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红色恋人》及张国荣所饰共产党人形象触发的争议，所暴露出大陆当前批评及创作观念的问题，其意义已超越对影片本身的评论
《红》片故事是由美国医生佩恩，回忆他年轻时钟情的中国女孩和她那假扮"丈夫"的革命者的一段惊心动魄的历程。其间内蕴的高尚情操与人格魅力，令他终生难忘这视点，决定了本片不能正面叙述革命斗争，作为局外人，佩恩的回忆只能是他所知的秋及靳的感情生活。这视点不但关乎内容，也决定了表现手段。片中佩恩奔往上海大饭店时，路上和饭店大堂，均空无一人，这是佩恩的主观镜头，且有强烈感情色彩；亦体现了本片的风格，著重于展示人物的内心感情。
　　再有“佩恩”独自在空屋走动的镜头，不单表现佩恩对他们神秘生活的追录，也呈现了靳与秋作为革命者所遇过漂泊不定，充满危险的生。靳与佩恩会面，在白色恐布的上海，是冒了性命危险的。但他能想到国际舆论，且敢冒此险，表现了也作为职业革命家所特有的政治敏感与胆识。影片亦确实展示了当年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令今日物质生活相当丰富及吸引的当代观众，在精神上得到升华。生活固然多姿多彩，文艺对生活的反映，亦有各种角度。艺术家有权选择他感受最强烈的视点切入并据此展示生活。
　　早期共产党领袖如李大剑、陈独秀、瞿秋白等，都是很高文化素养，是"具有深厚修养的人"，"坚定和顽强，是在于他的内涵"不在外表的五大三粗。靳的形象确是过去作品中所无；他出身自能送他出国留学的家庭，作为充满浪漫气质的文学青年，在法国留学时，爱上学音乐的安霞，并因其影响而参加革命。靳正是经由这独特
的历程，成长为经受了长征考验的红军指挥员；这是他成为"这一个"形象所独有的。
影片有突破框框的创新意义，展现了那个时代革命者对信仰的执着和置生死于度外的崇高境界。其自我超越勇气与开拓精神获肯定。著名演员张瑞芳说："我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张国荣演的靳，我能接受。"曾任《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演地下党员李侠的孙道临说："张国荣演的靳与我演的不一样，但同样是地下党人的形象"。评得中肯！有人说靳只是一个学生领袖型人物，说这种人是上不去的。但历史事实是：早期共产党的领袖，均是知识分子，有深厚修养。共产党恰恰是由这样一批并非因为家中没有饭吃才参加革命，相反是因为能够读书，甚至留洋，因而有可能接触和进而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创立的。
古人对创作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期许，导演在选演员时，选择具有知识分子浪漫气质的张国荣饰共产党员，而选形象粗犷且演惯英雄的陶泽如饰叛徒，导演说难道叛徒就一定是小白脸么？当然，观众可以不赞成导演的选择，但也只能从影片的实际出发，指出这种选择错在何处，却不能斥责这选择本身。如今影片中佩恩的形象非常有光彩。好莱坞的编剧除另外对剧本的节奏提了一些意见外，并没有改变剧本的结构及人物关系，足见导演和编剧的大胆着实的眼光。

“太阳出来了，一只鹰从地面飞向了天空。”——“红色”加“恋人”，“抗战”加“张国荣”，这样的混搭本来就是披着主旋律外衣表现自我。

从头至尾贯穿影片的是根红苗正的革命大背景。作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红色电影，都不免要表现一下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于改变残缺破碎现实的大路上。这是一条太漫长的征程，因为谁都不知道这“漫长”两个字到底指代多长，也不知道到底会有怎么样的结果。所以我们说，处于革命末端的人是幸运的，能收获到守得云开见月明的胜利喜悦。而之前呢，以靳和秋秋为例，我们称他们的行为为悲壮的”为全人类的事业而斗争“也不为过，毕竟是超越了”自我满足“的战争。

革命是什么？革命是无数行尸走肉在某一种要求”先破后立“的精神感召下汇聚而成的时代洪流。且不说这洪流的方向如何，因为最后的胜利享用者们早已将其定性为”正义的、科学的、前进的“。但作为靳这样的领导者，能在一片混沌中坚定地朝某一个看不清形与色的目的地前进，这是真正的勇敢。

影片在正确路线上做足功课后，终于可以展示更多的东西了。世上从来都有主旋律，但也从来不能没有每一个个体对自我的追求。我总觉得，那些敢于擎大旗者首先得是生不逢时的浪漫主义者，不免想起那个时代的那些俄罗斯用手风琴拉出的革命旧曲子——踏在一片荒芜上，追寻春风沉醉，绿草如茵。有梦想，敢构想，才看得到残破现实和乌托邦之间的距离，才会有了改变的念头。影片中的靳是这样的浪漫主义者，回顾历史，空想社会主义的傅立叶是，穿行黄沙中的切格瓦拉是，我们的马克思也是。只是后世往往处于某种需要将这些人神化，隐去了些最本真的作为人的属性而已——没有对自我需要的追求，何来投射至整个时代的改变的探寻？又何来点燃带动千千万人同行并肩为信仰而战？

宏大背景和对真实浪漫的挖掘的对比，就营造出了本片布尔乔亚式左翼分子的气质。

“如果不能骄傲地活，我宁可死。”可以说，影片更多的是表达了一种全情沉醉并热烈追求美好的生命方式，爱和革命只是其表现形式。

想起郁达夫曾这样写过：“当这样无可奈何、春风沉醉的晚上，我每要在各处乱走，走到天将明的时候。”若是走着走着就能等来天明那是最好，但痛苦就在于这世界的尽头从来不因谁的主观意志而成为真正的仙境。因此在浪漫和现实的拔河中，我们能见到的美只有昙花一现和消逝于时间。至于那些“亘古的美”，通常只能以惨烈的方式得以保留——白流苏和范柳原得以患难需要一座城的覆灭；卡西莫多只能以白骨的姿态永远抱住爱斯梅拉达；而法国影片《两小无猜》中的于连和苏菲呢，他们也只有在倾注而下的水泥中长长地吻。——永恒即毁灭。

哪里会有什么永垂不朽，一切到头只会被时间磨得黯淡。电影的最后是死亡和新生的同步，坚定不移地大力弘扬了革命者弦歌不绝的意蕴。但对于每一个个体本身，死亡即永远结束，一转身，万劫不复。

短暂相拥，只需沉醉，无所谓，即使下一瞬间就是黑暗无边的尽头。

记忆中当年我是到电影院去看的。 因为对于这部电影，脑海深处深深地留下了在火红的壁炉旁，女主脱衣裸背的镜头。 虽然只是惊鸿一瞥，但那1秒钟的呈现却烙印深刻。 在读高中的时期，在刚刚性成熟的时期，在当时的环境下，能在大荧幕上看到裸背， 可谓有些“震撼”了。 所以，才会印象深刻。 （女主露半乳，裸背，不知道是替身还是梅婷？）

这种影像的冲击，以及非传统的革命恋人故事，至今来看，在革命题材影片中仍然算得独树一帜。 这是典型老派的、学院派电影的味道，带着胶片的质感，内容呈现上是 精英的，浪漫的，理想主义的。 当时年幼，对于世界和人生都还非常朦胧。 好在在心底留下的启蒙也好，感触也好，是正面的，美好的。 这种美好就像《红河谷》和《黄河绝恋》曾带给我的美好一样，是我的电影启蒙，而我更是把《黄河绝恋》誉为我与电影的一场初恋。 初恋当然是美好而记忆深刻的，不是吗？

大荧幕上的梅婷属于传统的女性审美，毕竟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不是谁都有的。 不曾料想，来自香港的张国荣极佳地诠释了一位浪漫的理想主义革命者，一点都不违和。 真真是做了很多功课，真真是有天赋的演员，毕竟是出演了《霸王别姬》一角的一时无双的天才型演员。

在一个个革命者成为烈士后，革命终于成功了。 革命成功后的世界若真如那些理想主义革命者希冀的一样，那该是多么浪漫的一件事儿。

二十一年过去了。再次欣赏了这样一个红色的恋人故事。 就像最近又重新听起了朴树90年代末发表的《我去2000年》。 朴树的朋友张亚东说：那时曾以为到了2000年，一切都会变美好，而结果却是，我们都老了。 《那些花儿》开了又谢了，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幸运的是我，曾陪他们开放。 他们已经被风带走，散落在天涯。

前些天趁着下班后的闲暇时间，独自一人去了中国电影资料馆，剧场那天放映的影片是《红色恋人》。那座电影院几乎每天都会挑选一些颇有年代感的国内外经典作品予以放映，电影票价很亲民，十元一张。

之所以去看《红色恋人》，吸引我的是张国荣和他在电影中的身份——共产党人。看之前我有顾虑，这样一个身份赋在一张风情万种的脸之上，是否存在一些违和感？担心看得过程会跳戏，生怕被他一个眼神带到另一部电影里。可转念一想，革命本就是一番浪漫的事业，豆瓣上有人评价张国荣为“史上最浪漫的共产党员”，是不是最浪漫不得而知，但有点我确信，张国荣的确让人对共产党人的形象有了新的认知。

电影情节并不复杂。主要人物有四位：张国荣（剧中名为靳）与梅婷分别饰演共产党人，泰德·巴勃考克扮演一个外国医生，陶泽如扮演反派（后面称其为特务头目）。

电影发生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梅婷在一个雨夜敲响外国医生家的门，谎称自己的丈夫（张国荣）生重病需要医治，外国医生心生怜悯，与她一同前往。诊断后发现，张国荣身负重伤，外国医生说第二天需要梅婷来医院取药。第二天外国医生没能等到梅婷，他带药去到昨夜的地方，然而人去楼空，自己反而被特务们当做共产党人被抓，后因其与特务头目为故交才被释放。此时外国医生醒悟，梅婷和重病的张国荣都是共产党人。

外国医生被释放后心生怨气，因为梅婷牵连他暂时被停了医生的职位，但他发现自己非但没置之不理，反而爱上了梅婷。几番周折，外国医生又与梅婷相见，他向梅婷表达爱意，梅婷婉拒，她向外国医生道出她与张国荣之间的故事。原来梅婷是在张国荣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被张国荣的气度不凡所吸引，心生爱慕，而张国荣本身身患重病，一颗残留在脑中的弹片会使他的脑神经出现病状，产生幻觉，他误将梅婷当做深爱的妻子，而其妻子早已逝去。

某次张国荣发病，他当着梅婷的面，喊的却是已故妻子的名字，梅婷觉得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她离张国荣而去，主动投向特务头目，而其实梅婷正是特务头目寻找九年的女儿，梅婷假借认父的名义，实际是想接近亲生父亲，然后杀死他，梅婷在走之前为张国荣留下一封信，信中告知张国荣实情，即便张国荣将她当做亡妻，但她仍旧爱着他。

梅婷杀父成功，也因此被捕。张国荣认为愧对梅婷，他决定救出被捕的梅婷，而方法就是以人换人，用他与梅婷作交换。交换那天天降大雨，这对革命恋人太久没能相见，梅婷与张国荣在雨中相拥，而她也早已怀了身孕。

梅婷产下孩子那日，亦是张国荣剧中被执行枪决的那天，最终，梅婷因难产而死，张国荣死于乱枪之中，梅婷产下的女孩由外国医生抚养。

看电影的时候有个小插曲，电影进行到大概三分之一的时候，画面突然跳到最后张国荣和梅婷在雨中相拥去了，在场的人包括我都感觉到情节不对。过了一两分钟画面中断，剧场一片漆黑，一些人的呢喃之声清晰可闻，但大部分人又在屏气凝神，等待电影恢复。此时，我能想象放映员在倒腾影带忙碌的样子，过了一会画面恢复正常。所以你看，其实跳戏的不是张国荣，而是放映机或者影带。

事后我才得知，观影过程遇到的放映事故，实属破天荒，有人在网上感慨“久闻大名的小西天放映事故终于被我遇到了，这辈子值了！”。想想自己也是误打误撞，可遇不可求的播放故障突然降临，当时不得知，事后不免回味。

《红色恋人》让我感慨：爱情真的是很玄妙的存在。电影里张国荣爱着死去的妻子，梅婷爱着张国荣，外国医生爱着梅婷，交织如网的爱情最终结局怎样呢？梅婷在雨中抱着张国荣时问他，你真的爱过我吗？张国荣什么都没说，忘我地在雨里吻了梅婷，临走前他对梅婷说，“一定要给孩子起个好听的名字。”

他们终究是彼此相爱了。

外国医生曾在雨里对梅婷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一次比一次用力，一次比一次大声。最后他放不下这份爱意，成为了那个孩子的养父，他爱那个孩子，一如他爱着梅婷。

电影里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这样一句台词：

男人直到爱上一个女人，才真正变得成熟。

现实中女人往往对成熟体贴的异性心向往之，然而在不少女人眼里，男人又像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何为成熟，何为不成熟？人人答案各异。但或许，在遇到真正愿与之长久的人之前，成熟与否都是借口。不爱的人，再成熟也枉然；爱的人，不成熟亦偏爱。

说远了......

有一件事我还是后知后觉。看完电影回家，在豆瓣电影查找关于《红色恋人》的评价，有人在短评里提及，那天亦是张国荣的生日。如此想来，一个特别的日子，一次意外的事故，这次观影的体验又多了几分温情和怀恋。

62年前，世界多了一个他。

你在那边，过得好吗？

剧本没有出彩并且略显简陋的地方，哥哥的国语宣言听起来也不自然，但哥哥的演技，他的每个表情动作完全让人忘记了他国语表达上的欠缺。这算是哥哥第二次演这种和他以往形象相差径庭的角色，第一次是新上海滩。但无论什么角色哥哥都能表现到极致，每个角色都会被打上张国荣的特殊的烙印。用导演的话说张国荣是用生命在演戏。

“太阳出来了，

一只鹰从地面飞上天空，

忽然在空中停住，

仿佛凝固在蓝天上，

谁也说不清，

它为什么飞，

它需要什么。”

这是《红色恋人》中张国荣反复提及的一首诗词。在剧中他为了这首诗和他的信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同对他日后真实人生的预言一般。

理想主义者总是浪漫和炽热的，无论是在他临死前还是过往的一生中。他们曾是这个国家最闪耀的一群人，时光荏苒，洗尽铅华，兜兜转转之后我们又回到了他们彼此相遇的那个十字路口： 又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

贫富悬殊、阶层固化、996、高房价，

以及拥有100个情妇的“能人”和把大G开进故宫的“精英”。

那辆大G仿佛凝固在十字路口的正中央，不知往何处转向，而我们站在十字路口的另一侧向年轻的他们大声询问：“公平”与“正义”往哪个方向？

他们好像没听到，朝我们挥了挥手，坚定地走向了分叉出来的那条道路，回头报以最纯洁和灿烂的微笑。

然而我已经在那条道路上看到：

以理想的名义，让数百万乌克兰人在大饥荒中饿死；

以理想的名义，让300万柬埔寨人被屠戮；

以理想的名义，让数百万埃塞俄比亚人重复了在乌克兰发生的惨剧；

以理想的名义，让朝鲜人亲手铸就了金氏祖孙的封建王朝。

在那条道路的尽头，并不是“终极天堂”，而是阴森、寂冷的古拉格群岛。从太平天国到纳粹德国，以“天堂”为蓝本，以“革命”为精神，宣扬一个阶级取代另一个阶级、一个种族消灭另一个种族；以“信仰”的名义制造一场又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就是为了不计一切代价到达最后的“天堂”。

理想主义者，以为自己掌握了宇宙的真理，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坚定无比、无所畏惧，殊不知自己正在一步一步变成魔鬼。

我想喊，却喊不出。我不能阻止他们，也阻止不了他们，鹰击长空、飞蛾扑火，理想主义者曾经那样炽热地燃烧过，哪怕面对最终沦为灰烬的宿命他们也在所不惜。

我没有“终极天堂”给他们，但我有终极答案要告诉他们：

殖民时代在不久之后就能终结了，“租界”会以一种极具为讽刺的形式结束在汪精卫政权的手中；

中国加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转移浪潮，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尽管，它可以提早30年加入。

韩国，一个在你们那个年代啥都不是的地方，一跃成为发达国家；而朝鲜，成了另一些理想主义者的终点。

中国，在百年之后实现了民族的富强、独立；却不是以你们这些理想主义者的方式实现的，而你们对“公平”、“正义”振聋发聩的呐喊至今却仍然有效。

而在没有你们的今天：

威权主义者和“精英”们戴上红帽子，维持着他们的统治。

民粹主义者手拿着红宝书，将自己的愤怒宣泄在那些“资本”之上。

至于那些没能见到这一切的理想主义者、没有机会变成“魔鬼”的理想主义者，则是幸运的，正如诗中所说：

“太阳出来了，

一只鹰从地面飞上天空，

忽然在空中停住，

仿佛凝固在蓝天上，

谁也说不清，

它为什么飞，

它需要什么。”

他们永远的，留在了自己纯粹而美好的梦中。