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影片诗意的名字，其所讲述的故事要残酷的多：危地马拉的安立奎和罗莎两兄妹为了躲避迫害，从家乡逃到北方。他们怀揣着过上新生活的梦想，穿过墨西哥来到美国。这部被影评家罗杰•艾伯特（Roger Ebert）称其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愤怒的葡萄》”的影片展现了两兄妹失去亲人后，相依为命，无处为家的悲伤命运。

影片的叙述主线紧跟两兄妹的命运，这一点非常符合主流电影的特点。150多分钟的片长容纳了丰富的内容。同时夹杂了一些唯美的，超现实的，抒情性的镜头，对于文艺片爱好者来说，也许正中下怀。但对于一般观众而言，这样的片长和节奏，稍显沉闷。

让人印象深刻的镜头有：罗莎在河边洗完衣服回家时，看到母亲不在了，屋子里满是蝴蝶在飞……。罗莎一人坐在树林里等哥哥，一直小鹿慢慢走来，罗莎转身，从地上捡起一朵白花……也许因为故事本身过于悲伤，导演故意夹杂了这些唯美的镜头，企图缓解影片过于压抑的气氛。

另一个颇具含义的的镜头是：罗莎在富人家里干活时，从窗口看到同龄的美国女孩坐在豪华轿车上，等男友的到来，紧接着的镜头，是落日事昏暗的天空（平时一定觉得很美，但此刻却有一种压抑感），而配乐也是幽怨低沉的。这一幕很难不让人想到：这个世界背后有一种深刻的不平等，它常常被人忘记，以为世界应该就是这样，甚至有人用所谓的“达尔文主义”把它合理化。这种不平等像是这个世界很难治愈的顽疾，也是人类社会最深沉的悲哀。

感觉这个导演像是拉美的，因为电影讲述了冒充墨西哥人的一对危地马拉兄妹偷渡到美国的故事。一查资料才知他出生在美国，应该算是算是美国人了。 而美国正是拉美的北方，是他们向往的天堂。但前提是，你必须被“合法的”接纳。因此这对“非法”兄妹在美国迎来了必然的悲剧命运。



影片的三个部分恰好对应了作为南方的危地马拉，作为偷渡过渡区的墨西哥，和作为北方的美国。 而在这三个国家，他们的身份竟然都是非法的。在自己的祖国危地马拉，它们作为造反的农民的后代被通缉，偷渡已是无奈的选择；墨西哥的贫穷让他们无法留恋，因为他们听说天堂在北方；而在美国，天堂依旧遥远，非法的身份像一个恶咒在追击着他们。



三个部分的影像处理也各有特点。危地马拉一段有明显的拉美魔幻色彩，其中在母亲消失的房间出现的大群蝴蝶，以及蝴蝶震翅发出的风铃声，都非常的魔幻，像是《百年孤独》一章的结尾部分。在墨西哥，兄妹俩爬过几公里长的废弃下水道偷渡一段惊心动魄，仿佛地域之旅。在美国非法打工的处理又极度现实，退去了一切幻想的光环。加入的梦幻镜头也只留下了苦涩的味道。

最近看了两部题材类似的电影，一部是格雷戈里·内瓦的《北方》，一部是杜琪峰的《天堂血路》。《北方》是从危地马拉移民到美国北方，而《天堂血路》则是从大陆移民到香港。而巧合的是，这两部电影的导演都生长在天堂之地。

《北方》和《天堂血路》里，主人公的移民都是被迫的。在《北方》里，白人殖民者抢掠危地马拉的土地，并且杀害了主人公安立奎和罗莎的父亲，为了避免殖民者的追捕，两兄妹决定被迫移民。而《天堂血路》中，阿龙因为错手杀害了奸杀妻子的干部子弟而被迫移民。

虽然都是被迫移民，但是对于天堂之地的情感则各不相同。在《北方》中，北方是危地马拉中人人都向往的天堂，那里有电灯、自动冲水马桶和汽车，每个人都对北方充满向往，故乡的残酷遭遇似乎为安立奎和罗莎提供了一个契机，让他们有了离乡背井，追逐天堂的理由。而在《天堂血路》中，阿龙当初不惜和初恋情人分离，也不愿离开故土，香港对于他来说，只是别人口中的天堂，他本人从来没有过强烈的渴望。

《北方》花了一半的篇幅来叙述兄妹二人离开故乡的过程，在危地马拉，他们受到殖民者的迫害，在经过墨西哥，又受到了两次欺骗，其中一次甚至差点失去了生命。而在《天堂血路》中，只共了几分钟来讲述阿龙出走的原因，叙事的重点在于阿龙来到香港后的艰辛与无奈。

《北方》在阿龙到达美国后，遭遇似乎顺利了很多，在这里，除了遍地的工作机会，还有热心的同乡移民和善良的美国人。善良的美国人，除了给他们提供各种工作机会外，还不会举报他们非法移民的身份，而其中最邪恶的角色是一个美籍同乡，他因为妒忌安立奎抢了自己升职的机会，向移民局举报了安立奎。

《北方》的导演是美国人，他很明显地站在了美国的角度来看待移民问题，他可能是想表达移民的艰辛，可是总有种站在高处看底层的感觉，主角有工作时，永远都是积极快乐的，生活也在慢慢变好。因此故事的转折，只能用意外来推动，并且这意外还是他们在逃离的过程中造成的——罗莎在利用下水道入境时，被老鼠咬伤，并因此染上了鼠疫。而在结尾，安立奎走出了罗莎死亡的阴影，又开始了积极寻找新的工作，结局充满了希望，美国梦并没有破灭。

而在《天堂血路》中，移民的状况却比《北方》更加阴暗。香港导演杜琪峰似乎在告诉观众，香港根本就不是天堂。女的做妓女，男的做贼似乎是南下香港人们的宿命。当阿龙初入香港时，就目睹了女偷渡客被强奸的场景，大陆亲人过年过节收到香港亲人寄来的电器或金钱，可能是移民用血汗和皮肉换取回来的，即使有同乡做了警察，也依旧得不到信任，甚至被怀疑是内奸。阿龙的初恋情人阿凤为了不让老公阿泉做贼而去做了妓女，但最终还是改变不了阿泉做贼的命运。悲剧的核心可能就在这里，无论怎样地死命挣扎，还是滑向了那个设定的结局。

相比于《北方》，我更喜欢《天堂血路》。在《北方》中，危地马拉和墨西哥是邪恶的地狱，美国似乎是救世主的角色，而在《天堂血路》中，救世主是虚幻的存在。

看罢让人很难想起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拍摄的电影，一是因为其光影、构图与配乐（尤其是土著居民坟墓边的巨大十字架与葬礼上的歌唱）颇具艺术感，艺术感使其永恒；二是因为我相信这样的故事时至今日仍在持续不断地发生着。线性的叙事结构将影片分割为三部分，从危地马拉，墨西哥，到美国，勾勒出Enrique和Rosa兄妹的移民故事，也折射出以Enrique为代表的一部分土著居民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幻灭，这最终不可避免地引向了悲剧性的结局。

移民也分轻重缓急。在新殖民主义的压迫下，咖啡种植园的工作让人不堪重负，而来自美国的就连穷人也有车开的社会图景实在诱惑，这让Enrique一家人逐渐有了移民的想法。而当Enrique父亲尝试秘密组建工会的行为被政府发现，并惨遭杀害后，军队大规模的镇压让Enrique不得不选择立刻离开。偷渡的通道位于墨西哥蒂华纳(Tijuana)，这里与拉美其他地方同样贫穷，但令其与众不同的则是其地理位置带来的偷渡产业，以及伴随着偷渡产业的高人口流动率。在蒂华纳兄妹俩历经艰险，终于在同村人介绍的掮客(coyote)的帮助下从一处废弃的管道中爬到了美国的圣迭戈(San Diego)。

在Enrique父亲惨遭杀害的那一夜，父亲曾告诉Enrique，在有钱人的眼里他们只是帮着干活的手臂。他说他曾在很多地方工作，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他们对待动物都比对待土著居民更好。接着他平静而又有力地说出土著居民的宣言：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证明给有钱人看，试图让他们明白，穷人也有灵魂，有心灵，穷人也能感受。我们穷人也是人，我们都是一样的人！(Muchos años andamos buscando y probando que el rico endienda que el pobre tiene alma y corazón, que siente. Somos gente pues, ¡todos igual!)

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1511年安东尼奥·蒙特西诺斯(Antonio Montesinos)在海地岛上发出的呼声：

你们有什么权力和理由这样凶残地奴役印第安人？你们有什么权力对他们进行可憎的战争？...他们难道不是人吗？没有正常的心灵吗？你们难道没有义务像爱自己一样去爱他们吗？("Decid ¿con qué derecho y con qué justicia tenéis en tan cruel y horrible servidumbre a estos indios? ¿Con qué autoridad habéis hecho tan detstables guerras a estas gentes[...]? ¿Estos, no son hombres? ¿No tienen almas racionales? ¿No estáis obligados a amarlos como a vosotros mismos?")

遗憾的是，500年过去了，对土著居民的压迫一直持续着。听罢父亲一席话的Enrique，感受到了鼓舞，这份鼓舞与见到父亲的死而燃起的愤怒一起，使Enrique的自我意识觉醒起来。通过掮客组织的灰色招聘渠道，兄妹都在美国找到了工作，甚至开始学习英语。他们努力上进，生活渐渐好转起来，原本破败不堪的小屋子也被装点得温馨亮堂。在升职的那一天，Enrique兴奋地把父亲死前说的那些话告诉妹妹，鼓励着她也鼓励着自己——他们不仅证明了自己是真正有心灵、有灵魂的完整的人，而且马上也要变得有钱了。

正当他们以为生活就此步入正轨的时候，Rosa因在偷渡时被管道中老鼠咬伤而染上伤寒，最终不治而亡。Enrique也因没有正式的移民身份，在嫉妒他的同事的举报下，为逃过移民局的追捕而失去了在餐厅的工作。

土著居民无处可去的命运最终被病床上的Rosa道破。在故乡危地马拉，他们受到与新殖民主义相勾结的政权的压迫；在墨西哥，同样的贫穷让人无处落脚；而在令人向往的美国，非法移民的身份让他们依旧举步维艰，遭受着更不易察觉但是不比故乡更小的压迫！

我们的故乡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处。他们在追杀我们。在那里我们没有容身之处。墨西哥只有贫穷，在那里我们也没有容身之处。而在这里，在北方，我们是不被接受的。Enrique，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一个去处呢？大概只有在死去之后，我们才能找到一个小小的家园吧。(En nuestra tierra, no hay lugar para nosotros. Nos quieren matar. No hay lugar allí para nosotros. En México solo hay pobreza. Tampoco hay lugar allí para nosotros. Y aquí en el norte, no somos aceptados pues. ¿Cuándo vamos a encontrar un lugar, Enrique? Tal vez solo muertos encontremos un lugarcito.)

最终，Enrique又一次回到掮客组织招聘的小广场，并跳上招工的卡车来到了一处建筑工地。艰苦的体力活，严厉的监工，Enrique的处境与片头在咖啡种植园工作的父亲仿佛别无二致，对他而言危地马拉和美国也不再有区别——甚至，美国的生活成本更高，这曾在电影中借Rosa在生病的幻觉中看见的母亲之口道破：

有什么办法呢？这儿的日子很难过。你得买吃的，得交房租，这些都很贵。人们和我们说在美国能赚很多钱，却从没告诉过我们得花那么多钱。(¿Pero qué le vamos a hacer? La vida aquí es difícil. Hay que comprar comida, pagar la renta. Todo está caro. Nos dijeron que en el norte se pudiera ganar mucho pisto, pero nunca nos dijeron que habría que gastar tanto.)

Enrique对生活的一切希望最终都归于幻灭了。影片切回危地马拉故乡的画面，墓地、十字架的和军队为了恐吓人民而高高悬挂的Enrique父亲的头颅又一次出现，也许是在体现在美国举目无亲的Enrique心中的思念，也许也是在提醒观众，Enrique从未走出这个小山村，而下一个被悬挂起的头颅，也许就是他。首尾呼应的这些画面，和贯穿全篇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元素（父亲被杀、母亲被抓后Rosa在屋内看见的蝴蝶，Rosa发病的幻觉中父亲送上的一篮鲜花上的一条鱼等）一同为影片再增一份拉美特色的艺术感，而Enrique祖辈、Enrique父亲和Enrique自己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遭受的相似的磨难在这片土地上循环往复地持续着。

我看到三个妇女站在那里（好像是十字架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感觉是拉美导演的作品，那种感觉只有拉美导演才有。

危地马拉的安立奎和罗莎两兄妹为了躲避迫害，从家乡逃到北方。他们怀揣着过上新生活的梦想，穿过墨西哥来到美国。这本是一个每天都会发生的故事，但在格雷戈里·纳瓦（Gregory Nava）这部划时代意义的《北方》之前，越境到美国的移民的个人痛苦，却从未以迫切需要的人道主义关怀精神被呈现在电影里。本片是一部充满梦幻般影像的社会现实主义作品，是一个希望与幸存者的故事。《北方》饱含深情地表达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影评家罗杰·艾伯特（Roger Ebert）称其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愤怒的葡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