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 a big fan of Russian literature, I read Boris Pasternak's “Doctor Zhivago” (1957) last year, quite late in comparison to my reading history of the works of other major Russian writers like Tolstoy, Dostoevsky, Chekhov, Gogol, and Pushkin.

Although David Lean's film (with English soundtrack, 1965) was not a perfect work that followed the exact plot of the novel, I almost cried when Yevgraf finally met Yuri Zhivago in Moscow, sick and destitute, Yevgraf said - 'the walls of his heart were like paper, but he (Yuri) kept it to himself. He kept a lot to himself.' So I went to search for the poem Yuri wrote for Lara but it led to nowhere. Apparently, Pasternak did not write out 'Lara', but he included twenty-five poems at the end of the book. Here are the links to two versions of the translation:

http://sites.utoronto.ca/tsq/10/barnes10.shtml

//www.pnreview.co.uk/cgi-bin/scribe?item_id=6099

Later, an article on the New York Times (1978) drew my attention. It was the actual story between Boris Pasternak and Olga Ivinskaya which resembled the fictional story between Yuri Zhivago and Lara Antipova in the novel. See the link here -//www.nytimes.com/1978/02/05/archives/lara-and-zhivago-a-captive-of-time-lara-authors-query.html

Well, the love story of Pasternak and Ivinskaya seemed to be lovely. However, I soon found out another NYT's piece (1997) that revealed the shocking fact that Olga Ivinskaya informed on Pasternak to the K.G.B. in her letter -- "In 1961, while a prisoner of the Soviet gulag, where she was sent because of her association with Pasternak, Olga Ivinskaya wrote to Nikita Khrushchev begging for her freedom and reminding him of how she cooperated with the government's efforts to silence the writer." See the link here -//www.nytimes.com/1997/11/27/world/model-for-dr-zhivago-s-lara-betrayed-pasternak-to-kgb.html

I guess the reality was just as cruel as the novel. Pasternak was a Romantic writer among his peers, but he shared the same tragic fate in the Russia of Stalin.

在大卫•里恩的电影《日瓦格医生》中，主人公尤里•日瓦格医生同时爱上了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的妻子冬尼娅，另一个是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的妻子拉拉。这种双重的爱他使他陷入痛苦和自责中，最终家庭的责任促使他决定与拉拉分手，在与拉拉度过了最后一夜的缠绵后，日瓦格离开了拉拉，却在回家的途中被红军游击队劫持成为了一名军医。丈夫的失踪使冬尼娅感到焦虑，虽然她坚信丈夫会回来，但是战火迫使她离开了居住的小镇。出于对妻子的思念，日瓦格逃离了游击队，回到家中面对的却是人去屋空。于是他回到了拉拉的身边，两人像夫妻一样开始了新的生活。然而由于日瓦格曾从军队叛逃和他对革命的怀疑态度使他受到苏维埃政府的迫害，两人开始流亡。这时曾强奸过拉拉的资产阶级投机者科马洛夫斯基出现了，答应保护他们带他们去西伯利亚。日瓦格拒绝了科马洛夫斯基的好意，却让拉拉跟随科马洛夫斯基离开。拉拉成为了科马洛夫斯基的妻子走了，许多年后，日瓦格在莫斯科的街头遇到了一个酷似拉拉的女子，他不顾一切的奔上前去，却在那时心脏病突发瘫倒在地。他望着拉拉的身影渐行远去，却无力把她喊住。就这样，日瓦格医生死了。

尤里倒在地上，眼中是拉拉的背影，面对爱人却不能向她呼喊，视野外是路人在望着他。观众隔着银幕看到发生的一切，这样的结局恰到好处，残缺的美更能打动观众。尤里•日瓦格死了，没有人会注意到一个小人物的死去，无论是拉拉还是冬尼娅，她们也许仍然相信尤里仍然活着，于是默默的等待。影片的最后一幕，尤里和拉拉的女儿知道了她父亲的故事，她的男朋友来接她，两人挽着手离开，那是一段和平年代爱情的萌芽，但随后的战火会使他们的爱何去何方，我们遐想着，让这个故事继续下去。

大卫•里恩的镜头总是描写那些风云变幻的时代， 在大时代的背景下表现小人物的命运。大卫•里恩镜头中的男人总是显露出挫折感。他们英俊，有强烈的尊严，在大时代的风浪中追求自我，在坚持自由意志与命运的对抗中体现大卫•里恩史诗电影的悲剧主题。就如我们的日瓦格医生，他温文儒雅，有着绅士的风度和诗人的气质，他善良，同情穷人，在战场救助伤员，他有正义感，充满尊严，面对苏维埃政府的战时政策提出质疑，同时他又是多情的，爱上了两个女人。然而这种爱没有给我丝毫的不道德感，他对冬尼娅和拉拉的爱是不分薄厚并行不悖的，是有如天空与海洋的平行姐妹。他在给冬尼娅的信中描绘他和拉拉如何救助伤员，丝毫没有想过冬尼娅的眼中充满的焦虑，他为了不让妻儿受冻而去偷盗木柴，没有意识到可能造成的后果，他逃离军队，在冰天雪地里寻找着回家的路，一心想着是自己的爱人。他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的形象，与时代显得格格不入，注定了遭受挫折。

在大时代的环境中个人的情感是脆弱的，缺乏风花雪月的氛围连爱情也变得卑微，于是战火中的女人很自然的被打上了红颜薄命的烙印。大卫•里恩镜头中的爱情是内敛的，缺乏干柴烈火般的炙热，有的是小桥流水般的缓慢流逝。大卫•里恩镜头中的女人都是善良的。冬尼娅和拉拉爱上了同一个男人，然而他们并没有争风吃醋。冬尼娅选择默默哭泣，她是那么爱她的丈夫，相信他，祈求她对丈夫的爱能把尤里的心唤回。但当战火迫使她与尤里分离时，她又写信给尤里，希望他能和拉拉在一起获得幸福。拉拉的内心是痛苦和愧疚的，她亦是有夫之妇，她遭受丈夫的抛弃，理解尤里对妻子的爱，为自己将可能拆散一个幸福的家庭而怀有深深的罪恶感，她选择和尤里分手。当尤里重新回到她的身边，她感到是何等幸福，忘记了因遭受政治迫害而承担的痛苦。可是最后，尤里还是离开了，他把拉拉托付给科马洛夫斯基，自己选择留下接受即将到来的迫害。拉拉随科马洛夫斯基走了，坐在火车中一言不发，把对尤里的爱埋在心里，永远不再回忆。她把她和尤里的女儿抚养长大，却从不对她提出关于她父亲的事情。

为什么尤里不选择和拉拉一起离开，那样的话两人岂不是能够长相厮守？一个女孩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她，也许是大卫•里恩不想使他的电影陷入好莱坞电影大团圆的俗套中。我没有告诉她，也许还有一种可能，为了男人的尊严。尤里不能忍受自己屈居科马洛夫斯基篱下，接受一个卑鄙小人的施舍。他爱拉拉，但却没有为她而放弃自己的立场，如果他向政府妥协，如那些识时务者般歌颂苏维埃，他们就能免于迫害，如果他和拉拉一起离开，他们至少能在一起度过余生。但他放弃了一切有转机的可能，他从未放弃自己的立场，从不接受他人的怜悯。有人会埋怨尤里的残忍，是他放弃了拉拉，让拉拉成为了科马洛夫斯基的妻子，让拉拉在痛苦中度过余生。但如果尤里是一个革命者，让他为爱情而放弃自己的革命立场，那样反而会被众人唾弃。这样一想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来职责他呢？自古以来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故事总是被广为传诵，但如果一个帝王真的为了一个女人而放弃他的百姓，那个皇帝一定是昏晕无道的。尤里是一名诗人，一名理想主义者，他在外界压力下坚持自己的人格，为争取自己的尊严而与时代的潮流抗争。但他仍然爱着拉拉，爱着冬尼娅，他是忧郁的，有着诗人所通有的多情，他在莫斯科的街头追逐拉拉的身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想呼喊爱人的名字。

我想起了《天堂电影院》中的故事，穷小子多多爱上了银行家的女儿爱莲娜，尽管两人相爱却因为身份差距而不能在一起，多多为此失意潦倒，那时，老放映师艾佛多给多多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士兵爱上了一个公主，为此内心陷入煎熬，他向公主求婚，公主答应他，只要他为她站满一百天岗就嫁给他，于是那名士兵无论风吹日晒日夜守候在公主的宫殿前，他站了九十九天的岗，然而却在最后的一个夜晚悄悄离开了，那个士兵为什么会在最后的时候放弃呢？爱佛多让多多去思考，却没有给他答案。后来爱佛多让多多离开小镇，去外面的世界不要回来。许多年后多多重回故里，已经有了问题的答案，那名士兵是害怕即使自己站满一百天岗公主依然不会嫁给他，他宁肯选择逃避，把最美好的可能留在心里。

其实这个故事有很多种解读，如果那名士兵猜错了呢，公主是真的爱他，只是想考验他对自己的爱，为自己嫁给他寻找一个理由。可是那名士兵却选择了放弃，也许他只是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为了一个美丽的幻觉而放弃了相爱的可能。就像《天堂电影院》的结尾，多多再次见到了爱莲娜，当他了解到爱莲娜嫁给的是昔日的玩伴时，他心里有的是无尽的遗憾，如果当初自己再坚持一下，没有放弃，也许一切都不会这样。

有人说男人为尊严而生存，女人为爱情而生活，但也许爱情就不应该存在所谓的尊严，因为无论怎样，都会有被伤害的一方，在那场漫长的拉锯战中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胜者。有些故事是没有结局的，我们永远也数不清到底存在着多少种可能，最好的办法也许是向加菲那样，一边哼唱着爱情来得快也去得快，只有猪肉卷才是永恒的，一边奋不顾身的扑向包裹着爱情的猪肉卷中。

爱他，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离开她，是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海。

按：想为这部片子写几句话，但是看了林国华的文章，觉得没有必要。牛人就是牛人，不服不行。

19世纪的俄罗斯文人是那么迷醉于所谓“高尚”的“文化”，以至于忘了去培养一种在他们看来极其低贱的文化，一种一个民族藉以克服命运与暴力的威胁并体面地安身立命的文化，一种古代的摩西和近代的彼得大帝曾经筹建过的文化：政治。由于缺失了这种文化，19世纪的俄罗斯又是那么粗野，那么讽刺性地没有文化

　　1994年秋，我进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读硕士学位，跟乐黛云和刘小枫两位先生研究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与宗教哲学中的末世论问题，尤醉心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以及他们共同的精神之父———德意志极端神秘主义二元论的神智论大师雅各·波墨，此人在黑格尔的4卷《哲学史演讲录》中所占篇幅仅次于康德和斯宾诺莎。别尔嘉耶夫的精神传人舍斯托夫(Shestov)给我至深印象。
　　作为19世纪末的俄罗斯思想家，舍斯托夫是那样陶醉于他所理解的犹太启示思想，那样毫无节制地诋毁理性和世俗的哲学与政治生活，那样公开地纵容自己的多愁善感。在其广为流传的神学随笔集《在约伯的天平上》、《旷野呼告》、《雅典与耶路撒冷》以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的对比研究中，他对斯宾诺莎的道德义愤是罕见的，仅仅因为后者建议思想者“当谈论人世间时，决不应当讥讽、悲哀或诅咒，而应当首先去理解”(《政治论》1.i)。
　　犹如当年的摩西站在犹太子民的流亡路与肥美的迦南地之间一样，斯宾诺莎发现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正站在屈辱的古代与未知的现代之间。“当谈论人世间时，决不应当讥讽、悲哀或诅咒，而应当首先去理解”，这项关于思考习性的建议，对于斯宾诺莎自己的民族而言有着深刻的政治含义，它关系到他的“摩西式”的政治使命：通过把犹太民族的思想习性从漫长的弱者的道德怨诉转变为对公正、理性和坚韧的政治意志的健全的热爱，斯宾诺莎试图把丧失了独立与自由的犹太民族从屈辱的神学－政治命途中解救出来，并且以安静和平的“公民”身份、而不是以虚荣好战且屡战屡败的“神的选民”身份安顿在现代的人类世俗史中。
　　在这个意义上，斯宾诺莎的著作都可以冠之以“新出埃及记”(New　Exodus)的副标题。
　　斯宾诺莎的这句格言遥遥呼应着罗马帝国晚期哲学家、政治家塞涅卡的斯多亚式的坚韧：“这个俗世中的事情是渺小琐屑的，我们之所以决定还要在其中活下去，是因为它还有值得研究的地方”(塞涅卡《自然问题》，vii.31.2)。和帝国斜阳中的塞涅卡一样，洞察人世的斯宾诺莎同样表达了一种坚定的政治思考意志：要按照人世的本来面目去看待人世，而不要按照我们所希望的样子去想象这个人世(《政治论》I.i－iv，《神学政治论》，序言)。
　　俄国人舍斯托夫对斯宾诺莎的道德义愤的源头并非他本人声称的所谓圣经的启示真理，而是他自己的酷似犹太人的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处境。不是去试图改变自己民族的悲惨历史，而是把自己民族的悲惨历史当成引人于沉沦的审美迷醉与道德怨恨的文人悲剧，这才是舍斯托夫神学的原旨所在，也是19世纪俄罗斯文人思想传统的精髓所在，这就是通常所谓的“受苦的俄罗斯灵魂”，它其实不过是粗糙的斯拉夫民粹思想、东正教的末世论神权政治迷信，以及古老的日尔曼极端二元论的神秘神学(埃克哈特大法师、雅各·波墨、黑格尔)的大杂烩。
　　“俄罗斯灵魂”从“受苦”中诞生，最后竟然以“受苦”为崇高归宿，它滋养了一个没有“政治文明”的民族，它蔑视“服从”，也不获“保护”，它津津乐道的是似是而非的“精神自由”，却无往而不在身体和灵魂的枷锁之中，从索洛维约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一直到布尔加可夫、舍斯托夫、梅烈日夫斯基，以及发明了典型的俄罗斯式的“撞墙哲学”的安德列耶夫，莫不如此。
　　19世纪的俄罗斯文人是那么迷醉于所谓“高尚”的“文化”，以至于忘了去培养一种在他们看来极其低贱的文化，一种一个民族藉以克服命运与暴力的威胁并体面地安身立命的文化，一种千秋万代的岁月洪流中的万国立法者所孜孜不倦的、因而也是人之为人所能成就的最高文化，一种古代的摩西和近代的彼得大帝曾经筹建过的文化：政治。由于缺失了这种文化，19世纪的俄罗斯又是那么粗野，那么讽刺性地没有文化。正像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结尾所展示的：一个厌恶战争和政治的高贵的俄罗斯诗人孤独地惨死之后，葬礼上的吊唁者却络绎不绝，作者旁白道：没有人比俄罗斯人更热爱诗歌和诗人了。请问，世上还有什么反讽的味道比这更加苦涩的呢？19世纪的俄罗斯文人没有一个不厌恶政治文化，但却没有一个不在谈论救度国民，他们往往被自己精心编织的高贵的民粹谎言感动得痛哭流涕，自以为他们和俄罗斯国民鱼水深情(如果我没有记错，在古今西洋各民族文学史中，19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是最滥情的，无聊的贵族的泪水也是流得最多的)，但是，等到所有国民蜂拥而起，砍断他们的脖子的那一刹那，他们才意识到，他们错了，整个19世纪都错了。从来没有哪个民族的文人像19世纪的民粹派俄罗斯文人那样，自以为替民众立言，而实际上却又离民众那么遥远；最终把这两个群体连接起来的不是文人的同情与怜悯的文字，而是民众愤怒的镰刀和斧头。———文人的文化除了用来装点自己“旷野中”贫乏粗糙的灵魂以外，不但无助于救度国家，甚至也救度不了自己。
　　19世纪的俄罗斯是文化的俄罗斯：俄罗斯给了文化以昙花一现的生命，而文化却没有拯救漫漫苦难中的俄罗斯。俄罗斯文人的命运提示我们，文化可以装点一个盛世中的国家，甚至可以陶醉一群贫乏无味的灵魂，但不能被用来救国度民，因为它自身不具备此等国民政治大业所需要的材质。
　　1994年秋，我进入北大的时候，北大校园仍然弥漫着1980年代文化启蒙热浪的最后一丝余热，据说那是某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的余脉，那个传统叫做“文化救国”。袒露在那丝热浪中，我一直搞不明白一个问题：有“救国”之音，必先有“亡国”之相，然与前代相比，1980年代的中国百废渐兴，救国之说又从何谈起呢？好在那丝热浪渐去渐远，世相虽然不定，但学院众生似乎各自皆有了去从，读书只是个体性的俗世生活，而不再是救亡启蒙的集体伟业；成就此等伟业自有他人他途！身为文人，在对纷纭世事的清明洞察下，以及在对自身的文化职业的有限性的意识中，耕耘自己的园地，做一个安静正义的国家公民，这是文人自身的启蒙乃至救度，它肯定救不了“国”，但却一定能救得了自己。——“这一切原本都甚好。”
　　现在，2006年，又有12年的光阴流逝，世相依然纷纭不定，有的东西已经死去，有的东西还在，或生或死，皆乃幽冥之中之命运使然，“人的一切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又有什么益处呢？”我此时感到，当年我从尘封中唤醒的并不是我曾经自以为是的所谓有着鲜活生命的文化，而是生人永远都不该去打扰的亡魂，古老的命运命令它们对阳光下的必死人世缄默不语。
　　“已过的世代，无人记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因为那出自尘土的，必将归于尘土，那已归尘土的，则不该再看到阳光。寄居特洛伊的希腊美妇人海伦曾经预见到自己死后将会成为后世的歌题，而我们的文人们则应该做好不被后人记念的准备。
　　———就是这样，从来没有什么“救国文化”，文化就是文化，灵魂世界的装饰品，政治世界的缄默者，它既出于必死之人，它自己也必将死去。凡以文为生者，都当如斯宾诺莎那样感知到命运所给予的平凡。

巧得很，先带丫头一起看了《白俄伯爵夫人》（The White Countess）。没经历过苦日子的女孩子，不能想象昔日沙俄时代荣华富贵的伯爵一家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流亡到十里洋场的上海滩，何以顿时陷入食不果腹、寝无尺榻的绝境，必得依赖年轻的伯爵夫人强颜欢笑在鱼龙混杂的舞场挣几个琐碎银两才能过活。

如何跟她这个年龄的孩子解释呢？没有经历过贫穷年代，甚至在课本上也少有接触近代史的90后，眼看就要进入成年。蜜罐子里泡大的他们，想当然以为生活将按原样保持下去，若果真有什么改变的话，总归会越来越好的，进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嘛。

只是生活之路有时候未必总是坦途。父母可以用最深最多的爱来帮助孩子，孩子可以用最大最多的努力来实现理想。那么，这理想看来并不难实现了，如果，如果够幸运，如果你恰巧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一个与动荡、战争、毁灭无关的年代。这样一想，又重温了一遍《日瓦戈医生》。

日瓦戈医生是不幸的，因为他的理想他的追求甚至他的爱好都与所处的巨变年代格格不入，即便聊以谋生的一技之长，在那个时代大潮中也使他失去的更多。他的不幸起初看来并不那么令人悲伤：幼年失去慈母的男孩，幸得母亲闺蜜收留，成为莫斯科富裕家庭的一分子，受到良好的教育，成为悬壶救世的杏林新秀，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冬妮娅共结连理，诗意人生竟成令人艳羡的生活常态。那是1914年一战前，或者是1917年十月革命前。

那个年代的日瓦戈是志得意满、青春飞扬、满怀理想的，为什么不呢？在他看来，美好的人生是需要表达的，用诗的方式。表达心灵的文字最易引起共鸣，甚至喜爱与崇拜，因为对美好的向往是人之常情。喜欢日瓦戈诗歌的，有很多年轻人，虽然这些年轻人并非个个都有看起来美好的、值得歌颂的生活。比如17岁的寡妇裁缝之女拉瑞，比如拉瑞的男友、激进的青年学生帕沙。几个互不认识的青年人，在当时唯一共同的连系是诗歌——日瓦戈的诗歌，并不知道日后大时代的浪潮会将几粒似乎永无交汇的细沙强行冲刷到一起，彼此都体无完肤、伤痕累累。

十月革命！划时代的十月革命！沙皇俄国变成了苏维埃共和国，俄罗斯变成苏联！正从一战对德鏖战的冰天雪地里撤退的俄军，就地后转成了苏维埃红军。队伍里有当初志愿加入卫国保家行列的随军医生日瓦戈，有当初满怀新仇（妻子被沙俄时代恶人凌辱）旧恨（组织游行时被沙俄骑警砍伤）报名参军的帕沙，有千里寻夫变成战地护士的拉瑞。

日瓦戈只想回家与妻儿团聚，只想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拉瑞只想找到丈夫一起回家与女儿团聚；帕沙不一样。对于帕沙，这是一雪旧耻、报仇雪恨的机会，为了这个目的，有什么不可以舍弃的？甚至名字。

可是改了名字的帕沙并不能完全摆脱过去。疯狂地接革命之名杀戮并不能释放他心底的仇恨。伟大的革命，因着一些狭隘之人的龌龊心理在偏离正轨的同时也失去了更多的人心。

6个月革命队伍中互相合作的医护关系在日瓦戈和拉瑞心底种上相互倾慕的种子，或许在日瓦戈还有一丝怜惜（在目睹几年前拉瑞被欺凌愤而枪击恶人后）、几分吸引（对诗对美好生活的热爱）。这样的爱以战友之间友谊的形式存在，直到双方分道扬镳各奔自己的家园。

还有家园吗？革命委员会带着13家房客以共产的名义住进昔日的大宅，主人家还要千恩万谢的，要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改造剥削阶层的思想与生活方式。昔日金枝玉叶的冬妮娅卷起袖子开始操持家务，始终不忘给爱人、孩子、老父一个微笑时，总让我想起流亡到上海滩上的伯爵夫人索菲亚，女人的毅力与坚忍只有在逆境中才有完全展现的机会，虽然这样的机会几乎没有哪个女人去刻意寻求。

莫斯科呆不下去了。日瓦戈同父异母的兄弟早早走上革命道路，已然是莫斯科城里小有权力的警官。一直在暗处观察的哥哥对日瓦戈的诗歌也是喜欢的，只是限于身份不能表达。革命需要的是慷慨激越振奋精神的呐喊呼号，那些风花雪月鸳鸯蝴蝶的无病呻吟、小资情调，统统见鬼去吧。

血液里一定有什么支配着哥哥为日瓦戈一家弄来了出城的通行证和车票，三代四口扶老携幼开始向遥远的乡村避逃，心里是充满希望的：偏远小村里有昔日的度假屋，只要能容得下四口人与世无争地生活，别无所求。

旅途的辛苦与沿途目睹的惨景语言无法表述，与红军高官帕沙的不期而遇让日瓦戈深深担忧起拉瑞的命运。这一程的终点与拉瑞生活的地方并不遥远，两个互相牵挂的人是不是能重逢呢？

乡下一段桃花源般的日子虽然物质上贫瘠，但至少一家人可以相互厮守。窗外尽管冰天雪地，屋内却是其乐融融。再过几个月，日瓦戈和冬妮娅的第二个孩子就要出生了。新的生命总会带来新的欢欣吧。屋外的黄水仙迎风摇摆，生活似乎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在镇上的图书馆里，查询资料的日瓦戈与再次寻夫到此的拉瑞不期而遇。大概这就是宿命吧。有些人注定是要重逢的，哪怕经历再多的分手。好像有些受潮的火柴棒，第一次未必能点燃，但只要你坚持划下去，总有一次尽情的燃烧。

心和身在冬妮娅和拉瑞间游走煎熬，绝望的处境绝望的人们只有互相安慰才可以鼓起生活的勇气吧。这样并不公平，对任何一个爱你的、你爱的女人。日瓦戈在妻子和情人间必须做出抉择。好，就在这个下午让事情有个了断吧，让自己回到贤惠善良的妻子身边，和命运多舛的拉瑞分手吧。这个世界上，你不可能去爱所有爱你的人们，信不信由你。

天意弄人！一场道别让日瓦戈失去了不止两个女人，还有所有的家人。半路上被跟踪他很久的游击队劫持为随队医生的日瓦戈，连道别的机会都没有。两年的游击战中目睹了无数的死亡，牵挂的终是最爱的亲人。终于可以鼓起勇气逃跑了，千里冰封的荒原上，一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男人向着家的方向用足印丈量大地，偶尔见到同样逃难的孤魂野鬼，为什么每个人看起来都好像他的冬妮娅、他的萨沙、他的岳丈啊……

终于走到镇上了，家人没有了，又逃回莫斯科了。拉瑞还在，一心守望着。从冬妮娅托拉瑞转来的信中，日瓦戈得知家人都逃亡到了巴黎，境遇和流亡到上海滩的伯爵一家大约相似。

山河破碎风飘絮，家人零落雨打萍。日瓦戈只有和拉瑞相依为命了。在这段日子里拉瑞是日瓦戈的缪斯，是日瓦戈一切灵感的源泉。厚厚的冰雪似乎挡阻了小屋外世界的一切，在白雪保护的水晶宫里，日瓦戈沉浸于爱与诗的美好……

雪终有融化的时候，蜗壳也有大难当头的噩运。当日瓦戈再一次不得不与拉瑞分手后，剩下的还有什么呢？带着一付疾病缠身的骨架，一个千疮百孔的心灵，日瓦戈回到莫斯科，在苏维埃哥哥的照顾下，回到医院工作。

即便昔日悬壶济世的他，也不曾料到街上一个酷似拉瑞的身影让自己枯死的心灵仍然激动不能自持，继而引发心肌梗死，缓缓倒卧在与拉瑞几步之遥的街头。他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他与拉瑞有了一个女儿，虽然这女儿早早就失踪了；他也不可能知道他的那些曾经被喜欢、继而被蔑视、但最终又受到正视与欢迎的诗歌，在拉瑞与他哥哥努力下得以面世流传。

而他自己呢？像一粒滩上的砂石，经历了无数的冲刷、磨砺、践踏，被巨浪无声无息地吞噬。只有他曾经在欢笑时、痛苦时留下的一句句浅吟低唱，在风平浪静的夜里，伴着月亮，在一些亮灯的窗口回旋。有没有一个夜晚，这些诗行能找到他遗失的一粒粒珍珠，将它们一个个穿起来，带回他心灵安息的地方与他团圆？

2015.10.20 《日瓦戈医生》让我想起了很喜欢的一部电影《乱世佳人》，二者都长达3个多小时，都是由小说改编的，都展现了战争的残酷，并且作者都是持同情保守力量的态度，影片都获得了诸多奥斯卡奖项，而原著，前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者获得普利策奖。

在《乱世佳人》里，南方的庄园主和奴隶们相处和谐，主仆情深。南北战争前，大庄园主们过着成天开party、舞会，只为爱情发点无伤大雅的小愁的快乐日子；而开战后，原本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儿不得不上战场，要么战死，要么吃尽苦头、狼狈返家，原本锦衣玉食、娇生惯养的小姐们，不得不干农活，斤斤计较地过紧巴日子。在《日瓦戈医生》里，内战（剧中人这样称呼十月革命）前，贵族家庭温馨美满、生活富足、其乐融融；开战后，贵族自然没有好日子过，物资紧缺，难觅容身之所，但即使平民百姓，过的日子也没好到哪儿去，感觉就是整个社会都被革命毁了。不过《日瓦戈医生》没太表现贵族对生活一落千丈的不适应，反而展现他们凭借高尚、坚毅、宽容的美德，积极乐观又平静地开创了新生活。与之相反，红军、革命人士的形象实在不佳，凶残、冷漠、毫无人情味、蛮不讲理。这又让我想起了反映美国主流价值观（偏右偏保守）的《阿甘正传》，里面把左翼青年塑造为吸毒、酗酒、滥交、打女人甚至穿纳粹军服的形象，实在有点过了。再一看《日瓦戈医生》是美国1965年拍的，恍然大悟，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红军的印象自然是极坏的。

看《乱世佳人》时年纪还小，没想更多，情感只系在主人公身上；但现在看《日瓦戈医生》，会觉得逻辑有点可笑，贵族在革命战争中失去了曾经的优渥生活，值得人们同情和鸣不平，那么革命的民众难道是因为曾经生活得很好，才想要推翻旧的统治阶级么？难道他们就应该忍辱负重，甘于贫困，而认为贵族们过灯红酒绿的生活理所应当，自己一点也不该惦记，更不该妄想改变吗？落难贵族的确可怜，但无数平民一直处于难中，岂不是更可怜。

当听说个人生活 已经消失的时候

你是那么惊愕

俄罗斯的纯白的雪 皎洁的月光

喂养了你

还有动人的音乐 伟大的诗歌



当沙俄士兵屠杀手无寸铁的工人时

眼中饱含泪水 狼藉中救死扶伤是你


当布尔什维克党人处决沙皇的时候

震惊哀伤的又是你




不管世界流转 你总是站在高高的山岗上

有时人们会说 你是一个傻子



但是你知道

美好 善良 诚实 这些璀璨的宝石

它们的光芒 永远不会消失


不管激进 暴力 复仇与愤怒

如何伤害你和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