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现场直播》避开了印度电影中常见的歌舞升平和主题先行，以讽刺喜剧的面目冲奥，也算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影片中有穷乡僻壤，也有灯红酒绿，有包袱笑料，也有血泪唏嘘。直到这出荒诞闹剧以意外收场，人们仿佛才重新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干嘛，电影也终于坦白说自己要干嘛，而留给荧幕前的人的思考空间可以说绵延广阔。

政府答应给自杀农民以经济抚慰，一项不可思议到引人发笑的政策揭开了这场闹剧的序幕，不知道这个灵感与中国黑煤窑矿工有无干系。天下各地各色人等集聚Natha家里，一时间这位走投无路的农民成为了全国关注的焦点。Natha的庭前屋后从未有过如此场面——媒体日夜守候，大人物络绎不绝。这其中，有人希望Natha履约自杀，有人希望他改变主意另谋出路，更多的人是观望。并非观望Natha最后有何出路，而是观望他到底自不自杀。所以，当Natha以谁都没想到的方式意外身亡时，无疑让众多看客大失所望——人们希望他活着或者自杀，却没人盼着他死于事故。也就是说，人们从Natha身上看到了没兴趣看到的东西，却最终没有看到任何想看到的结果，正如车马纷纷离去时的失落。没有人关心Natha这个人，大家关心的只是Natha自杀这个事件是否会出现，这不由得让我联想起《孔乙己》结尾处掌柜反复重复的话：“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

片中颇具行为艺术气质的刨地老汉，可以看做是农耕社会的一个标志。他面朝黄土、背朝青天，刨出一具足以埋葬自身的深沟，而他本人也最终死在了出卖土地的路上。显然，这位老汉是一位极端象征性的角色，现实中没有人会买他刨出来土，他大概也不会没日没夜地刨到自己不见天日。这是一个典型的“土里刨食”的农耕形象，而他的命运也恰恰预示着整个农耕文明的归宿，这看起来是不可逆转的。当一心想要从业媒体的年轻人持续关注这位老汉时，当然遭到了前辈的训斥：媒体关注的是新闻价值，不是孤立的人。所以尽管Natha尚且安然无恙而老汉已然驾鹤西去，媒体也不应该有任何兴趣关注这位老汉。年轻人可以无奈，可以不理解，但前辈所言确属事实。这里面没有人有错，如果说有不尽合理之处，也只能说工业社会生来如此，追逐效率是工业化无可比拟的优势，而泯灭人性也是工业化与生俱来的弊端。Natha的大便拥有老汉生命所不及的新闻价值和公众关注，这不能不说是现代社会的荒诞。

片尾字幕：“1991-2001年间，印度800万农民离开土地。”工业化进程中，农民的处境尴尬而艰难，印度甚至出现大规模农民自杀潮，他们注定是这个过程中遭难最多最深的群体。未来的工业社会或许安逸遍布，而此刻的转型犹如巨轮掉头，必然出现无数需要解决的问题。电影中呈现了Natha自杀现场直播过程中社会各色人等之百态，也借美女记者之口诉说着无奈——没有解决方案，你只要做你该做的。这部电影会引人苦笑，却不会让人开怀大笑；会发人神伤，却也难以失声痛哭。它就像这个转型社会一般尴尬、棘手、却又动弹不得，这是一曲献给工业化进程中的农耕印度的挽歌，也是对现代印度的一张积极却并不乐观的描摹。

当纳塔由于家庭债务被哥哥忽悠得打算自杀以换取政府补助时，所有的人都来了。媒体忙着抢收视率，反对派忙着批评，政客忙着推卸责任，所有的人都在从中寻求对自己有利的东西，甚至连纳塔的儿子都在期望父亲的死能圆自己当警察的梦想。
但是没有真正关心纳塔到底要什么，更没有人关心像纳塔一样生活窘迫，默默的在劳作中死去的人。
阿三的电影确实不错，刻画出一场极其生动的人生秀，其实这种事情在我们国家又何尝不有？
可以解读的很多，媒体对于新闻事件嗜血的狂热以及对于缺乏新闻价值事件的冷血，发展过程中弱势群体的卑微，各种不同体制下相同的农民的命运……
无力改变什么，只有一声叹息

这是我看的第二部印度电影。眼见赖以维生的农地即将遭到拍卖，一对活宝兄弟决心求死以获得大笔政府补偿金。岂知自杀传闻不胫而走，大批媒体闻风涌入小镇，原本无人关心死活的穷农夫顿时成了全国注目焦点。网友熊眼观影的评论“如果有思想罪，那么一定不是在印度。”说的好。又见阿米尔汗。演员的选角和出色表演把每个人物形象都塑造得极其到位。中国最缺的就是现实讽刺主义。对现实的辛辣讽刺和对政客的调侃都展示这生命和生活的无奈。

2010年上映的印度影片《自杀现场直播》（Peepli Live）是一部具有讽刺与批判意味的影片，尽管该片所反映的是印度农民悲惨的现实，但按照电影类型划分却是一部喜剧。
印度一个名叫霹雳（Peepli）的村庄里，一对兄弟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将土地抵押给银行贷款，最终却因无法偿还贷款而即将面临被银行拍卖其土地的结局。无奈之下，兄弟俩只好向有钱人Bhai Thakur求助却遭到后者的嘲笑与拒绝。这位有钱人还告诉兄弟俩说，在南印度，政府采取了一项新政策：因债务自杀的农民可以得到10万卢比的补偿。经过一番抉择，两兄弟最后决定由已婚的弟弟那塔（Natha）自杀，然后他的妻子就可以领到政府的补偿。这个消息不径而走，各大电视台纷纷派出采访摄制组在村里架起摄像机日夜不停地进行现场直播。由于时值选举前夕，各路候选人也纷纷出动，希望以对此事的处理来为自己赢得更多支持。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自杀事件由此变成了一幕闹剧，众声喧哗之下，弟弟成为焦点人物，但是没有人真正关心他的死活：电视台关心的是收视率，而对于政客们来说，弟弟死或是活则只是他们政治生涯的一个筹码。事情的结果却没能让围观者满意：某天晚上，一场大火之后，人们从灰烬中抬出弟弟的尸体。人死了，却不是围观者期待的自杀方式。众电视台记者收起器材驾车绝尘而去。然而几天后，弟弟再次出现了，原来他在那场大火中趁乱逃出了摄像机的镜头，也逃离了农村，来到了城市。
影片结尾的字幕写道：“印度2001年的调查显示，1991-2001年，800万印度农民退出了农业耕作。”弟弟成了800万失耕农民的一员，但是城市会成为他的庇护所吗？这是影片结局留给观众的思考，但是对于这个最终问题的追问其实在一波三折的情节铺展过程中已经渐渐显露。
当那塔为自己不得不死去而犹豫不决、辗转反侧之时，他的儿子跑了过来。父子之间发生了这样一场对话：
——爸爸，爸爸，你什么时候死？你什么时候死？告诉我。
——你就不能让我安静一下吗？
——叔叔说，你死后我就能得到政府的聘约。
——聘约？
——不，我想当警察。
——我现在都要死了，你还当警察。
那塔赶走了儿子，但儿子却在跑远时仍然叫着“我要当警察”。苏珊·桑塔格曾经写道：“遭受痛苦是一回事，与拍摄下来的痛苦的影像生活在一起是另一回事，后者不一定会具有强化良心和强化同情的能力。它也可能会腐蚀良心和同情。”[1]上面这一幕显然为这句话添加了生动的注脚。当一个人的死成为让另一些原本是最亲近者们藉以逃离苦难，父子间、兄弟间的亲情就这样被残酷地舍弃了。对于银幕下的观众来说，这是某种残酷生活的片段，有着直击心灵的力量；但对于身处其中的人而言，那似乎已成为他们苦难生活的一部分，习以为常而近乎麻木。
影片中更具有讽刺意味的则是对媒体良心的拷问。在影片中，一众媒体为之服务的“主人”一是参选政客，一是收视率。尤其是毫无社会责任感的对收视率的追求导致一个原本可以引发更为深入思考的新闻事件变成了一场媒体狂欢。当弟弟在“直播”中途从媒体视线中消失，另一名失耕农民刚刚走向生命的终点。由于不能偿还贷款，这名农民的土地被银行拍卖。他只好每天不停地挖荒地的土去卖，以换得可怜的收入。但是有一天，他被发现死在了自己挖的坑里，据很多人说他是被饿死的。影片借一位年轻人之口发出诘问：“难道这就不重要吗？”年轻人一度视作偶像的女主持人对他说：“调查表明我们的观众只对那塔感兴趣。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他是第一个现场直播的自杀者。你知道这有多重要吗？……有人选择成为医生，有人成为工程师。我们是记者，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对收视率的追求成为漠视生命的理由，这无异于媒体对自己职业操守的背叛。当记者们在影片最后离开村庄时，那个曾经渴望成为他们中一员的年轻人也丢弃了他曾经的理想。
尽管并未直接说出口，但是影片中的许多细节还是会引发观众对于现实的联想：
当农民们抱怨说：“怎样才能好好耕作呢？美国种子，美国化肥，花大钱买了，然后祈祷下雨”，观众会立刻意识到，这正是Bt棉种子给印度农民们带来的无望的命运。
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当记者问道“你对政府阻止农民自杀有何建议”时，农业部长答道：“工业化。发展中国家不能仅仅依靠农业。”记者继续追问“作为国家的农业部长，您认为我们应该放弃农业，寻求工业化？”农业部长立刻反驳：“你在强加于我，我没有这么说。”而与影片中这一幕相呼应的是印度农业的工业化进程，转基因模式的引入正是这种工业化进程中最为致命的一步，而正像这部影片中所表现的一样，这场变革对于传统家庭农业的冲击是巨大的，作为这场变革的牺牲品，大批农民以自杀或是抛却土地、背井离乡来寻求解脱。印度政府公布的数字显示，1997~2009年，印度有200 000名农民自杀。正如范达娜·席瓦曾说过的，“农民自杀是印度农民面临的生存危机中最悲惨也最引人注目的征兆”[2]。
在影片即将结束之际，首席部长对助手说道：“萨利姆先生推荐了一个美国公司。叫什么来着？山孟都（Sonmanto）？政府所有的种子合同都给他们。”前面的种种铺垫至此揭开了最后一层薄纱，孟山都的名字已然呼之欲出。
影片对以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转基因模式的批判与反思是多角度的：传统家庭农业的终结、农业化社会家庭关系的颠覆、利益集团对政府部门的渗透、大众传媒对作为社会良心的角色的背弃，所有这些都成为农民们迈向死亡的助推器。
电影不是现实，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却可以理解为是现实生活的写照或至少是某种现实社会心理的投射。电影中的主人公说：“我们做了这么多都是为了保护祖辈留下的土地，而现在我们要失去它了。如果可以，我愿意放弃我的生命来保住它。”站在传统家庭农业与以工业化为特征的转基因模式的分岔路口，印度农民也正像影片中的弟弟一样在生与死之间，在守住土地与逃离土地之间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谁知道我们去向何方，车轮还在滚滚向前。没有食物，没有水，找个借口活下去。疲惫的双眼，模糊的梦想。眼泪中也有盐，我的朋友，如果它落下，请浅尝。”片中这样唱到。在印度历史上，盐是自由独立的象征：圣雄甘地率领印度人民反抗英殖民者的斗争正是从打破食盐垄断而始。因此，这段歌曲似乎也暗示了转基因模式正是新一轮殖民扩张的特征与途径，而生物技术在这里则扮演了“后工业时代资本的侍女”[3]的角色。

[1] [美]苏珊·桑塔格. 论摄影. 黄仙然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32.
[2] Shiva, Vandana. From Seeds of Suicide to Seeds of Hope: Why Are Indian Farmers Committing Suicide and How Can We Stop This Tragedy?.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vandana-shiva/from-seeds-of-suicide-to_b_192419.html
[3] Shiva, Vandana. Biopiracy: The Plunder of Nature and Knowledge. NY: South End Press, 1997. 45.

阿米尔汗是当代最伟大的电影人
当年包产到户的时候，大家都是很支持的，什么能提升积极性啦，增产增收啦，精耕细作啦，等等等等之类的话，好像就这就是灵丹妙药一样，现在来看看，什么都很明了了，这就是天下最大的谎言。
很明显，包产到户就是小农经济，就是变相的土地私有制，小农经济毫无先进性可言，土地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只要土地一块一块分到了农民手中，那么它已经不属于农民了，除了土地，所有的资源都掌握在资本家和地主的手里，农民想要重地自力更生，可能么？看看现在广大农村，有几块地还在农民手里？资本家们有一万种方法把土地从农民手里抢过来，比如电影里说的，靠美国种子，靠美国化肥，然后就靠天下雨，然后还不了贷款，然后土地被拍卖。其实这种方法也没啥新意，当年满清时候，国门洞开，小农经济的中国，瞬间被资本主义经济冲垮的种种还历历在目呢。
广大农民在大多数时候都是软弱的，都是可欺的，比如活不下去了，怎么办，是不是该反抗了？按道理说是啊，但是政府给你指了条明路啊：自杀呗。自杀给补助啊，我们奖励自杀，自杀了你们就能保住土地啦！自杀给一万块啊，你活着没有尊严，死了就有了啊，所以快去死吧。接着人民先锋报告诉人民，政府鼓励自杀，地主们就笑着跟农民说，去自杀吧，自杀式一条路，哈哈哈哈哈哈。软弱的农民们，听到这个，都觉着是条路，看来路还没走尽，还能用生命来“保住”自己的地，既然我们的路还没走绝，那还是一如往常，大家松松散散，甚至哥哥还给弟弟上个套，叫他去死，自己应该还能苟活几天呢，反正路还没走绝，赖活着呗。
但是事有不巧啊，本来这个纳塔就要死了，哥哥的10000块就要来了，偏生这个时候又叫人民先锋报一个记者看见了，觉得挺有趣，顺便报道了一下，这一来，各方势力都觉得这个是个好素材，搞得好肯定能弄来不少选票，就像一个电视台说的，最不济，我们也能收视率大升。村里就像炸开了锅一样，到处都是采访，到处都是电视台。选举大热门人物总部长阁下叫下属去给他纳塔点补助，竟然发现什么针对纳塔这样人的补助政策都没有，原来纳塔不是无家可归者，不是衣不蔽体者，不是失业者，不是饥荒者，以上的补助政策都轮不到他，其他的什么全村奔小康政策，进口，促生产，可持续发展政策就更不关纳塔什么事了，看来纳塔在政府（不论是本届政府，还是下届总部长或是农业部长的政府）看来应该是幸福者吧，或许选举期间总部长们看着不是？那到他当上总理看着肯定是了，呵呵~什么叫讽刺，这就是讽刺。
统治者们的闹剧一幕接着一幕，穷人救星巴布拉在万岁声中大摇大摆的来给了纳塔一个电视，说纳塔是反抗特权的英雄，然后说纳塔一定会死的，然后在万岁声中大摇大摆了的走了，一个电视台借村民的口说纳塔的自杀会使这里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老谋深算的政客懂得要最高法院的授权才采取行动，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是不是感到很熟悉，是不是觉着这不单是印度，也很像是中国？地主对纳塔他哥说，媒体迟早会走的，接下来你面对的会是谁？和你打交道的还是谁？是我。纳塔不死，你就死定了。回头对媒体又是一脸的道貌岸然，呵呵~什么叫谎言，这就是谎言。
一转头，反特权的巴布拉又和特权的总部长站到了一起，不让纳塔死；又一转头，农业部长说总部长违法，纳塔还的死。纳塔的儿子都来问纳塔，你什么时候死啊，大爷说了，你死了我就能当承包商了，当警察了。纳塔去田里大便，然后不见了，一大群人就追着找，后面政客们又开始打嘴仗（最有趣的是共产党什么都声讨，哈哈），农业部长在家开会说他要发个纳塔卡，要补助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和想要自杀的人，下属说我们没有这么多资金，他说，我们只管发出通告，怎么做是联邦政府的事，做也是他们的事，不做也是他们的事，让乐曲开始吧。什么叫民主，这就是民主；什么叫选举，这就是选举；什么叫法制，这就是法制。
一个一直做苦力挖坑的老人死在自己挖的坑里，没有人关注他，什么叫悲惨，这就是悲惨……
一声巨响过去之后，纳塔“死了”，纳塔的“意外死亡”让纳塔事件终于告一段落，但是选战还在继续，纳塔和纳塔这样的农民的生活还在继续。原来纳塔卡需要有贫困卡证明，纳塔家里没有贫困卡，但是这已经不重要了，没有人再管他们了……后来纳塔在城市里出现了，他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农民工。
这个身体就是我们全部的家当了
我们还能坚持多久，我们只剩个躯壳
时间面前人人平等，不会对谁偏袒
这个身体就是我们全部的家当了
我们还能坚持多久，我们只剩个躯壳
这样的民主这样的法治这样的选举在印度或者中国这种国家还要有多久？
农民还会软弱多久呢？谎言还会持续多久呢？悲惨还要发生多久呢？
当电影里唱“通货膨胀这个巫婆榨干我们的血汗”的农民们醒悟过来究竟是谁带来的通货膨胀，就不会很久了。
希望阿米尔汗的影响越来越大！

昨天跟一个同事聊天和他一起探讨记者的职业素养问题。他给我举了个例子，日本发生大地震，大批中国记者跑去做采访，问的问题不外乎你家到底死了多少人，以及你现在目前的感受是什么等等这些之类的问题。我同事一直认为中国记者太没有职业道德，人家都已经处在了极大的悲痛之中，还要在进一步的刺痛他们。从上新闻课之初，老师就跟我们探讨过这个问题，我也只能表示很深的同情。但是从工作的角度来看这又是我们不得不这样做的，如果等人家过了好久之后再去采访，等他们心情平静了才去采访，这一方面会丢失宝贵的时间（对于新闻来说时间意味着生命），另一方面被采访人地表现出来的悲伤是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呢。这个问题永远是记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如果你不这样做我只能说你选错了职业。

今天一大早看了印度电影《自杀现场直播》，看完之后心里说不上什么可能对我上面提到的问题给了一个更好的解释。一个因为生活所迫偶然间听说到只要自杀就能获得大笔钱的农民，没想到还没有自杀就成为了全社会的焦点，由此引来全社会的关注，甚至大选也有可能因为自己而改变大选。同时各种媒体充斥着大量的报道，可笑的是连主人公失踪前拉的屎都要有请专家来检验，从中得出某些关于此人的猜测和去向。这真是一个极大地笑话，常人是无法理解的但是我们新闻工作者来说，这是我们经常采取的手段，只不过“屎”换成了另外一种线索。影片最后主人公被误以为意外死亡，这时候媒体纷纷撤离，留下的仍然是这个破碎的家庭以及腐败的社会。

接下来是一小段对白：A是电视台的知名女主播。B是一名有点良心的小记者(他的性格注定也只能当小记者)。

B为什么n（主人公的名字这里简称n）对我们这么重要

A一个农民想要自杀因为他欠了债，你认为这不重要

B是重要，但是这个村子里还有其他农民，难道他们不是同样重要吗

A你这不止是要放弃报道而且还要转移话题，这样不行。你要继续跟踪报道直到得出结论。

B这个村子里有另外一个农民，他的土地被拍卖了，所以他就挖荒地的土去卖，他的劳动大概能赚20卢比。

A你的重点是什么

B他被发现死在了自己的坑里。人们说他是饿死的，这就不重要吗

A好吧如果这能让你高兴，我会派个记者给他做个专题节目（很不屑的口气）

B但是他死了

A让我解释给你，调查表明我们的观众只对n（男主角）感兴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是第一个要自杀的人，你知道这多重要吗？

B找到n就会解决问题吗

A不，不会，不会有任何解决方案。有人选择成为了医生，有人成为工程师，我们是记者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如果你不能处理那你的职业是错的。

很简单的几句对白，我认为值得我们学新闻的人好好思考一下，如果你过不了自己良心这一关，那只能放弃这个职业，我选择了放弃。我也希望想从事新闻的时候应该好好看看这个电影---《自杀现场直播》。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情境是，我们“目睹”越来越多的死亡，同时又越来越无法“投入”其中。尤其当这死亡发生在陌生人中，藉由媒体告诉我们——由此，“某某人之死”成为了一个并不新鲜却在一段时间内过度活跃的事件性名词——我们越多地知道他的死，我们离开那死的真实感就越发遥远。仿佛有一只习惯性的大手，把我们连推搡带勾引地拉离开这“他人之死”，把我们合理地转化为对这死亡的漠然而客观的见证，甚至，在我们准备成为一名不合情理的看客之前，已经被编剧成了屏幕前的观众和有权或无权投票的“选民”。“他人之死”，成全了有幸或有意继续生活的人们的正当公民身份。

2010年的印度电影Peepli Live（《自杀现场直播》）将这一情境推向了极致。这个可以概述为“一个想死的农民”的故事，与其说是剧情片、喜剧片，不如说是戏剧化了的纪录片。虽然事情发生在一个莫须有的，甚至连名字都带着滑稽和低贱色彩的印度乡下Peepli（类似中文的“皮村”），但从农民、农民的老婆和邻居、地方记者、地方领袖、地方领袖的打手、政党领袖、政府部长、部长的助理，直到国家电视台美女记者和她的竞争对手，没有一个人物不是他们所处环境的典型，而这一揽子的典型人物，在一起不是排演，而是推演出这样一个故事——一个遭受围观的印度农民的自杀。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农民自杀，就像中国人的自焚一样，已经是印度日常的一部分，只不过在频率上更高一点——每天一个。

影片的开头，在乡间摇晃着前进的公交车内，弟弟Natha问哥哥Budhia：“如果我们没了土地怎么办？”在哥哥模棱两可的不动声色下，Natha旋即因为晕车而往车外呕吐，在路面上留下了一串白色液体。这时，欢快的歌声响起：“七彩之河流淌在这片土地，每个拐弯处都是染色的伎俩，每个细节都是一个谜，看上去浅，其实很深；印度，你看，是个聪明的混杂体；巨大的心灵，干瘪的口袋；谁知道我们要去哪里，轮子照样转，往前进；没有食物没有水，找个理由活下去；古怪的眼神，模糊的梦，眼泪也是咸的，我的朋友，要是掉下来就尝一滴⋯⋯”

失败者Natha和Budhia回到家。在得知银行因为他们无法还贷而要把土地拍卖后，Natha的老婆愤怒地把这两个没用的男人赶出了家门。于是哥俩决定去找当地的领袖Bhai Thakur帮忙。即便在这个时候，心智幼稚的Natha还在田埂上唱着情歌，结果滑倒在了牛粪上。可是Bhai Thakur正在为即将到来的选举，更确切地说是贿选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根本不搭理他们，更何况他们一开始就去问政府贷款，怎么现在倒想到他了呢？

Budhia以为自己或许可以在选举上为Bhai Thakur“做些什么”来换到他的资助，换来的却是阵阵讥笑。一个较为恶劣的家伙“开玩笑似”地给了他们一条建议：南印度的政府出来一条新政策，因为负债而自杀的农民可以得到10万卢比（约15000元人民币）补偿金。现在，全印度的农民都在自杀呢！“活着就像一条过时的喇叭裤，而自杀，就是条时髦的牛仔裤！”“政府也喜欢公平地给予和索取。至少你可以给出一样东西——你的命！”

这种无稽之谈，当然谁都不会理会。兄弟俩怏怏地往回走。路上他们碰到一群在树下聊天的村民。有的人说，政府应该干脆拿走我们的土地，给我们一笔钱退休算了！种地有什么好呢？美国种子，美国化肥，都要花钱买，最后还要祈求老天下雨。还不如到城里去！Budhia说：“难道先在村里被耍，再去城里被耍？”还没走到家门口，他们已经听说邻村的一个农民卧轨，一个牧师的媳妇跳井，寻死的人真的不少呢。——反正人人都会死嘛，村口的老农说。

走投无路之下，兄弟俩找来刊登自杀补偿政策消息的报纸研究了一番。经过一番奋勇争抢，最后哥哥还是拗不过弟弟，两人决定以弟弟Natha的自杀，来换取赔偿金，保存祖上传下的土地。

此时，远在德里、一脸正气的女主播Nandita正在大选的背景下采访农业部部长：“每8个小时就有一个农民自杀，从1998年开始已经自杀了17万了，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政府对此态度冷漠？”部长回答：“解决的方案只有一个：工业化。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靠农业获得发展！”至于选举，他说：“印地语中有句话说得好：政治中或许有分歧，但永远没有敌意！”此言一出，为后文各政党之间隐含的共谋关系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该邦执政党Samman党的主席正为自己如何在选举前再拿到15则正面报道而发愁。在记者镜头前，他说到自己执政的最大成就是“农民的繁荣！农民的繁荣就是国家的繁荣！”在皮村这个首席部长的选区内，地方小报的记者Rakesh无意中听到Natha提起自己要自杀，当即采写报道《皮村有人说要自杀》。结果小报的执照被立即吊销，兄弟俩遭受当地领袖的一阵殴打，回家后却发现政府给他们送来了一台绿色的抽水机，是为“夏斯特里重新安置计划”——签字领取后，他们被告知“这下可不要再自杀了哦！你们已经享受到政府的计划了。虽然不给安装费，但你们本来可是要死的人，应该感谢夏斯特里（1964-66年的印度总理）救了你们！”

本来事情就可以终止于这台无法抽水的抽水机——无奈这则小报道通过当地线人，传到了女主播Nandita的耳中。虽然她不跑农民这条线，但意识到在这个选战关键时刻，虽然每天有很多农民已经自杀，但也比不上一个宣称正要自杀的农民来得重要啊。她立即赶到乡下对Natha采访。面对惊恐的Natha，她安慰道：“什么都不会发生，这只是台摄像机。”而Natha长期卧病在床、天天抱怨的老妈则大叫：“天啊，政府又来人啦！”

电视中，Nandita在自杀农民的小院里质问：“他是否会自杀，并指责我们？这个政府是否会介入，拯救他的生命？”一夜间，所有的电视台都派直播车赶到了皮村，尘土飞扬中，全村的人都被抓来采访。大家描述自己多么遗憾即将失去Natha这样的邻居：“唉，Natha和我从小一起抽烟，一起吃蛋；没有他，再抽烟和吃蛋的感觉都会不同！”Natha穿梭在这些对他的无比怀恋的哀悼中，继续生活。

媒体的传播，让首席部长非常生气。他问手下：“就不能给这家伙一个什么计划参加么？”手下捧着一叠资料说，英迪拉住房计划是给无家可归者的，Jawahar就业计划是给失业者的，Annapurna计划是给饥饿者的，而Gramin Vikas计划是针对整个村子的，其他的计划是和平与发展，进口与出口，增长促进，减缓发展——没了！没有其他计划了！“那么就给他专门搞一个计划！”

当地贱民领袖也趁机高调来访，给Natha带来一件贵重的礼物：电视机。——所有人都站在媒体这边。他授予Natha花环，并宣布：“战争就要打响，Natha要牺牲，Natha要死！”在将人们的视线转到种姓问题上来的时候，他也为自己拉了把选票。

皮村突然变得异常热闹，人们在边上兜售棉花糖和气球，甚至开了游乐场和杂技表演，以至于当地方领袖来上门探望的时候都不免说：“我从没见识过对死亡如此隆重的庆祝！”但他同时带来一个消息：“你两天之内要自杀！否则，我就把你哥哥杀了。”

警察过来包围了房子，将Natha一家保护和监视起来。一边是选战两头对Natha的威胁和利用，一边是全村人基于他的将死或不死的狂欢。这个时候，突然谁都不知道Natha是谁，是那个提着罐子准备去取水或者去大便的矮个子么？他为什么要死呢？为什么那么多人关心他的死？不仅天真的Natha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在摄像机，在瞭望台，在印度式的五颜六色中被淹没了。注意力就是这样一样容易被迷惑的东西，它一时在这里，一时在那里，热切地游走，却无法专注。

只有一个人，坚持在同一个地方挖掘。这个叫Hori的、胳膊只有杯口这么粗的老人，好像是几根棍子搭起来的枯柴般的农民，每日拿锄头挖地，不言不语。在Natha出逃的那一天，他死在了自己的茅屋里。这是一个农民的现在，也是Natha的一种可能的未来。他的土地也被拍卖，他以售卖闲耕地里的泥土为生。他的身体已经很糟，但每天能赚20卢比（不到3块钱人民币）的挖地，是他唯一的谋生办法。他拿着锄头，却不在耕种；他在挖土，而不是翻土。他似乎在给整个村子，或者说所有的乡村掘墓，这个农民的标志性动作，在过去是为了播种和收获，在今天是为了埋葬和死亡。而土地，原本是为了种植和繁衍，现在却成为了不孕不育的商品；而这被降解为泥土的、可被兜售的属性，又诡异地拖住了一个与土地脱节了的农民的性命。最后，枯柴般的Hori毫无意外地死于饥饿和贫困，死于他贫贱的茅屋，留下的是茅屋边巨大的空洞和站在茅屋门口慨叹的若干邻人。

这另一个卑微的农民的死亡，唤起了小记者Rakesh的觉醒。但小记者Rakesh也不能挽救任何人——已经死去的Hori，或者已经在死亡日程上的Natha。在围追堵截Natha的最后的混乱中，竟然是Rakesh，这个媒体的觉醒了的线人，被意外地活活烧死。而所有人都达成共识：死去的肯定而且只能是Natha。Natha终于死了。故事终于有了结局，而这个结局能在所有的通向外部的渠道中得到妥当的打理和收拾。

记者兴奋地说：“他不死于谋杀，不死于自杀，而死于意外！甚至连命运都不让这个可怜的灵魂实现他最后的愿望——自杀！”自始至终，Natha的死的愿意局限在媒体的、公众的和政治的意识内，他没有过自己的死，就像没有过自己的生。或者说，最初他还有过（决定过）自己的死，但现在，就连他的生都不存在了。记者需要线人，政客需要选票，人民需要电视，没有人需要死亡的真实。Rakesh是Natha的死的替代品，或者说，在底层的世界里，谁死都一样。Natha逃遁到了城市，和其他“先在农村被耍，然后跑去城里被耍”的人一起，用那把似曾相识的锄头，翻挖着城市的建筑工地的尘土──不孕不育的尘土。而他的并非自杀的“死”没有给家人带来任何好处。正如他老婆对他哥哥说的：“三个月了过去了。他丢了性命。而你却连一张贫困证明卡都拿不到。”

在这个没有英雄也没有救赎的故事里，所有的单位和个人都袒露出本来面目。记者们在尘土飞扬的穷乡僻壤里死守坚持，农业部长也真的相信工业才是最终出路；中央政府凭空想象地端出“A计划B计划”给地方政府出难题，而地方政府则利用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和欺软怕硬的弱点，哄骗基层的选票。当然，美国种子公司是商业上永远的赢家，而在最后时刻走上街头的社会运动分子，则在幻觉中为一个遥远的，但自认为很真实的命题呐喊。死亡中的血肉被掏空，只剩下死亡的皮囊，亦如农村的生产力和生命力被抽干，只剩下名为“农村”的驱壳。在这出全体人员自编、自导、自演的色彩斑斓的悲喜剧里，无力者继续无力，有力者继续前行——只是不知道要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