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蔡明亮《爱情万岁》影评

巾城/文

剔除所有的抒情（甚至影片完全没有配乐），蔡明亮在这部都市电影中只留下残酷的叙事。三个迷失在空虚里的人企图用幻想建起欲望的纽带。他们性格不同，行事有异，但在一种行尸走肉的大环境下，却彼此找到了某个层面的共鸣。这种共鸣并不是灵魂或思想的共鸣——这样的共鸣太“虚假”，而这些无处可逃的主人公们要寻找一种更直接的共鸣。这种共鸣甚至击碎了性格的缺陷、世俗的羁绊，在彼此间变成一种温存。
在这里，导演要展示的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一种对理想的彻底嘲笑。艺术总是带有理想化成分的，那些被理想化的名词：爱情、生活、性、绝望，等等一切，被一次次以不同的方式搬上艺术的平台。而在这部电影里，没有理想，所有的一切都是现实的。我因此觉得它带给艺术家们的震撼甚至可能比普通观众更大，它告诉这些人，你们满腔的激情不过是一个无望的梦。你们在象牙塔尖搭造所谓的高层建筑，但生活在这下面的人却有他们自己的哲学。而上下两者间，根本就没有联系。你可以绝望，但你甚至连绝望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你看，他们过得顺理成章，发泄得顺理成章，表演得顺理成章。当然，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绝望，而这种绝望被融进他们生活的进程中，也变得顺理成章——他们根本就不会想到要为之去改变什么，或决定什么。
“爱情万岁”——爱情作为一种燃烧的火苗已被压抑在一种无声的龃龉中，只剩下一个干枯的词语（爱情！）依然万岁。也许阿荣在勾引售楼小姐时得到的满足感、后者与前者做爱时得到的快感，及小康的懦弱和那个几乎行为艺术式的吻都带有某种感情色彩，但这种感情是被剖去内核的，是冰冷的。影片最后一个10分钟长的固定机位的长镜头里，女主角凌乱着头发在台北市灰蒙蒙的清晨哭泣。她的哭泣是不能被艺术家所理解的，是不能被艺术，被理想，被任何一种精神所拯救的——现实已经丢弃了（艺术家们认为）她本该接受的这些东西，而她接受了现实。因此，她纵使在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下会觉得疲惫和悲哀，这种疲惫和悲哀也只能被她自己、被时间慢慢埋葬，却没有出路。
从1994年到今天，物质生活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猜想这样的一个镜头今天可能也见不到了，因为你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喘息，停下来悲伤。我猜想这位女主角若活在当下，一定至少在表面上比1994年的她更快乐。有功于物质文明的泛滥，世界变得更紧凑、更小，她甚至还能找到更多的朋友。
艺术家很多时候像是走在迷雾里的人，为了找寻某种自以为崇高的真相呼吁和呐喊，他们中的很多人最终陷入绝望，甚至带着绝望死去。但这是因为他们的内心深处充斥着一种对与他们看到的世界相反的光明的渴望。换句话说，他们致死都是相信这种光明是存在的，因为自己得不到，才会死去。可如果这种光明不存在呢？如果天堂不存在呢？如果你的理想根本就只是一个笑话呢？如果那些为数不多的人对你的尊敬、欣赏、附庸、迁就和鼓励都只是一种同情和怜悯呢？谁又会告诉你，在这个大大的“艺术”后面，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甚至，如果你连自杀都是没有意义的呢？
也许，只有无知的人才是快乐的，因为他们不需要思考明天。也只有无知的人才懂得无知的人的痛苦，而在他们互相安慰的间隙，艺术家所有的大作都像是一场手淫。

他如此着迷于城市的间隙里那些，“无所归属”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藏在人的间隙中的，“无所归属”的自我才得以安放。王家卫的孤独是自恋的，浪漫的，美的。蔡明亮是无比真实的、压抑而诗意的。为什么“爱情万岁”呢，因为只有爱情能够填满这个间隙，而“性”只能抚慰它。片名不像是一种庆贺，而像是一群人遥望着的希冀。某些时刻，我觉得他觉察了我心里的秘密，他对空间的调度，人的调度，无比准确，在静置的镜头中，他真的理解影像的——人的、空间的“语言”。蔡明亮不安慰人，他只是告诉你说，“我是这样”。或许你也是。

第一次知道蔡明亮是一个朋友的推荐，他让我关注《天边一朵云》，而我只找到《爱情万岁》，看过之后感到被触动，于是开始收集他的影片，履历及与他相关的一切。不知道这行为是否算做追星？而他虽然也是一颗闪亮的星，却并不被多数人接受，他的晦涩而沉闷的影片注定是小众的，不会象张艺谋冯小刚那么容易引起共鸣，自然也就不会那么容易在市场中找到了。
蔡明亮1957年10月27日生于马来西亚砂拉越古晋，广东揭阳人。幼年由外祖父母抚养，并轮流带他观赏电影，与电影结下不解之缘。1977年赴台湾，考入后来改名为中国文化大学的台北阳明山中国文化学院戏剧系影剧组。期间热忠舞台剧，并于1982年和几位同学组建小坞剧场，出品有舞台剧《快餐炸酱面》等。后来在为电视拍摄剧情片《小孩》时，于电动游乐场所中结识没有任何表演基础的李康生，从此成为他影片的御用男主角。1991年徐立功找他拍片，他以李康生为蓝本编导了第一部电影《青少年哪咤》1994年以《爱情万岁》获威尼斯影展金狮奖而从此被更多人了解。
处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我们的生存状态是那么的焦虑而无奈，在他的影片中充满了对这种焦虑和无奈的观察及深层挖掘。而他本人漂泊的成长经历，无根的生存状态决定了他观察社会生活的独特视角。
《爱情万岁》中的三个人物小康（李康生饰）是卖墓穴的，阿容靠摆地摊生存，林小姐售楼。虽然故事在台北，可这样的人就生活在你我身边，随处可见。小康卖的是死人的“家”，林小姐卖活人的，而他们自己都居无定所。小康和同事格格不入,并为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感到自卑由此想到自杀,但又没有勇气...林小姐和阿容在街边搭讪而发生一夜情。
片中有一个场景是当同事们在一起做游戏时，小康在一旁尴尬的观看，游戏是以家庭的角色转换为基础的，在爸爸妈妈和孩子之间做不停的变动。同事玩儿得很投入，对于小康来说，那意味着传统价值观下的家庭模式，他是同性恋，他将来可能拥有的家庭会是什么模式呢？他会拥有当下社会能认可的家吗？他的存在难道不是对传统价值观下的家庭的解构？当他观看这个游戏时，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痛苦，并真切的感受到传统婚姻模式正在瓦解。可什么在取代传统呢？同性恋还不是主流，尽管有些国家已经为他们颁发合法的证书，但那就象是男性世界里也有女性的杰出代表一样，是社会显示宽容和理解所给予同性恋的妥协。片中的林小姐不是同性恋，但她一样没有找到传统意义上的爱情。
一夜情，这个不为传统所认可的形式，是林小姐找到的填补肉体欲望的方式，我认同王朔的说法，没有人能控制自己的血压、心跳、分泌多少酶...等等这些由生理功能完成的工作。这个世界没有圣人，谁能抗拒生理的需求？困了要睡，渴了喝水，我们难道有能力反抗？但林小姐的精神并不是龌龊的，片中最后的镜头是长达10分钟左右的哭泣，林小姐在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和阿容做爱后的哭泣，她一个人在公园的长椅上，抽噎到放声。她对爱情的渴望是发自内心的，同时也对因为不能得到真爱，并放纵自己的欲望而感到失望、伤心和无奈。
影片从来没有交代小康为什么是同性恋？林小姐的工作性质接触那么多的人，并且应该在经济上还算不错的人，为什么就不能找到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男友呢？她自己也该算是白领啊。还有阿容，他那么年轻，就靠每天摆地摊生存，有警察来检查还要随时逃跑，就象北京街头的小商贩一样，没有社会认可的生存方式，没有安全感。难道这是他想要的生活？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生存的困境，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社会的进步和竞争带给我们的负面效应以及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到底是什么在取代传统？是什么令传统丧失了原有的凝聚力？这样的迷茫正是蔡明亮让我们正视的。电影到底是什么？难道它真的只是让更多人在影院中和创作者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我想除此之外它还应该是作者表述他价值观的手段，观察社会、拷问人和人性的窗口。市场需要大片，应有之；但市场同时需要沉甸甸的思考，亦应有之。有记者采访蔡时说，你的电影是票房的毒药，这对台湾电影的整体恢复没有帮助。他回答，电影的现状和制度有关，你不能因为台湾没出现冯小刚就质问我为什么不是冯小刚啊。
我想蔡明亮电影的沉闷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的。没有太多人物，简单的关系，几乎没有对白，没有花哨的镜头技巧，蒙太奇...等等等等。这在当今讲究大制作，演员阵容，画面视觉冲击力及吸引观众的剧情等等话题的对比下，他的电影在市场中的苍白无力是注定的。但是我能感受到他对人的真诚，他的电影触摸到了我心灵最深的部分，令我感动和回味。



蔡明亮作品年表
　　电影部分：
　　编剧
　　1982 《风车与火车》〈张佩成导演〉
　　1982 《小逃犯》〈张佩成导演〉
　　1983 《策马入林》〈王童导演〉
　　1984 《阳春老爸》〈王童导演〉
　　1985 《好小子Ⅲ》〈王童导演〉
　　1987 《黄色故事》第一段〈王小棣导演〉

　　编剧/导演
　　1992 《青少年哪吒》
　　1994 《爱情万岁》
　　1996 《河流》
　　1998 《洞》
　　2001 《你那边几点》
　　2002 《天桥不见了》
　　2003 《不见不散》
　　2003 《天边一朵云》

　　电视部分：
　　编剧
　　1989 《不了情》
　　导演
　　1989 《快乐车行》剧集
　　编剧/导演
　　1989 《海角天涯》单元剧
　　1990 《我的英文名字叫玛丽》单元剧
　　1990 《丽香的感情线》单元剧
　　1990 《阿雄的初恋情人》单元剧
　　1991 《给我一个家》单元剧
　　1991 《秀月的嫁妆》单元剧
　　1991 《小孩》单元剧
　　1995 《我新认识的朋友》纪录片
　　2001 《月亮不见了》儿童歌舞剧

　　舞台剧部分：
　　1981 《速食醡酱面》
　　1982 《黑暗里一扇打不开的门》
　　1983 《房间里的衣柜》
　　1994 《公寓春光外泄》
　　1998 《小康跟桌子》
　　1998 《四川的好女人》

　　短片部分：
　　2002 《天桥不见了》
　　2001 《与神对话》（DV短片）

人与人的距离
在蔡明亮的“水”三部曲中，我以为，除了水的意味之外，还有一层更为深刻的意味，是家的意味，这种意味因为不连贯，而且隐蔽，常常被忽略了。
总体上看，“水”三部曲中，家给人的印象都是很隔膜的。这里面既有儿子与父母两代人的隔膜，也有父母之间的隔膜。
《青少年哪吒》主要体现的两代人的隔膜，儿子小康，既然是哪吒，自然就是“仇父”的。他与父亲极少说话，好像父亲是自己的继父一般。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与父亲之间的亲情。
当他看到父亲的出租车反光镜被阿泽砸碎后，他开始了寻找与复仇，直到他找到阿泽，将阿泽的摩托车用刀了划烂，在锁眼里洒上固体胶，在车身上喷上“AIDS”，然后站在一旁欣赏阿泽的愤怒。
父亲对小康的感情也是如此，知道他读补习班很无聊，就主动约他去看电影；在儿子出走后，他还在半夜悄悄地留着门，等着儿子回家。
与阿泽和阿桂相比，小康的家并不一定幸福，但是很平和，很正常。而阿泽与阿桂的家在影片中则是缺失的，阿泽跟哥哥生活在一起，他哥哥在影片中只露了一个背影，据说，是个汽车经纪。他与弟弟没有任何交流，他们之间的生活除了紧紧相邻的房间，几乎是割断的。阿桂也是如此，没有任何归属感，可以随便打电话，跟一个陌生男人约会，然后上床。只要人家不放她“鸽子”、不在约会之后把她一个人遗弃在床上，她怎样都行。能看出来，她的行为完全是为了排遣无法忍受的孤独。
到了《爱情万岁》，家的状况也没有改观，家似乎远没有一间房子重要。小康与阿泽似乎都没有家，甚至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阿泽开着一辆轿车跑来跑去，轿车有时候就是他的家。小康连轿车也没有，他有一辆摩托车。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有人将一把钥匙遗忘在门上，他就偷偷拨下来，趁人不在时，在人家的房子里出出入入、上上下下。
杨贵媚扮演的林小姐似乎是有家的，但在影片中，根本就没有家庭聚会或聚餐的场面，你只能看到她吃盒饭、吃蛋糕，除此之外，就是在人家的房子，等待来看房子的人。在影片开始，她在电话里叫过一声爸爸，然后，爸爸就再不没有出现。
对她来说，家只是个睡觉与洗澡的地方。作为成年女性的她，似乎除了一点儿性需要之外，她就再也不需要男人了。阿泽和她在马路上邂逅，她就把他领到一间空房子里，一声不吭地做爱，然后穿上衣服走人。接着，她就把阿泽忘了，阿泽找她，她竟然满怀惊讶，拒绝见阿泽。下一次邂逅阿泽，他们又在一起了，只是重复地做了一次爱。
做完爱之后，一个人走在马路上，她莫名其妙地一通大哭，不知是为了幸福，还是为了忧伤。
到了《河流》中，家出现了大“崩盘”，小康的母亲陆筱琳有了外遇，父亲苗天变成了同性恋，儿子跟前女友做了一次爱之后，脖子就歪了。父亲和儿子碰了面根本就不打招呼，就像素不相识的邻居。联系他们一家的全部关系，就是小康的病，父亲带着儿子四处求医，母亲也为儿子的病求大仙“出手”。除此之外，三个人就像生活在一个房檐下的住客。
令人惊诧的是，蔡明亮残酷地将这样冷漠的家庭关系，又做了进一步地颠覆。这就是前文提到的，黑暗的澡堂中跨越了伦理界限的伤……
看来，比及水的混乱与潮湿，家显得更让人伤感与悲楚。
蔡明亮何出此意？
我以为，原因大致有三点。其一，是因为蔡明亮过于看重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他的影片当中人物相对较少，一般情况下，主要人物只有三个，这三个人物之间，要么是朋友关系，要么是情侣关系，要么是父子、母子关系，这么少的人物，要结构故事，必须制造好矛盾。在三个人物之间，因为这三个人物要相依相连，在他们之间要制造大的冲突，必然很难。于是，蔡明亮就用隔膜来表现他们之间的距离，先有了距离，再从距离中找矛盾，这样，电影的味道才能显现出来。
其二，与蔡明亮选择的电影内涵表达有关。在台湾新浪潮导演中，有侯孝贤和杨德昌这样大师级人物，他们二人的传统文化根基都很厚，他们构造的家庭都是在一个大家庭中，或者是在一个家族体系中的，他们在反思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带有很深的历史的、宗族的烙印。只有将这个家庭放置在一个背景中，他们才会去说这个家庭中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一定要意味深长，比如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干脆就直指了台湾的整个现代史，而杨德昌的《一一》，则可以说，剖析了现代家庭当中，每个角色的现实境遇，如果没有这样的大境界，影片又怎么能敢称作《一一》呢？！又怎么一一相生，由一而二呢（英文名《One and a Two，A》）？
或许正是因为侯孝贤和杨德昌等人在电影中的文化考察和历史考察过于深邃，才促使蔡明亮走上了这样的路途。其实又何止蔡明亮呢？与他年龄相仿，后于侯孝贤和杨德昌的林正盛、陈以文、戴立忍等人不也是如此吗？
与其和大师们争走一条死路，倒不如自己走一条新路，这也许是蔡明亮的别致之处吧。
其三，恐怕与蔡明亮的生活经历也多少有些关系，蔡明亮是生于马来西亚的，并在那里度过了十几年的时光才回到台湾。在他身上，对台湾本土气息的反思，远不如对于人的反思来得深刻。所以说，他在暴露台湾灰暗一面时，也与侯考贤等人是不同的，侯孝贤等人，对灰暗东西的观察是有渊源的，而蔡明亮是缺乏渊源的，他更看重于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处境，更多的是向内看，呈现的是内心的问题、情感的问题，如果观众愿意由此来做合理想象，那只能是观众的事，而不是他的事。

有的电影，就像这部，看完了你就一定得为它做点什么，因为你压抑的不得了。你不把心里的感受吐出来，你就难过得要死。 就是这部根本没有爱情的《爱情万岁》。 这里的那些人，一个卖房子的售楼小姐，一个摆地摊的，一个卖骨灰盒的，就是他们三个，在一所空屋里，轮番上阵，有时是他们两个，有时是他和她。他们总是互相躲避，怕被发现。他们可以做肉体的游戏，却几乎没有交谈过一句。 有的是喘息，是沉默，是静的杀死人的寂寞。 他们是些最普通不过的人，他们每天要去兜售商品，做的生意有：卖贵物，如房子；卖贱物，如地摊货；卖给死人（当然是活人出钱），如骨灰盒。有四处陪着看房的，有吆喝招揽生意的，有发夹名片的资料的，都过得挺忙碌挺充实。 他们都不是唧唧歪歪的小资，没时间吟风弄月，忙完生计后觉得寂寞，也全然不是为了寂寞的寂寞，绝没有陶醉其中、自我欣赏的意味，所以，你不可鄙夷他们。相反，你发现的是，你们之间有些共通的地方。 所以，有些细节你看到出神。小康亲吻他的西瓜，如痴如醉；和帅哥阿荣两度一夜情后茫然走在路上的阿美，坐在天色初亮的公园长椅上，哭个没完；小康和阿荣分别穿上女人的衣服和鞋子，扭来摆去；阿美在空屋床上沉沉睡去。 那时候竟是那么自由自在。全都是一个人的时候。 那么爱情呢。人们不是说它是摆脱寂寞最好的良药。为什么有一天你觉得你必须和另一个人分享，才不会寂寞。是他们的喘息声吗？一如小康在床下听到的那样。其实哪里有爱情呢。只是当早上小康从床底下爬出来，情不自禁吻了沉睡中的阿荣，爱情才悄然登场，在不被对象察觉的时候。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了隐藏内心。可以赤裸相见，却没有做好打开心扉的准备。惧怕。又不知怕的是什么。 据说女人长寿是因为她们比较懂得哭。所以阿美那样的对着你哭过了之后，你就只好把她放进你的心里了。她对你哭。尽管也对别人哭。她软弱的样子你全看到了。她跟你有了秘密。因为这个你压抑吧，是你跟她一样感受到了寂寞一样无助。原来，这样的人很多。这一刻你决定爱上阿美，爱上她的哭泣。 在独自一人时快乐，无力承担两个人在一起。 所以，这里没有爱情。 在凡世里决定热闹相见热闹往来，那种热闹格外有种虚浮的调子。至于死后——卖骨灰盒的老板在给大家介绍自己的新产品，这个是夫妻型的，是两个骨灰盒打通，有的人会买两层，另外的是给朋友，免得打麻将三缺一。还有家族型的，打开是更大的空间，似乎可以预见到很闹猛的样子。小康和阿荣在一边静静看着。 他们那时候会不会做邻居，比较有机会说说心里的话？

蔡明亮将自己的第二部电影带去了威尼斯，捧回的是一座沉甸甸的金狮奖。

电影叫《爱情万岁》，里面什么都有，唯独没有爱情。

作为蔡明亮“台北三部曲”的第二部，电影不仅呈现了他对底层人物在台北生存的细腻观察，更是实现了对他们身心状态的一种原创性描绘。镜头对准了演员吃饭、睡觉、洗澡、小便、自慰等独处时相当“野生”的生存状态，包括异装癖等病态的身体行为，这种不唯美只唯真的对日常琐碎生活细节不加节制的选择让其电影呈现出了非同传统的美学样貌。如果说处女作《青少年哪吒》还带有些许“常规电影”气息，那《爱情万岁》则真正开始让蔡明亮走上了一条路：摒弃一切戏剧性叙事，建构于自然主义的表演风格和极简主义的长镜头美学中的，人物在异化都市内的孤独写生。

以杨贵媚和李康生为代表的演员为例，他们在电影中近乎于一种无语声的身体表演（在后来的《洞》中更为突出），对白只剩下了工作对话和无意义的生活交谈，台词的功能性被降低到几近于无，反而大量单调、重复、生活化、甚至有时会有些异质化的身体行为充斥着镜头，人物在时而巨大时而逼仄的城市空间中漂流迷走。这显现出蔡明亮后来电影中常见的母题：在这个高度物化的现代都市，人与人之间是失语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

从处女作《青少年哪吒》开始，蔡明亮的电影就开始呈现了与其深藏血缘关系的台湾新电影导演不同的一个面向，也许与其马来西亚华侨的身份有关，他的电影扎根于台北的地理空间，却从未关注台湾的历史记忆与个体成长的联系，他们的生活永远是现在时的，抽离于政治背景和历史背景，只存在于虚化过去与未来的象征性的“当下”，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劳动阶级每天在无意义的单调工作中摸爬滚打，加上人与人之间情感上的疏离让他们无异于某种都市幽魂。于是，蔡明亮的电影角色就渐渐地成为了一个个被社会和历史双重遗弃的孤独的封闭系统。

回到开头，电影中的“爱情”是缺席的。李康生饰演骨灰盒销售员的小康、陈昭荣饰演的地摊小贩阿荣、杨贵媚饰演的售楼林小姐，他们就像我们身边所有不起眼的普通人，做着没有创造性的工作，封闭而疏离。在林小姐的待售之屋里，小康与阿荣成为了擅闯空门的入侵者，三人在这个孤寂的空间中却又互相躲避，于是看似相连，却又继续孤寂。小康是同性恋者，被压抑的情欲在遇见阿荣后不断滋生，却只能偷偷穿着女装幻想被爱抚、躲在床底听阿荣与林小姐做爱的声音自慰。阿荣与林小姐之间的情欲发于肉体，却也止于肉体，没有灵魂交流，没有情感铺垫，没有甜言蜜语，爱情已简化为性欲，变成一种快餐。电影在结尾用一场名留影史的哭戏宣告了现代社会的悲剧——爱情已死。

这是场笔者认为最美的哭戏，美在真实，痛彻心扉。林小姐与阿荣做爱完的第二天早晨，她一个人走进施工中的大安森林公园，坐在长椅上哭了足足六分钟。镜头凝滞不动，她哭到泣不成声，仿佛这是一场给她自己举行的葬礼。当然，也是场现代人走向死亡的葬礼，在这个高度异化的现代社会，爱情被简化物化为身体的交欢，肉体和精神的分离让林小姐发现了自己正走向死亡的现实。

我觉得这是部很玩味的电影，不需要怎么用台词修饰便还原了人的寂寞，无所事事的生存状态下将所有孤单和性压抑一点一点剖开来给人看。当小康凝重地亲吻那只西瓜时，我期待他下一步的动作不只是把西瓜剖开来吃了而已；当小康将西瓜削成保龄球的状态，我当晚就作了一个梦——李康生在保龄球馆滚出这只西瓜击中了一个瓶子，虽然另外的瓶子安然无恙，他还是自得其乐地笑了。

独自生活太久的人，要么就容易产生性欲，要么容易产生爱情，归根到底，都是想在他人身上寻找回一种对生活的兴趣。可是，无论是做爱过后还是爱过以后，产生的空虚更能使人陷入无趣无味的谷底；往复循环地在他人身上发泄，还不如学着为自己削一只能变成保龄球篮球足球的水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