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二妹子成为了队长，两人的身份保持了某种程度上的平等，也终于得以在一个镜头中拥抱，片中的爱情需要透过政治来自证合理性，所有的所谓情感便全部遵循着政治的逻辑。

与苏联战争电影《士兵之歌》相同的是两者都是在诉说情感，形式的外壳很相似，有两人各自的难言之隐而不得直接倾诉。不同的在于表达内容，《士兵之歌》在讨论真正的爱情，两人的情感悸动，眼神闪躲，曾有过“关于男女之间是否存在纯正友谊”的畅谈，阿廖沙未曾与舒拉提起过自己的英雄时刻，在她面前，他只是一个手足无措的孩子。

而《柳堡的故事》中的爱情与政治的言说密不可分，二妹子对于副班长的称谓始终不变，而自始的爱情似乎是因为“崇敬”产生的，副班长对她说的一系列“新四军讲求男女平等”的政治开化，当一行人营救二妹子的时刻，二妹子从船舱中以仰视的角度望向副班长，加之整部影片又是从指导员的视角出发，更是引领影片的意识形态表达，两人真正情感上的互相吸引被深深埋没（不免让人想起《黄土地》，但后者启蒙的失败则带来新时期的深刻反思）。除却二妹子偷偷给副班长缝制衣服、副班长离开时唏嘘的表情，这部影片的情感表达是单薄无力的，而是将侧重点从“李晋内心的挣扎”落在了“解放二妹子”上。

另一种区别在于情节的发展之上，《士兵之歌》虽聚焦阿廖沙一人，但这个故事背后的广阔的社会图景却得以通过景深、全景镜头传达出来。而《柳堡的故事》则完全将叙事重心放在中心人物上，大量的“苏联镜头”使影片的表意限制了观众的思考，战争与人性皆跌落为附属品。

而结局也造成了更大程度上的分野，《士兵之歌》是沉重中带着昂扬的，开篇便交代的士兵在战场上牺牲，一段段情感无疾而终，永远消逝，留下绵延的沉痛感，战争的反思从此处展开。《柳堡的故事》则是一味的昂扬，与原本的真相更是相去甚远，成为了“想象中的圆满”，歌颂“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单一价值观，这也是所有十七年电影中一尘不变的表述（《白毛女》《龙须沟》《祝福》），而缺少对战争本身的思考与最起码的哀思。

但幸好，《柳堡的故事》中的人物同《士兵之歌》的人物一样，是“人”而非单纯的“完美战士”，偶尔的情感流淌，与王苹将镜头对准幽暗的灯光、对准两人炙热的目光，使得这一人物的内心偶尔显影于银幕之上，《九九艳阳天》的歌声实现了对政治的跨越，实现更大程度上观众情感的共鸣，符合人民的观影情绪（《上甘岭》中的一首《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更是如此）。它比《永不消逝的电波》更令人信服，但它一定不如《早春二月》走得更远，后者探讨的人性复杂性挖掘了更深刻的“人”。

但这一切当然也是时代所限，与成荫所说的“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相对比，在政治的缝隙中，一位女导演在尽力书写情感，这份勇气可嘉，而她对艺术的坚持也可见一斑。

文章名称: 《党•集体•作者——“柳堡的故事”创作的体会》
文章来源：《中国电影》
作 者: 石言
发表时间：195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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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子和小说

1945年4月的一天，在江南天目山区,我到连里了解工作回来,年轻的副班长徐金成送我。走到山腰的凉亭旁,我们坐下来,面对着红透竹林的晚霞,他谈了一会战士们的思想,忽然换了声调说:“我也有个‘军事秘密’呢!”

于是,他告诉我,去年在苏北宝应休整时,在帮助群众劳动中,他认识了一个姑娘。用他自己的话,是“我们手也不曾拉过一拉,可是很要好。”部队要南下过江了,他知道可能从此永别,他很难过,甚至想到脱离部队,去地方上工作。

事过境迁,他说得很平淡。姑娘爱他,他有些得意；有过落后思想，他害羞；倒底站稳了立场，他自豪。

他圆脸映着夕阳，眼睛光闪闪地，望着竹林深处。他说：“呵，抗战真的快要胜利啦！”他没有说下去，我也没有问，因为晚点名的哨音响了。

后来，在日寇投降时的大反攻中，他在江南牺牲了。

他的话，却和其他战友们的心腹之谈一起，长久地萦绕在我的耳际。

1949年全国解放，我重病住院，老战友们来看我，谈起宝应地区的解放翻身，触动了我。到底，幸福的日子来到了，宝应的姑娘一定分得了土地，结了婚，也许都抱了娃娃了。徐金成如果还健在，也会感到欣慰。继而我想到，人们往往只知道革命都牺牲生命，却不很知道，许多革命都还曾牺牲过爱情。而后者，有时比前者还更困难。

我想，把这一点写出来，该有些教育意义吧。

党把我放在战斗部队中，放在革命战争中锻炼，因而，我对新四军的、南方的青年战士是熟悉的，热爱的，对苏北的人民是熟悉的，热爱的。因而一旦有了主题，我感情汹涌，生活印象纷至沓来，情节也就水到渠成。我在枕上写作，时而欣喜，时而含泪，完全回到故事发生的当年。

写到李进别了柳堡地区，随部队南征，我却写不下去了。原来，爱原始材料的影响，我曾经考虑过是否能把结尾写成这样：1949年大军南回，指导员去柳堡见到二妹子，李进却牺牲了。这固然接近曾有的事实。可是我感情上不能忍受，觉得反而不真实。是的，许多忠勇的战士牺牲了，他们牺牲得光荣，有价值；而更多的战士，却和人民一起得到胜利，得到光荣，也得到幸福。我们的时代是人民胜利的时代，大团圆的时代，阴冷的色调是不典型不真实的。这一点，后来在批判“洼地上的战役”的时候，我更深刻地感到是个原则性的问题。

小说发表的时候，李进和二妹子胜利重逢了。

二、从批评中得到教益

作者是幸福的，如果他的作品基本上为人民所肯定，而又能得到许多正反不同的批评。

作者最初往往不清楚认识自己作品的坏处和好处，许多论点各异的评论和口头的褒贬像许多镜子摆在各个不同的角度照见了一切。批评提高了我的认识。

我认识了我的“李进”，他在这样的意义上概括了农民出身的革命战士的命运：个人利益、地方性的利益服从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在坚决斗争中革命利益和个人利益得到了统一。同时，李进的矛盾主要体现在爱情问题上，而他对爱情的态度，又是和他的刚强、热情、聪明、高尚的性格分不开的。作品就应该通过他自己的性格和特殊的冲突来体现它的思想意义。

我认识了我的“指导员”，他身上有另一种矛盾：维护革命利益和关心战士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我们的党为人民的最高利益而奋斗，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但只要革命利益许可，党主动地、无微不至地关心解决同志们的个人问题。而鼓舞和督促每个同志为革命利益牺牲奋斗，又是爱护同志的最根本的原则。指导员必须体现上述的原则，右了是危险的，“左”了也不应该。

同时，批评使我明白，我过份强调了爱情的力量和重要，我的人物为女孩子的命运和自己的爱情过份激动，李进为了救二妹子竟成为不顾纪律不顾一切的人。我还通过指导员同情和肯定了这种个人狂热的思想感情。指导员的性格就是我的性格，在小说的初版中，我世界观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因素有所暴露。

我衷心感谢那些否定“柳堡的故事”的批评，它们使我看到自己的弱点。

后来，在反胡风斗争中，我惊异地听说，有两个胡风集团骨干分子曾从他们的立场观点出发“捧”过我的这篇小说。这使我更清醒了，啊，原来他们在我的人物身上嗅到了个人主义的气息！嗅到了无组织无纪律的气息！

在改编电影的过程中，1954年初，周扬同志曾在信上对我们提示道：“最关键的一点是部队的纪律，特别是军民关系方面的纪律问题，如果这恋爱是发生在部队和驻地居民之间的话；同时又是在紧张的残酷的战斗环境中，像恋爱这类属于个人情感个人幸福的事，就不能不退到生活的极不重要的地位中去。因此，在表现这个题材的时候，不只要表现一种纯洁的、真正高尚的爱情，而更重要的是要把它安置在生活中适当位置上，如果这个位置没有摆好，那就要成为不正确的，不真实的了。……在这种时候，恋爱在生活中所占的地位越小，它的价值就愈高，”

这种种批评鉴戒和指示，结合着党所领导的历次政治思想运动，对“柳堡的故事”电影剧本的编写起着海图和指南针的作用。

三、 电影剧本的弯路
..
黄宗江同志在1950年就开始改编这个电影剧本。从那时算起，到1956年底剧本下厂，断断续续有五年半之久。

因为，虽有上述的指示和批评，但思想艺术水平低下、经验缺乏的我们，还是常常迷路。第一次大弯路，是轮到我执笔的一遍。我写的“李进”完全成为“言论小生”；二妹子被抢时则被绑在桅杆上（因为敌人知道李进要一枪打断桅绳）。当时军委总政文艺处的负责同志曾给了恳切的批评，并说：“同一个作者，同一个题材，竟会有如此不同的作品！”这一次的讨论和批评总算把我们从歧途上叫了回来。

第二次大弯路，是我们忽然觉得应该“反映时代”，应该写大斗争。宗江同志和我商定了一个方案，把故事放在1946年，把敌人变成蒋军。于是大规模运动战，在撤退，还乡团，二妹子在敌后斗争中成长，大反攻……打得不亦乐乎，自以为能激动人心。但剧本拿到总政文化部，座谈会上多数同志不满意。有一些同志说：“不是柳堡子！”原来，有一个简单的道理，却为我们这种文艺学徒所不知：主题本身不能承受外加的大量素材。这样，我们重新回到原小说身上来，实事求是地、单纯地表现原有的戏剧性冲突，也可以说是经过了一次“否定之否定”。

这两次弯路的时间是两年。

此外，纪律问题、部队婚姻政策问题、正面人物的缺点问题、抒情的分寸，以及影片会不会有刺激部队恋爱的副作用等等，都一再使我们伤透脑筋，拿不定主意。

感谢许多首长和同志的鼓励帮助坚定了我们写成它的信心，并使我们基本上解决了这些问题。他们看提纲、看剧本、写信、座谈，不不厌其烦。有几位同志，差不多我们写一遍，就要看一遍，实在够腻的，面他们始终尽心竭力，座谈会上许多发言，当时简直感到莫衷一是，无所适从，而今却觉得是反复辩证。不是这样，我们不知还要糊涂到什么样儿呢！

四、 没有解决的

终于，剧本通过了。导演王苹同志参加了最后定稿。我们非常感谢她，因为她坚定地支持了剧本的抒情风格，她热爱这个剧本。像李进在指导员问他有没有和二妹子讲定的时候说：“没有，讲了也作不来数的，万一我吃颗‘花生米’报销了呢！害她？”我们原已删去了，王苹同志说：“这种话，会使许多女同志感动，这正说明李进的爱情是高尚无私的嘛！”这才恢复了。在她的建议下，我们又创作了一些小说中所没有的情节，如二妹子扯断围腰的带子，小牛拉李进看二姐绣的信物等等，使剧本比以前丰美了一点。主题歌，也是在这里挤出来的。

可是，还是有一些问题并没有搞好。

首先，由于我们，特别是我，性格上的弱点，我们在李进的坚强和多情的矛盾中摇摆不稳（其实这是可以统一的），结果还是稍多地强调了牺牲爱情的痛苦.这一点,竹可羽同志在”大众电影”上写的评论中指导出得很对，今天重新读一遍周扬同志的信，就更明白“位置问题”的重要了。

其次，小说编成电影，李进在出征前夕的内心斗争无法充分表达。这种内心斗争只能放在内心，脸上还是应该像前面所提到的徐金成那样带着自豪的微笑。即使像现在电影中李进向指导员诉说那样，已觉严重了一些，人物软弱了一些；当然李进更不能有任何行动。在当时的军队生活中，军民关系中，任何行动都可能是违反纪律的。而电影却要求动作性，如果能使李进在出征前还和二妹子会面，那冲突可能更尖锐，动作性也更鲜明。这一点，我们尝试着写过许多种方案，始终没有能够完满解决。于是只有现在这样的大段自白。我坐在观众中听着，看着，也真替演员捏一把汗。而正因为应该有高潮的地方不能出现富有动作性的尖锐冲突，也就影响到影片的节奏到后来反而弛缓了。

其他，像二妹子的精神世界没有能更好的展开，像柳堡人民的斗争未能用简练的描写更本质地表现，尤其像指导员这个人物，在小说中，是通过第一人称自叙，较充分地刻划了的，电影中他的形象减弱了。这些，都是我们能力所不及的。

反映革命斗争的作品，首先就是由英雄们烈士们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所创造的功绩。再者，在我们集体主义的社会中，绝大多数作品，又都是在集体的帮助下产生的。党所领导的革命集体帮助“柳堡的故事”提练题材，克服缺点，并使我们作者在思想品质上也有所提高，在合作关系上也严肃融洽。我们深信，这部电影中所存在的思想上艺术上的缺点，将会在对电影的批评讨论中得到解决，为我们今后的写作准备良好的条件。
完

4′15″—4′40″从群像描写转入个体描写，此时的构图为三等分式构图，李进处于最中间，马小宝位于最右边，最左边的一个士兵最为背景。点名了主人公的身份，和李进主角的身份。李进环视一周然后说“这个地方好像到过”这句话更加说明了李进是主角，暗示着李进和柳堡会有一段故事。

5′30″--5′40″老百姓见新四军来了探出头悄悄看，又躲回屋子里。这体现了当时民众对新四军的态度，既好奇又害怕。从光影角度看，新四军战士处于光明中，而老百姓只有打开门那一刻照到了阳光，因为对未知的害怕，老百姓又躲回黑暗中。这也预示着新四军的到来会给他们带来光明。

10″45--11′00″新四军提出要帮田大爷修房子，田大爷露出欣慰感激的笑容。通过推镜头给田大爷面部特写，突出了田大爷的情绪。田大爷呼出一口气，看着新四军露出笑容，也表现了以田大爷为代表的百姓对新四军看法态度的变化。

歌曲《九九艳阳天》在电影中共出现的四次，是电影的一条线索，这首歌一出现也象征着男女主角之间感情的深入与变化，歌词也与剧情相照应。

第一次是李进唱起这首歌，他与二妹子第一次相遇。

第二次是二妹子唱起这首歌，带着少女的羞涩与喜悦，她确定自己喜欢上善良乐观的副班长。

第三次是马小宝唱起这首歌，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马小宝只高兴打出去了，而李进却在忧愁“这一去呀翻山又过海呀，这一去三年两载呀不回还，这一去呀枪如林弹如雨呀，这一去革命胜利呀再相见。”暗示了他们的分离。

第四次响起是在二妹子与李进再次相遇，暗示着他们都事业有成，有情人终成眷属。

13′40″--14′12″二妹子第一次知道副班长，二妹子在弟弟身后透过窗子看副班长李进，这是独属少女的害羞，有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她的眼睛亮晶晶，充满了希望，又面带欣喜，她问了弟弟一些无关痛痒，不需要答案的问题来掩饰内心的激动，她这个时候已经喜欢上了副班长李进。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受国家政策的影响，革命题材电影扎堆上映，如何选取合适、创新的角度使电影脱颖而出，是导演们都在探索的问题。作为新中国建立后的首位女导演，王苹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积极探索新中国电影的发展方向，《柳堡的故事》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一、英雄主义的细腻雕刻
传统的英雄主义人物往往人格崇高完美，只有家国大义，没有儿女情长。冲锋号一响，立马热泪盈眶，立马热血牺牲，永远凛然无畏，永远高不可攀。
柯灵在《浮世的悲哀》里说：“艺术的色相是繁复的，正如人生的色相。波澜的壮阔，飞扬的血泪，冲冠的愤怒，生死的搏斗，固足以使人激动奋发；而从平凡中捕捉隽永，猥琐中摄取深长，正是一切艺术制作的本色。”《柳堡的故事》里，有在情爱里挣扎和受伤了需要休息的副班长李进，有喜欢在背后说闲话的队员，有为了尽量照顾年轻人而殚精竭虑的指导员，他们在情感的挣扎里奔赴战场，在丝缕的牵挂中冲锋陷阵，他们的身上，充满了市井生活的烟火气息，然而却有着更能打动人心的力量。这些鲜活饱满的人物所散发出来的，难道就不是英雄主义吗？
二、革命爱情的积极颂扬
在国家大解放面前谈论小情小爱是不合时宜的，情爱在解放战争时期是一种非主流的意识形态，在国家危难的大背景下，爱情是应该服从、让位于革命的。而《柳堡的故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传达了一种革命爱情主义精神，于是就有了副班长功成胜利之后回柳堡迎娶二妹子的想法，有了二妹子边参军边盼望副班长回来的念头，爱情不再是阻碍革命的靡靡思想，变成了战争胜利后的欢喜憧憬。在特殊年代下，这种革命式的爱情主义，是主流对非主流的归训与收编：家国和情爱通过对话和协商，达到了一个平衡点，让当时观众被社会压抑着的情感在这部电影中得到合理的宣泄。
然而令人悲哀的是，在经济发展为主要目的、拜金主义和务实主义盛行的今天，社会上五光十色的物质诱惑无声息的腐蚀着每一个人，让影片中理想主义式的情感好像显得幼稚又违和，然而社会对人的异化越深，影片里这种原始单纯的美好人性就更显得弥足珍贵。
朗朗上口的《九九艳阳天》循环反复着贯穿全片，使得影片散发出昂扬乐观的精神面貌，柳堡的河水静静地流淌，淳朴的爱情故事在今天依旧温暖着人们的心灵。

在电影柳堡的故事里，有情人终成眷属，可是真实的柳堡故事呢？感谢崔永元的电影百年，通过采访黄宗江老师，我知道了一个真正的柳堡故事：

1943年冬，新四军第一师三旅七团进入苏北宝应地区驻训，团油印小报《战斗报》主编，只有19岁的胡石言，与一营二连的通讯员，18岁的副班长徐金成约稿，在两人分别的时候，徐金成向胡石言讲了自己的心事，他和房东姑娘好上了，但是胡石言问他俩人有无约定的时候，徐金成说我是要出发打仗的，保不定哪一帐吃一颗“花生米”牺牲了呢，害她白等。

胡石言被徐金成朴实而质朴的感情感动，记下了这件事。5年后，胡石言写成小说《柳堡的故事》发表于1950年的《南京文艺》，后转载与《新华月报》，署名石言。7年后同名电影上映，九九艳阳天唱遍全国。

1945年，那个曾经想留在地方上工作的副班长徐金成在南下的战斗中胸口中弹，牺牲的时候只有20岁。49年徐金成的战友找到房东家，那位姑娘也下落不明……这就是真实的《柳堡的故事》

另，故事也不是真实发生在柳堡，只是那里风景优美，就写在那里了。

“一双神采飞扬的欢眉大眼，一副灵气的纯真笑脸，一口略带江南腔的普通话，一件白衬衫，一身旧军装，就把那个阳光灿烂，气宇轩昂的“副班长”表现得如此清爽、自然。有人说，在上百部文革前的经典影片中，再也找不到比廖有梁更清纯，更阳光的翩翩少年”【源自廖有梁贴吧】


恰如其当的评价，让第一次看完柳堡的故事我，也深深被副班长青春阳光的形象所吸引，可能这也是柳堡的故事给大家最显现的直观印象。廖有梁扮演的副班长，本剧绝对的单主角，陶玉玲扮演的二妹子，虽然算得上是本剧的女主角，但却多少有些花瓶的意味，戏份不多，形象也不突出，毕竟这也是陶玉玲第一次接触电影。剧中虽如此，但残酷的现实却给了我们足够的讽刺意味，阳光小伙廖有梁一生坎坷不已，最后身边没有亲人，63岁孤独的早早离世，而甜美的二妹子陶玉玲，却在文革后顺风顺水，成为老电影艺术家之一，到现在依然艺术生命不老，风采依旧。两位主角一生巨大的反差，不禁让人感叹，命运是如此的难以捉摸，又如此的让人唏嘘不已.....


柳堡的故事情节简单，两个年轻人一见钟情，但革命未成功，副班长经过激烈的心理斗争，坚定了自己的信念，革命以后两人微笑再相逢。在过去那个电影思想贫瘠的年代，如此的崇高单纯的爱情，再结合一点离别和N年后等待的重逢l的悬念，足够让当时的观众醉心不已，更何况放到现在，柳堡的故事也是能打动大家的心弦的，经典，毕竟不经岁月磨砺而褪色。


但现实和命运也再一次嘲nEN了编剧，现实的原型副班长徐金成，1944年在苏北宝应休整时,在帮助群众劳动中,他认识了一个姑娘。用他自己的话,是“我们手也不曾拉过一拉,可是很要好，”部队要南下过江了,他知道可能从此永别，他圆脸映着夕阳，眼睛光闪闪地，望着竹林深处。他说：“呵，抗战真的快要胜利啦！”但是，后来，在日寇投降时的大反攻中，他在江南牺牲了，没有等到与二妹子重逢的那一天。后来，原著的作者在49年又回到故地，但却没有打听到二妹子的下落。


作者基于真实的故事，写成了原作【柳堡的故事】，但结尾，出于政治形势的需要，改编成了最后胜利的相逢，安慰徐班长的在天之灵同时，也让观众不再感到遗憾。其实个人感觉，如果选择真实的故事结尾，柳堡的故事的震撼力和流传的广度还会让电影更加的翠然夺目，熠熠生辉。


文革改变了两位主角的命运，战争也改变了原型副班长徐金成和二妹子的命运，人生是真的难以捉摸.....

只希望逝者安息，生者永远不会忘记你们为革命和电影所作出的贡献，在遗憾和唏嘘的同时，请接收我作为观众最衷心和崇高的敬意！！

九九那个艳阳天
小英莲思恋哥哥直到今
哪怕你一去千万里
哪怕你十年八载不回还
只要你不把我英莲忘
为什么战时的情感就这么淳朴呢？
一去千万里
一别五年载
我在这方等你归
你在那方为我战
就因一个简单的信念
两人相离不相忘
待到和平日子牵手再相爱
一曲九九艳阳天
你唱你心意
我应我心思
两心汇作一渠水
为他日相遇且分别
终成眷属在新日

以下皆是胡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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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子和小说

1945年4月的一天，在江南天目山区,我到连里了解工作回来,年轻的副班长徐金成送我。走到山腰的凉亭旁,我们坐下来,面对着红透竹林的晚霞,他谈了一会战士们的思想,忽然换了声调说:“我也有个‘军事秘密’呢!”

于是,他告诉我,去年在苏北宝应休整时,在帮助群众劳动中,他认识了一个姑娘。用他自己的话,是“我们手也不曾拉过一拉,可是很要好。”部队要南下过江了,他知道可能从此永别,他很难过,甚至想到脱离部队,去地方上工作。

事过境迁,他说得很平淡。姑娘爱他,他有些得意；有过落后思想，他害羞；倒底站稳了立场，他自豪。

他圆脸映着夕阳，眼睛光闪闪地，望着竹林深处。他说：“呵，抗战真的快要胜利啦！”他没有说下去，我也没有问，因为晚点名的哨音响了。

后来，在日寇投降时的大反攻中，他在江南牺牲了。

他的话，却和其他战友们的心腹之谈一起，长久地萦绕在我的耳际。

1949年全国解放，我重病住院，老战友们来看我，谈起宝应地区的解放翻身，触动了我。到底，幸福的日子来到了，宝应的姑娘一定分得了土地，结了婚，也许都抱了娃娃了。徐金成如果还健在，也会感到欣慰。继而我想到，人们往往只知道革命都牺牲生命，却不很知道，许多革命都还曾牺牲过爱情。而后者，有时比前者还更困难。

我想，把这一点写出来，该有些教育意义吧。

党把我放在战斗部队中，放在革命战争中锻炼，因而，我对新四军的、南方的青年战士是熟悉的，热爱的，对苏北的人民是熟悉的，热爱的。因而一旦有了主题，我感情汹涌，生活印象纷至沓来，情节也就水到渠成。我在枕上写作，时而欣喜，时而含泪，完全回到故事发生的当年。





写到李进别了柳堡地区，随部队南征，我却写不下去了。原来，爱原始材料的影响，我曾经考虑过是否能把结尾写成这样：1949年大军南回，指导员去柳堡见到二妹子，李进却牺牲了。这固然接近曾有的事实。可是我感情上不能忍受，觉得反而不真实。是的，许多忠勇的战士牺牲了，他们牺牲得光荣，有价值；而更多的战士，却和人民一起得到胜利，得到光荣，也得到幸福。我们的时代是人民胜利的时代，大团圆的时代，阴冷的色调是不典型不真实的。这一点，后来在批判“洼地上的战役”的时候，我更深刻地感到是个原则性的问题。

小说发表的时候，李进和二妹子胜利重逢了。

这支部队的原型就是现在的16军（原23军）69师205团故事发生在该团一营二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