一幕戏。当Weronika逐渐唱到最高音时，镜头对准了她的手部，手指缠绕着拴在文件夹上的绳子，并随着声调的升高而越绷越紧，呈现出趋近崩裂的紧张状态。这一充满张力的镜头显示出主人公身体上的某种不堪重负。 （3）疾病的突发：练习结束后，Weronika在路上猝然病发，我们看到她倒在枯黄的落叶中间。这幕戏通过一系列痛苦的表情、喘息和动作直接传递出某种危险的讯号：假如继续从事演唱，脆弱的心脏将随时威胁到她的生命。在这里，影片插入了一段黑色幽默——喘息中的Weronika遇到一个中年男子，但男子并未施以援手，而是对着她做了一个色情动作（展示作为道具的阳具）。对于这一镜头的意蕴解释不一，但确凿无疑的是，它加深了主人公的自我意识，正是这种自我意识使她无法放弃音乐的世界。 表现Weronika死亡瞬间的那场戏拍摄得亦极为成功：随着音乐逐渐抵达高潮，人物显示出勉力克制的痛苦，而当音乐被推向最高点时，紧张的生命之弦仿佛蓦然崩裂，肉身的沉重与灵魂的轻盈在此刻分离。镜头模拟肉身的视角剧烈晃动并坠落，与地面发出低沉的撞击，随后的一个镜头转而模拟灵魂的视角从音乐厅上空飞过，借以象征她的死去。 关于Weronika之死——这一发生在影片约前三分之一部分的事件，实质上将整部影片分为了上下两部，借此，基耶斯洛夫斯基昭示着两种阐释命运的意图或可能。显然，Weronika死于某种肉身的局限，但亦更不妨说，她是因追求灵魂意欲的攀升而死。这一自有限中寻求无限的不可能，昭示了生命中最基本的两重性——即灵与肉的不可调和，最终导致生命的沉重与轻盈相分离。然而，在她的受难中又诞生了某种新生之力，一种具有魔力的福祉：它在冥冥中为另一个自我传递了警告，令生命得以延续。 III 两性世界的隔阂 《薇诺妮卡》与某些女性特质显得密不可分——柔弱、神秘与感性。 极度感性化的女性形象，是基氏成熟期作品中的重要表征之一。《薇诺妮卡》是一部将个体生命的意欲、局限与沉思推向极致的电影，假如需要从视角和对象上加以限制的话，那么不妨强调，影片被表现为父性视角对于脆弱的异性生命的关注。的确，我们似乎很难想象《薇诺妮卡》的剧本被安排在两个男子身上。愿望的单纯性，跳跃而神秘的沉思，这一切似乎唯有在女性身上方表现出自然的情绪力量。 女性是《薇诺妮卡》不可替代的主体，但两位薇诺妮卡却有着各自的情人，而作者的意图，则很可能是在“两生之花”的对立面述说两性世界的微妙隔阂。在影片中，男女两性之间的爱情，更像是女性生命中孤独的神秘感应的参照物，男子似乎无法真正触及薇诺妮卡的内心世界。譬如，当Weronika在公交车上沉溺于耳机中的音乐时，她丝毫未察觉她的男友在车后追赶她；Veronique在与情人做爱时猛地黯然神伤，因为她感觉到了另一个自己的死去。这些情节传达着类似的隐喻——即她们与男性之间存在着距离，男性无法进入她们神秘的生命体验的内部。 童话作家作为唯一重要的男性角色出现于影片后半部分，并介入于Veronique的生活。这一人物在设定上显示出某种神秘色彩，他似乎了解（两位？）薇诺妮卡的一切，甚至隐约扮演着后者的控制者和叙述者。这一属性在他作为木偶师的表演中展示得异常清晰。 我们不妨深究他介入Veronique生活的方式，凝视那些具有非同寻常伦理意味的环节—— （1）约会的动机：作家不断寄给Veronique神秘的包裹以提供约会的线索，而他与Veronique约会的动机之一，却是测试“一个女子是否会在这种情况下接受陌生男子的呼唤”，从而为他的创作寻找素材。尽管作家同样表现出某种愿望上的单纯（我们可以认为他并不虚伪），但Veronique的反应仍然暗示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批判态度。 （2）局外的身份：作家帮助Veronique发现了照片上的另一个自我。她陷入深深的悲伤，几乎晕厥在床上，此时，作家抚慰着她并与她做爱。影片将这一过程用数分钟的镜头记录下来，我们看到Veronique的悲伤表情，与深埋着头的作家形成对照。在这里仿佛存在着一种道德隐喻，即他作为外部的闯入者偷窃了她的身体，但对她陷入悲伤的真正原因却并无理解。 （3）玩偶与童话：在影片结尾，他为Veronique制作了两个形象相同的玩偶。（按情节推测，他已知道了另一个薇诺妮卡的存在，故而这两个玩偶无疑是代指两个薇诺妮卡的。）在接下来的镜头中，他在身后与Veronique一同把玩着人偶，后者端详着手中的一个，镜头缓缓移到桌面，上面安静地躺着另一个——死者的隐喻。接着，他开始讲述他着手创作的一部新童话，这一童话是以两位薇诺妮卡的故事为蓝本的，此时镜头对准Veronique的面部特写，她渐渐泪水盈眶，随即转身而去。最后，我们确知她离开了作家。 让我们回到关于那条生命之弦的比喻：薇诺妮卡是孤单的，因为另一个薇诺妮卡已经死去，她的生命之弦缺失了一端，而这种缺失无法被一个男性所弥补。“他”终究并不是“她”。 在童话作家的身上，我们察觉到一种截然不同于薇诺妮卡的伦理特质——薇诺妮卡在个体生命和偶然机遇的哀歌中颤栗，而童话作家则永远扮演着控制者、叙述者和局外人。另一种视角允许我们这样认为：作家在平日里扮演了某种超验的命运力量的代理人，而当他创作故事时，他几乎是基耶斯洛夫斯基自己。如安内特•因斯多夫在关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传记中所说，这个凡人化的他最终被Veronique所抛弃，因为他并不真正与她同在一个世界。这种伦理上的歉然，是否也是任何一个叙事者对那个他既爱着又加以利用的世界所心存的愧疚呢？ IV 世俗世界的彼岸之思——影片可能存在的政治文化意指 “两岁时，她们中的一个将手伸向火炉而被烫伤，几天之后，另一个也把手伸向火炉，却及时缩回了手，并不知道自己会受到伤害。” ——这是童话作家以两位薇诺妮卡为蓝本所叙述的故事的片段。在这两个“把手伸向火炉”的女孩中，第一个仿佛替另一个承受了不可预知的命运的苦难。这一情节显然呼应着Weronika之死的情节。如果说Weronika扮演着先行的受难者，那么，Veronique则是蒙受某种眷顾的幸存者，或者说，在她的身上体现着另一个自己生命的延续。这里或许应当思考的是，两位薇诺妮卡在命运上的差异，与她们的身份设置之间是否有所关联？ 我知道自己正进入论述中最困难的部分。需要指出，《薇诺妮卡》从叙事体裁来说无疑是一部远离政治并偏向个人的作品，但结合影片对人物命运的特殊设置，则似乎确可看出某些深层的政治文化意指。首先，Weronika与Veronique，不妨被看作是同一人物的东欧版本与西欧版本。影片开始的时间被设置于1968年 ——欧洲政治的动荡岁月；而影片的主要情节则发生于1990年前后——东欧意识形态的解禁时期。这一时代背景在片中不乏暗示，如影片伊始被拆除卸运的共产者的雕像，以及克拉科夫广场的动乱的人群。让我们回到克拉科夫广场的那幕决定性的场景——通过对时间、场景、人物等因素的分析，不难归纳出两人在这幕戏中一系列相对应的身份特征： Weronika（波兰）： 处在危险之中；政治动荡的承受者；另一个自己的发现者；动情的凝视者。 Veronique（法国）： 处在保护之中；举着相机的观看者；对另一个自己后知后觉；被凝视者。 正是这些因素参与构成了前文所提到的某种“仿佛无限远的距离”。在这幕戏中，Weronika为另一个自己的形象而惊异，并带着一种因长久以来的神秘感应被证实而唤起的激动的情感（这可以解释那个微笑的面部特写）注视着她；影片通过一系列镜头引导着观众的视角，触发对Weronika的凝视，因为她的确处在更易令人动情的处境——看见了另一个自己，但却无法得到回应；同时，她也孤身处在某种更危险的政治环境之中。而在波兰的动乱面前，来自法国（西欧）的Veronique是被隔绝的观看者。换言之，尽管两位薇诺妮卡的相遇充满了基耶斯洛夫斯基式的神性，但她们之间的距离，却隐约受制于一种深层的政治文化因素。 那么，“薇诺妮卡的双重生命”这一叙事结构上的设置，是否可以理解为基耶斯洛夫斯基从一个世界投向另一个世界的深沉一瞥呢？在整部影片中，波兰的薇诺妮卡扮演了死者，法国的薇诺妮卡则获得了生命的延续。当Veronique最终发现另一个自我之后，她领会到前所未有的深沉感受，影片从这里开始逐渐迈向了尾声。在死者的受难中，孕育了令生者更好地生活下去的理由，这同样可被理解为一种对基氏所身处的世界的隐喻——那是一个被政治因素所强行分裂的世界，这使得基氏所畅想的那种温柔而诗意的情感联系，终究无法越过两个不同世界的鸿沟。 最后需要考虑，这一偏向于政治哲学思考的解读是否具有对诗意的破坏性？事实上，基氏电影在1990年前后所呈现的拍摄环境和叙事向度的转折，本身已蕴藏着这一解读方式的合理缘由。毋庸置疑，作为电影诗人的基耶斯洛夫斯基是属于两个国度的，一是负载着此岸之忧患的祖国波兰，一是寄托着某种彼岸之思的法兰西。他毕生的电影实践也相应地呈现为两个时期：从《十诫》系列影片中对宗教性道德伦理的沉思，到取意法兰西国旗之三色而创作的《蓝白红》三部曲中对自由、平等、博爱三项现代原则的批判性求索。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转折的契机恰恰是1990年前后波兰意识文化形态的转移。正是在这一年，充分有别于其前后的《十诫》和《三色》所采用的多重主题次第展开的系列片结构，基耶斯洛夫斯基写下了两行毕生绝美的电影情诗——《薇诺妮卡的双重生命》。 篇末语 今天已没有人像基耶斯洛夫斯基那样拍摄电影了。这意味着不再有一位电影艺术家能肩负起诗人与哲人的使命，也不再有人在一个镜头里令我同时感到悲哀与美好、含混和清晰。在所有真正的大师中间，基氏始终是最于我心有戚戚焉的一位，他的作品神秘而富于沉思，并被无限的内在的音乐性所主宰——观者看到的仿佛并不是一个人的生活，而是某种生命的韵律，没有人能够比基耶斯洛夫斯基更具有这一气质。 我们时常将基氏称为“借助影像的叙事思想家”，他眼中的世界充满灾异、变故和偶然，但却有着共同的价值终点——对于生命自身的乡愁。而这一切都以音乐般的神秘，分布在《薇诺妮卡》奇特而诗意的叙事之中。基耶斯洛夫斯基为电影提供了独特的诗学领域，有时我能捕捉到他一刹那的灵感和沉思，那是我最为快慰的时刻。至此，我已约略完成了自己在影片中对这位电影诗人的窥视，最终，他是否发出了任何呼声、吁请和判决？作为这位电影诗人的缪斯，伊莲•谢歌（Irene Jacob，薇诺妮卡的扮演者）本人如是说： 相比在现场解释某场戏的意义，他宁可始终为新发现保持可能——什么都没定死，始终欢迎新的理解。和好的文学作品一样，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是开放的，可以在多个层面上进行读解——不过这得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我们能够运用自己内心的那个“魔术球”，在反复读解所折射出的光芒中来接受他的作品。数年之后，我仍然乐于向自己发问：“她为什么要摸大树？”我始终让这答案空着。 而对于我来说，这一瞬间是基耶斯洛夫斯基作为诗人之爱的见证：当影片结束的一刻，伊莲•谢歌的手触摸着故乡之树，指上宛然露出一道红色的伤痕，我转瞬想到那些华美而轻盈的枯叶，如同烫金色的落日余晖，曾经堆积在另一个薇诺妮卡的胸口。 原稿：2010年11月23日 2013年10月增补删改 （豆瓣版删略脚注及参考文献） 另附/2019年追記，《薇諾妮卡的凝視》//movie.douban.com/review/10205637/

作为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代表作，《两生花》诞生时间刚好夹在了两个系列即《十诫》和“三色”（《蓝白红之蓝》 《蓝白红之白》 《蓝白红之红》）的衔接点上，有趣的是作为与导演合作多部影片的编剧皮耶谢维奇自己也没料到《两生花》可以在中国获得如此强烈的欢迎。

《两生花》的内核是极具张力性的，它似乎时刻接受任何观点和理论的阐释，并且不排斥任何被再度创作的可能。同时影片关于两个女孩的相互凝望、歌唱又高度贴合了观众与银幕上镜像的影像之间凝望与被凝望之间的对视关系。或许我们可以借此来对这部电影进行一点猜谜式的想象，一个后现代的神秘故事，一对像两滴水一般相像的少女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城市间的想象。

影片的开场，波兰的维罗妮卡（简称“波维”）在放声歌唱，摄影机给予了一个波维的近景镜头，于是我们从这个镜头里现在地得知这是一个关于少女与歌唱的故事。接下来的一段，在暴雨中奔跑的波维与载有领导人铜像的卡车擦身而过，卡车与铜像同时表明了波维的地理和时间双重坐标，即一个cold war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度，而在之后的一场广场示威段落中，也将电影的时间锁定在了一个更为确定的阶段，一个东欧剧变的时代。在广场示威之后的段落，则是对波维唱歌后脆弱的身体反应叙述。两个段落的衔接使社会的巨塔摇摇欲坠，城市街道的骚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波维的身体形成了一种平行的易碎关系，而波维不出所料，则在一场演出中倒在了舞台之上。一个死者视角的主观镜头之后，镜头转向法国，法国的维罗妮卡（简称法维）在床上和男人交欢却感到一丝孤寂，她同样具有音乐天赋，却退出了音乐的舞台给一群孩子授课。在电影中，法维时刻感受到彼岸缺失的存在。如果说波维是完整的，传统叙事意义上角色即具有音乐天赋——得到展示机会——为音乐而死，那么法维则恰恰相反，电影在后半程所做的正是对波维所做的行动的探索与颠覆，它是反叙事高潮的，或者说当我们跟随法维在进行感知与探索时，恰恰是对传统叙事期待的一种打破。当传统叙事被打破时，打破的还有传统意义上的观影快感。

斯拉沃热齐泽克将维罗妮卡的二次选择看作是狄更斯《远大前程》等文学中发现的、传统升华式逆转的一个新的版本。在出生时，皮普被指定为一个“远大前程的人”，每个人都认为这预言着他的巨大成功；然而在小说结尾，当他放弃伦敦虚假浮华的生活回归童年社区时，我们才开始明白，他确实实现了那标记他生命的预言——只有在找到力量，离开伦敦上流社会的空虚喧嚣之后，他才能成为一个真正“远大前程”的人。我们在此遇到了一个黑格尔式的自反；在英雄经受考验的过程，不仅仅他的性格发生了改变，我们用以衡量他的性格的伦理标准也相应的转变。

如果说影片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行为动作，那就是相互对望的凝视。基耶斯洛夫斯基在影片中展现了不同的凝视动作如克里斯蒂安麦茨在电影第二符号学所讨论那样，电影成功地制造了一种混淆自我与他人，真实与虚构的状态，充分唤起了一种心理认同机制。眼睛是我们欲望的器官，我们观看电影感受着影院机制所带来的：“认同、窥视、恋物”之感。同时电影院所形成的暧昧环境意味着我们可以跳脱身处的象征秩序，重回镜像阶段的理想王国。而电影中不停的观看凝视动作，也是对两个维罗妮卡相互凝望中建立主体性的一次次确证。两个维罗妮卡在游行示威的广场上凝望、在照片中凝望，时刻感受到对方的存在，但值得注意的是，凝望的目光是永恒的单向，似乎基耶有意为之，不想形成两种视线的对视，而打破其间的暧昧关系，就如同在电影创作法则中，凝视摄影机意味着对封闭自足的完美幻想世界的打破。而两个维罗妮卡也如同观众在观影时所形成的具身性身体反应那样，为镜像中的人哀悼哭泣。

另一方面，电影给予了我们高于相较于两个女性主角高一级别的全知视角，让我们在第二个段落中不与法维平行，设置了另一个男性角色“木偶师”，和观众共享全知视点。而这个男性角色在后半段成为了一个占据了支配者的主导地位角色。他操纵木偶，制作木偶，又给予法维以所寻波维的生命线索，而他所做的一切，目的就是为了创作关于两个女性的木偶剧本。男性视点的介入打破了原本两个女性相互探索的平衡，反而变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他者，甚至似乎更像一个拉康意义上的“大他者”形象而存在，无所不知，无所不看。如果我们将叙事看作一种权力的象征。那么整个法维的故事就变成了，一个女性追寻着她复杂的情感动向去探索事物、去感知世界，但她最终发现自己可以感知，却是始终被书写的对象，是被分解的素材。

于是，结合上面三种解析，就获得了一个这样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观看的故事，一个观看中学会哀悼学会哭泣故事，同时这又是一个注定悲伤的故事，因为无论是观看还是被观看，电影中的两个女性始终是男性木偶师的创作素材，她们注定只能给更大的权力拥有者左右，同时套用齐泽克以远大前程分析本片的看法，这又是一个我们默认着悲伤却被篡夺了对电影中人物命运观点的电影。传统意义上希望主角放声歌唱的期待被打破，我们被影片潜移默化的定义了一种新的观念标准，来体味一个关于看与望的故事。

我们将基耶斯洛夫斯基进行一种身份的定位，他似乎身上更多地纠缠了一种cold war延长线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身份认同焦虑，使得他的电影无时无刻不是政治的，但他的电影却又从来不对政治直抒胸臆，而是一道水中的折影。而两生花中透过镜像、玻璃球、映像的观看，也正是对cold war年代东欧与西欧水火不容对峙的化解，将异己、昔日的恶魔映照为自我的形象。也如那个古希腊神话一般，那喀索斯迷恋水中的倒影，顾影自怜中变成一株垂于湖畔的水仙花。然而即使古希腊人也知道，没有艾柯吕斯的故事，那喀索斯的故事也是不完整的。艾柯吕斯爱恋着那喀索斯，却被诅咒只能重复她所能听到的声音。而那喀索斯故事的完满性也指向了一种电影的完满：“是声镜使视镜完满。”在有声电影出现之前，声带（收音机）曾具有创造言辞的能力迫使观众去长时间在家倾听，却因为观众的不忠而嫉妒，电影女王惩罚了她可怜的声带，剥夺了她的创造力，迫使她重复声带上人发出的声音。当艾柯吕斯遇见那喀索斯，被他的青春美貌所撩拨，但那喀索斯倾心于水中倒影，无心理会艾柯吕斯。她本应向他求爱，可是不先对她开口说话，她就不能说话，那喀索斯的世界被限定为两个想象的世界，也就是无法得到的情人，那喀索斯终于忧郁而死。

而如果说拉康意义上镜像阶段的主体性形成，其间的机制是视觉形象之上建立的，那么影片中声之影对两个女主角命运性的决定作用正是对单调的光之影的补足。于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了这样一种现象，声音说话了，她说了自己的话，艾柯吕斯的声带在《两生花》中痊愈。波维放声歌唱，声音的游荡刺穿了波维的心脏，于是艾柯吕斯的声音来到了法维的身上，法维一边如那喀索斯般迷恋水中倒影（波维），一边又在哭泣，因为她感觉到水中倒影的消失，而她却注意到了可以开口的艾柯吕斯。法维选择离开了她唱歌的命运天赋，如同从水面起身的那喀索斯拒绝了艾柯吕斯的求爱，转而蜷缩在平静的湖面等待下一次倒影。

初看这个电影，只是因为它的中文译名：两生花。喜欢这个名字的神秘与浪漫，就找来看了。
它只是孤独。
有两个女孩，她们有着一模一样的名字，都叫薇罗尼卡。并且，她们长得也一模一样。她们都喜欢唱歌，也都青春年少，美得盛大，美得无法呼吸。唯一不同的是：一个在波兰，一个在法国。
波兰的薇罗尼卡是名高音歌手，她会在雨里唱歌，唱到泪流满面。有一天，她唱歌，为了发一个高音，死在了舞台上。她是那么地美，那场唱歌的情节，看着就有种死亡感。她死去的瞬间，法国的薇罗尼卡顿时心痛如割。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她感觉到孤独了。偶然，她看了一出木偶剧：一个生着蝴蝶翅膀的少女倒下，死去，一个和她一模一样的木偶出现在台上。从此她收到一系列神秘的礼物，死去的薇罗尼卡的照片和遗物。她迷惑但决不惊异，从前她仿佛一直感到，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里，有另一个自己。她赴了那位木偶艺人的约会，他讲了一番神秘的话：“木偶是很珍贵的，很脆弱的，容易打碎，所以我总是做两个一模一样的。”薇罗尼卡是否就是上帝手中的木偶呢？
从此，她无论走到哪里，那场音乐都会响起，她思念着那死去的女孩，爱情也抚慰不了这种思念。就象是一个苹果的两半，波兰的，是梦境中的薇罗尼卡，而法国的，她属于现实，所以一个死了，另一个活着。
她们只相遇过一次，在车站，波兰的薇罗尼卡无意中看见了法国的另一半在公共汽车上，车子正在开走，她有些没看清楚。镜头一晃而过，她们再没能相遇。岩井俊二在《情书》里采用过这细节。两个腾井树相遇，揉了揉眼睛，对方已经消失在人海里。然而，情书仍然是光明的，爱是光明，甚至到了片尾，女腾井会因为少年时代未曾发现的爱意在阳光里重新出现而笑了出声。可是，《薇罗尼卡的双重生活》里，爱什么也不是，它不能克服孤独，它不能驱逐孤独，男女的情爱让位于姐妹情感，或者，让位于一个女子自身的两部分。
慈悲，孤独，无限好的音乐，无限的悲悯，无限的宿命，无限美的女孩，美得繁华，无限的黑暗与无望。波兰女子薇罗尼卡在演唱会中暴毙前所颂唱的，正是梵．德．布登梅尔的〈Concerto in E minor〉。
基洛耶夫斯基后来的《红色》、《白色》、《蓝色》不过是伸展了这部片里所有的主题，红色里的女孩美得夺目，蓝色里漂亮的音乐，还有白色里关于爱和拯救的话题。《薇罗尼卡的双重生活》成片于1991年，那时候，基洛显得还不大相信人性的温暖，再后来，他在《红色》里让女孩最终与老法官的替身相遇，在《蓝色》里安排茱莉亚与前夫的助手重新的生活，还有《白色》里，爱的回归。他调整了一下调色板，终于给出了一丝希望。
只是，这一部，仍然是完全孤独的。它只是孤独。除了这个，没有任何其他言语。对了，它还是宿命的，死神化身为老太婆，穿风衣的男人擦肩而过，那场木偶剧美得让人心碎，眼泪忍不住要夺眶。死去的木偶小舞者长出了翅膀，羽化成蝶，莫非这样的故事不止是东方才有么？原来整个世界里，人们都盼望能蜕去一身的痛苦与追逐，蜕去欲望，蜕去所有的束缚和藩篱，长出一双翅膀，自由飞翔。

基耶斯洛夫斯基说这是一部关于情感的电影．
基耶斯洛夫斯基曾被批评说他电影中的女性总是单维的，而他所关注的总是男性，而这部电影正是继＜永无止尽＞之后彻底的以女性为对象的电影．
基耶斯洛夫斯基说他从不隐喻，在他的影片中，牛奶只是牛奶，并不代表没有婴儿没有母亲抚养，点燃的雪茄也只是雪茄，真正创造过奇迹，使这些东西有了客观意义上的导演只有塔克夫斯基，伯格曼，费里尼．
基耶斯洛夫斯基在这部电影里开始关注直觉，预感等等，这也正是他一直追求的人物的内心描写，情感描写，他说他从未背离过自己的价值观．
基耶斯洛夫斯基说他并不在乎，他是否把观众融入故事还是启发了他们去分析这个故事，他在乎的是以电影强迫他们走进了某些事情或以某种方式感动了他们．
基耶斯洛夫斯基认为，艺术质量的衡量标志，即是观众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会感觉到曾经有过相同感触，会觉得现在或者曾经经历过相同的事情．
基耶斯洛夫斯基用在镜头上套上透光镜的方式让整部电影充满着金黄色，使电影更充满暖意，而不向其先前的十戒那样看起来非常的冰冷．
而电影音乐用了旦丁的诗，古希腊语的演唱，让观众有一种似乎要进入天堂及至的感觉．
基耶斯洛夫斯基让男主角的职业是一位木偶表演家，据说这位表演家在剧外的现实生活里已经对木偶表演失去了信心而不再愿意进行表演．当看完剧本后，答应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中担任表演，在给几百名儿童表演的时候，他重新从孩子的表情中获得了被认同感，因此基耶斯洛夫斯基曾说这段场景的拍摄是他最快乐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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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耐看的电影

这不是一部故事性很强的电影。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部不太“好看”但却非常耐看的电影（故事性强的电影往往让我不会再有看第二遍的欲望）。而《两生花》我却前前后后看了三遍。她有的是对细节的精致雕琢，有的是对情绪含蓄地铺陈。
的确，看完整部电影并没被故事抓住的感觉，但却为一种情绪所笼罩，让人整晚难以入睡， 夜里，路灯昏黄的光线从窗台漫进，电影中那似乎能够通灵的歌声久久地无法散去。
不是占据、不是震撼，是弥漫。这正是艺术电影的气质。
一种情绪在弥漫，没有太强的叙事性，但对光影、色调、水气、甚至尘埃，对这些细节的捕捉，和背景音乐引领，构成了她暗淡、柔软、忧郁、又略带暖意的调子和质感。


维罗妮卡的死去

音乐是这部电影的灵魂。
两个维罗妮卡，一个在法国，一个在波兰，她们有着相同的年龄，有着几乎一样的美丽年轻的容貌，一样的心脏病，一样不同寻常的音乐天赋，以及天籁般的音色。
波兰的维罗妮卡在雨中的歌唱，她是那么热爱歌唱，哪怕在雨中全身湿透，电影中波兰的维罗妮卡很快就死去了。
她的生命如同她美妙的歌声，是那么奔放自由，哪怕连死也是那样的璀璨绚烂。她站在舞台上女高音的位置，开始专注地歌唱。
歌声如空气般透明的质感。
“噢，你们划着小木船，因为渴望聆听我的歌唱；
尾随载满我声音的木筏驶向彼岸，
请回到你们的自己熟悉的土地，不要随我冒险飘向茫茫海洋，以免失去自我而迷航；
我要横渡那无人越过的大洋，但我有密涅瓦女神吹送，我有阿波罗引航，九位缪斯示意大熊星指引方向….…”
那天籁般的歌声如灵魂之音的倾泻，那么自由、那么美好，但就在演唱达到最高潮的瞬间，心脏病突然发作，波兰的维罗妮卡，死在了自己热爱的舞台上。
而此刻远在法国的维罗妮卡正在与男友做爱，在波兰的维罗妮卡死去的瞬间，她的心中突然地一阵莫名的悲伤。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她对男友说“我突然感到一种孤独。”
从那以后，她确定自己原本不是孤单的一个人，还有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存在着，现在她知道“有人在自己的生命中消失了，而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重新感到自己是孤单的。”


母亲的暗示

电影里，两个维罗妮卡是彼此陌生的，仅仅有过一次照面的场景，也纯属偶然，而且准确地说不能算是照面，在波兰的那个广场上，波兰的维罗妮卡看到法国的维罗妮卡，而法国的她却没有。
直到那个，两个维罗妮卡都未能相见，但她们的内心中却有着相同的感觉。
两个维罗妮卡都曾经对自己的父亲表达过类似的情绪和感受。
波兰的她对父亲说：“我有种奇怪的感觉，我并不孤单，我在这世上并不是孤单一人的。”
而当波兰的她死后，法国的维罗妮卡对父亲说：“不久前，我有种奇怪的感觉，我重新觉得自己是孤单的，这是突然间发生的，然而一切都并未改变。”她知道有人在自己的生命中消失了。
两个维罗妮卡的心是相通的，她们的身上都带着相同的润唇膏，以防唇裂。也习惯用戒指去抚平自己的眼睫毛。当她们看到孤独衰老的老妇，苍凉孤独的情绪也都会占据两个人的内心。
她们又是不同的，波兰的维罗妮卡明知那样的高音会让自己丧命，但她是那样的纯粹，并不畏惧死亡的威胁。而另一个却意识到危险及时放弃了歌唱，做了一名小学的音乐教师。
波兰的维罗妮卡是纯粹的，是灵魂存在的方式；而法国的维罗妮卡则是现实的。所以一个死去，一个活着。
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影开头的情景是否可以这样解释：两个维罗妮卡的母亲都对着自己幼年的女儿耳语，一个在冬日里的一个雪夜，指着远处的星星点点的灯火，抑或就是星星，就像清冷超脱的灵魂，如夜空中的星光，那样纯粹和深邃；另一个母亲则在明媚的春光下，拿着春天的第一枚新长出的叶子，指给女儿看上面的叶脉和细毛，充满阳光和希望，像平凡的、现实中的生命。
这是两个母亲在电影中出现的惟一一次，却在电影的最开头。积雪的冬天，寒冷的夜空中的星光；温暖的春日里，阳光下的嫩绿的树叶。母亲的话语是否是对两个维罗妮卡的生命的暗示。
一个是纯粹的，另一个是轻灵的；一个是充满着死感，而另一个却是那么阳光。


现实的维罗妮卡寻找她死去的灵魂

母亲的暗示，是否注定了两个维罗妮卡的命运。一个纯粹，而另一个轻灵；一个生，而另一个死；注定了孤独、彼此隔绝的宿命。
电影中，波兰的维罗妮卡是人，她最后死了。但我更愿意把她看做是灵魂的存在。
人的灵魂能活在人的现实中吗？
电影里，现实中的维罗妮卡依旧活着，但她的灵魂却离她而去了，我想这是电影所要表达的一种宿命。灵魂终会远离现实中的生命，正因为如此，孤独、迷失总深深地埋藏在生命里。
活着的维罗妮卡对父亲说：不久前，我重新感到自己是孤单的，还说：我恋爱了。似乎她恋爱的感觉与内心深处的孤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活着的维罗妮卡爱上了那个木偶戏艺人，因为那个艺人似乎可以把死去的维罗妮卡与活着的，重新建立起一种联系。但活着的维罗妮卡要找的是她那已经死去的灵魂。她在哪儿，她要对活着的维罗妮卡说些什么？
波兰的维罗妮卡的那次表演竟然是她的绝唱，而这绝唱也许正是灵魂所要告诉现实的：“我要离开，不要随我冒险飘向茫茫海洋，以免失去自我而迷航，千万不要跟随我，更不用为我担心，我要横渡那无人越过的大洋，但我有密涅瓦女神吹送，我有阿波罗引航，九位缪斯示意大熊星指引方向….…”
灵魂要离开现实里的维罗妮卡，但活着的维罗妮卡却要去寻找她。当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愿望，疏离是宿命。
没人能帮助维罗妮卡，木偶戏艺人也一样，所以爱情相比这份宿命的孤独感，显得脆弱而无力，其实这不怨爱情，也不怨那木偶戏艺人，其实维罗妮卡需要的本就并非是爱情，她要找的是自己的灵魂，她需要的是摆脱心灵深处那宿命的孤单。
所以故事的结局，维罗妮卡依旧孤单一人，她回到了故事开始时的那颗树下，她还是婴儿的时候，在那里母亲曾经为她摘下春天里，长出的第一片叶子。
母亲赋予了她生命，曾经为她细数叶片上叶脉和细毛的母亲，应该掌握着她生命的秘密，但故事中，母亲早已离她而去。
维罗妮卡的母亲早已离她而去，这似乎又是一种象征，无论对谁，维罗妮卡也好，我们也好，现实中的母亲还在，但掌握我们生命秘密的灵魂之母也早已离我们而去。
想起《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米兰•昆德拉认为生命的本质是虚无，而虚无正是人无法活下去的原因。
饥肠辘辘是肉体的虚无，同样可怕是精神的虚空，所以昆德拉认为人行事的欲望源泉来自对虚无的恐惧。
《两生花》的导演基克日什托夫•耶斯洛夫斯基在我看来，其实也是虚无主义者，只是他把人对于虚无的恐惧理解为是死去灵魂遗留在人心灵深处的回忆，一种永恒的孤独与迷失。
灵魂终会远离现实里的生命，但内心敏感的人会寻到灵魂留下的废墟和记忆的残片。这是否是影片的调子虽然悲观暗淡，但却同样柔和、温暖的原因吧。
记得看过美国思想家艾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１８０３-１８８２)的文章，他的观点其实也是类似，就是人的一生其实就是就是在寻找自己。
现在类似的话被很多人说起，甚至说起来轻描淡写，其实这句读似简单的文句里蕴含着多么深邃的悲观。
爱默生是个牧师，或许人归于宗教，才能从在对这种宿命的认知中得到一种解脱，也正如影片中的音乐多少让人联想到宗教一样。
牧师爱默生，活了79年，而电影诗人基耶斯洛夫斯基10多年前死于心脏病，他那承受化解了太多悲哀的心脏，在他60岁到来前的一年，终于停止了跳动。

备注：
2011年3月24日

这篇文章起初的名字叫《孤独迷失是生命的本质》，若干年后，发觉这种理解是狭隘的，与其说是本质，不如说是不同环境中，人性不同的侧面而已。或是存在的种种可能性在不同状态下的彰显。
人是被种种因素局限着的，天生的性情、所处的环境。
雪莱说“人是万物所指向的点”，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但当人能领悟到这局限、渺小，这或许就是人渺小却又神奇之处，所以雪莱又说“人是万物所指向的点，但同时又是包含万物的线”。
于是今天突然心血来潮把这篇文章的名字改为《孤独迷失》，我想当时我所感知到的并非是什么本质，只是一种状态而已，千万种状态中的一种。
当然这种状态的表达正是对身处的这个时代环境的标记，是这个时代让人性中的某些侧面呈现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是种多维度的传感器。
而每个时代，那些被时间证明堪称大师的人物，则是人类这支传感器族群中最敏感的一群人。其实所有人都在被这个时代所标记着。只是大师们，或许正因为他们身上所留存的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本真的性情气质，通过他们的生命感受、经验所呈现出的这个时代状态特征，是更为瑰丽绚烂的。

2011年8月24日
内心灵魂，过去我总是将其理解为封闭而神秘的，其实灵魂应该是开放的，人的观念在与他人的关系、与周围事物的关系（包括自然）中逐步成型。
自身的存在不仅仅是作为周遭环境的体现，也能超脱地看待周遭、理解自身的存在。同时让自我的生命具有更宽泛的视野，而非将自我灵魂封闭。
或许现代人的孤独，正是由于与周围人事的关系渐渐疏远，人作行为判断的价值基点仅仅为自身的欲求好恶所局限，而不具有更宽泛的视野。
我很难更清晰地去表述，但确实能渐渐感受到过往个人主义的局限，只是现在很少有时间能好好阅读、静下思考。暂且留下个记号。

我又想起了“薇洛尼卡的双重生活”。每当我身体不好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部电影。这也许是因为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身心状态都很差。我其实只看过一次，然后不太愿意再看。这不是因为不喜欢，相反是由于我很喜欢它。有的电影和书我不愿意看第二次只是因为我需要很长的时间消化它，而第二次必须要和第一次有所区别。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再看一次了，可是我在NETFLIX, AMAZON, BN和BUY.COM上都找不到"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que"。

我对这部电影最初的理解是Narcissism。那时候我还没有听说过LACAN，我把两个Veronique的忧伤理解为存在的伤痕，正配合着我当时读着的一本存在主义的普及小书。巴黎的Veronique去克拉科夫旅游的时候无意中拍下了波兰的Veronique的照片。她看着那些照片的时候不发一言。如果波兰的Veronique是巴黎那一个Veronique的镜像，她就是被看的那一个——波兰的Veronique不知道巴黎的Veronique的存在。如果影片开头那个模糊的童年记忆是巴黎或波兰的Veronique的原始记忆，那么她们都经历了自我的分离的疼痛。如果巴黎的Veronique在克拉科夫的旅行是一次逃避和寻找之旅，她则在这次旅行中发现了另一个自己——她有着和她一样的外貌，不太一样的神情，然而一样的忧伤。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女孩生命中的神秘关系看作西欧和东欧的隐秘联系，把波兰的Veronique戛然而止的歌声和仓猝的死看作对几乎一夜之间发生的东欧的倒掉的指涉，我们就不难发现Kieslowski的政治无意识在这部电影中的投射。

于是对这部电影的意识形态分析可以迎刃而为了。Veronique们的童年也是欧洲的童年。电影没有讲述两个Veronique是如何被分开，唯一的原因似乎是地理因素，这也同样适用于东欧和西欧。当巴黎的Veronique发现照片里波兰的Veronique时她同时产生的感受是震惊和悲伤。这部影片拍摄于1991年，在大变革的年代的尾巴上，因此我们不难想象当西欧再次面对东欧时的复杂感受。波兰的Veronique是突然闯入巴黎Veronique的眼帘的，作为她摄影作品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黎的女孩必须面对她自己在波兰的那个镜像，或者说，另一个她自己，正如西欧必须面对和“接受”东欧。我不知道这种必须是历史的必然、西欧人的普遍认同、抑或仅仅是Kieslowski的美好愿望。有趣的是，作为一个在巴黎工作的波兰裔导演，Kieslowski不仅选择了让波兰的Veronique死去，而且让她成为了被看的那一位，并且表达主观感受的任务几乎全部被巴黎的Veronique承担了。这是否也点明了东欧在这一历史和政治进程中的被动地位呢？或者说，Kieslowski在用他的电影推动西欧对东欧的认同？因为若干年以后我们将用欧盟来慢慢取代我们对东西欧甚至中欧、南欧的称谓。

四年多以前，看完这部电影后的某个下午，我写了一篇关于这部电影和“红”的文章，在我语焉不详的分析结尾处，我写道：

薇洛尼卡带着身体和心灵的双重忧伤回到乡下的家中。院子外面有一棵参天老树，皱纹满身。她坐在车里，伸出手去抚摩树皮。忘了她是否留下了眼泪，但电影就在这里结束了。树皮的幽深凝重和她的手的年轻晶莹形成尖锐的对比。岁月就这么轻轻地溜走了，忽略了所有的沉重。

现在想来，岁月不仅在两个女孩之间溜走，同样注视着这段岁月的还有身处同一块大陆却又曾经被东西阵营分离的欧洲国家。

http://baipang.spaces.live.com/blog/cns!FCC9724153E97164!190.entry

在资料馆再看本片的时候，强烈感觉到当今电影制作的投机取巧。

一旦我们可以通过导演、剧本、表演、摄影、剪辑、布景、声效等去评析一部电影的时候，电影这门艺术也就被误解了。这也许是电影走入的误区，尤其在一种评选机制下这种分别变得更加明显。诚然，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类似于”组装“，基于上述各方面组合而成。电影因而变成一种文化工业，可以通过流水线批量生产出来。

好莱坞成为最佳典范，应该颁发荣誉证书。而最佳颁奖人士无疑是奥斯卡。奥斯卡难道不是已经成为好莱坞体制内部延伸出的肯定与嘉奖，而没有其他电影人太多的份。这种可疑的机制，实则需要我们多做一些思考：奥斯卡的成立缘起？以及与好莱坞的紧密关系？答案或许就能明晰。

反抗是无效的，任何反抗必将失败。好在，作为观众的我们有权拒绝，我们至少还有一些虽然极为少数的选择可能。像费里尼、安东尼奥尼、伯格曼、塔可夫斯基、安哲罗普洛斯、以及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就在选择之列。一个尝试以好莱坞的电影品味去评析这类导演的电影，结果只能以失败告终。到底什么会是费里尼的导演水准？剧本有何亮点？演员的表演又如何？或摄影的布光等等？听起来就像是一种侮辱。

真正伟大的作品来源于生命体验，也只能通过体验去观看它。可惜大多数观众已经被好莱坞喂养出挑剔口味，非得单独去作分析不可。对于《两生花》这样的电影，此举动何必要之有？那个我们无法说出的贯联两个相异空间的生命经验，探问其用意又有何意义之有？为什么我们不能放松身心地去体验这种神秘性？苏珊·桑塔格举起“发对阐释”的大旗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能聆听者依然寥寥。

难道我们终将面对电影的终结？毁于自己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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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生花》的视角是一种连通神-人的视角：一方面，客观的镜头审视了这个人类世界（注意那个维罗妮卡看向屏幕的关键镜头；另一方面，镜头不断模拟维罗妮卡的眼睛，将所见回予观众。

这就导致了摄影机机械性的消解，具有了神-人两性。无论是在固定镜头还是移动镜头上，这种机械性都没有被暴露出来，而是隐藏在“注视”之中：可能是一个超越者的目光，也可能是维罗妮卡的目光。影像便被这两种交织的目光所击穿。

普瑞斯纳的配乐不是作为影像的附属，而是影像本身都出现。它成为听觉影像，与视觉影像并置。
神-人视角也反映在这种听觉影像上：纯净的圣洁的女声，清越忧伤的笛音与合奏，贯穿始终。一种神性的敬视，游走于天堂与人间。

电影结尾，父亲停下锯木头的动作，这一幕之前正好是女儿停车抚摸树干的镜头，这一感应比起维罗妮卡的双重生命更能说明电影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