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转载季海嘉的“似乎没有人提……安杰依·瓦伊达拍摄《丹东》这样一部电影有其现实意义，影片显然在暗示当时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由于严重的经济压力与尖锐的社会矛盾，1980年波兰政府推行通货膨胀的企图引起大规模罢工，由瓦文萨等人领导的团结工会在取得合法地位后迅速发展，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公开反对派。时任总理的雅鲁泽尔斯基在1981年宣布进行军管，团结工会转入地下。《丹东》的拍摄日期基本在实施军管前夕到1982年底瓦文萨获释这个时间段，那时组织松散的团结工会虽也呈现出派系争端的趋势，但还没有很激烈，因此不难看出影片中“罗伯斯庇尔— —丹东”是在暗示“统一工人党——团结工会””

急还加，你确实是个懦夫，哈哈哈哈

厄...又是一篇为了应付选修课作业的文章...真的是数着字数凑够的...老师你姑且看着吧...及格就好。希望不要太寒惨了...



自由，仿佛是一个深入法国人骨髓里面的词语。自从200多年前，当自由在法国人的内心深处觉醒并大声疾呼“天赋人权”的时候，对自由的迷恋以及珍惜的感情就深深根植在他们感情内核里。自由引导人民，召唤人民……无论在什么时代，只要以自由之名为旗帜，必定能迅速调动法国人一腔沸腾的热血，甚至奋不顾身。但恰恰因为这样，这个词语的权力之大也往往让化身为“人民的自由引领者”的人容易坠入迷茫，走上歧途，以捍卫自由的名义为人民拷上所谓民主实为枷锁的锁链自己却浑然不知。这正是自由的迷人之处，同时也是其恐怖之处。
自由，自由。这个词在法国文化里面，不仅仅是纯粹意义上的自由了。自由自在、不受束缚和干涉……这些还不足以解释自由的全部含义。“自由”之于法国人，是一个被法国大革命捆绑着浪漫主义狂热和理想主义情怀的概念。所以自由的威力可想而知，把它形容为洪水猛兽也毫不过分，因为它调遣起迷恋她的炫目光环的人的时候，这些人的确十足像一群愚痴的家伙不计后果地敲碎一切，企图用疯狂表示自己对这个崇高信仰的至死不渝的效忠。
下面我想通过一部真实反映了被这种“以自由为名”点燃了冲动的法国现状的电影来进一步讨论自由之于法国人的意义。
《丹东》，这部波兰导演拍的电影却很好地从法国人的视角来看待这一切。导演这种在动荡的、水深火热的时局中人们被释放的狂热澎湃的激情拿捏得非常到位。和包括法国人对自由的近乎膜拜式的情感，为了实践自由的时候的不择手段或是鲁莽冲动，和被伪装成自由的权柄愚弄时的所表现出来的倔强……再反观这段历史，也许我们觉得这些革命者们都太过可笑，他们在变身自由的捍卫者和守护者这个备受尊敬的角色之后却出人意料地践踏这份来之不易的自由。但如果我们这样认为，那是因为我们所理解的自由太过单纯了。前面已经提到，自由一词在进过大革命洗礼的法国人的心目中是一个捆绑着浪漫主义狂热和理想主义情怀的综合产物，它被神圣化为囊括一切美好追求的代名词。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从伏尔泰口中说出“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表达的权利”这句豪言壮语。可见自由已经让他毫不畏惧，带有点孟子所说的“舍生取义”的气魄。正是因为自由所承载所指代的这一切附加在上面的种种美好，它变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向往，让法国人为之做出像流萤扑火般的奋不顾身的盲目举动仍认为是一种无上的荣幸。献身于自由的事业就等同于是献身理想、献身信仰。难道这不算是一种醉人的方式吗？把自己所投身的事业举到这个高度，相信没有人会拒绝。
回到电影，我们可以仔细分析为什么在大革命的驱动下法国人会对自由表现得那么激进，以致在一段时期里（也就是电影所表现的那段雅各宾派出现内部分歧的时期——1793年的3、4月）会变得令人生畏却又不得不依靠它生存。
《丹东》这部电影所展现的是革命胜利后的雅各宾派的内部分歧而导致的令人窒息的、法国历史上人人自危的恐怖时期。电影的主角是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本同属于为民主自由奋战的伙伴，却因为要维护的利益阵营不同，最终先后成为革命的祭品。丹东要维护他所代表的人民的利益，而罗伯斯庇尔则要维护另一个阵营的利益。电影里德罗伯斯庇尔经常是面容冷峻，肤色惨白，仿佛一具快要承载不住沉重理想追求的躯壳一般虚弱非常。在生活作风上他的清苦与自律确实是不可挑剔的苛刻。他被称作“不可玷污的人”是当之无愧的。然而，这种极致的“纯洁”生活方式并不是不惜以牺牲的代价用暴力封建王朝统治的广大人民所憧憬得到的。罗伯斯庇尔在拥护共同的自由理想时忘记了个人的自由。它释放了所有人的同时又以一种新的权力枷锁捆绑了所有人。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公安委员会，为了镇压革命暴乱和打击投机分子，实行恐怖政策，以打击面过宽而导致人心惶惶。断头台的血迹总是湿润的。和罗伯斯庇尔不同，丹东陶醉于奢华的个体生活，他在电影里带着嘲讽的语气斥责别人：“你若把贫困是为革命的一种美德，就加入罗伯斯庇尔吧”。 他张扬地散播他的观点，在报馆印刷宣传册，面对来抓捕他的人毫不躲藏，在法庭上据理力争，甚至在狱中，也像一个魅力无穷的大明星一样对他的支持者招手致意。显然，民众对丹东的拥护已经膨胀到了要爆发的边缘，巴黎人民呼唤丹东上台执政，治安委员会眼看就保不住以恐怖为代价换取的哪怕是暗涌浮动的平和。与罗伯斯庇尔多年的交情和为之奋斗终生的自由理想没有成为丹东的救命稻草，丹东最终被他亲手建立的人民法庭送上了经他亲自改良的断头台。在丹东头颅落地的一刹间，他把白布蒙在自己头上，仿佛裹尸布。5个月后，他和丹东殊途同归，都死在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上。
电影的演绎或许带有夸张的戏剧性的，但这段历史却值得我们理性地对待，尤其是革命之后得到了什么，这样的收获抑或胜利是否可以和革命过程中付出的惨烈牺牲对等？
在我看来，自由是个善变而狡猾的东西，它在煽动情绪抹杀理智的革命时期扮演正义光辉的领导者，在伤痕累累颓败不安的和平时期却又装扮成温柔慈爱的抚慰者。然而一旦触碰自由的火种，没有人可以忘得了对于她的渴望。透过电影我们可以看到，任何时代的任何革命都是冲刷固有的社会秩序的工具，就像冲刷的断头台的鲜血那样，必须是残忍而彻底的。踏过革命开辟的道路，自由在降临之后不可避免地成为重构权力和专制的工具，待一切新秩序构建好了以后，而她则继续保持者迷人的样貌存活在每个人的心中。没有人愿意揭穿自由之名的丑陋，因为一旦有了这样的觉悟便会导致信念崩塌而深深地伤害到自己。而这些浪漫优雅的法国人只能前仆后继地拜倒在自由斑斓的裙摆跟前，从无数尸体上踏过去，为的是看清这张遮盖掉无尽罪恶的、绝美的面容。我知道这让人难堪，可是我不得不认同。
从一个播报新闻的网站上了解到，法国是全球罢工次数最频繁的国家，大大小小的罢工活动难以计数。虽然当代法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公共投票、全体表决、公开辩论等体现公开原则的活动占主导，但法国人对于罢工热衷却没有削减。从文化心理上分析，这与法国大革命种下的自由的种子有着不可置否的联系。多年以来，这种靠流血暴力换取的自由的精神化身为传统根植在每一代法国人的思想中。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破一切，摧毁一切已经成为一种认识上跨越不过的凹地，法国人很自然就大摇大摆地进去了，而且看来还很管用。这样的文化使得他们与其他民族形成反差或是理解上的代沟。但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虽然日子在小小的不尽人意中磕磕碰碰地过下去，但法国人从来就不缺少以自由之名进行抗议的乐趣，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便这样，自由，这个伴随着法国文化一路走来的意义深远的词，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也就找到了她的定位，继续引领者她的人民向未来走去。



Cowsumy 2010-12-3

法国大革命中，当革命政府公安委员会主席丹东意识到个体伦理的重要性后，也开始了自己和曾经的战友、集体公义信仰者罗伯斯庇尔走向决裂。掌握国民议会的丹东号召结束恐怖，并在人民中树立重塑地位，他不愿再看到“断头台成为礼拜堂”，而掌握罗伯斯庇尔则在革命委员会压力下，誓将“以革命的恐怖主义对付反革命的恐怖主义”进行到底。
波兰大师瓦依达的影片忠实于整段大革命史，在期间，所有人都是焦躁暴怒的。我们可以看到大鼻子德帕迪约饰演的丹东陶醉于奢华的个体生活，并斥责别人：“你若把贫困视为革命的一种美德，就加入罗伯斯庇尔吧。”最终他却成为历史交替期的牺牲品，在1794年风月被自己一手建立的人民法庭送上了断头台，5个月后，敌人罗伯斯庇尔的头颅也来陪伴他了。这是献血融成的大革命史，这也是瓦依达对波兰的担忧。

一部电影的恐惧 不知道它从何时开始 直到我有知觉 直到它已咬破我的皮肉 直到它的毒液已刺进我的血管 渗透我全身 我开始发抖 不知是心脏、血管 还是空荡荡的胃…… 没有胃液、胆汁、胰液、血液 只有燃烧“震颤”的毒液 我体内有各种颜色 各种细微的、密密麻麻的味素 它还在吐红信子 喷出催眠的仪式 我如坐针毡 却困在原地 我想奔出烈焰 又想忍受这煎熬 换得燃烧殆尽后 沉入大海的宁静 可它没有给我海 也没有风 只有继续发热的灰烬 我无处躲藏 也无人倾诉 默默蜷缩在一个人的黑暗里 多么希望 有人轻抚我的背 给我三秒钟温暖 1999年，法国大革命胜利200周年，《南方周末》文化版一整版讨论法国大革命，当时我对法国的一切都充满兴趣，历史书上这章课文，我已默默看了多遍，也对那些复杂的派别关系有些着迷。疯子手里拿着那份报纸十分得瑟，让我眼馋，因为我们住校生能买到的报纸，只有校园破书店小贩手头的那几张罢了，于是我只能找他借，一直缠到他烦了，我才终于借到手去复印，看完。如今这份复印材料依然躺在我家那堆资料中，疯子早已投身哲学，而我也在跟艺术（包括文学）死磕，渐渐远离了少时对政治历史事件的热情。 2002年，我为基斯诺夫斯基着迷，继而发现了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看到他对毕希纳的剧本《丹东之死》的介绍，我第一次用具体到个人的、牵涉到内心信念的角度去看这段历史，心里沉重，我迷惑于丹东的伊壁鸠鲁主义和罗伯斯庇尔的禁欲、严苛统治这两极殊途同归的虚无之境，也怀疑毕希纳写完此剧就病亡有可能是因为遭遇信仰危机。我也有些颓丧，但还不至于恐惧。 2010年，我去一个活动看电影《丹东》。这是一个波兰导演1983年的电影，导演的立场在丹东这边，对罗伯斯庇尔也抱有一定理解，可以想象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部电影蕴含了多少苦涩、悲壮的寓意，也许它就是导演本人的武器。导演势必体会过类似的恐怖气氛，因此能把这种政治压力下的集体恐怖渲染得如此逼真，把我青春时代读到的文字变成了狰狞的影像，摆出这场恐怖的催眠仪式。 可这部电影为何会让我如此恐惧呢？我都恐惧到快要站起身冲出屋子了！等我精神恢复正常后，我仔细想了想这个问题。 恐怖片迷应该知道，把声音关掉，一部恐怖片的恐怖指数会下降很多。严肃电影要制造恐怖效果，配乐及音效依然很有用。这部电影的配乐偏古典，有时用一种音阶变化不大而且拉得很长的声音来营造紧张氛围，大卫•林奇的电影就经常用这种配乐（他自己也常常参与作曲），这种声音搭配人物运动缓慢的动作（非慢动作镜头），能让人产生压力，很有代入感，再添加上有节奏的提琴声——比如公安委员会签署丹东等人的逮捕令时，这一层层声音把气氛推到顶端，也刺激出观众的情绪高潮——似乎《闪灵》的配乐也是这么玩的。 这部电影里的人物声音也让人有恐惧感，每个人物对民众或开会人士演讲时，声音都很激动，因为大革命的政客们演讲时那种压人的气势，本来就是一种征服敌人和民众的武器。这些声音在很好的音响效果之下越发突出，连同民众呼啦啦的声音，一起创造出当时恐怖统治的气氛。 说起这些人，丹东、罗伯斯庇尔当然有许多特写镜头，他们内心的纠结，不是靠对话，更多是靠身体细节表现的，比如罗伯斯庇尔的身体始终笔直挺立，这是禁欲主义者严厉控制自我的外部形态，而他的病态内心，也是从僵硬的动作、人前冰冷人后惊恐的眼神、满身大汗流露出的。有个镜头特写，他演讲的时候，两脚踮起，这既是他色厉内荏的表现，也是他已将全部精神、力量集中到演讲——极端恐怖政策的武器——上的表现。无论是被逮捕等判刑还是准备上刑场，丹东派的人，脸都铁青发白，动作呆滞又如惊弓之鸟，这真是将死之人的神态，化妆化得好。而罗伯斯庇尔的公安委员会委员们，要么眼睛里放出病态的激情光芒，要么妆化得妖气鬼魅，这些都会让观众不安。剧中人处于恐惧、紧张的状态，投入看戏的观众也会跟着恐惧。当被囚禁的嘉米叶•德墨林看到丹东时，我知道他一定会脆弱无助地扑向偶像的怀抱，因为我也入戏了。 这个戏还有个让人产生恐惧的方法，导演会突然给某些静景特写，比如罗伯斯庇尔在画室被画成神话人物的那场戏结束时，镜头突然从他脚下的“阿多尼斯”聚焦到前景的石像之脚，我不知道导演这是要表达什么，但这样的处理加上紧张的配乐确实会让人不安，更不用说那个老妇人擦洗断头台时拍铡刀的镜头了。当我这种敏感的观众被带入那个恐怖氛围，这些静态景物都会让我害怕。 说了这么多，估计我是当晚唯一被吓坏的观众，想起多年前自己对这段历史的兴趣，自然感觉幼稚。历史不是纸间的符号，是具体的血肉之躯和激烈往事。法国大革命中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抱持的两种革命理念，基本上到现今依然存在，这里不再多说。这类电影制造的逼真的历史氛围，能使观众经历一种仪式，或许会打动一些后人：当你想遵循某种理念而拿起屠刀时，请摸摸自己的脖子，看看法国大革命吧。

这是一部很理性地以刻画人物为主反思法国大革命的电影，看完了心情沉淀淀的。
革命的意义是什么？民主和独裁是否只有一步之遥？
法国大革命的意义绝对不是如历史教科书简单描写得那样，任何时代的任何革命带来的都是冲击，在冲击中无序会冲刷秩序，像断头台被鲜血冲刷一样，革命是社会结构最彻底的改变，它是一柄双刃剑，打击一批人，也许会指向自己。丹东要维护他所代表的人民的利益，而罗伯斯庇尔则要维护另一个阵营的利益，罗伯斯庇尔在我看来不是屠夫，他只是一个理想的革命者，在革命的血腥气中他越来越残忍，也越来越背离革命的初衷。在丹东头颅落地的一刹间，他把白布蒙在自己头上，仿佛裹尸布。历史上他和丹东殊途同归，都死在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上。
片子结尾女管家的弟弟背诵着罗伯斯庇尔的革命主张，在他的主观感觉中，这些言语已经游离了自己的灵魂。
看过毕希纳的《丹东之死》，这部法国和波兰合拍的电影是用法国人的视角来关注历史，少了德国人特有的思辨精神。
如果我们要理解法国历史，以及对西方民主和革命的态度有所了解，这部片子值得一看。
两位主演的演技太棒了，不愧是影帝。

《丹东》的海报很酷，电影不怎么酷。一帮爱激动、头发乱糟糟的人吵吵嚷嚷，差不多如此。

《丹东》说的是，法国大革命中丹东被砍脑袋的事，说得有高度一些，是革命异化的事。

如果真有影片中那幕——小男孩在罗伯斯庇尔的床前背诵《人权宣言》，罗伯斯庇尔作何感想？是意识到自己所为已背离信条，还是笃定捍卫信条要有必要的恶？就像小男孩的妈，用打手心逼儿子牢记《人权宣言》。

电影里，丹东是温和理性的一方，他的一派激烈反对罗伯斯庇尔一派的恐怖政治。但丹东坚决反对用政变解决问题，他不想看到新暴力代替旧暴力。丹东相信舆论，相信国民公会公议，他、他的主张确实受到多数拥护，也确实令罗伯斯庇尔忌惮。

敌人有敌人的武器，首先，罗伯斯庇尔们有权把丹东们送上受控制的革命法庭；其次，炮制“丹东派阴谋”，用屡试不爽的恐惧，让声援丹东的最高权力机构国民公会沉默。

罗伯斯庇尔站在丹东对立面，电影中，似乎应该凶狠、残酷、狡猾，但比起住豪宅、有年轻女伴的丹东，生活自律的罗伯斯庇尔更符合世人对革命领袖的道德要求。罗伯斯庇尔要丹东的脑袋，有权争，更多还在二人理念渐行渐远。

丹东被推上断头台算求仁得仁，他是断头台的奠基者，也是革命法庭的奠基者。当国王的脑袋被砍掉，就没谁的脑袋不能砍了。断头台吞没了革命对象，稍后，轮到革命领袖。

革命、革新，抑或只是权斗，若无一条各方默守的红线，便往往加码再加码，走向异化，走向一地灰烬。北宋晚期，旧党范纯仁反对把新党成员贬谪到僻远烟瘴之地，担心自己这帮人有一天遭到更厉害的反噬。当然，他的远见没得到意气风发的同侪采纳。新旧党争已不纯粹是谁更能让大宋好。北宋以靖康之耻告终。

一地鸡毛中，法国大革命迎来新皇帝。欧陆革命紧接美洲革命，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里不乏北美独立战争的英雄，两场革命的走向却大相径庭。那位两场革命两次站上人生巅峰的拉法耶特，他的理性辉映费城制宪会议诸公的身影，大革命狂飙中，他的理性却不合时宜，他很快从弄潮儿成了明日黄花。法兰西要在共和与帝制间摇摆很多年。

在新大陆，新秩序较为顺利地建立，稳固、有生命力。尽管先天条件不同——王政倾覆后，法兰西出现难以填补的权力中枢空白；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原没有权力中心，但两个convention，749名国民公会（Convention Nationale）议员始终缺乏55位费城制宪会议（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代表的雅量。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们不仅得享天年，更留下泽披今日的政治遗产。再回眸叱咤国民公会一时的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他们愤怒的表情、激越的演讲、挥舞的手臂，越是起劲，拿破仑登基就越近一步。

君子政治，看似迂腐，实是博弈各方最佳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