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术上影片是十分成熟的，镜头、叙述、台词、配乐也是精雕细琢。尤其是影片前面部队刺杀内阁大臣的情节，军队行军与大雪天相搭配，颇有美感；再加上煽情的配乐，那些兵变军官好像背负了挽救天下苍生的历史使命，让人肃然起敬。

尽管他们干的都不是人事。

就剧情而言，这是一个不及格政治历史片。

首先，视野狭小。仅把目光集中于兵变的四天里，侧重于表现兵变时天皇、军部、青年军官三者的态度与冲突，对兵变的原因和结果一笔带过，没有深入探讨。使得展现的兵变局限于所谓“尊王讨奸”的表面印象中。

其次，感情戏多而杂。电影在三十分钟后掺杂了太多的感情戏，似乎是想把兵变军官塑造的人性化。但这是失败的，目的不仅未达到，反而令电影后半段显得无聊。

最后，篡改历史。导演似乎十分同情这场法西斯运动，也同情天皇。可二者根本不对付。天皇是知道并明确反对兵变的，根本不是影片所说天皇直到事后才知道兵变；而这些青年军官虽然号称救国救民、荡除财阀，可又推崇对外侵略。本质上与他们所反对的统制派是一路人，是法西斯分子。豆瓣里还有些人同情他们，说他们有胆量、有担当，“一个个都是那么帅”，可真是笑死了。

一开始也没拖沓，说了几句理想就开始动手干了，出了事上边很快就定性为叛乱，叛军内部开始煎熬，又是断粮又是撒传单又是广播招降，军心动摇非常严重，这时候坚定和不坚定的就有分歧了，不坚定的想投降，坚定的想继续硬抗，少数投降的人让剩下的人更加绝望，最后全都投降了，最后的结局都是死，个别人还懂得事先选死法，饮弹的，水果刀剖腹的 总评二星3分，只讲了事件，没讲明事件的起因和后果

现代性与导演意志

昭和7年，5月15日，日本帝国海军军官，日本陆军候补生，以及民间右翼分子（包括大川周明、头山满等人）将策划已久的暗杀行动重新搬上台面，刺杀了时任首相犬养毅，以酬血盟团未竟之志的流产政变，史称“ 五一五事件”。十一个杀害犬养的凶手遭到军法起诉，但是，在审判前，一份由三十五万人以鲜血署名的请愿书被送到法庭，请愿书是由全日本各地的同情凶手的民众发起签署，请求法庭从宽发落。在审判过程中，凶手们反而利用法庭作为宣传舞台，“弘扬”他们一片对天皇的赤诚与耿耿忠心，激起大众更多的同情心，呼吁改革政府与经济。除了请愿书之外，法庭还收到另一份求情书，是由十一位新泻县的年轻人寄来的。他们请求代替十一位军官一死，并同时附上十一根手指表示他们的衷意。

昭和20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当很多第一次亲闻天皇玉音放送的日本国民，听到裕仁天皇亲口承认战败的时候，有的抑制不住大东亚共荣圈梦想的亚洲共同体梦想破灭的打击嚎啕大哭，有的不敢相信盛世强郭居然会输掉必赢的战争而当场昏厥，在日本1987年披露的文件显示，当时的陆军有300余人听完广播之后，接受不了现实刺激，选择自我了断，海军方面则至少有55人自尽。尽管在无条件投降的8月15日之前，日本所有的大城市几乎都承受了美军的轰炸，广岛和长崎还挨了两发原子弹的原爆，当时的大多数人都已经对未来有了一个比较确定的预期结果了，但经过了长时间“厉害了，我的锅”的国家主义洗脑，又在一个封闭且被极端情绪可以引导的环境中，当听到正式宣布战败之时巨大的现实、未来和历史反转之时，还是难以接受这个刺激，而造成精神崩溃。

介于其中间发生的“二二六兵变”，是日本近代史上最有名的一次军事叛乱行动，也是日本特有流行以刺杀方式达到政治诉求的活动的终止，以事件的结果来看，兵变事主的年轻下级军官们没有实现政权的替换，也使得陆军中的“皇道派”势力就此衰落，19名叛军领导人物处以死刑，另有40人得到监禁判决，更是阴差阳错为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扫清了崛起障碍，军方对于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也大增，促进了其发展壮大并实际掌权，且走上穷兵黩武之路并最终导致国家战败........愤青误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相当准确的评价。

如此评价在现代后世看起来确实是一种回望的解释，当然回望整部《二二六》，五社英雄对这些年轻叛军军官们的赞扬、缅怀与歌颂的“虽败犹荣”确实是溢于言表。电影用极为工整的事件时间线性循序结构渐进推进叙事，以强烈形式感的策划与兵变开启序幕和初章，紧接着承接各方政治角力下兵变当事者的心态摇摆，并最终以不得不接受天皇镇压不解和更为沉痛伤感的失败作结......这种理想幻灭的全纪录，体现出一种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滑落，也映照着另一种回归现实并回望历史的回忆视感。而所谓现实主义，其中自然少不了批判成分，且回忆往昔，也无法完全祛除凭吊意愿。序幕甫一开始，就以前步兵大尉村中孝次之口说出“我们的目的是让天皇陛下明白，要铲除贪官污吏，才能达到‘昭和维新’建设新日本”点明故事的缘起与目的，后接第三联队七中队长野中四郎大尉的明志之言“不知我等是狂是愚，唯知一路往前奔驰”作结，集体的荣誉感与个人的优越感跃然而上。结合《二二六》制作上映89年的时代背景，正值日本经济发展的峰值与裕仁天皇的驾崩，隐约包含了五社英雄乃至日本精英对家国走出战后阴影重回列强的荣耀与民族骄傲，与反思军国、缅怀天皇的混杂情感，再看《二二六》故事中讲述30年代国家命运转向的时代，情节藉由事与愿违的兵变下青年军官命运的悲剧刻画，深刻辨析了荣誉与优越的道德来源的分别。可以说，优越来自自己源发，荣誉源于他人给与，就像是世人经常描述道德时会说的道德是用来自律而不是他律的所谓区分“原则”一一对应一样。

但这样人人都知道并想追求的道德静默时代的所谓“共识”，却是在历史上从未没出现过，也实际上不可能出现。因为首先就无法设想一个人和人之间完全无关系、不接触的社会曾经存在过，又尤其是当其他人失德的行为损害你的权利或利益，甚至伤害你的尊严的时候更不可能。在《二二六》开篇的序幕史实背景中，强行攻占满洲，退出国际联盟，乱搞经济，农业欠收，与民争利，民生凋敝，国内不满，国际树敌的窘境，当然被少壮派军官们认为是无良政治家们的道德败坏，乃至损毁了天皇尊严之事。道德不可避免的公共属性，与日本强大的道德传统，让他们无法坐视不理。这样的道德感就像是不应该有任何人违反的律令一样，不过在这种坚持中，可以发现，五社英雄并没有把这些年轻军官处理成单一平面化只为集体荣誉的形象。对于故事第一幕中天诛刺杀的军官们，在后续的情节里，各种回忆杀戮的懊悔与判断，是一股更强的不断冲刷他们耻感与恶感的力量，不断唤起他们的美德优越感。

而自讲求美德久远的古希腊直至今时今日，美德优越感很大意义上就是美德之回报。这种回报，在故事中，既是一个自然人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之中对美好未来的混杂追求，这即包括每个个体对自己拥有的良好“现状”不被改变且能继续延续甚至更好的愿望，另一方面也蕴含着家庭自然角色要求他们为夫为父的家庭责任，再者则是保皇党们肝脑涂地维护传统体制但都不被天皇理解、认同的行为创作......如此混杂就纠缠，结合多线叙事以及视角转换，五社英雄在故事背景上再现了一个面临命运抉择的时代。通过人物的遭遇以及心理描写，巧妙地揭穿了，政治之太平，政治为了好生活的目标，在现代政治、现代政治家手中（官僚系统、军队高层），已经成为不断采用利益来取代荣誉的手段，利益成为新时代政治行动的动机，利益也替代了对好生活的追求，成为了“赢”，从而将故事又扭回到“虽败犹荣”的命题之上，其中不仅包含着保皇保传统之“虽败犹荣”，也隐约包含了军国法西斯时代的“虽败犹荣”。

这种对美德优越避而不谈的替代和反感，必然会导致两种结果，要么让人成为没有也不做道德判断的存粹理性人，在几乎所有事情上，只凭着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去行事；要么让人成为严格遵守道德律令的存粹道德人，从而抹杀一切优越感，成为捍卫所谓至高道德的卫道士。不过在现代历史和现代政治真正的悖论困境是，我们认为绝对中立客观弃绝道德判断的理性人，绝非是不作任何道德判断，而是把所有道德判断道德表述都当做套取利益最大化的机会，并要求其他人都作存粹的道德人，但实际上又几乎没有任何人是圣人，能真正做到捍卫纯洁性的道德人，同样是真实的情况......这种悖论困境，无可避免地成为了《二二六》中一众青年军官们最难以面对的西西弗斯式境遇。

无奈的境遇中，通过对美德优越的混杂与替代的张力，五社英雄把势与人尖锐地对立起来，给角色们的行为与动机带来足够被理解的切入点，有效弥补了略显平淡的剧作上心理状态刻画的质料与形式，使其能够得到较多认同的同时，保持充足的戏剧性。势过境迁，当最坚定的安藤辉三大尉认为愚勇疯狂才能改变现状、开创未来时，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天皇会真派昔日大队长率军平乱。因此当他质问昔日队长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并反问对方时，昔日队长劝导两人一起刨腹自杀向天皇谢罪，安藤坚定地表示自己绝对不会死，却又在紧接的情节中，投降遣散部队，并向自己副官保证后，绝望歌唱银弹自尽。这种复杂的人物描绘，绝望、荣誉、优越与现实考量被纠结在一起，五社英雄对场面的调度掌控呼应了这些含混。在室外全景中，镇压平乱的装甲车驶来；紧接着一个装甲车的主观镜头，履带因为透视的关系，明显带有碾压叛乱士兵的绝望意味，接着大队长出现下达不许开枪的命令；正打一个推镜安藤执意对抗的喊话，反打回大队长是一个希式滑动变焦，意在突出平叛部队的气势；再正打回安藤一个震惊又坚毅的特写，凸显抵抗意志之荣誉；紧接二人走进，组成对话中景，摄像机此时从轴线一侧开始顺时针环绕，直至两人对谈“谈崩”，摄像机停止，此时转到了轴线的另一侧，两人实际空间关系对调，此时一方面由摄像机运动象征着时间滚滚前行的不可逆，另一方面因为越轴产生了叛军与平叛军观念上实际的妥协与理解......之后承接叛旗降下，众人明志散去，将领鼓舞士兵，并衷心感谢后，安藤万念俱灰，含恨饮弹，此时镜头逐渐下移，仰视安藤，足见五社英雄对其荣誉尊敬之意。

如果设想“虽败犹荣”是作者虚构表达出来的而不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我们只知晓荣誉的代价来自最终无所谓牺牲只要可以达成改革结果，如果这种回报只来自于存粹理性或者纯洁道德会有什么不同呢？综观历史与思想的洞察，答案大抵正如尼采在《权力意志》中所说：“关于激情，以及激情等级地位的一整套观念是，好像理性对激情的引导就是理所当然的和正常的，而激情则是不正常的、危险的、半兽性的。不过，就其目的看来，激情无非就是对快乐的渴望。激情的尊严受到损害，就好像激情是最不适当的方法，即无必要，也无推动力，因为激情盼望着没有任何贵重价值的事物，比如音乐。否定激情，宣扬理性，好像后者是自为的本质，而尤其后者不是以何种激情和渴望合乎比例的状态出现的，好像不是每个激情都有理性的成分一样。哲学家们宣扬某种客观性，道德对自身是冷感的，对结果好坏是盲从的，对使用任何危险手段从来不假思索，性格乖张多变，这竟然被认为是优点，甚至予以充分的利用。”

所以，现代政治其实对荣誉的替代，正是扼杀了这种激情，这种认识到自己比别人好、知道自己高人一等的等级式快乐。而理性与激情也从来都是成比例出现的，所以美德优越感也绝对不会等于对道德绝对纯洁绝对忠诚，纯粹道德卫道和存粹理性功利其实毫无二致，都是相当危险的。正是这些既要也要的纯洁性不可能纯洁的悖论可以让人理解，个体（年轻军官们）激情追求与依附要么理性的、要么道德的身份政治（保皇党派别）激情间“卢梭难问题”的张力，无论在虚构作品还是真实史实中都同样存在，其中冷感的“客观性”评判并不比热烈的“主观性”更真，正如影片必须要通过每个人个人的私人经历与境遇来回答他们自我认可。更关键的是，“难问题”让人明白没有自我激情可以假装在封闭的公共激情形式中独善其身并真正实现，热烈的“主观性”也并不是感觉自证的，恰如那些对自己的认可很容易混淆成靠引入一系列外部共同敌人快速建立，却终究会更快地消逝并伤害基本共识，犹如保皇党们直接失利导致的军国法西斯化加速。

至此其实不难发现，公共激情危险的现实意义，早已经超越“虽败犹荣”的共识表达，不单是对个人而言，且对于劣化社会环境更是如此，但日本武士道或者说五社英雄理解的武士道始终在强调一种道德与审美的创造，这也是身为艺术家的五社英雄的一种创造，让人不必面临{理性人}或{道德人}不得不二选一的窘境。此时的武士道除了忠诚外，当然还加入了对下级们和同僚们的责任与自我创造的荣誉。不把自己完全交出去给所谓集体的荣誉，在彼时和现在都是同样的选择-不同流合污，这也是良心的根本保障。在这个层面上，人的自豪感 和 民族自豪感、阶级自豪感、国家自豪感等等根本目的区别，才是五社英雄“虽败犹荣”的自我认可的激情来源，是你知道自己真的有灵魂且高于其他人的快乐，是电影中对英灵们的赞誉，是历史中对施陶芬伯格们、金载圭们的缅怀。

不过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其实理想主义之破灭，犹如终战诏书投降的现实说得是完全无法融入既有规则的承认，和现实主义的实现，更比武士道的理想是更容易融入到现代社会规则去复魅，他们都必须是包含看起的自己、还看重对他人的责任、视荣誉为个人骄傲的一整套理解中，才能产生好的作用与真正的人格，直至良好的生活再度成为可能。当然，稍有不慎，也绝对有可能会有人放弃理解，想去直接通达“理想真理与真实现实”，去融入所谓国体、大棋与星辰大海，被教导去憎恨、仇视、杀戮可能莫须有的敌人，可能不必要的敌人，甚至可能是伙伴、恩人和老师，却被强行扭曲定义成敌人的敌人。所以，在你真正成为一名被接见的百万余众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所谓勇士中的一员之前，审视一下自己是否依然还有高人一等的高贵灵魂，是非常有必要的。

日本愤青的二二六兵变——电影《二二六》


汉风和雨 文


青年军官们的决起


说起二二六兵变，就不能不提到日本国内外背景，《226》（中文名的《二二六事变》，英文名《Four Days Of Snow And Blood》，五社英雄导演，三浦友和等主演）一开始就用文字说明了这段历史的背景：“昭和初期（1930年代），日本攻入满洲，退出国际联盟，国际上处于孤立，同时国内激进派接二连三出动，掀起515事件，刺杀军务局长事件等，加上经济不景，农作物失败，国民的焦虑和不满达到顶点”。


当时的日本的国内背景，一些日本电影也提到，如《啊，海军》中平田一郎、本多勇都是贫苦家庭的孩子，由于无钱读书只能上免学费的军校，而之后本多永的未婚妻为生活所迫而卖身，本多发现后责骂她（本多之前曾对她说，有什么困难希望能够共同分担，但她拒绝了），未婚妻羞愧自尽，而二二六兵变发生，平田一郎、本多勇十分同情兵变的青年军官，但有一位出身较好同事就反对，平田一郎很不理解，很愤怒地说：你不了解贫苦人家的孩子的想法。后来他也认同了同事的看法，接受了这样意见，也就是军队应当一致对外，不要老想参与改善国内政治。而高仓健主演的二二六题材的电影《动乱》也是如此，现将《动乱》的剧情简介录于此：


1932年4月，仙台联队士兵沟口为营救因贫穷被卖入妓院的姐姐阿熏，开枪打死上级军官被判死刑。联队上尉中队长宫城启介为其辩护无效，将借到的一千日元交给阿熏。后来宫城被调往朝鲜。上任后的宫城亲眼看到军队上层的腐败，便想发动兵变。宫城再遇成为艺妓的阿熏，责其自甘堕落，让苦闷的阿熏生了求死之心。为了帮助阿熏，宫城放弃了反抗运动。1935年10月，宫城调至东京第一联队，并和阿熏开始同居。宫城拜访了自己的恩师、皇道派的神崎中校后决定起事，并将阿熏送到父亲家中。1936年2月25日晚，皇道派军人发起“二二六”政变。


这些绝不是什么电影虚构，当时的日本军官末松太平大尉曾对农村的贫困状态有过这样的陈述：“满洲事变发生时，青森第五联队送回战死者的遗骨时，战死者的家属为了想得到抚恤金，在兵营门前演出了遗骨争夺战！其中也有的父母给出征的儿子写信，说战死之后用国家发给的钱来尽孝吧”。高桥太郎，也正是这部电影的一个角色，一个23岁的青年军官，在作为中队副官调查新兵的家庭状况时，才意识到自己在军校的五年寒窗生活是和贫困的世俗隔绝的，深深地体会到国内民生之艰难，这很大激发了他的使命感，并且决心参加兵变。当时的下级青年军官，很多都是农村出身，农村的凋敝对于他们影响极大，但参与二二六兵变的青年军官，最大的32岁，最小的21岁，家庭出身多属社会中层，因为他们既知上层的腐败，也了解下层人民的困苦。


日本国家局面如此，日本的愤青们都要求内修民权，外争族权，对内要求改善人民生活，国民平等，反对腐败，对外要求采取强硬的外交，反对对英美妥协（这些和现在中国的伪愤青不一样，中国的伪愤青只是逞口舌之快，只是廉价的爱国，不会承担责任，所以通常只提对外民族主义，而不敢对内说要求内修民权，因为有风险）。参加政变的青年军官受到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影响，要求昭和维新。（北一辉曾支持和参加过中国的辛亥革命，与很多国民党元老都有交往，与宋教仁为至交，宋教仁遇刺身亡后，北一辉就曾为他追查真相，而有意潜返中国。后来因为1919年五四运动，中国民族主义的矛头对准日本，北一辉回到了日本，积极推动昭和维新，因为参与二二六兵变被处决，北一辉的遗孀在二战后，要求张群协助将北一辉和北大辉的骨灰运回中国，并助其入籍中国，不过现在中国史学家一般把北一辉称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家）


正是因为这样的残酷的事实，所以在电影中，青年军官密谋的时候说：“要铲除贪官污吏，才能达到“昭和维新”，建设新日本。”（电影台词，第1分）之后青年军官在向士兵说明政变意图，动员士兵时的讲话才会提到这些。原安秀兵说：“国民苦不堪言，你们家人也一样吧？在满洲战线的士兵，他们的妹妹要卖身来换饭吃，老农种出来的米，自己也吃不到，百姓没有工作，他们捱饥抵饿，疲惫不堪。”（电影台词，第7分）坂井直则说：“大家听我说，天皇绝不希望百姓如此受苦，是他身边的特权派，对他隐瞒国民的苦况，隐瞒真实的国情”。（电影台词，第7分）青年军官是以清君侧的名义决起的，他们的口号就是尊皇讨奸，昭和维新。


事实上，二二六就是一些底层青年军官的一场政变，中国通常说是少壮派军官夺权，这种说法实在夸张，这些军官最高军衔不过大尉，只是下级军官，谈得上什么夺权，即便成功，权也落不到他们头上，他们不够资格。由于统制派不断排挤皇道派，而驻守东京的天皇的近卫一师被调往中国的满洲前线，而近卫一师正是皇道派重地，立志昭和维新青年军官认为再不动手就没机会了，因为1936年3月，他们就要开赴中国战场了，所以他们时间定的很紧，就在2月26日。


2月26日，士兵被叫醒，执行任务，之前的几天东京便已经下起了大雪，似乎昭示着他们是逆天而行。决起（又称蹶起或是奋起）部队分成八个小组。香田率领的小组负责攻占陆相川岛久之的官邸，强迫高级军官支持叛乱，另一组去占领警视厅。另四个小组的任务分别是刺杀冈田启介首相、高桥是清藏相、内务大臣斋藤实、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刺杀内大臣的小组成功后，再刺杀陆军省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渡边夫人用身体遮住他，不让士兵射击，但士兵将枪探到夫人的身下，继续开枪，渡边身中47弹）。其它两组驱车前往郊区，刺杀天皇的顾问牧野伸显及元老政治家西园寺公望公爵。结果冈田启、介牧野伸显逃过一劫，而长铃木贯太郎也虽然重伤（铃木夫人对安藤说已经铃木已经身中数弹，命不久了，希望不要再开枪，结果奇迹般地活过来），但终究活着，二战末期任日本首相，积极地促成日本投降，西园寺公望虽然推行自由主义而被军队所厌恶，但终究是数朝元老，德高望重，执行此任务的军官拒绝，最终而不了了之。但刺杀任务总体是成功的。


但他们错误估计形势，以为发动兵变，登高一呼，就会有很多人公开支持他们。但他们没想到兵变激怒了天皇，虽然陆军很同情他们，故意拖延镇压，而且很多皇道派的高层人物也纷纷运动，为他们说情，应当说当时有很多国民同情他们的（后来他们被秘密审判，有数万人签名为要求对他们从轻处置）。但是天皇痛恨陆军的恣意妄为，如关东军擅自发动九一八事变，迫使天皇和政府承认既成事实，之后陆军的人又参与了几次刺杀大臣的事件，政变发生后，天皇就十分愤怒地说，陆军简直是在掐朕的脖子。由于天皇的坚决镇压，很多想维护他们的人无能为力，结果青年军官便被出卖了（其实算不得出卖，本来高层的军官也没有赞同他们，自是默认，不存在承诺也就不存在出卖，而且兵变后也积极为兵变说情，而且他们也要自保，做到这地步已经算是尽力了）。但电影故意隐瞒了天皇是决定镇压兵变的最终决策者。


由于形势不断恶化，政变已经无可避免地失败，陆军已经派部队镇压，军队互相厮杀的局面一触即发。本来安藤是所有人中最谨慎，也是最关键的人物，也是最后一个决定参与政变的人，没有他参与，也许根本就不会决定兵变（所以电影一开始的场景就是各军官说服安藤参与兵变，而安藤说不希望牵连到自己连队）兵变的一千四百多人当中，其中八百多人隶属安藤所在的步兵第三联队，这些人中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心态：“如果安藤先生愿意干，我们愿意追随”。安藤极力反对撤兵也正是因为，很多士兵都是因为自己而被牵连到兵变中，他要为参与政变的士兵的命运负责，如果就这样撤退，士兵们落得个国贼的名声，并被军法整肃，他不甘心。


他要为自己所牵连进来的士兵负责，安藤在兵变失败后曾对矾部说：“因矾部君的一句话，我才派出了全部部队。士兵们多可怜啊”（非电影台词，为矾部后来狱中的记述），只要还有一丝希望，他都要顽固地坚持，所以在政变将要失败时他是最反对撤兵的人，与之前态度判若两人，他说：“从来只有疯狂，只有愚勇才能改写历史”（电影台词，第86分钟）野中劝说安藤撤兵：“我们救不了国，也应该挽救士兵的性命和声誉”（电影台词，83分钟）也许正是此言触动了安藤。他之所以如此坚决的反对撤退，也正是为了士兵的命运考虑，因为他已经豁出去了，这是一场不能输的赌博。安藤最终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中午一点左右，他最终下令永田堂込曹长带领部队返回原驻地，并且带着士兵们唱起了《昭和维新之歌》：


“大海上波涛汹涌，富士山乌云密布。处身于这腐败时代，我的热血沸腾起来。特权之士，不可一世，家国之事，不闻不问，财阀之势，穷奢极欲，家国之事，不闻不问。国家将亡，贪官敛财，人民受骗，社会乱成一团。犹如棋盘的布局，我们出动了，为了“昭和维新”的新天地！”（以上是电影中的文字，昭和维新之歌又称青年日本之歌，原文是：“汨罗渊中波涛动，巫山峰旁乱云飞；昏昏浊世吾独立，义愤燃烧热血涌；权贵只晓傲门第，忧国此中真乏人；豪阀但知夸积富，社稷彼心何尝思；贤者见国衰微征，愚氓犹自舞世间。治乱兴亡恍如梦，世事真若一局棋；昭和维新春空下，儿连结为正义！胸中自有百万兵，死去飘散万朵樱；腐旧尸骸跨越过，此身飘摇共浮云。忧国挺身立向前，男儿放歌从此始! 苍天震怒大地动；轰轰鸣鸣非常声；永劫眠者不能寝；日本觉醒在今朝；且观九天云垂野；又听四海浪哗然，革新机会现已到，夜起暴风扫日本；天地之间落魄人。迷茫不知道何方，尘世曾夸荣华者。谁家高楼还可见；功名不过梦中迹，唯有精诚永不销。人生但感意气过，成败谁复可置评；离骚一曲高吟罢，慷慨悲歌今日完。吾辈腰间利剑在，廓清海内血泊涌！”——昭和维新之歌是五一五事变（刺杀首相犬养毅）的主要谋划者海军青年军官三上卓所作的，文中提到汨罗江、离骚，是为了表明自己与屈原忧国忧民的精神是一样的。《昭和维新之歌》在二二六兵变之后成了禁歌，现在为日本右翼的宣传歌曲之一。


安藤自唱起了昭和维新之歌：“从万劫的长眠中醒来，奔向日本的新清晨，只要有梦想，功名算什么，只有忠诚永不销，回顾此生，总可说无憾”，随后安藤便举枪自尽，但未击中要害，自杀未遂，后被处决（这点电影中没有说明）随后野中四郎与河野寿自尽，野中四郎遗书中最为著名的一句，正是电影开始所提到的“不知我等是狂是愚，唯知一路往前奔驰”，事实上这是遗书，电影之所以这样处理，是要强调青年军官的为国献身的精神（电影结束时各个军官说的话，也是真实的，因为青年军官们都留下了遗书，后来也公开了）。而其它的军官觉得应该坚持在法庭上继续斗争，揭露权贵的阴谋，所以拒绝自杀。但兵变之后便是黑暗审判（无辩护律师，不公开审判，一审终审，不准上诉），最终发动兵变的十七名青年军官被枪决。


然而这些青年军官试图改变日本国内困境局面而发动的兵变，造成了政界的恐慌，军部以此要挟政治家，并且借镇压兵变之际夺权。之后便是我们所熟悉的，也正如日本电影《激动的昭和史》（中译为《军阀》，此电影通过此电影可以了解二二六兵变之后日本一步步走向战争，最终走向失败）所说的，从这天起，日本飞快地走上了战争的道路。一切都十分讽刺，本来应该希望改革国内政治，最后却被转移成外交问题，视线被转移到国外了。正如一位中国史学家评述日本青年的昭和维新运动所说的，一个左翼的动机，铸就的却是右翼的结果。动机与结果完全是两回事，愤青误国正是如此，呜呼哀哉。


电影评论


《226》所表达的主题是一群忧国忧民的青年将校，为了改变国民受苦的现状，不惜抛妻弃子，抱者“不知我等是狂是愚，唯知一路向前奔驰”决心，毅然率兵决起，尊皇讨奸，要求天皇亲政，进行昭和维新。虽然其中的剧情大部分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由于很多考虑，这部电影极力淡化、避免涉及负责的政治，而把重心放在描述发动兵变的青年军官，强调他们也是一群有情有义的普通人，有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顾念家庭，也就是强调人性。


强调人性，这是《226》的一个特点，其重心在于此，成功在于此，缺点亦在于此。问题不是电影不应该把重心放在人性上，而在于协调均衡，合情合理。如果这部电影的内容是完全虚构，我自然无话可说，但这是历史电影，基本事实不能虚构，问题不能回避，虚构发挥的范围有限，这就是历史电影的特色——带着镣铐跳舞。《226》最大的问题也正在于它回避了很多事实。下面提出的这些缺点，并不是否认这部电影，只是说说自己各人的看法。



1、天皇的态度



《226》这个题材本身就是政治性的，很多问题都是避免不了，《226》最大的败笔就是仅仅将政变的4天表现出来，既没有详细交代青年军官政变前的活动，对于政变结果更是含糊其辞。尤其是对于天皇对于兵变态度的问题，更是歪曲历史，说政变被镇压之后，天皇才得知此事。其实陆军都是同情兵变的，如果不是天皇在此事上立场极其坚决，兵变也不会被镇压，天皇是镇压兵变的决策者。裕仁的态度一向都不太明确，然而他自认为自己在两个问题上的态度，是他一生中态度最为坚决的：一个就是决定日本无条件投降，另一个就是下令镇压二二六兵变。第一个是终止战争，而第二个则是阻止日本受到军阀的控制，走向战争。


日本涉及昭和政治的电影往往都为天皇讳饰，很多电影根本不惜违背事实，就完全略去天皇的影响，即便不得不提到，也是遮遮掩掩，如《日本的最长的一天》中，天皇总是只有一个背影，唯一的一个正面镜头是决定终战时天皇哭泣的镜头，即便是这个镜头，也看不清天皇的面目。虽然人间宣言已经发表，然而日本国民还是将天皇当做神一样来对待。日本是自由国家，自然可以议论天皇过失，事实上也有很多历史著作论述天皇的战争责任，指责天皇。也就是说日本这样的国家，并非不可以非议天皇，只是有很多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付出代价还是在其次，最大的障碍还是国民感情的问题。对于已经商业化的电影来说，不同于学术性著作，电影是不会冒这个风险的，所以不惜歪曲事实。


2、无头无尾


对于政变前的情况，仅仅以寥寥数句的旁白加上历史照片交代历史背景，还有各军官说服安藤参加政变的情形而已，对于政变的更深层次的背景却避而不谈，如北一辉，西田税等人的幕后影响，之前的五一五事件，刺杀军务局事件，还有矶部在两年前被指控策划兵变而被开除军籍的事件，等等都没有提到。而且对于政变的动机——也就是青年军官对于社会现状的不满，极其社会的危机，在电影中都只有人物对话中寥寥几句的交代。不过也许是不同电影有不同重心，另一部涉及二二六兵变的电影《戒严令》，则是弥补了《226》的不足，《戒严令》的重点主要在政变之前的事件，以及北一辉等人的幕后活动。


鉴于以上所属，《226》这部电影最大缺陷就是无头无尾，将重心完全集中在政变后四天内的事情，而且这四天的事情也是有意忽略了很多重要的事情，将重点方在政变第四天，也就是政变败局最终无可避免地失败，军官们的反应上。对于在前三天各方人物对于政变的态度，以及幕后的政治纷争都没有明确交代，尤其是天皇对政变的态度。电影原名《226》，显然有点名不副实，而其英文名《Four Days Of Snow And Blood》倒是更加确切。


至于政变后的结果，《226》含糊其辞，如安藤自杀但是未遂就没有交代清楚。对于政变后所进行的黑暗审判也没有交代，这些青年军官错误估计形势，天真地以为还将采取公开审判，所以兵变失败后还心存侥幸，认为可以利用法庭来揭露权贵的阴谋，继续在法庭上斗争，所以没有自杀，也没料到处罚如此严厉（十七名青年军官被处决），也就是说这些青年军官没想到兵变失败的后果如此严重。此外，对于兵变造成的后果也回避了。二二六兵变所造成的后果，《激动的昭和史》（《军阀》）中就对二二六所造成的后果有详细的描述。从这点来看，《军阀》所叙述的历史正是二二六之后的历史。并不是说非要详细地交代前因后果，但如果连起码的交代都含糊其辞，那就实在是说不过去。从这个方面来看，《226》是有着很大的缺陷的。


造成电影结构产生问题是《226》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题材，不同电影都有自己侧重点，高仓健主演的《动乱》则是曾更加微观的角度来描述二二六兵变，电影中高仓健扮演的角色是参与兵变的一位青年军官，电影也正是以他为中心。《动乱》的定位就相对比较明确。而戒严令也是如此，主要以北一辉为主线来叙述整个事件，不会造成叙事上的繁冗琐碎。《226》对于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阐释二二六兵变做出了新的努力，所以遇到这些问题也是难免的。


3、其它问题


这部电影最难处理的就是，在一个多小时内，要塑造如此之多的人物。参与兵变的青年军官有十几位，主要的也有好几位，而电影又想把他们塑造成有情有义的普通人，所以也涉及到了军官们的妻子，这样一来涉及的人物就更多了，叙事的范围扩大，战线拉长。这样的结果就是没有太多剧情来塑造人物，造成很多人物的形象很模糊。其中的主要角色无疑是安藤、野中、矶部这几位主要军官。安藤的饰演者，年纪大一点的中国人都很熟悉。电影对于安藤这个人物的塑造还算是成功的，对于矶部、坂井的塑造也是成功的。但其它的很多人物就被边缘化，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这是很失败的。


二二六兵变这样的政治事件，涉及人物众人，事件复杂，自然就造成要电影的叙事很可能流于琐碎，造成零散地无谓的叙事。其中的很多场景，都显得有点无谓，而造成这样的结果也正是这部电影所希望达成的目的——塑造人性化，为了达成这样的目标，造成了很多无谓的叙事，造成电影的节奏被打乱。而且令一方面，虽然整部电影需要交代的事情很多，但电影又紧紧拘泥于政变失败后青年军官的反应，大部分的时间都耗费在这点上，结果造成结构失衡，在很多场景上当细不细，只是闪烁其词。


在一些场景上的刻意刻画，大量使用长镜头一个一个的长镜头的连接，而且跳跃较大，使得电影有点像一场一场的话剧的更替。如军队发动兵变，出发时部队行军时候的场景过长，而对于军官兵变的谋划，以及兵变前对士兵的动员讲话却一笔带过，当略不略，该详不详的感觉。还有最后兵变失败，军官们一个一个告别安藤和野中，这个场景耗费时间也有点长，应该说这是应当刻意刻画的场景，但不应该耗费太长的时间。此外还有不少场景，不能一一列举。


另外，印象最深刻的是其中的饰演军队士兵的演员，演员似乎不是军队的人，而是普通群众，队伍也不那么整齐，而且步伐凌乱，动作不一致，虽然电影配上了整体有力的踏步声，但显然声音与画面有一种违和感——声音是很整体，动作却显得凌乱。当然在场景真实的把握上，《226》还是可以的，很多场景都是比较真实的，如气球、告示，传单等，而且在人物服饰的问题上也没有犯错，之前曾看到有的电影中，兵变军队并没有穿军大衣，而是一般的军装，与事实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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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我等是狂是愚，唯知一路奔驰。
日本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可见一斑。
个人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是有限的，
但从个人的命运里，可以看到历史的轨迹。

不知我等是狂是愚，唯知一路奔驰，这倒是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一直到2战战败的真实写照。

所以看日本人那种对自我的催眠和YY，那种无知者无畏的忠心和忧国，代价是全民的空前灾难。

我记得我们中学历史课本对于226政变的描述是：日本法西斯专政的建立，1936年的二二六兵变。这次兵变中，日本军部法西斯专政建立起来，世界大战的亚洲策源地形成。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对226有个较比详细的介绍，有兴趣的可以看看，基本上，226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灭亡的催化剂和加速器，从此日本的战车就加快马力直奔地狱而去~ http://book.qq.com/s/book/0/18/18605/74.shtml

1.天皇没有现身，也没有说话。

2.该片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在于事前铺垫不足，事后影响也少说，片名使用“ Four Days of Snow and Blood”比“226”更能体现该片所展现的内容。

3.军官们只想过胜利和有利的一面，没有想过失败和不利的一面，如军心、粮食、弹药、医疗、内心倾向己方的一些军政高层的地位和态度等。没多久，终于军心动摇，缺少粮食，得不到更多高层的有力支持。

4.影片开始时，部队那种迅如疾风、势如闪电的攻击产生很有力的视觉和听觉冲击效果，由他们造成的室内混乱情景极具真实感，这是国产同类影片所缺少的。

5.有人说，他们是爱国者，我需要说明的是，他们爱的是大日本帝国，即便国家和人民的状况能够如他们所愿变好，他们也仍然会继续远赴他国侵略——他们认为这是为了国家和人民。

6.军官们充满了理想主义和主观思想，天真而盲目。

7.不管怎么说，他们毕竟做了，而且做得有影响，远胜我国一些只会过过嘴瘾的“愤青”。

在下着大雪的夜晚，懵懂的军人们向着幻想中的维新世界进军。 在大正民主的幻梦之后，面对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那个海东的列岛给出的答案是十分儒家化的——“尊皇讨奸，以清君侧”，试图复刻六十年前的那一次奇迹。但很可惜，当历史第二次回到原处的时候，大概多半会以闹剧结尾。 那一支部队可谓是在吮吸着时代红利而进入体制的朴素平民。在他们有限知识的世界观中，复古思想下那些“明知不可而为之”的义士们就是他们模仿的目标，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把这句话蹩脚地翻译为——不知吾等是狂是愚,唯知一路向前奔驰。但他们的一切冲动，都将把东亚细亚的轨道引向一个悲惨的深渊当中。 这片尾曲播完以后，还是忍不住想到了《机动警察》剧场版末尾，拓植面对为什么不自杀的回答。 “既然闹出了那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自我了断呢？” “也许是因为我想再多看一些…这座城市的未来吧。” 闭上眼睛便是国民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